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 人间万事塞翁马

人生AB面 作者:曹可凡,王嘉钰 著


二 人间万事塞翁马

在我采访曹可凡的过程中,他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致的意思是说:“我的一生波折不断,无数次几乎穷途末路的时候,都幸有贵人相助,才能转危为安。所以现在,只要是我能帮上别人的事情,我都会尽力而为帮助对方。”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曹可凡的人生轨迹是一帆风顺的,既不像孟非那样从社会底层苦苦打拼成名,也不像董卿那样经历了职业生涯的大起大落,自1987年主持人大赛出道以来,他一直向上发展,并且不断开拓新的领域,获得更高的成就,这样的人,究竟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穷途末路”呢?

随着交谈的不断深入,我才真正发现,每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物,其背后都有着无数的辛酸与坎坷。通往成功的大道永远伴随着乱石与荆棘,而不是灯光与红毯。

特别对于曹可凡而言,在他读小学、中学的岁月里,道路的坎坷曲折几乎伴随着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如果说3岁时的“批斗”、小学时的骨折只是转瞬即逝的小小插曲,他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困扰,着实要比同龄人多得多。

这种波折,既是那个特殊时代的遗留物,又是家庭环境的必然,同时也与曹可凡天生的能力特点紧密相关。总而言之,他的少年生活,绝不像歌中唱的那样“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

不得不说,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变化最大、最纷繁复杂的二十年。在这段时间中,各种社会变革—新旧政策的交替、社会风向的转变、潮流交替转瞬即逝……反反复复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在这其中,有的人在应接不暇的新现象中忙忙碌碌、随波逐流,有的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中翻江倒海、钻头觅缝,也有人被一扇又一扇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大门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从。

而对于少年曹可凡来说,他的生活注定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简单懵懂。优越的家庭条件,能为他提供多过普通孩子的人生选择;高要求的长辈,向他施加了高过普通孩子的成长压力。而当这一切遭遇纷繁复杂的时代环境时,又会产生无数计划之外的突发与变故。

是该读书,还是学手艺?是学文,还是学理?是出国留学,还是追求艺术?学习该怎么学,考试该怎么考,考不上大学是去工作还是复读?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自己擅长的,什么又是自己适合的……

原本做梦都不敢想的幸运竟会在一日间变为现实,原本以为已经牢牢在握的机遇又会在一夜间烟消云散。命运的洪流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不断转向再转向,早早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身处其中的少年曹可凡全然看不清自己的未来究竟在哪一个方向。

然而,幸运的是,每次在“几乎穷途末路的时候”,都会有“贵人相助,转危为安”。而对于少年曹可凡来说,所谓的“贵人”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某件特定的事,而恰恰是“命运”本身。

无论是在前行的道路上被绊倒,还是被突然关闭的大门撞破了头,或许当时的曹可凡被这些突如其来的意外伤得不轻,可回过头看,每一次的挫折都没有变成他成功路上的阻碍,反倒成了将他从歧途带回正路的人生指引。

当我听着曹可凡细细讲述他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历程时,我不止一次地感慨,其中的戏剧性简直比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还要曲折;当我将所有的故事整理成线索清晰的文字后,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有些迷信的念头—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曹可凡命中注定就是要做主持人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命运”几乎为他排除了所有的其他选项,只留下了唯一的这条最适合他的道路。

若是这样想来,那他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一切挫折、一切苦楚,反倒是成年后最大的福祉、最大的恩惠了。

(一)恢复高考

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都算不上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说好不好,说差不差,始终就是在这样一个中游水平徘徊。现在想来,这和我当时比较顽皮、在学习以外花费的时间比较多有关系。相比起“学霸”们每天努力学习,认真完成作业,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看电影、看演出、学琵琶、和弄堂里的小伙伴一起玩耍上,学习只是靠平常的小聪明勉强维持,因此始终处于班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水平。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整个国家对读书、学习都不是很重视,虽然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没有碰到过因为“停课闹革命”之类的事情,教学秩序始终比较有序,但总体上大家对知识并不重视。那时候,工厂的工人是最“吃香”的,收入殷实、社会地位高、谈恋爱找对象也更受欢迎,而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那是“臭老九”,只有被批判的分儿。

当然,无论社会主流观念如何判断,我父亲心中的信念还是非常坚定的—终有一天,这个国家会重新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只有学习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

