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在数千年间，巨人般的巴西一直沉睡着。它，连同它之上蜿蜒墨绿的森林，连同那里的高山、河流以及激荡回响的大海，都不为人所知。1500年4月22日下午，远方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几艘满载的帆船。在那些白帆之上，画有葡萄牙的红色十字。这些帆船靠近海岸，第二天，几艘小艇率先登上了未知的沙滩。

这是一支葡萄牙舰队，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担任指挥。他们于1500年3月在特茹河口起航，希望能重复瓦斯科·达·伽马的传世之旅，越过好望角、找到印度，就像卡蒙斯《葡国魂》中传唱的那样。据说由于风向相反，船只偏离了达·伽马的航道，漂向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人们对海岸的辽阔一无所知，故将此地命名为圣十字岛。尽管阿隆索·平松几乎到达了亚马孙河口，韦斯普奇也许已经到达过巴西大陆，可葡萄牙与卡布拉尔才是公认的巴西发现者。而这一切，似乎只是风浪的合谋。对此，许多历史学家心存疑虑。因为卡布拉尔的随行者中，有一位是达·伽马的指挥员，他完全知道准确的航线。而根据贝罗·瓦斯·德·卡米尼亚的证言，风向之说也失去了价值。作为当时船上的一员，卡米尼亚声称船队偏离佛得角时，并未出现极端天气或强风干扰。既然船队偏离好望角向西航行并非受到风暴影响，那么便是卡布拉尔有意为之，或者是国王秘密授意，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早在正式发现巴西之前，葡萄牙王室已对巴西的地理位置有所了解。里斯本大地震摧毁了相关档案，能够揭开这一谜题的证据也不复存在，人们将再也无法得知巴西发现者的真实姓名。或许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葡萄牙曾派舰队勘探这块区域，并在返航之时带回了新的消息；又或者早在哥伦布之前，葡萄牙宫廷已经知道在遥远的西方有这样一块土地。这些假说也并非毫无根据。可是无论得知怎样的消息，葡萄牙都会避免惊扰自己善妒的邻国；在航海大发现时代，葡萄牙王室将一切有关航海扩张的消息视为国家机密，对于走漏风声到其他强国的人处以极刑。地图、司南、航海日志和旅行报告，都同金银一样视若珍宝，封存在里斯本藏宝库中。而发现巴西的消息，尤其不能提前泄露。因为按照教皇诏书，佛得角西面100里格以外的地方均归西班牙所有，而巴西恰在这个区域之内。若在那时将巴西公之于世，增加的只是邻国的疆土，葡萄牙则一无所获。为此，在取得这片区域的统治权之前，葡萄牙不会公开发现巴西的消息。葡萄牙王室需要通过合法手段，将这块新土地从西班牙手中夺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而在发现美洲之后，西葡两国于1494年6月7日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则提供了这一保证。该条约大大扩展了葡萄牙的领地范围，将其从佛得角以西100里格扩展到了370里格，这一区域恰好包含了尚未发现的巴西海岸。倘若这次扩展只是巧合，卡布拉尔又怎么会恰巧偏离航道来到这里，而不是偏向其他地方，根本就无法解释。

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葡萄牙早就知道巴西存在，是葡萄牙国王秘密指挥卡布拉尔向西偏移，并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将这一发现称为“神迹般的奇妙巧合”。同样有其他证据支持这一论断，其中之一便是舰队记录员贝罗·瓦斯·德·卡米尼亚给国王的汇报。他们意外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欣喜或振奋，只是平淡地陈述事实，仿佛是一件平常的小事。另一位记录员没有留下姓名，记录方式却完全一样，对这件事只说是“令人开心的发现”。没有一点得胜的喜悦，没有任何其他的猜想。同哥伦布及其后继者不同，没有人猜测可能到达了亚洲。这种冷冰冰的报告，与其说是有了新发现，倒更像是确认已知的事实。而如果能够证实平松到达了亚马孙河北部，那么卡布拉尔或将永远失去巴西发现者的荣耀。不过既然尚未找到相关文件，我们便依旧认为是在1500年4月22日这一天，巴西踏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对于刚刚登陆的航海者而言，这块新大陆的第一印象非常美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源洁净，果实丰硕，居民友善。在卡布拉尔发现巴西的一年之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来到这里，赞美道：“如果尘世中真有天国，那一定离这里不远！”之后无论谁来到巴西，都会发出同样的感叹。大发现者受到了原始居民的热情招待。他们浑身赤裸、毫不掩饰，裸露的身体直面世人，“如脸庞一般天真无邪”。尤其是这里的女人，不仅身材曼妙、十分顺从，而且不问对象（这一点也受到后来殖民者的赞扬）。是她们让船员忘记数周的压抑。那时，他们并未对内陆地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或占领，因为卡布拉尔在完成了这个秘密使命之后，还要继续履行他的官方目标，尽快到达印度。他们在巴西一共停留了十天，于5月2日启程向非洲进发。在此之前，卡布拉尔指派贾斯帕尔·德·赖默斯率领一艘帆船沿巴西海岸向北探查，然后返回里斯本报告大发现的消息，并带回了一些新大陆上动植物的标本。

