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

年谱

吴承恩，字汝忠，又字以忠，号射阳居士。“先世涟水人，然不知何时徙山阳。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先府宾墓志铭》，下引皆同）高祖吴鼎；曾祖吴铭，余姚训导；祖吴贞，天顺八年（1464）顷仁和教谕，即卒于任所。父吴锐，字廷器，晚号菊翁，生天顺五年（1461）七月二十一日。“方仁和君教谕仁和时，先君四岁矣。仁和君梁夫人则挈之如仁和。数月，仁和君丧，则又挈之归山阳。”“弱冠昏于徐氏，徐氏世卖采缕文縠，先君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嫡母徐氏，生母张氏。姊吴承嘉，徐出，嫁沈山。

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

吴承恩约生于本年，一岁，在淮安。

〔考证〕通说：吴承恩约生于弘治十三年庚申（1500），不妥。以约生于本年较近于实际。（1）吴承恩自少友善的好友朱曰藩生于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沈坤生于正德二年丁卯（1507）。如吴承恩生于弘治十三年，则大于朱曰藩一岁，比沈坤大七岁。由朱曰藩赠吴承恩诗（诗见嘉靖二十一年下）期望、责备的口气，似朱曰藩应略长于吴承恩；由吴承恩《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铭》（《射阳先生存稿》，下简称《存稿》，卷三）：“昔承恩与祭酒俱童稚，同试生儒郡县，一见相钦异，定交数百人中。”似吴承恩与沈坤年龄相仿，不应相差至七岁之多。（2）吴承恩于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作《鹤江先生诔》（《存稿》卷三）云：“昔受公知，昉于童孺，登龙识李，即以斯文见赏，有怀雅遇，二纪于兹。”吴承恩如生于弘治十三年，则“登龙识李”时的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左右，已经十七八岁，“昉于童孺”之说，未免不伦；而定生于本年，那么当时是十三四岁，较通于理。又，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吴承恩作《石鼎联句图题词》（《存稿》卷三）回忆二十余年前事，说那是“少小时”，因此，吴承恩如生于弘治十三年，那么嘉靖二十五年前二十余年的嘉靖初年，至少应有二十岁，称二十岁的自己为“少小时”，是不可能的；如后推四年，则十六七岁，可以说作“少小时”。

如欲推断吴承恩生于正德元年（1506）左右（汪馥泉说。见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所收《吴承恩年谱》附录“汪馥泉先生来信”），则与朱曰藩年岁相差较远（小于朱曰藩五岁），似欠妥；如欲推断“吴承恩生年最早当在正德初年（1510顷）”（1964年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依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推断），那么不仅小于朱曰藩九岁之多，还比沈坤小三岁，更不妥，因为据《沈公合葬墓志铭》写吴承恩与沈坤结交的情景看，吴承恩无论如何比沈坤年岁要大一些。

文征明三十五岁（据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下凡人物生卒不注明出处，皆据此年表）。

胡琏（南津）三十四岁（由胡琏卒于嘉靖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岁推知；胡琏年七十三，见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三《胡琏传》）。

潘埙（熙台）二十九岁（据《存稿》卷三《潘公神道碑》）。

唐龙（渔石）二十八岁。

王宠（雅宜）十一岁。

张之象（王屋）九岁。

万表（鹿园）七岁。

文彭（寿承）七岁。

朱曰藩（子价）四岁（据桑维乔撰《行状》及罗洪先撰《墓志铭》，见道光版《山带阁集》附录）。

文嘉（休承、文水）四岁。

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

吴承恩约二岁，在淮安。

甫周岁，能从壁间以粉土画物。

〔考证〕陈文烛《花草新编序》（《二酉园续集》卷一）：“（汝忠）生有异质，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而邻父老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父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父老吐舌异之，谓汝忠幼敏，不师而能也。”

〔按〕陈文烛讲到吴承恩刚刚周岁在墙上涂抹，在大人看起来很像某一件东西（禽、兽、桌、椅等）是可能的；至于命画鹅则画一天鹅事，应是三四岁时，不可能是甫周岁时的行为。

正德元年丙寅（1506）。

吴承恩约三岁，在淮安。

何良俊（元朗、柘湖）生（据何良俊撰《弟南京祠祭郎中大壑何君行状》，见《何翰林集》卷二十五）。

归有光（熙甫）生。

正德二年丁卯（1507）。

吴承恩约四岁，在淮安。

沈坤生（据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吴承恩论著杂事考》引叶德均说）。

正德四年己巳（1509）。

吴承恩约六岁，在淮安。

何良傅（大壑）生（据前揭何良俊撰《行状》）。

黄姬水（质山）生。

正德五年庚午（1510）。

吴承恩约七岁，在淮安。

李春芳生（据申时行撰《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定李公神道碑铭》，见《赐闲堂集》卷二十一）。

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

吴承恩约十四岁，在淮安。

吴承恩约在本年受到同乡名人蔡昂的赏识。

〔考证〕《存稿》卷三《鹤江先生诔》云：“有怀雅遇，二纪于兹。”诔作于嘉靖十九年（1540），二纪（二十四年）之始为本年。按《鹤江先生诔》说：“昔受公知，昉于童孺，登龙识李，即以斯文见赏。”《沈公合葬墓志铭》说：“昔承恩与祭酒（沈坤）俱童稚，同试生儒郡县，一见相钦异。”《禹鼎志序》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始受蔡昂赏识、与沈坤同试生儒郡县、在童子社学偷读野言稗史等，大约都在此年前后。

嘉靖元年壬午（1522）。

吴承恩约十九岁，在淮安。

《寿陈拙翁》骚体诗（《存稿》卷一）或作于本年六月。

〔考证〕据1979年冬由淮安出土的《明故拙翁陈君暨配沈孺人合葬墓志铭》，陈拙翁（陈锱）生于正统九年甲子（1444）六月初七日，卒于嘉靖三年甲申（1524）八月十九日，享年八十一岁。刘怀玉《新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几块墓志铭考略》（《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说：“《寿陈拙翁》应当作于嘉靖元年（1522），贺的是陈拙翁八十寿辰（老年人贺整生日都是提前一年，所谓‘做九不做十’）。如果吴承恩生于1504年的话，其时当为十九岁。即使不是贺的整生日，也应就是这前后几年。再早几年，吴承恩还在少年时代，十几岁写出这样的作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过迟了也不可能，陈拙翁于嘉靖三年已去世了。”

嘉靖二年癸未（1523）。

吴承恩约二十岁，在淮安。

吴承恩父吴锐受到邻里的“敬恭”。

〔考证〕《先府宾墓志铭》：“及承恩冠矣，先君且年老。见旧时易侮先君者，尽改节为敬恭。里中有争斗较量，则竞趋先公求平。面折之，亦欣欣去。或胸怀有隐匿难人知者，即不难公知，且诉以臆。乡里无赖儿相聚为不善，卒遇公，一时散去，皇皇赤发面也。承恩于是喜，从容言曰：‘此殆痴效与？’先君方食，投箸起曰：‘儿以我为夷外钩中攫人情乎？’愀然不悦也。承恩益惭愧，恐惧失言焉。”

嘉靖三年甲申（1524）。

吴承恩约二十一岁，在淮安。

八月，吴承恩为陈拙翁之逝世，作《挽陈拙翁》五言排律（《存稿》卷一）。

〔考证〕刘怀玉《新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几块墓志铭考略》：“《挽陈拙翁》一诗，无疑是嘉靖三年（1524）的作品。‘屋告惊淮水，江哀楚词’，分明是说陈拙翁刚刚去世，而陈拙翁去世的那一年正是嘉靖三年。”陈拙翁卒之日为八月十九日，则吴承恩此诗当即八月内作。

嘉靖四年乙酉（1525）。

吴承恩约二十二岁，在淮安。

吴承恩大概是在这几年内和他夫人叶氏结婚。

〔考证〕刘谱：“他在隆庆四年（1570）撰的《贺笛翁太丈七十寿词》（集卷四页二十三下）说：‘承恩缔姻门下，余四十年。在行则甚卑，而翁固礼之为上客。’‘余四十年’的‘余’字，恐有错误；若解作‘四十馀年’，则缔姻于叶氏约在嘉靖初年，所以系在这年。”

刘修业释“余”是“馀”的误植，且谓“余四十年”就是“四十馀年”的意思。并引向达说：“余”或即“馀”字的误植，“馀四十年”古文中有如此句法。向达之说，于《存稿》即有证据。《叶太母挽诗序》（《存稿》卷二）：“五十馀年之辛苦，可胜言哉！”是指叶太母守孀五十馀年；《寿叶太老夫人八十颂》（《存稿》卷一）：“始终一德，馀五十年。”是指叶太母于归叶家五十馀年。后一例正是这样的句法。

嘉靖八年己丑（1529）。

吴承恩约二十六岁，在淮安。

春，撰《海鹤蟠桃篇》（《存稿》卷一），寿漕督唐龙（渔石）母八十。

吴承恩开始肄读于淮安知府葛木（卮山）所创办的淮安龙溪书院。

〔考证〕据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葛木于本年任淮安知府。同书卷二十七《仕迹》云：“葛木，嘉靖间知淮安府。……毁淫祠为书院以训士子，文教蔚兴。”“王凤灵，嘉靖间知淮安府。……先是，葛木辟龙溪书院，凤灵因而宏之，又引淮水入泮池，广征属邑士肄业其中，校其文艺，刻同文录。一时显士多出门下。”

〔按〕《存稿》卷一《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诗云：“忆昔龙溪鸣鼓钟，后有王公前葛公。君方弱冠游其中……送君动我昔年心，付与长安米春。莫笑狂奴仍故态，龙溪我亦法筵人。”因此知道吴承恩是葛木创办的龙溪书院肄业士之一，大约开始肄业于本年。其《祭卮山先生文》（《存稿》卷三）称葛木为“父师”，自称为“门下士”，就是因为他曾预葛木的“法筵”。王凤灵于十一年任淮安知府（见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十三年去职（《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五：“嘉靖十三年七月壬午，淮安府知府王凤灵为陕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由《忆昔行》，可知，吴承恩于王凤灵任知府时，仍在龙溪书院肄读。

