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父亲的“人生地图”，此时正是他将注意力转向公共服务的时候。在我出生前的那几年，父亲开始在纽约做半公职的工作。1913年，他当选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委员，并努力在金融界促成他所拥护的变革。随着欧洲战事的威胁日益逼近，以及美国参与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加大，各类恐慌开始冲击证券交易，父亲积极协助稳定市场。

例如，1914年秋天，欧洲战争威胁到了纺织工业，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90% 的染料都是由德国染料企业联盟供应。父亲向曾在德国接受训练的化学家威廉·杰勒德·贝克尔斯(William Gerard Beckers)博士提供贷款，帮助他购买工厂设备，建设急需的实验室，以继续染料生产的实验。1916年，贝克尔斯的公司与另外两家企业合并，组建为国家苯胺与化学公司(National Aniline and Chemical Company)，一战后过了几年，父亲通过谈判使该公司与四家老公司合并。整合后的企业——联合化学与染料公司(Allied Chemical and Dye Corporation)——在整个大萧条时期从未遗漏一次分红。1931年，父亲持有的股份价值达到4300万美元，每年的股息后来被用于填补《华盛顿邮报》的亏损。

父亲遭遇过多次金融挫折，但甚至在联合化学与染料公司取得巨大成功前，他就已经积累了巨量财富。等到1915年，父亲的资产估值在4000万到6000美元之间。赚取金钱是令人愉快的事情，但从来都不是他的首要目标。父亲一生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令他的金钱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途径。父亲加入了许多社会福利机构。他还是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的董事长，他对心理健康的兴趣也表现在了出资开办诊所上。他在母校耶鲁大学设立了一项基金，以训练年轻人参与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他开始谋求为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父亲是共和党人，为共和党的竞选活动和事业做出了贡献，但他当前还看不到任何为政府工作的机会，因为担任美国总统的是威尔逊。1916年，父亲参与支持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与威尔逊竞选总统，当然，最终休斯以微弱的劣势失败。

选举过后不久，父亲甚至更加渴望为政府工作，因为他肯定美国将会被卷入战争之中。他表示愿意为好友路易斯·布兰德斯大法官和伯纳德·巴鲁克，甚至是威尔逊本人提供服务。在没有特定职务的情况下，父亲去了华盛顿，每年只领取一美元的象征性薪水。经历了并不成功的开端后，他最终在七位总统手下获得了各类任命和高级政府职务。起初，父亲效力于原材料委员会(Raw Materials Committee)和总军需品委员会(General Munitions Board)，两者最终被合并为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

父亲在1917年初离开纽约，来到华盛顿。母亲六月生下我后，在芒特基斯科度过了那年夏天。十月份，母亲来到华盛顿与父亲会合，他们租住在 K 街的大房子中。接下来的四年，他们把我们这些孩子留在了纽约，而给出的解释则含糊不清；譬如，华盛顿太过拥挤、当时出现了流行性肺炎、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在那里待太久。这四年中，他们有三年时间主要留在华盛顿，只是偶尔回来探视一下。父母声称他们不知道要在那里待多久，但这是讲不通的，因为父亲一到华盛顿就辞去了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放弃了数家公司的董事职位，并卖掉了所有可能致使他陷入利益冲突的股份。事实上，1917年8月，他还决定彻底解散其投资银行。因为甚至在那时，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会更多地参与美国财政部(United States Treasury)的事务。他只留下一间小办公室来管理私人生意，并聘请了几个人来帮助自己买卖股票和缴税。

1917年，我们占据了第五大道820号大楼的整个顶层，以及其下一层一半的空间，我就是在那里出生。我们──在日记中，母亲常常用“宝贝们”来指代我们──和鲍威丽一起住在第五大道的这座公寓中。比尔出生后，家庭教师安娜·奥斯(Anna Otth)加入了我们。我无法回忆起在纽约的生活，并且，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婴儿，早年与父母的分离和代养对我的影响是所有孩子中最小的。只有心理医生能够评估出它们对我哥哥姐姐的影响。多年以后，哥哥接受了精神分析，为成为心理医生做准备，他回想起这段分离后非常恼火，怒气冲冲地质问母亲为何可以在孩子们尚且年幼时将他们丢在纽约。母亲说，“嗯，你们都已经上学了。”然而，父母第一次前往华盛顿时，三个年长的孩子只有2岁、4岁和6岁，而我不过几个月大。

来到华盛顿后，母亲的生活有了大幅度的好转。她首次成为团队的一分子，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她和父亲都是新人。华盛顿的反犹歧视似乎比纽约要温和一些。并且在华盛顿，母亲找到了展露才华的空间，这与许多迄今仍旧因为被视为男性的附庸，而觉得这座城市乏味丑陋的女性不同。

母亲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兴趣，尤其是对中国艺术，她甚至在自传中承认，“我痴迷于翻译中文典籍，且正在撰写关于中国艺术哲学的著作，因而从未想过要为这场战争做出积极贡献。坦白说，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置身事外。”但与此同时，母亲却果断地投身到了华盛顿的社交生活中，部分原因是她乐在其中，而且融入社会生活有助于扩张父亲的利益。

搬到华盛顿后，母亲开始记录另外一本日记，其中清晰地表达了她对父亲的挚爱。她经常担心父亲的才华不被充分认可，并不断记录父亲事业上的进步和对其能力的信心：“他是如此伟大，我希望在这个因无能和玩弄权术而造成的混乱局势中，他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母亲从未承认过，且常常口是心非，但她显然会为新结识的各类朋友而兴奋。父母或独自，或共同出席晚宴、午餐以及茶会，几乎没停歇的时刻──包括著名的“内德与艾弗琳·麦克林周日午餐会”(Ned and Evalyn McLean Sunday lunches)，它能够容纳80～100人，会有一整支管弦乐团为来宾演奏乐曲；午餐会在麦克林的“国度”——友谊地(Friendship)举办，它位于华盛顿的威斯康星大道，如今那里是麦克林公园(McLean Gardens)的所在地。几个月过去了，母亲在日记中提到的人物愈发地杰出或高雅，开始时是茜茜·帕特森(Cissy Patterson)，当时她还被称为吉齐茨基伯爵夫人(Countess Gizycki)。茜茜吸引了母亲的注意，她这样描述茜茜：“狮子鼻、红头发，机智幽默，魅力四射，身为女人还能要求些什么呢？她狡黠如猫，我要小心提防，以免被抓伤，但在铭记这一点的同时，我还想要看看她都有什么花样。”

与在巴黎时一样，母亲很快认识了许多卓越的人物：巴鲁克、布兰德斯、法兰克福特(Frankfurter)。法兰克福特又带母亲认识了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母亲自己曾经说，她遇到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并试图获得他的欣赏。母亲还与史瑞尼瓦西·萨斯特里(Shrinivasi Sastri)调情，他是来自印度的代表，于1922年到华盛顿参加九国和平会议。在日记中，母亲对自我深刻剖析，她提到感觉自己并非总是处于最佳状态，“但当我喜欢某个人时，我会愚蠢地想要让自己光彩夺目，没有满足的时候。”

母亲还结识了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思(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之女──译者注)及其丈夫尼克。她对朗沃思夫人(后来我们都称她为 L 夫人)总是怀揣着矛盾情绪，L 夫人对她也同样如此。父亲和 L 夫人成了好朋友，之后又成为桥牌牌友，但母亲始终与她保持距离。“多么敏锐却贫瘠的头脑！”某次母亲与她会面后写道。“这一点与她的父亲完全一样，也让我更好地了解了西奥多·罗斯福……她的思想无疑令冬季看起来有趣多了。”1920年，她们出席了同一场聚会，母亲形容爱丽丝，“正处于非常淫荡的情绪中。她吃了三块排骨，讲述了惊悚的故事，最后还用深低音歌唱：‘没有人开垦我，我是荒芜的，我是荒芜的。’”母亲尽管不断批评她，但也会有所保留地赞美。“她机敏之中有着某种令人沮丧的东西，”母亲写道。

母亲似乎满足于沉浸在忙碌的社交生活中，但日记里却满是尖锐的批评，既针对这座城市，也针对栖身其中的人们：“华盛顿全然没有有识之士，这一点毋庸置疑”；“罗斯福(富兰克林──时任海军助理部长)非常平易近人，但其妻子(埃莉诺)却和所有官员妻子一样趾高气扬”；“我怀揣着沮丧的心情回到家中，因为这场晚宴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乏味至极。”

母亲也许鄙夷晚宴，但却为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雀跃不已。某个时刻她宣称，“最终，je m’en fiche de Mt. Kisco(法语，意为‘我不在乎芒特基斯科了’──译者注)。我真的确信，那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消失了”──这是她唯一一次提及，那里的势力行径伤害了她。

母亲的日记还表明，母职并不完全是她的首要任务。她几乎不曾单独提及我们任何一个孩子。我的名字(或者，我应该说是名字的首字母)第一次出现在日记中是在1920年2月，那是我出生后的两年半：“宝贝们(比尔和 K)这周占用了我一些时间。昨天吃早餐时尤金说，‘K 将会成为伟大的女性。’四岁半的比尔说，‘她不会成为女性，她将会成为女士。’K 说：‘不，我不会，我会成为女性。’”

