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少年小方的成长

现在摄影艺术一天天的发达，进步，摄影人才也能在艺术上占了重要地位，得社会的赞许，于是研究摄影的团体就渐渐的多起来了。但是我们看看，少年摄影团体的组织，还是很少，以至我们虽是很好这种艺术，而终是不得其门而入，这是何等的苦恼呢！所以我们有组织少年摄影团体的必要。做少年摄影界的先进队，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有趣呀！少年们！小朋友们！快来报名！踊跃！努力！

——方大曾

《少年影社征求社员宣言》

今日的协和胡同（冯雪松摄）

沿着东堂子胡同，经过75号蔡元培先生在北京时租住的旧居，一直往东走，大约四五百米，将到尽头的时候，有条小路南北走向，右转进去，即是协和胡同，方大曾的家就在里面。

这条胡同一百五十余米长，前窄后阔，听老人们讲，原来叫“蝎了虎子”胡同，就是说形似壁虎，光绪年间称蝎虎胡同。到1947年北平统一地名的时候，改称协和胡同，据资料显示，这一名称的变更与东堂子西口的协和医院并没有关联。

胡同两边墙上的灰色涂料，风雨斑驳，岁月打磨，每隔几年就要粉刷一新。十几年来，我几十次走进这里，周围不断经过的人们行色匆忙，旁边频繁加盖的房屋渐次生长，历史因漠视而遗忘，时间因无情而忽略，有谁还记得10号院里曾住过一家方姓无锡人？

协和胡同中段“大肚子”变“窄尾巴”处，就是10号院，也就是原来的7号。院门坐南朝北，从前的格局是，进门西厢房影壁迎面，里边是一座独门独院两进四合院。据方淑敏的女儿张在娥回忆，老宅很大，占地有一亩多，分前、后两个院落，布局呈“日”字形。北边一排房外婆住，南边一排房姨妈家住，中间一排是我们家，现存的10号只是方家原来马厩的部分，其余早就不复存在了。

方大曾的父亲方振东，又名方祖宝

我曾祖父（那辈）到的北京，江苏无锡人，在总理衙门就职，管财务方面工作。（一直）到90年代，方家居京经历了五代人。

祖父姓过，我见过他，叫过少侯。（老家）一条街都姓过，是皇帝赐姓，区别就是堂号，你是什么堂的过家。他没有离开无锡，在老家教私塾。

我祖母姓方，一直住协和胡同，原来没那么大，一点一点加盖，今年（盖）两间明年（盖）两间，布局跟装饰都不合规矩。

我父亲方振东在译学馆毕业，学的法文，那时候没什么外文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到外交部，在档案保管处工作，地点是外交部街。

外交部街的迎宾馆旧址（冯雪松摄）

协和胡同的家就是个老根儿，人来人往，谁来谁住，走了就走了。小方出生于农历五月二十九（1912年7月13日），当时我们家家境不错。（方澄敏的回忆）

外交部街在协和胡同南侧，相邻并行，之间有窄巷连接，因民国时期外交部设此得名。方大曾出生这一年的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条街上原来的迎宾馆就成了临时大总统府。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为了表示敬意，袁世凯携带家眷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居住。作为临时行辕，孙先生一直在此居住到9月18日离京，二十五天的时间里，和袁世凯会谈了十三次。

郊游中的少年小方（前），底片上有他画的剪裁线

东单和王府井是北京的繁华地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东安市场为核心，戏院、商号、车行、医院、饭店、照相馆一应俱全，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协和胡同自然是少不了热闹的。

少年方大曾聪明好学，除了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还参加了童子军。他认同自强自立、有勇有谋的精神，希望自己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及情感，成为乐于助人、有能力助人的人。他喜欢四处旅行。据妹妹方澄敏回忆，他的特点就是特别招人喜欢，人缘好，拉车的车夫隔老远就和他打招呼。那时候方家是个大家庭，还没分家，家里的叔伯弟弟妹妹，大伙都无条件地喜欢他。

哥哥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摄影的？在我们当年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方澄敏已经不记得了，印象中，他的第一个相机是母亲给买的，“七块钱，算贵，不算便宜，方盒子，一打开哗啦一下”。

