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璟的家世与生平

（一）吴江沈氏世家

本书话说的主人公沈璟，是江苏吴江县人。话说沈璟，必须从吴江沈氏世家说起。

在姑苏城里，搭上一条悠然的篷船，沿着运河、向着东南，吱吱哟哟地摇过二十里，就可以看到一个“水巷人家尽枕河”的江南小镇。那悠远而古老的大运河，默默的倚在它的身畔，千年不休的缓缓流淌。而那白帆红菱的太湖，也在它纵目远眺的尽头，闪烁着粼粼的波光。“平湖落雁”“太湖春波”“洞庭白云”“垂虹夜月”“华严晓钟”“海云夕照”“夹浦归帆”“龙庙甘泉”，这八景曾经吸引了无数的骚人墨客在此驻足，陶醉在江南水镇温婉的怀抱里，并留下了数不胜数、清丽绝伦的诗赋题咏。宋人姚铉《吴江》诗道：“勾吴奇胜绝无俦，更见松江八月秋。震泽波光连别派，洞庭山影落中流。汀庐拥雪藏鱼市，岸橘风香趁客舟。清兴不穷聊一望，烟空云霁倚层楼。”这是八月的吴江：震泽镇的波光，洞庭山映落在水中的倒影，还有热闹的鱼市和飘荡的橘香，难怪诗人说吴江之“奇胜”是别处难以比拟的了。

明代中叶以后，江南是天下富庶之地。紧靠苏州府的吴江县自也是富庶可羡。这从冯梦龙的小说《施润泽滩阙遇友》对盛泽镇的描写可以看出：

吴江慈云塔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馀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绵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有几句口号为证：东风二月暖洋洋，江南处处蚕桑忙。

清代彩绘《苏州市井商业图》

作为小说作品，其中不免有所虚构，但冯梦龙是苏州人，对于处在不远的盛泽镇，不会不了解。从这段描述中可以见出，这里丝织业极其发达，商业极其繁兴。吴江不仅富庶，也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尤其是宋元以后形成的著姓望族，更注重文化传统的承袭和文化的品味。吴江沈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1.200年形成的望族

吴江沈氏的始祖叫沈文，元代末年因为躲避战乱而移居吴江。其次子沈敬“以勤俭理家，家日饶”，不仅使家族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他还在吴江县城建了一座楼，“可以眺远，署曰揽胜楼”。沈敬的次子沈巽“始业儒”，虽然没有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却开启了吴江沈氏读书而振兴家族的历程。

经过几代读书业儒的积累，沈璟的曾祖父沈汉终于在正德十六年考中进士。《吴江沈氏家传》记载，沈汉“少贫力学，倜傥有志略，身长七尺，美修髯，善谈论，人见之无不敬者”。中进士之后，他官至户科给事中，可是，他生性耿直，“不肯事权贵”，以直言谏诤而被罢官。沈汉的性格，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吴江沈氏的文化性格。在沈璟的身上，还能够看到这种沈汉的为人风范。

沈汉而后，其次子沈嘉谟、三子沈嘉谋均业儒读书。沈嘉谋虽然没有科举功名，却以南京国子监生选授上林苑佳蔬署署丞。沈嘉谟之子、也就是沈璟的堂伯父沈位，跟随唐顺之、茅坤学习，在古诗文写作上得到他们的传授，在应天乡试中考了第一名，隆庆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

沈嘉谋的长子沈侃，也就是沈璟的父亲，同样业儒读书，只是科举考试一直不顺利，他把对科举功名的追求转移到沈璟和沈瓒这两个儿子身上，最终，两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与此同时，沈璟的族兄弟沈錡、沈珫、沈珣也都先后考中进士，《乾隆吴江县志》记载，他们与沈璟、沈瓒被时人称为“沈氏五凤”。

从元代末年沈文移居吴江，到“沈氏五凤”的声名鹊起，经历了200年左右的积累，沈氏终于成为小小吴江县的著姓望族。

吴江沈氏家谱

2.吴江沈氏家族的家风

吴江师俭堂

作为著姓望族，吴江沈氏家族不仅体现在其家族成员获得科举功名，以及获得科举功名后的仕宦上。在200年的积累中，这个家族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者如今天我们所谓的“家风”。

从沈文的四世孙、沈璟的高祖沈奎开始，就以“孝友”传家。《吴江沈氏家传》不仅记载他“性孝友”，而且还记载了他对父母的孝敬行为：他母亲“苦目眚”，大约是白内障，医生说不能治愈，他就“亟舔之，如是数月良愈”。不知用这种方法是否能够真的治愈白内障，但至少沈奎的孝心是让人感动的。他的父亲生病，他衣不解带的服侍。对于兄弟，“昆弟四人同居，有无相通，无片言相忤”。和亲戚相处，他做到“亲戚有所不足，往往取办于公”。他的这些行为，完全符合儒家规定的为人准则。

沈奎的儿子沈汉，尽管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但在文化观念和性格上同样遵循着儒家的教义。他性格耿直，在任刑科给事中的时候，就直陈时弊;嘉靖六年任户科给事中，他不事权贵，“直言谏诤，颠跌不悔”，终于因忤皇帝旨意而被廷杖下狱，削籍为民。他的儿子沈嘉谋，在沈汉被廷杖下狱后，服侍前后，衣食均一人管待，孝心可鉴。在《吴江沈氏诗集录》、《吴江沈氏家传》和《家谱》中，我们看到诸多类似的记载，如沈位“性孝友，能拯人之急”;如沈倬“事亲及兄，以孝友闻”。

崇尚文学，也是吴江沈氏家族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也是从沈奎开始的，现存的《吴江沈氏诗集录》中将他列为第一位，收录其《述怀》诗二首，并称赞他的诗文“风格淳古，直逼汉魏”。沈奎之孙、沈璟的堂叔父沈位和沈倬，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沈位的诗歌“师晋宋近体，宗盛唐”，《吴江沈氏诗集录》收其诗作44首，朱彝尊称赞说其诗“丽以则”。沈倬本人虽然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但他的儿子沈琦、沈珫均中进士。《吴江沈氏诗集录》收录其诗达61首，并记载他“读书过目成诵，学文于归安茅副使，学诗于金坛张太守祥鸢。每有作，操笔立成，咸中纪律。……为诸生，负重名，而连不得举，乃寄情诗酒，游览山水。遂溯江汉，登太和，历齐云，泛西湖以归。到处辄为咏歌，时皆传诵。”朱彝尊评价他的诗作“清远秀逸，品格甚高，与七子同时而不染其习者也”。

