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敌人出现

2003年12月～2004年4月

2003年12月13日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在回到布拉格堡后接到一个电话。“长官，我们获得情报。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了萨达姆·侯赛因在哪里，而且我们正在展开行动。”

在保密电话的那头，是海军少将比尔·麦克雷文，他是第714特遣部队两名副总指挥之一。多年来，我时不时听说过这名前海豹突击队员的事迹。我喜欢他写的那本书，《特种部队》（Spec Ops），早几年，当他不再在国家安全委员为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工作，调到第714特遣部队时，我在白宫参加了他的晋升仪式。他充满动力和富有感染力，将为日后我的指挥做出榜样。

比尔的电话带来了可喜的消息。当我在2003年10月接管第714特遣部队时，萨达姆·侯赛因依然是我们在伊拉克的最大目标。我们不是唯一负责捕获他的部队——每个人都在狩猎——但是政府和军队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尚不清楚他在不断增多的伊拉克暴力事件中是什么角色，但我们知道我们得先扳倒他。

接到比尔的电话后，我立即到第714特遣部队在布拉格的联合作战中心。在那个房间里，数排人员操作着工作站，部队作战人员们看着满墙的屏幕，发出有些兴奋的嗡嗡声。一个屏幕上显示着正在进行的行动进程，而另一个则显示一名现场的“捕食者”无人机正在前往萨达姆的预计位置。我们看到，来自第16特遣队的作战人员，以及来自雷·奥迪耶诺指挥的第4步兵师的士兵，往南移至一条穿过提克里特南部阿尔农场的道路。⁽¹⁾我们可以看到行动人员有目标地穿过空荡荡的庭院。比尔，从巴格达的第16特遣队作战中心打来电话，时不时地进行报告。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的部队还带着一名曾经逃走的囚犯，他用聪明的手段躲过了特遣部队的审讯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比尔再次说话。

“好了，他们进去了……”他停了一下，“我们……捉到一个家伙。”

“你认为他是萨达姆·侯赛因吗？”我问。有一段紧张的时刻，电话里非常安静。

然后我们听到比尔回复：“他声称他是，长官。”

尽管比起随之而来的许多信息，这个回答并没有那么精确，但这次捕获萨达姆的行动展示了第714特遣部队在这几年的发展。利用那些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复杂情报，包括囚犯带来的消息，我们慢慢地揭露了萨达姆身边的关系网。尽管这个磨合过程很缓慢且没有后来精准，但在常规军队的共同努力下，通过艰苦的信息开采，对线索的快速反应，证实了这是一个有效的组合。

但是12月14日，当驻英国大使布雷默声称“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抓到他了！”的时候，我畏缩了。我知道伊拉克人民对这种必胜信念是不会买账的。这个消息唤起了我的记忆。那是在4月份，占领巴格达不久后，报纸上的图片显示在萨达姆的其中一间宫殿里，一名美国将军坐在沙发上抽着雪茄。安妮意识到，如果她是一个伊拉克人，甚至是一名强烈反对萨达姆的人，也会憎恨这种看起来像是外国侵略者对伊拉克的羞辱行为。萨达姆被捕后，我的直觉告诉我，伊拉克人应该发布公告，庆祝新伊拉克的胜利。这个国家的政府，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其实并不存在，但根据美国的时间表，在获得主权后的那个夏天，政府应该获得尽可能多的公信力。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增加了我的不安。在布雷默结束后，桑切斯中将走到指挥台上，打开一个视频。台上的监视器最初呈现的是一个摇晃的夜间镜头，就是在这个洞里，我们的人找到了那个被推翻的独裁者。在视频中，一名美国医师戴着白色乳胶手套仔细查看他肮脏的头发。桑切斯开始讲述，但当他说“萨达姆”时——澄清一点，那个衣衫褴褛的男子确实是那名暴君——响亮的口哨声和听众们的喝彩声打断了他的话。“萨达姆该死！萨达姆该死！”在观众席上的伊拉克人和假记者一起喊道。前排的人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欢呼。视频继续播放，萨达姆的表情像牛一般，嘴张开并伸出舌头。桑切斯试图继续但又被呐喊声和掌声打断。

咒骂的喊声不断，最大的叫喊声可能来自伊拉克的什叶派，这种愤怒的反应是大多数美国人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这些萨达姆的视频和欢呼场景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逊尼派，那年秋天逊尼派内部可怕的矛盾日益增长。随着萨达姆消失，什叶派将来怎样复仇？那一天，不断升温的情绪在监视器中爆发。但是他们所表露的愤怒以及恐惧，都将被扎卡维和他的什叶派反对者操纵，这将导致无法想象的两败俱伤的恶果。

