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初祖

中华民族素有尊宗法祖的传统。黄帝作为远古史上“英雄时代”深受群众爱戴，而且尚未脱离生产实际的英雄祖先，作为首次统一中华民族、开创中华文明，功昭日月的“人文初祖”，后世子孙对其景仰、热爱之情自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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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读《诗经·甘棠》三章，深为人们怀念召伯的真情所感动。召伯虎为申伯筑城盖房，划分方田，规定租税，劳绩颇著，申伯的子孙和当地一些群众很感激他。为了寄托对召伯虎的深情怀念，他们加意保护召伯虎宅前的一棵甘棠树，并吟唱道：“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居住）。”然而，如果以之比于陕西黄陵人民热爱“人文初祖”黄帝而及于黄帝陵的柏树，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出铜川市北行数百里，弥望尽是赤裸裸的荒山秃岭，唯独黄陵县的桥山长满了葱葱郁郁的翠柏，宛如黄褐色的地毯上镶嵌了一块绿宝石。名闻中外的黄帝陵就坐落在这里。1937年，谢觉哉代表边区人民政府谒陵时写了一首词，上阕是：“远望郁苍连，抱岭环川。成林古柏势参天。万里荒原青一点，愈见森然。”可说是确切的写照。

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数千年来一直受到人民的敬仰。人们在四平方公里的陵区栽植了近十万株翠柏。而且，世代相传，互相诫谕：不得砍伐黄陵林木，甚至连枝条也不能随意剪伐。这种情感的形成，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同葱葱郁郁、气壮河山、实实在在的黄陵古柏相对应，有关黄帝的历史却像天上过往的烟云那样，显得过于飘忽而玄渺，甚至只能到上古神话传说中去求证。

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当中华民族还处在向蒙昧状态告别的时节，轩辕黄帝便率领他的部落在陕西北部高原一带开基创业。而后，又沿洛水南下，东渡黄河，定居于涿鹿之野。

古代传说中我国境内从西到东，自南而北，散居着许多不同的氏族与部落。他们各自平静地生活在所处的空间地域，互不干扰，也很少往来。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氏族、部落间在财产方面出现了差别，部族间的共同利益与矛盾冲突也逐渐形成。《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表明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原是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伴随着黄河流域的历史进入崇尚武力的时代，各部落之间相互侵陵攻伐，暴虐百姓，而炎帝对此无能为力。于是，“草昧英雄起”，黄帝教民习用干戈，以征伐那些肆行暴虐而残害百姓的人。这样，各个部落便转而前来朝拜并归服于黄帝。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在涿鹿之野，率领许多过去曾以熊、罴、狼、豹、豺、虎为图腾而现在仍以它们做名号的氏族部落，挥舞着用雕、鸢、鹰、鹖的羽毛制作的旗帜，历经几番苦战，打败了炎帝部落。从此，华夏集团强大起来，为后来赢得对东夷、苗蛮的战争积蓄了实力。

《逸周书》、《太平御览》、《山海经》等中国古代典籍还记载了另外一种传说：先是炎帝部族同东夷蚩尤部族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战争失利，丢失了固有的疆土，便向黄帝部族求救。于是，炎、黄两部族联合起来同蚩尤作战。当双方鏖战方酣、胜负未分之际，具有神性的蚩尤，突然张开巨口，喷出滚滚烟雾，使黄帝部族的队伍迷失了方向。为此，黄帝制作了一台机械，车上有铁制仙人，伸臂指路，无论车子如何转动，它都指向南方，人们呼之为“指南车”。靠着它的帮助，黄帝军队冲出了重围。蚩尤又在风神雨伯的帮助下，瞬时刮起卷地狂风，暴雨从天而降，地面顿成泽国。黄帝也施展神威，唤来女神旱魃助阵。旱魃体内贮满超量的炎热，她一来到战场，风神雨伯连同狂风暴雨便消逝得杳无踪影。黄帝乘胜反攻，蚩尤战死，余部向南逃窜。通过这场激战，充分展示了黄帝部落所向无敌的实力，从而奠定了他在各个部族中的领袖地位。