吴江沈氏世家的文化品格，首先是以“孝友”为外在特征的儒家文化风范，其次则是对文学的崇尚。这种文化品格或者说“家风”，对于本书的主人公沈璟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从神童到进士

吴江县治的所在，唤作松陵镇。大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二月十四日，沈璟就降生在松陵镇。

或许是“造化钟神秀”的缘故，出生在这样一个江南水国之乡，少小时候的沈璟，就生得清秀白皙、眉目如画。身形瘦弱的他，仿佛蕴含着与生俱来的几分书生气。而特别引人注目的，便是他的颖悟聪明、天资过人。才几岁的时候，他就能对答出大人命拟的对联，并且声音响亮，绝无羞涩委琐的情态。长辈教他读书诵习，几乎能够过目成诵。这样的天资聪颖，着实是令人惊诧的。因此，乡里中沈家“神童”的名号，也就越发的响亮、传奇了。

吴江同里古镇

在沈璟十多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沈侃，开始领着他去拜会当时的名流。刑部主事唐一庵、南赣巡抚陆北川、苏州知府蔡国梁等等的一时名贤，都非常的赏识沈璟。在他们眼中，这个眉目清秀的小小书生，是如此的天资迥异，日后必将会是大明王朝的栋梁之材。

确实，当这个神童来到世上，并渐渐长大的时候，谁也未曾料想到，他日后之所以名焕青史，竟是缘于他是一位戏曲家。

《沈璟集》书影

《明史》中有沈璟曾祖沈汉的传记，沈璟的名字则仅仅是一语略及而已。在明代的社会中，就每一个个体而言，人生的最佳选择就是读书，书读好了便去做官，乃至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膝下的—个忠实臣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是那个时代眼中最为明媚的人生道路。沈璟一来到这个世上，就不得不接受这一被社会所公认、为前辈所早已规定好了的“最佳选择”。这样的人生规划，自然的是出自沈璟的父亲——沈侃。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由读书而仕进也是沈侃个人的期许与愿景。然而，天不遂人愿。在读书与仕宦之间，沈侃的人生愿景中却深嵌下一块难以移易的巨石——科举考试。是呵，世间的读书人何止万千，却又有几人能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从名落孙山到屡试不第，沈侃终究未能推开登科仕宦这扇沉重的大门。甚至在沈璟都已考取进士后的几年，沈侃仍旧带着次子沈瓒一道在科场搏杀。然而，直到次子也考中进士，沈侃所收获的，却仍是一次次的落第而归。

科场上的屡屡败北，以及其间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挫折艰辛，使得沈侃对诸子的学业愈加严苛。在沈璟的亲家、王世贞之弟王世懋为沈侃所作的传记中，特别提及沈侃“训督诸子严急，不遗余力”。据王氏所记，沈侃对三个儿子的要求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少弗弄，长不令见异物。过必谴，出入必与谐;所延致必明师良友，凡文之佳者无弗秘而习也”。倘若说与今天的青少年们听听这位父亲的要求：从小严禁玩耍，也不让见到任何稀奇的物事以免分心，有错必责罚，平日里只许和良师益友相往来，凡是好文章则必须揣摩学习……大概他们十之八九是要大叫其苦的吧。

沈侃一生的诗作，至今只有一首存世。这仅存的一首七律，是万历二年沈璟前往京城参加会试，沈侃送至镇江，临别时所作。诗题叫做《春日焦山与璟儿言别兼勗瓒儿》，诗云：

江风习习水增波，江上轻云映薜萝。

花鸟留连堪唱和，关山游览易蹉跎。

春光渐觉闲中老，行色宜怜梦里多。

此去燕台须努力，莫叫汗血后鸣珂。

这首沈侃仅存的诗作，只能称得上是中规中矩，谈不上什么艺术上的美感。但是，沈侃在诗中感叹自己年岁渐老、春光易去、功名难就，只得寄望于儿辈，并在临别之际仍不忘谆谆教诲的心绪，却隐然若见。

在沈侃如此这般的殷殷期望，以及“不遗余力”的督促之下，沈璟读书十分勤勉。再加上沈璟本人天资聪颖，在科场上，确然是春风得意的。

十六岁，沈璟就补为邑弟子员。

十八岁，沈璟被录为廪膳生员。

二十一岁，沈璟在应天乡试中考取第十七名举人。

二十二岁，沈璟参加会试，名列第三。在随后由皇帝亲自主考的廷试中，沈璟得二甲第五名，赐进士出身。

“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寒窗无人知”。

转眼间，昔日的小小神童，一跃龙门而成为大明王朝最为年少的进士，真可谓是少年得志了。

（三）京官十五年

1.从兵部到吏部

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 ，沈璟作为新科进士，在兵部“观政”（如同今日的“见习”）一段时间后，于当年被正式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这年起到万历十七年辞官回乡，沈璟经历了他十五年的京官生活。

身居庙堂的沈璟，尽职尽责地为大明王朝贡献着自己的一腔热忱。兵部职方司，是兵部所属四司（武选、职方、车驾、武库）之一，主要掌管军政、舆图、征伐、镇戍等事务，它需要对全国各地的军队情况都十分了解，其职司可谓是细密繁琐。为了娴习其职司，沈璟将诸多将官的名字，以蝇头小楷一一抄录下来，放在随身携带的口袋里，以便随时查考、记诵。不多久，沈璟对于各地驻军及其各自将领的熟悉程度，便着实让他手下的人惊诧不已了。

在兵部职方司供职五年之后，沈璟调任礼部仪制司，并被擢升为员外郎。仪制司，是礼部所属四司（仪制、祠祭、主客、精膳）之一，顾名思义，即以朝廷的礼仪制度为其职司。其所承担的细务，则包括诸如颁定朝仪、起草礼文、掌管帝室与王国的各项礼仪等等。简而言之，大明王朝但凡有任何的官方活动，大概都要由礼部仪制司来确定其相关的礼仪，以免贻人笑柄。由于其事务的枯燥繁琐，仪制司例来是礼部最为忙碌的一个司。但是，沈璟同样以他认真负责的态度，将这各方事务尽皆处理的有条有序、一丝不紊。甚至连校勘记录宗室、藩镇的名封文件这样的小事情，他也要亲力亲为，而不是随意丢给一般的僚属去处理。

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 ，沈璟又再度调任至吏部。在吏部，沈璟先后担任过稽勋司、考功司、验封司员外郎。他依然是那样的兢兢业业，时时留心察访，为国家铨叙人才。