在当时，一块大洋够一个三口之家吃半个月，十块大洋就可以开一个小餐馆了，小方的这一爱好无疑是奢侈的。

目前发现的方大曾最早的自拍照

东堂子胡同口就是搁洋车的地方，车夫们跟他关系都挺好的，出来进去都打招呼，偶尔还给他们拍拍照，但是哥哥从来不坐洋车，他觉得那样不人道。（陈申访问方澄敏）

协和医院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与东堂子胡同一条马路相隔，方澄敏在接受采访时说，小方经常去青年会找一个姓蒋的人学拍照，向摄影史家陈申先生求证后始知，她所提到的人，是协和医院的蒋汉澄。

早期留影（左一小方、左三方澄敏）

生于1900年的蒋汉澄，是一名邮电工程师，他喜欢绘画，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插图，同时也钟情于摄影，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都是他关注的对象，有不少作品发表在北平的《世界日报》《晨报》以及上海的《时代》杂志和《良友画报》上。他曾说，每一次按动快门的瞬间，都能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快感。1924年，蒋汉澄被调到北平电报局工作。后经好友张培儒介绍，他告别了十二年的邮电工程师生涯，应聘到协和医院，成为当时唯一的一位绘图员。那个时候，随着阅历丰富和用心钻研，他的摄影技术娴熟，风格独特，在北平的文化圈颇受注目。与此同时，基督教青年会因经常组织有趣的活动，渐渐成了精英们的社交场所，因为工作地点临近，蒋汉澄不久成了那里的常客，更是有人把他和画家蒋兆和、二胡演奏家蒋风之并称为青年会的“三蒋”。

我曾见到过一张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在前门火车站，军人和难民挤火车逃离北京的纪实照片，拍摄者即是蒋汉澄。照片极具现场感，紧张气氛瞬息而来，画面自然朴素，即便身处事件之中，也能觉察得到摄影者不干预事态进展，专注于记录的沉稳与冷静。这种拍摄风格和工作方式，在后来方大曾对作品处理及现场把握中清晰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年长小方十二岁的蒋汉澄，除了技术交流外，在接触中，或多或少地把自己对于摄影的体会和理解传递给了他。

蒋汉澄

逃离（蒋汉澄摄）

20世纪初，摄影虽然得以推广普及，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照相机也不是平民百姓所能把玩的，只局限于有钱有闲的知识分子和商贾士绅阶层。知识阶层具有追求文人艺术的传统，他们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传统艺术的意蕴、精神有着深刻的认识，于是，照相机就成了他们手中的“画笔”，成为他们抒情写意的工具。早期的摄影家主要把摄影作为消遣娱乐的业余爱好，这从“光社”成员陈万里、许智方、刘半农等人的回忆中可以明显看出。陈万里回忆：“当时大家的照相，大都偏向于个人的嗜好，等于玩玩鸟，唱唱戏一般。”

经常和小方交流摄影体会的许智方，在《忆光社》中写道：“那时一般人对照相虽有一些接触，但毕竟还是皮毛，若谈起‘美术照相’似乎就更难懂了，‘为什么不去照美女，而专去照白胡子老头呢？'‘为什么不去照大洋楼而偏偏要去照牵骆驼的呢？’这是我们常遇到的问题。”

在方大曾留下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玩鸟唱戏”之类的内容，他带着相机，行走于北京城周边的寺庙古刹、乡村田野、商埠市集。在他的镜头中，有肃穆的长城、讨生意的小贩、蜷缩在墙角下的缝穷者、破衣烂衫的码头工人，还有吃黑面扛白面的苦力。少年小方，就是用相机和脚步开始认识社会的，而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对于人和生存环境的关心，这一点，正是每一个能成就大业者所具备的。

少年小方的习作

父亲方振东工作地点的门卫（小方摄）

“没有任何摆布和雕琢的痕迹，被摄者喜怒哀乐神态自然，画面情景交融。”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徐京星评价，“在那个胶片照相机为绝对稀有物的年代，拿着相机的他似乎像空气，无所不在，又让被拍摄者视而不见，可见方大曾先生深入生活的功夫和心境。”