我一直认为，冷静的专业人士保持低调是军队普遍的精神，捕获萨达姆不久后，一名队员把在萨达姆的掩体里发现的一支手枪交给布什总统，对此我感到很失望。尽管我理解自“9·11”以来一直在战斗中的队伍想要感谢总统，但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带有太多奉承的意味。直到2008年，我跟当时的准将“斯科特”·米勒一起到总统办公室向布什总统进行汇报时，我的看法才有所改变。总统给我们展示了那把他一直放在带框的陈列柜里的手枪。我意识到这个纪念品对战时总司令这个最孤独的职务来说，实际上意味着很多东西。

所有伴随萨达姆被捕而带来的乐观情绪都是短暂的，而且不断增长的逊尼派叛乱成了伊拉克的主要威胁。在夏天，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为了瓦解复兴党而减少逊尼派出任关键岗位人数的决策，和什叶派的主导地位，使得逊尼派增加了对被剥夺选举权的担心。伊拉克军队的解散引发了这些担忧，数千名受过训练的预备战士不得不在失业率极高的经济环境下找工作。严重的电力短缺，在炎热的夏天里剥夺了伊拉克人享受风扇和空调的权利，而且许多人坚信，拥有高科技的美国军队是出于恶意阻碍了这些基本设施的运转，这让民众更加失望。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其中一名绿军的顶级情报分析员，当时的少校韦恩·贝尔福特（Wayne Barefoot），在萨达姆被捕两周后，也就是1月的第1个星期，带着他的评估来到我在伊拉克的办公室。

“长官，”韦恩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扎卡维在伊拉克。”尽管我们知道，在美国入侵的关键时刻，他一直在伊拉克北部，而且贯穿整个夏季和秋季的袭击成就了他的名声，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确切感受到他正在这个国家里酝酿着什么。“还有，长官，”韦恩继续说，“我们认为他正在建造一个网络。”最令人不安的是，这名约旦叛乱分子似乎正在谋划控制不断增长的伊拉克叛乱行动。

当时，我的注意力依然主要集中在我们认为的基地组织指挥地，也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我对此有所察觉，但当时并不完全懂得扎卡维在伊拉克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他准备把这个组织的重心从兴都库什山转移到安巴尔省。但随着我们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个组织超越了20世纪90年代的核心引导模式，他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也代表了在“后9·11”时代，基地组织在类型和联系网络上的改变。我们正在发掘更多的信息，但我们仍然不清楚基地组织的指挥结构。

在“9·11”恐怖袭击时，基地组织仍然像13年前成立时那样组织行动。这与我在整个军事生涯中研究的本地叛乱运动模型类似，只不过更具国际性规模。这个模型包括三个同心圆：一个核心团体，由起支持作用的部门围绕，外部还附有辅助的组织结构。

该组织的核心是一个管理机构。本·拉登以埃米尔自称，他作为最高领导人，跟一个咨询委员会进行协商，并指示该组织工作。在他之下是负责宗教授权、军事、金融、组织安全和宣传的委员会。本·拉登从这里发布命令并控制和分配资源。由于他们仍在扩散影响力，基地组织需要让袭击变得惊人并取得成功。通过基地组织叛逃者称之为“决策集中化和执行分散化”的方式，领导层选择目标，批准来自下层的建议。大多数的规划、装备和执行都是委托给当地部分网络的，而这些网络在必要时，将负责接收来自顶层军事事务委员会专业人士的指导和资金。

他们不断计划并执行这些袭击，使得当地组织采用一个更传统的“盲点”模型，这意味着恐怖分子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有限的。单一的中介——中间联络人——连接不同的群体，所以逮捕若干成员对该组织只能造成有限的削弱。如果一名囚犯能够长时间地抗拒审问，那他认识的人便可以逃走并重新开工，这保持了组织的完整性。在1998年袭击驻内罗比大使馆的前一天晚上，基地组织的所有成员都离开了东非，除了那些准备在卡车中自杀和那些留下来清除踪迹的成员。

对这个组织的辅助支持者包括来自海湾地区、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捐赠者。基地组织曾经非正式地与至少20个其他组织合作，本·拉登试图将其中的一些组织归纳至他的控制之下。