2.上谏“国本”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 ，沈璟的仕宦生涯横遭挫折，甚而一度罢官出京。追本溯源，亦即是坊间所津津乐道的明末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的源头——万历皇帝的太子之争。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一直未得麟儿，万历十年宫女王氏为万历皇帝生下了长子朱常洛，母子二人却并未得到皇帝的垂青。如所周知，万历皇帝最所钟爱的那位郑贵妃，终于在万历十四年生下了皇子朱常洵。

这一下，天子与朝臣在选择继承人一事上，终于是针尖麦芒、针锋相对了。

在朝臣们看来，按照封建宗法的原则，皇位继承人自然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既然皇后无子，长子朱常洛无疑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朝臣们毫不介怀于常洛生母王恭妃地位的卑微、以及其在内廷的无宠，众口一词的请立常洛为太子。但是，以明神宗对郑贵妃的宠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皇帝当然是想要将朱常洵立为皇位继承人。因此，他有意拖延，迟迟不将朱常洛册立为皇太子，其用意不问自明。

万历帝朱翊钧画像

万历皇帝与众朝臣在立太子一事上的分歧，可称是无法调和的矛盾。皇帝试图借着“拖字诀”，拖到终于能将常洵立为太子的那天。朝中的大臣们如何不知道皇帝的心思。他们开始为“国本”担忧，唯恐神宗皇帝哪一天真的废长立幼，一来坏了祖宗的规矩，二来极易引起朝廷的内乱。自小饱读圣贤书的沈璟，毫无意外的成为此派大臣的一员。沈璟径直给明神宗上了个疏本，要求赶快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进封王恭妃为贵妃。这一直批逆鳞的举动，自然使得明神宗大为光火，盛怒之下，皇帝下令将沈璟连降三级，由员外郎降为行人司司正，并差他返回吴江县，实际上是稍稍体面地把他撵出了京城。明人姜士昌所作《明故光禄寺丞沈伯英（璟）传》这样写道：

吏部雄司也，公所忧者至计，又谓言官不当以言被谴，不惜一官争之，盖一日名重天下矣。

“一日名重天下”，正是朝堂之外的士林，对沈璟抗颜直谏的赞赏。

（四）壮岁辞官及其原因

万历皇帝大概也知道，敢于直谏的沈璟，虽然在立太子一事上没有让自己顺心如意，但他终究是尽忠于大明王朝的臣子。因此在被贬谪沈璟的第二年，皇帝再度起用沈璟，任命他作为顺天乡试的同考官，次年又将其擢升为光禄寺丞。

光禄寺是掌管“祭享宴劳酒醴膳羞之事”的机构，凡是朝廷的祭祀、犒赏、宴会等活动，包括各种食物、果品的准备，均由其承担。光禄寺设“卿”一人，是第一长官，从三品;“少卿”二人，为副长官，正五品;寺丞二人，从六品。

但是谁曾料想，万历十七年（1589） ，也就是沈璟升任光禄寺丞的第二年，他却称病辞官。“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自此，沈璟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到朝堂。

这一年，沈璟三十七岁，正当壮年。

吴江退思园

壮岁辞官，无疑是沈璟人生中的转折点。这既是他仕宦生涯的结束，却也开启了他步向戏曲艺术殿堂的旅程。

在四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并不惋惜大明朝或许曾经错过一位能臣，反而要庆幸一位让戏曲艺术由此别开生面的人物自此诞生。

沈璟为何要壮岁辞官呢？依照有些学者的看法，是因为他在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时，录取了当时的首辅申时行的女婿李鸿，引起部分朝臣的议论，流言迫人，故而沈璟就此辞官而去。据《明实录》、《明通鉴》、康熙《吴江县志》以及《吴江沈氏家谱》等文献的记述，这一推断约略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有些论者进而提到，沈璟录取李鸿乃是不坚持原则的举措，甚而将沈璟称作是“执政的追随者”。这样的看法，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诚然，沈璟与申时行既有所谓“师生之义”，又有“同乡之谊”。但是，申、沈之间的师生关系，并没有程门立雪或是授业解惑的因缘，只不过是明代的科场流俗。亦即沈璟参加殿试时，申时行是当时评阅官，由此而成其为“师生”。然而，万历二年参加廷试者有二百九十九人，评阅官则有十三人，论起来他们各各皆是师生关系，难道个中惟独沈璟与申时行的关系亲密一些吗？况且，在我们迄今所掌握的沈璟交游往还的资料中，并无一条与申时行有关。仅有这样一种师生关系和同乡关系，并不足以使沈璟无原则的去录取李鸿。

不止如此，《吴江沈氏家谱》所附“家传”中，说沈璟批阅文章，颇具慧眼，“戌子顺天之役，公所得士有长洲李鸿者，为申少师婿，谈者以为私，公不自白;及申少师归，而鸿以乙未成进士，上饶之政，为世名臣，谈者始息”。这里，“家传”之意，乃是赞赏沈璟善于发现人才，李鸿的录取即其一例。如果说“家传”中或尚有谀辞、未可尽信的话，那么，成书更早的康熙二十三年《吴江县志》同样提及了此事：沈璟“为顺天乡试同考官，所得士有李鸿，为时行婿，言者以为私，璟不自白;及鸿成乙末进士，知上饶，与税监忤，疑谤始息。”亦即流言的甚嚣尘上，其实也与沈璟不为自身辩白，而是就此拂身而去有关。而到流言所谓徇私而举的李鸿，在任职上饶时敢于和朝廷派去的税监较劲，终于为士林所认可乃至褒扬时，围绕沈璟的蜚语也就随之消失了。

况且，李鸿中进士为万历乙未年（公元1595年） ，而申时行于万历辛卯年（公元1591年）即已告归还家，前后已相差五年。申时行家居乡里，纵然仍有羽翼，也无法与大权独揽之际相提并论。何况在朝中，申时行尚有对手与政敌。李鸿录取为举人时既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假如李鸿真的毫无才学，而仅仅是由沈璟凭私情所录取，那么此时谁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再行录取他为进士？再说，沈璟也只是一个“同考官”而已，录取李鸿他一个人也难以决定此事。

凡此种种，皆可明白，沈璟录取李鸿并非是“不坚持原则”，而恰恰是出以公心为明王朝擢拔人才，是由其“阅文具只眼”而来。事实也是如此，李鸿在上饶痛责税监，其所做所为表明他不仅颇有才学，更是才德并茂之士。