吴承恩颇受葛木器重，其父吴锐也受到葛木尊重。而此时的吴承恩由于“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受到时俗笑骂。

〔考证〕《先府宾墓志铭》（《存稿》卷三）谈到父吴锐受葛木尊重云：“郡太守卮山公闻之以为贤，乡饮召为宾，不至，三命然后赴。”《祭卮山先生文》则具体描绘自己之“迂疏漫浪”情景：“昔人有言，感恩易尔，知己实难。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而公顾辱知之，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而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也。”

本年三月，潘埙罢河南巡抚，归淮安（据《明纪》卷三十）。

嘉靖九年庚寅（1530）。

吴承恩约二十七岁，在淮安。

代知府葛木作《告先师庙文》（《存稿》卷三）。

〔考证〕据《明史》卷五十《礼志四》、卷十七《世宗纪一》及《明会要》卷十一引《三编》，本年十一月癸巳，大学士张璁提出更正孔庙祀典，题孔丘“神位”为“至圣先师”，去“王”号和“大成文宣”的称谓，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制木为神主，原有的孔丘塑像一律撤除，等等。辛丑（癸巳后八天），由皇帝下诏颁布如上议的命令给全国各地一体遵照执行。——观吴承恩代作的《告先师庙文》云：“伏自唐宋以来，先师之宫，皆有像设。陋而不典，渎玩非经……皇帝神圣，志复古先，凡天下祠祀不如礼者悉正之。……于是下诏郡国，命撤塑像，奉安新主，我守臣兹用从事。”可以知道此告庙撤像，就是本年奉命更正祀典的活动。由“守臣”句知吴承恩是代知府所作，当时知府即葛木。

嘉靖十年辛卯（1531）。

吴承恩约二十八岁，在淮安。

朱曰藩举人中式（据前揭《行状》及《墓志铭》）。

沈坤举人中式（据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

李春芳举人中式（据前揭《神道碑铭》）。

〔按〕吴承恩平生要好的三位好友都在本年中应天举，吴承恩当然也去应举而落榜。

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

吴承恩约二十九岁，在淮安。

本年春，吴承恩父吴锐去世。年末（十二月二十九日），葬父于灌沟祖墓，为作《先府宾墓志铭》（《存稿》卷三）。

〔考证〕《先府宾墓志铭》叙父丧事说：“（先君）生来寡疾病，一日买船泛城西大泽中，意欣欣出门去矣，归即不起，盖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也。……距生时为天顺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寿盖七十二云。以是岁十二月二十九日葬灌沟先垄。”

〔按〕《先府宾墓志铭》原石于1975年1月初在淮安吴家先垄出土，《文物》1975年第10期“文博简讯”栏载南波介绍此事云：“1975年1月初，这块墓志在淮安县城南十公里许的石塘公社二堡大队出土。随后，清江市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派人作了调查。这一带在明代叫灌沟。灌沟是一条接通大运河的东西向的灌溉渠，离葬地南半公里左右。墓志中说吴锐‘葬于灌沟先垄’，则这里当是吴氏祖坟所在。当地群众说，这一带原是乱坟堆，后经平整为一片水稻田。吴锐的墓葬过去曾遭破坏，据当地农民回忆，原来是一椁三棺的合葬墓，三具棺木都经髹漆，头部档板上有红漆写的字，是‘大明某某年’‘姓吴的’。椁外有浇浆结构，浇浆残迹至今尚存。墓向南面，偏西10度。这块墓志发现在离墓前约有1米多的地方，竖插在砖砌的墓座上，也是用浇浆的方法加以固定的。……墓志铭一合，石质，方形，长宽63、厚12厘米。志盖刻篆书‘明吴菊翁之墓’。志铭刻楷书，计37行1141字，文字简练，书法工整……这篇墓志铭见于《射阳先生存稿》（明丘正纲编刊，有故宫博物院编排印本），而后，又收入《楚州丛书》中的《射阳文存》。与出土实物对照，仅个别字句稍有不同。”该期《文物》第94页附有《墓志铭》拓片，据拓片与《射阳先生存稿》原文对勘，其文字不同主要有两处，一是原石“然又荡游不学问”，刻本作“然又平时不学问”；原石“人或劝之讼理，乃窃叹曰：‘吾室中孰非官者？……’”刻本作“人或劝之讼理，曰：‘吾室中孰非官者？……’”

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

吴承恩约三十岁。

王宠卒。

〔按〕据桑维乔撰朱曰藩的《行状》，朱曰藩于嘉靖四年获交王宠，大约吴承恩与王宠相交也在嘉靖四年或稍后。王宠是诗人兼书法家，《存稿》卷一《赠雅宜王丈》诗称颂王宠的书法：“丹绨绣绿字，宛宛龙盘纡。”称其诗：“读之苦茫然，但觉辞旨殊。”王宠，《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文征明传》。

胡琏于本年四月以南京刑部右侍郎致仕（据《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九）。

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

吴承恩约三十一岁，在淮安。

秋，吴承恩到南京应举，不第，归途游镇江金山寺，作有两首《金山寺》七律，并把其中一首书写到扇面上，赠给一位叫沫湖的人。

〔考证〕1978年春，扬州博物馆收集到吴承恩书写的一幅扇面，写有一首吴承恩自作的七律。原扇竖写，诗及题署如下：

十年尘梦绕中泠，今日携壶试一登。

醉把花枝歌水调，戏书蕉叶乞山僧。

青天月落江鼋出，绀殿鸡鸣海日升。

风过下方闻笑语，自惊身在白云层。

甲午秋宿金山寺，射阳承恩为沫湖先生书。（下有“射阳居士”篆书印）

这一首诗不见于《射阳先生存稿》。《射阳先生存稿》另有一首《金山寺》诗，也是七律，诗如下：

几年梦绕金山寺，千里归舟得胜游。

佛界真同江月静，客身暂与水云留。

龙宫夜久双珠见，鳌背秋深片玉浮。

醉倚石栏时极目，霁霞东起海门楼。

从这两首诗的意境和咏述的自然时序（秋和天将破晓时），以及两首诗开头都讲多年想游金山寺今始偿愿等看，当作于同时。

本年是应举之年（午年），吴承恩又是于秋深之际“千里归舟得胜游”，结合他的《祭卮山先生文》里说自己北归后卧病，以及讲什么“我实负公”等感伤的话（见下），可以知道吴承恩此游是从南京应举落第回淮安，途中在镇江金山寺的小留。

〔按〕吴承恩父亲是嘉靖十一年三月去世的，到本年八月已二年多，按封建礼法已完成了守制任务（不必足三年），可以应举。

至于吴承恩为之书扇的沫湖，暂未能考出是何人的字或号。

吴承恩由南京归后病于家。这时葛木由山东按察司副使升任山西布政司右参政，道经扬州，遣使到淮安，对吴承恩“锡以教言”。

〔考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四：“嘉靖十三年六月己亥……升山东按察司副使葛木、陕西按察司副使沈圻，俱为布政司右参政。木，山西；圻，贵州。”《祭卮山先生文》（《存稿》卷三）：“独念去岁之秋，公闻晋阳之擢，解镇南省，旌麾渡淮；未几，复道扬如晋。公之道淮也，仆方滞于外；公之道扬也，仆适病于家。前不得拜公于门，后不得从公于远，过承遣使，锡以教言。”

〔按〕《祭卮山先生文》作于明年，称“去岁之秋”葛木渡淮、道扬、如晋等等，是六月任命为山西布政司右参政，秋始赴任。《祭文》说：“我实负公”，又说：“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饬，以求无忝于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树立，亦卮山公门下士也，持此以报公而已。”可见葛木对吴承恩所锡的“教言”，不外功名进取等类，当亦包括对吴承恩落第的慰勉。

八月，万表正任漕运参将，吴承恩与万表获交当不后于这个时间。

〔考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六：“十三年八月辛丑，漕运参将庶（？）都指挥佥事万表言……”可证万表在这之前就当了漕运参将，而吴承恩可能早已与万表有了交往。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

吴承恩约三十二岁，在淮安。

葛木病，脾脏肿大（“痞”，或即肝癌），卒于山西任所，丧还过淮，停灵月余，吴承恩作《祭卮山先生文》哭奠于葛木灵前。

〔考证〕葛木之死和吴承恩作《祭卮山先生文》是在本年，均由嘉靖十三年下所引《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四和《祭卮山先生文》互证以明。《祭卮山先生文》说：“细问疾状，则云公卒于痞。”又说：“淮方之民，怀公之德，罢市而哭，鬻衣而奠。”关于葛木灵柩停淮期间的情景，刘修业《吴承恩交游考》引《上虞县志·葛木传》说：“木字仁甫，正德丁丑进士，历刑部郎中，寻知淮安府，为书院，进诸生月课之。淮士民戴如慈父。迁山东副使、山西参政，卒于官。丧还过淮，士民奔拥，停留月余，哭奠不辍。”

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

吴承恩约三十三岁。

陈文烛生（据《二酉园文集》卷十三《先君行状》）。

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

吴承恩约三十四岁，在淮安，可能去过南京。

《露筋祠同朱子价赋》（《存稿》卷一）诗约作于本年秋。

〔考证〕《露筋祠同朱子价赋》原诗为：

野庙丹青古，亭亭枕碧湖。

旗幡集风雨，香火菰蒲。

气与山河在，心将水月孤。

门前杨柳树，惟有独栖乌。

朱曰藩（子价）《山带阁集》卷七载《露筋祠》（按：朱集咏露筋祠诗此为仅有）原诗为：

水殿不生尘，荷花作四邻。

乞灵巫媪醉，失岁野甿贫。

行雨岂堪赋，分风又送人。

前林霜月白，千古见清真。

由吴、朱二诗所写到的节序：荷花盛开的时节；天气：风雨；时间：晚间月出，等等都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肯定两首诗为同时所赋。而《山带阁集》所收诗是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的，推知朱诗《露筋祠》作于本年，所以系吴承恩同赋的诗于此。露筋祠在高邮。高邮位于淮安、宝应南运河畔，是往来南京必经之路。由两首诗反映的情况看，似乎是朱曰藩在露筋祠送别吴承恩。