在20世纪90年代末，影响力最大、最有作用的基地组织是在阿富汗建立的“坚固训练营”。这些营地训练和教导一万到两万名（估计最多时多达七万名）年轻穆斯林男子进行现代圣战活动。有些学员多来自艰辛、贫穷的生活环境；也有许多来自富裕家庭，他们拥有科学和工程学位，但从未开过枪。基地组织采用了本·拉登的高中足球启蒙老师的教育方式，将《古兰经》与足球相结合——运用暴力、强大的体能训练，结合伴有狭隘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教育每一位学员。

为了激励创新，领导层曾邀请参与者进行头脑风暴并分享他们如何杀死大量美国人和犹太人的可怕想法。同时，该组织还实施一些严格的原则。例如，通过发表诸如对“自杀式恐怖行动”负责的声明，来让自杀式爆炸袭击成为基地组织的标志。

像一个吐丝器一样，这些营地吐出未来日益增长的恐怖网络。这些学员的一小部分留在核心组织中，留下来对抗北方联盟或完成更高级的训练，营地会确保该组织拥有支持者和负责不同内容的代理人。随着那些人回到他们的世界，包括西欧，他们将圣战分子紧密连接起来。有时，这些全球关系贯穿整个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中，但它们却不会贯穿营地。即使这些人分散，他们也是由一个共同的意识连接在一起的。他们看到同样的“问题”，并支持用同样的策略来纠正：用暴力展示道德和政治力量，以此来恢复穆斯林的骄傲和尊严。到1999年，他们愈渐蔓延的网络横跨了60个国家。

由于他们的动态往往只有拥有同样联系的人掌握，这些隐蔽而持久的关系使我们的行动难以展开。我们试图不把它看作是一个通过层次结构图和交谈就能轻易定义的组织，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协会和一个关系网络：谁与谁沟通？谁跟谁的妹妹或女儿结婚？谁最终影响了谁？

9月11日是基地组织胜利的高潮。甚至奥萨马·本·拉登的一名劲敌也承认，同时劫持四架客机并撞击三栋不同的大楼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此次袭击也扩大了基地组织的影响力。其后，再没任何反美伊斯兰组织在效率和吸引注意力方面比他们更为人熟知。他们不断膨胀，甚至超越了圣战分子的范围。但美国的迅速反应很快便迫使该组织改编。

到2004年，若干变化与事态发展使这个团体变得更有效，但也更脆弱。本·拉登和他的核心团体愈渐孤立，而且他无法持续有效地支配不同的网络。为了维护其影响力，这个组织需要保持活跃。因此，力量和权力从中心下放到了外部的网络机构，并可以使用中央委员会之前已经做出过的决定。

从2003年开始，这种分散迫使基地组织依赖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也门、索马里和伊拉克的“特许权”。当年春天，这种现象第一次出现在沙特阿拉伯，在2003年5月，一个新的团体以基地组织的名义，在利雅得的两个圣地用汽车炸弹引爆了三个西方人的住房。这个团体由基地组织核心成员组成，在本·拉登的命令下行动，但大多数以国家为基础的特许权，也不会因基地组织中心的大规模转移而增加。经验丰富的基地组织干部将提供指导，但特许权逐渐出现在圣战组织中，他们已经开始独立行动。随着声望和野心的增长，他们在加入了基地组织之后，通过使用该组织的名字，树立了针对美国的全球抵抗形象。其狭隘极端的全球野心曾经是基地组织影响力的一个弱点，现在得到了加强。通过近距离作战，我们将很快了解到更多关于这些组织运作的信息，由扎卡维带领的伊拉克恐怖行动，成为特许权下最暴力和最强大的袭击。

随着基地组织越来越分散，核心组织的实际作用发生了改变。它不再作为资金或后勤支持的中心。如有必要，资金将会从当地团体流转回基地组织中心，尽管该网络不是用于分配资源的。而且，每个局部组织都具备了自我资源分配和自我武装的能力，都可以独自吸引人才和资金。通过切断来自中心的支持，这些单元部门迅速适应了当地环境。