沈璟的辞官，或许确实是由李鸿事件所致。但是，辞官还乡之后，沈璟却为何再也不返朝堂？

《吴江沈氏家谱》所附“家传”说沈璟“林泉之兴甚浓，虽无癸巳之察，固亦不出矣”。“癸巳之察”，指的是明代对官员的“考察”，考察的内容是官员的政绩、德行和过失等。“癸巳”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这里说的是，沈璟已经决意脱身仕途、甘老林泉，虽然没有癸巳年对他不利的考察，他也决意不再踏入仕途。这恐怕不仅仅是由李鸿这一件事所引发的结果。假如沈璟是一个汲汲于仕途的臣僚，那更是万万不会有此结果的。

那么，沈璟的“挥手自兹去”，究竟是因何所致呢？回到万历皇帝错综纠葛的时局中去，我们以为，沈璟之所以壮岁辞官，大概正是为了逃避当时朝廷复杂的政治斗争。而李鸿的事件，只不过是个重要的触机而已。

沈璟初入朝廷，其时的内阁首辅是张居正。此时万历皇帝年纪幼小，难以执掌朝政，张居正又是一位非常有才干的政治家，因此难免大权独揽。张居正执政时期，兴利除弊，推行“一条鞭法”，对于政治和经济均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在张居正时代，却也逐渐形成了内阁和言官相对立的政治局面。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继任首辅即申时行。申时行既没行张居正那样的魄力和才干，也不像张氏那样独揽大权，息事宁人、保持平衡似乎是这位新任首辅的立身之道。但这实在是一个失败的策略：“初，言路为张居正所抑，至是争锋砺锐，搏击当路。”这时的内阁大学士除申时行外，还有王锡爵、许国等人，而言官则有羊可立、李植、江东之、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等人。沈璟在朝的这段时间，言官与内阁之间不断爆发冲突，其中有两件比较激烈的事情：

一是贬御史丁此吕事：

未几，御史丁此吕劾：“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以‘舜亦以命禹’为题，为居正劝进。”上手疏示申时行，时行言：“此吕以暖昧陷人大逆，恐谗言踵至，非清明王朝所宜有。”尚书杨巍因请出此吕以外，植、东之交章劾时行、巍蔽塞言路。上为罪启愚，留此吕，时行、巍求去，余有丁言：“大臣国体所系，今以群臣言留此吕，恐无以安时行、巍心。”上乃听巍，出此吕于外。 许国尤不胜愤，专疏求去，言：“昔之专肆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事，其风渐不可长。”言盖指中行、用贤也。自是言官与政府日相水火矣。

另一次是大峪山寿宫事：

上竟用徐学谟言，作寿宫于大峪山。役既兴李植以“寿宫地有石，而首辅时行以学谟言故主之可用（引者按：徐学谟与申时行为儿女亲家） ，是罪也”，乃与江东之、羊可立合疏上言：“地果吉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改卜。乃学谟以私意主其议，时行以亲故赞其成，非大臣谋国之忠。”时行奏辩曰：“车驾初阅时，植、东之不言，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其借事倾臣甚明。”上为责植等三人，夺俸半岁……

用贤以许国等立诋，抗疏言：“朋党之论，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国。”语甚激愤——党论之兴遂自此始。

关于明代中、后期言官与内阁的矛盾与斗争，自来多肯定言官而贬低内阁。其实就二者的褒贬而言，并不能够一概而论。张居正执政时期，言官们因为张氏独揽大权、蔽塞言路，从而与内阁激烈相争，自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启、祯年间，政局崩坏，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更有一定的进步性。然而，在朝堂之上，特别是权力的名利场中，言官的抗辩却未必能尽皆出自公心。

上引沈璟在朝时，言官与内阁的两次冲突，恐怕并不是在争“是非”，而是如引文末句所言，是“党论”之争罢了。因此，言官们并非在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与内阁有所分歧，而是攥住细小之事，吹毛求疵，以寻找机会责难内阁。

大峪山风景区

大峪山之事，言官们显然是借机倾轧，毫无道理。神宗皇帝为自己预作帝陵，采纳了徐学谟的意见，择址于大峪山。在工程营建两年之后，李植忽然以“陵址有石”为由，弹劾内阁。同为言官的江东之、羊可立继踵其后，同气连枝，群起而攻击徐学谟择址不当、申时行以私谊偏袒徐学谟。这样的由头，确如申时行抗辩所称，是“借事倾臣”，也就是借题发挥罢了，其用意何在，昭然若揭。

高启愚之事，同样如此。我们姑且不去计较，将“舜亦以命禹”与“为张居正劝进”牵连到一处，是如何的捕风捉影。当高启愚主试南京，以“舜亦以命禹”作考题之际，言官们一言未发，而张居正倒台后却忽然以此为据，言之凿凿。实际上，言官们参劾高氏是假，矛头所指仍是申时行，因为高氏是由申时行的提拔，才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并兼任皇帝的经筵讲官。

这些斗争，究其本质，不过是名利场上的权势之争。它非但无益于国计民生，反而使朝堂之上的王朝官僚们，不以治国为务，却汲汲于党争、倾轧。在错综诡谲的政治环境里，人人自危，不得不谨言慎行以保身全家，抑或是倾轧、构陷，以惩其私怨。稍有不慎，政治厄运就会飞临头上。至于想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有所作为，或者保持中立，恐怕只是本人的一厢情愿了。

大概就是出于对政治倾轧的厌倦、以及对王朝政局与个人仕途的失望，沈璟虽仍兢兢业业地勤勉于王事，同时却也滋生了归隐之心。

在送姜士昌的诗作里，他已明白地表露：“欲寄归心与明月，随君一夜到吴江”。不仅是像陶潜一般的“归去来兮”，更是归心似箭，要“一夜到吴江”。如果朝政清明，仕途畅顺，沈璟大约不会有如此迫切的归乡的念头。“归去来兮”的源头，大概往往是肇自于“行路难”。

万历十年至十三年，因父亲沈侃的辞世，沈璟回吴江丁父忧。乡居之际，沈璟在家中修葺了一座园林，园林中的亭台楼榭，沈璟取名为涤玄斋、静因楼、篆月廊、半榻庵、瑟居、翛然台、峭蒨间及延暾阁等等。这些逍遥物外、不染尘俗的名字，或多或少已带有他对归隐的向往之心。

