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还是在24年前，编者有幸在一次国庆联欢会上结识了时任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汽车工程系系主任的倪维斗先生，据好友龙大伟介绍，先生曾留苏8年有余，对我这个曾学过一点点俄语的小字辈来说顿觉亲切有加，虽然我当时对俄语的了解还只是皮毛，却全然不知深浅地斗胆与先生用俄语进行“交流”，其吃力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先生很快便打破了这种尴尬局面，开始用俄语教我唱《红莓花儿开》——这是我平生学会的第一首俄语歌，几遍随着先生重复唱下来，我准确地唱出了这支沁人心脾的俄罗斯民歌，于是，先生告知这是学习语言的重要手段之一，先生还随即说，如果趁年轻能有机会到讲俄语的语言环境中锻炼一下会长进更快。果然，几年后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先生竟还记得曾经对我这个无名小辈所讲过的话，亲自送我去苏联留学，我们结下了忘年交……光阴荏苒，岁月流逝，与先生交往的每一个细节依然历历在目，先生神奇的人生经历、高尚的人格魅力、无尽的事业追求、乐观的处世态度深深地感染着我，感染着曾与他相处过的每一个人。

先生出生于工商世家，其父倪家玺是著名的爱国工商界人士，百年“老”字号——北京义利食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父亲立身公正的言传身教和爱国奉献的道德情操对先生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培养了先生办实事、讲实话，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贪图虚名的务实性格。

1950年，勃勃朝气的先生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后被选派到苏联著名的工科学府——鲍曼高等工业学校留学，1957年以全5分的优异成绩毕业⁽¹⁾，回清华大学任教。1960年初至1962年底，先生再次被选派到苏联又一所著名的工科学府——加里宁工学院攻读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为了给国家节省经费，先生不曾回国度假，探望日思夜想的父母和亲朋好友。除必备的图书资料和日常生活开支外，他几乎没有多余的花销。回国时只是带回几箱沉甸甸的书籍。留苏8年的经历“造就了我乐观、率真的性格和单纯的内心，也给我的科学知识、科研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生如是说。

1957年，先生学成回国，国内很快进入“大跃进”时期⁽²⁾，于是，先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去了，几乎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业务才华。1962年，作为再度留苏归国的工学博士，年富力强的先生踌躇满志地要为祖国多做些贡献。当时先生是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组的一名普通教师，着手确定科研方向，与国内外同行专家建立联系。正当科研工作刚有些眉目、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³⁾，先生的科研工作随之被迫停滞，先生本人和一大批同事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⁴⁾进行劳动“改造”。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先生仍然寻找一切机会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先生当时专门研究过人体肌肉的利用和扁担的共振，也就是说怎样挑扁担最合理、省力，担子压在哪块肌肉最合适；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插秧；先生在“改造”中还经常主动地要求“加码”，挑砖盖房子的时候，刚开始不会挑，一次一头儿挑4块，1块5斤，共40斤——这被戏称为“4块老俵”，慢慢晋级到“6块老俵”，“8块老俵”，“10块老俵”，最后直到“16块老俵”，就这样从40斤升到160斤；等等。愈挫愈奋——先生乐观向上的心气儿不仅没有因生活受挫而削减，反而日益扎根在后来的事业发展之中。后来，谈及这段经历，先生感言：“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都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其实，人的顺利是相对的，不顺利是绝对的。但只要自己努力了，自己所做的工作不是为某一个人，而是凭自己的良心为国家好、为民族好，那就应该努力去做，也可能一时得不到承认，那没关系，终究会得到承认的；即使承认的不多也没关系，自己做到了，问心无愧。抱着这种心态去做事的话，就能做得好一点。一个人总是要对整个社会尽到自己的责任的。”

十年“文革”刚一结束，回首以往经历的蹉跎岁月，先生痛心疾首：“1978年我已经46岁了，深深感到有点生不逢时。不要埋怨什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一代人的命运！这时候感到时间催人，再不努力做点工作，就辜负了这一生，也辜负了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空怀了许久的报国情怀一朝得以体现，先生的能量便像火山爆发一般不可抑制地喷发出来，对事业的追求焕发了先生的第二个青春。

迄今为止，先生及其率领的科研团队所做出的学术贡献主要涵盖了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我为主，开放创新，率先走在中国能源动力发展事业的最前沿。