不管是秘密指派还是出于偶然，卡布拉尔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到了葡萄牙。宫廷愉快地接纳了这一消息，但却没有特别兴奋。葡萄牙正式告知西班牙君主，以确立葡萄牙对巴西的所有权。然而，这块“没有金银，甚至连金属都没有”的土地起初并没有受到重视。在之前的几十年里，葡萄牙发现了太多土地，占有了世界上太多地方，已经穷尽了这个小国的能力。通往印度的新航道又确立了它对香料的垄断，仅此一项就是无比巨大的财富。里斯本人知道，在卡利卡特和马六甲，有无数的奇珍异石、绫罗绸缎、珠宝香料，这些几个世纪以来的传说，正等着他们去掠夺。而将东方文明古国丰饶的财富掠为己用的野心，则给葡萄牙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勇气，在世界历史上鲜有比拟。连《葡国魂》也无法使我们理解这次远征，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葡萄牙期望用几个人、几艘船同时征服三块大陆及所有大洋。这个小国，两百年前才从摩尔人手中取得独立，国库毫无储蓄可言；它的国王，每准备一支舰队，都不得不向银行家与商人请求借贷。葡萄牙也没有足够的士兵，无法同时向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非洲人、土著人开战，不能在三大洲的所有地方建立殖民地和防御工事。然而，如奇迹般，葡萄牙释放出了全部力量，无论是骑兵还是农民。哥伦布曾经气愤地声称：在葡萄牙，连裁缝都离开作坊，告别家人，投入到远征的队伍之中。全国各地的人们，无论是何职业，都奔赴港口。尽管按照若昂·德·巴胡斯的名言，“海洋已经成为葡国人最大的坟墓”，他们却无所畏惧，因为“印度”一词拥有更加神奇的力量。对国王来说，一艘从宝库返航的帆船能够弥补十艘沉船的损失；对个人而言，与风暴斗争、与死神较量能够为自己取得财产，更能为子孙谋得富贵。既然世界宝库的大门已被强行打开，自然没人愿意继续留在祖国的“小房子里”。这种举国一心的愿望给了葡萄牙狂热的力量与巨大的勇气，使他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不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成就。

在这番激情与狂热之中，“发现巴西”这一重要事件竟被忽略了。卡蒙斯的史诗便是最典型的例证。在千万行诗句之中，巴西的存在与发现只占了寥寥数语。瓦斯科·达·伽马的水手不仅为葡萄牙带回了绫罗珍宝、奇石香料，还带回了一个重要消息：当地首领与酋长的财富，比这更要多千百倍。与此相比，贾斯帕尔·德·赖默斯带回的东西是多么无足轻重！五颜六色的鹦鹉，几样木材标本，一些干果和令人沮丧的消息——别想从这些赤裸的人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他没有带回哪怕一粒金子、一块宝石、一袋香料；而这些东西，只要一点点，就抵得上整片的巴西木林。奇珍异宝只靠枪炮就能轻易取得，而巴西木的树干，却需要经过砍伐、刨锯、运输、贩卖。即使“圣十字岛”（或者“圣十字地”）藏有潜在的宝藏，也需要常年的勘探、发掘。可对葡萄牙国王而言，为了归还之前的借贷，财富必须马上兑现。他必须将船派往印度、非洲，派往东印度群岛，派往遥远的东方。因此，在非洲、亚洲、美洲三姐妹中，“圣十字地”便成了李尔王的考狄利娅。尽管在父亲面前饱受歧视，在灾难面前，却只有她能保持忠诚。

葡萄牙沉醉于辉煌的成就之中，起初并没有注意巴西。这是当时情形下的必然结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自然不能燃起民众的热望。德国和意大利的地理学家们在地图上随意勾勒，在海岸线旁写上“巴西”或者“鹦鹉之国”；毕竟“圣十字地”上的荒芜与翠绿，根本无法吸引航海者和冒险家的注意。然而，尽管曼努埃尔国王没有时间与财力开发这片土地，也决不会让其他国家占去分毫。因为巴西守护着通往印度的航线，更因为沉醉于冒险与征服的葡萄牙帝国，希望将整个世界揽入怀中。通过不懈努力和非凡手段，葡萄牙说服西班牙承认其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因为根据《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这一区域归葡萄牙所有。尽管它们并不需要这块土地——它们需要的只是钻石、黄金——可两个国家却差点为此大动干戈。不过，它们马上意识到这样做非常荒谬，因为双方都需要人手去开辟从天而降的新土地。1506年，西葡两国达成一致，葡萄牙对巴西的所有权终于不再是一纸空文。

