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考验

在十年“文革”期间，倪家玺受到冲击，长期被下放劳动，经受了许多严峻考验。但他虔诚地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在下放期间，勤恳踏实地劳动，并认为自己参加劳动，既锻炼了体格，又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因而从无不满和怨言。

1970年代初期，义利公司从意大利引进一条巧克力生产线，意方来人安装调试，要收30％的安装调试费，他闻讯后，主动提出承担翻译生产线的英文资料，参与工程师、技术工人和干部三结合小组，自行组装调试，取得圆满成功，为国家节省了外汇，受到公司领导的表扬，并把他从劳动工地抽调了回来，要他管理公司的所有面包周转箱。

当时义利公司有5000只木制面包箱，每日生产的面包，装箱分送全市食品商店和各公园等旅游点。按照销售量，3天一来回是足够周转的。但由于管理混乱，送出后无法收回，有的食品店借以存放水果或其他商品，甚至搁煤球、垃圾，送去面包，无法换回空箱，以致不断添置新箱，既浪费木材，又影响了资金周转，这已然成为义利公司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倪家玺接受此任务后，下基层摸清情况，并和有关公司、商店以及各大公园的具体负责人一起分析、研究，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每单位销售数量，制订回收办法，分户建账，明确责任，不久就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

1976年，倪家玺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他身兼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民建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食品工业协会理事，北京市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市消费者协会理事等数职，参政议政，社会工作十分繁忙。他除了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学习外，仍然针对义利公司的生产和经营管理提供自己的一得之见。1981年7月，他在北京市五届政协第23次常委会上，对本市食品工业提出了11点有关方针政策、经营管理、组织调整等改革的建议，并就义利公司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吁请有关领导予以关注和支持。

1982年倪家玺自费去美国和丹麦考察食品工业。他的沪江大学同学范岁久在丹麦经营食品工业，以生产春卷闻名，行销20多个国家，有“春卷大王”之誉。他和范岁久交流食品工业的生产模式、营养学的运用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体会，并征求范岁久对中国食品工业的意见，获得许多有益的启发。他回国后就国外所见，结合中国实际，对义利公司在改革、引进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诚挚而坦率的意见和建议。

1987年，义利食品公司经理会议决定，聘请倪家玺为公司高级顾问，并恢复和补发了他的原工资。他接受了公司顾问的聘请，但把补发工资全部捐赠给了公司幼儿园。在聘任仪式上，公司领导对他担任义利食品公司经理20余年的功绩做了充分肯定，表彰他为了“发展义利、宣传义利、振兴义利付出了全部精力”。认为他是“对义利公司功勋卓著的老经理；他的丰富经验和宝贵意见是义利的无价之宝”。确实如此，从义利公司迁京到倪家玺1976年退休止，义利公司除了本身的积累用以扩建外，上缴给国家税利达17000余万元，等于128年义利公司的平均投资，这其中倪家玺功不可没。更可贵的是，倪家玺为承载了几代人情感的“老字号”——北京义利食品公司奠定了企业文化基础，即至今仍扎根于企业每一位员工心目中的一种企业精神：“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不仅是公司名字的缘起，更是多年来“义利”人做事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晚年的倪家玺

介绍了父亲倪家玺立身公正、“实业救国”、实业报国的坎坷人生，倪先生补充说：我一直是非常崇敬家父的。我记忆中，还是在我5岁不谙世事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去从事实业救国运动了，他组织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接着就是逃难，而后继续创办实业……但从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直至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父亲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父亲的切身体会，使他深深懂得了怎样做才能使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强大起来，所以早在建国前他就拥护中国共产党，对党充满信心，特别是在1949年10月建国以后全国展现出一片新气象，他也随之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率先把在上海的义利食品公司迁到北京来，搞“公私合营”。后来听父亲说，“义利”这两个字是取有义才有利的意思，早在父亲创办实业之初，他就深刻体会到诚信对企业的重要性，并把这种理念贯穿到自己的经营活动中。以后的日子里，父亲这个“资本家”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仍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些对我都是有很大教育意义的：一个人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并不懈地为之而奋斗，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在世，必须有信念，有信念才有追求，也就才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