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摇醒了睡梦中的我。“出事了。”她说。

当时我还是个年仅七岁的小胖孩，穿着忍者神龟的睡衣。我早已习惯天还没亮就被叫醒，但叫醒我的一向是父亲，他会让我带上我的小毯子去宣礼塔祷告。而那天，叫醒我的却是母亲。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父亲还没回来。最近，他总是待在泽西市的清真寺，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但对我来说，他还是那个亲爱的父亲——一个风趣、慈爱、温暖的人。就在今天早晨，他还不厌其烦地教我怎么系鞋带。他出什么事了吗？什么样的事故？他受伤了吗？他还活着吗？对答案的恐惧，让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母亲猛地抖开一张雪白的床单——仿佛一朵白云瞬间绽放在空中——然后俯身将床单平铺在地上。“看着我的眼睛，小扎克，”她愁容满面，仿佛变了一个人。“把衣服穿上，越快越好。然后把你的东西都放到这张床单上，再包起来绑紧，明白了吗？你姐姐会帮你的。”说完，她走向卧室门口。“快点，小扎克，快点，动起来。”

“等等，”这是我从太空超人毯子里跌跌撞撞爬出来后勉强吐出的第一句话。“我该把什么东西放到床单上？你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是个乖孩子，腼腆，听话。我想尽量按照母亲吩咐的去做。

她停下脚步，转身看着我。“什么都可以，能放进去就行。”她说，“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这个家。”

她转过身，消失在门外。

我和姐姐、弟弟一把东西打包好，就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母亲打电话给父亲在布鲁克林的堂兄——我们管他叫易卜拉欣叔叔，有时也直接叫他“Ammu”(阿拉伯语，意为“叔叔”)。他们正在激烈地争论。母亲的脸涨得通红，左手紧紧握着手机，右手则紧张地整理着耳边散开的头巾。电视还开着。有突发消息，“节目暂停，现插播一则新闻……”母亲发现我们在看电视，慌忙冲过来关掉。

她背过身，和易卜拉欣叔叔又谈了一会儿。手机刚挂，家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夜半响起的铃声听起来甚是刺耳，特别吵闹，仿佛知道些什么似的。

母亲过去接了电话。是爸爸在清真寺的一个朋友打来的，一个叫马哈茂德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他长着一头红发，大家都叫他红毛。红毛听上去急着找我父亲。“他不在。”母亲回答道，又听他说了一会儿。“好吧。”她说，然后放下了电话。

电话又响了起来，还是那种可怕的噪声。

这回我没听出电话那头是谁。“真的吗？”母亲说，“他们问起我们？警察？”

又过了一会儿，我迷迷糊糊地在客厅的一块地毯上醒了过来。不知怎的，在这一片混乱中，我竟打了个盹儿。所有好带走、不好带走的东西都堆在了门前，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倒下。母亲来回踱着步，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她钱包里的东西。她手里拿着我们三个人的出生证明：万一有人来查，她好证明自己是我们的亲生母亲。我父亲，埃尔-塞伊德·诺塞尔，出生在埃及，我母亲则出生在美国的匹兹堡。在当地的一个清真寺诵读了清真言后，她入教成了穆斯林。在她改叫海迪彻·诺塞尔之前，她的名字是卡伦·米尔斯。

“你的易卜拉欣叔叔正赶过来接我们，”她看着坐在地上、揉着双眼的我说道，“如果他真能赶过来的话。”她充满担忧的声音里又添了一丝烦躁。

我没问我们要去哪儿，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们就那么干等着。我们等待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叔叔开车从布鲁克林到新泽西要花的时间。我们等得越久，母亲来回踱步的速度也越快，我越发觉得胸腔就要炸开来。我佯装勇敢，一手搂紧我的弟弟。

“啊，安拉！”母亲叫道，“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母亲没有告诉我的是，梅厄·卡赫纳，一名激进派拉比和犹太防卫联盟的创始人，在纽约市一家万豪酒店的宴会厅里发表演讲后遭到一名阿拉伯裔枪手的枪击。枪手随后逃离现场，并在逃跑过程中射伤了一名老人的腿。他冲进早在酒店门前等待的一辆出租车，但又突然跳下车，持枪在街上狂奔。美国邮政署的一名执法人员刚好路过，与他展开交火。最终，枪手倒在了大街上。新闻主播们反复强调一个可怕的细节：卡赫纳拉比和枪手都被击中颈部。两人都命不久矣。

现在，电视台正在滚动直播这件事。一小时前，当我和姐姐、弟弟在睡梦中度过我们最后一段童真时光时，母亲无意间听到电视中传来梅厄·卡赫纳的名字，她抬起头看着屏幕，第一眼看到的是那个阿拉伯裔枪手的画面。她的心跳停了一拍：那是我的父亲。

凌晨一点，易卜拉欣叔叔的车才停在了我们家公寓前。他花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他等他的妻儿都准备好了才出的门。他之所以坚持要他们一起过来，是因为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可不能冒险和一个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也就是我的妈妈——单独待在车里。车里已经坐了五个人，我们四个人只能想办法挤进去。我能感受到母亲内心燃起的怒火：她和叔叔一样虔诚，但反正她自己的孩子也要一起坐在车里，干吗浪费这么多时间等他老婆孩子一起来呢？

上了车，我们驶过一条隧道，苍白的灯光在头顶闪过。车子里拥挤得让人发疯，大家手缠手，脚绊脚，挤作一团。母亲想上厕所，易卜拉欣叔叔问要不要在路边停一下。她摇了摇头，说：“我们赶快把孩子送到布鲁克林，然后再去医院，好吧？我们得尽快赶过去。快点走吧。”

这是大家第一次提到“医院”二字。父亲现在就在医院，因为他出了事故，也就是说他受伤了，但这也说明他还活着，我心里想道。真相的碎片一点点在我心中拼凑起来。

等到了布鲁克林时——易卜拉欣叔叔住在一栋靠近展望公园的红砖大楼里——我们九个人缠作一团，从拥挤的车里滚了出来。大家走进大堂，楼里的电梯慢悠悠的，好像等一辈子都下不来，母亲急着上厕所，抓起我的手就往楼梯处跑。

她一步两个台阶地奔上楼，我艰难地跟上。二楼在我眼前闪过，然后是三楼。叔叔家在四楼。我们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拐弯走上他家门前的走廊，想到自己终于上来了，心里一阵欣喜——我们打败了电梯！但紧接着，我们看见叔叔门前有三个男人——两个西装革履的人缓缓朝我们走来，手里高举着徽章。另一个人是警察，一只手抓紧了皮套里的枪。母亲向他们走去，“我得先上个厕所，”她说，“等上完了我们再谈。”

他们一脸迷惑，但还是让她过去了。但当她想把我也带进厕所的时候，其中一个穿着西装的人举起一只手，像交警一样拦住了她。

“这男孩得和我们待在一起。”他说。

“他是我儿子，”她对他说，“他得跟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