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巴黎的十五个月

出国前夕

《莱茵报》被查封事件向人们表明，在普鲁士进行民主主义的宣传太困难了。处在斗争最前沿的马克思对这一点的感受更加强烈。他激愤地向一位朋友诉说，自己不能再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了，也不能再呼吸普鲁士的空气了！

那么怎么办呢？停止战斗是不可能的。或者，像布鲁诺·鲍威尔们那样，抱怨群众愚昧、不觉悟，自己躲进哲学的抽象世界里去自我欣赏？这也是马克思没法接受的。剩下来只有一条道路：到国外去，在那里创办刊物，继续向这个丑恶的制度开火。

到国外去！这个念头强烈地占据着马克思的脑海。在那段时间里，他和卢格多次通信，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不久，他和卢格见面时，又详细地商讨了出国办刊的许多细节。

按卢格的意思，可以在国外办一份《德国年鉴》，由马克思和卢格本人主持，来继续在国内中断了的事业。但马克思不同意这个设想。他认为，再办一份原来那样的刊物已经不够了，应当有一份全新的刊物，这份刊物不应当是《德国年鉴》，而应当是《德法年鉴》。

马克思想得更宽广。德国人民是一个擅长思考的民族，从他们中间涌现出了一批大哲学家、大理论家；而法国人民是长于行动的民族，他们以自己的大革命深刻影响了整个欧洲。把这两个民族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也就意味着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了一起，将会使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将会使人摆脱一个民族的狭隘性，具有国际性的视野。

卢格被说服了。新刊物定名为《德法年鉴》，出版地定在巴黎。马克思和卢格还详细讨论了未来的撰稿人名单，这个名单上将包括德、法两国众多著名的理论家和作家。

但在出国之前，马克思必须完成自己的两个心愿：一个是同他心爱的燕妮结婚，另一个是对先前自己信奉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一番反省和批判。

订婚七年来，燕妮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她的亲属们想方设法逼迫她跟马克思解除婚约。父亲去世后，燕妮在家中更孤立了。面对各种劝说、挖苦和要挟，她抗争，她以缄默来捍卫自己的选择。七年里，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在这些年月里，唯一能支持她，使她不致倒下去的就是对卡尔的爱。她在无限痛苦和思念中写给恋人的信，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

啊，卡尔，我清楚地知道，我做了什么和我会怎样被人们瞧不起；我知道这一切一切，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高兴和幸福，甚至不会为人世的任何财宝而放弃对那些时光的回忆。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愿它永不泯灭……我的所有心事，所有的想法和念头，一切一切，过去、现在、将来只归结为一个声音，一个象征，一个语调，如果它响起来，那么它只能是：我爱你！这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无时间限制的和无限度的——其他的一切都交织在这里面……你的爱情的终结将和我的生存的末日同时来临。并且在这次死亡之后，就不会再有复活——因为只有在爱情中才相信生命继续存在。

残酷的、持久的精神折磨终于使燕妮病倒了，家人不得不送她去疗养地治病。尽管处境是这样艰难，燕妮仍然没有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在她给马克思的信中，字里行间仍然跳动着女性的温柔和幽默。她深知，卡尔是无法在国内实现自己的抱负的，而她，为了他的事业，愿同他一起远走异国他乡，做出一切牺牲。

但她在信里却玩笑式地把自己说成是消极被动的服从者。然而，她以富有远见的眼光预见到，这一出国，很可能将变成长期流亡，因为她很清楚，普鲁士当局正想借此机会把马克思赶得远远的！

燕妮精神上的痛苦，同样也长期折磨着马克思。他知道，如果自己想要忘记这种精神折磨，还可以到理论殿堂里去躲避，而燕妮就不可能了。她承受的痛苦比自己实际上大得多。因此这次出国，他一定要带上自己的燕妮，决不能把她一个人留下受苦。他在给卢格的信里倾诉了自己的这种内心痛苦：

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色彩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了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新婚前后的燕妮

