二 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界同人

要对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生平和作品做一通达的研究，首先得回顾一下伊丽莎白时代最后十年之初的剧坛状况，因为剧作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的。故事也许该从1583年讲起，这一年可以说是剧团史上的转折点。是年，国务大臣弗兰西斯·沃尔辛汉爵士委托宫廷宴乐主管埃德蒙·蒂尔尼挑选一批演员直接侍奉女王，“女王供奉剧团”的演员都是从当时最显赫的剧团中选拔出来的。其中，有苏塞克斯伯爵的剧团，有莱斯特伯爵和牛津伯爵的剧团，也许还有德比伯爵和亨斯顿勋爵亨利的剧团。这些演员当时已在宫廷露过脸，他们跻身宫廷侍从官之列，可能不享受俸禄，却有资格穿皇家号衣、佩戴皇家徽章。至于此举何来，人们只能乱加猜测。增加王室官员仅仅作为帮闲，不合讲求节俭的伊丽莎白的习性。有人估计，由于政府力图直接控制伦敦剧坛，以抵制市政当局的权利，1583年的新政策就产生了一场风波。如果真是这样，风波就不仅于此了。管理本地区公众娱乐事务是伦敦市的传统特权，其他联合市镇亦如是。况且，伊丽莎白即位初期，1559年5月16日颁发的一个文告特别把允许戏剧上演的职权委于市长，就如同在其他地方委于治安法官一样，而且谕示市长，不允许干预“宗教事务或公共财产管理事务”的事件发生。显然，许多有关戏剧的事项按理应由地方掌管，地方当局最有资格确定合适的演出时间和演出地点，预先采取措施维持秩序，避免建筑物发生危险，防止传染病流行，只要当局安排合理，计划就会顺利进展。从伊丽莎白政府的观点来看，伦敦市的安排不尽合理，需要在宫廷中演戏作为对她的圣诞“慰劳”。为了节约演出的开支，最好让演员有机会进行公演以谋生。市政委员会由户主和劳工雇主组成。这些人发现戏剧使他们的仆人和学徒心猿意马、不务正业，有时还引起骚乱；而且日益增长的清教情绪对他们也不是没有影响的。1583年以前已经有多年的摩擦。枢密院曾多次说服伦敦市把批准剧本上演的权力授予某些独立人士，枢密院无疑是想授予自己信得过的人士，但这种尝试遭到拒绝。1574年，在一份专利证里，有少许皇家特权被授予给“莱斯特伯爵剧团”，允许他们在伦敦和其他地方上演宫廷宴乐主管批准上演的剧目。同年，伦敦市做出反应，制定了一整套适用于本地区的戏剧管理章程。这些章程本来并不一定咄咄逼人，如果不是用强制性的办法来推行的话。不过，演员们忧心忡忡，在导致伦敦市政当局的失败上，他们起的作用比枢密院本身更大，因为他们在伦敦市区范围以外建立剧院，只接受外郡地方官的管辖，这要比伦敦市市长及其同僚的控制宽松一些，但也并不是“万应灵丹”。夏天，学徒们远离老板的家门，成群结伙去看戏，可是冬天，远道去那些剧院就比较困难了。于是剧团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市区旅馆庭院了。与此同时，清教色彩加浓，大量的论战性布道词和论文促使伦敦市对戏剧采取了断然的反对态度。为时不长的瘟疫流行带来了并发症，在此期间，枢密院和伦敦市政当局一致同意禁止演戏。瘟疫过后，事实证明限制演戏要比禁止演戏容易一些。1581年，枢密院失去了耐心，授予宫廷宴乐主管新权力，让其全权处理全国戏剧事务，不仅有权允许个别剧目上演，而且有权“整顿、改造、允准、推翻”所有的戏剧、演员和剧作家，“连同他们的剧场”。这就重蹈了1574年的覆辙，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1559年的文告，不仅是市政委员会的古老特权，而且地方官和市长的权力，如有必要也可取消。也许是由于气急败坏，伦敦市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一项命令发给各个行会，要求会员禁止他们的“仆人、学徒、短工或子女”看戏，不管是在伦敦市内还是市外。这只能是虚张声势，不可能行之有效。但伦敦市不甘失败，竟然挑战宫廷宴乐主管及其权限，大约是在1582年，通过了一条法令，干脆禁止在本地区演戏，从而取代了1574年的规定。一个具有皇家侍从地位和尊严的剧团的建立可以理所当然地看成政府方面的报复手段。伦敦市慑服了，便在1583年冬天指定两家旅馆庭院供“女王供奉剧团”使用。翌年，这帮演员们还不罢休，他们把状子呈到枢密院。于是双方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番辩论，提出了建议和反对建议，记录上没有正式决定，但事实表明伦敦市当局失败了。伦敦市当局只得到了小小的让步：星期天永远禁止演戏。但在主要问题上，伦敦市当局得屈从于王室权力，只好满足于尽可能经常地说明限制戏剧上演的原因，并把那种限制推行到米德尔塞克斯和萨里郊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