但即便有这样的想法又能如何呢?“文革”期间高考被废止,考大学不看成绩看成分,只有出身“又红又专”的人才有可能上大学,像我这种“资本家”的孩子,就算学习成绩再好也只有羡慕的分儿。

所以,我的父亲才会让我去学小提琴、学琵琶,掌握一技之长,而不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校的课程上面。至于学习,那也是必需的,但是所学的内容更多的是课堂以外的东西—历史、文学、艺术、外语……这些知识都由父亲手把手来教我,或是经由父母创造条件让我去体验、感受,与学校所学的知识、学校考试的内容关系不大。

1975年,我小学毕业。和锦园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我们的初中几乎也是就近分配的。我读书的上海市第十八中学,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学校,甚至说,用“普通”来形容,已经算是对它的褒扬了。当时学校里,时不时会有学生因为打群架什么的,被送去“工读学校”。足以见得这个学校的学习氛围多么淡漠。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看着长辈们欢天喜地的样子,当时年仅13岁的我并不知道,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会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多大的影响。

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顿时,我猛然发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一扇原本被锁得死死的大门忽然打开了,我也可以像父亲那样,享受高等教育了!

这个消息对父亲的刺激甚至比我更加巨大。一直以来,父亲都希望我能努力读书,像他一样考上大学,成为高文化、高学历、高素质的社会栋梁。只是一直苦于所谓“家庭成分”的限制,这样的“痴心妄想”只能默默藏在心中。而现在,大学之门终于又一次面向所有读书人平等开放,这种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机会,怎能不去争取,不牢牢抓住呢?

在那之后,父亲对我学业上的要求明显提高了不少。受此影响,我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成绩从原本的班级中游提升到了班级前列。然后,在中考的时候,我选择了一条与锦园多数小伙伴不同的道路—离开学习了三年的上海市第十八中学,考到了离家较远的复旦中学。

(二)高中偏科

复旦中学是一所创建于1905年的老牌学校。听说今年学校正式升格为“市重点中学”,教学质量应该比我当年就读的时候又强了很多。当然,即便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它依然是上海老牌的“区重点中学”,起码和我初中就读的十八中学相比,无论是教学质量还是学生生源都提升了一大截。

记得当时,我的中考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那一届总共有11个班,排班顺序基本按照中考成绩来定—也就是说中考分数最高的学生在1班,次之的在2班……以此类推。而我,则被分在同样算是不错的3班。至于4班之后的成绩,就比前三个班有非常明显的差距了。

但进校时成绩好,并不意味着永远成绩好。进了高中之后,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才学了一个学期,成绩排名就从原本的前百分之三十掉落到了后百分之三十。

客观来说,当时成绩退步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个。

首先,是学校环境的变化。初来乍到,对新学校的氛围总要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从普通学校到区重点中学,学校层次的提升也意味着校内竞争的加剧,再加上我所在的班级整体水平又在学校平均之上,这么一来,我过去的学习优势荡然无存。

更主要的,是高中教学内容的变化。在初中的时候,我的理科成绩并不差,那时候总以为自己遗传到了父亲在学习方面的优秀基因,中学这点知识学起来自然是轻轻松松。然而从高中开始,“数理化”课程的难度一下子提升了许多。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继承到的只有父亲在语言、文学、艺术方面的天赋,在理科方面真叫作是“有心无力”。初中的时候理科学得浅,靠仔细和小聪明还能应付,到了高中知识点越来越深、题目越来越难,于是就越来越吃力,越来越跟不上。

看到我这个情况,父亲也非常着急。

那时候的父亲在厂里从事化学、环保方面的工作。电镀车间使用过的水中残留着大量有毒有害的成分,过去人们不懂,就直接把废水排进河道,到父亲那时逐渐有了环保的意识,于是工厂自行组织科研力量,研究如何对污水进行处理,以确保排放的污水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在那时,父亲的工作绝对属于高端的科学研究。

起先,父亲也曾经尝试过在理科方面帮我做一些辅导。可是也不知道是父亲的教授方法有问题还是我的接受能力有问题,无论怎么教,成绩依然不见提升。更要命的是,一次次考试的挫败使我对学习数理化兴趣全无,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

尽管父亲的学问渊博,可是“高射炮打蚊子”终究产生不了效果,于是父亲决定转变策略,从延安中学请了一位数学老师来给我补课。要知道,当时学生请家教补课之类的情况远不像现在这般普及,延安中学又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市重点中学,一对一的学习效率显然比在教室里上大课提升不少。然而,即便是高水平教师的一对一单独指导,依然没能“挽回”我那“无可救药”的数学成绩。

(三)硬着头皮学理科

久而久之,学校老师也对我的理科学习失去了信心。在他们看来,像我这种学习“跷脚”的学生,想要考大学那就只有一条路—老师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以及我父亲暗示:其实学校里还有一个文科班呢,你文科那么好,为什么不考虑呢?