沈璟的好友王权承还有咏静因楼的一首诗：

结楼祠金仙，鹫岭飞云霞。

忽悟前生因，梦堕青莲花。

朋友唱和之作，思想志趣多多少少是相同或相近的。且不说前句中的“金仙”“云霞”，后句“忽悟前生因，梦堕青莲花”已是一派释门出世的口吻。青莲花，梵语作“优钵罗”，《小窗幽记》中说，“见彻性灵，一点云堂优钵影”。悟因梦花的主人公，当然是静因楼的主人沈璟。这首小诗中的出世味道，也侧面反映了沈璟此时对官场仕途的厌倦了。

果然，沈璟所担忧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在顺天乡试中，他录取了颇有才学的李鸿，但李鸿正是申时行的女婿，同期录取的还有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的儿子王衡。这真是给了言官攻击内阁的绝好机会。礼部郎中高桂立即上疏指斥，刑部主事饶坤也奏言责备申时行、王锡爵。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沈璟不仅无从幸免的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更是一时作了狂飙飓风中的风眼，成了人言纷纭里的谈资。

沈璟本已有归隐林泉之心，这件事的爆发，更加促使他下定决心“归去来兮”了。他没有作任何的辩白解释，只是默默地摘去加在头上不久的“光禄寺丞”的乌纱帽，回到家乡松陵镇，永远离开了那个有志不能伸、是非多混淆的荒诞朝堂。

多年以后，李鸿终于以自己的才学和政绩为沈璟一雪前耻，而王衡则以他的《郁轮袍》杂剧而名载戏曲史、文学史册。

入朝束发而忠鲠，壮岁解组而孤高。

吕天成对沈璟仕宦生涯的评价，大概绝非谀辞吧。

（五）寄情词曲

辞官以后，沈璟回到家乡松陵镇，从此一直隐逸吴江，寄情词曲，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风土、人物，往往相互滋养，概莫能免。

沈璟在辞官退隐之后，之所以会走上戏曲创作和研究的道路，大概与其所生活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隐退仅仅是一种人生方向上的抉择，却不是具体生活道路的实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隐居终南山下，是以写诗作赋为乐。唐寅耻作“浙江吏”而隐居桃花坞，则是以字画自娱。沈璟能诗，又工行、草书，最终却选择了戏曲创作和研究，这自然是与他所生于斯、长于斯的苏吴地区，及其独特的地方文化有所牵系。

苏州、吴江一带，鱼米水乡，自古便以繁庶著称。吴江城内，京杭运河穿城而过，更是为这里带来了无尽的生机。明洪武十四年，吴江即被朝廷划作“繁县”，也就是以所产田粮计，高达三万石以上。到了十六世纪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更是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速发展。经济的繁荣，为戏曲艺术注入了勃勃的生机。当时，士民最为经常的娱乐活动，除了一般的歌舞之外，就只有戏曲这一种。因此，无论是达官贵人、豪富绅士，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戏曲演出的拥趸。富贵之家，往往各自蓄养家乐，也就是私人戏班。前面所提到的首辅申时行，在退职赋闲以后，就曾蓄养了一个规模已不算小的戏班子。而与沈璟同乡同里的顾道行，辞官隐居后，同样也养有一班家乐，时时自娱。这些私人戏班的演出，当然以应主人之招为主，宴会、来客时都要在厅堂演出。

苏州古戏台

戏曲的民间演出，同样频繁。举凡迎神赛社、逢年过节，都免不了要热闹一番。地方志所记的吴江风俗中，就详记了“演春”的盛况。所谓演春，即旧时在立春前日，由街巷里人自由筹款、搭台演戏，官民一道竞往观看，以此来迎新年，并展露了官民同乐的意味：

立春日前期，县官督委坊甲，整办什物，选集方相、戏子优人、小妓装扮社伙，教习两日，谓之演春。

是月，坊巷乡村各为天曹神会，以赛猛将之神……自元旦至十五日或二十日而罢。罢日，有力者搬演杂剧，极诸靡态，所聚不下千人。

这种风俗自弘治元年莫旦的《吴江志》，一直到乾隆十一年沈彤的《吴江县志》，均有记载，可见其相沿日久。

而在沈璟所处的万历年间，这一民间演剧的风潮，更是臻于极盛。“每岁必演剧月余，男女杂沓。”每年演戏的时间，竟长达一个多月。如果官府不严加禁止，恐怕时间更长。此外，吴江县的几个大镇戏曲活动也不少，如庉村，“春三月演戏甚盛，供以赛刘猛之神，多则四五十本，少则二三十本”;黎里“二月中有马灯会，择村童之秀丽者扮演故事”，“八月十五……更有太平盛会，十三日设筵演剧”。不仅是迎春了，但凡民间的节庆、神会，都是戏剧大行其道的时候。

至于苏州城内，更是夜夜笙歌了。而那中秋夜的虎丘山曲会，更是名动一方、令人神往万分。晚明小品文作家张岱对此有所描述：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奕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阗，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随着文字的流淌，张岱似乎重又陶醉在虎丘山曲会的盛景中了。戏剧的演者与观者，似乎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而“崽子”、“恶少”的称呼，更让这个场面洋溢着浓浓的“人世间”的味道。虎丘山上层层累累的观者的毡席，是怎样的一副景象呢？张岱用了八个字，“雁落平沙、霞铺江上”，王公贵族与市农工商、上流君子与三教九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在戏曲面前，都一般无二的作了聆听者与欣赏者。这样的盛况，要一直延续到“三鼓”——亦即次日的零点前后，仍是歌者“裂石穿云”、听者“心血为枯”，台上台下尽是如此的痴迷，怕是连知音相惜的子期、伯牙都要嫉妒三分的吧。借诸张岱那生花妙笔的描摹，晚生数百年的我们，身虽不能亲至，犹然心向往之。

苏州虎丘

另一方面，随着戏曲演出活动的频繁，戏曲创作和研究也活跃起来，苏吴地区因其戏曲文化的热烈，自然成了戏曲家们荟萃之地。在沈璟以前，苏吴地区的戏曲作家们，已是名贤辈出、佳作如云。如以《南西厢记》《明珠记》等作品闻名的陆采，《玉玦记》的作者郑若庸，著有《红拂记》、《祝发记》的张凤翼，都是长洲（即苏州）人氏;而有《青衫记》行于世的顾道行，也是吴江松陵镇人。梁辰鱼的《浣纱记》、王世贞的《鸣凤记》轰动一时，他们也都是苏吴附近人。