对于强大的邻国西班牙，如今已经无须畏惧。可法国，由于在西葡分割世界时未能尝到甜头，便开始明目张胆地染指这片广阔的土地。在尚未有人居住的海岸旁，有越来越多来自迪耶普或勒阿弗尔的船只。它们来此砍伐巴西木。那时，巴西港口还没有葡萄牙的驻军，也就无法制止这种盗窃行径。葡萄牙的合法权益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法国只需三五船只、少许装备，就能征服整个巴西。保卫广阔海岸的最佳方式就是殖民。葡萄牙国王要想将巴西归入囊中，就必须派葡萄牙人去那里居住。在那里，广袤的国土尚未开发，诸多可能性都等待着双手去创造、去探索。而每一个到达那里的人都会向葡萄牙呼唤，请求派来更多的人。这种呼唤由始至终，贯穿了整个巴西历史，“人，人！”就像是渴望成长的自然之声，为了完成真正的目的，为了成为伟大的国家，最不可或缺的条件便是：人。

可在这个人丁稀少的小国，如何找到那么多的殖民者呢？葡萄牙在扩张之初，至多拥有三十万成年男子；其中最勇敢的十分之一，早已登上甲板扬帆起航；而这些人中，十有八九已经牺牲，或葬身大海，或身染重疾。村庄已经废弃，田野已经荒芜，想要找到水手士兵更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冒险家也不愿意去巴西。而整个国家的中坚力量——贵族、军人、骑士——也拒绝前往。因为他们知道，在“圣十字地”没有黄金、象牙、玛瑙，也没有令人向往的荣耀。原始丛林同人类文明相隔绝，文人学者又能有什么作为？而商人面对赤裸的食人部落，又如何做得成生意？一艘前往东印度的船只足以弥补上千倍的风险，可往返巴西一次，能带回怎样的货物呢？那些最贫穷的农夫，宁可种原有的农田，也不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承担被食人族吞掉的风险。在所有的贵族、富商、文人、政客中，没有一个愿意到这个荒芜的海岸。因此，最早在巴西定居的人，不过是滞留的水手或是叛逃的士兵。出于偶然或懒惰，这些人为殖民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生育了无数的混血儿，无数的“玛麦鲁古”。据说他们每人都有三百个后代。可最终，这里只留下了几百个欧洲人，尽管当时已经探明的土地已经同欧洲差不多大小。

因此，葡萄牙帝国不得不采用西班牙试行过的流放制度，强制推动巴西移民。地方法院接到通知：倘若罪犯愿意前往巴西，则可以免除刑罚。何苦要让监狱人满为患，还要用国家的钱供养他们？最好将他们流放出去，让他们在新大陆度过余生。毕竟在那儿，他们还能有些用处。就好像高效的肥料，自身虽不干净，却能够最有效地滋润土壤，促进丰收。

真正自愿来到巴西的只有刚刚受洗的犹太人。他们不带手铐脚镣，不为污名所累，没有刑罚在身。但他们的自愿也不纯粹，还夹杂着恐惧与逃避。在葡萄牙，接受洗礼并不意味着虔诚，更是为了逃避火刑。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宗教裁判所的阴影。那么，趁着宗教法庭的毒手还未延伸到大西洋的另一端，最好及时抽身逃往新大陆。受洗或者仍未受洗的犹太群体在港口定居，他们才是这里最初的殖民者。在巴伊亚和伯南布哥，新的基督教徒不仅最早组建家庭，而且率先开展商业活动。凭着对全球市场的了解，负责对巴西红木的砍伐、装运。这是巴西当时唯一的出口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许经营权由国王授予其中的一名殖民者——费尔南·德·诺隆亚——所有。无论葡萄牙还是外国船只，都常常来购买这种特殊商品。自伯南布哥到桑托斯一带，渐渐形成了许多小型的沿海村落，也即未来城市的雏形。此时大大小小的舰队经过多次探索，已经到达拉普拉塔河并绘制了海岸线图。然而，在狭长的海岸背后，巴西那无边无际的国土，依然是一片未知的领地。