古书中，黄帝也写作“皇帝”，其含义为“皇天上帝”。传说在神话王国中，其他诸神分管东西南北各方和春夏秋冬四季，而他则雄踞中央，成为地位最高的天帝。各部落间遇有争执事端，一律向他提出诉讼，由他以领袖身份裁断是非，协商解决。古籍记载，黄帝在位一百年，期间，群黎安居乐业，敦睦礼让，风调雨顺，岁时丰稔，开创了一个人世间的乐园。

战胜攻取之后，他与臣民一起，主要致力于创造各种凝结着聪明才智的大量物质和精神财富：首创井田制度，划分地块为“井”字，四围八家为私田，中间一块为公家财产；建立雏形的政治体制，划野分疆，析全国为九州；设官司职，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的主张。从前部落间作战，只是投掷石块，通过发明弓箭，提高了战斗能力；并演习阵法，布成队列，指挥兵员有序进退。教人以泥土木石建造耐用的房屋，剥下兽皮，用以制作衣裳；制造舟车，将粗大的树木从中刳空，放入水中载渡过往行人；同时，把直木插进两个圆轮中间，使之运转并带动平板前行，逐渐发展成后来的车辆；烧制陶器，捕鱼狩猎，播种五谷，饲养六畜，创医学，造文字，制乐器，调音律，全面开创了中华文明。孙中山先生有诗赞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实际上，产生于文化史源头的神话所记录的历史，并非超人或英雄的个人行迹，而是诗化了的整个民族生活的折光映现。作为一个时代的文明交汇点，它总是把大范围的时空信息压缩到一个时段或一个人物身上。上述那些发明创造，无疑是历经很长时间并由多人共同完成的；但在没有“上帝观念”的族群，黄帝作为远古史上“英雄时代”深受群众爱戴，而且尚未脱离生产实际的英雄祖先，这些旷世殊勋便自然地统统归结到他这个综合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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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素有尊宗法祖的传统。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说过：“商周都尊重祖先，当作神看待。儒家思想信仰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体制中，祖先崇拜是核心。”对于首次统一中华民族、开创中华文明，功昭日月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后世子孙对其景仰、热爱之情自可想见。

有一个历史传说，颇具典型性—

黄帝到了118岁高龄，仍然乘车到各地巡视。这一年他来到了现今的河南省，提议采用附近的铜在山下铸一个高一丈三尺的巨鼎，其实，也就是一口硕大的铜锅。目的在于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功宴会，来招待各个部落的酋长。就在巨鼎铸成之时，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一条巨大的黄龙垂挂着长须，自天降下。原来是玉皇大帝垂念黄帝的丰功伟业，特意派出黄龙来接他返驾升天。黄帝深情留恋着他所开创的事业和长期同甘共苦的子民，但天命难违，只好唯唯从命，跨上龙背，冉冉归去。

当黄龙飞越陕西桥山时，黎民百姓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个个频频挥手，痛哭流涕。黄帝深受感动，遂驾龙徐徐下降，殷情告别。人们哪里肯放他去升天，都执意挽留，牵衣顿足，围拢不放。巨龙见势不妙，乘人们低首垂泪之机，驮着黄帝腾空而起。民众赶忙拉拽，结果扯下了黄帝的一块衣襟、一只靴子和随身佩带的宝剑，而黄帝本人则跨龙飞走了。当地民众便把这些衣物封葬于桥山之巅，起冢为陵，封土植树，这就成了今天的黄帝衣冠冢；而其所在地也被命名为黄陵县。

《史记·封禅书》中也有类似记载。究竟是太史公采用了神话传说，还是民间传说演绎了《封禅书》中的记述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黄帝陵就接受祭奠，这从孔子、孟子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证实。秦汉以降，已经形成了制度。汉初于桥山西麓建起了轩辕庙。唐代宗大历五年，正式把这种活动列入国家祀典。北宋开宝二年，因沮河水泛滥侵蚀，桥山西麓发生崖塌土崩，威胁庙院安全，地方官员上奏朝廷，由太祖赵匡胤亲降御旨，将轩辕庙迁至东麓，就是现今的所在。据文献记载，历朝帝王亲自祭扫黄帝陵共达七十六次，其中明朝十次，清朝二十六次。

