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界公认：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他的理论活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极具开拓性。如今，改革开放走过30多年了，中国已经实践的市场经济，恐怕早已超出了孙冶方的想象。尽管对于孙冶方的经济理论的先进性和局限性，需要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予以理解，但过来人却不应忘记他，而应永远感怀这位在经济学理论上筚路蓝缕满身创伤的先行者。

在“中国农村调查”中崭露头角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14岁那年，孙冶方考取“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共最早期的党员张效良。张在这所学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发展组织，宣扬革命。1924年，16岁的薛萼果站在了党旗下，从此，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完美存在方式，共产主义必定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的意识形态种子，成为他一生再也没有动摇过的信仰。

1925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中学还没有毕业的孙冶方到苏联中山大学留学。受党内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孙冶方因为“江浙同乡会”的莫须有罪名被给予“警告处分”，1930年9月他几乎是被遣送回国的。1931年，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孙冶方被捕。由于国民党没有查到任何证据，孙冶方在被关押7天后，由在上海的无锡同乡钱俊瑞保释出狱。

钱俊瑞当时在陈翰笙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工作。在当年那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陈翰笙不同意“托派”“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江南无封建”的观点，因而主张从社会调查入手，搞清楚中国社会的性质。他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从自己的家乡无锡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农村经济调查。透过同学、同乡关系，陈博士的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徐雪寒、千家驹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经济学家。

7天的牢狱，让孙冶方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正好成为他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与他的堂哥、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一起投入到对中国农村调查的行列。后来，两人共同编辑《中国农村》杂志。孙冶方在《中国农村》杂志真正找到了理论家的感觉。在当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孙冶方喜欢思辨、长于论战的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发挥。据薛暮桥回忆：“由于冶方同志读马列主义著作最多，在我们所写出的几十篇论战文章中，他的文章理论水平最高，而且深入浅出，最有说服力。”

孙冶方当年论战时的文章，大多收录在《孙冶方全集》中。从《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农村经济学的对象》、《财政资本的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物产证券”谈到一般的货币理论》等一系列文章看，他注重调查、长于思辨的学养崭露头角，在未来的经济科学研究的殿堂中独树一帜，已毫无悬念。

1937年初，经沙文汉和陈修良的介绍，孙冶方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并担任江苏省文委书记，在沦陷后的上海开展抗日工作。但是，由于“江浙同乡会”事件及7天的牢狱之灾，孙冶方不得不终止上海的工作而受到党内多次审查，直到1944年他才得到了“历史清楚”的结论。此后，孙冶方的履历一直定格在经济工作上。1949年前任苏皖地区政府贷管局副局长、华中分局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1949年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直到1983年谢世，还依然有着经济研究所顾问的头衔。这样的履历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走过的历程，都有着他的足迹。

“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

孙冶方的一生，有两个颇让后人思索的数字：一个是他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投入白色牢狱7天；另一个是他从事经济学理论探索而在“文革”中身陷红色囹圄7年。对于意识形态高于学术形态的中国来说，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与学术上的是非关系这对矛盾，是学者及专家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尤其在1949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如何直面这个巨大存在，无非两种选择：一是利害高于是非，学术观点随着政治行情变；一是是非高于利害，学术观点只跟真理走，不跟政治风向转。不过，后一种选择总要付出代价。

20世纪70年代的孙冶方

孙冶方选择了后者。翻看他的全集及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一个清晰的脉络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个人浑身充满着学术风骨，为了真理，他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纵使身临危境，也毫不畏惧，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用“计划”调控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而政府的调控，往往会出现不讲经济核算，不算以最小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账。孙冶方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后，于1956年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也要遵守价值的规律。他批评了干社会主义“不惜工本”的“气魄”、不计成本的做法，提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不能被“资本、利润就是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观念所束缚。

1958年，在“大跃进”狂潮中，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高度的警觉，批评社会主义基础是自给自足经济的“自然经济论”，批评那种认为经济过程是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和国家的政治权力随意摆布的“唯意志论”，也批评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像原始社会没有交换的实物经济和“无流通论”。

1962年至1964年，在全国“反修防修”的喧嚣中，孙冶方所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观点，被陈伯达和康生等党内高层人士视为“修正主义”的典型。1962年6月至8月，陈伯达邀孙冶方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他去“座谈”，给他提供“放”的机会，收集他“修正主义罪证”。他明知这是一个阴谋，但仍旧决定参加。