最初的三十年间，巴西发展缓慢，而且慢得危险。为了得到木材，新港口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却没有经过葡萄牙的许可。1530年，葡萄牙国王终于下令，向巴西派遣一支小型舰队，由马丁·阿方索·德·索萨担任指挥。舰队刚刚抵达，便当场擒获三艘法国货船，并在第一时间向君主汇报那已听说了无数次的观点：倘若不想失去巴西，就必须进行殖民。然而，自大航海时代开始，葡萄牙国库一直是空的。印度的驻军、非洲的要塞、必要的军事供给，都在不断消耗着葡萄牙帝国的财富与能力。若想殖民巴西，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已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取得了良好效果，即以个人的进取精神，促进殖民进程。既然巴西国土尚未有人居住，便将它分为十二个长条，每一条赠予一位公民。受赠者需要在其领地上种植开垦，吸引更多的人居住；而一切收益都归受赠者所有，且其后代享有完全继承权。获赠的每一块领地都是一个真正的王国——都比葡萄牙国土还大，有些甚至抵得上法国和西班牙。在葡萄牙本国已经一无所有的贵族，在印度战争中功勋卓著而要求奖赏的将军，抑或是像若昂·德·巴胡斯一样让国王对他心存感激的史官，所有这些人都在分封的行列。每一块巨大的领地都包含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开垦土地，间接地为祖国捍卫领土。

这种方式既无组织也无计划，但作为最初的殖民尝试，却极其慷慨。受赠者们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只需承担很少的义务，便可以自由铸造货币，拥有完全的领主权利。如果能够成功吸引大批人口居住，他们子孙的财富将堪比任何一个欧洲君主。可是，这些受赠者大多已不再年轻，为了替国王效命，他们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如今接受这块赠予的土地，只当是留作子孙的遗产，并没有精力进行殖民。因此，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只有圣文森特和伯南布哥（原名为新卢济塔尼亚）两块领地得到发展，这要归功于种植甘蔗的明智选择。而在其他地方，由于领主的无所作为，劳动力的缺乏，土著人的仇视以及陆地与海洋上的各种灾难，很快便陷入混乱。整个海岸面临着分裂的威胁。他们彼此隔绝，意见不一。既没有统一的法律，也没有防御能力，更没有要塞与士兵。在领地之上，无论是凶猛的敌人还是狂妄的海盗，都肆无忌惮、随意劫掠。1548年5月12日，绝望的路易斯·德·高雅斯写信给国王：“……若陛下不尽快救助巴西海岸与各处领地，不仅我们会失去生命与庄园，陛下也将失去自己的土地……”只有葡萄牙向巴西提供统一的组织力量，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只有国王派一个全权代表作为巴西的最高长官，并配备足够的军事力量，才能及时恢复秩序，将正在四分五裂的巴西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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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巴西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葡萄牙国王及时听到巴西的呼救，并于1549年指派多梅·德·索萨为最高长官，在巴西设立首都，建立中央政府，掌管巴西全境。首都地点不限，但最好在巴伊亚。

多梅·德·索萨早在印度与非洲就已展现过非凡的才能。除了必要的随从之外，他还带去了六百名士兵和四百名流囚。他们将成为城墙内外最早的居民。建造城市的必要材料一到港，每个人立即投入到建设之中。只用了四个月时间，便修起了城墙及防御工事，拆掉了破败的泥草房，代之以教堂别苑。他们在临时政府大楼里设立了两个行政处，分别用以管理首都与殖民地。为了司法的公正及实际的需要，他们还建起了一栋监狱。这也是一个警告，预示着从此之后，一切法令都必须严格执行。在每个人心中，他们再也不是被祖国遗忘抛弃的流人了，他们也有了相应的权利与义务，需要遵守国家法律，能够受到军队保护。有了首都和中央政府，巴西终于获得了头脑与灵魂，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状态。