吴承恩表外孙丘度生于本年九月二十日（据清韩梦周《理堂文集》卷九《明亚中大夫光禄寺卿赠户部右侍郎丘公墓表》）。

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

吴承恩约三十五岁，在淮安。

吴承恩为唐龙辞刑部尚书职归家侍母作《寄渔石唐公》诗（《存稿》卷一）。

〔考证〕《明史》卷二百零二《唐龙传》：“考尚书六年满（按：唐龙历为兵部尚书与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以母老乞归侍养。”《明史》卷一百十二《七卿年表二》，载唐龙辞刑部尚书在本年四月，因此，吴承恩为唐龙归养而作的《寄渔石唐公》诗，当在本年四月以后不久。诗云：

彩笔昔曾干幕府，十年淮海忆岩廊。

雄风共仰安边策，文斗遥明执法光。

春草南陔回衮绣，渔竿白石弄沧浪。

青山已信公真隐，肯为乾坤出野堂！

诗第一联是回忆十年前唐龙任漕运总督时，为寿唐龙母八十寿辰作《海鹤蟠桃篇》事；第二联叙唐龙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和转刑部尚书后执法正刘东山罪等事；第三联即咏唐龙归养，《诗·小雅》有《南陔》一篇，有题无诗，所谓“孝子相戒以养也”。末联是希望唐龙重新出仕。后来唐龙又被荐，起为南京刑部尚书。

吴承恩《答西玄公启》（《存稿》卷三）是马汝骥为南祭酒时间内（本年至十九年初）辞马汝骥征聘之作。

〔考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三《南京国子监祭酒表》和黄佐《南雍志》卷五《职官表》，都记载本年马汝骥任南祭酒，十九年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唯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本五）云：“余丁酉（按：十六年）春至南都，见东桥求先公墓文，即往见西玄，此时西玄为南祭酒。”恐何良俊是误记。

吴承恩《答西玄公启》说：“恭惟台下，海岳奇标，烟霞逸韵，羽仪天路，鼓吹儒宗。书传圯上，谷城黄石之精；经授关中，函谷紫云之气。鹏摇凤苑，鹭振鸾坡。玉杯繁露，翻甲观之虫编；天禄虾蟆，剔羽陵之蠹简。”这是对传经授道掌文运人物的颂扬，可知《答西玄公启》是作于马汝骥为南祭酒时间内。观《启》云：“真怀下里之羞，讵意当涂之赏。既逢匠石，宁避瑕疵。”“但念辞出应酬，本无可采，神分习业，未尽其长。”“炙毂之谈，惭登孔席；叩辕之唱，惧入夔门。伎俩屈于多方，侏儒负其一节。但愿舍骊黄而求骏骨，由玄素以得深心，下堂以揖然明，倒屣而迎王粲。”等等，似乎是马汝骥赏识吴承恩的文笔，想请他为自己掌书记（秘书职务），而吴承恩婉言拒绝。

马汝骥，号西玄，绥德人，当过两京国子司业、南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有《西玄诗集》。《明史》卷一百七十九附《舒芬传》。

冯焕中进士（据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

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

吴承恩约三十六岁，在淮安。

春，作《送陈梧冈水部》诗（《存稿》卷一）。

〔考证〕陈尧，字敬甫，号梧冈，南通州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据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陈尧于嘉靖十五年任职清江工部分司，本年离任，接替者郭乾也是本年任，所以吴承恩送别诗作于本年春。陈尧能诗，《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志四》，载《梧冈文集》五卷、《梧冈诗》三卷，所以《送陈梧冈水部》诗说：“古今工部总诗名。”陈尧在清江工部分司任内，深得漕运总督周金的称许，说他“博学”（见康熙《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十四《林汝永传》）。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七十二有《陈司寇传》。

代蔡昂（鹤江）撰《祭章圣皇太后梓宫文》（《存稿》卷三）。

〔考证〕刘谱：“按《明史》卷十八《世宗本纪》：‘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癸卯章圣皇太后崩’，‘十八年七月庚申葬献皇后于显陵。’”

十一月，胡琏又以户部侍郎致仕，因吏科都给事中薛廷宠等论劾不职（《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一）。

吴承恩最有名的诗篇《二郎搜山图歌》应作于四月后的本年中。

〔考证〕本年二月嘉靖皇帝朱厚熜为母章圣皇太后死去而南巡承天（湖北安陆），四月回銮。《二郎搜山图歌》的主要内容就是抨击此次南巡文武百官贪赃枉法的，可以证明诗作于四月后不久。诗的一部分是：

我闻古圣开鸿濛，命官绝地天之通。

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

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

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

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

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

这一节诗是影射有明一代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到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政治情景的。明代，阉宦把持朝政，干预政治的事件层出不穷。只有洪武、嘉靖两代阉宦的势力消煞。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的患害，明令：内官不得干预政事。及永乐皇帝朱棣，由于建文帝的宦者私通于自己而终成靖难之功，所以对于宦官颇为崇信，郑和率领船队通西洋，是崇信宦官的一个高潮。以后正统皇帝朱祁镇、正德皇帝朱厚照时代又有王振、刘瑾专权把持朝政的新高潮。朱厚熜由藩王被推上皇帝宝座是处在正德皇帝惩办刘瑾后不太久，所以“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明史》卷三百零四《宦官传一》）上引诗的前四句是借黄帝、舜、禹等铸镜铸鼎事，说朱元璋时代信任大臣，抑制宦官，因此，“四方民物俱昭融”；“后来群魔”四句说永乐到正德时期宦官又横恣一世，如王振、刘瑾等的情况，官僚和士大夫们痛心疾首，总想从宫闱中把这些人除掉；“民灾翻出”四句则是吴承恩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激烈抨击，是说嘉靖时代患害不在宦侍，乃在奸臣跋扈。君子与小人相对，衣冠人物与阉宦相对，吴承恩说：现在，本应是君子的衣冠士夫，却化成了阉宦式的小人。《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按：今传本《抱朴子》的《释滞》只有类似的几句，与此不同，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十作：“昭王南征，君子化为猿鹤，小人化为沙虫。”朱右曾辑录、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引敦煌唐写本《修文殿御览》残卷作：“穆王南征，君子为鹤，小人为飞鸮。”）吴承恩说：“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正是以周穆王南征喻朱厚熜南巡承天，说随行诸臣一个个都不是君子，而变成了小人。据记载，朱厚熜南巡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是相当大的。《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一载嘉靖十八年二月丁未，即南巡前八天，左都御史王廷相谏疏云：“伏自圣谕下议南巡以来，议止者众矣，然其说不过有三：有谓辇路所经，灾荒特甚，人相啖食，盗贼猬兴，恐有萑苻不逞，犯属车之清尘者；……有谓扈卫军校及内外从官人役，不下数万，粮草车马，供应不赀，而郡县仓库空虚，百姓窜避，有司无所措手者。……”南巡期间整个过程证明王廷相是有预见的，人民以各种方式加以抵制和反抗，《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一、二百二十三记载，朱厚熜南巡没有出发的时节，有军人孙堂撞入皇宫，至奉天门下，登金台坐之，被捕以后说：“闻沿途搭盖席殿，累死军民大半，因此我来拦驾。”朱厚熜启銮到赵州和临洺镇，二地的行宫在驾发后都起了火；到卫辉，夜四更，行宫火，朱厚熜险葬身火海，为陆炳背走，死宫人及侍卫等多人，并烧毁了许多法物及宝器。——所以行宫连续起火，当是一种更积极地拦驾，与随驾官员的为非作歹有直接关系。随驾官员贪污受贿，人人有份，霍韬说：“南巡时，诸文臣多纳贿不法。人传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勋不受馈耳。”（《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二）朱厚熜回銮月余的该年六月，左都御史王廷相给朱厚熜上表章说：“臣观今日士风臣节，而知灾异之所由来矣。大率廉靖之节仅见，贪污之风大行。一得任事之权，即为营私之计。贿路大开，私门货积，但通关节，罔不如意：湿薪可以点火，白昼可以通神。……昔在先朝，盖有贿者矣，然犹百金称多，而今则累千巨万以为常；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胆明目而无忌。士风之坏一至于此，真可痛也。大臣贪浊而日在高位，则小臣仿效，将无不惟利是图矣；京官贪浊而安处无患，则外官鼓动，亦无不惟利是图矣。大小效尤，内外征利，由今之道，无变其俗，将民穷盗起，而邦之厉（原作“属”）阶由此启矣。……今日士风……一登仕宦之途，即存侥幸之念，谄谀贿赂，无所不为，要路权门，终日十至，每遇一官有缺，必有数人竞争，于是京师有‘讲抢攘’之谣，而廉耻扫地矣。夫恬静，君子也；奔竞，小人也。奔竞进则恬静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无君子矣，其为世道不祥莫大焉。……”（《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五）由王廷相的说法，可证朱厚熜南巡时，确实是如同霍韬所说，诸臣无不纳贿不法者，袁宗儒、郭勋也不能除外。据《明史》卷一百九十四《王廷相传》，王廷相实际是“用以刺尚书严嵩、张瓒辈”。朱厚熜南巡中，除上述贪污受贿的一类官员，还有另一类官员，他们以借机弹劾别的官员，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随驾御史胡守中，由于屡劾地方官吏“供张不备”、“供具不办”、“剥民膏脂”等等，罪两名巡抚都御史，一名布政使，以及其他府县官多人。从而使长吏惴恐，争先送贿赂，自己则大发其财，又在一个月内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并且在此后一年半期间内递升为右副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上述公开贪污受贿以发财和弹劾别人以发财又升官的衣冠人物，就是吴承恩说的“不为猿鹤为沙虫”的人士。