他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

1963年，“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反修形势，已使诸多的人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冬云”而噤若寒蝉时，孙冶方一如既往地进行着科学的研究。他写下了后来被多次批判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文。他说：“说起来使人难以置信，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害怕‘利润’范畴，有些像信鬼的人怕鬼那样厉害。”他在报告中毫不忌讳地评论当时被视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利别尔曼的观点，“如果以利润是否是主要指标作为修正主义的标志，那么利别尔曼的建议倒并不一定是合乎这个标志的”，这等于是为这个“修正主义者”辩护。批判者们自然抓到了这个“辫子”，一顶“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这年年底，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孙冶方仍然坚持要发表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说。他的同事劝他：“外面风声很紧，你就不要再讲了！”他一甩袖子说：“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风声？对不起，从没研究过那玩艺儿！”他说：“死不要紧，名声毁了也不要紧”，但是“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这样掷地有声的回答，说明他对学术严重的“风派”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后来，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平心去世后，他感念平心的风骨，借题发挥说：我憎恨那些文化专制主义及其卵翼下的恶霸、恶棍，但我也讨厌那种闻风而动的“风派”人物。这些人并不是不懂马列主义常识，而是有私心，因而，东风来了唱东调，西风来了唱西调，经常变换脸谱，完全丧失了一个科学工作者起码的品质即诚实。所以，我们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反对为个人私利出卖原则的恶劣学风。孙冶方抨击的“风派”，如果从中国文化的渊源来考察，实际上就是一种封建的“史官文化”，只不过换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脸谱而已。

晚年的孙冶方

1964年，康生、陈伯达给孙冶方戴上了“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去参加会议，名曰“讨论”实则批判一篇在他指导下，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这些观点是我的。”就这样承担了政治责任。他在阐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资金利用效益的重要性之后，严正声明说：“要解决几十年的疑难，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里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他甚至以挑战的口吻说道，这样的批判，“对我来说是遭遇战，我应战”。“你们没有把我打垮，现在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是我，而是别人！”这样的口吻，哪里像是一个被批判者，倒像是一个胸有成竹的审判官。

如同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孙冶方迎战的结果是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直到“文革”开始，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戴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以后，人们才再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迫害可以窒息孙冶方的声音，却无法窒息他的思维。他进了监狱还跟管理人员“叫板”：“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我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他坐了七年的牢，一直坚持写“论战书”，这些理论他经过了20年的“反思”，因而他是有充分信心的。狱中没有纸，没有笔，他就打腹稿，反复背诵，达85遍之多。

孙冶方长期患肝病，在他入狱后亲人们都认为他熬不过铁窗岁月，即使有幸熬过去，也很容易在精神上被关疯。他的同事徐雪寒则坚持认为，老孙不会疯的，他是个有信念的人，他会好好活下来的。在孙冶方熬过了极端苦难的七年铁窗生活后，他也对人说：“我要感谢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救了我的命，我的观点是我的精神支柱。”

1975年，孙冶方走出秦城监狱。他在车上即对军管代表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坐牢，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组织跟我谈话，那我就谈三点：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对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批判，但我还没有认识到我错在哪里。”搞得军管会代表不知所措，只好自我解嘲地送他回家。

孙冶方回家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开始了。他目睹许多被指为“右倾翻案风的首从者”也跟着去批邓，心中感到非常忧虑。一次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又点他的名说：“孙冶方又要翻案了。”他不但不怕，还坦然地说：“我有什么案可翻？至于经济学问题，我可以同她争论。他们把经济搞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也是我孙冶方的罪过吗？”

斯宾诺莎说：“认识事物的必然性，追求绝对真理，是最大的善，至上的幸福。”黑格尔极其赞美斯宾诺莎：“没有比斯宾诺莎的道德学更纯洁、更崇高的道德学了；人在自己的行为中只是以永恒的真理为目的”。孙冶方就是这种“只是以永恒的真理为目的”、决不因压力而曲学以阿世的人。

“8+2＝10”

1983年2月，孙冶方在弥留之际，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的遗嘱：“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一个行将谢世的老人，以这样一种方式对中国经济学界缺乏批判精神的学风提出警示。

坚持学术的尊严的前提是提倡学术民主和自由，也就是对不同观点的批判。现今传世的经济学名著，大多是在批判中构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在中国，在孙冶方所处的时代乃至于今天，马克思作为经济学界鼻祖为人敬仰，但他的批判精神却被人遗忘。因此，孙冶方身体力行，提倡在学术研究上百花争鸣，讲究公开的学术讨论和商榷。作为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十分重视学术民主，提倡研究讨论切磋，决不把学术问题当政治问题；他提倡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他对别人进行指名道姓的争论，也坦然欢迎别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或批评，对有些经过实践而认为尚不准确的观点，他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并表示放弃。