嘉靖年间，昆山魏良辅精研昆山腔，使之成为一代绝唱，至今仍惹人迷醉。但是，昆曲所最先风行的地区，却是在吴中。正如当时松江人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所记：“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又有女旦、女生，插班射利。”也就是说，随着昆山腔的勃兴，苏州人学戏的很多，甚至女孩子也加入戏班谋生。此外，昆陵蒋孝的《旧编南九宫谱》已经开南曲谱之先，太仓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戏曲艺术也作了许多品评。总之，丰富多彩的戏曲演出活动以及戏曲创作、研究的活跃，已经成为苏吴地区的区域文化传统。

沈璟生长于这样一个“三吴歌舞之乡”，自然无可避免的深受戏曲艺术的浸染。在京为官的十五年中，他多次回乡居住，有不少接触戏曲的机会，加上他曾经在礼部担任过员外郎，对音乐知识有一定了解，归隐之前就“慨然有意于古明堂之奏”，辞官归隐后，就十分自然地立即踏上了戏曲研究和创作的道路。

作为传统的士大夫，沈璟在最初从事戏曲时仍有所顾虑，他的第一部传奇《红蕖记》就未署真名，而是托名“施如宋”，末曲又以离合体隐晦的嵌入了“吴江沈伯英”五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沈璟的顾虑完全打消了，他不仅再也没有掩抑顾瞻的扭捏姿态，而且完全沉迷于戏曲创作和研讨之中。他自己也蓄养了一个戏班子，甚至亲自登台演唱。由与妓女间的相互酬唱，沈璟也写了不少《题情》、《丽情》之类的散曲。他的两个儿子均已十多岁了，可是他竟然顾不上关心他们，幸亏他弟弟沈瓒致仕回来，主动作了两个侄儿的塾师，才使他们免于“失学”。时人据此比较沈氏两兄弟说，沈璟是每日“选伎徵声”的风流曲家，沈瓒却是“寻章索句”的儒士样貌，二人同在一门之内，也是一桩趣事。沈璟对戏曲可以说是到了痴迷成嗜的地步，王骥德记载他“每客至，谈及声律，辄娓娓剖析，终日不置”，真可谓是个戏曲迷！一个对戏曲艺术迷恋到如此程度的人，能有远超旁人的成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明代音乐家魏良辅

（六）曲学朋友

沈璟退隐家居约有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他一直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戏曲上。到了晚年，沈璟家境衰落，门庭萧条，既不是当年的“沈吏部”，也不再是万金豪富，由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世间的人情冷暖可想而知。沈璟晚年“屏居深念，与世缘渐疏，意默默不自得矣”。的确，想当年，他是少年进士，曾经春风得意;他是朝廷官员，满门荣耀。而今，他没有了官职，也没有了世俗社会所敬畏的权势，他只是一个“戏曲家”。没有人对他趋炎附势，没有人对他巴结乞怜，甚至没有人给他一份应有的尊重。他的朋友圈里，剩下的只是几个曲学朋友。这里我们介绍几位与沈璟关系密切的顾道行、王骥德、吕天成三位曲学朋友：

顾道行：字大典，与沈璟一样也是松陵镇人。著有《清音阁传奇》四种，其中《青衫泪》今存。以往的研究者多将他划归“吴江派”，把他当作沈璟的追随者，其实不然。道行出生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 ，隆庆二年进士，官至福建提学副使，因为办事认真、不徇私情而遭忌恨者参劾，被贬为禹州知州，他辞官不就，归隐吴江。清初潘柽章的《松陵文献》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道行“家有清商一部，尝与客引满尽觞，流连竟日，天情萧远，不见喜愠之色。性和易，醉即为诗，或自造新声，被之管弦，时吏部员外郎沈璟年少，亦善音律，每相唱和，邑人慕其风流，多蓄声妓盖自二公始也。”顾道行在辞官以后蓄养家乐，自己写作曲词或创作戏曲作品，让他们演唱，这在当时诸多的退隐官员或者富豪中，已经蔚为风气。在这段记载中，提及沈璟时仍称他为“吏部员外郎”，并且说其“年少”。顾道行长沈璟十三岁，中进士也比沈璟早六年，他比沈璟更早辞官，步入戏曲艺术的殿堂也比之沈璟为先，也早于沈璟四年去世（万历二十四年） ，因此，有研究者说他是“沈璟的追随者”，这显然是不妥的。就事实而言，沈璟的戏曲活动和对曲学的兴趣倒是可能受了顾道行的影响。

王骥德：字伯良，号方诸生、玉阳生，别号秦楼外史，浙江会稽人。骥德青年时功名不就，于是转而潜心词曲之学，创作有传奇《题红记》、杂剧《男王后》，其《曲律》一书是当时体制完备、内容精详的一部戏曲理论著作。他与沈璟间的交往，大约始于沈璟辞官归里之后。两人知音相赏，以曲学而投契，更是时常鱼雁往来以论道辨疑。毛允遂在《曲律》“跋”中说道：“吾邑词隐先生，为词坛盟主，持法之严，鲜所当意，独服膺先生（笔者按，指王骥德） ，谓有冥契。诸所著撰，往来商榷。”沈璟于戏曲一道，持论甚苛，却偏偏对王骥德多有佩服，引为知己，甚至凡沈璟的著作，也都向王骥德请益商榷。不仅如此，沈璟编著《南曲全谱》这一盛举，也是在王骥德的敦促下才着手展开的。书稿完成之后，沈璟就立即请王氏过目，并请他作序。看来，沈璟在曲学上的成就，与王骥德这位畏友的砥砺是脱不开的。

顾大典画像

王骥德也十分敬重沈璟，在其《曲律》一书中，将沈璟在明传奇领域内的成就概括为“中兴之功，良不可没”，评价之高，可见一斑。此外，王骥德的《西厢记》校注手稿完成后，也立即请沈璟审阅，还把沈璟所提的意见并录于校注本中，又附录《词隐先生手札二通》于书后，并且自注说：“（词隐先生）性酷好声律，著述甚富，词曲之学至先生而大明于世。生平折简，往复盈箧。两书以余校注崔徽传而致，手墨如新，人琴已化，录置后牍，聊存典刑。又先生以注本寄还，谆谆嘱其人勿风雨渡江，恐致不虞。越三日而别书之踵问已至，其周慎如此。并识以记先生之善。”在这个自注中，王骥德再一次称颂沈璟说：“词曲之学至先生而大明于世”。更可感人的是，自注写出了他们之间的因曲学而留下的动人的记忆。但看沈璟寄还书稿时，殷殷叮咛寄者切勿在风雨之中渡江，以免使书稿遭遇意外;两三日间，又是一封书信以确认书稿是否平安寄达。只这一份用心，便能感觉到两人交谊的温暖。而“手墨如新，人琴已化”，寥寥数字，却是无限伤怀。斯人已矣，物是人非。对王骥德而言，大概自此以后，世上再无知音如沈璟者了。吕天成：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祖母孙氏喜好收藏戏曲，使得吕天成从小就博览各家作品。后来他又得到外祖父孙月峰和舅父孙如法的指点，更加精于曲学。吕天成创作的传奇有《神女记》、《金合记》等，合称《烟鬟阁十种》，曲论著作则有《曲品》。