日记中会零散地提到孩子们来华盛顿拜访，或父母到纽约探望的事情。这些记述的焦点是我们学到了多少知识，以及我们在鲍威丽和萨季斯·科尔曼(Satis N. Coleman)夫人的照顾下的成长。科尔曼是一名教师，后来因为对儿童的早期音乐训练的方案而成名。她相信音乐教育理应对性格塑造、家庭生活和社会做出贡献。姐姐们都拉小提琴，科尔曼帮助她们学习小提琴时，会先教她们用雪茄盒制作小提琴式的乐器。而我则敲着不同水量的玻璃杯。1918年12月，母亲写道，“孩子们在科尔曼夫人影响下取得的进步，以及他们开心的样子让我欣喜。”母亲来纽约时往往还会带些人过来，而我们──尤其是弗洛里和碧丝──则会为他们跳舞或表演。母亲似乎将这类事情视作幸福童年要素，会捎带评述所有被孩子们娱乐的人，以及“他们无意识的快乐”，或所有人都“陶醉于才艺、潜力和弥漫其间的稚气快乐” 。这些言论例证了她以自身期许的方式看待事物的秉性。

由于母亲日常关爱的缺失，我们愈发依赖于鲍威丽。她给了我们拥抱、安慰、人际交往的情感，甚至是母亲所没有的爱。她善良而智慧，更重要的是能温暖人心。鲍威丽始终在我们的身边，敏感地解决我们的问题，抚平我们的疼痛，即使她的方法有些不同寻常。

母亲并不太信任医生──我年幼的时候几乎没有看过医生──而鲍威丽是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该派认为物质是虚幻的，疾病只能靠调整精神来治疗，并称此为基督教的科学──译者注)信徒，因而她根本不承认疾病。如果我们说我们肚子疼或患感冒了，鲍威丽会说，“要相信会好起来的”──然后便离开了，我们必须忍受所有的疾病，甚至是发烧。我得腮腺炎时，的确留在了家中而没有去学校，并得到准许在沙发上躺了半天。另外一次医疗问题是篮球反弹扭伤了手指，肿得像雪茄那么大。母亲派来了她的女按摩师，这位可爱的瑞典女士只看了一眼，便建议我去看医生。医生用夹板固定了我的手指。我读高一时，整个冬季都咳嗽不止。家人对此不以为意，但学校中的人都议论纷纷，因为我的咳嗽声太聒噪了。最终，快到春天时，母亲认为我去大西洋城度个周末会让病情好转。她打发我与法国女家庭教师奥斯一起去了海滨的一家宾馆养病。整个周末都下着寒冷的雨，我们的钱也花光了。只是在30年后，我被确诊出肺结核时，医生才发现肺上的疤痕表明我之前曾受过疾病的侵袭。

幸运的是，我向来身体健康，且体格出色。鲍威丽的哲学深植于我的头脑的好处是，如果真的遇到了什么麻烦，我也倾向于忽视它，且始终能够安然度过微小的磨难。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在学校的出勤记录非常完美，毫无疑问，周围始终有病菌四处传播。

我越长越大，已经不再依赖鲍威丽，并开始与奥斯小姐有更多接触，她有些散漫，但尽心尽力，心地善良。她很温柔，不过我们长大后，她就无法约束我们了。我们小时候敬爱的另外一个人是家庭司机阿尔·菲利普斯(Al Phillips)，我们都叫他菲尔，他同样影响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朋友、伙伴、监督者和保护人。

在华盛顿待了一年后，母亲带我们去芒特基斯科度夏；接着，她回到华盛顿，住在了乔治·范德比尔特(George Vanderbilt)夫人的家中，“一个比去年更加迷人的栖身之所”。由于担忧华盛顿的冬季环境，母亲再次决定将孩子们留在纽约。她在日记中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流感正在全国肆虐，死亡率很高，而华盛顿的境况更为糟糕。到处都有人死于纯粹的轻视，由于没有殡葬人员料理，死尸随处可见。”

母亲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交聚会。她参与创办了一家女士午餐俱乐部，并记下了1920年首次聚会的情景：“我们讨论了‘战争造就的最杰出人物是谁？’哈德(Hard)夫人支持列宁，而哈里曼夫人推选胡佛。有时，讨论的情绪会很激烈……我们决定在下次会议讨论‘针对俄国的封锁是否应解除。’整体来说这很有趣，俱乐部的女人是华盛顿最有智慧的。”爱丽丝·朗沃思被故意从受邀名单中略去。

父亲开始在华盛顿展露才华，他接连进入战时工业委员会和战时储蓄委员会(War Savings Committee)，并于1919年1月成为战时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的主席。1920年5月，该公司的业务陷入短暂停顿，父母暂时搬回了纽约，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居住在纽约。华盛顿以其政治魅力俘获了他们。他们倾倒于华盛顿的开放，以及母亲所谓的“这里的生活给予我们兴味的张力”。在纽约，父亲漫不经心地考虑着购买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Missouri Pacific Railroad)的可能性，或者与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合作，后者邀请他加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主管商业运营，但仅此一个方面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1920年，共和党赢得了选举，人们开始谈论我父亲回归华盛顿的可能。大多数来自华尔街的反对者认为政府干预太多，他们促成了一场国会斗争，最终，战时金融公司重新运转，哈定总统将我父亲委派到该公司。1921年3月，父亲当选为常务董事。新的任命让父母意识到，他们会在华盛顿再待上几年，于是，那年秋季返回华盛顿时，他们将我们也都带上了。我们全家人终于生活在了一起。

母亲又精神抖擞地投身于社交和政治生活，她发现在他们缺席了一段时间和政府更替后，她必须重新确立他们的地位。例如，她在短时间内完成了300次交际拜访，这意味着在对方家中留下一角折叠的名片，表明是亲自到访所留。她鄙夷这样的举动，声明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尤金更广泛的人脉，也是因为我必须将我们重新放回社交地图……这种游戏比任何人所愿意承认的都更加需要毅力和勇气。”她在日记中透露，“我无法隐藏这样的事实──我比这里的大多数女人都更富同情心，趣味更严肃。”事实上，母亲的这些话千真万确。

至于我，我四岁时华盛顿成了我的家，且始终未变。起初，我们搬到了一座大而阴暗的红砖房子中，位于康涅狄格大道。母亲在日记中将其描述为，“庞大、陈旧、空空荡荡的房子”。她补充说：“孩子们对半乡村的生活很满意，我们都很高兴能重新生活在一起。”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这座房子的，我对它很是喜欢。房子是不规则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餐厅有彩色玻璃做成的凸窗。它租借自伍德沃德与洛思罗普百货商店的伍德沃德一家，洛思罗普家在一个街区之外建造了同样巨大的石房子。房子周围的土地达至了街区的长度，院子因此也成了所有街坊的游乐场地。

我与父亲就未来生活的最早协商就发生在这座康涅狄格大道的房子中，那时我8岁左右。他不断问我，等我长大后，是否愿意做他的秘书。我对秘书是什么或要做些什么一无所知，但整件事情的概念让我厌恶。那时，父亲对我而言既遥远又陌生，我远远地爱着这个男人，但心中却有很大的隔阂。我的回应始终是坚定的不愿意。我能意识到这只是逗趣的话，但也很清楚那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然而，我有一个储蓄罐，其中可以塞入5美分、10美分和25美分的硬币，等到这些钱总和达到巨额的5美元时，它就会弹开；我已经将微薄的零用钱积攒了数个月，且只要5美分就可以将这笔巨额财富纳入我的掌控下。我问父亲是否可以给我5分钱，他说，“好，那你现在愿意做我的秘书了吗？”我同意了。我为了5分钱而出卖了自己。父亲偶尔会提及这个未来的约定，这令我有些困惑和焦虑，但从未想过毁信背约，并一直被称为父亲的未来秘书。

在大家庭中，做最大或最小的孩子似乎是最难的。我们家当然也是如此。长女弗洛伦斯──母亲度蜜月时怀上，并于1911年出生──是迈耶家唯一的古典美女。弗洛里聪慧而柔弱。喜欢艺术和文学，总是斜倚着读书。依据母亲的理念，迈耶家的女孩应该充满斗志，体格强健。弗洛里两者皆无。网球场上，弗洛里总是戴着阔边花式帽，以向家人表明，她根本没有认真对待。弗洛里不喜欢运动，她先是沉浸于音乐之中，后来──事实证明这已经太晚了──又迷恋上了舞蹈。1935年，在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的《永恒之路》(The Eternal Road)中，弗洛里完成了首次专业演出。父母关注并支持弗洛里跳舞，但在成长过程中，弗洛里从未自他们那里得到自身所需要情感支持。她与母亲的关系曾经非常难堪，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母亲缺乏担任家长的经验和兴趣。16岁时，弗洛里试图与人私奔，司机菲尔阻止了她。我的整个童年时期，弗洛里都是一个遥远但极具吸引力的人物。而对弗洛里而言，在我们都长大之前，我根本不存在。

不管多么不情愿，弗洛里还是屈从了父母的意愿，但晚两年出生的碧丝却从未停止过叛逆。“我的全部生命都用来犯罪了，”碧丝后来对我说，“我反抗大人。”她憎恨父母施加在她身上的权威，并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以牙还牙──她找到了许多种方式。多年后她说道，“我很大程度上都在过着胡作非为的生活。”

碧丝有句口头禅，“你要没做过……你就白活了”，这样的态度既让她麻烦不断，又引导她去持续冒险。任性妄为是碧丝的生命维持剂，她曾经参加滑稽歌舞表演(包括滑稽性短剧、脱衣舞等──译者注)和摔跤比赛。碧丝还很小的时候，她觉得如果不典当些什么东西的话，她就白活了，于是从母亲房间中偷了条项链，并让阿尔·菲利普斯开车带她和朋友穿越波多马克河，到达弗吉尼亚州的罗斯林。罗斯林当时还是城乡结合部的交易中心，尘土飞扬的街上有一排典当商铺。“先生，这些珠宝能当多少钱？”碧丝命令式地询问一脸茫然的当铺老板。“小女孩，”老板回答说，“我建议你将项链还给你母亲。”碧丝和朋友转过身来，发现菲尔在门口笑得前仰后合。