1978年以后，先生深感时间紧迫，随即带领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组的师生们奋力拼搏，即使是在外界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仍为燃气轮机行业在国内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大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专业、对祖国的热爱。历史在不断前进，深一层次的思考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前进。由于天然气的大量开发与应用，西气东输管道的铺设，东海大气田的发现，煤气化联合循环的技术进步，以及航空、船舰和清洁高效发电对燃气轮机的需求，先进燃气轮机已被世界公认为21世纪的主动力设备。恰逢这样绝好的发展机遇，先生提出，应该趁此大好时机，以企业为主，整合国内在燃气轮机方面的设计、制造、应用等各方面力量，做出适应市场规律的安排，同时，大家一定要持之以恒、埋头苦干，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开放创新，争取尽快地把中国燃气轮机工业搞上去！

抱着这样的信念，先生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从事热力涡轮机系统和热动力系统动态学方面的研究历时数年，全面、系统地发展了复杂热力系统及其关键部件的先进建模方法和一系列新的控制策略；在建立大型火电机组性能与振动远程在线监测和诊断系统中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对先进燃气轮机的消化、吸收、应用和推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先生主持研制了国内第一台具有先进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燃气轮机联气循环仿真培训装置；在国内首次利用伪随机信号在线对大型工业和车用燃气轮机进行辨识，提出主导因素法，模块化建模和大型电站监控与诊断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为中国燃气轮机事业和热力系统动态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鉴于这些成绩，先生及其科研团队荣获了多项国家级和部委级的奖励。

1987年8月，先生作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14名中青年专家之一员应邀去北戴河休养，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当时，83岁高龄的邓小平殷切地勉励大家说：“对你们在各自领域中做出的贡献，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今天没有在场的许许多多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同样地，国家感谢他们，党感谢他们，人民感谢他们。”随后，小平同志与每个人分别一一握手摄影留念。至今，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悬挂在先生住所客厅中央的墙面上，成为激励自己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1999年12月，先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此，先生深感欣慰，因为在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组毕业和工作过的校友中先后出了7位院士，他们分别是：吴仲华、蔡睿贤、徐大懋、蒋洪德、于文虎、倪维斗、王玉明，这在其他学科不是很多见的，7位院士虽然分布在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具体工作内容，但都在各自领域有所造诣，推动了中国能源动力事业的发展。先生认为，这一现象看似偶然，但有其必然性，分析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大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本身的重要性。能源、动力事业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燃气轮机及其系统肯定是21世纪新的能源系统的核心。因此，每一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科研和教学人员，都将有广阔的舞台。二是长期以来大家都力图把自己的工作融入到中国动力事业发展的主流中去，密切注意国内外动力事业的发展，有“要做就得最好”的强烈意识。可以说，在中国动力事业发展各个阶段的各个关键技术问题上，清华燃气轮机专业的科研工作都站在了前列，譬如吴仲华先生是国内叶轮机械内部三元流动研究的奠基者；20世纪70年代初期，先生所在团队作为骨干力量参加了自主设计机车燃气轮机；至今，先生所在团队又从宏观层面上探索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系统，努力为中国宏观能源决策做出贡献。三是团队骨干成员之间的精诚团结和协作精神。这种精神对团队中的所有师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四是严格的科学作风，任何事都要求从清晰的物理概念和解决工程问题的最终目的出发，形成了一整套“代代”相传的理念与思路。五是办实事，说实话，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图虚名，不赶潮流。六是在逆境中仍无怨无悔，奋力向前。总之，一个精诚团结、相互支持、学术氛围良好的集体，是克服困难、取得重大突破的坚实基础。