多梅·德·索萨带去了六百名士兵和四百名囚犯。他们或举起武器捍卫领土，或操持工具建设家园。然而，这一千个人的价值却仅仅体现在身体与力量之上。对于巴西的命运而言，他们的重要性还不及六个衣着朴素、身穿黑袍的人。国王派他们随多梅·德·索萨一起，在巴西提供精神劝解及导引。这六个人带来了最珍贵的，也是这片土地和人民最需要的东西：他们传递了一个思想，并借此创造了真正的巴西。这六个耶稣会士怀着尚未偃息的最初活力；因为他们的教派是如此之新，正饱含着热切的心愿，期许证明神圣的教义。他的创建者依纳爵·罗耀拉尚且在世，凭借钢铁般的意志、炽烈真挚的激情和与目标相契合的热望，成了自治自律的表率。同所有的宗教运动一样，在还未取得成就的最初阶段，耶稣会士克己清修、严谨自律，其程度之高、要求之严为后世所不及。在1550年，无论在精神还是世俗层面，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耶稣教会都还未能像之后几个世纪中那样取得权威。而一切形式的权威都将降低人类精神的纯洁，正如某个党派的独裁一样。一无所有的耶稣会，无论个人还是整个教派，其思想都是精神性的，丝毫未受世俗沾染。最好的时刻来临了。因为他们最大的目标，便是通过思想争战，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建立统一的宗教团体。而一块新大陆，便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1519年，在沃木斯议会上，狂热的德国人点燃了宗教改革的战火，近一半的欧洲大陆背离了天主教会。基督教，这一从前的“世界教派”，几乎只剩下防守的气力。倘若能够征服这突然出现的新世界，令它皈依真正的古老信仰，就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阵地，这将是多么巨大的优势啊！鉴于耶稣会士对金钱特权一无所求，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同意他们在新大陆传教，并允许六个基督战士随军前往巴西。但事实证明他们并非随从，而是真正的主导者。

这六个人创造了历史。在他们之前，所有来到巴西的人，或是为了完成使命，或是为了躲避灾祸；每一个登陆巴西海岸的人，无论他们的目标是木材干果还是飞禽走兽，又或是人类矿石，都对这里所图谋。从没有人想过要回馈这片土地。只有耶稣会士无欲无求、全心全意地为新世界服务。他们带来了作物牲畜，用以耕作土壤；带来了常用药品，用以治疗病痛；带来了书籍工具，用以教化他人；带来了信仰戒律，用以传播教义、移风易俗。总之，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这是殖民地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对于历史早期的蛮族和他们邻旁的西班牙而言，殖民就意味着屠杀，或者将土著人当作牲畜；对于十六世纪的征服者来说，大发现就意味着统治、征服、剥削、奴役。而耶稣会士们却完全不同。按照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的说法，“在那个时代，这些唯一守着原则底线的人”超越了抢掠的殖民思维，希望能用道德力量改造社会、教化后人。从这一刻起，他们在这片新大陆上，在所有人之间，树立起了互相平等的精神信念。正因为土著人的生活落后，才不能使他们更加落后，堕落成为牲畜或者奴隶。而应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借助基督之手将他们引导到西方文明之中；应当通过宗教、教育，使这片土地发展成为新的国度。这个卓有成效的思想，最终将巴西由分离的元素变成了有机的整体，从互斥的散沙变成了统一的国家。

耶稣会士显然知道，如此重要的任务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他们并非混沌不清的空想家，领袖依纳爵·罗耀拉也不像圣方济各一样轻信人类之间的手足情谊。他们是真正的实干者。依靠每日的修行，他们知道如何蓄积能量，以克服人性弱点的巨大阻力。他们明白世事艰难，任重道远。然而，正因为有着长远的目标和永恒的追求，才使得他们能够自始至终区别于那些只顾眼前、用枪炮权力迅速牟利的人。耶稣会士清楚地知道，若想完成“巴西化”的过程，势必要靠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每一个人更要不惜一切代价，用自己的生命健康以及全部力量来冒险。而作为这项事业的先驱者，他们也许无法看到任何成就。万事开头难，更遑论这番事业本身的艰辛无望。可面对着一望无际而未加开采的土地，面对着未受教养的居民，他们的斗志非但没有消减，反而越发激昂。耶稣会士的到来对于巴西是一件幸事，巴西对于他们亦是天赐的宝藏，是他们传教的理想之地。在巴西，他们的活动不仅史无前例，而且无人比肩。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奠定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精神连同物质，本质合并形式，毫无秩序的荒野加上前所未有的组织方法，便形成了崭新的世界与鲜活的生命。

