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复兴

1982年2月～1993年5月

1982年2月，我在朝鲜的服役期快结束时，安妮飞到了首尔，我们用了10天的时间来游览我前一年所驻守的地方。在3月初，我们飞回了美国，并到佐治亚州斯图尔特堡报到。尽管一开始我们没有察觉到，但当我们回来时，所加入的这支军队已经跟我在一年前离开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

冷战在欧洲的紧张局势随着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加剧，这驱使美国加强因越南战争和随后的预算收紧而严重削弱的军事能力。结果，从吉米·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开始，到整个罗纳德·里根政府时期，国防支出持续增长，到1986年达到顶峰，这个过程改变了和平时期美国的军事能力。

起初，这个变化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接近越南战争结束时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确立了一个振兴美国陆军装备、信条、训练以及最重要的领导力的方针。

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有限预算，军方决定建立5个以M1艾布兰主战坦克和阿帕奇直升机为主体的主要武器装备体系，这将有助于改造军队，并使其拥有远胜于任何我们潜在敌人的装备。1982年，根据1973年中东战争的经验教训，一个被称为空降战役（Airland Battle）的进攻调遣新学说被军队接受，并被用来增强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

为解决在越南战争的6个月指挥期间加剧的领导力问题，1974年，军队创建了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委员会，集中选择营级和旅级的指挥官，提高了指挥质量。同时，指挥任期被延长，增强了连续性。

更好的待遇、更好的招募程序和困难的经济全都有助于提高军队的质量。我在第82空降师时，作为一名年轻中尉，曾努力试图说服士兵延长第二或第三服役期，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组织了委员会来选择营里那些被允许延长服役的士兵。

这些条件都为军队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军队正在进行这样一场复兴，而当我到达佐治亚州沿海的斯图尔特堡时，在我看来这一切还并不那么明显。似乎军队在上个世纪已形成一定的根基。

我并非有意参与复兴进程。为更容易实现我的目标——被分配至驻扎在离萨凡纳亨特陆军机场仅30英里远的第1游骑兵营，我带着个人目的自愿前往斯图尔特堡及其下辖的第24机械化步兵师。为获得游骑兵的资格，我仍然需要指挥一支常规连队——这便是我前往韩国的原因，但没想到被分配为JSA的行动军官。因为斯图尔特堡和第24机械化步兵师在传统上不是士兵们所渴望得到的分配，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很快成为连队的指挥官。

在南卡罗来纳州短暂探访过她的父母后，安妮和我开车沿着95号州际公路到佐治亚州，驶入靠近列治文山小社区的144号公路，驶过一个提示我们进入了斯图尔特堡的指示牌。那里有大门和军事警察检查站——这在“9·11”以后变得非常普遍。但我还是减速，我想我们会很快就会进入主营区。

但没有。在行驶19英里穿过黑暗的湿地和松树森林后，我们终于驶进了就职的迎新中心。我发现迎新中心大部分的军队告示都是指示到达人员完成行政程序和协调住房之类的细节——对于军人家庭来说，住房总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斯图尔特堡的迎新中心设在一个“二战”时期的古老木制建筑中，是那种暂时使用的建筑。现在，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卸任40年后，它依然在使用。在1982年，连附近的营区总部也是同样的建筑物。

在迎新中心，我们先登记轮候可用的军人住房——一栋小而方便的20世纪50年代风格的双层公寓套房。一名在办公桌前工作的中士告诉安妮和我，我们至少要等待20个月。最后，我们租下了一套小公寓住了7个月，直到住房办公室打电话给我们，我和一个朋友才用小型货车装载行李往返几趟搬进了一套两室的宿舍。

我从未去过斯图尔特堡，但曾猜想那里的生活会跟繁华的布拉格堡十分相似。事实却相反。斯图尔特堡建立于1940年，横跨一处广阔的曾经是一片混合稻米种植园的湿地地带。其在战争中曾被用于训练士兵的防空技能。这里最开始用的是木制的复制品，直到加速发展的军工制造业能够生产出真正的金属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斯图尔特堡经历了一次繁荣和萧条的巨大转变。营区的设施以及邻近市镇海恩斯维尔的有限发展似乎都预示着，接下来更可能会是萧条而非繁荣。

我给人事分配军官打报告，期待能立即被派往一个步兵营。但相反，我被告知已被分配至计划和训练指挥部。计划和训练指挥部是一个后勤组织，负责协调军事学校和弹药管理部门，以及许多我不想参与的事务。我想带士兵，指挥一支连队，然后去游骑兵部队。我向人事军官询问缘由。他只是同情地说会想办法。

当我在家尝过几天的不确定滋味后，他告诉我他无法找出更换部门的办法。我深感失望——首先是在朝鲜，现在是斯图尔特堡，我感觉自己被剥夺了指挥的机会。当我来自西点军校的同辈在指挥部队时，我却不知道要在一栋木制建筑里坐多久，还要跟老百姓和几个大家推测是被常规部队拒绝了的士兵共事。那天晚上在家里，我跟安妮谈我想辞离军队。

但我决定不那么做，这意味着第二天早上我必须向那名知道我曾试图避开其指挥部的军官报到。肯尼斯·里昂（Kenneth Lyons）中校是一个曾经希望指挥一支步兵营但没有成功的军官，身材矮小而热情。在越南战斗中5次负伤并为军队奉献一切之后，他有理由感到失望，甚至痛苦——这更胜于我。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我知道我的第一句话和举止将决定他对我的印象。

他非常专业而谨慎。他说，听说我曾希望分配到一支军队，但他需要一名军官，而我就是那名军官。他在观察我的反应。我曾想抱怨这不公的制度。但在仔细思考并跟安妮谈过后，我意识到这是我希望成为一名军人而带来的责任。