碧丝在男孩中很受欢迎。她16岁进入瓦萨学院，之后继续在慕尼黑和巴纳德学院深造。她经常带富有魅力的男人回家参加家庭聚会，每到此刻，我那些平凡的年轻男友就会相形见绌。

1915年，尤金·迈耶三世(Eugene Meyer III)出生了。任何背负了如此姓名的男孩，日子都不会好过，比尔(我们都这样称呼他)也不例外，尤其是随着他年龄渐长。在任何家庭中，做五个孩子中的唯一男孩都会很困难，我们家尤其如此，这既是因为父亲的不易亲近和声名显赫，也是因为母亲应付男性时的笨拙。不过，母亲对比尔的出生欣喜万分。她一直想要个儿子，且自己也承认，她感受到了“荒谬的成就感”。

碧丝还很年幼时，她就找到，或者说招募比尔做志同道合的叛逆伙伴。他们两人组成了一个团伙；和碧丝一样，比尔以挑衅的姿态面对成人世界。有一次，我们全家外出乘游艇游玩，只有比尔留在家里学习开飞机，并得到了飞行执照。他告诉母亲有些东西要向她展示。母亲屏息静气，担心那会是结婚证书，与之比较起来，飞行执照似乎积极多了。接着，比尔开始了“展示”，他驾驶飞机在我们位于芒特基斯科的房子上空盘旋，并用机翼的忽上忽下来示意。

从能够记事起，我就崇拜哥哥姐姐们，尤其是碧丝和比尔。我迫切地渴望能够加入他们的冒险生活，并极度艳羡碧丝肆无忌惮的做派。我甚至希望成为她。我嫉妒她的自信、独立、敢作敢为以及与家人决裂和冲突的决心。我也想要潇洒不羁起来，但我没有那样独特的天赋和勇气，还总是因为被动接受他人安排而遭受嘲弄。碧丝百无禁忌，而我则循规蹈矩。无论碧丝和比尔去哪里，我都会请求他们带上我，但我自己却一本正经。自然而然地，他们开始将我视为累赘。

更糟糕的是，我年幼时是世界上最卑劣的搬弄是非者──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些什么。我告发哥哥姐姐并不是因为小气，意图报复，或是讨好父母。我仅仅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僭越原则。我很少参与他们的活动，所以也无法理解这些活动是要保密的，我仅仅是在闲言碎语。四岁的时候，在芒特基斯科，有一次我泄露了他们的事情，碧丝、比尔和弗洛里把我带到了浴室中，并小心翼翼地用胶带封住了我的嘴。碧丝回忆道，“大大的泪珠子从胖胖的脸颊下滚落，这几乎令我心软。我很难过，但我们的做法是正义的。”

身为五个孩子中的老四，父母渴求完美的态度以及抚养我们的古怪方式，异乎寻常地没有影响到我。与哥哥姐姐相比，我更是被父母从远处监管。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孤单长大的我没有经受太多的约束和父母的高压手腕。

等到我成长的时候，孩子们和家长的战争已经结束。不只是因为父母更加忙碌，杂事缠身，也是因为我的一贯做法是取悦他们。后来我才发觉，这种奇怪的顺从让我比哥哥姐姐都更加自由：他们的叛逆让他们更多地受到家族神话和期望的束缚和影响。不知道为什么，哥哥姐姐在反抗家长权威的同时，也更加深陷于家庭教养的负面影响。因此，我成了家中的幸运儿；我既不用承受母亲初为人母的不适应，又避开了她中年精神创伤的冲击(妹妹露丝深受其害)。我受到了某种形式的保护。运气让我成了幸存者，并给予我力量，但在当时，我真正想要的是在哥哥姐姐们那遥远而刺激的世界中获得一席之地。碧丝后来扼要地指出，我“得到了保护，却也受到了欺骗”。

我的困境更多地与缺少他人的指导有关，因为我差不多是自己在情感上摸索长大，并自己去找出应对这种情境的方法。尽管周围环境极度奢华，但我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并在许多方面保持简朴。学校、课程、旅行和学习这些构成了生活的边界。唯一在身体上与我亲近的人是鲍威丽，七岁大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再对她有情感依赖。从那时起，我就只靠我自己了。

我们之中最年幼的妹妹——露丝，于1921年7月在芒特基斯科出生。我被领去看刚出生的婴儿，她就躺在客房的床上。孩子如何降生，或者她从何处来，这些我都毫无概念，我也不记得自己是否好奇。我只是对她充满敬畏，她的小手指蜷缩着。

我们家最小的孩子露丝的出生，固化了我与哥哥姐姐的分隔状态，他们将我和露丝视作一对婴孩。露丝是个迷人的孩子，我嫉妒她金发碧眼，面容姣好，而我却长得黝黑矮胖。我曾用一个假设来测试家人：如果发生了火灾，我们所有人都会聚集在露丝的房间，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首先冲过来救她。没有人反驳这个假设，也没有人明白我做此假设的真正用意。

我与露丝被归为一组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们都仍旧处于鲍威丽的照管下，而哥哥姐姐已经不再需要照料。直到12岁前，我还与露丝分享同一个房间。当有客人来吃晚餐时，我和露丝必须提前一小时单独吃饭，这样的事情几乎每晚都在发生。每年夏天，父母都会带着三个年长的孩子去欧洲旅行，或者，隔年去西部露营，而我直到9岁才得到准许加入年长队伍。其他人外出享受刺激的冒险体验时，我和露丝却被留在芒特基斯科，与家庭教师待在一起。

作为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露丝得到父母的照顾和关心甚至更少，只有家庭教师或者说保姆在倾听她的需要。因为我们总是被视为单独的同伙，而我又比她大4岁，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她的小妈妈，或者，至少也是重要的导师。她愈发地羞涩、文静、谦卑。大多数时候，她都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并最终成为了天赋出众，钟情骑术的女骑手。她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名叫蟋蟀的史宾格犬(Springer spaniel)和家庭教师奥斯小姐身上。她非常喜爱奥斯小姐。露丝15岁时，史宾格犬死了，几乎于此同时，家庭教师也被解雇。不用说，露丝心都碎了。奥斯小姐离开后，露丝写信告诉我：

我非常非常想念她。如果某个不太熟识的人问我，母亲和奥斯小姐更爱哪一个，我可能会回答说更爱母亲，但我只会告诉你一个人，我更爱奥斯小姐。你知道，我可以和她真正地讨论事情，真正地亲密交流。我想我也可以和母亲交谈，可是天啊，事后我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

我太能够理解她的感受了。母亲后来记述下了这些故事，并把文章卖给了女性杂志。我气愤于她以这种方式利用女儿的伤痛，但她平静地告诉我，她已经将文章拿给露丝看了，露丝很喜欢。我当时并不相信，但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母亲去世后，我和露丝仔细搜看她的文件，重新找到了这篇文章。我愚蠢地把它撕了，一见到它，我所有的愤怒就全都回来了。多年后，露丝告诉我，她很不高兴我撕掉那篇文章，并觉得我是心存妒忌，因为文章是关于她而非我的。家庭关系的复杂微妙令人难以理解。这次事件当然也动摇了我的道德自信。

我的童年生活主要在华盛顿的家里和芒特基斯科的夏日别墅中度过。那时候，从华盛顿经纽约到达那个乡村需要八小时，但我们经常这样旅行。这样的长途跋涉由母亲策划，携带上五个孩子，几只金丝雀，以及所有的行李。马匹则单独运送。

这座乡村大房子的环境美妙极了，欢快的气氛弥补了温暖的不足。父亲还单身时购买了一座旧农场，之后逐年扩充它，直至其面积达到巅峰时的700英亩。它是我童年生活的一大组成。最初，这里有座美丽的旧式农舍，父亲将它利用了起来，父母结婚后的最初几年间，全家人夏天都会来这里住。后来，他们决定建造更大的房子。

1915年，查尔斯·普拉特(Charles Platt)设计建造了新房子。母亲的好友弗利尔曾邀请他在华盛顿建造东方艺术(Oriental-art)美术馆。新建的石房子适合全年居住，这样父亲就可以乘坐汽车或更完美的通勤火车去华尔街上班。自从父母1917年搬到华盛顿后，我们就只是在初夏至初秋这段时间住在这里。

新房子──周围环绕了大量的树木，全都是移植而来──矗立在原本荒凉的小山上，俯瞰着那座陈旧的农舍。在另一个方向，这座房子可以俯瞰到拜拉姆湖，它不仅能为纽约城供水，也是我们每年夏季划船和钓鱼的地方。我们一直称这座新古典主义的乡间别墅为“农场”，因为父母把它视作农场，而且这里的确有普通的农活要做。这里有猪、鸡以及泽西种(Jersey)乳牛。乳牛给予了我们生牛奶、脱脂乳以及丰富的奶油。山脚下有广阔而多产的花园和菜园，保证我们吃到新鲜的蔬菜，并欣赏到华丽的花簇，房子周围到处都是花朵，每天都在更新和替换。鲜花甚至被送到我们在华盛顿先后住过的房子，等到冬季，农场大量的产品被用卡车运送到我们在华盛顿的家里。到了夏季，我们至少需要十几个人来照看花园。还要有十几个人来打理农场。他们全都依照单身汉的生活方式居住在旧农舍中。

别墅本身很大，但线条简单，它的设计理念庄重高贵，但也保持了随性的气质。别墅的建造材料是自采石场的巨大岩石上炸下的粗糙浅灰色花岗岩，然后石匠再将它们凿刻成巨大的砖形板，房子的建造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我相信，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主管塞缪尔·冈珀斯曾不得不过来解决建造过程所牵涉的两个工会的管辖权争议──石匠工会和砖匠工会。