孙冶方的遗嘱

孙冶方与于光远两位经济学家“8+2＝10”的学术争论，已成为中国学术批判史的经典段落。1981年夏，在大连召开的一次经济科学学术讨论会上，孙冶方给同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于光远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字条：8+2＝10。我和你两个再互相争论或批评（点名批评）一番，凑满十个指标。于光远含笑迎之。

孙冶方去世后，亲人们将他的骨灰撒向江河。

在当年秋天的另一次学术会议上，孙冶方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于光远的一个观点：科学、教育、文艺、医疗卫生也算生产性劳动。孙在阐明自己的观点后特意指出：“百家争鸣已经提倡了多少年了，可是开展得不好，我们经济学界互相商榷、讨论问题很少，偶然有一点但也是不点名的。为了改变一下风气，我同于光远同志最近相约，要就生产性劳动问题开展一次互相批评。我不仅在这里点名同于光远同志商榷，而且还列了个名单，凡是我不同意的意见，我都点了名了。我也希望光远同志和别的同志对我也来个点名反批评。只有这样，才能中肯地研究一些问题。”与会的于光远赞同孙“要指名道姓地争论”的观点。

孙冶方与薛暮桥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中的“双子星”，他们是一个家族的兄弟。然而，两人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有着诸多的差异。对此，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求异存同”，相互间指名道姓的争论，成为那个时代学术界津津乐道的佳话。

兄弟俩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只要可能，两个人的文章在发表之前都相互征求意见，同时声明保留批判权。1950年代，中宣部曾给薛和孙都布置过编写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两个人各有自己的体系和写作班子，甚至形成了某种相互竞争的态势。薛暮桥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孙冶方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除了学术观点的不同外，双方都非常尊重对方的学术研究。

现今经济学界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兄弟俩一起主持的一次学术研讨会。那是1979年在无锡，两人分别代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自己的家乡共同主持了被誉为“为改革时代的到来吹响号角”的大会。开幕式上，薛暮桥讲学术观点，但更强调“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孙冶方也讲学术观点，但更强调讲了“五不怕”：不怕受批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共同倡导一种学术批判精神。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薛强调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孙强调还要继续提高理论水平。两人各唱各的调，为大会圆满结束相视一笑。

对于孙冶方的遗嘱，薛暮桥及经济界的学者们，尊重他的遗愿。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无锡召开了“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讨论。1998年，在纪念孙冶方九十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薛暮桥专门送来了文章，而其中一篇就是与孙冶方观点进行商榷的文章。他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兄弟，既是对孙冶方的尊重，也是对学术批判风气的倡导。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的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用来评价孙冶方的一生，是那样地贴切。或许，伴随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孙冶方的经济理论的局限性会愈发明显，但他坚持学术尊严的风骨，也将会愈发为世人所敬重！

附：我的外公孙冶方——武克钢访谈录

2008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100周年诞辰。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冶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得到国人的崇敬。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孙冶方的最好怀念。为此，我采访了孙冶方的外孙，云南省政协常委、著名企业家武克钢先生。

革命的外公和资本家的外公

徐庆全（以下简称徐）：克钢，我看到的材料表明，你是一个拥有两个外公的人，孙冶方还不是你的亲外公。你还是先介绍一下这里的关系吧。

武克钢（以下简称武）：我母亲生于江苏无锡。那时，无锡有两个有名的家族：荣家和薛家。荣家，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荣毅仁家族；薛家，就是我母亲的家族。薛家与荣家一样，都是从事实业救国的大家族，而且两家关系密切。30年代，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被绑架，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亲外公薛明剑，代表青帮去和绑架方谈判，并同时通过吴铁城报告蒋介石说，江南富商被绑架了，要求派军队。我亲外公的谈判很顺利，救出了荣德生。荣德生离开10分钟，绑架者就全部被杀了。

我的亲外公薛明剑兄弟四人，最小的是薛萼果，也就是后来的孙冶方。他参加革命后，为免连累家人改名，从母姓孙。薛明剑有子女16个，而薛萼果则无儿无女。南方有这样的传统，兄弟之间如果有的没有孩子，另外兄弟的孩子多，就要过继给没有孩子的兄弟。薛明剑就把我的母亲过继给了孙冶方，所以我是孙冶方正嫡的外孙。在我眼里，他也是我的亲外公。