王骥德画像

吕天成与沈璟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据王骥德《曲律》中所记，天成“后最服膺词隐，改辙从之，稍流质易，然宫调、字句、平仄，兢兢毖慎，不少假借。词隐生平著述，悉授勤之，并为刻播，可谓尊信至极，不负相知耳！”吕天成由于对沈璟戏曲造诣的推崇，师事沈璟，并照沈璟的戏曲理论而使自己的作品有所改观。同时，沈璟则将平生著述，尽皆委托于吕天成，天成则不负所托，为沈璟刊刻传世，故而王骥德说天成此举，实在是“不负所托”。在吕天成的《曲品》中，他对沈璟赞扬备至，称赞沈璟是当代第一的戏曲家。沈璟也很推重天成，在给吕天成的信中评《烟鬟阁十种》说：“总之，音律精严，才情秀爽，真不佞所心服而不能及者。此乃世丈一斑，他可知已。不佞老笔俗肠，矻矻守律，谬辱嘉奖，愧与感并。虞生不云乎：有一知己，死无所恨。”沈璟与吕天成的交往，也不以老师自居，而是引天成为“知己”，并直言天成是他所“心服而不能及者”，甚而觉得有此知己便“死无所恨”。沈璟还曾经给吕天成写过一套仙侣入双调【江头金桂】套曲，注明的时间是“癸卯春作”，癸卯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沈璟大吕天成27岁，所以套曲中说“只应少年是无价宝”。曲中称赞吕天成“有英髦，出自申公后，是池头一凤毛”，说他“接尊君启事声华，守相国传家风教”。曲中充满了一个年长者对吕天成的赞赏和期待。

可以说，沈、吕二人，在曲学方面沈璟对吕天成有所指点，吕天成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沈璟宣传了其理论主张。沈璟在明中叶曲坛上之所以产生了很大影响，与吕天成的积极宣传和颂扬也是分不开的。

万历二十四年，沈璟一病不起，却连病中都仍放不下戏曲。就在临谢世之际，他还审阅了王骥德校注的《西厢记》，并准备向王氏借阅关汉卿的《鲁斋郎》杂剧。遗憾的是，万历三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岁在庚戌（1610） ，沈璟病逝于松陵镇，享年五十八岁。

（七）“儒道互补”的思想

如果要概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的主流，那么，一种较为恰切的提法应当就是“儒道互补”。“儒道互补”，是一种至晚奠基于先秦时期，而后影响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

以孔子所代表的先秦儒家，把原始文化纳入到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从而将理性引导和贯彻在现世中的日常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它的核心是“仁”，而强调血缘纽带正是“仁”的基础含义，这种“仁”又通过外在的礼仪表现出来。突出人的社会性，尤其强调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伦理观念，是先秦儒家的显著特点。

与此相反，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却提出了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思想，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逍遥游》） ，正是这种思想的表述。它突出的是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作为个体的独特性。

儒、道思想离异而对立，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同时，二者又相互补充而协调，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即是一证。某种意义上，儒、道互补实现了“现世”与“超越”的圆融。作为先秦文化的积淀物，它被后世绝大多数的士大夫所接受，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底蕴。

生活于明中叶的沈璟同样接受了这种文化的熏陶。

当然，作为进士门第的吴江沈氏，其文化上的底色仍是儒家式的，而沈璟幼时的开蒙读书，同样以儒学为宗。这一点，可以从家庭、社会两个方面来看。沈璟的家庭是吴江沈氏世家的一个分支。吴江沈氏世家大约从元代末年定居于松陵镇。明正德十六年，沈璟的曾祖父沈汉考取了进士，并且官至刑科给事中。朝中有人做官，沈氏家族也就成为松陵镇上的望族。吴江沈氏世家非常重视伦理道德，是一个儒家思想非常浓厚的家族。沈璟的前辈们讲究孝友、耿直、慷慨好施，其曾祖沈汉在朝中就以耿直忠介、谏诤剀切而闻名一时。其祖父嘉谋“文学虽逊伯仲两兄，而质行过之”，少年时在京城随侍沈汉，恰值沈汉因为直言上疏而被打入监狱。沈嘉谋精心照料沈汉的生活，甚至连仆人都插不上手。沈璟的父亲沈侃“慷慨重然诺，急人之难，轻财好施”，与友人“以数十年心期千里相访，生订死酬，不异古人之范、张”;其堂伯父沈位“性孝友，能拯人之急”。先辈的身体力行，传统的家风，铸就了沈璟的性格，奠定了他思想中儒家文化的印记。

再看社会。自从宋儒把先秦儒家的伦理提升为本体，上升到宇宙论上来认识，从而使得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内容变为“纲常”，这一体系很快便成为传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学说。明代初年，朱元璋推行八股科举制度，将这一字宙本体化的伦理道德，作为登科仕宦的必经之路。沈璟虽为“神童”，但在“当今天子重英豪，足下何须论汉唐”的明代，在八股科举制度是士子们改变自己社会地位必经途径的情形之下，他也概莫能免地进学、参加科举考试，朱注《四书》《五经》成为他最熟悉的教科书。饱读宋儒的典籍，沈璟才顺利地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青年进士而春风得意。但同时，饱读宋儒的典籍，实际上也就更多地接收了被宋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沈璟为什么入朝后那样地勤勉于政事，为什么在万历十四年不顾被贬滴的危险，上疏明神宗要求立储封妃。因为“士为君用”、“兼济天下”正是儒家所提倡、所教导的生活准则。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沈璟早年的一篇文章，或许更可以证明沈璟恪守儒家思想的情况。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 ，沈璟因父亲去世而在家守制，恰逢吴江县重新修缮荒毁已久的儒学，县令徐元请沈璟撰文纪念，他欣然允诺，写下了一篇《吴江县重修儒学记》。文中对吴江乡里重修儒学之举大加赞赏，认为此举不仅有益于教化，亦有益于地方的治安。文中特别提到，儒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若得志而拔毛渐之，为仪之鸿也，在上而美化也，以保泰也。其不得志而鸿冥渐之，居贤德，善俗也，善俗亦以保泰也，保泰一也。夫太上为洙泗也，道德归焉，又及次为闽越，斯朱氏之徒哉！……