别墅的房间都很大。大部分卧室都有屏风隔出的凉台。别墅内建造了室内游泳池、保龄球馆和网球场。房子的一端紧挨着美丽、规整的花园，花园尽头是分隔开的古典风格的甜橙温室。两座巨大的意大利式鸟池坐落在池塘的两旁。池塘的两端种着巨大的荷花，而中间则生长着水百合。

最令人赞叹的是一架巨大的管风琴，琴管迂回穿过房子的每一层。周日的早晨，父亲喜欢以高声弹奏《更近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的方式吵醒我们，表达让“所有人起床”的意思。我们也都有大钢琴，且管风琴和钢琴配有机械附件，可以自动弹奏乐曲。我们拥有大量的钢琴纸卷(piano rolls，自动钢琴上用于控制琴键的穿孔纸带──译者注)，其中许多都是帕德列夫斯基(Paderewski)的曲子，他也是我母亲的好朋友。我的主要童年记忆，便是飘荡在房子中的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Hungarian Rhapsodies)。

母亲为没有请室内装潢师而自豪。她和普拉特一起挑选了家具，结果这些家具稀奇古怪且不太实用。他们两人都很高，自然也为起居室选择了高大的椅子。父亲比母亲要矮上几英寸(1英寸=2.54厘米——译者注)，有些椅子父亲坐在上面脚几乎够不着地。没有一个房间的床前配有合适的阅读灯，也没有一个桌子配有合适的椅子或电灯。父亲曾大声抱怨卧室中没有阅读灯──我想父亲最终是自己去买了一盏。就合适的光照和舒适的椅子而言，母亲的卧室是整栋房子中唯一既漂亮又宜居的一间。

在房子的一层，所有房间都没有足够的椅子供彼此亲密之人坐下交谈，只有父亲书房外的室外走廊是例外。我们大致就靠着这个门廊活着，它是开放的，不过有屋顶。晚餐过后，我们总是聚集在父亲的书房中。那里同样只有两把大椅子，放置在壁炉的两旁。父亲的桌子、椅子和沙发远在房间的对面角落，所以，每晚大家交谈时都不得不搬来额外的椅子，放置在壁炉附近。

母亲不仅从来没延请过室内装潢师，而且东西摆放好以后，她就从来没有再动过，只是在我们这些孩子长大后，才重新调整了房间的布置。起初，我和露丝以及保姆(后来是家庭教师)生活在一起，我们睡觉的房间有门廊，隔壁是游戏室。弗洛里、碧丝和她们的家教生活在相似的房间中。父母在大厅的尽头有一个套间。比尔和他的家教住在三层。

整座房子挂满了巨幅的中国画。在最大的那间起居室中，有一个桌子摆满了母亲收集到的青铜器、花瓶和其他物品，漂亮至极。她的书房里有两件布朗库西的作品──壁炉架上的《达那伊德》(Danaïde)和门上的《金发的女黑人》(Blonde Negress)。书房里还摆放着白色大理石雕塑《空中飞鸟》(Bird in Space)，它的木质底座由布朗库西在我们的花园中雕刻。那是他第一次来到美国，并和我们一起住在芒特基斯科时完成的。我记得自己就坐在布朗库西的旁边看着，他一边雕刻，一边同我们交谈。

我和露丝长大许多后，一家人很多时候就在一起吃饭了，尤其是周末父亲从华盛顿回来后。我们有两个餐厅。如果家里宾客很多，我们就在大理石地板的内餐厅用餐，它更大也更正式，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如果只有家里人和几位朋友，我们就会在“外餐厅”就餐，这里能够容纳20人左右。外餐厅摆放有绿色的威尼斯式(Venetian)配套家具，四周都是大玻璃窗，可以看到房子外的梯田和树林。这间餐厅中只摆放了一件装饰品，布朗库西创作的雕塑，是对母亲的复刻。不消说，这是一座非常抽象的黑色大理石雕塑，布朗库西称之为《女王不傲慢》(La Reine pas Dédaigneuse)。许多人都嘲笑它，还有人将其描述为马儿肿大的膝盖。它在布朗库西的展览中只出现过一次，碧丝在这次展览上听到有人评论说，“那是什么玩意儿？”她扭头面向那个可怜的大惑不解的陌生人说道，“先生，那是我母亲！”我一直都觉得这座雕塑美丽极了。

在我年幼的时候，家里有10到12个佣人。他们大多都已经待了很长时间，并成了我们的熟人、心腹和好友。每间卧室都有两个铃，可以用它们来召唤女佣或男管家。我从来没用过它们，不过，我想姐姐们应该用过，父母当然也用过。此外，家里还有司机菲尔，马倌及其助手，他们要照管八九匹马。

农场负责人约翰·康明斯(John Cummins)监管这里，在他下面是园丁主管查尔斯·罗思(Charles Ruthven)，一位苏格兰绅士。罗思居住在此地的一座漂亮的白色农舍里，他的女儿珍和儿子乔治是我在芒特基斯科的玩伴。马倌及其妻子住在另外一座小农舍里，而阿尔·菲利普斯及其妻子住在车库上面的寓所里。他们的儿子汤姆是我和露丝的另外一个玩伴。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开心，上午上课，下午则去果园采摘水果和乘坐干草马车。

我对芒特基斯科始终怀揣着矛盾的情感。一方面，我深深地爱着它，并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农场上的孩子们。随着年龄渐长，也就是12岁到18岁之间，我仍旧认为农场很美妙，因为这是我童年时就有的想法，但于现实之中，整个少年期我在附近都没有朋友，完全是孤身一人。

直到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了。周末或其他时间，我们会有很多的访客，但我们在当地几乎没有社交生活。只是在后来我才了解到，父母承受了当地反犹主义的压力。我相信，他们起初建造这座大房子时，定然已经被警告会遭遇社交上的冷落。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没有收到过邻居的邀请，也被排除在乡村俱乐部之外，直到俱乐部破产倒闭时他们才收到入会邀请(我想俱乐部不过是想要我父母帮忙)。但我从未去过俱乐部，甚至没有见过它。

直至母亲去世前，我曾无数次回来探望那里，有时是和儿女们，他们也都很喜欢这座农场，有时是看望父母。我仍期待着回到那里，只为在踏入宽敞美丽的前厅时，让痛苦的现实再浮现五分钟。我愈是年老，就愈是不喜欢农场的孤寂，但在童年时代，它就像我十岁时写信给父亲所说的那样，是“美妙的老地方”。

读五年级那年，我们家搬离了伍德沃德的房子(这座房子已经被卖掉了)，搬入了马萨诸塞大道的红砖房子中，距离杜邦环岛有两个街区。我去学校的路程稍长了一些。我每天早晨带着旱冰鞋沿大道走，大概要穿越八个街区的上坡路。回程路则轻松得多，我呼啸着一路下滑，一手拿着书包，留出另一只手在每个转角抓住街灯柱，以免冲到大街上去。

在马萨诸塞大道暂居了两年后，我们搬到了前驻法大使亨利·怀特(Henry White)的大房子中，房子坐落于第16大街外的新月城1624号。我当时上七年级，这座房子是我真正成长的地方，我在华盛顿的家，也是母亲晚年的寓所。

父亲先是租了这房子几年，之后才于1934年买下它。这座位于新月城的房子由著名建筑师约翰·拉塞尔·波普(John Russell Pope)于1912年设计，最初有四十间屋子。这是座非常宏伟庄重的房子。主层中唯一有些温馨的房间是书房，在那里我们度过了大部分时光。我和妹妹露丝又住到了同一个房间中，不过等到姐姐们都去上大学时，房子被重新整修，我也得到准许可以选择自己的房间，并装饰它。我说想要它更具现代风格。一位独特的现代设计师便为我建造了灰浆壁炉，并将其涂刷为白色，不带壁炉台，房间摆放了量身定制的现代家具，非常精美。这与古色古香的房子构成了古怪的反差，且是其中唯一的宜人之地。这座房子中满是切宾代尔式的家具，以及名画和雕塑──塞尚(Cézannes)、马奈(Manet)、雷诺阿(Renoir)、布朗库西、罗丹(Rodin)的作品，以及楼上大厅中马林(Marin)的伍尔沃斯(Woolworth)水彩系列。前厅有一扇华美的中国屏风，一尊青铜佛像，一面镀金镜子。这面镜子后来进入了白宫，与另外一面成对的镜子凑到了一起。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座新月城的房子的氛围吓坏了我的一些朋友。一位朋友记得，有一次在大餐厅中吃午饭，只有我们两人和我的家庭教师；男管家和一名女佣则在旁伺候。母亲在这里用餐时，饭菜端上来后都会先摆放到她面前，她立即用餐，且吃得非常迅速，每次最后一个人的菜还没端过来她便吃完了。我们称那个不幸的座位为“饥饿角”，并竭力避免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习惯了将一只手放在盘子上；否则，在叉子从我们嘴边返回前，盘子就会被撤走。时至今日，我吃饭的速度仍旧很快。很奇怪儿时的习惯能保持如此之久。

我读高中的时候，好友玛丽·金特里(Mary Gentry)来我家过周末，她始终记得独自一人下楼吃早餐的情景。当时，她坐在空荡荡的餐厅里，男管家过来问她想要吃些什么。她非常害怕，只想到了葡萄干。男管家端来葡萄干，将其放在玛丽面前，之后便站在了她的椅子后面。玛丽记得每咬一口都会有回音自各个角落传来，这让她深感恐惧。玛丽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她还是会过来陪我过周末，但她告诉我她再也没有下楼吃过早餐。

不论是住在华盛顿还是农场，我们都会十分忙碌。我们始终有严苛的课程安排要遵守，放学后和暑假也会有许多计划好的活动。我们会花很多时间骑马，尤其是在围绕着农场的数英里(1英里为1.6公里——译者注)的小径上，或者是在华盛顿的岩溪公园(Rock Creek Park)。九岁的时候，《华盛顿明星晚报》(Washington Evening Star)刊登了我骑在皮特身上的照片──皮特是我的小马──并赞扬我是“技艺高超的女骑手”。我其实不太擅长骑马，也不是很喜欢。但骑马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得不这样做。