孙冶方的外孙武克钢在建设中的孙冶方纪念馆前。

徐：薛明剑是大资本家，又和国民党有联系；而薛萼果也就是孙冶方，则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反对国民党的人。你有一个属于大资本家的外公，又有一个属于颠覆资本家制度的外公。很有趣啊！

武：的确，兄弟俩相反。薛明剑走的是富民强族实业教育救国之路，孙冶方走上的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之路。虽然今天人们只知道弟弟而对哥哥知之甚少，但70年前的情况却正相反。薛明剑做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是当年南方民族工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被孙中山和蒋介石器重。从现在留下的他的遗稿看，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企业管理家。他甚至可以把一个纱厂按照我们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来经营。

徐：薛明剑比孙冶方大14岁，“长兄如父”，按理说，孙冶方也应该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可他为什么却选择了共产党？

武：孙冶方是有些书生意气、书呆子气的人，因为他是兄弟中最小的老四，所以大家都很照顾他。其实，他后来走上了与薛明剑不同的道路，也是很偶然。他晚年几次跟我讲，人生都是很偶然的，如果那时他再大两岁，就会被薛明剑带去投奔国民党。14岁那年，孙冶方考取“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在这里，他遇到了老师张效良（张志和）。据外公讲，张效良是中共最早期的那一拨党员，曾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他感觉理想破灭，就只身奔赴南洋在槟榔屿群岛华侨中学任教。1922年春，因组织华侨抗争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者侮辱中国，干涉华侨教育的条例，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他到孙冶方就读的“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发展组织，宣扬革命。就是这位张先生在薛萼果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完美存在方式，共产主义必定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的意识形态种子。这成了薛萼果——孙冶方一生再也没有动摇过的信仰。不仅如此，受外公的影响，薛明剑家里的5个孩子也都投奔了共产党，包括我母亲在内，后来都成为共产党优秀的高级干部。

徐：薛明剑、孙冶方都是你的外公，而且这两个外公所走的道路又是那样的不同，在你与他们交往时，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呢？

武：当然有了。解放以后，薛明剑是被改造的对象，而孙冶方则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地位天壤之别。薛明剑住在上海，小时候，我到这个资本家的外公家里，也感觉很气派，他住在很漂亮的石库门一大栋小洋楼里，但常常牢骚满腹，因为他是被改造的对象嘛。不过，外公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很重视，他让我们背诵古书，诸如《论语》、《三字经》等等，要求是非常严厉的。外公有很深厚的国学修养，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他逼我学写毛笔字，并一笔一画地教我。我现在还能写点多少像样子的书法，就是得益于外公的启蒙。

孙冶方在北京，政治地位很高，住得也很好。我到北京外公身边感觉很风光，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由于他的革命经历，与周总理、陈毅、朱德等关系很密切，他们之间经常串门，我也成为他们眼中的小宠儿。周总理喜欢抱我，邓颖超大姐给我拿糖吃，那时候糖是非常珍贵的。外公和陈毅都是新四军出来的，所以关系更熟悉一些。陈毅抱我，喜欢用胡子扎我。我8岁那年，参加八一建军节活动，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回来和同学讲我见到毛主席，他们还认为我在吹牛。那时候，我虽然不是很懂事，但也知道，北京的外公是革命的。他对我要求也很严格。我上小学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母亲最严厉的训斥就是：“你这样的成绩怎么交给外公？”她说的是北京的外公。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十四五岁了，开始懂事了，但我两个外公却都从我生活中消失了。母亲警告我不准在外头讲任何一个外公，好像要把我童年这一段回忆抹掉似的。因为上海的外公作为资本家被抄家揪斗；北京的外公作为反革命也被打倒了。

徐：那你呢？“文革”初期是不是也很狂热？有没有参与揪斗你的两个外公？

武：狂热是肯定的，但没有参与对外公的揪斗。“文革”时我们家在武汉，虽然“文革”的风暴让我很狂热，也积极参与，但也没有想到我两个外公应该揪斗。不过，说起“文革”的经历，我也是很有意思的。今天一些有记载的“文革”中的大事，鬼使神差地我都在场。1966年，毛主席在武汉横渡长江，现在还有一幅照片，除了保卫毛主席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孩子围在主席身边，其中就有我。这是当时王任重让他儿子王世龙安排几个同学来，那是我第二次见到毛主席。还有，因为我和王任重的儿子王世龙是同班同学，我也是第一批到北京参加“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学生，住在中南海里。我采了好多中南海的松柏，回到武汉给同学每人发一枝，让他们也沾点北京的“仙气”。上海王洪文带人冲击车站的“安亭事件”，我就在场。那时，我上海的外公还没有被揪斗，我去上海外公家，火车走到上海就被困了，在车里待了整整三天三夜。我到外公家后。外公一连串地向我发问：你是不是红卫兵呀？我说，是呀。他问，你抄人家呀？我说，抄过。他严厉地说：不可以的，不对的。其实，解放以后，外公对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拥护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他也是积极参与者。但对于“文革”，他开始就是极力反对的。他认为这样做完全没有道理。