“长官，我非常想指挥一个步兵连。”我小心地说，“虽然我被分配至您这里，但我愿意尽我所能，同样努力和充满热情地为您服务。”我停了一下，“在我实现我的承诺后，如果您能帮我争取到指挥一支连队的机会，我将十分感激。”

他露出了一个微笑。我们都对被分配到行政职务感到很失望，但我意识到，如果他可以无怨无悔地服役，那他就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不出我所料，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上司。

接下来的7个月都非常忙碌。我认识了当时的少将约翰·加尔文（John Galvin），我们部门的指挥官，以及协助他的副官戴夫·彼得雷乌斯（Dave Petraeus）上尉。戴夫在营区里的职位是独一无二的。部门的指挥官通常会非常小心地选择他们的助手，并且这个职位要求一名年轻军官为人特别可信。此外，作为一名上尉，戴夫一直是一名军队的营级军官，通常这是少校的工作。在到西点军校著名的社会科学部门任教前，他本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工作。

我比戴夫晚两年进入西点军校，但我知道他是谁。在斯图尔特堡我们偶尔会走在一起，他会把我介绍给附近营区的领导者。对我，一个此前没有任何机械化经验，希望指挥一个步兵连的新军官来说，戴夫的支持非常地宝贵。自此我们便开始了一段在“9·11”后经常并肩作战产生的的友谊，这段友谊断断续续保持了多年。

在1982年的夏天，第24机械化步兵师在加州欧文堡的国家训练中心（NTC）进行了第一次轮训。这个训练中心位于加州沙漠，横跨一个罗德岛面积的地区，曾是乔治·巴顿的第2装甲师被部署到北非前的训练场所，也是我在1977年作为一名中尉和第82空降师一起空降的地方。现在，第24机械化步兵师的两个营队与一支陆军部队打了一场为期两周的“战争”，这支部队采用苏联战略，使用改装成看似苏联坦克和运兵车的车辆，被称为“假想敌部队”（OPFOR）。

国家训练中心代表了一个军队训练新时代的开始，并且是我父亲在越南时的师指挥官威廉·德普伊上将的思想成果。作为陆军的训练与准则司令部的指挥官，德普伊强调训练必须增加对现实状况和问责进行双重考量的观点。国家训练中心在1977年获得批准，允许部队如真实战斗般进行训练。

那个夏天，第24机械化步兵师的两个营惨败给OPFOR。对于第24机械化步兵师，以及其他几个敲响了类似警钟的营区来说，在国家训练中心取得成功成为他们的新目标。

国家训练中心进行的并非实战，但在1982年，它是最高级的模拟演习。新的多用途综合激光交战训练系统（MILES）考虑到了在相对真实的战斗中，总有一个赢家和一个输家。如果被敌人的激光击中，车辆和士兵就会被“杀死”或“受伤”。这个先进的系统会对战争进行评估，其中每辆车的位置和行动都被跟踪和记录，并且可以回放，以提供给正在训练的部队进行分析。

像战争一样，整个体验可能是残酷无情的。在1983年12月，我指挥一个机械化步兵连队进行轮训，我们花了48小时兴奋地准备捍卫一条沙漠通道。在我们挖掘战斗阵地时，我几乎没有睡。我们建立了数公里长复杂的障碍和坦克壕沟、雷区以及无数带刺的铁丝网，并布置了关键武器。为了加快速度，我们在障碍物间留下了小空隙，但在空隙旁边巧妙地堆积了必要的物料，好让我们可以在敌人发动攻击前轻易地关闭这些通道。

但在关键时刻我们未能关闭通道。在烟幕的掩护下，OPFOR开拓进攻路线突破了我们的防守。克劳塞维茨⁽¹⁾的格言：“在战争中的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最困难的”被证明永远正确。

国家训练中心的轮训很有启发性。这在和平时期是第一次，一支部队及其指挥者的有效性被完全呈现。战斗回放后的长篇评论，揭示了计划、协调和执行过程中的缺陷，并把这经历深深烙印在军队的灵魂中。

挫折并不都是坏事。沙漠战场上的“灾难”成了军队共同的记忆和教训。没有战争时，我们会讲述国家训练中心的故事。这些有趣的故事把士兵们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在家庭聚会中被一再讲述，这甚至把他们的配偶也联系在了一起。国家训练中心创造了一段覆盖许多军队和服役士兵的共同经历，做到了和平时期所能做到的全部事情，建立了如战争时期般的关系。

1982年11月20日，我参加了邻近马里兰州安蒂特姆河战场的约翰·F·肯尼迪50英里长跑比赛。撇开之前的苦恼不说，我非常激动。因为在此前的周四，第24机械化步兵师的参谋长，当时的上校彼得·泰勒（Peter Taylor）通知我，我将在接下来的一周指挥一个机械化步兵团的连队。一名连长被解除了指挥职务，而我将取代他。

星期二早上我到第19步兵团3营营部报到。我的第一站是向营长报告以获取指引。我对他略知一二，并希望是他本人要求把我分配至他的营。

但他的办公室没有人。只有军队配发的简朴家具。我很快就发现，除了我将取代的连长外，这个营的指挥官、军士长和人事军官也全被撤掉了。

4名领导人一次性都被解雇。我惊呆了。在此后的那些年里，我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讽刺的是，对他们的撤职是军队日益改善的一个迹象。4年前，我在特种部队的连长因为在一个军官俱乐部酒吧里对着某人露出屁股而被撤职。现在，我明白，军队因我们营的领导人难以保持专业的核心技能而撤掉了他们。这是一次进步。