我们有音乐课程，它延续了科尔曼夫人的传统。我们甚至还有仪态课，因为家人觉得我驼背太严重──现在也如此，尽管我上了那些课程。我们还接受了达尔克罗兹(Dalcroze)教学法的指导，它是一种舞蹈，能够赋予你节奏感。我仍旧记得，手臂要按三拍舞挥动，而脚要以两拍舞踏步。这并不简单。

我们还有法语课，教授课程的女士和我们一同生活了许多年。她不是我们家的亲戚，但与我们同姓，叫做加布里埃尔·迈耶。周末的时候，我们会被叫去用法语背诵诗文。如今70年过去了，我仍旧能够背诵拉封丹(La Fontaine)的《寓言诗》(Fables)中的片段，以及西哈诺·德·贝杰拉克(Cyrano de Bergerac)的某些演讲，他是我所崇拜之人。在我9岁那年，迈耶小姐出于某种原因离开我们去了法国。高中的时候我继续学习了法语，如今说起来也相当流利，但其实这仍旧是我在9岁时的水平。

体育运动是我们的课程的重要部分。到了夏季，哥哥比尔会有很多家教，其中有一位负责教授制作和放风筝。比尔甚至还有摔跤老师，姐姐碧丝偶尔会跑去上课。我们长大一些后，网球课就成了长期项目。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每到夏季就会有位专业网球手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做我们的教练，主要教授碧丝。我每天会上一小会儿课。

每隔一年，我们都会有夏季露营活动，尽管至少会有一位家庭教师陪伴我们，但母亲还是会积极参与进来。父亲从未曾像母亲那般喜爱露营，他不喜欢寒冷，那会令他感到不适。他会骑马在荒野中跑上十分钟，然后面向向导问道，“这附近有电话吗？”(当然，现在会有的)。后来有一次露营，到了晚上，浑圆的月亮将天空照得透亮，我听父亲喊道，“有人能把月亮关了吗？”

母亲在日记中记述了比尔的第一次露营，其中包含了某些她很少用以形容儿女们的负面言辞。母亲描述说他们──我因为太小而不能去──经常吵架，并且需要耐心调教，“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变得如此自私，完全是被宠坏了。”管教三个孩子与管教两个完全不同，这让母亲极为苦恼，并将他们比作一篮子鳗鱼。

母亲认为这些旅行能够让我们更加亲近现实生活，也更加独立。她曾经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向我们展示大房子之外的生活的方式。我想确实是这样，但其效果有限。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旅行中，有五位农场工人，十一匹乘骑马，十七匹驮马──不是什么艰苦磨炼。

我参加了最后一次野营旅行，那是1926年8月，我们去了加拿大的落基山脉(Rockies)。我们骑马翻越山岭，并在晚上露营，偶尔还会去钓鱼娱乐。同样地，还是有许多驮马携带我们的行李，并有牛仔为我们搭建帐篷。我们这些孩子跟着向导捕鱼，而父亲却感染了风寒。母亲在日记中简要地记录了这次旅行，以下叙述代表了她强加给我们的一些思考：

爬山非常辛苦，但也让我再次领悟到这样的事实──人在恢复体力后能够前进得更远。这一点非常有趣。我觉得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重要的教训，因为它同样适用于精神努力。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发现，这种重振旗鼓便能走得更远的现象存在于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的努力，许多人一出现疲乏便选择了放弃。正因此，他们永远领略不到竭尽全力后的光荣与欣喜……

爬山是母亲最爱的消遣之一，但她从未能将这种激情灌注于我们身上。

有些年份我们会去欧洲旅行，我的第一次欧洲之旅出现在11岁。我最初写作并保留下来的日记，就包括对这次欧洲之旅的记录，那是在1928年的夏天。我们从法国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然后再返回法国。我的日记呈现了11岁孩子的所有兴趣点：指出我们所在的古老邮船伯伦加莉亚号的船舱是“鲸鱼王子的套房”；数出埃菲尔铁塔每两层之间的台阶数量；复述拿破仑的棺材运抵荣誉军人院(Les Invalides)后，重新开棺的故事。我记得，当母亲和弗洛里、碧丝爬到山顶时，我却被迫和露丝留在瑞士的酒店中，还有，当哥哥姐姐同父母去意大利时，我却继续逗留在瑞士。这些事情更加让我认为，我被排除在哥哥姐姐的队伍之外。父母认为我和露丝还没到欣赏博物馆藏品的年龄；我们和家教留在度假酒店中，参加酒店为小客人安排的娱乐活动。有一张老照片拍摄了化妆舞会上的场景，我记得那次其实非常有趣；我打扮成了养鹅女，而露丝就是我的鹅。

我们在马恩河游泳，并参观了巴黎圣母院和凡尔赛宫，但我对这次旅行唯一真正深刻的记忆是，我和父亲一同乘车，窗户全都关闭着，父亲吞云吐雾，车内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雪茄烟味。父亲只抽雪茄，那种用古巴烟草制作的粗大昂贵的雪茄，并且是一根接一根地点燃。在狭小的空间里，如关着窗户的车内或火车车厢中，这几乎无法忍受，但我逐渐习惯了，或者，至少也是甘心忍受了。他在登喜路公司拥有私人储藏桶，公司员工会把他喜爱的品牌的雪茄装入其中。他还有自己专享的烈性波旁威士忌(bourbon)，酒桶上面刻有他的名字。我至今还保留了其中的一个桶盖。

首次欧洲之行的三年后，我们又回到欧洲，并在德国花费了更多时间。于我而言，最令人难忘的经历是拜访爱因斯坦的家。我把这件事记录在信上，并寄给了留在国内工作的父亲：

我想母亲已经告诉你，我们见到了爱因斯坦。他既崇高又朴素！他的头发像个鸡窝，穿着宝蓝色“全身”套装，手里还拿着烟斗。他妻子不让他抽雪茄……他们的房子非常简单，但漂亮极了，就在湖边。他独自驾船出行。船底平展宽阔，即使他心不在焉，船只也不会倾翻。如果人们看到船只在湖中打圈，那么，他们就会知道有新的理论正在成形。

1929年，父亲在怀俄明州凯利市的提顿山谷买下了一座牧场。牧场名叫红石牧场，非常美丽，但在当时看来异常偏远，自罗克斯普林驾车200英里才能到达，最后30英里还是蜿蜒的山路。红石牧场700英亩(1英亩约为0.4公顷——译者注)的草地恰好坐落于美丽的提顿山山脚下，那是一片引人注目的红土山脉。买下牧场的同年九月，父亲带着我、弗洛里和比尔前往那里，那时我12岁，我们骑马、钓鱼、远足、射击。我们都是青少年，忙于各种各样的活动，因而并不太热衷于前去牧场，尽管，我们在看到它的一瞬间就爱上了它。几年后，因为我们始终对牧场兴味索然，父亲便卖掉了它，这令我非常伤心。

旅行和才艺课程构成了我们所接受的非正式教育的主体。就某些方面而言，我们接受的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一样稀奇古怪。我们家还在纽约的时候，哥哥姐姐已经就读于开明的林肯学校。等我们搬到华盛顿后，他们就转去了弗莱德学校。我在一家蒙台梭利学校开始接受教育，它的教学理念同样开明。学校鼓励我们以自己的节奏发展兴趣──换言之，在任何想要的时候，做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从学习系鞋带开始，逐步发展为大量阅读，这让我很是享受；我不喜欢数学，并竭力避开了它们。我接受了韵律舞蹈课的教育，这种舞蹈要用到花式扎染围巾，但最终结果是我成了倒立和侧手翻的高手。从幼儿园到三年级，我都是在那里度过，等到离开时，我各项杂技娴熟老练，数学运算却笨拙生涩。

8岁时，我进入波托马克学校读四年级，学校离我们家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波托马克是私立的传统小学，因此，我是从无拘无束、自由放任的环境来到了规范严谨的学校；这里的桌子都成排摆好，教学日有安排妥当的课程，还有家庭作业，而最糟糕的是，我们要学习分数，这对我而言就像是门外语。

对于新来的女生来说，在波托马克上学并不容易。我在那里最初几年的生活很是孤单。我感到窘迫、格格不入又与众不同，尤其是在穿着没有人穿的螺纹短袜时。这是最后一个男女同班的年级；从五年级到八年级(波托马克最高只到八年级)，就只有女生了，这和我高中就读的马德拉中学(Madeira)，以及大学所在的瓦萨学院最初两年一样。

波托马克学校带来了我人生中第一次重大适应调整──它教会了我成长中的重要一课：无论置身于何种环境，都要努力融入其中。我必须去观察他人在做些什么，然后去效仿他们。我要应对我的孤独，我的与众不同，并变成他人那样。我多少有些形单影只，直至第二年，也就是五年级时，我想出了通过邀请他人到家里做客来结交朋友的方法。罗斯·海德(Rose Hyde)因此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尽管，我第一次邀请她时措辞并不得体：“罗斯，我叫了所有的人，但她们都不能来。你可以来吗？”她来了，这是我们长期友谊的开始。

七、八年级时，我结交了其他一些朋友：朱丽亚·格兰特和玛德琳·郎。她们都是军官的女儿，其中朱丽亚还是格兰特总统的孙女。六年级，我们开始学习南北战争的历史，学生们拿来了她们参战亲属的照片。罗斯带来了她曾祖父的照片，他是南部联盟军的神职人员。朱丽亚拿来的是格兰特将军斜倚在树上的著名照片。“猜猜他为什么倚在那棵树上，”罗斯开起了玩笑。“因为他喝醉酒站不起来了。”朱丽亚将她打倒在地。罗斯的母亲不得不写信向格兰特夫人道歉，此事才得以平息。