改变我家命运的是武汉“七·二〇”事件。不仅我父亲被抓，我也被通缉。我是通缉令名单上年龄最小的一个，通缉令和红卫兵袖章还都在。父亲被抓前，给了我一张纸条，要我带着它去南京找许世友伯伯保命。这样，我才参了军。我父亲也是老红军，革命历史非常清楚，所以，虽然被抓但很快被解放了。我母亲是属于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恪守着“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的信念，因此，父亲一回家，她坚决地又要父亲把我弄回来，宁肯让我去插队。插队时间不长，我就到大冶钢厂当工人，在钢厂入团后，表现特积极，还当过大冶钢厂的团支部书记呢。

徐：你这样积极，是不是觉得你的两个外公，的确应该被打倒？

武：对于上海的外公，我觉得他本来就是资本家，揪斗也是应该。对于北京外公，由于他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很早就对苏联的那一套提出批判，他在1964年就遭到了批判，而且这场批判还是康生发动的；“文革”中，他被继续批判并被抓进监狱，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不好理解。当然，我当时也不懂他的观点。说他们的确应该被打倒，那也不至于，因为他们毕竟是我的外公呀，但让他们接受批判，我也的确觉得应该。不过，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

在北京与外婆相伴，接外公出狱

徐：你说这个“后来”，是什么时候？

武：就是“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对我有一种晴天霹雳般的震动，傻啦、害怕啦，开始觉得不对头了。那时，我就有些思考了。我掰着手指头数，毛主席身边的人，除了周总理，简直没有一个好人啦。我小时候觉得和蔼可亲的杨尚昆、陈毅等人，都是坏人，我难以理解，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推而广之，我的已经关在监狱里的北京外公和正在劳动改造的上海外公，我也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坏人。我把这个想法和母亲说了。母亲40年代末在武汉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当然看得比我更远一些，只是她不说而已。母亲这才给我讲了北京外公的学术观点，并把他的书找来给我看。我越看越觉得，北京外公真是了不起；越看越觉得，对他的批判是必然的，因为他的观点，与毛主席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简直是南辕北辙。

徐：你是不是这时候才觉得，有这样的外公应该真正感到自豪？

武：确实感到自豪。同时，也觉得，应该与外婆洪克平联系。母亲也说，等你到北京上大学，一定要看看外婆。

徐：等你到北京上大学？你那时要到北京上学？

武：那是1972年，是推荐上大学。我经过了工人推荐、党组织选拔几道关口，就等着录取了。但是，到最后我的名额被大冶钢厂军管会负责人的女婿顶了，我就没上成大学。这对我刺激非常大。我也不想沾父亲的光，就到长江航运厂当了一年水手，1973年才被推荐到北方交通大学。

母亲特别高兴。临行前，她把我叫到跟前谨慎叮嘱我：“到了北京想办法去看看外婆，外公被抓起来了，他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抓的。他是反对林彪的。现在林彪都死了，他也可能会很快被放出来。他是个老共产党员，他是个好人。”母亲先让我向在北京的大姨妈打听情况，如果情况不好，就先不去。

徐：你去了吗？

武：当然去了。那时，外婆住在三里河一个筒子楼里，早就不是我小时候印象中漂亮的四合院了。自外公被抓后，外婆一个人独居，基本上不和任何人来往，我敲了半天的门，也没有人应声。后来，外婆说，她就想不到会有人到家里来的，以为是敲错门了。外婆见到我后，一把就把我抱住，老泪纵横，哽咽着说：“没有想到你会来，你外公也不知被抓到哪里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音信了。”然后，又急切地问：“你母亲还活着吗？你家里人还好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后来，我经常来，帮外婆做家务，帮她劈柴、烧煤、做饭。