我也被告知，一名新的营指挥官陆军中校皮尔斯·T·葛兰尼（Pierce T．Graney）将在几周内到达。当时我并不知道“汤姆”·葛兰尼最终会对我作为一名领导者而产生影响，而他的妻子拉久娜将会作为榜样指引安妮。

我当连长的前几周被一件事情所困扰：财产。我签署了一份文件，为所有分配给这个连队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担责。包括从兵营家具到巨大成套工具的完整库存，我都要识别并进行数量统计。丢失了任何东西，都要有人赔偿。盘点一个指挥部的库存是一项折磨人的任务，倘若军队的问责制一直是敷衍了事的话，那这更是一项可怕的任务。我的连队财产情况很糟，我花了无数个小时统计工具、防毒面具、武器和打字机，然后准备一份文件确定损失的责任，我记得那时已经超过了3美元。

圣诞节前，葛兰尼来到部队。他36岁，是一名肚腹稍大、有着一头栗色头发，喜欢挖苦评论的军人。他很快就展现出他那不拘礼节的举止，这能让人消除疑虑、但在他所期望的一些问题上，却是坚定不移的。在那个夏天，他在国家训练中心指挥一支部队的可怕表现依然让我感到震惊，他谢绝了所有的励志演讲。他仅仅告诉大家，他知道一个好的机械化步兵营该如何运行。“在短期内，”他说，“我们就会成为这样一个步兵营。”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葛兰尼。他烟瘾很大，像很多士兵一样会找各种借口避免剧烈的运动，他会持续数小时进行训练和内部会议。他似乎忽视了一名步兵指挥官普遍接受的大部分练习。“我希望你们每天早上在6：30进行体能训练。”他曾面无表情地说，“因为当我回去睡觉时，我想知道你们都在哪里。”

葛兰尼违背了大多数的领导特质，除了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远超其他。他十分关心士兵，而且他了解自己的职责。他没有浪费时间来夸夸其谈其建立一支伟大部队的功绩，他只是开始解构队伍的每个部分并重新组装，耐心地教导我们该如何做事。

“你们怎么拼写第九类？”葛兰尼问营里每一个等级的士兵，“第九类”是表示我们的车辆和其他设备部件的军事术语。

“C-O-U-R-T-M-A-R-T-I-A-L。”我们必须正确地拼出。

这是他教导我们一支真正受过训练的部队如何运作时半开玩笑却又严肃的方式。窃取和贮藏备件是一个传统，尽管是一个不好的传统。但这无疑是诱人的。拥有多余的部件使一个司机或部队能够迅速修理车辆，而无须通过军队备品系统及其文书工作和交付的时间间隔。对于一名指挥官来说，迅速修理一辆车意味着更好的车辆准备报告——一个确定的性能指标。对于一名士兵来说，迅速修理车辆意味着更早地完成工作和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多年来在无数的好莱坞电影中，都美化了能迅速带着稀有零件出现的“搜刮者”。

但葛兰尼知道这会摧毁我们最终依靠的系统，他告诉了我们原因。除了明显涉及盗窃外，储存或囤积部件都意味着车辆无须经过强制维修系统就能被修好。我们的部件供应越多，它的响应就越少。这是基本的，但把基本的事情做好正是葛兰尼的才能。

他还“扼杀”了午餐时间。在他到达不久后的每周指挥和内部会议上，葛兰尼宣布：“我想废除午餐时间。”这引起了我们的高度注意。“这将使我们更高效。”

当没有实地训练时，大多数部队所有等级的士兵都习惯在午餐时抽出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他们常常利用这段时间来处理除吃东西以外的个人事务，收取衣服、支付账单以及让士兵们坐进他们的私人车辆并往往驶离基地的其他活动。葛兰尼认为这是愚蠢的，并解释了原因。

给一名士兵提供一个小时自由时间一般需要花费两个多小时。汽车调度场或在兵器库的活动必须提早停止，以便保护设备和工具，并且士兵必须到达和离开他们正在工作的所有地方。相反，葛兰尼提出一个想法，如果我们在附近的食堂限制午餐时间，不仅可以大幅减少实际时间，而且我们可以在下午3：30就完成工作并解散士兵，到时他们就会有空闲的时间来处理个人事务。最初这个想法遭到怀疑，因为这不是传统的做法。但却漂亮地奏效了。

有时在某个过程中，他所提出的要求似乎不太合理。经过漫长的一周训练后，在一个星期五，我们乘坐他的吉普车一起回驻地，我们看到前方的道路上有一列M113装甲运兵车。它们来自我们其中一个连队，要在这个周末前前往车辆调度场。

“看这儿，斯坦。”葛兰尼抓着无线电手机说。他联系了前方的连长，指示他与我们建立安全的无线通信。

那名连长以未加密的通信方式回应他，用了常见的借口，“文森”安全设备——当连队接到无线电时，会使他们的传输变得安全——无法使用。在早些时候，我们会接受这个借口，并告诉他们到达驻地后再修理它。

“你们待在原地，直到你们可以安全呼叫我为止。”葛兰尼说，“我会等着。”这支队伍停在了原地，直到他们得到他的允许才能继续前往驻地，这便要求他们用一个安全的方式成功呼叫他。他拒绝了那名连长请他重新考虑的直接请求——那是星期五下午。我们停下来等待。

我想我可能会在葛兰尼的吉普车里度过一个漫长的周末，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支队伍像蚂蚁一般爬出汽车，搬动无线电话、天线、电缆和其他设备，用从不同车辆上收集到的足够工件拼凑成一个可以使用的安全无线电。不到30分钟，他们便成功呼叫，并获得了葛兰尼的允许得以继续前进。而我学到了“对你的要求就是你的行事标准”这一课。