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由更加强大的力量加以完成。这两者相遇之时最特别的惊喜，便是出现一位真正的领导者。马努埃尔·达·诺布莱加精力充沛，在得到教区长委托之后，立即启程奔赴巴西，甚至没有留出时间前往罗马亲自接受会长罗耀拉的指示。他那时三十二岁，在加入耶稣会之前，曾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然而，诺布莱加之所以能为历史铭记，并非因为其突出的理论修养，而是因为他旺盛的精力和高尚的道德力量。由于语言缺陷，诺布莱加无法成为维埃拉一样的伟大布道者，也不是安谢塔一般的伟大作家。在罗耀拉眼中，他是一名战士。在解放里约热内卢的远征军中，他是整个部队的推动力量，也是最高长官的策略顾问。处理行政事务时，他展现出了一名天才指挥的完美才能。在他的信件中有明显的英雄义气，证明他从不惧怕任何形式的自我牺牲。在那些岁月里，仅仅为了勘查探索，他们从南到北又由北向南，横跨了整个大陆，在忧虑与危险之中度过了上百个夜晚。在那些岁月里，他成了长官身边的长官，大师之中的大师。他建造了城市，平息了骚乱。在那个时代，巴西历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与他的名字紧紧相连。收复里约港口，建立桑托斯与圣保罗，征服敌对部落，成立大学，普及教育，解放土著居民，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他的功劳。诺布莱加开创了一切。他的学生与继任者，维埃拉与安谢塔，在巴西的名声虽然更大，却不过继续发扬了他的思想。他们建造的一切，无不在诺布莱加的基石之上。在巴西历史这“独一无二的历史”中，诺布莱加写下了第一页。这双坚定有力的双手所勾勒的笔触，直到今天仍留有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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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达巴西之初，耶稣会士致力于了解当地情况。在传道授业之前，他们愿意先学习。立即有人提出要尽快学会土著语言。只需一眼就能发现，这些人还生活在极其落后的游牧社会。他们一丝不挂，不知道劳作，也没有武器，甚至连最原始的工具都没有。如果饿了，就直接从树上摘，到河里捉；一个地方的东西吃光了，再换另一个地方。他们天性善良，温顺纯朴；之所以互相争斗，也只是为了抓到几个俘虏，在隆重的场合将他们吃掉。即便这种食人风俗也并非由于他们性格残忍；这些野蛮人甚至会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囚徒，对他们如丈夫一般侍奉照料，直到将他们杀死的那天。当圣徒们劝说他们放弃食人，他们的惊异多于真正的反抗。因为这些土著居民远离文明社会，没有一点道德观念，在他们眼里，吞掉俘虏就如喝酒跳舞做爱睡觉一样，是一种单纯的快乐。

这种低下的生活方式，乍看起来是耶稣会士不可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却简化了他们的任务。既然这些赤裸的人们毫无道德与宗教观念，便更容易说服他们。其他地方的人，或有固定的文化成见，或者受到巫师、圣徒、萨满控制，对传教士心存怨恨；而巴西的土著居民则恰恰相反。按照诺布莱加的话说，他们温和顺从得就像一张“白纸”，接受一切教化，服从新的指示。土著居民热情地接待了这些白人传教士，对他们没有丝毫怀疑：“无论我们到哪儿，都会受到友好接待。”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洗礼，心甘情愿、满怀感激地（为什么不呢？）追随传教士们，让这些“好白人”保护他们免受“坏白人”的迫害。作为专注的实践者，耶稣会士们自然明白，这些食人者天真的盲从，他们的祈祷、跪拜，并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即便在最成功的传教区域，在圣保罗和第比利萨，有时仍能见到食人主义的复兴。耶稣会士从不浪费时间统计征服了多少灵魂，他们明白真正的使命尚未完成。首先要让这些游牧部落定居下来，他们的子女才能得到抚养教育。要使食人部落的这一代人文明开化，已经不可能了。但若教育他们的孩子，使下一代人遵守文明礼仪，或许并非一件难事。

对于耶稣会士而言，最重要的便是建立学校。他们谨慎地采用了种族融合的办学方法，以便使巴西融合为一个整体，并且永远保持下去。他们有意识地聚集起茅草房中的印第安儿童，让他们同许许多多的混血小孩一起；并且不断请求送来更多的白人小孩儿，尽管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一切崭新的事物，只要有利于种族融合，他们都极力欢迎，即便是“在葡萄牙被称作恶棍的迷途浪子与流氓土匪”。他们有意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大众领袖，因为土著人在宗教学习中，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兄弟而不是外国人，更愿意相信肤色相近的人而不是白人。与其他人不同，耶稣会士更关心下一代。这些现实主义者目标明确，只有他们能够看清巴西的未来。早在所有的地理学家之前，他们已然了解巴西的广袤，并对自己的任务进行了严格规划。这是一份长期的作战纲领，永远不得变更。其目的就是要在这片新大陆上，建立起统一的宗教、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思想。巴西完成了这些目标，更应当向这些传教士报以永恒的感激，因为正是他们，使它成了真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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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伟大的殖民计划中，耶稣会士所遇到的真正阻碍，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来自土著人和野蛮的食人部落，而是来自欧洲人，来自基督徒和殖民者。直到那时，对于叛逃的士兵、落魄的水手或是囚犯来说，巴西还是一个异域天堂。在这里没有法律，没有约束，没有义务，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他们不受司法或行政的严格管束，可以放任自流，随意妄为。那些在葡萄牙必须受到严惩的罪行，在巴西只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赤道另一侧不存在罪责”，这是征服者的惯例。他们侵占土地，不论地点也不限数量；他们随意捕捉土著人，用皮鞭强迫他们干活；他们强占遇到的每一个女人，扩大一夫多妻的范围，生下众多的混血后代。这些人身上还留有劳教所的印记，在这里却像帕夏一样，可以无视宗教律法，甚至再也不用动手劳作。这些最初的殖民者非但未给这里带来文明，连自己也变得更加野蛮。