“四凶”、“五鬼”是嘉靖时代某些人送给当权人物的“雅号”。“四凶”指张瓒（兵部尚书）、严嵩（嘉靖十八年时的礼部尚书，后为大学士）、郭勋（武定侯）、胡守中（由御史超升兵部侍郎）。《明史》卷二百十《谢瑜传》：“（嘉靖）十九年正月礼部尚书严嵩屡被弹劾求去，帝慰留。瑜言：‘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钳制言官……’居二岁，竟用嵩为相（按：嵩于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为武英殿大学士入阁）。甫逾月，瑜疏言：‘……昔舜诛四凶，万世称圣，今瓒（按：张瓒）与郭勋、严嵩、胡守中，圣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间已诛其二，天下翕然称圣，何不并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谢瑜疏中所说已诛的二凶，指郭勋、胡守中。郭勋、胡守中之被系狱，分别见《明史》卷一百三十《郭英传》附《郭勋传》，《明史》卷二百十《谢瑜传》附《王晔传》，郭勋系狱为嘉靖二十年九月，胡守中系狱为嘉靖二十年十月。至于嘉靖时的“五鬼”，暂未能查明。但是明人作的《鸣凤记》（传为王世贞作）第六出写夏言骂严嵩云：“皇上修真打醮，必自小人导之。你就是个闭门修斋的王钦若了。”第九出周用也说严嵩：“秉正莱公，嫉邪王旦，十年钦若藏深怨。”都是以严嵩比宋代的王钦若。王钦若，宋真宗时为相，真宗好道求长生，王钦若成为宋真宗祷天的有力助手，因而王钦若与丁谓等五人，被时人称为“五鬼”。《宋史》卷二百八十三《王钦若传》：“仁宗尝谓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之好道求长生，不亚于宋真宗，当时大臣如严嵩、顾鼎臣，也包括《鸣凤记》中的正面人物夏言，如同王钦若、丁谓等人，为朱厚熜作青词，代祷祀，不免有奸邪之讥，被人诟骂，如有目之为“五鬼”的，当属必然。因此戏曲家把严嵩比之为王钦若，恐怕是不无来由，当时或许对严嵩式的为朱厚熜搞祷祀的臣僚某五人称为“五鬼”的（万历时另有“四凶”、“五鬼”，见《明纪》卷四十七、卷五十，吴承恩不及见）。——由上可见，《二郎搜山图歌》说：“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是针对嘉靖十八年朱厚熜南巡前后，“四凶”、“五鬼”得势胡为时而发的，“四凶”之二（郭、胡）的被系狱则是嘉靖二十年的事。

根据对前引的《二郎搜山图歌》十二句诗的探索，确证吴承恩这篇重要的诗，应是本年所作，即或可能有出入，也不会晚于嘉靖二十年九月。如果考虑到吴承恩对朱厚熜南巡印象之深且著，那么定为本年作，当更为有力。又，二十一年项下对《西游记》写作时间的考证，可证《二郎搜山图歌》是吴承恩写《西游记》同时的作品。

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

吴承恩约三十七岁，在淮安。

秋八月，蔡昂卒，吴承恩撰《鹤江先生诔》（《存稿》卷三）。

蔡昂，字衡仲，号鹤江，《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四十记蔡昂之卒并介绍他的生平经历说：“十九年八月壬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詹事府府丞蔡昂卒。昂，直隶淮安人，正德甲戌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武庙实录成，升右春坊右赞善；同纂修《大明会典》，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官。寻以失误日讲，降调湖州府通判（按：降调通判为嘉靖十二年七月），逾年召复职，管录累朝及皇考宝训。《实录》成，升翰林院学士，随迁礼部左侍郎兼侍讲学士。会简宫僚，改翰林院学士、詹事府府丞。病卒，赐祭葬如例。”据《鹤江先生诔》称“夙承殊盼”，可知蔡昂对吴承恩颇多关注。

秋十月，撰《张凤原诸母姚挽诗序》（《存稿》卷三）。

〔按〕张侃，字巽卿，号凤原，淮安人，本年举人中式，二十三年中进士，仕至刑科都给事中。二十九年八月因丁汝夔案忤旨，杖五十，斥为民。隆庆元年恤赠太仆少卿。著有《凤原集》。张侃是沈坤的姐夫或妹夫。（以上杂据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射阳先生存稿》卷三《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铭》、《明史》卷二百零四《丁汝夔传》、《明纪》卷三十三）

撰《留思录序》（《存稿》卷三）。

〔考证〕刘谱：“《序》云：‘松山公守淮郡之明年，以事去郡，又明年改牧黎平。’按松山是孙继鲁的号。考《府志·职官表》，继鲁系嘉靖十六年任；明年改牧黎平。他之‘以事去郡’，因为什么事呢？承恩不肯明说；徐栻的《孙清愍公继鲁墓志铭》却说得很明白：‘公守淮，政成化孚。境内亦遘旱，公祷之又辄应。民间每晨焚香尸祝之。士曰我师，民曰我父。有《纪爱录》，载政绩为甚详。无何，中官奉命织造江南，道经淮，大作威福，公抗阻之，于是构疏于朝，械逮京师，赖执政夏公桂洲之力获解。……调知贵州之黎平。’先生作这篇序文，非常感慨；末了他说：‘雅承国士之遇’，又说：‘公既不以恒人遇我’，可见他是很受这位‘郡公’的知遇的。又《存稿》卷三（页四下）有《郡公松山孙公遗爱录画像赞》说：‘士曰我师，民曰我父，清风穆如，尚友千古。’可见徐栻所引用‘士曰我师’云云，便是承恩作的赞语。”

代万表作《谖堂永日图序》，寿宁波知府沈恺母。

〔考证〕《序》云：“谖堂永日图者，为吾郡牧凤峰先生寿母作也。先生之牧于兹也，太恭人余七十矣，实奉以偕，康嘉燕喜，士大夫交遍庆之，于是有《谖堂》之什。鹿园山人闻而乐焉，托之图以昭永也。”“故润泽千里，明人士赖焉，而实太恭人杯圈之余沥；……。”可知《谖堂永日图序》是代万表（鹿园）作，寿宁波知府（宁波在明初称明州府）凤峰之母的，而凤峰牧于宁波不久。按：凤峰是沈恺的号。沈恺，字舜臣，华亭人，进士，是嘉靖十九年即本年任宁波知府（据雍正《宁波府志》卷十六、十八），所以系序文于本年。

本年为淮安府学教授陶师文（未斋）膺奖，作《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

〔考证〕天启《淮安府志》卷五《职官》“府学教授”项载：“陶师文，会稽人。”康熙《绍兴府志》卷三十五《选举志三》“举人”项载：“陶师文，应天中式，终同知。初令宜都、铅山，并祀名宦。”乾隆《铅山县志》卷五《秩官》“县令”项载：“陶师文，会稽人，嘉靖十五年任。”同治《宜都县志》卷三下《政教·职官·治绩》第七载有陶师文的小传云：“陶师文，字纯夫，号未斋，浙江会稽人，举人。嘉靖二十五年任知县。到官搜奸剔蠹，酌定儒学师生廪饩折色，新学宫，广学田至八百余亩，岁租给贫士。县旧无书院……乃核儒学西隙地旧为豪强侵卖者，谕令其子若孙赎之，给半价，其半官给之，命幕僚吴子钥董其事，堂舍门庖蔬圃备具。始丁未冬，成戊申春，额曰清江书院。己酉建西城……社学六……任宜六年，升扬州府同知去，去时栽竹，题云：‘临去还栽竹，凭人笑道憨。清风与高节，留待后来看。’县人为建感德祠。”又，载下一任知县唐朝德小传云：“唐朝德……嘉靖二十九年任。……陶师文去官，民谓后来难乎为继。及得朝德，大喜过望，谓之陶父唐母。”由上知淮安府学教授陶未斋即会稽陶师文。吴承恩序文说：“先生龃龉不逢，信道违时，再为令尹，与世乖忤。”“先生之来兹也，岂格当然耶？心为乎小民，而力抗夫强家，大吏因之请于铨而左授，夫是以以庠易邑尔。”知陶师文是当县令被贬为淮安府学教授的。既然康熙《绍兴府志》说他终同知，又初令宜都、铅山，而同治《宜都县志》说他任宜都知县六年，升扬州府同知去，可以知道陶师文并非由宜都任贬职为淮安府学教授。其嘉靖十五年任铅山知县，下一任铅山知县朱选是嘉靖十八年任，由嘉靖十八年离铅山知县职到嘉靖二十五年任宜都知县，中间七年去向不明。潘埙《熙台先生诗集》卷八的第一首诗题为《送郡博陶未斋赴宜都令》，可证成陶师文离铅山令到任宜都令中间七年，是在淮安府学当教授的。去铅山为嘉靖十八年，吴承恩序文说：“未斋先生来掌吾淮教事，期年而化成，于是抚巡诸使者数腾檄褒焉。”则此膺奖事自应发生在嘉靖十九年，即本年，吴承恩的序文也当然是本年作。吴承恩此时是府学生员，所以称陶未斋为“陶师”。吴承恩还有《柬未斋陶师》（《存稿》卷一）七言绝句，也应是本年或稍后作。

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

吴承恩约三十八岁，在淮安。

吴承恩《赠沈十洲》诗（《存稿》卷一），为沈坤状元及第（据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贡举表》）作。

〔考证〕刘谱说《赠沈十洲》诗当作于本年沈坤状元及第时，根据诗的内容看是对的，诗云：

东风朝马散鸣珂，北极晴光带玉河。

寒食中官传画烛，春衣侍吏捧香罗。

蓬莱雪后烟花满，阊阖天心雨露多。

染翰朝朝供研滴，凤池新绿酌恩波。

何良傅中进士（据前揭何良俊撰《行状》）。

撰《约庵周公升南京刑部尚书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刘谱：“约庵名金，武进人。事迹详唐顺之撰的《周襄敏公全传》（《国朝献征录》卷三十一）。又考天启《淮安府志·职官表》，周金任漕运总督在嘉靖十五年，二十年去任。所以把这篇障词系于这一年。”据《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周金升南京刑部尚书为本年六月壬午。

