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版自序

《杜甫的五城》简体字版，终于要在中国内地出版了，真是高兴。欣喜之余，我不禁想补写一篇自序，以记其事。此书的繁体字版最初在台湾由尔雅出版社印行时，只有一篇后记，没有自序。

近年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旅游业跟着兴起，出门游玩的人多了起来。出版界也出了不少旅游书以应付市场的需求。我想这类书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旅游指南”，英文称之为“travel guide”。这类书的好处是，一般都附有地图、交通与住宿信息，以及各种大大小小旅游景点的介绍，非常实用。但不足的是，它没有旅行者个人的经验呈现，没有细腻生动的叙事细节，一般也没有任何“文采”可言。更重要的是，旅游指南必须不断更新修订。欧美著名的旅游指南，比如《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系列，几乎每年都要出版一个修订本，否则交通、住宿等信息就会过时。

第二类旅游书我想称之为“旅行书”，也就是英文所说的“travel book”，以示和“旅游指南”有别。很多时候，这类书刚好和第一类相反：常常没有地图，没有交通、住宿的详细导引，经常也不介绍所有旅游景点。但旅行书的优点是，它重视旅行者个人的经历，通常放在一个特定的叙事框架下来叙述，而且一般都要求有点“文采”。比起旅游指南，旅行书最占优势的一点是，它可以说“不会过时”，因为旅行者的那些旅行经历，是独特的，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有所折损。这些经历一旦锁定在某个历史时空，甚至会变得更有历史感，更有历史价值。比如，日本和尚圆仁（794—864）随遣唐使来唐九年，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主要在北方），写下一本十分精彩的旅行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如今成了我们唐史学者最珍爱的史籍之一。圆仁在书中常常提到唐代米粟等物的时价，以及他雇用驴子或请人抄书的价钱等细节。这些在当时想必是十分琐碎的事，但现在却成了十分珍贵的唐代经济史资料。

这本《杜甫的五城》当然属于第二类。我自己给它的“定位”是：它不但是一本“旅行书”，而且还是一本“文学旅行书”。祈望读者不要把它错当成是一本旅游指南才好。

为什么要那么强调“文学”呢？我目前的专业虽然是历史和唐史研究，但我少年时却是个文学青年，也曾经发表过一些现代诗作。大学时代在中国台大外文系念英美文学，对18、19世纪浪漫时代英国诗人如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和济慈（John Keats，1795—1821）的欧洲“壮游”（Grand Tour）有过不少幻想。这些年来对现代英美作家的文学旅行书也颇爱读。

我在《杜甫的五城》原繁体字版“后记”中说过，我“想以一种沉静的笔调，细写火车旅行的乐趣和一些比较少人去的非旅游热点”。所谓“沉静的笔调”，就是用我少年时所习得的写诗方法，在下笔时特别留意那个叙事语调，再以一种看似“极简”的句子和字词去表达。在本书中，我刻意不使用任何四字成语，就是因为觉得成语不免都是语言中的“陈腔滥调”，会破坏我那“沉静的笔调”和极简的风格。

几年前，有一位住在海外的内地读者，读完台湾版《杜甫的五城》后，给我写了一封电邮，告诉我说，他读我的书，常感觉到一种“难以解说的悲伤”。这是我收到的众多读者电邮中，最让我感动和高兴的一封。我猜想，那就是我那“沉静的笔调”在发挥作用吧，可以让这位读者感觉到一种“悲伤”，却又是“难以解说”的。

繁体字版的《杜甫的五城》，原本连一幅地图、一张照片也没有。这次出版简体字版，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信息非常灵通，竟发现我原来还有另一本书《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台北：人人出版社，2002）。这本《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实际上就是《杜甫的五城》的图文图解版，内收240张我自己拍的照片，配上全新的文字，以一种写明信片似的轻快笔调来重写我的内地旅行经验。于是编辑建议采用该书中的数十张照片，好让《杜甫的五城》看起来不至于那么单调。我觉得这办法真好，甚至更可以让本书读者预先“尝尝”我另一本图文书的“滋味”（这些照片在《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中原为彩色印刷，但在本书中改为黑白，大小也略有不同）。编辑又替我制作了一些旅行路线图，费了不少心力。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他。

赖瑞和

2008年5月21日于台湾新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