我十二三岁时，朱丽亚和玛德琳来芒特基斯科的农场拜访了我。我第一次有来我家过夜的客人，兴奋极了。我不知道该如何接待她们，所以不断询问母亲，“我们该怎么做？”因为这个愚蠢的问题，我受到了母亲的严厉训斥──我们自己就有游泳池、网球场和保龄球场。考虑到这样奢侈的环境，母亲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但我感到了一种局促不安的愉悦，且不知如何处理。

早年学习的舞蹈和杂耍令我动作敏捷。等到五年级的时候，我的协调能力非常出色，并成了团队运动的佼佼者。波托马克的学生被分成了两队，红队和蓝队。两队在游戏、赛跑、排球和其他运动项目上竞争激烈。我属于红队，喜好发号施令，我一直没觉察到这个特质，直到有一天，普瑞莎小姐──体育老师，我非常喜爱她──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如果我不去过多地指挥他人的话，她会考虑让我做红队队长。一瞬间，我仿佛听到自己在怂恿他人，下达命令。我采纳了她的建议，真是奇迹，我成功了！我成了队长。这项小小的成就让我心中暗自满足。我首次获得了社交上的成功，这表明我身上的某种特质在发挥作用。

八年级时，我被送去了明妮·霍克斯小姐的舞蹈学校。我太羞涩了，上课成了一种磨难，身高更是为我增添了苦恼。我长高了──班里个子最高的几个孩子之一──脚也变得非常大。在此期间，母亲突然变得节约了──也可能是真的不愿购物了──因此，我穿着碧丝穿过的两套裙子去舞蹈学校。我仍旧记得，一件是浅桃红色的天鹅绒裙子，另一件是红色丝绸裙。家人觉得丝绸裙后背露得太多了，就用其他材质的布料补了一下，非常扎眼。为了整体效果，家庭教师为我购买了一双金色童鞋。其他女孩拥有平底轻舞鞋和泡泡袖。我的鞋则是高跟鞋，商店中只有这双大小合适──让我的身高至少增加了两英寸。这种古怪的身影当然高过了小男孩们，灾难性的结果可想而知。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们女孩都开始函购香皂和香波，并在操场上交易它们。和朋友们一样，我也收集了喜爱的电影明星的照片，有葛丽泰·嘉宝和玛琳·黛德丽，我在周末会去看她们的电影。我记得德语版的《再度坠入爱河》(Falling in Love Again)，它是《蓝天使》(The Blue Angel)中的歌曲。我们还如饥似渴地阅读电影杂志。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也会有幻想，但我甚至在那时就意识到这不可能实现。我的幻想之一是能当上模特就好了。我曾经向高中好友南希·怀特表达了这一想法，她反问道，“给什么做模特呢？房子？”这把我送回了现实。我想，我还和许多孩子分享过“成名”的幻想，也许不是电影明星(尽管我也曾虚无缥缈地幻想像黛德丽那样踏入房间)，而是以某种方式取得成功，让人们都认识我。奇妙的是，“水门事件“之后，这种幻想在小范围内实现了。我始终觉得这令人难以置信，既感愉快又有些难为情，不过，母亲自负的阴影让我对现实保持了清醒。

读高中时，我来到了马德拉中学。高一时，学校在华盛顿的杜邦环岛附近。父亲非常钦佩马德拉的创办者露西·马德拉·温(Lucy Madeira Wing)，他为这家学校提供资金，并协助将其迁移到弗吉尼亚州美丽的新地址，那时我读高二。我因此而成为了寄宿生，只在周末回家。多年后，父母将他们拥有的、毗连学校的178英亩土地捐给了学校。

迈耶家的女孩全都不经思索地被送至了马德拉中学。马德拉小姐拥有超前的理念，并试图开阔我们的眼界。例如，她相信上帝是女性。她以圣经课为幌子，试图让我们了解贫穷。她利用威严的讲坛，努力将我们塑造成罗斯·海德所谓的“萧伯纳式费边主义者”(Shavian Fabian)。学校本身确实展现出了平等主义精神。我们的校服有助于掩盖不同的家庭条件，此外，我们通常都不知道或关心任何人的社会地位。不过，不足为奇的是，我们的家庭背景都相差不多。大萧条曾在我们周围肆虐，但并未对家庭造成重大打击。“贫困党”被组建起来，并向社会福利基金捐赠收入。

在那个恪守教条的年代，马德拉小姐采纳了组织严密的管理方式。她在学校集会上演讲时，经常会谈到她的座右铭：“处变不惊，善始善终。”充满了清教徒的紧迫感。寄宿生可以去城里的一家百货商场购物，但在售鞋部必须要有女伴从旁保护，因为是男人帮你试鞋。我的朋友珍·罗林斯收到了室友和室友父亲的午餐邀请。“不可以，”女舍监说，“你不能和室友的父亲外出。”原因很明显，几年前，一名女生和另一名女生的父亲私奔了。

尽管向来安分守己，我却参与了一项违规活动。我加入了秘密社团，“处女到底”──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奇怪的追求。午夜时分，我们这些处女起床，披上马德拉小姐从法国修道院采购的厚重雨衣，徒步一英里来到树林，埋葬了一双橡胶套鞋──这一举动的含义如今我已忘却。我毕业后，“处女到底”繁荣了许多年，直至一名女生向马德拉小姐告了密，她因为没有被吸纳为会员而妒火中烧。

学校每年举办两次舞会。当然，男孩是不允许参加的，因此，所有女孩穿上晚礼服，戴上襟花，彼此搭配跳舞。这类舞会中，我这样的高个女孩跳舞时会占据主导，后来的生活中，我感到很难和男性舞伴配合。

我在社交上的发展非常缓慢。我很多年都没有机会认识男孩。高中时的一个新年前夜，我16岁，与家人参加艾弗琳·沃尔什·麦克林举办的著名舞会。哥哥很贴心，陪我跳起了舞蹈。因为我几乎谁都不认识，我们就跳了一曲又一曲。灯光最终熄灭了，电子显示牌上亮起了文字，“新年快乐”。《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的歌曲响起，哥哥望着我说道，“这将会是我最后一次和你共度新年夜。”

17岁的时候，我决心学习如何吸引派对或舞会上的单身男子。我发觉，如果你对愚蠢的笑话放声大笑，并表现得很活跃，像是玩得非常开心的样子，那么，男孩子就会觉得你有吸引力。我无耻地运用了这一技巧。我假装开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因此开始逐渐出入华盛顿的派对。我还学会了如何摆脱某个男孩的“纠缠”，因为那会是一场噩梦。我认识一两位哥哥在华盛顿读书时的朋友，也会有男孩偶尔邀请我参加派对和观看电影。在瓦萨学院时，我有几次受邀去男子学院过周末。但直到数年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我才找到了真正的男性朋友和男朋友，因为羞怯和处理亲密关系的无能，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我吓跑了。

我非常努力，以便和马德拉的其他同学保持相同的高度。我参加了排球、曲棍球和田径校队，还进入了合唱团。我被要求学习钢琴课程，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练习贝多芬的同一首奏鸣曲——《热情奏鸣曲》(Appassionata)的第二乐章。同学们都怕极了练习室中传来的永无改变的钢琴声，但在这一过程中，我的确学习到了一些曲式结构的东西。我还演出了戏剧社创作的独幕剧。我扮演英俊的公爵，这个家伙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

我对新闻工作很感兴趣，并加入了学校杂志的编辑队伍，杂志名被贴切地取为《闲谈者》。尽管我们的目标是“有影响力且震撼人心”，但杂志对天气的关注丝毫不逊色于社会问题。许多广告也刊登在了上面，其中一篇的标题为“为那些发展着的曲线，在‘红色卫地’寻找一处乐园”，在马德拉，我作为高年级学生还第一次获得了被广泛认可的成功。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当选了高年级学生会主席。我从来没想过广受喜爱或被他人认可之类的事情。它令我欣喜若狂，而父亲甚至比我更开心。

在学校里，我们更加关心体育运动、朋友和假期，而非真实世界。事实上，在早年求学生涯中，我对政治漠不关心。1932年总统竞选期间，我记得参与了一场辩论，依循父母的共和党观点，我表达了对胡佛的支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只知道父亲在胡佛政府做事，而我信任父亲。我的同学罗宾·肯珀是詹姆斯·肯珀(James Kemper)之女。詹姆斯·肯珀是著名的芝加哥民主党人士，罗宾也因此而支持罗斯福。我们都应支持自己的父母，这似乎理所当然。

高中生活尽管成功，但在马德拉经受的历练却不足以应对此后我将踏足的生活。我仍旧觉得自己怪异、害羞，且没有太多朋友。但显然，同学们看待我的方式与我自己不同。我的毕业纪念册上描述了一个喜爱大笑，走起路来颇有男子气概的女孩。同学们对我的预言是：“凯将会是新闻界的大人物。”但我并没有为自己设想这样的未来，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设想未来。相较于开辟自己的事业，我始终在做的是努力适应自己所置身的生活。我更想要去开拓新途径，想要像碧丝那样放荡不羁，大胆冒险，但我选的附加在班级纪念照下的诗句揭示了我的另一面：“那些关于她、源自她的一切，理应被解读为真正的高贵。”换言之，自命清高。