徐：你跟外婆都谈些什么？

武：谈得最多的还是外公。我虽然从小就知道外公很不简单，与中央领导同志关系那样密切，读了他的书后我又觉得他最有学问，更了不起；但是我对外公的历史了解很少，我和外婆谈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外公的历史。从外婆那里我才知道，原来外公是这样了得：老共产党员，还和王明、杨尚昆、张闻天等人一起在苏联留过学。外公因为江浙同乡会事件，当年还差点被共产国际枪毙，因为蒋经国的缘故才保了一条命。邓小平、叶剑英从法国回来到莫斯科学外语，学政治经济学，外公就是他们的老师——后来，外公病重邓小平看望他，称呼他为“孙老师”就是这么个来历。

徐：了解了外公的历史，是不是对外公就更加崇敬了？

武：不是崇敬，就是觉得外公的骨气特硬。那时，外婆最担心的是外公的生死，她想知道外公是否还活着。外公被抓走后，既没有人来通知过她什么，也没有人叫她送过衣服，她也不知道去找谁去问。我就到外公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学部经济研究所去打听。可是，经济所早就乱七八糟了，不知道谁是谁了，根本问不出来。

徐：但不管怎么说，有你常来看外婆，外婆毕竟要比一个人独居要好多了。

武：那是啊，不过，后来外婆就更高兴了，因为他们的养女李昭也来了。这时候已经是1974年了，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复出，大刀阔斧地整顿“文革”的混乱局面，对老干部的监管也逐渐放松了。这一年的10月，有人通知说，外公还活着，可以去看他。我立刻陪外婆到秦城监狱去看外公。但到秦城监狱门口，我却不能进去，只让外婆一个人进去。外婆出来就哭了，告诉我：“老头子太可怜了。”外公倒没有诉苦，只是向外婆要草纸，后来才知道他是用来写东西；要被子，说这里冬天很冷，被子太薄了。他告诉外婆，在监狱六年，他就做两件事：一是写外调材料，一是读马恩、毛泽东选集，他把《资本论》都快读烂了。

徐：其实，当时孙冶方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还在写作，只不过是靠打腹稿而已。

武：是的，但是他还不能和外婆说这些。后来，我又陪外婆去过几次，但都不准许我进去。1975年初的一天，外婆突然打电话到学校找我，留言说有事。我就赶到外婆家，原来外公要被放出来了，要我陪她一起去接。那天，学部的军管会也来人了，陪我们一起去秦城监狱。外公走出监狱大门后，我看他有点迷茫有点糊里糊涂的样子，可能因为他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放了出来的缘故。这是我10年后第一次见到他。他有些茫然地盯着我，后来才如梦方醒地叫了声“沙沙”，那是我的小名。没有意外的惊喜，平淡得一塌糊涂，而我却忍不住泪水。

徐：大概由于军管会的人在，外公也不好说什么吧。

武：是的。不过，这次放外公出来，我们感觉很突然，并且也不知道放他出来以后怎么安排。在路上，军管会的人也没有说。接到他以后，车子就直接把我们拉到学部军管委员会去了。等了片刻后，来了一个军管会的什么人，趾高气扬地和外公谈话：你的罪行是严重的，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是记录在案的；党的政策是什么什么等等。外公沉静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坐牢，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组织跟我谈话，那我就谈三点：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对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批判，但我还没有认识到我错在哪里。”军管会只好自我解嘲地送外公回家。

徐：回来以后，有关部门有没有再找麻烦？

武：没有。中国的事就是这么奇怪，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就简单。外公回来后也没人管他，也没人发给他工资，也没人找他谈话，起码三个月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他成了被“遗忘”的老人了，他也不敢和人家联系。当年抄家时，把外公家都抄遍了，书全部搬走了，就有一样东西被外婆保护下来了，一台20寸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是稀有的东西。外公就靠它解闷。外公回来后，我天天去他家，大姨妈和小阿姨李昭就礼拜天偷空来。那时只靠外婆一个人的工资，生活过得很拮据。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浪中

徐：对于一个在监狱都思考的人来说，不会这样只靠电视机解闷吧？他有没有和你详细聊监狱里的生活？

武：聊过，他详细地给我讲了为什么他会很早就被抓进监狱。他告诉我，至少从1958年开始，中央的一些人就对他很不满意了。

他说，1958年“大跃进”时，“一大二公”之风盛行，张春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供给制，“我坚决反对，由此我提出了‘价值论’。张春桥不满还在其次，因为那时他还构不成对我的威胁，当然，后来‘文革’时就另当别论了，主要是中央有些人对我不满。1962年6月到8月，陈伯达邀请我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我去‘座谈’，让我讲我自己的学术观点。其实我知道，那是他们‘钓鱼’，以便收集我的‘修正主义罪证’，以后再将我一棍子打死。有些好心人劝我不要参加，我坚决要参加。我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1963年底，那时候已经开始‘反修防修’了，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讲了我的关于利润问题的观点。一些朋友到我家里劝我，我还是认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比什么都重要，谢绝了朋友的关心。”