第二，煤为基础，部门整合，构建“资源、能源、环境一体”的新能源系统。

1978年开始，先生还只是从局部范围进行研究，在工厂里考察动力设备，燃气轮机，看看实际生产部门需要什么课题，自己的实验室需要什么样的实验台。先生曾为苏联专家马尔金做授课翻译，同时自己也讲授一门“调节控制”课，这已经超出了他的专业范围，后来又扩大到自动控制、计算机模拟、动态特性、故障诊断等，慢慢地又从具体设备过渡到系统，这样面对的就不是单个设备，而是一组设备，要研究设备之间的协调。在这个过程中，先生积累了许多基础知识：传热学、热力学、燃烧学、流体力学等，对蒸汽轮机、燃气轮机、电站都有了很深的了解，但感觉到如果没有一个顶层设计，没有一个总体安排的话，技术改造所起的作用则非常有限。如果上层有一个想法，但脱离了基础知识又会很抽象，只能停留在概念层面上。国家一些管宏观的机关和研究所对技术上的问题不是很了解，但如果据此去预测，单纯地自上而下，都会相对脱节、不深入。先生意识到，自己的研究能够起到桥梁作用，承上启下，把以技术理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和能源宏观层面的自上而下有机地结合起来。于是，先生将研究层面分为5层：基础理论层、设备层、设备群层、行业、系统。同时，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先生深深感到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全球的能源随着人口的增多，需求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严重，污染越来越厉害，实际上能源都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才得到的，如果多用一度电，就会多排放0.8～0.9公斤的二氧化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做精细的分配和研究，后果就很严重了。这样，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具体的能源战略部署的情势下，先生逐步清楚地意识到，从事宏观战略和政策的研究与单一设备的微观传热过程研究相比，更为重要。恰好通过长期的科研和相关的科研组织工作，先生积累了经验，对能源有了“感觉”，在此基础上，先生开始有意识地从能源动力方面的微观研究逐渐过度到宏观战略与政策的研究，也就是说通过综合基础知识来宏观地观察各个独立部分，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因应用而宜”，从技术方面、过程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为国家“攀登计划”B项目的首席专家，先生指导完成了“电力系统与大型发电设备的安全、控制与仿真”重大项目；作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即973项目）专家顾问组成员，先生和其他专家一道完成了首批25亿重点基础研究规划的战略指南、立项、评审和评估。尤其是大力推动了中国合理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使传统概念上的“脏”燃料——煤，变为超清洁的能源，把动力、化工产品、液体燃料、城市煤气、供热结合起来，达到大幅度降低成本且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先生兴致勃勃地谈到他在国内推动的以煤气化为中心的多联产能源系统，认为，“如果在有生之年把这件大事推动起来，我也真不虚到这个世上来一趟了”。具体言之，先生认为，针对中国国情，尽管煤炭污染严重，但中国主要的一次能源只能依靠它，所以如何清洁地使用煤炭就非常重要。从目前看，煤炭还是中国最丰富的资源，不仅是现在，煤炭在国内是一次能源的70％～75％，将来，直到2050年，一次能源还是不得不以煤为主，只不过比例会下降，但绝对量还是不会有多大减少。将来煤炭的70％～80％用来发电，因为电比较容易输送和利用，用起来比较方便。那么，发电过程中怎样使污染产生最少？有人说是不是煤炭也是稀缺资源？将来也没有煤炭怎么办呢？是的，煤炭当然也存在着短缺的问题，但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包括用一部分煤炭比如说其中的1/7来做液体燃料，就可以相当程度地缓解中国液体燃料的短缺。说到底，“煤的多联产应用”，就是先把煤气化，所得的合成气可以用来发电，也能做化工产品，把发电和化工工程耦合起来，这样能获得更高的效率、让煤更干净地利用。在中国发展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系统，其目的就是打破传统的部门分隔，从全局最优的高度，来构建新的资源、能源、环境一体化的新能源系统，这个系统将利用多年来发展的新技术，进行创新集成，使发电、化工产品生产、液体燃料生产、钢铁生产、供热、供煤气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个系统使基本投资、单位能源价格、煤炭消耗、污染物排放有大幅度的降低。目前，“煤的多联产应用”已经得到大家认同，从政府到各行业都达成了共识，并不断推进。见此情景，先生欣慰地称之为：“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笑！”

先生进一步强调指出，20世纪以来，好多单个技术到了一定的顶点或单个设备到了一定的极限，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把各个行业的新技术和新设备集成起来，比如说煤炭行业、化工行业、石化行业、发电行业、钢铁行业，其实，如果在系统整合方面下工夫的话，潜力很大，可以节约很多能源，所以说21世纪是向集成要效益的世纪。效益就是环境效益、经济效益、资源效益。资源是个问题，但总体来说可以比常规办法好得多。长远来看，是不是在100年左右以后将过渡到核聚变的利用，现在核聚变正处于研究过程中，将来如果能达到商业用核聚变，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解脱了对能源的困惑。