十一月，冯焕以郭勋案谪广东茂名县丞，吴承恩为作《杂言赠冯南淮比部谪茂名》（《存稿》卷一）。

〔考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三：“二十年九月乙未，翊国公郭勋有罪……法司奏：据勋罪当论死。……上复谕法司曰：‘锦衣卫枷号人犯中，未必无可矜者。朕仰体上天好生之德，偶形梦寐，俱免枷号，即行发遣。郭勋先该言官论列，及经五城御史勘报，罪犯多端，累旨令追门（按：可能是“问”）明白，乃该问刑衙门全不遵奉，以致情词截略，议拟不明。令三法司即同锦衣卫及科道官查照前言官疏，会审明确，奏治。’于是十三道御史周亮等因参镇抚司指挥孙纲，纳贿曲比；刑部尚书吴山，昏耄依违；该司郎中钱德洪，不谙刑名；本部主事冯焕，任意供招，与镇抚司掌印指挥倪旻，扶同推鞫，故将勋结党乱政……等项重情，俱隐饰不究。乞将……吴山等罚治。……得旨，下纲、焕法司逮问。……已，都察院拟德洪罪，上。有旨：‘刑官不习法律，必致狱情冤枉，为害非细。昨法司初拟勋狱，但知置人重典，全不审究狱情，何以厌伏罪人之心？有旨令卫司宽刑散收，如何又敢违旨？即与不领敕者罪同。钱德洪仍执下镇抚司再加拷讯……冯焕降边方杂职。……’”至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八《冯焕传》则说冯焕：“出严嵩门下，授刑部主事。有勋臣某以罪下狱，嵩当国，属勿推，焕执法不挠，忤嵩意，以中旨诏逮赴都堂狱，御史杂治之。”“再越月，无他状，乃得释。谪茂名县丞。”——由前述《明实录·世宗实录》和光绪《淮安府志》的记载知冯焕于本年十一月谪茂名，吴承恩诗应作于十一月或十二月。冯焕居粤三年，升德清知县，又以忤郡守罢职。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

吴承恩约三十九岁，在淮安。

吴承恩本年正在撰写《西游记》，或者已经完成初稿。本年春，吴承恩的好友朱曰藩作《赠吴汝忠》诗（《山带阁集》卷九）给吴承恩，吴承恩作答诗《赠子价》（《存稿》卷一），对《西游记》的写作进行探讨。

〔考证〕关于吴承恩本年正撰写《西游记》，其主要证据是朱曰藩和吴承恩赠答的诗篇，先列朱曰藩《赠吴汝忠》诗：

眼前时态日纷纷，物外心期独有君。

最喜相思无远道，即从欣赏得奇文。

春归学圃经芳草，雪压淮涛滚莫云。

珍重大才行瑞世，少年人谩比终军。

吴承恩《赠子价》诗是：

我爱朱郎龙凤种，即今诗思逼刘曹。

玉鞭紫气瞻风骨，金殿春云照羽毛。

绝世飞扬人未识，致身儒雅道何高。

投君海上三山赋，报我花间五色袍。

对这两首诗所要论证的问题是：第一，朱曰藩诗的写作年代；第二，两首诗是互相赠答之作，即同时所作；第三，互相赠答的内容是关于《西游记》写作的，从而推断《西游记》的写作时间。

（1）朱曰藩《山带阁集》今传本三十三卷，是朱曰藩去世后于万历元年经别人之手编辑刊行的。但是朱曰藩生前曾自编有三十卷本（桑维乔《行状》和罗洪先《墓志铭》云如此），可知今传三十三卷本基本是朱曰藩自己编辑的，而前二十五卷的诗歌部分则是按写作时间顺序的编年诗。由有纪年的诗的排列，可以证明这一点。《赠吴汝忠》诗属第九卷，现在先证成第八卷和第十卷诗的写作年代，以定第九卷诗的年代范围。第八卷共二十五篇诗（同一题目的数首诗算作一篇诗），其第二十二篇题《驾幸承天作》，这当然是嘉靖十八年二月到四月中间作，以后的三篇诗都写夏日景象，当然是十八年夏作。第十卷的开头几篇诗，写到的节候是春天，接着的几篇诗描写夏、秋，而由《秋日卧病水亭有怀》至本卷最末的《有司举饯北上病中书怀》计九篇诗，据卷二十八《宝应朱氏世录序》云：“癸卯冬得病且死……逾年，幸不死，适当北上……”按癸卯为嘉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春朱曰藩北上应举成进士，所以知道上述九篇诗是嘉靖二十二年秋冬作。由此前推，十卷其他诗都是二十二年春夏之作。——根据第八卷、第十卷诗写作时间上下限，可知第九卷诗是嘉靖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等三个年头的作品。第九卷共三十一篇诗。其中十九、二十两篇能考定都是作于嘉靖二十年。第十九篇题《观音阁和王给事韬孟》，王韬孟即王晔，《明史》卷二百十说王晔于“（嘉靖）二十年九月偕同官上言：‘外寇陆梁，本兵张瓒及总督尚书樊继祖、新迁侍郎费宷，不堪重寄。’帝下其章于所司。居两月，复劾瓒，因及礼部尚书严嵩、总督侍郎胡守中与巨奸郭勋相结纳。”王晔上书时正为南京吏科给事中。《观音阁和王给事韬孟》有句：“白下池台厌钟鼓，青春章奏入烟花。隐忧独抱筹边策，长啸唯看泛海槎。”所谓“青春章奏”、“抱筹边策”等，就是指九月顷偕同官上言参劾张瓒等人事，所以推知这首诗是二十年九月左右作。其第二十篇题《蔡子木改南曹遇赠》。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七蔡传，蔡汝楠（子木）徙南京刑部员外郎时，“尚书顾璘引为忘年友”。顾璘之任南刑部尚书，据《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九为本年三月丙申。被罢归，卒于嘉靖二十四年。因此蔡汝楠改南曹遇朱曰藩而有赠诗，当也是本年无疑。第九卷的三十一篇诗，十九、二十两篇大体是中间的，以此两首为依据，那么本卷第一首《西归内人曲》写春，依次的八首写春、夏、秋，至第十篇《至北舍作》写秋末冬初，由上知这十篇诗都是同一年即嘉靖十九年作。由第十一首《兰泉》写春天开始，至第二十三篇《舟次诸友携酒来看》之写秋，其间包括《观音阁和王给事韬孟》、《蔡子木改南曹遇赠》在内的十一篇诗则有春、夏、秋节候的描叙，前已证明，这十三篇诗当是嘉靖二十年的作品。第二十四篇即《赠吴汝忠》，由“春归学圃经芳草，雪压淮涛滚莫云”句，知是对春的描写，其后的诗篇多写有春，最后一篇则是秋天作的，因此，由《赠吴汝忠》开始的第九卷的最后八首诗当是嘉靖二十一年即本年所作。最后八首诗中的《赠殷时训》尚可由旁证证明是二十一年的作品。殷时训，即殷迈。李贽《续藏书》卷二十二《殷迈传》说：“辛丑（按：嘉靖二十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乞南，改验封。”诗云：“送君重入承明庐，计君休沐忽年余。”显然，殷迈昨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不肯到任，请了个长假一年多，然后根据自己请求，今年改派为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道过宝应，“十日淹留慰索居”，朱曰藩赠以诗。诗说“送君重入承明庐”者，是因为吏部验封司掌封爵袭荫裒赠吏算等职，有如侍臣之居承明庐，“重入”云者就是指殷迈不肯就户部主事职，而今肯于就验封职。——由上证明朱曰藩《赠吴汝忠》诗作于本年春。

（2）二诗乃互相赠答即同时所作的第一个证据是：这两首诗的语气和所涉及的问题都是针锋相对的。朱曰藩于吴承恩处“即从欣赏得奇文”，但是对此奇文不满意，却希望吴承恩“珍重大才行瑞世”，不要学“少年人谩比终军”。吴承恩则以为“投君海上三山赋”这样的奇文，从对方不应获回“报我花间五色袍”，对朱曰藩的态度不满意。不为朱曰藩激赏的“奇文”，既然和“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的终军联系起来，那么这“奇文”必定有殊方异域的风味，而也就是吴承恩自称的“三山赋”了。所谓“五色袍”的“五色”，吴承恩在自己的诗文中屡次提到。《赠裴鹤洲晋列卿兼逢初度歌》云“五色华虫我亲补”；《杂言赠冯南淮比部谪茂名》云“应见一封裁五色”；《封通议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双松丁公墓志铭》云：“子裁子制，五色天衣；曰经曰纬，出父杼机。”花间五色的袍子是官服，朱曰藩希望吴承恩“珍重大才”在圣明的瑞世去当官，吴承恩则持不同的观点，说我投献给你的是“三山赋”，而你回报我的却是“五色袍”，我要你看的东西和得到你的评语，何其背谬！朱曰藩诗的末联与吴承恩诗的末联是针锋相对的。第二个证据是吴承恩诗说朱曰藩“绝世飞扬人未识，致身儒雅道何高”，证明吴承恩赠诗时，朱曰藩尚是“人未识”，未成进士的时期。民国重印《宝应县志》卷十一《朱曰藩传》：“曰藩尝究心内典，注《楞严》、《法华》诸经。及年四十，大悟前非，与罗文恭洪先讲修身立命之学，六经之书，重经手录，各为纂注，惜不传。”朱曰藩四十岁时是嘉靖十九年，而他是嘉靖二十三年成进士。因此，吴承恩的诗一定是作于前此的二三年内，那么两首诗既有了是互相赠答的证明，此第二证便可成为第一证的补充佐证。