葛兰尼似乎总是正确的，我们很快便在那些幽默讽刺的装饰薄板上成为拥有非凡高标准的行动模范。全营的行动前提，就是关怀士兵，即把标准和流程变成一项例行的事，直到可预测的事情顺利进行。这就使得领导者能够根据需要专注于不可预测的事情。

那段时间对我和安妮来说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儿子山姆在1983年10月出生。到了晚上，安妮会把他放到她的自行车后面，然后骑行一段较短距离到办公室接我回家。因为山姆坐在后面，我们便推着自行车穿过阅兵场，谈论这一天发生的事，对生活感到满足。

1984年5月，我的弟弟皮特从西点军校毕业，在通过步兵基本科目和游骑兵学校课程后，他于1985年初经过首次分配来到斯图尔特堡。因为我们是第1旅里的唯一一个步兵营，所以当他来报到时，加入了第3营，于是，“麦克里斯特尔兄弟”在此一起服役。这是不寻常的一件事，但很不错。

我现在是“汤姆”·葛兰尼的作战军官，负责整个营的训练和行动，尽管我还只是一名上尉，但我在这个600人的部队里基本上排位第三。出于“无知”、没有禁忌，或者两者兼有，皮特·麦克里斯特尔少尉经常随意来到我们的住处用餐并批评部队的训练管理。能够获得真实的反馈很有价值，尤其是来自一名初级中尉的负面反馈。随着我的官阶变得愈高，我记得没有多少高级军官可以听到这些毫无掩饰的事实。

在1985年的夏天，我被考虑提前晋升为少校，但没被选上。在几年前，提前或“越级”晋升至少校的概率一直很低，所以我没有期望被选中。但当名单正式公布，我看到了许多我同辈以及西点军校同学的名字时，感到很失望。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把没有被选上看作是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从那时起，我总是有一个很现实主义的、几乎是哲学性的晋升观点——在后来选择我“越级”晋升的委员会就是那些在早期筛掉了我的人。那次失望让我学会了谦卑。

也是在那个夏天，在第24机械化步兵师服役三年半后，我得到重新分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尽管我最初只把来斯图尔特堡当作通往游骑兵之路的一次短暂停留，但我见证了一段也许一个时代只会出现一次的令人惊讶的时期。到1985年，第24机械化步兵师已经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部队。无数的领导者在严峻的考验中变得更强，而且这一过程不断发展，不断精炼。

作为一名成熟的军官，汤姆·葛兰尼的领导风格使部队就像一所管理学研究院，而且机械化战争那独特的、快节奏的本质，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在以每小时25英里的速度穿越沙漠时，我决定要改变我在轻步兵时期形成的缓慢、从容的心态。我开始追求速度。仔细地衡量一下，速度会给你相对于对手的优势。在计划、决策、执行和学习方面的速度，成为我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所追求的东西。

但当时我没有实现成为游骑兵的梦想，我想那是因为我已经当了五年多的上尉，我的年龄太大，而且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电话响起，来电者用浓厚的南方口音介绍自己是少校约翰·瓦因斯（John Vines），第3游骑兵营的长官。1983年10月，游骑兵参与格林纳达解救行动后，军方批准组建一支更大的游骑兵部队。第3游骑兵营以及一个新的游骑兵团指挥部，随后于前一年夏天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组建。

“我想你可能会愿意到第3游骑兵营来。”瓦因斯对惊讶的我说。

再没有任何电话比这次来得更合时宜。我在1985年10月3日加入了游骑兵，尽管这是完全偶然的机会，但我再次看到了军队的转变。我在一个非常时期和军队精神的快速发展时刻抵达第24机械化步兵师，同样，我又在游骑兵从简单的轻步兵转变成复杂的特种部队时加入了他们。

这改变并非一帆风顺。越战后，军队变得支离破碎，他们想创建两个完美的营，让其优秀素质可以渗透到其他的军队里。最开始的两个游骑兵营，在1974年于佐治亚州和华盛顿州重建，被作为这些优秀素质的培育中心。与其他旨在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不同，游骑兵主要使用常规步兵的武器和技能。这些技能会把他们磨炼至近乎完美。跟第82空降师这样的年轻部队相比，游骑兵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执行质量方面，而非执行方式。

“鹰爪行动”——在伊朗营救人质的任务——改变了游骑兵的角色。参与人质营救任务的最终失败以及从未执行的后续任务——蜜獾行动（Honey Badger），迫使游骑兵开始与其他特种部队联合行动，并最终进化成能够执行多种任务的特种部队。部队内部的彼此配合得到加强，游骑兵作为军队“分量最重”的部分，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一事件对游骑兵部队的影响是渐进的，但很快在几年的时间里改变了这支部队。像复杂袭击和夺取机场这样的任务后来变成游骑兵的长处，它们要求新的技术和技能，以便进一步将其与其他部队区分开。遵守纪律和对细节的关注，仍然是游骑兵部队的神圣教条，尤其对年长的中士来说，但它却促成了一支具备更加精确和微妙军事能力的为国家效力的部队。

4年来，从1985年到1989年，我有幸体验到传统游骑兵行动的“纯粹”——背着沉重的背包徒步行军，潜入一片丛林或山脉，并对目标进行突袭，还要研究并执行快速精确地进入复杂城市地区的战术。这两件事并不容易，但我发现我的多种经历——一名伞兵、一名绿色贝雷帽，以及一名机械化士兵——赋予了我本来或许缺乏的洞察力。当我研究领导技巧时，我开始更追求丰富的经历，而非过早的专业化这一诱人的路径。