徐：孙冶方的朋友后来对这次会议的情况有回忆。朋友对孙冶方说：“现在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这样掷地有声的回答，说明他对学术严重的“风派”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平心逝世后，他感念平心的风骨，发议论说：我憎恨那些文化专制主义及其卵翼下的恶霸、恶棍，但我也讨厌那种闻风而动的风派人物。这些人并不是不懂马列主义常识，而是有私心，因而东风来了唱东调，西风来了唱西调，经常变换脸谱，完全丧失了一个科学工作者起码的品质即诚实。所以，我们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反对为个人私利出卖原则的恶劣学风。

武：是啊，他不会做风派人物，仍然坚持写这方面的文章，公开刊物发表不了，他就在内部刊物发表。用当年康生的话讲，简直是“死不改悔”了。到了1964年，康生、陈伯达就根据外公在内刊上发表的文章，给他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去参加会议，讨论一篇在他指导下，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这些观点是我的。”就这样承担了政治责任。在会上他阐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资金利用效益的重要性之后，严正声明说：“要解决几十年的疑难，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里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在重重的压力下，有的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有的人灰心失望准备改行。可是他在会上公开宣布接受挑战。他说：“对我来说是遭遇战，我应战。”他还说：“你们没有把我打垮，现在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是我，而是别人！”从此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直到“文革”开始，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戴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以后，人们才再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不过，他进了监狱还跟管理人员“叫板”。他对管理人员说：“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我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老头子他坐了七年的牢，在牢房中他一直坚持写他的“论战书”。这些理论经过了20年的“反思”，因而他是有充分信心的。狱中没有纸，没有笔，他就打腹稿，反复背诵，达85遍之多。他长期患肝病，居然熬过了极端苦难的七年铁窗生活。真是奇迹！

徐：老人家是靠信念活着的，要不然也不会刚过上几年好日子就去世了。

武：是啊。当年被关进秦城监狱后两三年就放出来的人到我家说，在那里是单人监禁，没有人说话，人很容易被关疯的，犯人们都盼望提审，好有说话的机会。外婆一听，就哭着对我说，老头子被关了好几年了，你说他会不会被关疯了。在一旁的徐雪寒爷爷说：你放心，老孙不会疯的，他是个有信念的人，他会好好地活下来的。的确如此。外公谈到这一点时说：“我要感谢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救了我的命，我的观点是我的精神支柱。”

把他从监狱接回家不久，他好像从迷迷瞪瞪的状况中醒过来了。他对我说，他要看书，让我到我们学校图书馆给他找书找报纸。我们图书馆也没有什么书，就把这几年的报纸给他借回来，他翻看了一遍。然后，让我到学部去找他被查抄的书。我求爷爷告奶奶地费了半天劲，才知道书的下落——都放在学部的地下室了。但是，军管会的人不让我搬走。我与他们大吵大闹，他们作了让步，说，要搬也可以，但要经过检查，把反动的书留下来，不反动可以搬走。他们检查了半天，给我留下的大多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我和同学顶着大风，蹬着板车给拉回来。就是这样，外公也高兴坏了。

徐：有书可读，他当然会很高兴了。那时候他是不是整天读书研究？

武：也不是。那一段时间，他同时干四件事情。第一件是读书。其实，他在监狱里就把《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头到尾咀嚼到了烂熟于胸的程度，又重新读。那时候，张春桥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认为价值和商品，造成资产阶级法权，引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外公读后，说，这是断章取义。他查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写了一篇驳斥文章。我帮他抄写后，他写上“送中国科学院学部”。我和外婆担心，要是送上去会不会又被抓进监狱啊。他坚持要送上去。后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又点他的名说：“孙冶方又要翻案了。”与这事是有关系的。他不但不怕，还坦然地说：“我有什么案可翻？至于经济学问题，我可以同她争论。他们把经济搞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也是我孙冶方的罪过吗？”

第二件事，整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纲要》。这是他在监狱里默诵几十遍的一部书稿。他口授我帮他记录，一部分一部分地来，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所专门安排助手帮他整理。