要让这群残忍的乌合之众遵纪守法，改变懒散暴虐的习惯，真是一件艰难的任务。这些怜悯的传教士最无法接受的便是一夫多妻的淫乱行为。但换个角度来讲，既然不可能在这里合法结婚、组建家庭，又如何能怪罪这些姘居的人呢？在这个根本没有白人女性的社会里，又如何能组建家庭呢？为此，诺布莱加请求国王送来妇女：“恳请陛下将无家可归的女子送来这里，所有人都可以结婚。”贵族阶级显然不会将女儿送到这么远的地方，让地痞流氓当她们的丈夫。诺布莱加，凭借他高尚的精神勇气，甚至请求国王将堕落的女子、里斯本的妓女也一并送来。在巴西，她们都能找到丈夫。一段时间之后，宗教组织与世俗机构建立起了一些秩序。但在奴隶问题上，他们遭到了整个殖民地的疯狂抵抗。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奴隶制度一直是巴西最灼痛的话题。土地要靠双手耕作，可却没有足够的劳力。要想种植甘蔗、加工蔗糖，仅靠几个殖民者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这些征服者冒险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跟锄头镰刀打交道。他们要当主人，就得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像猎人追野兔一样抓捕土著居民，用皮鞭强迫他们工作，直到这些可怜的人们精疲力竭倒下为止。这些冒险者辩解说，土地是他们的，地上地下的一切就都是他们的，这些两只脚的深色动物也不例外。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工人的死活；如果死了一个，他们可以找来几十个来代替。而抓捕本身就是有趣的体育活动。

这种如意算盘遭到了耶稣会士的强烈反对，因为奴隶制度会使居民减少，直接妨碍他们的伟大计划。他们不能任凭殖民者将土著人贬低为动物，因为作为罗耀拉的使徒，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令这些野蛮人皈依信仰，令他们成为土地和未来的主人。为了使这里人丁兴旺、文明开化，就必须解放每一个土著人。殖民者们不断挑拨各个部落彼此争斗，以加快它们的灭绝速度。在战争结束以后，还可以用很低的代价购买战俘。耶稣会士则尽力安抚每个部落，用广袤的土地将他们分隔开来，让他们能够安心定居。这些土著居民就是未来的巴西人，就是潜在的基督教徒。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财富，比蔗糖、巴西木、烟草还要重要。但为了这些东西，他们却要沦为奴隶，遭到屠杀。传教士们将这些一无所知的人看作上天眷顾的种子，像对待从欧洲带来的作物果实一样，将他们安顿在肥沃的土壤中悉心培养，不允许他们堕落或者消失。他们明确要求国王保障土著人的自由。在传道士的计划中，巴西不应当只由白人统治，有色人种不应当沦为奴隶；他们应当团结一致，在这片自由的国土上共同生活。

