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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鹄湾文草(明清小品) 作者:[明] 谭友夏 著


出版说明

谭友夏竭尽毕生精力,支持同乡好友钟伯敬创建晚明又一个文学流派,世人谓之“竟陵体”。

竟陵体的一个特点,是反对同调,坚持创调。这是钟、谭在公安派之后另创新派的出发点。以袁中郎为代表的公安派,原是以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为出发点的,可公安派末流,却出现了人人依傍袁中郎,同袁中郎唱同调的弊病。文艺作品不能创新,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谭友夏说:“吾辈论诗,止有同志,原无同调。”(《万茂先诗序》)他认为一个文学流派,可以为着共同的理想,遵循共同的美学原则进行创作,却不能摹拟别人,致使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同唱一个调子。他说:“有教春者曰,公等所为,创调也,夫变化尽在古矣。其言似可听。”(《诗归序》)所谓“创调”,即指创新。古代杰出的诗人都曾向前人或同时代的人学习,其创作又都能出奇变新,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竟陵体的另一特点,是击排假伪,崇尚真实。钟伯敬指出:“国朝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实胜假初盛,然不可多得。”(《与王穉恭兄弟》)前后七子“诗必盛唐”,摹拟初盛唐诗人,不能抒发自己的性灵,因而所作诗貌似初盛唐,实则是假的、伪的。公安三袁反对“诗必盛唐”,提出唐代初盛中晚各自有诗,宋亦有自己的诗,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的诗。袁伯修把自己的书房取名“白苏斋”,公开表明对白居易、苏轼的推崇,因而公安三袁的诗真有中晚唐诗的兴味了,故“真中晚实胜假初盛”。谭友夏也说:“予尝言宋玉有悲,是以悲秋。后人未尝有悲而悲之,不信胸中而信纸上,予悲夫悲秋者也。”(《秋寻草自序》)那些摹拟古人、依傍别人的人,都是“不信胸中而信纸上”的,都是可悲的。他推崇“文章之道,恒以自然为宗”(《古文澜编序》),“真有性灵之言,常浮纸上”(《诗归序》),作品“漠漠皆有真气”(《又答袁述之书》)。

竟陵的再一特点,是补救轻浅,力求深厚。公安派为诗文讲“率性而行”,“信口信腕”,致使其末流有流于鄙俚轻浅的弊病。钟、谭为补救这一点,就力求深厚,具体办法是刊行《古诗归》《唐诗归》,合而为《诗归》,使人从中看到古人的“真诗所在”,看到“真诗者,精神所为也”(钟伯敬《诗归序》)。这是什么样的精神?钟伯敬在《与高孩之观察书》中谈了两点:一是“诗至于厚,出于灵”,这是对前后七子说的,他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没有自己的性灵;二是“灵不能即厚”,这是对公安派说的,因为公安派只讲“直抒性灵”,不讲性灵的修养,所以其诗有流于鄙俚轻浅的弊病。因此钟伯敬提出,那些意境深厚的诗,“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这就是能为“真诗”、能使“诗至于厚”的精神所在。谭友夏在《诗归序》中也说:“乃与钟子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

谭友夏与钟伯敬联手文坛,同其他志同道合者一道从事创作和评论,形成了竟陵派。钟伯敬去世后,谭友夏继续坚持竟陵派的创作主张和批评实践,使竟陵本色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丰富和完善。

竟陵派中,钟、谭著述最富,而以钟氏《隐秀轩集》和谭氏《合集》为代表。《鹄湾文草》,即《谭友夏合集》中的文集部分。

《谭友夏合集》有明崇祯初年沈春泽刻本,有据此排印的三十年代铅印本,而后者错漏较多。我们依据沈春泽刻本,请湖北大学张国光教授校点印行。

一九八七年十月九日

本书20世纪80年代我社曾出版,此次系根据原本改版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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