1921年，母亲遇到了威廉·卢肯斯·沃德(William Lukens Ward)，旧时代最有识见的政治领袖之一。他管理着威斯特彻斯特县，那是芒特基斯科镇的所在地。他鼓动母亲更积极地参与该县的共和党政治活动。沃德成为了母亲的导师、支持者、领导和密友，并说服她更多地投身到公民事务中来。母亲对沃德的理念表现出的热情，以及她和父亲对公共服务的热衷，意味着我们成长过程中始终受到这样的信念的影响──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你都会不自觉地想到公共问题，并在关注共同体利益或公共服务过程中回报社会，这也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很快地，沃德创建了县娱乐委员会(Recreation Commission)，由五位女士担任委员，母亲任主席。在母亲的领导下，委员会开始为贫困阶层的儿童举办夏令营。她在全县范围内组建合唱团，还每年都为成人和儿童举办大型音乐节，而这个音乐节原本不过是在大帐篷下的活动。接着，在母亲的大力鼓动下，沃德修建了县活动中心，于1930年5月投入使用；它是位于白原市的一座巨大多功能会堂，如今仍在使用。活动中心可以举办各种演出，从戏剧和音乐会，到家禽和其他动物的表演。多年来，母亲主持了那里的各类活动，包括纽约大都会歌剧团的演出。当时适逢一年一度的家禽表演，举办地在地下室中，为了保证歌剧女主角的演唱不会被公鸡的啼鸣打断，母亲草草策划了一个方案，她让人在笼子中加装硬纸板，这样公鸡就无法昂首打鸣了。

母亲还参与了共和党的政治事务，她工作积极，到1924年时已经成了共和党代表大会(Republican Convention)的代表。后来，母亲涉足的事务越来越多，开始为她支持的候选人和事业四处游说。1924年的大选期间，我们创作了一首诗：“库利奇和道斯，库利奇和道斯。如果母亲离去，他们就是缘由。”母亲收到进入州政府的邀请，还有许多妇女支持她竞选国会议员，她都拒绝了，理由是“丈夫和家庭是我首先要考虑的”。1933年，我与母亲出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次就职演讲，看到罗斯福走到国会大厦前，发表他的著名演说。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望着胡佛颓然离去的背影，这与志得意满的罗斯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满面春风地站在演讲台上，雨过天晴，强烈的阳光洒在他英俊、红润的脸庞上。母亲转过头来，对我说，“等着吧，四年后我们就会重回白宫。”这些话显然毫无远见。母亲在情感上尤其痛恨罗斯福。

父亲也参与了共和党的政治事务，尽管，他并没有那么积极热心。事实上，父亲在不受党派控制的事务上同时为两党服务，包括战时工业委员会、农业贷款委员会(Farm Loan Board)和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通过在战时金融公司的工作，帮助振兴了美国农业。战时金融公司在向农场主和牲畜养殖户发放贷款上拥有特殊权力。1925年初，父亲清理了金融公司的账目，这一非凡成就收获了广泛的认可。梅洛·蒲赛在为我父亲写作的传记中叙述道：

迈耶交给财政部一张4.99亿美元的支票。它最终被送至了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因为人们相信它是世界历史上开立的最大数额支票……战时金融公司借出了7亿美元──3亿用于战争目的，1亿用于资助战后出口，3亿用于援助农场主──没有任何损失，且有足够的利润来支付其所发行的债券的利息，以及自财政部获得的基金……很多人都在说他将美国农业自灾难中拯救了出来。

我童年时，父亲忙于各种政府事务，母亲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家。等他们回到家中，我们与他们的见面也会很拘谨。母亲总是在床上吃早餐，父亲同样在卧室吃，就在母亲身边的小桌子上。我们会上楼和他们交流一小会儿，之后便各自离去。午后，母亲有时会带我们其中一人到公园兜风，或者，让我们到她的卧室聊天，但这种情况很罕见，相隔也很久，且大多数时候这种交流都是单向度的。尽管如此，我非常喜欢这些时刻，曾经还评论说既然她这么忙，也许我们应该提前预约──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后来被她多次提起。

父母大多数时候都是外出吃晚餐，或者在家中精心设宴，款待客人。有时，我会在母亲换衣服、做按摩或修指甲时看望她。母亲的高贵优雅和惊人美貌令我赞叹不已，每当她衣着典雅地出席学校活动时，我都会暗自骄傲。然而，尽管我在年幼时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母亲，但与此同时，我也对她感到敬畏和恐惧。常年以来，我都因为太过畏惧她，而从来没有考虑过忤逆她的意愿。在极少的例外中，因违背她意愿而吞食的苦果令我刻骨铭心。我11岁时第一次参与了欧洲之旅，母亲让我和比尔去邮船的理发室中理发。我们另有计划。比尔让我告诉母亲，理发室排着长队，我们要等会儿再去。我不假思索地执行了他的命令，在一生之中，我做过太多这样的事情。母亲不知如何竟发现理发室中根本没人排队，因而严厉斥责了我说谎的行为，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说谎了。最终，我被独自关在了舱房里。我难过极了，但这段插曲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让我知道了说实话的重要性。

几年后，读高一时，我再次在理发问题上犯错──我违背母亲的意愿，剪掉了自己长长的黑色卷发。我怀揣着战战兢兢的心情等待她的反应，而她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我有些困惑，甚至觉得受到了羞辱。最终，我提醒了她，她却耸耸肩不屑一顾，留下茫然无措的我。我可是鼓足了勇气才这样做的啊！

父母时而苛刻万分，时而不以为然，做子女的也只能察言观色。父母在大大小小的方面都影响了我们。他们的某些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你虽能用力擦去，但却会留下印记。我无意识地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一个古怪习惯，就是小事上的多疑和心胸狭隘。母亲在某些方面挥霍无度，但她却会抱怨收到的小账单，认定那些人是在欺骗她。她买皮草时会说，“你得留心些，因为你选择了这一件，他们会给你换成另一件。”她还说，“如果你要给珍珠项链换线，那么你必须坐下来看着他们，确保所有珍珠都能拿回来。”她在给佣人加薪时也非常吝啬。她完全就是厌恶赠予，即便赠予的内容不过是赞美或鼓励。我同样变得不愿意花钱，阴暗地怀疑他人占我便宜，还无法享受给予的乐趣。

嫁给菲尔·格雷厄姆(Phil Graham)后，我克服了许多这样的习惯，因为菲尔极其慷慨大度。某些我从未能改掉的古怪习惯继承自父亲。尽管我们生活开支巨大，父亲却对某些小花费特别固执。他热情地鼓吹小处节省──物尽其用，绝不浪费，能拍电报绝不打电话，能写信的话自然是最好了。睡觉前关闭每一盏灯，这样的强迫行为我保留至今。独自一人住在房子中时，我会完全无法忍受有灯开着。我会在大厅和楼梯间来回巡视，以确保所有的灯都已关闭。我告诉自己停下来，这根本不重要，但还是会去把亮着的灯全关闭。

某些反面事例给我留下了深刻教训。年幼的时候，成年人的行为时常会令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记得，我曾对某些看到的事情感到震惊和错愕，并默默发誓长大后绝不像他们那样做。例如，母亲遇到电影院排起长队时，会径直走到售票处，说道，“我是《华盛顿邮报》的尤金·迈耶夫人。”接着便要求直接进场入座。那个时候，的确会有人带她进去。我却尴尬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件事情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如果我进入餐厅后，领班没有给我找好位子，而是将我带到了“西伯利亚”，我也不会和他争辩。我只会温顺地前往西伯利亚。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在情绪上似乎愈发受到煎熬。她日益沉迷于与生命中的各个男人的友谊。但我相信，其中只有一人真正令母亲产生了情爱，这个人就是威廉·沃德。母亲不断患上感冒、肺炎或其他各种疾病，每一次患病，她都会给予自身极大的关注，并变得自哀自怜、情绪化，要求和接待他人的频繁探望，而我们则在一旁嘘寒问暖。

母亲还开始酗酒，有时早上10点便开始了，她生命中至少有一段时期是如此。这个问题让父亲十分忧心，并且，对于他和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项不断加剧的负担。甚至母亲饮酒的方式也有些怪异。地下室中有一个上了锁的老式酒柜，只有父亲一人有钥匙，因而他必须一趟趟地去地窖中取酒，这样也能够知道母亲到底饮了多少。当然，劝诫从未取得任何效果。奇怪的是，母亲从不自己购买威士忌，或者向父亲索要钥匙。

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常常都互相矛盾。我们会因为取得的成就而受到鼓励，但她却非常自负，甚至会践踏我们刚刚萌芽的兴趣或热情。如果我说喜欢《三个火枪手》(The Three Musketeers)，她会回应说除非我像她那样阅读法语版本，否则不可能真正领悟其中的妙处。母亲直至去世的那一周都在读书──哲学、历史、传记，以及所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的经典文学。她对读轻小说的人嗤之以鼻，更不消说垃圾读物和消磨时间的作品了。

四年级至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我独自一人待在芒特基斯科别墅三层的房间中，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了阅读。我通读了大仲马的所有作品、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八卷作品(从《小妇人》开始)、《金银岛》以及名叫奈普(Knipe)的人所写的激动人心的冒险小说。我最后一统计，发现大约已经读了100本书，于是写信告诉父母，我正在“积极地畅游书海”。我感到开心极了。不幸的是，这种对于阅读的早期热情在五年级之后便销匿了，直至后来偶尔拾起书本。再后来，我喜欢上了电影杂志、《红皮书》(Redbook，美国女性杂志──译者注)和《时尚》(Cosmopolitan，针对女性读者的时尚类杂志──译者注)。更晚一些时，我恢复了阅读热情，尤其喜爱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母亲为我们设定了不可能企及的高标准，这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损毁了我们的能力，令我们甚至不能完成自己设定的恰当目标。大致上，我想我们都会觉得没有达到她的期望和要求，而她带给我们的不安全感和缺乏自信迁延多年。但不管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疑虑，她呈现给世界的家庭图景始终毫无瑕疵。她创造并维持了子女完美无缺的神话。在她看来，我们都是幸福快乐，是会讲两种语言的优秀学生。事实上，她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感到骄傲。她过去常常将我们比作流行小说《永恒的少女》(The Constant Nymph)中的人物。那本书讲述了一个古怪、喧闹却也疯狂搞笑的家庭，全家人因此还被称为桑格马戏团。她散布的其他神话，还包括迈耶家的女孩更聪明、更富魅力、更有趣、更伶俐、更成功，凡此种种，简言之，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最重要的是，她觉得我们要与众不同，富有智识，甚至是特立独行。