年纪相仿的方大曾和许智方，在学习摄影上有过相似的经历。

记得当初自己开始学习摄影时，的确也曾费过一番苦心，因为自己毕竟还只是个中学生，经济上不是很富裕的。起初手中只有一个F6.3镜头四寸照页片和玻璃板的相机。那时照相的瘾头很大，因为玻璃板要比页片便宜得多，所以每到假期里就背着照相机，暗箱中满满的装了一打玻璃板，带着三脚架，跑遍了这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有些地方是人烟稀少的，但哪怕是长满荆棘的草野，哪怕是雨后的泥沼，只要是有景可取，我都从不放过。偶尔拍得了较好的照片，我就仍然用我那个照相机，后面自己加了一个马粪纸匣子，匣子里安上六个灯泡，前面横立一块木板，上面钉一张放大机，可是家中连一间合适的暗室都没有，只好等到夜间才开始操作，但是夜间电压的变化又大，放大一张照片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虽然攒了两个钱，买了一架F4.5镜头的相机，当然这比起从前那只破旧的相机好用得多了，但终究不算满意。偶尔遇到社里有人拿只F4.5的反光摄影机（Graflex）就使我羡慕不已！（许智方《忆光社》）

他不仅是个摄影家，还是旅行家，周边的寺庙都去过，那时候没那么好的路，多半是步行，有时候骑自行车。每次拍好多照片回来，一开始不会洗时，在外面洗，后来钻研会了，就自己洗，他的照片洗得还是不错的，（编号）从小号到大号的，都是慢慢积累下来的，这么多年了，颜色不变。由于经济不充裕，只靠一点稿费，放大机是他用纸盒做的。

身着学生装的少年小方

我帮他洗照片是因为好奇，功课松一点儿，就帮他弄一弄，看看他怎么洗，他的药水都是自己配的，还有一个小秤，秤药配制，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方澄敏的回忆）

在方澄敏遗物里，有一些是小方中学时旅行的留影，仅凭容貌，同行者的个人信息无从识别，根据景观和地貌判断，他所到达的地点大多在北京周边，西山、颐和园、卧佛寺、十三陵，还有八达岭。

其中有一张地址颇为明确，小方和另外七人在温泉中学的门口，照片中，身着制服的小方居最右，十三四岁的模样，背着行囊，不知是出发还是归来？这张从未见过的照片，使我颇为好奇。温泉中学在哪里？在以往的寻找中，还没有接触过这个地方，小方是在那里就读还是经过？依据照片上的光影判断，拍摄时间应该是在早晨，他在那里干什么？问了方家的后辈们，他们从未听老人提起过，只知道方大曾在北平一中读过高中。

除了景物和人物，小方还以抓拍的方式练习纪实拍摄

翻阅了相关资料，才知道原来的温泉中学已经不复存在，所幸的是，小方当年和同学合影的校门还在，目前是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学的一部分。

温泉中学原名叫“私立北京中法大学附属温泉中学”,1920年，留学法国的李石曾与蔡元培在北京西山创办中法大学，三年后，中法大学附属温泉中学和小学建成，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站在温泉中学门前的小方（右一）

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学院内的温泉中学旧址保存完好

北京西山一带在历史上曾经与法国渊源深厚，特别是上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一批法国友人和曾留学法国的民国名人，参照法国先进经验，在此进行各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尝试。比如，利用庚子赔款返款，仿照法国学制在中国建立起学科众多、设备先进、涵盖教育全程且实习场所完备的现代大学体系，推动赴法勤工俭学大潮，吸收法国“均权”“社会合作”的思想，在温泉村一带开展农村自治试验，成立自治坊公所和各种经济合作社，开创了乡村自治的先河，进行各项社会建设，如修建公路、兴办电话、电力等公用事业和创办疗养院，以及发展乡村经济等。

李石曾，名煜瀛，1902年赴法留学，是最早留法的民国名人之一。1924年，他筹资九千四百元在西山北部购置了一个宅院，这个地方原来叫皇姑园，后来取其谐音改成环谷园，温泉中学遂迁于此。同年底，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冯玉祥、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第三军军长孙岳向学校捐款三万元，修教室、建礼堂、搭石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