对于这个提议,我个人是乐于接受的。在我看来,只要不学物理化学,什么都好。然而,父亲却对老师们的这一建议坚决反对,理由有两点:

其一,父亲认为学文科的人容易“出事儿”。对于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见过解放前的战乱,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对于“因言获罪”的事情看得太多。在他们看来,学文科的人大多关心政治与历史,这些人受到风波牵连的概率远高于学习理工科的人。所以,为了我将来的人身安全,父亲坚决不允许我去学习“容易闯祸”的文科专业。

其二,父亲认为学文科没有必要上大学。作为一个学理科的大学生,父亲在语言、文学、历史、音乐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水平,而这些都是他自学得来的。因此,在他十分传统的学习观念中,文科的知识只要自己感兴趣,自学都可以学得很好,在大学学习文科完全就是浪费青春。

特别是当时老师们重点推荐的外语专业。在父亲看来,外语就是一个工具,一个用来获取其他资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工具,专门为了学外语而在大学里攻读一个学位,是一件极其没有必要的事情。如果在大学花费四年光阴却只掌握了一样工具,那就等于在大学什么都没有学到—既没有学到能够改变世界的知识,也没有学到可以自食其力的技能。

应该说,当时的中国,持有和父亲一样观点的知识分子非常多,所以才会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也就是在这样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学理强于学文,理科生多过文科生的情况在中国各省各级中学持续了好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才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在父亲的强烈坚持下,我便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学习我完全没有兴趣、完全没有自信能学好的“数理化”了。

就这样,比起我在小学、初中阶段自信、愉快、饶有趣味的学习经历,我的高中生活可谓是百无聊赖、苦不堪言。没有了与小伙伴嬉戏玩耍的趣味,没有了看演出、看电影的休闲,只有永远答不对、做不完的数学题、物理题、化学题,还有来自父母、老师和自己的无形压力。

当然,到今天再回过头看当初的选择,我还是要感谢我的父亲。如果没有那段学理科的经历,且不说我的人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至少我不太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逻辑清晰、思维缜密,用一个理科生的理性头脑来“思考人生”。

书读得不好,考大学的机会渺茫,那时的我,和现在许多学生的心思一样,总希望能找出一条比读书、高考更便利的捷径,以逃开正在不远处虎视眈眈的高考这座“独木桥”。

在那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四)留学梦碎

第一个选择是出国。

改革开放之前,出国留学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件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到了1981年,一项新的留学政策正式出台—国家允许个人自费出国留学。顿时,想要出国留学的普通学生也有了梦想成真的可能,特别是像我这样有着“海外关系”的家庭,只要海外的亲戚担保,出国读书的手续很容易就能办成。

备注:

新中国的留学制度,从1964年至1981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64年,当时的新中国曾经公派过一批学生前往欧洲各国留学,计划培养一批精通外国语言的专门人才,为国家外交工作提供帮助。这批学生的选拔标准非常简单—家庭出身要“根正苗红”。至于语言天赋和外语基础,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即便如此,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批学生多数被急召回国“参加革命”,原本的学习任务全部终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样是为了外交需要,国家再度零星选派了几批学生出国留学。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女儿丛军,就是在“文革”时期送出去的第一批留学生。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在他们身上还背负着比出国学习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他们是维系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纽带。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出国留学的大门才被重新打开。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对留学生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随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每年都有数千名学生和学者公派出国留学。

1981年,国务院出台相关文件指出:自费出国留学是我国留学工作的组成部分,自费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自此,自费留学成为中国留学生赴海外学习的另一条重要通道。

