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上帝并非站在强者一方，

而是站在射术精准的一方。

——伏尔泰《笔记本》

第1章 往昔的圣诞回忆

2009年12月

圣诞节……不只是一个外在的节日，

更是一个人内心对家的珍藏。

——弗利亚·斯塔克（Freya Stark）

为了避免在夜空中成为一个明显的目标，UH-60黑鹰直升机的机舱里一片漆黑。枪手操控着机枪守在两侧舱门旁，一直保持着随时应敌的警戒状态。在飞机下方是阿富汗崎岖的山地，那里没有任何人造光亮，甚至比我们的机舱还要漆黑。我只能辨认出丘陵、山谷和偶尔掠过的泥棕色院落。机舱里很冷，我用大衣紧紧裹住自己。现在军队的装备远比我早年军旅生涯时期好得多，但最近我似乎感觉比那时候更寒冷。那是在2009年，我55岁，已经不是34年前那个年轻的中尉了。我最多只能说自己是一名花了很多个像这样的晚上，陪伴在战士们身旁的平凡军官。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圣诞节。尽管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是我作为一名军人所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我环视了一下飞机里的其他人。尽管都戴着连接UH-60的对讲机系统的耳机，但我们很少说话。通常在这样漫长的夜间飞行中，人们都会陷入沉思，尤其是今晚，我深知他们的孤独。“9·11”事件以后的这8年战争，让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在远离家人的情况下度过了好几个圣诞节。对战争中的士兵来说，传统的、必不可少的圣诞节所代表的舒适感是最能慰藉他们的。我们会反复回想过去关于圣诞节的记忆，用它们来重温那时的美好，并不停地憧憬着今后的圣诞节。我感觉自己有点像狄更斯笔下的吝啬鬼，在这个特别的晚上如此苛刻地逼迫他们。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圣诞节会勾起我们深藏的回忆和强烈的情感，但这是我们所选择的生活。

坐在我正对面的是我的副官凯西·韦尔奇（Casey Welch）少校，毫无疑问，他在思念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凯西已经在伊拉克待了27个月，包括在萨迈拉那艰难的一年。当我奉命指挥驻阿富汗部队时，他只在家里待了5个月，然后又再次自愿接受了调配。

坐在凯西旁边的是一名躬身坐在一台昏暗的笔记本电脑前，样子不太威严的士兵。他所戴的阅读眼镜和他脸上的线条正好就是我那时的写照。我看着他工作的样子不禁微笑起来。迈克·霍尔（Mike Hall）是我的老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出色的士兵。他曾服役30多年，之后已在一个不错的普通岗位上工作了18个月，但是一个电话便让这位退役的军士长回到现役，成为驻阿富汗国际部队的高级顾问。现在他将再次度过一个远离妻子布伦达和儿子杰夫的圣诞节。

查理一如既往地坐在我的左边。查理·弗林（Charlie Flynn）上校23年前还是一名中尉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他了。而且我还记得，他的第一个孩子莫莉，是在查理被调至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战场时出生的。几年后他在第2游骑兵营为我指挥一个连队，而他的小儿子肖恩就在著名的路易斯堡教堂的平安夜弥撒上学会了翻过长椅。13年后的2008年，他刚结束自己的第四次战斗任务——在伊拉克指挥一个旅级特种部队，15个月后正要重新调配，我提前在五角大楼任命他担任我的行政助理。2009年5月阿富汗警报拉响时，我组成队伍核心时首选的两名军官便是查理和他的哥哥迈克。

坐在飞行员身后的是一级准尉肖恩·洛瑞（Shawn Lowery），那个负责我们安全的人。肖恩剃着光头，一脸严肃的表情，庄严的举止掩藏了他那枯燥乏味但很顽皮的冷幽默。他对我几个月之前那项不穿防弹衣的决策表示过不满，但还是从容地执行了这个决策。当我收到调令时，肖恩刚结束他最近一次的阿富汗任务，回来还不到一年。但他毫不犹豫地再次前往。

随着12月的冷空气从装有机枪的敞开着的窗户扑进来，我已准备好在下一站下机。这是军事指挥官一直延续的一个传统，那天下午我们就开始了一段在平安夜探访6个前哨站的旅程。下一个是第五站。在每一个站点，我们都会停留，并跟士兵进行一段简短的交谈，地点通常会在他们的食堂。我们借此机会跟他们交流、合影，让他们把照片寄回家，最重要的是感谢他们。这一行程确实使人疲倦，但却不断地鼓舞着我。在几个小时后的圣诞节，我们会再到其他6个基地——几个驻有我们联军士兵的基地，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部队一起度过圣诞节。那些活动，包括在简陋的沙坑和棚屋中进行宗教仪式，都是一场深刻的精神体验。

旋翼有节奏的震动减轻了，我的思绪飘到我所经历的50多个圣诞节。我记得在我们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小房子里，每个圣诞清晨，我的四个兄弟、一个姐姐和我都会兴奋地跑到楼下的客厅，圣诞老人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就安静地堆在那里。我最喜欢收到可以跟那座父亲建造、母亲上色的手工木制堡垒配套的玩具士兵。父亲在越南的那几年，我母亲一直努力想让圣诞节过得特别一点。在我领略到作为一名年轻上尉远赴韩国，跟我的妻子安妮分离整整一年的滋味之前，我也只能猜测出父亲的感受。一支劳军联合组织团带领我们在平安夜里来到非军事区，鼓舞部队的士气，这次探访只能让我更加想念安妮和圣诞节。