（3）朱曰藩、吴承恩的诗既然是互相赠答的同时之作，则进而探索所谓“奇文”、“三山赋”是何等样的作品，是否就是《西游记》？按：“欣赏奇文”一语出陶渊明诗《移居》：“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与邻曲共同欣赏的奇文是前代的作品，有许多疑义要互相探索、分析。这“奇文”是什么呢？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的第一首序诗说：“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陶渊明对“周王传”和“山海图”的泛览与流观是与故人共之的，所以《读山海经》的其他十二首诗，言西王母、夸父、精卫，言玄圃、丹木、三青鸟等等，正是从《山海经》、《穆天子传》中所得，而可以“疑义相与析”的。关于这一点，苏东坡也是如是理解的，苏东坡《和陶诗》中的《和〈读山海经〉十三首》的序言说：“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七皆仙语。余读《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韵赋之。”苏诗的第一首也是序诗，有句云：“开心无良友，寓眼得奇书。”以“奇书”称《抱朴子》，大约就是体会陶渊明以“奇文”称《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讲神仙殊谈的书就是奇书或奇文。苏诗第三首有句：“奇文出纩息，岂复生死流。”第十一首有句：“奇文二百篇，了未出生死。”第六首则更提出“三山”字样，说：“三山在咫尺，灵药非草木。”苏东坡把“奇书”、“奇文”与“三山”联到一起，正可作为吴承恩、朱曰藩两首诗相呼应的旁证。那么“奇文”和“三山赋”既然是《山海经》、《穆天子传》、《抱朴子》一类的作品，吴承恩与朱曰藩所互相探讨的“奇文”、“三山赋”不是《西游记》又是什么呢？作品是属于吴承恩的，朱曰藩则是评价者。然而，安知此奇文不是吴承恩的志怪传奇《禹鼎志》？回答是：不能。《禹鼎志》序文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倘悚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像《禹鼎志》一类寓有鉴戒的志怪作品，朱曰藩并不鄙薄。朱曰藩代别人作《七修类稿后序》（《山带阁集》卷二十八，今传本《七修类稿》不载）说：“虞初九百，惠施五车，岂直为稗官小说哉！”意见与吴承恩前述见解相同。故此，朱曰藩如果欣赏的奇文是《禹鼎志》，不会说：“这是浪费大才，浪费青春！”并且，谈三山或南越之类遐方殊域的书，《禹鼎志》不足以当之，只能是《西游记》。由此可以肯定在本年春（二十一年春）吴承恩正写《西游记》或已写成初稿。说《西游记》在本年已写成初稿或至少正在写作还有旁证。在此，先列叙前人对《西游记》写作时间的推测。前人基本有二说：一云年轻时作。清阮葵生《茶余客话》说：“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狯，游戏三昧，亦未可知。”（转引自《中国小说史料》，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七十一页）日本学术界或者就是根据此说，推断《西游记》作于嘉靖九年（1530）左右。今见载此说的是昭和三十年（1955）东京小山书店出版《小山人文科学史年表》由小野泽精一执笔的中国文学部分（该年表对吴承恩的生卒年同于中国通说，即生于弘治十三年，卒于万历十年）。另一种说法是：吴承恩晚年家居时作，乃国内近今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文学史及论著凡涉及《西游记》写作年代都如是说。——前述二说，后者几成定论，所以申述旁证的时节有时便以之为对立面以驳辩是非。旁证约有三个方面：第一：由作品表露的思想与作者思想的发展变化来看，《西游记》不能是吴承恩老年即七十岁以后的作品。作品的主题思想与主要人物（孙悟空）的性行，都是吴承恩中壮年时期思想的反映。据吴承恩现有诗文，则中壮年时期思想具有激烈的反抗精神，不平不满气氛浓重，如《二郎搜山图歌》、《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赠子价》等诗，《禹鼎志序》、《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秦玺》、《申鉴序》等文；而老年趋于衰飒，如《瑞龙歌》、《邵郡公邀同郭山人饮招隐庵》等诗以及一些谀寿障词。以丞长兴为分界线，吴承恩的思想感情变化是很明显的。又，大凡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正面人物多数是作者本人思想面貌的写照，《儒林外史》的杜少卿，《红楼梦》的贾宝玉莫不如此。按之“善谐剧”的吴承恩，在孙悟空身上不是有充分地反映吗？而创造孙悟空的吴承恩，不可能是老年人。——根据上述，说《西游记》是本年左右的作品，合理合情。第二，由《西游记》写到世俗生活的一个侧面，也可以证明《西游记》是吴承恩中壮年时期所作。《西游记》五次写到或提及年景荒旱，第三十七回乌鸡国王说乌鸡国五年前荒旱；第四十四回车迟国道士说车迟国二十年前民遭亢旱，第四十五回因一春无雨而有孙悟空与虎力大仙斗法祈雨事；第五十九回至第六十一回火焰山实际是天气干旱的曲折描写；第八十七回凤仙郡三年不雨；第九十一回金平府慈云寺和尚告唐僧四众：“（灯油）若有一年不干，却就年成荒旱，风雨不调。”如此等等。相反，全书没有一处写或提及水灾事。据此，有充分理由认为吴承恩写《西游记》时对旱灾有深刻感受，而对水灾则相反。吴承恩长期生活的家乡淮安，就以水旱频仍著称。历史资料表明，淮安水旱灾有相对的周期性，即某段时期主要是旱灾，某段时期主要是水灾。据《明史》的《武宗纪》、《世宗纪》、《穆宗纪》、《神宗纪》、《五行志》、《河渠志》以及光绪《淮安府志》、《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明实录》等一些记载的不完全统计资料（见附录四：“正德元年至万历十年淮安水旱表”），知淮安地方于吴承恩少年到中壮年时期多旱灾（水灾特少），老年时则多水灾。关于上述情况，吴承恩的好友沈坤和同乡胡效谟（胡琏子，也与吴承恩相友善）曾各有文涉及淮安的水旱灾灾情，而与前述统计资料相吻合。沈坤《漕抚王公遗爱碑》（见光绪《淮安艺文志》卷三）说：“嘉靖壬寅（按即本年）句曲克斋王公，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命总督漕运，兼巡抚江西四郡三州之地，即淮开督府。淮当畿辅襟咽，名水陆冲要，而国家兵食所需在转漕为大计。……公扬历中外，多显声……属频岁赤旱，心切然以为深忧，奔走群望祷焉。祷辄雨，仍遍檄郡邑，令无重民灾。……故虽亢阳流虐，而年亦不至大祲。……今年丙午（按：二十五年），皇帝嘉公之绩，征入为户部尚书。……”由此证明嘉靖中叶（二十几年）淮安是频年亢旱的（按：沈坤碑文说王由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任漕运总督，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四则说王任漕运总督始于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连同前述统计资料，似吴承恩三四十岁的嘉靖十几年至二十几年间，为十一年的周期性旱灾年代（今天科学家已经证明灾祲有此周期性）。胡效谟《淮安大水纪》（见光绪《淮安府志》卷四十）则云：“淮安自嘉靖庚戌（按：二十九年）以来，比年大水，至隆庆己巳（按：三年）岁为最大。……明年庚午五月，河淮水又大发……”连同前述统计资料，可知吴承恩生活的最后二三十年，淮安连年有水灾，而晚年尤重。至于吴承恩本人文章所透露的情况，当然也与前述一切资料记载相吻合。嘉靖二十三年作《大中丞白溪张公归田障词》（见二十三年项下）说：“楚玉流光，自息氛祲之气。”所谓“氛祲之气”即指沈坤碑文的“频岁赤旱”。嘉靖四十年作《赠郡伯养吾范公如京改秩障词》说：“哀轸水潦之余，解息兵戎之后。”万历元年作《贺邑侯念吾高公擢南曹障词》说：“惠兹敝邑，幸我疲民，属六年五潦之余，正十室九空之际。”万历五年作《赠郡伯古愚邵公报政序》说：“淮之患莫甚于水。”万历七年作《瑞龙歌》说：“忆昨淮扬水为厉，冒郭襄陵汹无际。”——由前述说明吴承恩作《西游记》时对旱灾有切肤感，而对水灾则否，因此说是中壮年时作，把年青时记忆加上现实的感受，于是写旱灾多次，合情合理。第三，由李春芳（华阳洞天主人）与吴承恩合作校《西游记》来看，又可证明《西游记》为本年前后写成。先证成《西游记》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好友、有明一代宰辅李春芳。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傅惜华《内阁文库访书记》载，凡明代版本《西游记》大都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各种版本又都不标作者名号）。这个华阳洞天主人是谁？过去郑振铎先生编辑的《文艺复兴》杂志“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下），载有汪浚《吴承恩与〈西游记〉》一文，该文已提出华阳洞天主人疑即李春芳。现在综合汪浚意见并且加上自己的看法论证如下：吴承恩于嘉靖四十一年为李春芳父亲七十寿辰作《元寿颂》说：“建业龙盘，坤灵会萃，句曲神皋，良常地肺。”按：“地肺”即指句曲神皋华阳洞天。于隆庆六年作《德寿齐荣颂》云：“帝奠山川，龙虎踞蟠，建业神皋，华阳洞天。”按：李春芳五世祖由句容徙家兴化（见前引申时行《神道碑铭》），吴承恩在颂文里两次都把李家祖籍与神仙有渊源关系的华阳洞天，和李春芳父亲联结在一起。假如说这是寿词的常套，然而李春芳状元及第，吴承恩赠以诗，何以要说“移家旧记华阳洞”呢？可见“华阳洞”不仅是李春芳祖籍名迹，而且是李春芳移家后旧日记忆犹新的东西，因此吴承恩赠诗的第二句就说他“开馆新翻太乙编”。这可以证明李春芳在嘉靖二十六年状元及第之前就有“华阳洞主人”这个称号了。李春芳与吴承恩相知约在明年（嘉靖二十二年）。李春芳于“嘉靖辛卯（十年）以诗举于乡，偕计罢，从南雍受业增城湛公，吉水欧阳公。家故贫，归而教授江淮间以自给”（许国《李公墓志铭》）。教授江淮时与吴承恩相知，且是教授生徒时的有闲之际，不正是与吴承恩合作搞《西游记》的良时，哪里要到当完宰相致仕家居之时？吴承恩《元寿颂》说在明年前后蒙受李春芳的“殊遇”，无疑问就是指校《西游记》这件事，否则，李春芳以举人身份能对吴承恩有什么“殊遇”？

以吴承恩与朱曰藩互相赠诗为主要根据，旁及三证，可以确定吴承恩是在本年左右正在撰写《西游记》或已完成初稿。另外，由李开先的一段话也似乎可以证明《西游记》不是写在吴承恩的晚年。李开先《词谑·词套》一：“小山清劲，瘦至骨立，而血肉销化俱尽，乃孙悟空炼成万转金铁躯矣。”孙悟空作为习称的名号，盖始于吴承恩《西游记》。宋人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名为“猴行者”，明初杨景言杂剧《西游记》和明无名氏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都只有孙行者、齐天大圣的名号。元人话本《西游记平话》虽然说到玄奘收行者后“赐法名吾空，改号为孙行者”（《朴通事谚解》）。但，一则法名是“吾空”而非“悟空”，二则《平话》中习惯称谓仍然是孙行者，而不是“孙吾空”，可见孙悟空名字是吴承恩《西游记》盛行以后习惯的称谓。由此证明李开先讲此话是在吴承恩《西游记》盛行之后。至于孙悟空炼成万转金铁躯一说也不见于吴书以前的平话或杂剧（如前所引者），只有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回太上老君说因为孙悟空吃了他炼的“九转金丹”，“所以浑做金钢之躯”。——李开先的《词谑》是嘉靖末年作（李开先卒于隆庆二年），并在嘉靖末即有刻本，他能运用吴承恩《西游记》中关于孙悟空的描述来评价元人张小山曲子的风格，足证《西游记》不仅不是作于吴承恩晚年，并且非在嘉靖末就广泛流布于世不可。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