此外，父母期望我们能够在社交上取得成功，这很难界定和阐明。对迈耶家的女孩来说，在学校和派对中大受欢迎必不可少。不论实情如何，我总是会说自己在聚会上玩得很开心，然而事实常常恰恰相反。如果父亲或母亲来学校看我，我想我将不得不召集一群朋友，这样至少表面看来我颇为合群。

我们还很年幼时，当时拥有《邮报》的麦克林夫妇举办了儿童聚会，他们向来宾赠送了非常贵重的礼物，甚至是手表。母亲告诉我这样的做法非常粗俗，她不会让我的姐妹参加。母亲的朋友建议说，出席这次聚会也许会非常重要，而母亲则回答，“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那个受欢迎的人。”

母亲看待事情的这种倾向，同样意味着她轻视平庸人、凡常事以及琐碎生活。这种对平凡事物的负面态度也成了我自己的特质，且令我惶惑不安。我知道自己并非就是什么超凡脱俗的人物。我还知道，我想要融入这个世界──让周围的人都喜欢我。但和哥哥姐姐一样，我承继了许多家庭的哲学。记得读大学时，我和好友玛丽·金特里(Mary Gentry)行走在瓦萨校园中，我问她，“你喜欢这里的女孩吗？”“喜欢，”她答道。这曾使我短暂地怀疑自己的标准存在问题。我觉得应该居高临下地俯视善良的普通人，并且只喜欢那些特立独行的聪明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不再执着于与众不同，不再认为平凡或普通是一种罪责，并能够就各类人的本身之所是去欣赏他们。

我无法宣称母亲是真正爱我们的。直到母亲弥留之际，我在她眼中都是成功的，而或许，这才是她所钟情的。然而，尽管母亲有着种种复杂性，但在整个童年时期，我都与母亲更加亲近，而非那个遥不可及、难以相处的父亲。我喜欢他，但总是会有隔阂。事实上，他在孩子中间很高兴，与我们相处时也很有趣，但总会有些不自在。最亲密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当小孩子一样放在膝盖上，在我们耳边摇晃手表。我和露丝还很小的时候，他会在早餐前来到我们的卧室，陪我们嬉笑打闹一小会儿。

父亲缺乏亲密的天赋，但在许多方面，他的支持与爱还是能直抵我的心灵。父亲在没有使用任何言语的情况下，表达了对我的信任，这是生命中最令我感受到支持的事情。它拯救了我。然而，我只是在追忆往昔时才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时间来滋养。

我们家很少谈及敏感的话题，其中三个尤其是禁忌──金钱、父亲的犹太人身份以及性。我们家所有人都从未提及过这三个话题。事实上，我们从不谈论任何难以启齿或私密的事情。谈论金钱或我们的财富令我们反感，与人们的想象不同，我们过着颇为清苦的生活，这也许有些古怪。我们没有太多炫耀性的物品，或是精致的玩具和衣服。弗洛伦斯11岁时，母亲在日记中叙述说，她为弗洛里购买了非常简单的生日礼物，“书籍、果仁糖和其他小物件”。母亲感到自己有些吝啬，但她也认为，“延续他们幸福命运的最佳方式，就是限制他们对财富的渴望。”

与班上的大多数女孩相比，我拥有的东西要更少，尤其是衣服。我在小学时用的简易衣柜中，只有两件上学穿的无袖连衣裙和衬衫，以及一件最好的连衣裙。零用钱上，父母也对我们严格限制。碧丝从瓦萨学院发给父亲的电报让我记忆犹新——“快寄零用钱，否则将破产。”父亲回复说，“破产吧。”我唯一记得的与金钱有关的讨论就是，父母告诉我不能只做富家小姐，必须做些事情，参与一些有益的、能创造价值的工作；你不能也不应该一事无成。工作始终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记得有一年大家都在过圣诞假期，我却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学习绘制曲线，那时我大概15岁。

母亲对金钱的矛盾心理，以及金钱带给她一切无疑都令她不愿意去谈及金钱。1922年，母亲去参观犹他州的铜矿，这座铜矿为父亲积累了巨量财富。母亲在日记中写道：“铜矿的景观很有趣，但通往铜矿的村庄却令我震惊……这是金钱的来源，我将它们用于购买中国艺术品，但一想到我们使用的金钱竟出自这样的环境，我就会惊愕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拥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事实从未比金钱谈论得更多。我完全不知道反犹主义这回事，这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我也不知道父亲是犹太人。我不认为这是有意安排的，我相信他们没有否认或隐藏父亲的犹太人身份，也并不以此为耻。但这个话题足够敏感，所以，他们既没有去解释它，也没有以此为荣。事实上，我们在圣公会圣约翰教堂拥有席位──总统的教堂，位于拉法叶广场──但主要原因在于教区长是我们家族的朋友。我10岁的时候，我们迈耶家的孩子全都在家接受洗礼，以满足虔诚的路德教外祖母的心愿，她认为如果不经历这样的程序，我们全都会下地狱。但大抵而言，宗教并非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犹太人身份很少被提及，记得其中一次出现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在学校中为朗读《威尼斯商人》选择角色，一位同学建议我扮演夏洛克，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曾天真地询问母亲，我们是不是百万富翁──学校里有人指出我父亲是；和那次类似，我也询问母亲，自己是不是犹太人，以及其中的意味。她一定是回避了这个话题，因为我不记得她的回答。不只是我对宗教抱有疑问，姐姐碧丝回忆说，有一次她在我们位于纽约的公寓中吃午饭，有许多客人在场，她不假思索地问道，“嘿！你们说的那个耶稣是谁？”

直到上大学时，我的犹太人身份才给我带来麻烦。当时一名来自芝加哥的女孩正要离开瓦萨，有人问她是否愿意见同样来自芝加哥的犹太女孩，她回答说，“不行，在芝加哥，你不能让犹太人进你的家。”这引发了争执。我最好的朋友康妮·迪莫克后来告诉我，那个女孩当着我的面这么说真是过分至极。只是在那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是1935年，希特勒已经开始影响世界。

性是我们家从不谈论的第三件事情，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对性都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性交是什么，也不知道小孩是如何被怀上的。事实上，严苛的课程计划、训练和体育运动，似乎都是为不让我们过多思考性的问题而安排的。我曾经问母亲，性交过程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并告诉她我已经学习了精子和卵子，但不知道具体过程是怎样的。母亲回答，“你没看到过街上的狗吗？”不幸的是，我没有看到过，但我脱口而出说，“当然见过。”对话也因此而结束。母亲最后主动告诉了我月经，或者说“成为真正的女人”的事情。“别担心，妈妈，”我答道，“几个月前它就发生了。”

因为这些事情从未被谈论过，我几乎对它们全都浑然不知──金钱、宗教以及性。多么怪异：我当然知道我们家的房子很大，有很多佣人，但却不知道我们很富裕，正如不知道我们是犹太人。这种看似十分诡异的事情，对于我们也非常有益。同样古怪的是，我们也没有学习到处理生活实践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最简单的任务。我不知道如何打扮、缝纫、烹饪、购物，最为重要的是，不知道如何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对年轻男子就更是如此了。我和家教一起买过一些小东西，但在成长过程中，我很多时候都是接手姐姐们的礼服；直到18岁，母亲才带我去波道夫古德曼(Bergdorf Goodman)选购法国服装。那里的服装精致复杂、华丽典雅，根本不适合我这个年龄，且对于只需衣着得体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浪费。我们最终也没有找到可供日常穿着的衣服。

我向来衣食无忧，得到的照顾也无微不至。事实上，母亲始终在提醒我们，我们有多幸运，对父母有多亏欠，父亲在照顾我们这些孩子上多么富有远见，多么出色。我们也的确很幸运。我们享有大量特权，父母拥有坚定的价值观，他们激发了我们对于艺术、政治和阅读的兴趣。但在这所有之外，我产生了无能和自卑的感受，不止面对母亲时，面对哥哥姐姐同样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对自己的优点和能力有了客观的认识。我不是特别美丽。我很早便长得很高，因此自我感觉有些笨手笨脚。我不觉得自己能够变得出类拔萃，并确信永远都吸引不到自己喜欢的，且父母和哥哥姐姐不会觉得屈尊俯就的男子。

由于家庭的混乱状态，以及与父母和外部世界的奇异隔绝，我们这些孩子只得自己在情感和智识上学习成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矛盾情感，很难找到确切的身份。这样的一个早期例子是：某天，游戏室的电话铃响了，没有大人在场，碧丝战战兢兢地拿起电话，说了声“喂”；一个男人的声音不耐烦地问道，“你是谁？你是谁？”碧丝回答，“我是家庭教师照看的那个女孩。”因为古怪的成长方式，这是她唯一能够想到的描述自身的方式。

正因此，我们究竟是谁，抱负为何，这些问题在认知和社交上始终令我们焦虑不安。奇异童年带来的更加微妙的影响是，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把事情做对过，这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有的感觉。我说的话合适吗？我穿的衣服得体吗？我有魅力吗？这些问题让我焦虑不安，自我沉溺，有时甚至会将我浸没其中。成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旧如此，直至最终，我对沉湎于过去彻底失去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