对我来说，成为一名父亲使圣诞节变得比从前更为重要。父亲的身份是一个可以让你再次玩玩具的好借口。我记得，我和安妮熬夜为我们的儿子山姆的兰博雕像装配一个塑料堡垒时的乐趣，而且我依然可以听到父亲的责备，因为我最终给安妮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我甚至记得，当我赤脚踩在一块精细的乐高积木上时，那如同踩在尖竹片桩上的疼痛，但现在只感觉好笑。我希望让那天晚上我探访过的所有年轻人知道，我明白远离家人度过圣诞节的那份苦闷。

从2004年开始，我在伊拉克或阿富汗连续度过了4个圣诞节，且往往会在平安夜前往一个地点，然后在圣诞节那天进行一次晚间飞行，去其他地方工作。听着我iPod（苹果音乐播放器）里的圣诞音乐，尤其是那首阿拉巴马乐队的《迪克西圣诞节》，让我更加想家，但我就是忍不住去听。而且我知道正如我对安妮和山姆的思念那样，年轻的士兵们也早已不堪承受无法与家人共享节日欢乐的心灵重负。

随着我们到达前方的运作基地，或者叫前沿作战据点（FOB），我们从空中可以看到一排用阿富汗当地的砖和泥建造的简单建筑物。这是一个小型强化前哨站，由大约75名士兵组成的美国和阿富汗联军驻守。因为建于阿富汗开阔地带的一处高地上，看起来比较雄伟，似乎牢不可破。但实际上它拥有的力量就只是那里面的士兵。几分钟后我就能亲眼看到。我们在几百米远的地方着陆，然后跟指挥官步行穿过大门进入哨站。

因为外面黑暗且寒冷，我们便在里面会见了士兵们。像大多数的小型前哨站一样，这个哨站设备简单但功能齐全。有发电机提供电力。那里有一个小型的操作和通信中心，一个安排有士兵铺位和装备的军营，以及一个食堂，亲人寄来的小树和其他装饰品让这个简陋的营地四周弥漫着圣诞节的气氛。如果去掉一些现代化的设备，那些在1868年的美国西部、1900年的菲律宾、1950年的马来半岛、1952年的印度支那、1956年的阿尔及利亚或1965年的越南执行过类似任务的士兵，都会对这个前哨站感到熟悉。这里汇集了最基本的战争要素，取得胜利更多是要依靠中尉、军士和在偏僻堡垒里驻守的士兵或小巡逻队的行动，而非指挥总部的重要战略。

像往常一样，军官和高级士官都是彬彬有礼而友好的，但较年轻的士兵一开始总是表现得冷淡和沉默寡言，仿佛他们只是因为服从命令才出现在这个场合的。他们的沉默并没有让我恼怒，事情总是这样。不过后来，当迈克·霍尔和我同他们进行群体交谈，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些来之不易的奖项时，气氛慢慢变得融洽起来；我们跟他们合影并回答问题后，他们放松下来。不久，聚集在一起的士兵变得活泼起来，而我也感觉自己跟他们有了共鸣。

在我们准备重新登上UH-60飞往夜间最后一站时，几组士兵要求跟迈克和我合影。集合时，我向一名年轻的士兵介绍了我自己。正如我之前所做的那样，我先看他制服上的等级和名字，这样我就能尽可能自在地跟他说话。我喊了他的名字后停下，然后安静地问他的父亲是否曾经也是一名士兵。他说是。我又谨慎地问他的父亲是不是一名游骑兵。这名年轻的士兵证实了我的猜测，他的父亲正是一名我认识许久的游骑兵。离开游骑兵后，他的父亲加入了一支陆军精锐突击队，直到2005年，他在一次夜间突袭基地组织的藏身处时被杀害。他是在我指挥的行动中牺牲的——那年夏天在伊拉克西部幼发拉底河的一场关键战斗，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恍若隔世。现在，他年轻的儿子又接替他来到了部队。那一刻，我沉默了。

这名年轻人没有表露出任何情绪，没有要求任何特别推荐。气氛很自然。我问候了一下他的母亲并很快继续同其他年轻的士兵谈话。但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在这个兵役可以自由选择的年代里，他，像他的父亲一样，也选择了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圣诞节。我环顾室内这些年轻士兵和那些年龄稍大的军士，他们全都做了相同的选择。

那晚在往北飞行的途中，我明白了战争的连续性。我从历史中了解到战争总是有着可怕的规律性，战争和冲突爆发的原因往往很相似或者具有延续性。战争亦经常使士兵从一开始的热情高涨，发展到产生恐惧、沮丧和孤独的感觉，从而变成一件代价高昂且肮脏的事情。

士兵们同样也有连续性。包括那些在前哨站的年轻士兵、指挥他们的军士和初级军官，尤其是每天与我共事的专业队伍——查理营、迈克营、凯西营和肖恩营。我感觉到他们对延续下来的传统的继承，即对使命的承诺，以及彼此之间恪守承诺。就像他们所追随的前辈以及他们现在所带领的后辈一样，当使命召唤他们并需要他们做出牺牲时，他们便会挺身而出。他们总是低调地奉献，做无名英雄，不期待任何回报。他们或许未能超越他们的祖父辈，但也毫不逊色。

接着便是圣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