千秋万代，黄帝活在人们心中，已经形成凝聚中华民族的一种力量，一种象征。每个中国人都自认是黄帝的子孙，视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并以此自豪。与此相联系，甚至黄的颜色以及相关事物都跟着沾上了荣光。我们被称为典型的黄种人；我们的文化发源于地质史上的黄土期，我们的老祖宗生活繁衍于黄河沿岸、黄海之滨、黄土高原；地位最尊者黄袍加身，黄鹄比喻贤才高士，黄钟大吕用来形容庄严正大的音乐或者辞章；皇帝的公告叫黄榜，太守衙中正堂叫黄堂，好日子称为黄道吉日，死后的去处则称作黄泉；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时代叫黄金时代，美好完善的境域叫黄金世界，广播电视一天中收听、收视率最高的时间称为黄金时段。

这里有一个黄帝的神格与人格的定位问题。显然，黄帝不是西方的宙斯神那样由自然神发展来的、无任何历史依据的纯然神话人物。长期以来，他以一个实实在在的部落酋长，而且是华夏民族的先祖的身份，作为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存在。无论他同蚩尤的战争还是与炎帝的战争，都是先民部落之间，或为争夺空间、或为争夺财物而进行的正常的生存手段。当然，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他已经成为一种综合体，一个文化符号，因此，在他身上也必然存在着基于祖先崇拜与民间信仰而高度神化的因素。

在我国，祖先崇拜与神祇信仰，也就是敬祖与祭神的传统，是并肩存在，相辅相成，却又迥然各异的。这两种崇拜形式源于不同文化系统的碰撞与融合。祖灵是父祖的远古延伸，尊宗法祖，更具有源远流长的中华一统的民族特色。一般地说，奉祀神灵，须借助于中间媒介；而生人与先祖之间，则可以自然亲合，无须仰仗其他媒介的参与。轩辕黄帝，尽管他在中华民族心目中至高无上，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头号人物，顶尖级的文化英雄，甚或具有古籍中记载的“黄帝四面”的神怪形象，但后世子孙却宁愿让他成为具有“亲缘”关系的可亲可敬的共同祖先，而不想把他推上巍峨高耸的神坛，送进玄之又玄的神仙王国中去，像密尔顿所咏叹的：“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无边无际，苍苍茫茫，在这里，长度、宽度、高度和时间、空间，都消逝不见。”

1935年，正当祸深寇急，国脉艰危，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绝续的严重时刻，全国各地各界爱国人士发起祭扫黄帝陵的活动，以号召民众，戮力同心，共赴国难，团结御侮，并规定每年清明节为中华民族扫墓节日。新中国成立后，对黄帝陵、庙整修一新，并把它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

今天我们看到的黄帝陵，高三米六，周长四十八米，墓碑上刻有明嘉靖年间唐锜书写的“桥山龙驭”四个大字，祭亭中央碑上的“黄帝陵”三字为郭沫若手书。在古轩辕庙的“人文初祖”大殿，塑有威仪万方、器宇轩昂的黄帝像。院内，古柏参天，浓阴翳日，十五株树龄超过两千年的古柏分列两侧，像甲胄森严的卫士一样肃然挺立，迎候着前来瞻拜先祖的炎黄子孙和远涉重洋的国际友人。其中一株古柏已有五千年历史，传说是“黄帝手植柏”。树高二十米，树干周长达十一米，七人尚不能合抱，故有“七搂八拃半，疙里疙瘩还不算”之说，被国际林业专家誉为“世界柏树之父”。乾隆年间一位署名“长白世臣”的诗人赞美道：

古柏森森不记春，陵宫犹自享明禋。

轩辕制起功常在，永使余波惠子民。

数千年风刀霜剑，没有能摧折这些黄陵古柏，它们年复一年，长得益发苍劲挺拔，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它们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勃勃生机，也显示出炎黄子孙超强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最能表达这种爱国怀乡、敬宗法祖的情怀：

天下万山祖，其名曰昆仑，昆仑有南支，万里趋越门。

人生亦有祖，谁非炎黄孙？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

我在拜谒黄帝陵后，也曾即兴口占一绝：

尊宗法祖寄深情，不剪枝柯万柏青。

华夏重光千载业，开来继往拜黄陵。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