解放前,我的祖父曾有意将他的儿子们陆续送到国外念书。作为长子的父亲本应是第一个出去的,却因为身体抱恙最终未能成行。这件彻底改变了父亲命运的旧事,可以说是父亲终生的遗憾。现在国家终于对外开放了,出国的机会再次摆在了眼前。

在这种情况下,把儿子送出国,获取国外更加优秀的教育资源,实现父亲当初未能实现的愿望,显然是父亲最大的念想。因此,对于我出国留学的打算,他是举双手赞成的。

于我而言,能够出国读书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首先,出国留学不仅意味着我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教学资源与生活环境,更能帮助我摆脱痛苦不堪的数学、物理;其次,英文是我高中时仅有的“拿得出手”的科目之一,以我当时的英语水平,只要稍微冲刺一下,达到出国所需要的标准并非难事—起码比学好数学、物理考高考简单得多。因此,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简直是发了疯般地想要出国,去美国读书。

在家庭成员统一意见之后,父亲立刻开始为我奔波联系。当时对我家而言,最大的优势便是我的叔叔在美国定居。于是父亲立刻与叔叔联络,希望叔叔能够做我出国留学的担保人。

和二叔合影(左三)

对于这样的请求,叔叔欣然接受。他深知兄长在国内遭受的苦难,任何能改善亲人生活的事情,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忙,尽自己的一份心意。再说,我是曹家的长子嫡孙,担保我出国既是父亲的请求,也是祖上的心愿,叔叔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然而,就在我满心欢喜地以为各项准备一帆风顺,出国留学指日可待的时候,事情的进展却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其他亲戚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出国的机会,纷纷提出同样的要求,这着实给我叔叔出了一个大难题。

最终,为了平衡整个家族的关系,出国的事儿还是“黄”了。出国梦的破碎令我产生了巨大的挫败感,低落的心情、沮丧的情绪持续了好久才逐渐平复。

当然,现在看来,命运的这番戏弄反倒是将我带上了另一条更加光明的大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十多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还特地和叔叔说:幸好那时没去成美国,要不然现在过得肯定还不如在国内呢。叔叔也觉得非常欣慰。他说,每次在中文报纸上看到我的消息时,都觉得特别高兴。在他那里,还保存着一张刊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期与我合影的英文版报纸。他常常会想,当初没担保我出来还真是“错进错出”,为曹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五)与译制片结缘

第一个选择没能成功,我只得把逃避高考的希望寄托于另一个可能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既是我一生的爱好,更和我现在从事的职业有点儿关系,那就是当配音演员。

我从小声音就很洪亮。小时候我就是大块头儿、大嗓门,再加上因为遗传到了父亲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我的普通话在上海人当中也算是相当标准的。因此,我从中学开始就一直有一个特别的兴趣爱好—读报纸,或是跟着广播念新闻。

老师发现我在这方面有特长,也非常支持。“文革”时期上课经常要读《毛选》、读语录,我总是老师们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文革”结束,《毛选》不读了,那就让我领读语文课文、晨读。总之只要是张嘴的工作,我都是班里的不二人选。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那段时间,广播里循环不断地播放由夏青、陈醇这些老一辈播音艺术家们播报的讣告、悼词、治丧委员会名单等。那时的我年仅13,在沉痛哀悼之余也会有意识地对照着报纸,跟着广播里播音员的播报一起读。

那个时候,夏青老师、陈醇老师都是我的偶像,我就像是一个小追星族一样,疯狂迷恋他们的声音,不但喜欢,而且还模仿,反复推敲,拿捏两位老师的发声、吐字方法,播报时的风格技巧,时间长了,也算是模仿得颇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学夏青老师的声音,那时的我可是非常有自信的。

于是,每时每刻,每当我拿起一张报纸、一本书,乃至看到布告栏里的一张通知,我都会张开嘴去大声朗读。久而久之,我就练成了极快的看稿速度和极强的识稿能力。这也为我后来主持节目,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基础。

而比起播音,当时的另一种语言艺术—译制片配音更令我心驰神往。

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电影。最先是跟着父亲一起去看,然后和同学们一起看,直到现在我都依然非常喜欢看电影。当时国产电影的数量非常有限,能看到的好电影差不多都是国外的,因此在欣赏电影精彩剧情的同时,我渐渐被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艺术家们惟妙惟肖的配音深深吸引。