吴承恩约四十岁，在淮安。

吴承恩与李春芳相知约在本年。

〔考证〕《存稿》卷一《元寿颂》：“承恩蒙公（按：指李春芳）殊遇垂二十年。”《元寿颂》作于嘉靖四十一年，于四十一年将及二十年，则是本年，或至晚不超过明年。

本年五月，吴承恩曾从之受业的胡琏卒。

〔按〕《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四：“二十二年五月癸亥，户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琏卒，赐祭葬如例。”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九《流寓传》说胡琏“深于经术，里居教授门徒甚盛，如邹守益、程文德皆受业弟子”。（罗洪先《程君文德墓志铭》：“君幼聪敏，尝师山阳胡司寇琏。”）吴承恩为文屡称胡琏为“我师”，是曾从胡琏受过业的门弟子之一。但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三《胡琏传》说邹守益、程文德都是“以童子传业成儒宗”。而邹守益、程文德则各于正德六年、嘉靖八年成进士，所以吴承恩受业于胡琏，不能是与邹、程同时在胡琏早期里居时节，当是嘉靖十二年四月以南京刑部右侍郎致仕至十六年四月起为户部右侍郎止，计四个整年家居淮安时。据《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诗，吴承恩于葛木、王凤灵任淮安知府时所创龙溪书院就读，王凤灵在十三年七月离淮安知府任，升陕西按察司副使（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五），如果就在此期间胡琏在龙溪书院讲学，那么吴承恩师胡琏则是在十二年四月至十三年七月间。

胡琏，字器重（一作重器），号南津，沭阳人。沭阳，明时属淮安府。胡琏的儿子胡效谟，字汝顺（一说字帝猷），号警亭（此据《江苏艺文志·盐城卷·淮阴卷》，嘉靖间曾任云南澄江知府，有《西斋集》、《池亭集》、《射阳会编》等。胡效谟与吴承恩相友好，其《射阳会编》有《柬吴汝忠寓康氏山阁与予池亭相邻》诗，诗云：“君阁夏开敞且幽，我亭春构在安流。同怜好月晴窗夜，共爱青山枫树头。每有诗篇劳唱和，独看花鸟乐沉浮。更言一事君犹羡（《山阳志遗》卷四引作“君须羡”），白藕花中坐到秋。”（《山阳诗征正编》卷五。关于胡效谟事迹杂见《山阳志遗》卷四、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百二十四、《二酉园续集》卷四）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

吴承恩约四十一岁，在淮安。

撰《寿魏国徐公子六十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据嘉靖甲寅（1554）作《广寿》，寿徐公子七十，知障词作于本年五月。据“淮海南飞，锦字相将，向楚云遥祝”句，又知吴承恩此时并不在南京，障词是在淮安所作。关于魏国徐公子事迹等，见嘉靖三十三年下。

又撰《大中丞白溪张公归田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刘谱：“按嘉隆万三朝任淮安总督漕运的，有张景华、张瀚、张翀三人。瀚与翀去职后都升了官，惟景华归田，所以白溪应是景华了。我虽没考出景华号白溪，但相信这是不会错的。过庭训《分省人物考》卷九十五有《张景华小传》，说他总督漕运的时候‘严氏柄国，荐绅贿赂辐辏其门，景华一无所馈，严以双缣遗之，报如其物，严氏大恨’。所以只好归田了。”

〔按〕万表《玩鹿亭稿》卷二《与白溪张公》书启云：“某昔叨侍教，未久即违。……顷复被命承乏于淮，怀仰遗风，益兴山斗之望。淮人之思公，如凤鸟一鸣，为希世之瑞耳。……兹北上道过钟吾，咫尺不能趋侍教言，停舟耿耿，仅此专人奉候。……”万表的信写于嘉靖二十五年。他因北上护漕，道过钟吾（今江苏宿迁县北），距张景华老家的山东郯城不远，所以专人持信启候问。刘修业说白溪就是张景华，此为确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八十五，张景华被诏冠带闲住，在本年四月。被褫职的表面理由是说他对当时漕运总兵顾寰的不法监督不严，刑科给事中王交、吏科给事中何云雁劾之，所以被诏免职不免官，冠带闲住，障词说“衮衣故里”，即指此。障词是代郡学师儒等作。

祝沈坤母受封诰并诞辰的《介祉颂》（《存稿》卷一）盖作于本年。

〔考证〕《存稿》卷三的《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铭》说：“甲辰秋，状元公修撰翰林书，三岁考，得赠父如己官，封母得如今号（按：封太安人）。”现在根据《介祉颂》“皇帝推汪之恩，锡命自天，适会初度”句，综合“授以采毫，置于金马，用其柯干，寻彼本根，燕喜于堂，承此渥恩”，“凤轴鸾函，实为天宝，宁假云签，始占寿考”等句考察，可以证明吴承恩献《介祉颂》应该就是“甲辰秋”。因为一则皇帝对人臣父母封赠，除著殊功者，通常都是任官后第三年，经考绩，无大错，则例行封赠；二则由“授以采毫”两句，知沈坤此时正在翰林院任职，是“修撰翰林书”时，而“凤轴鸾函”的正式锡命，也只有封太安人时的第一次封典才能有。沈母诞辰为十一月十五日（见《合葬墓志铭》），即《介祉颂》说到的冬仲。盖秋考，冬仲始颁封赠令。

由此颂知吴承恩的儿子凤毛已经与沈坤女儿订婚。凤毛此时不超过十二三岁，因为嘉靖十一年冬吴承恩作《先府宾墓志铭》时凤毛尚未出世（按墓志铭例，如有孙某，应该写列）。

朱曰藩、张侃皆于本年成进士（据前揭朱曰藩的《行状》、《墓志铭》和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

〔按〕李调元撰《制义科琐记》卷二“考官作弊”条：“嘉靖甲辰榜发，礼部员外郎钱萱、礼科给事中汪蛟言：会试主考官江汝璧朋私通贿，大坏制科。……沈坤取陆炜，高节取彭谦、汪一中，皆通贿。疏入……沈坤、汪一中、陆炜，免议。”沈坤被劾受贿取中的陆炜是陆炳的弟弟，不知所谓受贿云者是否是事实，但张侃却是沈坤的姐夫或妹夫。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

吴承恩约四十三岁，在淮安。

撰《石鼎联句图题词》（《存稿》卷三）。

万表任漕运总兵，吴承恩《赠鹿园万总戎》诗（八首七言绝句）盖作于此时。

〔考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收载《赠鹿园万总戎》七言绝句四首，刘修业从明刻原本万表《玩鹿亭稿》辑出另外四首及诗前小序（见《吴承恩诗文集》的“补遗”）。按：《玩鹿亭稿》的附录都是万表的友好给他的书信和诗篇。吴承恩诗前的小序是八首诗的序，八首诗的排列顺序为：“牙门百尺”、“蕙袍萝带”、“储胥万舸”、“春茶夏笋”、“到处山僧”、“四海太平”、“风炉茗碗”、“交游海内”。由上可见原载于《射阳先生存稿》的四首诗是穿插在另四首中间的。万表《玩鹿亭稿》卷二《赠别大司徒克斋王公序》、卷六《患病乞代疏》都谈到本年养病中由皇帝敕命任漕运总兵事。吴承恩《赠鹿园万总戎》诗小序称：“鹿园公藏真有融，应果无迹。再秉旄钺，功流我邦。贱子叨承下风，已是十年之旧，穆如愿献，寄在小篇。”又诗句有云“重为天恩出道场”等等。万表于嘉靖十三年已任漕运参将，到本年十多年，正是小序所说“十年之旧”的注脚，可以证明诗作于本年万表任漕运总兵时。

唐龙卒。

〔考证〕刘谱：“按徐阶撰的《唐公龙墓志铭》（《国朝献征录》卷二十五）说他卒在是年七月十九日。”

唐龙，号渔石，当过漕运总督和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高级职位。《明史》二百零二有传。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

吴承恩约四十四岁，在淮安。

吴承恩作《赠李石麓太史》诗，贺李春芳状元及第。

〔考证〕刘谱：“是年春李春芳举进士第一。《存稿》卷一有《赠李石麓太史》：

瀛洲高步总神仙，道得由来况有传。

甲榜题金龙作首，春堂世彩凤相连。

移家旧记华阳洞，开馆新翻太乙编。

共许皇猷须黼黻，彩毫光丽玉京烟。

按石麓是李春芳的号，许国撰的《墓志》和王家屏撰的《行状》，都作石鹿。《明史》卷一百九十三本传说：‘嘉靖二十六年举进士第一，除修撰，（简）入西苑，撰青词，大被帝眷。与侍读严讷超擢翰林学士。’所以我猜想这首诗应该是这年作的，也许在次年。”

二月，撰《送林户部还朝序》（《存稿》卷二）。

〔考证〕林户部，即林洙（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作林株，误）。林洙，山东文登人，光绪《文登县志》卷八下引天启志：“林洙，字孔源，嘉靖甲辰进士。天资隽颖，笃于学，夜尝燎薪以读。任户部主事，饷边羡金，秋毫不染。督清江浦运粮，却常例，淮人佩德。升本部员外，委收十库料物，中贵讽以多入，洙正色拒之。转正郎，仅一月，卒。榇回，一无所有，清白之名，乡闾叹服。”据序文，林四冈在“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以户曹监庾于淮，即清江分务”，正是他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中进士，以户部主事管边饷之后，督清江浦运粮的。序文又称：“今四冈之居于兹，其心则曰：民，郡民也，郡治之役于我者，隶也；士，郡士也，郡肄之交于我者，际也。故一毫不扰乎民，而一毫不敢慢乎其士。”又正是“秋毫不染”、“却常例”的另一种说法。由上述可见林四冈即林洙无疑。