但是基地组织的核心愈发重要，而不再仅仅象征组织的存在。尽管批准某些前线行动、指引外来人员行动依然是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的工作，但外国志愿者越来越多地直接走上战场，而不通过训练营。此外，核心组织还是一个资源库，这里有拥有10年或20年经验的专业训练人士。作为圣战分子，他们上升到了组织的高层，并在美国强烈的打击之下和情报工作中幸存了下来。当他们走上战场时，他们会变得脆弱，但当他们接受辅导和指引后，却强大得多。因此尽管权力下放使得核心组织与日常事务不那么相关，但它让高层领导在某些方面更有价值，因为保持影响力并维持纪律并不需要依靠太多的经验和忠诚度。因为与核心组织的交流十分缓慢，光盘或信件必须跨过多个国家，所以领导人只能在少量的会议中做出一些决定。圣战分子知道，通过手机或电子邮件进行交流是非常危险的。

我推断我们无法通过袭击一个单独的人或地方来使基地组织崩溃，况且我们没有袭击的机会。但第714特遣部队能瞄准敌人的两个表层组织。随着这两个组织在局部地区兴起，我们正面攻击它的同时，就能把组织的上层领导纳入目标。这样做会耗尽该组织根深蒂固的专长和由来已久的智慧，尽管这种专长广泛地存在于日益强大的单元部门中。如果旁观者看到组织失败——逃离领地，人员倒下——都将受到影响。

多年来我们深入敌后，尽管在战术方面有一些优势，但击败基地组织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在早期，中情局、国务院、国防部和其他华盛顿的机构之间适得其反的暗斗威胁到了那场战役。对此，没有人比约翰·阿比扎伊德更要着急，因此他选择在坦帕市的总部来举行2004年1月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控制恐怖组织挑起战争方面。美国大多数战争都是在阿比扎伊德将军的战区进行的，而他对当时的进展方式最为不满。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后来称为“坦帕第一次会议”），阿比扎伊德把关键情报员和军事指挥官聚集到一起，分配他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搜索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我是第714特遣部队的高级代表；道格·布朗将军、来自特种部队司令部的埃瑞克·奥尔森（Eric Olson，他是当时的海军中将），以及国家安全局派遣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与我有20年交情的朋友，戴夫·罗德里格斯，当时是一名准将，代表联合参谋部参加会议。但对阿比扎伊德的行动最重要的与会者——他让我们从华盛顿的琐碎事务中解放出来，加倍专注反恐战争——是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

在圆桌上，阿比扎伊德解释说他坚信“9·11”两年后，美国对基地组织失去了焦点。这场战斗将有可能比在阿富汗战争序幕中（最初对基地组织的大量消灭），持续更长时间也更困难。我们专注、持久的承诺和创造力需要变得非同一般。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曼哈顿计划。”他指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击败轴心国力量而开发核武器的计划。

这很重要，然后，特内特发表了再度委任命令和团队合作的工作内容。“好了，各位，今年，让我们更加专注并拿下这场战争。”当说“今年”这两个字时，他的两根食指轻敲了几下桌面。他的要求似乎可行，会议室里的人点了点头。特内特显然渴望增强我们之间的合作，对此我印象深刻。于是，在坦帕市我开始了组织行动的第一项任务。阿比扎伊德召集起所有人开会，中情局也派遣了高层人物。这是从纸上谈兵转向实战的重要的第一步。

在会议的最后，我提议用美国政府提供的所有情报资源，调动热情，并将热情转变成军事优势。“战争不应该有阶级。”C·E·卡尔韦尔（C．E．Callwell）在100年前关于19世纪的“小规模战争”中写道，“在与游击队作战时，组织良好的情报部门更重要。”当反击游击队时，情报同样重要——寻找敌人、打击敌人并预测和防御敌人下一步行动，都很困难；在电子通讯和汽车炸弹的时代对抗恐怖分子，情报的重要性将增加百倍。我开始意识到，除了重新武装我们自己的军队外，我们必须与情报机构建立良好的关系，特别是与中情局要有更深更广的联系。我们不只是一支进行特种作战的特遣部队，甚至不只是一支军队的特遣部队，基于这一假设，我接受比尔·麦克雷文的建议，试图成立一个真正的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JIATF）。而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的概念并不新鲜，它将被证明是第714特遣部队充满变革性的一步。

我对他们解释说，成立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是一个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敌人“融合各种情报机构专长”的方式。它利用中情局的“人工智能”系统，从间谍和资源两方面开展合作；国家安全局能够截获信号；联邦调查局的法医很出色且具备与调查相关的专业知识，国防情报局的军事影响力很大；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拥有显著的绘制地图能力。