用今天的话来说，他认为儒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既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那么无论“得志”还是“不得志”，都能有益于风俗教化，即所谓的“保泰一也”。当然，不论是“美化”还是“善俗”，其指归无疑仍是“洙泗”——亦即孔子曾经聚徒讲学之所——所代表的道德。“得志”者入朝为官，由“在上”而得以为政，从而醇化风俗，也就是孔夫子的遗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而“不得志”者退居乡里，倘若也能够以道德自守，同样能够敦睦五服、教化乡里，“居贤德，善俗也”。这真真是一派醇儒雅言的风貌，更遑论末句所提到的“太上”“次之”，亦即引为楷模、师范的，分别以孔子、朱熹作其代表了。

然而，明中叶又是一个政治腐败的时代，极端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此际已经暴露出其多方面的弊病。权奸专权，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朝廷政治斗争极为复杂。另一方面，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思潮，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吸引了许多不满于社会现实的士大夫。阳明心学强调“心”的作用，从“理学”的高墙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导致了对人心、人性、人格的肯定，它虽然从理学衍变而来，与道家思想又有着一致之处。而禅宗也同样“求尽其心”，有我便有物，释道相通。因此，“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大夫结纳”，禅风之盛，同样亦影响到了沈璟。沈璟在朝为官十五年，对朝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不仅耳闻目睹，而且受到牵连，因而早已萌生归隐之念。对于新的意识形态，他虽未明确接受，却不自觉的受到浸染，导致他壮岁辞官。

从“居庙堂之高”一下子转而“处江湖之远”，沈璟是否亦会有所怅然若失呢？且看他的第一部作品《红蕖记》第一出：

《红蕖记》书影

袖手风云，蒙头日月，一片闲心再休热，鲲鹏学鸠各有志，山林钟鼎从来别。

这几句词简直就是沈璟内心的独白，在朝为官的十五年，沆瀣沉浮，大约让他尝遍了宦海的苦涩，终于抽身而出，只管去“袖手”、“蒙头”，哪里还愿意去理会那“风云”、“日月”！“一片闲心再休热”，岂不正是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或是陶潜所说的“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鲲鹏学鸠各有志，山林钟鼎从来别。”其中未尝没有对“鲲鹏”、“钟鼎”的鄙弃，试想，倘若不是对仕宦生涯的厌倦，沈璟又何尝会愿自居“学鸠”、“山林”呢？便如唐人高适的《封丘作》，虽开篇云“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但真正令人襟怀老去、壮心不再的，却是那“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如此，那就归隐山林罢了，“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沈璟还填了一首《水调歌头·警悟》，词的上阙写道：

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如粒米太仓中。一葛一衷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达者旧家风。更著一杯酒，梦觉大槐宫。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见，沈璟不但隐居山林，而且来到了老庄哲学对社会、人生的泛宇宙意识边缘。在茫茫无边的宇宙中，在漫漫无垠的历史长河中，人的社会价值也许连沧海一粟也不及，或者说，只是“如粒米太仓中”而已，这岂不又是李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那般的喟叹！那么，着意仕途、跻身朝廷、勤勉政事、上疏谏争……这一切重新看来，意义何在呢？往事如梦，把“建功立业”的抱负丢到一边，还是清静无为、落得个逍遥自在吧。于是他又给自己重新起了字、号，字“聃和”，号“词隐生”。“聃”通“耽”，“聃和”、“词隐”，无非是表明自己对浮生已多所厌倦，惟愿甘守山林，借曲词以隐罢了。

然而，自小熟读儒家典籍，并且深受吴江沈氏世家的伦理道德、传统家风影响的沈璟，要彻底丢弃儒家思想观念又谈何容易！这就使沈璟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钟情词曲，走的是正统士大夫们不屑一顾的戏曲研究和创作道路。另一方面，他又“事王父母，父母皆得欢心，事从祖及诸宗长，谦抑卑逊，不异为童子时”，甚至以此感化了家族中其他不守规矩的人，使得“凌犯之风衰焉”，恪守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教条为人处世。一方面，沈璟嘲弄风月，与妓女们互相唱和，甚至写出《吟美人红裤》那样赤裸描写性感的散曲。但另一方面，他又在戏曲创作中说孝说义，以之“风世”。一方面要忘却现实，另一方面又关心现实。

他曾写过一曾《送周文岸太史还朝》的七律：

五载居庐痛蓼莪，九重侧席望宕阿。

然藜已照青油舫，载笔还催白玉珂。

平准无书须著述，盐梅有鼎待调和。

东南杼轴曾留意，讲幄应传谠论多。

周文岸字道登，万历二十六年进士，这时沈璟已辞官回乡。周道登因病家居五年，还朝时沈璟写了这首诗送他。诗写得并不出色，但最后两句却值得玩味。杼轴，即织布机。当时东南沿海尤其苏吴地区丝织业极为发达，吴江县的盛浑、震泽都是生产丝绸的重镇。然而明神宗却派出大批矿监税史搜刮民财，苏吴地区自然是重点搜刮对象，中小地主及下层手工业者对此深为不满，万历二十九年苏州就爆发了以葛贤为首的反对税监孙隆的织工起义，次年市民又一次暴动。这两次起义发生时，沈璟已辞官在家，对于明神宗搜刮民财及中下层人民的对抗情绪他耳闻目睹，因之他在诗中说：您周文岸太史家居五载，对东南地区丝织业的情况是了解的，那么回朝后应该听到您讲点正直公道的话。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它与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有着共同之处，如东林党人李三才就曾上疏明神宗，反对派矿监税史控刮民财：“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从井其衣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这也正是沈璟儒家入世精神的具体表现。

综观沈璟的生活道路，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他由一个封建士大夫而走上戏曲研究和创作道路，少年时代曾经受到来自家庭的文学熏陶，在礼部担任官职时进一步接触了古代音乐格律知识，在辞官归里后又深受苏吴地区戏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经历使他积累了从事戏曲研究和创作的基本素养，并终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另一方面，他从小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吴江沈氏世家封建“家风”的教育，铸就了恪守儒家道德信条的人格特征，入朝为官也是忠心为封建王朝效劳。因此他虽然在戏曲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于创作上却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从而远远落后于汤显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