序文：“凡户曹之莅于兹也，率以期而代。今年春仲，代者至，先生将复于朝。”因知序文乃作于本年二月。

秋，撰《寿叶太老夫人八十颂》（《存稿》卷一）。

〔按〕叶太老夫人系叶淇夫人孔氏，吴承恩曾岳母辈。嘉靖三十三年下将引刘谱的详细考证。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

吴承恩约四十五岁，在淮安。

本年末万表离淮安总兵任。

〔按〕《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三：“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命漕运总兵兼镇淮安署都督佥事万表佥书南京中军都督府事。”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

吴承恩约四十六岁，在淮安。

冬十一月，撰《赠卫侯章君履任序》（《存稿》卷二）。

〔按〕章汝隆于本年十一月任淮安卫中右所千户，吴承恩系章父淮洲好友，所以作这篇序规其初仕。章淮洲名黼，嘉靖十四年武进士第一，曾任福建行都司（见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序文说“（淮洲）遂感激而席戎阶，卒之以才艺魁天下。仗钺八闽之间……”即指此。据序，本年淮洲已下世。

本年曾任山阳县学教谕的裴方盛（裴永斋）成岁贡。裴方盛教谕山阳时，吴承恩尝为其膺奖作《贺裴永斋掌教膺奖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天启《淮安府志》卷五《职官》载山阳县学教谕有“裴方盛，南雄人”。南雄在粤北浈水北岸，唐置浈昌县。吴承恩《贺裴永斋掌教膺奖障词》说裴永斋“风高南国”，“浈昌巨姓”，“独高百粤之英”，都可证明吴承恩为之作障词的裴永斋即南雄人裴方盛，并且由障词的“有缘江左，载陟山阳”的话也可证明裴永斋是山阳县学的掌教，与天启《淮安府志》所载裴方盛是山阳县学教谕正合。道光《直隶南雄州志》卷七《诸贡》项载嘉靖二十八年有岁贡“裴方盛，府学，庐州学正，升沅陵教授”。不记裴方盛曾为山阳教谕，只记其州学正和府学教授，可以推想裴方盛出贡后即任山阳教谕，以后逐步升学正和教授，没有入国子监读书。若是，裴方盛任山阳教谕亦应在本年或稍后，吴承恩为之作障词当也在此后一两年内。吴承恩于明年即出贡，而他原是府学生员，因此就障词“诸生某等，喜集瑞于儒宫，遂征言于艺苑”等句看，自是代作。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

吴承恩约四十七岁，由淮安去北京，又返淮安。

春，在淮安，代耕叟作《赠学博郑东窗先生东归序》（《存稿》卷二）。

〔考证〕郑东窗名道夫，字立之，福建莆田人，嘉靖七年戊子举人，为淮安府学教授（康熙《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十三《选举志》）。序文说：“嘉靖庚戌春，东窗郑先生解淮南之组，而戒闽中之楫。”“自先生之学于其家，举于乡。”“东窗行矣，三槐可植矣，夹漈之泽，吾知其未渠央也。”郑东窗是福建人，且是举人，而夹漈山在莆田县西北，因此知郑东窗即郑道夫。序文又说：“其为郡博也，膺文聘者二，动台褒者七，鉴明化显，有遐声焉。”由此更知郑东窗即《存稿》卷四《永遇乐·郑掌教膺奖》词所咏的郑掌教，掌教即府学教授。《永遇乐》词应作于此前不久。

耕叟疑是潘埙的别署。《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公神道碑》说潘埙“既退处，乃买田平河桥，以农自业，别号平田野老”。平田野老即耕叟。

夏，以岁贡入都，停留约两个月回南方。在北京作有《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

〔考证〕今见的几种“淮安志”和“山阳志”都说吴承恩是嘉靖时期的岁贡，具体年份失载。按李春芳《贻安堂集》卷十《忍庵丁翁传》云：“予叨第官词林，射阳吴子贡入都。”是吴承恩之贡入都在李春芳成状元后官翰林院时（李春芳于举进士第一后即任翰林院修撰），这既不能在嘉靖二十六年前，又不能在李春芳官翰林院后太久（否则李春芳就不能说“叨第官词林”，“叨第”与“官词林”相连，正说明这个问题）。明代的岁贡少数可以立即选官（教职等），多数或绝大多数要入太学（北方诸省的岁贡入北监，南方诸省岁贡入南监）肄业。今知嘉靖三十三年吴承恩已在南监读书（光绪《淮安艺文志》卷三载潘埙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作《淮郡文献志序》，称吴承恩为“太学吴子汝忠”，是吴承恩至少在三十三年已是太学生）。而《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则正足证明吴承恩是此时贡入都。诗云：

世味由来已备尝，鸥心宁复到鹓行。

纵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象子长。

六月车尘惊客鬓，连宵乡梦绕山堂。

明珠有赠惭无报，系在罗襦未敢忘。

所谓“鸥心宁复到鹓行”者，是说他此次入京有入“鹓行”的机会，吴承恩既然不是进士、举人，那么入京而能有机会被排入“鹓行”之列，非贡入都是绝不可能的。——据上述，可以肯定吴承恩之成岁贡在本年。由诗的五、六两句，知吴承恩归心已定，结合后来的行踪，他是在作此诗不久便回南方了。很可能是被立即编入南监学籍。

《存稿》卷一有《忆冯雪原时役于京》诗，当即本年滞京时作。诗云：

弹铗归来梦采芝，灯前忆尔醉狂时。

风尘到处经双眼，丘壑何年借一枝。

宝带镫毬燕市酒，锦囊驴背灞桥诗。

还家好买西湖曲，万朵芙蓉映钓丝。

冯雪原身世未详，此时并不在京。诗中所谓“弹铗”、“双眼”等，正是《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中的“世味”“备尝”、“明珠有赠”，而“还家”的归志也相同。

吴承恩以岁贡入太学，非所愿，潘埙为之作《慰吴射阳》诗（七律）。

〔考证〕潘埙《熙台先生诗集》卷八《慰吴射阳》诗：

万丈燕尘不染衣，飘飘征旆过南畿。

风云担上诗囊重，星斗光中萤火微。

莫把文章争造化，好凭祸福验天机。

孔颜亦自钟情甚，智者何云子夏非。

诗的第一句就点出所慰的是从北京回来的人，正应吴承恩之贡入都，紧接着回南入南监。而《熙台先生诗集》是按写作年代顺序编的诗集（分古体诗、七律、五律等），这首《慰吴射阳》诗是卷八的第八十二首诗，其第七十八首《清口郊行》的诗后跋语明标是为本年（庚戌）天时不正而作；其第八十四首诗《辛亥元旦》，当然是明年元日作，因此可以肯定潘埙诗是慰的吴承恩贡入都后回南入南监心情不快之作。

《熙台先生诗集》卷八在《慰吴射阳》之前还有两首给吴承恩或涉及吴承恩的诗，其第二十三首题为《答吴汝忠书采儿便面拟赠之作》，原诗为：

浮海焉能逃盛世，移山元自笑愚公。

尊前白发江湖兴，门外红尘花柳风。

三赋未能惊海内，四休早已卧淮东。

曾于造化知何补，拟待枚皋笔奏功。

紧接的第二十四首题为《九日登紫霄宫同南津及汝臣文运汝忠三君子》，上二诗写作具体年代不能定，总是在胡琏逝世的嘉靖二十二年前。其《答吴汝忠》较重要。

徐中行本年举进士（据王世贞《徐公墓碑》）。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

吴承恩约五十岁，在淮安。

撰《赠宗万湖令江山》诗（《存稿》卷一）。

〔考证〕刘谱：“按《江山县志》卷六《职官表》：‘宗杰，清河人，举人，三十二年任。’则他所作赠诗应在这一年。”由诗云：“经由驻乡井，云物丽秋昊。”“过从乐朋旧，燕语喜父老”等句，知宗杰选江山县令赴任途中回家乡，在淮安吴承恩给予赠诗。

冬十月，为丁双桥（双桥主人）六十寿辰作《述寿赋》（《存稿》卷一）。

〔考证〕《述寿赋》中的双桥主人姓丁，由“丁由邈绵”及“开汉室之勋阀”以下四句诗可知。该人系“五湖名杰”的商人。赋云双桥主人拜手正襟而言曰：“吾幸履后皇之熙运，际仁寿之康时，览前哲之明范，借先人之余资。……吾方……奉公之义不敢后，周穷之惠不敢辞……则夫忍之一字，乃吾传世之宝，延年之药，而治心之师也。”可知丁双桥盖即丁忍庵之子丁可山（丁可山事见三十三年项下）。由“览岁名之始浃”句，知本年是丁可山的六十寿辰。关于《述寿赋》乃作于本年十月，是由赋中“时建丑标年，极阳纪月”推知的。吴承恩生活年代里，只有本年（癸丑）之“丑”年十月是极阳的癸亥月。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

吴承恩约五十一岁，来往于淮安、南京之间。

吴承恩本年之在南京系肄业于南监。

〔考证〕潘埙《淮郡文献志序》（载光绪《淮安艺文志》卷三）作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正月，序称吴承恩为“太学吴子汝忠”，因此知至少嘉靖三十三年前即已入南监。

夏，在南京，撰《广寿》，寿徐天赐七十。

〔考证〕序称：“嘉靖甲寅朱夏仲月……乃有仙翁号东园公，初晋七袠，言开曼龄。……会有京华旅游，淮海浪士，闻之欢喜。”知序是本年五月作。刘谱：“《广寿》是寿东园公七十的。何良俊的《何翰林集》卷五也有《奉寿东园徐公七十》的诗。考《金陵通传》卷五十，徐天赐，字申之，是徐辉祖的玄孙，能文章，喜宾客。在南京城的东角筑了一个别墅，叫小蓬莱，招名流来饮酒赋诗，有《东园雅集》诗集。……”

何良傅的《何礼部集》卷五也有一篇《东园徐公七十寿序》，由这序更可知道作寿的日子是五月十七日，并可看到当时游宴之盛。

又撰《叶太母挽诗序》（《存稿》卷二）。

〔考证〕刘谱：“按：七年前（嘉靖二十六年，1547）曾为叶太母撰一篇八十寿颂。但叶太母是谁呢？现综合这两篇文字所载的，可知道她的生平：

一、她是‘圣人之裔’，娘家应当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