与此同时，先生还特别指出，能源是现代文明的动力，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文明的积累和提升，人类社会的进步，无不以能源的利用为基础。但是，能源的利用是有代价的，地球资源的日益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能源不适当利用的后果。鉴于此，我们每个人不能是一个盲目的用能者，不能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而是要做一个文明的用能者，把中国的有限资源按照最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原则，最高效、最经济地应用起来。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即使是资源最丰富的煤炭，人均资源也只有全世界平均人均的50％，而石油只有10％。目前，中国人年均能源消耗大致是2300公斤标准煤，而美国是11000公斤，英、德、法等发达国家是5000～6000公斤。各种预测表明，在2030—2050年，中国人年均能源消耗最多达3000～4000公斤，是目前英、德、法等国家的50％以下。即使这样，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增加（15亿～16亿），能耗总消耗量也将高达65亿吨标准煤以上。现在很难想象中国的资源是否能支撑这样的消费？有多大缺口？用什么来弥补？中国的环境容量是否“吃得消”这样庞大能源系统的排放？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用能方式，每个人必须意识到我们一定要探索中国人所应有的生活方式，十分珍惜各种资源，珍惜每一滴水，每一滴油，每一块煤。这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的、十分严肃的课题。

第三，冷静定位，因地制宜，让可再生能源各尽所“能”。

“先天下之忧而忧”。作为能源动力研究的排头兵，先生在研究清洁能源和“减排”的同时，一直心系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的人均石油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但耗用量年年持续高增长，如果油价持续上涨，或是中国输入能源的渠道被挟持，后果不堪设想。一想到这些，先生心中就不踏实，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等这些新能源中，哪些更切合中国实际，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能源问题的突破口？先生倾心书就的《我国的能源现状与战略对策》是其多年对这些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晶，也是帮助人们了解中国能源现状、发人深省的珍贵文稿。

先生认为，目前中国能源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二是油气缺乏；三是引起西南和西北地区环境与生态的不确定性；四是核电、气电和新能源起步晚；五是能源消费区域性不平衡，最大负荷中心在沿海、京津唐一带。同时，中国能源面临着五大挑战：一是总量需求的巨大压力；二是液体燃料短缺；三是环境污染严重；四是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排放，如何分阶段减排的有关战略技术和政策问题；五是八亿农民及城镇化所需能源的供应问题。面对上述挑战，应提倡节能为本；煤的现代化利用；煤基醇醚燃料的应用和车用动力；加速发展核能；因地制宜，因应用制宜，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先生研究能源战略最重要的观点是：把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地方。认为，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是3种典型的可再生能源，各有各的特点，在中国如何发展利用，做到经济合理、各尽所“能”，必须认真分析。

涉及风能，现在一般认为，中国陆上可利用的风能资源有3亿千瓦左右。这是按10米高度上的风力来讲的，要是提高到50米到100米，估计能到6亿～10亿千瓦。现在中国风电的装机容量是2010年接近4200万千瓦，折合下来相当于火电1000万千瓦左右，在6亿千瓦的装机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所以风能一定要大力发展。但中国风能丰富的地区，往往离负荷中心比较远，风电到底是就地消化还是并网用，应做详细的技术、经济研究。而且风电的发展，不能一味地追求“量”的迅速增加。风能产业方面，目前大家都在争市场，“抓国外老板”，搞国外技术赶快上马。这样一来，实际上国外技术又把中国的市场全部占领了。现在要做的，主要是自主创新，培养中国自己的风电产业。形象地讲，就是要养母鸡，将来能够生很多蛋的母鸡，不能让自己的母鸡长不起来。

涉及太阳能，中国的热利用方面的技术在国际上是领先的，太阳能热利用的效率很高，1平方米的太阳能集热器一天吸收的能量，在北京地区相当于燃烧120公斤煤。现在中国已经拥有1亿多平方米的太阳能集热器，但发展得很不够，平均10个人才有1平方米，而以色列人均0.6平方米，塞浦路斯人均1平方米。把能用的面积都利用起来，还有很大潜力。一定要设立立法，把太阳能集热管和建筑有机地结合起来，搞一体化。分散的能源要分散用，直接提供给合适的用户和其所需的用能方式。

涉及生物质能，现在中国车用液体燃料缺口很大，有人就说得发展粮食乙醇。但是想一下，3.5吨粮食才能做1吨酒精，而酒精的热值又比汽油低，这样折算下来，用5吨粮食才能得到和1吨汽油等热值的酒精。此外还要用0.8吨煤用于制备过程中的发酵和脱水。如果我们要大量替代，比如替代1000万吨汽油，就要用去5000万吨粮食，要做到，看来不符合国情。