由于与卢格谈妥了创办《德法年鉴》的事，马克思作为主编，将得到500塔勒的年薪，这样，燕妮的家人没有什么好再阻拦的了，结婚的日期终于定了下来。

1843年6月19日，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在克罗茨纳赫结婚。这对情深意笃、心心相印的恋人，在长期的艰难抗争之后，终于把他们的命运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了。苦尽甘来，他们陶醉在蜜月的幸福里，莱茵河沿岸的城镇乡村，风景名胜，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1840年前后的克罗茨纳赫

新婚的幸福并没有使马克思放下自己的思想探索。在这段时间里，他系统地对黑格尔学说进行了批判，还研究了大量历史的和哲学的著作，写下了厚厚的摘录。这些手稿直到马克思去世后许多年方才公之于世，它们通常被称作《克罗茨纳赫笔记》。

在这些手稿里，最重要的一份是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它在1927年发表时，编者加上了一个标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还在编辑《莱茵报》时，马克思就已渐渐感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是无法合理解答当前大量的实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要继续前进，就必须首先对黑格尔学说作一番深入批判。因此，马克思希望重返书斋，进行新的思想探索。《莱茵报》被查封，正好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一种新的学说像洪钟一样震撼了马克思，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启发。这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曾是黑格尔的门生，但他后来背离了自己老师的唯心主义，走上了独立探索的道路。他因为在讲坛上反对神学、主张无神论而被逐出大学，此后长期隐居乡间，顽强地继续着自己的学术事业。他在19世纪40年代初发表的一些著作中，大胆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并宣布自己转向唯物主义。他指出，真理并不在黑格尔一边，不是存在来自精神，而是精神来自存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从人当中抽象出来并与之分离的精神而已。这样一来，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基础被颠覆了。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在德国哲学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革命，当时对黑格尔学说感到不满的所有进步的思想家，都热烈地赞扬费尔巴哈的著作。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

大学刚毕业时，马克思就读过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但当时似乎还没留下深刻印象。但现在，他读到了费尔巴哈的新作《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兴奋异常。他早就感到，黑格尔对普鲁士官方制度的崇拜是应当彻底批判的，现在，费尔巴哈对批判黑格尔学说正好提供了方法论上的重大帮助。因此，刚一退出《莱茵报》，马克思便立刻借助费尔巴哈的成果，展开了对黑格尔的批判。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并没有全盘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而是清醒地看出了他的缺陷。费尔巴哈是从抽象的人本主义出发，只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产物，而马克思已初步意识到，人首先是社会的产物，要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就应当到历史地形成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答案。因此，马克思把辩证法看作是认识事物的有力工具，认为不能在抛弃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把辩证法也一起抛掉。但不管怎样，费尔巴哈在马克思走出黑格尔哲学藩篱的思想历程中起过重大作用，因此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后来一直给费尔巴哈以很高评价。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高于市民社会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事实与黑格尔所说的正好相反：是人民创造了国家制度，而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了人民；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黑格尔之所以作出这样颠倒现实的论述，是由他那神秘的唯心主义使然。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历史上、理论上对民主制作了论证。他指出，民主制的基本特点，不是人为法律存在，而是法律为人存在。这也就是说，在民主制中，人民的利益是根本性的原则。未来的社会理想，正是要实现这种以民主制为基础的新社会。在这里，马克思讲得还很抽象，但他正是沿着这种民主制理想，在不久后才寻求并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因为马克思所阐发的共产主义不是别的，实际上正是民主主义的彻底发挥和最高发展。

总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标志着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同时，马克思广泛地研究了历史、政治和哲学著作。他读了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汉密尔顿的《论北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并写下了几大本笔记。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个插曲。政府方面通过某种关系带来一封信，建议马克思担任官职，为政府服务，许愿给他优厚的待遇。马克思对这个收买的举动一笑置之，高傲地拒绝了。看来，普鲁士官方对于它的这个敌人的品格估计得完全不正确，这个人即使被放逐国外，也是绝不会向政府卖身求荣的。

1841年9月13日燕妮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593、595、59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