对于步兵来说，徒步行军是一个特别的“诅咒”和值得骄傲的资本。内战时期，步兵在战斗中总是首当其冲，他们开玩笑说从未见过一名死去的骑兵。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常常在非常热的天气里穿着羊毛制服走很远的路。1862年，斯通威尔·杰克逊⁽²⁾带领他的士兵快速进入并撤出谢南多厄河谷，这为他们赢得了“步骑兵”的称号。

在这一点上，他们几乎没有变化。比尔·莫尔丁⁽³⁾描绘的“二战”时期的卡通美国兵，威利和乔，就曾幻想过穿上干爽的袜子或偶尔搭一下便车。徒步行军一直是一项让人筋疲力尽的活儿，士兵们常常背着沉重的包裹、武器，有时候是一个受伤的战友，但那却是步兵生活必要的一部分。

徒步行军变成了游骑兵营的一个特点，也是我在职业生涯中培养士兵纪律、身体耐力和精神韧性所重复使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仅包括步行。因为徒步行军是按战术调遣而执行的，所以我们会要求游骑兵之间保持5米的间隔并禁止交谈。行军的步速是每英里15至18分钟——速度不及小跑但比漫步快——每个小时停10分钟作短暂休息或更换袜子。

徒步可以让一个人连续地进行思考，尤其是在夜里。长途行军通常是几个小时，20英里后，身后从不轻于50磅的背包开始愈发沉重，小小的痛苦也会逐渐加重。为了预防水泡，我会在脚上涂上安息香酊，然后再穿上袜子，以达到暂时“粘住”袜子的效果。这种方法防止了起水泡，但让我的脚踝在三年里都异常泛黄。在夏天穿短裤时，我的脚便成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游骑兵都是坚强的人，并且他们以此为傲。他们按照一个严格的标准来完成所有事情，所有的计划都非常详细，以至于被其他部队开玩笑，但这创造了一种高标准、严要求的文化，这种军队文化随着时间扩散至整个特种作战团体。至今，高级领导者在寻找有能力、一丝不苟的规划者时，都会特别地要求对方曾是一名游骑兵。

后来，游骑兵对纪律的要求走向了极端。在被敌人俘虏前，一名情报人员或士兵必须摧毁随身携带的秘密文件，有时必须要吃掉它们，这是一个普遍的做法。1988年，在一次训练期间，我们的一名游骑兵被捕，他携带着一本无线电频率和呼号本，这是一本小尺寸的平装印刷品。当看管者转过身背对他时，他立刻打算吃下它，看管者发现了他的动作但没有阻止，而是在一旁看着他笑，直到他自己也笑了。不过，至少他尝试了。游骑兵总是那样。

在1989年的春天，我见证了一次非凡领导气魄的展示，整个过程中人们没有说一个字。那一年3月，第3游骑兵营在本宁堡最大的阅兵场进行了一次指挥权交接。我们集合的那个下午，天气寒冷且下着雨。我们没有把仪式转移到室内，而是决定按计划继续进行——整个营大约500名游骑兵列队站在细雨中等待仪式开始。人们都在附近的4号大楼里等待，那栋自1964年以来成为步兵校舍的大楼，也是我父亲和哥哥为越战进行训练的地方。而看台和安排给观众的椅子全都空着。

在我们打算启动仪式前大概20分钟，一位身穿制服的军人从大楼里走出来。他穿过潮湿的草地，并面朝着游骑兵坐在其中一张湿椅子上。他就是特种作战指挥官，加里·拉克（Gary Luck）少将。雨持续下着，他坐在那里看着我们，所有的游骑兵也看着他。他没有挥手或大声呼喊，他没有命令我们僵硬地立正，只是跟我们在同样的雨中静静地坐着。

有人让一位年轻的士兵拿着一把雨伞从场地中央跑过去，尝试递给拉克少将。但他只是安慰地轻拍他的肩膀一下，让那位士兵离开了。他坐在离编队至少100码的地方，但在那一刻，我从未见过一名指挥官如此靠近士兵。

作为一名作战军官——一份我在前往朝鲜和斯图尔特堡前就渴望的工作——我度过了在第3游骑兵营的最后一年。最后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关注反巴拿马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的潜在行动。我们为此进行了几次复杂的演习，1989年6月我离开之前，紧张的局势迫使我们开始在美国部署和安排人员，而巴拿马政府也在期待这次行动尽快到来。像营里的其他人一样，我想我或许终于能体验战斗了。但事与愿违。他们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而我在游骑兵的任期在一周后结束了。

我在第3游骑兵营度过了4年，在第82空降师、特种部队、韩国、第24机械化步兵师以及游骑兵营的工作经历就此告终。这些年来一直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后来被证实是无价之宝。我还看到了军队在越战后从身陷的困境中爬出来，重建其专业精神。而且我有幸能随着机械化步兵和特种作战部队成长，并适应新的任务和技术，从而成为激动人心的变革的参与者。

在很大程度上，我享受以往在众多一流领导者带领下的服役生活，其中有几名是无与伦比的。我有幸能和像约翰·瓦因斯和戴夫·罗德里格斯这些将会是我终生朋友的人建立持久的尊重和信任关系。最后，我与新一代的士兵一起服役。那时他们还都是年轻的士兵或中士。多年后，在遥远的战场，我会再次与他们中的许多人——所有经验丰富的士兵（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父亲）一起服役。许多年后他们所参与的战争源于当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包括阿富汗战争的最后行动。