在“9·11”前后，我们在融合方面的尝试成效不一。反恐的努力，往往是在战区收集情报，在美国将这些情报集中。这让有经验的反恐专业人士针对高危敏感行动能集中分析决策。但太靠近华盛顿也有弊端。受到华盛顿压迫，或由华盛顿许可，都使得这些机构缺乏协作。有价值的情报可能牵连所有机构，必须在美国横跨数英里并冲破所有的官僚障碍。在华盛顿有无数的条款要遵守，等级竞争激烈，不管是官僚机构还是家庭生活，调动总是缓慢的。

为此，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将从各个机构把分析人员带入同一个帐篷——该帐篷将设在阿富汗或伊拉克。显然，这将使情报能够得到正向分析，更靠近战斗，使过程更快并且让信息更有效。不那么明显但更为重要的是，有分析人员在场，同时前方行动，与来自其他机构的通力合作，让总部对华盛顿的依赖减少，极大地提高了使命和目标的共享度。让分析人员共享情报是非常强大的举措，他们简化作战人员评估过程，让依赖他们信息的进攻部队运转起来，再在行动后进行汇总。

会议后不久，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进驻巴格拉姆，他们的帐篷紧挨着其他“冬季袭击”行动成员，只是现在，这些行动成员永远长眠在之前的苏联空军基地。如果忽略弥漫在坦帕市之上的缅怀同伴之情，我们就能理解通过帐篷里的代表让这些机构一起工作是多么大的挑战。当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帐篷里的领导任务落在我们最灵活的第714特遣部队身上时，我接下来的四年半中的大多时候，都在通过参与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的行动来争取更高程度的支持，我们广泛的任务也有了最优先的权利。

没有任何联盟会比我与中情局的关系更使人激动且富有成效。相比其他机构，我们与他们更加紧密地合作，努力试着磨合双方的耐性。在战斗结束时，我与中情局的伙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我家中，墙上一个画框贴有一句话，是我在2005年坐在直升机后部飞过库纳尔时，别人写在一小页笔记本上的，后来我将它撕了下来。写下这句话的是后来成为我亲密同伴、朋友的一名中情局官员。纸条上写着：“我不知道游骑兵的信条。但是你可以放心，我不会抛弃你！”

在我不止一次对“兄弟机构”之间的联系彻底失望时，我最信任的下属让我不再沮丧。他们向我复述在特别战役中要持续交流的意见。我知道我的同伴跟我一样有同样的复杂情绪，而我佩服他们的宽容。在最初的10月行程中，我视察了中情局在兰利的总部，我还顺路看了配有我们联络人的岗位。根据不同的环境和人员，特种作战和中情局的合作，仅仅比他们在1980年的“鹰爪行动”时好一点点。我们算得上是同时战斗，一起挫败基地组织；我们的战斗必须是一场统一的战斗。

并不是每一个中情局的人都这么认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因为合作是有限的。他们的犹豫可以理解。他们中许多人感到担忧，因为以第714特遣部队为首的军队在反恐行动中开始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整个中情局的人数跟一个师的人数一样多，有些人担心，当国防部指示其巨大的资源将转向反恐时，它将压倒中情局，从而降低他们的作用。随着在兰利的情报工作变得更加棘手，一些人对我们的提议还有机构的运作方式反而存有一定的担心，而对安全的顾虑也让他们的前进有所保留。其他人对于插手他们在行的专业领域有着更为本能的厌恶。作为后备队，第714特遣部队响亮而巨大的名声很容易打乱他们谨慎的间谍工作，而且我们很有可能会泄露情报。当一个表现平庸的前中情局官员自鸣得意地说“欢迎来到反恐战争”时，我不得不在会议中咬紧我的牙齿。建立一段持久的关系是一场毅力和耐心而非智慧的磨炼。

第714特遣部队派往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的代表人数不断增加，那些政府机构就此表达了他们的态度，并下达了各自的命令。一些部门派遣了他们最出色的人，而其他部门部署了他们所不想要的人。他们礼节性地部署一些人才，但限制他们与我们的合作，很少有人完全致力于这支队伍的建设。