即使是国王的命令，在三千英里之外也会丧失效力。而在这十几个耶稣会士中，有一半人每天都跋涉传教，得不到丝毫休息。他们又怎么能斗得过那些自私自利的殖民者呢？为了拯救这些土著，虽然只能救一部分，耶稣会士也不得不在奴隶问题上让步。他们必须同意让“正当”战争中的战俘做殖民者的奴隶，而所谓“正当”战争指的就是土著人之间的战争。这一条款自然遭到了最具弹性的解读。不仅如此，为了能够尽快发展殖民地，他们还想到了从非洲进口黑人。在那个年代，黑人奴隶一贯被当作商品，如同木材、棉花一样，即使这些道德高尚、最具人道精神的人也不能免俗。既然在首都里斯本，黑人奴隶已经达到了一万人，殖民地为什么不能引进？就连耶稣会士们也觉得有必要进口黑人奴隶；诺布莱加冷漠地宣称，在第一所学校里有三个奴隶和几头奶牛。不过耶稣会士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即任何冒险者都不能随意捕猎土著人。他们为每一个新入教的教徒辩护，坚定地为巴西有色人种争取权利。但这种坚持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意味着灾难。为了将巴西建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为了使巴西人民拥有统一的民族身份，他们为居民的自由而战，却使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一名耶稣会士悲痛地认识到这一点，写下了这样的活：“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学校，单纯地履行宗教职责，会比现在生活得平静得多。”然而，对于这个教派的创建者而言，参军的经历并非毫无用处——他教会了使徒们为信念而战。令他们奔赴新大陆的正是这个信念：要将巴西建设成为真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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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造未来帝国的计划中，诺布莱加敏锐地发现了通向未来的桥梁，展示出一名战略家的才智与谋略。到达巴伊亚之后，他立即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并同之后到来的神父一起马不停蹄到沿海地区视察。从伯南布哥到桑托斯，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最终，他决定在圣文森特定居，但在哪里建造主学院，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希望将主学院作为宗教与精神的中心，慢慢覆盖到整个国家。乍看起来，这种对落脚点的悉心选择简直不可理解。诺布莱加为什么不将他的总部设在巴伊亚，设在首都，同政府与主教一起呢？这是人们第一次察觉到一种隐蔽的对抗，这种对抗在后来将愈发明显，直到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耶稣会士不愿意在政府与教皇的监管之下开展这项事业。他们不愿屈从于宫廷与教会，不愿受制于教书与辅政，不愿充当殖民者手中的工具。在巴西问题上，他们怀有更崇高的目标。巴西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决定性的试验对象，是耶稣会组织与实践能力的第一次尝试。诺布莱加直言不讳：“这片土地是我们的事业。”这也就是说：在上帝与人民面前，我们要为这里负责。这些强大的人想要将这一责任一肩担起。也正是因为如此，对耶稣会的怀疑从他们登陆巴西的那天起就如影随形，人们怀疑他们来巴西是别有用心。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所奋斗的目标并非为了葡萄牙某个殖民地的发展，而是要建造一个神权国家，一个不屈从于金钱权势的新的团体，就像他们后来在巴拉圭所尝试的那样。他们一直希望将巴西建设成独一无二的国家，使它成为世界上新的典范。或早或晚，这种观念必然会同葡萄牙宫廷的商业主义与封建思想产生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耶稣会士绝对没有——像他们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想过要占领、剥削、统治巴西。

他们来到巴西，并不仅仅为了传授福音，而是要做一番不同于其他教派的成就。葡萄牙政府马上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的服务表示感谢，却又十分谨慎地监视着他们；教会意识到了这一点，丝毫不愿意将精神领域的特权与他人分享；殖民者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自私自利的殖民计划中，耶稣会士无疑是巨大的障碍。他们追求的不是具体的成就，而是精神准则的实现。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理想主义不能为时代潮流所理解。持续不断的反抗力量想要战胜他们，将他们从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但那时，他们已经在这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为了能将这场冲突尽量推迟，诺布莱加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他的罗马——这里的宗教中心——建立在远离政府与主教的地方。在巴西推行基督教，虽然大有可为，却是一个缓慢且艰辛的过程。若要成功，只有在不受监管、没有约束的地方进行。将宗教中心由沿海转向内陆，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教义传播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内陆地区有群山遮蔽，可以防止海盗袭击；更能够靠近土著部落，使他们皈依宗教，开始定居生活。只要内陆的一个交叉路口，就能成为一个理想的发展基地。

诺布莱加最终选择了比拉提宁加，也就是今天的圣保罗。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决定有多么英明。因为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这里仍是工商业及宗教中心。1554年1月25日，就在这里，诺布莱加和他的助手们建起了“低矮逼仄的小房子”。如今这里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诺布莱加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巴西高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附近有一个港口，河水流量很大，能够连通巴拉那州与巴拉圭，并与拉普拉塔河交汇；比拉提宁加四通八达，传教士们可以到达各个部落，使耶稣会的教义在那里生根发芽。不仅如此，在这个小居民点附近，没有一个道德败坏的殖民者。耶稣会士善待土著居民，通过赠送小礼物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土著居民便按照传道士的要求组成了小村落，这些团体的发展方向类似于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段时间之后，诺布莱加已经可以说：“居民点正在繁荣发展。”那时的耶稣会还未拥有土地资源，由于经济条件拮据，诺布莱加无法大力发展神学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培养出了一批神职人员，既有白人也有印第安人。他们一旦学会土著语言，便会到一个个部落轮番传教，目的是让当地居民放弃游牧生活，皈依基督教会。他们建立起了一个联盟，第一个“属于全体印第安人的团体”；很快的，传教士与土著部落之间也都团结一致、忠诚相待。游牧部落第一次来袭，正是这些刚刚受洗的教徒，他们在首领第比利萨的带领下，怀着虔诚的牺牲精神，挫败了敌人的攻击。一项伟大的试验开始了：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以宗教精神为指导的新国家。正是得益于这次尝试，巴拉圭才能建起举世无双的“耶稣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