至于对秸秆的利用，中国可利用作为能源的农作物秸秆的能量相当于3亿吨标准煤，可利用的森林废弃物也大约相当于3亿吨标准煤，总量相当有限。中国搞秸秆利用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中国不同于国外大农场，他们的秸秆都是集中的，利用起来很方便。中国的耕地很分散，对于这种高度分散资源，应该是分布式利用，坚持就地加工、就地使用，气化或者发展沼气。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广大农民解决采暖、做饭问题和供应中小城镇的工业锅炉燃料，从而把分散的农户和小锅炉用的煤替代出来，集中到高效、低污染的火电厂去使用。不然的话，能量高度集中的煤分散利用，而高度分散的生物质费很大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发电，这是最不合理的安排和资源的浪费。

先生指出，可再生能源确实是好东西，要大力发展，但实际应用要有一个战略定位。要研究和化石能源互相之间如何搭配，不要看一时的热闹，而要做理性的分析，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才会有序地发展。能源的利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至少有以下几个过程：资源—开采—收集—运输—转化—分散到终端用户。所以，针对中国的国情，其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要注重以高度分散的广大农民和小城镇为主要用能对象，这是一个最“顺其自然”的能源服务配置。

总之，先生提出和推动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以煤气化为基础的多联产系统”，以解决国内燃煤污染和液体燃料大规模制备的问题；提出了富煤地区资源综合利用、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合成气城市”的规划设想。这些都是中国能源系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内容。

先生强调培养学生要做到“三K”（3key），就是说毕业生应到关键企业的关键部门做关键的工作。这一点仅凭学生自己做不到，学校里的每位导师、各级领导都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在学校不仅要培养学生学习专业以提高获取新知识和创新的能力，还要介入到分配的环节考虑学生的去向，导师要推荐就业，学生到岗位后也不要撒手不管，要多联系，尽可能地去帮助学生解决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样毕业生出去个顶个都发挥作用，同时也加强了教师与社会和企业的联系，更好地了解国情，最好不要让学生毕业后去单打独斗，这样才能让学生学有所用，更快地提升，真正发挥所长。截至今日，先生已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70余名，其中多数成为本领域的著名专家，还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不辍的耕耘结出芬芳的桃李。先生常常教诲学生：“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而我们连最基础的工业化还未完成，如何用信息时代的新方法去改造我们的基础工业才是最重要的，单纯的信息化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能源和环境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永远都是热点，永远都有你们翱翔的广阔天地。”先生的博学与勤思、热情及活力，极大地激励和影响着每一位弟子。

先生曾数次为后生做过“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精彩演讲，其中不乏他对人生的真切感悟：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说实话、办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人生准则。不要去说违心的话，不要去跟随不正之风，坚持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信念。同时，在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一定要学会团结协作，注重团队精神。现在有些年轻人比较自傲，自视很高，容易看不起周围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要把别人的优点放大一点，乘上1.2，把别人的缺点缩小一点，乘上0.8；而对于自己，则要把自己感觉到的优点乘以0.8，把自己的缺点乘以1.2，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那你心里就很平衡了。而只有心态平衡，找准了定位，才能更好地工作，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

访谈　清华大学舜德楼4层清华-BP清洁能源研究与教育中心倪维斗院士办公室

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留洋归国学子，又从一名普通的清华大学教师成长为享誉中外的能源战略科学家，先生的人生经历可谓精彩纷呈、佳话频传。那么，这成功的背后融汇了多少不平凡的故事？这荣耀与光环的背后又饱含着怎样的艰辛？编者希望把先生口述的亲历采拾以及与先生相关联的所见、所闻、所言、所感汇集成册，分为身世篇、留苏篇、历练篇、专业篇、家庭篇、感言篇、附录七个部分介绍给读者，想必会激励更多的人们学习先生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积跬步而致千里，聚滴水而成江河，齐心协力、共同肩负起中华民族脊梁的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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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国学制中对学生成绩的评价采用5分制。

(2)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3)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4) 鲤鱼洲：坐落在南昌市东郊、鄱阳湖畔，是原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所在地，为中国最大的“五七”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