第三件事，是与一些“老右派”们串联。1975年下半年，这些“老右派”们活跃起来，互相串联。外公家里常常门庭若市。陈翰笙、阳翰笙、徐雪寒、梅益、方毅、宦乡、汪道涵、张劲夫等等，我在报纸上常看到的“反革命分子”都来了。他们来，只要我在，都是我做饭。外婆常对来人夸我：沙沙能做一桌子酒席呢。他们在饭桌上什么都说。你还别说，这些人还都挺“猖狂”，议论国家大事，那真是放言无忌。

第四件事，是写各种各样的材料。外公经历比较复杂，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历史问题被关进监狱，遭受审查。有些事情我是知情者，一定要如实写出来，交给组织，不然，有些人会一直被冤枉下去的。他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做这件事的。他写过有关“二十八个半”的材料，江浙同乡会的材料，关于上海地下党、关于潘汉年和扬帆的一些事情。这些材料都是我帮他抄写的，由此，我也知道了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外公对扬帆和潘汉年遭遇不幸常常感到不平，他在材料中专门写了这个问题。后来，我陪外公到上海见过扬帆，他的眼睛都瞎了，外公和他见面就抱头痛哭。我帮外公抄写后，外公仍然要很正式地写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认真地报上去。“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江青说“小小孙冶方胆大包天，竟敢直接攻击毛主席”，就是冲着他送上的那些材料来的。

徐：“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是1976年了，“四人帮”一伙占了优势，对孙冶方有没有实际行动？

武：没有了，1976年的形势眼花缭乱，我想，江青他们也顾不上了，只是口头批判而已。

徐：1976年年初总理去世，接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五”事件。外公和总理感情很深。那时候，他是怎么看的？

武：总理去世后，外公一天没吃饭，唉声叹气、烦躁不安，时不时地老泪纵横。我才知道总理在外公心中的分量。“四五”悼念总理的活动中，我正是积极的参与者。从3月底广场上开始摆放花圈开始，一直到4月5日被镇压，我都在广场。最后一个花圈是我们学校的，我扛进去的。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是首钢和长辛店的工人民兵，正好有一个带队的人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师哥。他告诉我们，已经下了镇压令了，外面封了你们出不去了，跟我们在一起吧。我就跟他们一起混出去了。

那段时间，外公到处打听消息。来家里传消息的人也多。传邓小平的话、毛主席的话。我记得学部原来的党组书记梅益来，还跟外公开玩笑说：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跟你老孙也有关啊，江青就说过，“小小孙冶方竟然敢反毛主席，这样的右倾翻案我们不打倒行吗？”外公哈哈大笑。

我每天从广场回来，就向外公详细汇报。外公常常很兴奋，说，人民开始觉醒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带我去看看吧。可外婆坚决不同意，甚至同外公和我吵起来了。外公和我无奈，就趁外婆睡午觉时，偷偷溜出去。我和我的同学用自行车把他从三里河推到天安门广场。外公长得很像外国人的，穿着50年代的呢子装，又拄着拐棍，很洋派地在广场来回看，在总理遗像前鞠躬，很引人注目，据说还被当时监控人员拍下来了。悼念活动被镇压后，外公非常愤怒，情绪都有些崩溃了，觉得国家又将陷入深渊，他也会被再次抓起来。他甚至精心地安排后事：他要我少到家里来，怕他的身份牵涉到我；把他的经济学的手稿交给李昭和我保存，希望将来有机会发表。这一切安排妥当以后，才又像无事人了。

改革开放政策的推手

徐：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对于这两件大事，你外公是怎么看的？

武：毛主席逝世，我和外公都没有过度的悲伤。那时我们思想已经变了，总理、朱德去世非常痛苦；因为受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感染，毛主席“神”的光环已经消失了。那时，我很关心毛主席逝世后的政局。我和外公仔细看参加毛主席追悼会的长长的一串名单，煞有介事地讨论政治局人选，分析邓小平还有没有机会，谁能帮邓小平，谁和江青等人站在一边。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我在10月6日下午就知道了。我们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消息也比较快。华国锋女儿的男朋友在我们学校，他傍晚就告诉我们了。当时主持铁道部工作的郭维城的女儿，是我同班同学，郭也参加了西山会议，7日上午，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女儿。消息得到了确证，我非常兴奋，也不管上课不上课的，就直奔外公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外公兴奋得像小孩一样，用拐杖顿地，大喊大叫。然后，他就到处散布这个消息。而我给大姨妈报信时，大姨妈根本不信，一把抓住我说：天安门事件你就把我吓个半死啊，你现在又搞什么呀！不准再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