那时候总觉得,电影配音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们的声音总是那样迷人,而且与电影中的角色形象完美贴合,又生动、又洋气,让人觉得外国人说话就应该是这样的。那一段时期,真是对译制片如痴如醉,像是《佐罗》《简·爱》《冷酷的心》……这些译制片我反反复复看了无数遍,里面的台词、旁白几乎都能背下来。

在这其中,最让我着迷的同样有两位明星—毕克和邱岳峰老师。我对这两位配音大师的迷恋程度简直能与现在青少年“哈韩”的劲头儿有得一拼—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上帝,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目标。继而我就觉得,如果我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配音演员,那简直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情。

于是,我就缠着我母亲说,我要去搞配音。那时因为我成绩不是很好嘛,所以父亲也没有明确反对。但是我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关系,上译厂的“大门”究竟该怎么“进”,简直是毫无头绪。后来好不容易,母亲通过一个病人家属的朋友……总之是绕了好几层关系,可算认识了一个上译厂的工作人员,再通过他的关系,找到了当时的配音演员翁振新先生。

第一次见到翁振新老师,他让我随便选一段电影片段的台词念给他听。于是我就挑了一段我最喜欢的、最有自信的,像模像样地念了一遍。

听过之后,他思考了一下,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的声音确实不错,要当配音演员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干我们这行,你今天干也可以、明天干也可以,专业干也可以、业余干也可以。但首先你应该先去上大学,学好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翁老师的这番话,再一次击碎了我逃避高考的小算盘。既然连专家都“否定”了我的想法,我只得老老实实读书,恶补数学、物理,先努力考上大学,再考虑其他的兴趣爱好。

事实上,即使在我考上大学之后,我对译制片配音依旧痴心不减。借助父母、朋友以及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我四处托人,几乎是削尖了脑袋拼命想往译制片厂挤。后来也确实给我找到了一些机会,我就时不时跑去那里去看看,在这过程中,必须要感谢我从母亲身上继承到的交际能力。译制片厂里的老师们都不讨厌我,甚至有时候运气好,还会给我一两个“跑龙套”的角色配配。每当碰到这样的机会,我更是会高兴得睡不着觉。

同时,对于我心中那两个念念不忘的“偶像”—毕克和邱岳峰老师,我这个超级“追星族”更是想尽办法,在上译厂里寻找他们的印记。邱岳峰老师早在1980年就过世了,未曾得以一见;但与毕克老师的见面机会就比较多了。

记得那已经是在1990年后了,毕克老师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长期住在瑞金医院的高干病房接受治疗。那时我正好在瑞金医院实习,能够轻易地在医院各处行走。再加上我还在电视上主持一些节目,也算有一点小名气。我便借助这两方面的便利条件,经常跑去高干病房看望毕克老师,在他人生的暮年也算是与他结下了一段缘分。

毕克老师看过我主持的节目,他也知道我非常喜欢配音艺术,时常会去译制片厂玩儿,所以老爷子对我一直宠爱有加。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已经不怎么能说话了,他仍然在病床上为我创作了一首小诗。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语言很直白、很朴素,内容主要就是他对我的印象以及对我的期许。当时我拿到的时候非常兴奋,一直珍藏着,但后来不知怎么的,给弄丢了,找不着了……

高中时代

后来,我开始做《可凡倾听》,重新回想起了这件事情,愈发觉得无比后悔,不禁慨叹那时的我实在太过年轻,没能察觉那张纸的分量。只有到现在,当我深切感受到老一辈艺术家的离去对所有后辈、对整个时代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并试着用《可凡倾听》去尽可能地挽留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精神的时候,才真正地发现,当年那个把纸条弄丢的我,是有多么不懂事。

(六)高考失利

就这样,寄希望于逃避高考的两条出路全部行不通,现实再一次把我拉回学习“数理化”的苦恼中来。三年的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决定命运的高考终于降临了。

首先是填报志愿。起先,父亲希望我像他一样,学习理工类的专业,将来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可考虑到我三年来在数学、物理课上的表现,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他的儿子真学不了理工科。于是,家里比较统一的意见就是,让我考医科,走母亲的那条路。

对于这个建议,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的。母亲在单位中人缘好、影响力也不小,她的同事们都爱来我家玩儿,其中有不少都是母亲所在医院各处室的医生,甚至是院领导。和他们处得久了,我对医生这个职业的了解也就比较全面、深刻,感觉做医生各方面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