我与基地组织的第一次接触实际上是在1987年8月开罗城外一次奇怪的遭遇战中，这也是基地组织成立的前一年。在5月份完成对游骑兵连队的指挥后，我加入了营参谋阵营。我的任务之一是带领一支特遣队到埃及为本营参与1987年“闪亮之星”演习做准备。我们在与埃及突击队协同演习的过程中规划行动，并在这支突击队的基地建立了我们的小队并进行最后的协调工作。

我们到达后，美国第5特种部队借调给了我们一名埃及出生的美国陆军中士——阿里·阿伯迪苏德·穆罕默德，为我们做翻译。通常一名后勤军士都是体格强健性格外向的人。最初阿里·穆罕默德陪伴我参加了一些会议，他很快便变得非常重要。几天后，阿里·穆罕默德和我前往埃及第45突击旅的总部。阿里·穆罕默德是一个有天赋的翻译，但跟埃及人在一起时的气氛却是让人尴尬的冷淡。我们很难确定为什么。会后下楼梯时，我们遇见了两名埃及军队的少校，阿里·穆罕默德像老朋友般向他们打招呼。他们态度友好但有所保留，然后我们离开了。

在回帐篷区的路上，阿里·穆罕默德解释说，去美国前他在突击队是一名少校，那些是他的旧同伴。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埃及人要求他立即离开这个国家，显然他按他们说的做了。这个旅的指挥官后来证实了这点，但没有提供更多的解释。

此后我再没见过阿里。直到1998年8月在美国驻非洲大使馆爆炸案中，他被捕了，还公开讨论基地组织，我才发现他加入了基地组织。

阿里·穆罕默德加入的这个团体在1988年诞生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白沙瓦是一个关键的交界地，从7种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种族身份及复杂性的人群中分离出来的阿富汗圣战者在这里发动了一场游击战，以对抗前苏联部队及其社会主义卫星国。混入白沙瓦的是曾前往中亚发动圣战的阿拉伯人。

那些阿拉伯志愿者在反苏联游击战中从未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在1984年的时候，只有15名阿拉伯人由一名老兵带领加入圣战组织，到1986年当他们开始凭自己的力量战斗时，这个组织已经扩张到200人。但1988年战胜苏联军队后，那些阿拉伯人的人数——根据当时伊斯兰堡中央情报局（CIA）分支机构估计——已经达到4 000名，远超过他们自己声称的。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阿拉伯人是奥萨马·本·拉登，31岁，一名富有的沙特建筑业巨头的儿子。他出生在权贵之家，奥萨马十几岁时越来越偏向于宗教激进主义，并且自他在1980年第一次前往巴基斯坦之后，便深深陷入了阿富汗对抗苏联的战争中。

本·拉登开始通过他的慈善工作发展一个神秘组织。一段在沙特流行甚广的传闻称，他曾亲自驾驶组织提供的推土机，为在阿富汗山脊的圣战分子修建防御阵地和道路。他因到医院探访伤者而在白沙瓦闻名，他的制服——传统的阿富汗纱丽克米兹、英式裤子，和比尔兄弟靴子——让他一会儿是受人尊敬的沙特子孙，一会儿是圣战赞助人，并在两种身份之间保持平衡。

在即将战胜苏联时，一个主要的问题让在白沙瓦的“阿富汗阿拉伯人”产生了分歧：圣战接下来该何去何从？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ah Azzxam），一个巡游的巴基斯坦传道者，希望他们留在阿富汗，确保其能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他曾说，穆斯林需要一个真正的“稳固基地”——基地组织，并从这里扩大战斗。相反，艾曼·扎瓦西里（Aymanal-Za-Wahiri），一名冷酷的医师，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好战分子，想立即扩大圣战推翻阿拉伯体制，并从他的家乡埃及开始。他和他的埃及同伴觉得一支流动的军队——一支圣战的先锋队——可以通过政变推翻这些体制。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在某种程度上扩张了整个组织的野心。基地组织的章程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宏伟：“建立真理，铲除邪恶，并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在其8月的会议后，基地组织于1988年9月10日正式开始运作。从一开始，这个集团就在寻找一名特殊的人来加入他们的先锋队。他们将从阿拉伯志愿者中精选出“最优秀的兄弟”——他们需要顺从和坚定。“可靠的来源”将保证其诚实和组织的安全。基地组织很快就开始征募这样的候选人，并在一个新的基地训练他们（远离常用的那个基地）。在本·拉登看来，第一批新成员中的士兵和参谋人员都是坚定的埃及人，他们将在伊斯兰运动中建立一个强大的派系。

1989年6月下旬，在离开西点军校几乎整13年后，安妮、山姆和我开车再次回到学校，这一次是去罗德岛。

在1989年，对于一名陆军少校来说，前往司令部和参谋学院是十分重要的。在所有军官当中，只有大概50％被选中留任，大多都被派往军队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堡的学校。这是最重要的军官选拔流程。几名没被选中的军官随后将会在营里或较高级别的部队指挥。

我很高兴被学校选中，但当军队通知我，我将会去罗德岛新港的海军战争学院而不是莱文沃斯堡的陆军司令部或参谋学院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美好的一年。

海军战争学院坐落在风景优美的纳拉甘西特湾，学院在学术上的激励超出了任何我待过的地方。不同于结构化的长课，这里强调广泛阅读，并不时进行限制人数但专注的研讨会。我一直也喜欢读书，我的教官们曾鼓励我阅读克劳塞维茨、荷马和其他人的作品，这能帮我建立一个稳固的知识基础。

那一年也是研究世界历史与未来的一年。经过9年的艰苦战争后，苏联在二月从阿富汗撤军，与此同时，波兰团结工会选举成功以及11月柏林墙倒塌等事件制造了我一生中最不稳定的国际环境。我们被迫超越一个因循守旧的冷战世界观，更广泛地进行思考，并以多极的观念来思考各种策略。我们有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些事。