随着这些人混合汇聚在一起，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是将第714特遣部队组建为超越传统的核心部门的基础，部门的多样性导致了部队的状态起伏不定。参与者都经历了精彩的故事，或通过他们的行动创造着自己的故事。一名年轻的海军中尉告诉我她在阿富汗出生，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曾经与家人一起骑着一头驴穿过开伯尔山口，逃离苏联的入侵。现在她回来了，成了一名美国公民，而她的决心却伴随着同事的质疑声。另一名在情报分析方面具有天赋的军官，不懂武器，意外地在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帐篷里使用了他的M16步枪。虽然没有人受伤，但子弹射穿了一个灭火器，白色泡沫从裂开的“伤口”中喷出，这些泡沫喷在了计算机服务器上，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在那台服务器上存储了所有特遣部队的地图数据，这毁了我们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信息数据库。尽管这后来成了一件司令部内大家最喜欢的轶事，但在当时却并不好笑。

对许多人来说，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都是一个全新的经历，在某些方面更是一场冒险。不管是刚刚结束训练几个星期的大学毕业生，还是接近退休的士兵，很少有人能习惯这里的节奏和对业余生活时间的调度。远离领带、交通和华盛顿荧光闪烁的卧室，他们发现自己过着简陋的生活而且是身负重任的作战人员，他们得利用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提供的情报，在几小时，有时在几分钟内开始执行任务。对于年龄在25到35岁的大多数在那里工作的人来说，这是最疲倦、最令人沮丧却又是他们职业生涯中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在巴格拉姆的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不是我们效率的引爆点，但它是我们前进中至关重要的基础。直到2005年，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以及在巴拉德组建的同行，作为集中分析情报的节点和连接其他部门的枢纽，在那一年才真正开始干劲十足地为组织做出贡献。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在那年春天的崛起，让第714特遣部队从一个小型袭击部队，转变为一个有统一着力点并集成美国政府不同元素的网络。

在我们建立新网络的同时，扎卡维利用他的网络刺激了一段血腥的、有数百年历史的仇恨的复发。在伊拉克南部针对什叶派的一场春季袭击后，一名在巴格达的法国外交官在报告中总结了这次恐怖行动：“我们最近看到在作为讲经人的萨达姆遭遇残酷命运时，瓦哈比教派对他极度狂热的一个可怕例证。”他是指发生在卡尔巴拉城圣什叶派清真寺的事情。任何一个见证了伊拉克战争的人都会熟悉他悲恸的反应。

那名法国人所依据的袭击发生在1802年的春天，当时瓦哈比教派是一个新清教徒式逊尼派运动，由穆罕默德·伊本·艾尔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带领，他是一名认为伊斯兰教已经变味、充满欺骗和逐渐变弱的阿拉伯沙漠传教士。他认为只有严格的《古兰经》现实主义才能恢复伊斯兰社会的纯净和强大。瓦哈比从内志和汉志的伊本沙特军队来到北面的伊拉克，他想从那里开始征服整个半岛。在卡尔巴拉的那一天，是执行瓦哈比教派戒律的一个时点：什叶派是异教徒，腐蚀伊斯兰民族。他们的清真寺是邪神崇拜之地，他们的宗教被亵渎。因此需要采取行动。

后来目击者向驻巴格达法国领事报告，“12 000名瓦哈比教徒突然袭击胡赛因”他们杀害男人、女人和孩子。“据说，”他说，“只要看到孕妇，他们就会对她开膛剖腹，并把胎儿留在母亲鲜血横流的尸体上。”瓦哈比教徒的袭击虽然是由宗教动机引起并制造了政治混乱，但它削弱了巴格达的中央权力，这显示了巴格达不能或不愿意保护什叶派和他们的圣地。这激怒了守卫什叶派同伴和神圣清真寺的波斯人。

在阿尔瓦哈比崛起和扎卡维出现之间的这两个世纪里，一些教派在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激进派当中对抗和分裂。扎卡维的沙拉菲斯特圣战主义者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瓦哈比教徒信条，尽管在扎卡维推动的暴力政治示威运动中，他们试图在太被动或过于妥协的方面超越瓦哈比。而反什叶派教义对这些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甚至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最暴力的萨拉菲⁽²⁾团体，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1802年在卡尔巴拉出现的教派打击。在战略上，扎卡维唤醒了这种仇恨，并打算在2004年的春天，在同一座伊拉克城市，以基本相同的宗教动机发动一次袭击，旨在实现惊人相似的政治余波。

一月底的这次袭击给了我们一个变得更清晰的战役策略。除了扎卡维在2003年秋天策划针对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袭击外，直到那年年底，我们都不确定他是否在伊拉克。但随着萨达姆现在被捕，以及剩余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成员逐渐聚集在一起，扎卡维成了我们的主要焦点。随着他的行动，我们对他的了解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坏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