每个星期只有4天要上课。我在班篮球队里跟蒂姆·麦克海尔和雷·奥迪耶诺一起打球。我准备在爱国者日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赛，安妮、山姆和我都喜欢探索新英格兰地区。

对我个人而言，曾有过一次失望。12月20日上午上课之前，我醒来后去跑步，看到了关于“正义事业”行动的公告，美国调动我6个月前离开的游骑兵部队入侵巴拿马。我并不感到惊讶，但在做了13年军官，并且在直接参与这次行动的策划和演习一年多后错过这次行动，让我感到难过。

很难解释一名士兵在错过一次战斗行动时的感觉。士兵不喜欢战争，但当他们只能在一旁观看一场战争时，往往会感到职业性的焦虑。游骑兵的表现报告让我感到骄傲，但我也为不在那里而感到内疚和困扰。

安妮让我自己难过了几天。一天晚上，在我们的小厨房里，她挺直她五英尺六英寸高的身躯，看着我的眼睛，直接地问：“你要解决这事吗？因为你错过了它。这不是你的错，但你确实错过了。如果你不能解决，那么你最好离开军队。”

这就是俗话说的当头棒喝，只有安妮可以做到。我想要得到同情，但这其实是我最不需要的东西。我还是喜欢当一名军人，所以我告诉她我会振作起来。

1990年6月，我们离开了学校，前往布拉格堡进行另一阶段的服役，这次是加入一个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

特遣部队是1980年“鹰爪行动”后继霍洛韦委员会成立的，目标是作为一支小的战斗队伍负责指挥和控制复杂特种作战，例如营救人质，委员会认为这种战斗在将来是必需的。他们希望一个精锐、秘密的队伍能够避免陷入一种特定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从一开始就阻碍了“鹰爪行动”的进行。

起初，特遣部队并不受自己所指挥的下级部队的欢迎。但到了1990年，特遣部队得到显著发展。其在1983年10月参与的入侵格林纳达行动并不完美，但它改进了部队的指挥。他们同样也参与一系列反恐行动，如1985年10月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策划的阿基莱·劳伦号劫持事件。但是更胜于任何其他事件的是，特遣部队在6个月前入侵巴拿马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且令人钦佩的作用，巩固了其声誉和地位。

我加入了总参谋部，并作为游骑兵代表待在行动部，我跟陆军、海军和空军特种作战人员共用一个办公室。每天，我们都处理部队的相关事宜并帮助协调部队行动或训练部署。当特遣部队进行练习或实际行动时，我们作为作战军官制订行动计划，然后监督他们的执行。

1990年8月1日，当我们的情报官员告诉我伊拉克军队集结在科威特边界并可能发动入侵时，我正在得州布利斯堡进行一次重大演习。一天后，伊拉克轰炸科威特城，不到一天，伊拉克便占领了科威特。

因为自己的王国受到威胁，沙特接受了“两个人”的支援。他们分别是美国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中央司令部（CENTCOM）指挥官诺曼·斯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上将。8月6日，他们会见了沙特国王，批准部署一支由美国和多国士兵组建的军队，并最终达到543 000人。他们很快就会进驻沙特王国，明确表态保护沙特阿拉伯，并且如有必要将会把伊拉克从科威特驱逐出去。但美国军队的到来很快激起了愤怒和形势严峻的抵触：9月初，奥萨马·本·拉登刚从阿富汗返回，他向沙特国王提出，自己可以在三个月内准备一支10万名穆斯林的军队来保卫这两个圣地。国王对本·拉登的建议一笑置之——拒绝了。

这次的拒绝让本·拉登恼羞成怒。同样，让基督徒和犹太人保卫穆斯林也让他感到羞耻。沙特最高宗教当局支持这种方式并批准美军进入自己的领土，但本·拉登不这么看。他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小组，印刷了成百上千本的小册子谴责沙特，并因此惹恼了沙特政府，第二年在他将基地组织转移到苏丹前遭到了短暂的软禁。本·拉登的首要敌人本来是共产主义——他们已经进入了阿富汗、中亚国家，然后是他父亲的故乡也门——现在他的愤怒及其组织的目标开始转向美国。

特遣部队最初没有作为参战部队进行部署。相反，我们为一次营救滞留在科威特城美国大使馆的美国人员的行动制订了计划并进行演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美国人并不是人质。伊拉克军队没有控制大使馆，但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控制阻止了这些美国人的安全撤离，所以我们受命进行一次营救。

当常规部队仍在沙特阿拉伯的时候，营救任务让我们有了一些事情做。但当美国大使馆人员在1990年12月13日撤离回国后，似乎我们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仅局限于应对伊拉克可能在该地区发动的恐怖袭击。

像其他人一样，我对特遣部队从“沙漠盾牌”行动迅速被转移至“沙漠风暴”行动的原因的猜测非常有限。把这支部队的专业技能整合成一次规模宏大的常规行动，显然是有挑战的。此外，一些领导人也对这支部队信心不足。

我的经验有助于我塑造一种信念——关于这支独特的军队必须成为什么样的军队，以及必须如何运作。我们需要优化常规部队，还要整合美国政府其他机构的编制和个人联系。我们必须更开放，教育传统的领导人我们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避免傲慢态度的出现。

1月18日，当伊拉克发射42枚飞毛腿导弹中的头8枚试图激怒以色列时，局势出现了变化。尽管在如此远的射程中导弹往往不准确且载荷有限，但伊拉克预期以色列会反击，以色列的反应可能会使联军破裂。阻止以色列行动成为了首要任务。

1月下旬，我部署了一支特遣部队的第一个任务：指挥联军不间断地出击，定位并摧毁在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广阔区域内的移动式飞毛腿运载火箭系统。

我们行动的目的是投放小规模地面部队进入安巴尔省，在其南面，英国特种部队小分队已经开始潜入。无处不在的联合空军将支持队伍，特种作战直升机也将潜入阵地、补给并帮助作战人员逃离敌军阵地。

为整合我们的任务，我们试图把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力量看成一个系统。该系统包括人员、移动式导弹发射车、导弹、火箭燃料、基本气象数据以及发射指令——这显然需要实时通信。我们分析了可能的发射地点、火箭隐藏地点、发射的最佳时间，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敌人的指挥部会决定发射。

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但我们掌握的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情报不够清晰，无法支持一次有效的作战来破坏这个系统。因此，我们的任务主要依靠情报小组的猜测和地面部队的危险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这是一个我再也不想经历的处境。

在伊拉克边境以南的沙特阿拉伯基地，我是一名参谋人员，因此对我来说，战争比简单的繁重工作和一次学习的机会要更平淡。在一次行动中，一支大约有20名陆军特种作战人员的部队曾经深入伊拉克并与敌交火。部队摆脱了伊军，转移到一个与敌方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但危险仍然存在。他们带着一名受伤的队员，要求撤离——根据猜测，伊军知道了他们的位置，并将派遣更多的军队追击他们——这是唯一的选择。

这支部队的分遣队指挥官，是一名曾在越南和柬埔寨进行过高风险侦察行动的老兵。他找到了我们的特遣部队指挥官，当时的少将韦恩·唐宁（Wayne Downing），建议撤出队伍。唐宁问了一些相关的问题，然后拒绝了这个请求。部队将继续战斗。唐宁的决定让我感到惊讶，但他的预计是勇气十足且有道理的。他知道，如果伊拉克军队把部队逼入绝境并摧毁他们，他会承担责任。如果他在战场上跟他们一起冒险，那责任就会更加沉重，而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也知道，如果部队撤退，中央司令部会认为我们轻易地从战场逃跑，这种看法会危及我们的任务和特遣部队自由行动的可行性。我们会被边缘化，也无法实现我们阻止以色列介入的战略任务。

唐宁判断，美国空军可以保护部队，但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万无一失的，因此他必须承担风险。那支部队仍在伊拉克战场上，并避开了伊拉克军队的捕获。

当我们与英国特种部队合作时，我跟一名不很传统的苏格兰人英国特别空勤团的格雷姆·拉姆（Graeme Lamb）中校配合并制订计划。我们很快亲密起来。我记得他的样子有点邋遢，而且没有穿袜子，因此白色脚踝在他的战靴和裤脚间露了出来，除此以外，我现在基本不记得他的外貌。格雷姆比我年长，且有更多的经验，在那个环境下，他比我更外向更自信。当我发现自己经常执着于计划的细节时，格雷姆却时常思考和讨论更广泛的战争策略——然后他也迫使我这么思考。

当行动的某些方面一度令我十分沮丧时，我会回到书桌寻找一张贴在笔记本中的小黄色便利贴，上面写有一句吉卜林的著名诗歌短句：“如果众人对你心存怀疑，你仍能自信如初……”

在未来的几年里，格雷姆和我继续经历了两场战斗，我一直也没有忘记这首诗和这张便利贴。

我怀疑我们的行动会对伊拉克的飞毛腿发射举动有多少直接影响。但最终，以色列没有介入。

这场战争在1991年2月28日结束，我用两年多的时间在特遣部队学习特种作战中的各种细节。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三名指挥官的领导能力：加里·拉克跟游骑兵的一个营队坐在下着雨的阅兵场上，展示了跟士兵们的患难与共；韦恩·唐宁显示了承担一支小部队被敌人捕获的可怕责任的勇气；比尔·加里森（Bill Garrison）少将教会了我信任。

1993年的春天，在特遣部队服役期的最后几个月，我为解决美国在拉丁美洲受威胁的处境，花几个星期做了一份详尽的长篇应急计划。加里森，一个因为把一个黑暗的晚上描述成“像我前妻的心一样黑”而著名的少言寡语的得州人，被要求向美国南方司令部四星上将作简报。我曾是加里森的简报负责人，将随他一同前往。

我进入加里森的办公室后（那个后来我使用了近5年的办公室），他邀请我坐到咖啡桌前。我一坐下便立即打开那装有这次计划的三扣活页夹，准备向他作简报。加里森嘴里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雪茄，靠在椅背上，并把靴子放在桌子边上，却没有对我点头示意可以开始。

“斯坦，这份东西做得好吗？”他说，指的是这份计划。我说我认为是的，再次准备向他报告。

“如果你认为做得好，那就不需要汇报了，我相信你。让我们在上飞机前谈点别的什么吧。”加里森说，比起完善这个计划，他显然更倾向于与我谈话。

如果他采用了那份简报并修改一些内容，甚至只是审核细节，那份简报也将会成为他的。相反，现在它是我的。他对我的信任比起他可能会说的或做的更为有力。在我们的谈话中、飞行期间和会议前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希望我不会让比尔·加里森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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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usewitz，1780—1831），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军队少将。著有《战争论》。——编者注

(2) 斯特威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1824～1863），美国内部时期南方最成功的将军之一，战斗英雄，毕业于西点军校。——编者注

(3) 比尔·莫尔丁（Bill Mauldin，1921～2003），美国漫画家和作家，因创作的“二战”时期两个美国步兵形象约瑟和乔而扬名，1945年和1959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