其次,家里有一个医生,全家的身体健康问题都可以得到比较科学的处置。我父亲的身体一直都比较弱,祖父也上了年纪,作为护士的母亲在照顾家人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让我体会到了医护工作者对家庭的重要。毕竟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生老病死、寻医问药都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如果我未来的职业能给家庭谋得些许福利,那显然是我十分愿意的。

此外,母亲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她通过工作关系结识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像杜家姐妹那样,为我们全家提供了很多便利。这又让我感到,医护工作是一个可以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交朋友,扩展自己的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的好职业。特别对于我这种喜欢并且擅长和他人打交道的人来说,这也的确是极具吸引力的。

于是,我鼓起勇气,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填在了第一志愿。

备注: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全国知名的综合性医科大学,综合实力在全国医科大学中排名前列。其前身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这三所学校的医学院合并组成上海第二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1997年入选“211工程”项目;2005年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下属有瑞金医院、仁济医院、新华医院、市第九人民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六人民医院等7所综合性附属医院,市儿童医院、市胸科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等5所专科性附属医院。12所附属医院中有11所是三级甲等医院。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齐名的综合性医科大学。当时选择二医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附属的瑞金医院就在我家边上,也是我母亲非常熟悉的医院,里面很多医生都是母亲的好朋友,这些医生又同样是二医大的老师,我要能进二医大,各方面都能有个照应。而且颇有渊源的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又与父亲当年就读的圣约翰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所以父亲对这个学校也非常有感情。

既然目标明确,接下来就得靠分数说话了。毕竟二医大的分数线着实不低,以当时我的理科水平来看,考上的希望虽不至于用渺茫来形容,但也确实没有太多把握。

考试的时候,感觉发挥还算正常。分数出来一看:410分出头,距离二医大的最低分数线就差那么几分,名落孙山。

但还好,很快我就被通知,虽然第一志愿没录取,但还不至于没有书念,第二志愿或者专科志愿还是可以进的。当时我的第二志愿填报的是华东纺织工学院分院,纺织也算是我们家族的老本行吧,还是比较亲切的;专科志愿则是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立信会计学院)。

聊胜于无,就算进不了自己最想进的学校,只要有书读总归是件好事。于是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样的结果,心想着就去华纺或者立信读书吧。没过多久,我便收到了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然而,眼看着我快要实现大学梦了,命运却再一次和我开起了玩笑。

(七)体检“作弊”

读大学不仅需要成绩合格,身体检查合格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指标。与高考相关的体检,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要经历两次。先是在高考前检查一次,根据体检结果确认哪些专业可以报考,哪些不能报考;进校报到之后,还要在学校检查一次,以确认学生的身体状况是否能够完成学业。

我那时候也是如此。高考前的检查十分顺利,没有任何问题。可万万没有想到,接下去学校里的体检却是一波三折,最终令我与“华东纺织工学院”失之交臂。

照理说,我母亲是护士,从小我就是在医院消毒药水的味道中长大的,对于检查身体之类的事情理应是再熟悉不过了,可是鬼使神差—也不知是因为考上大学太激动还是怎么回事—学校体检那天我特别紧张,心跳加速,满脸通红,浑身冒汗。结果血压莫名其妙地蹿上了130,校医认为我身体有问题,不能录取。

检查的结果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十分委屈,心想着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读不了大学,那实在是太冤枉了。好在学校还有一次复查的机会,只要通过依然可以读书。

复查前一晚,我又开始紧张了,毕竟明天的检查将决定我的命运,万一又测出高血压什么的,那该怎么办才好?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确保明天的检查万无一失,我决定未雨绸缪,想个办法确保我在检查的时候能够血压正常。

于是,我向母亲求助。当时我谎称睡不着,让母亲给我吃一粒安眠药。母亲看我确实挺紧张的,也就相信了,给了我一粒“安定”,让我吃了赶紧睡。我当然没有立刻吃掉,而是偷偷把药藏在了口袋里,打算明天体检前吃下去,以保证身体不会出现过度紧张、过度亢奋的异常状态。

第二天,又一次来到学校。检查前,我偷偷溜进厕所,想着把“安定”服下,然后再去量血压。没想到,就在我掏出药片,准备放进嘴里的时候,招办老师忽然出现在厕所,把我抓了个“现行”。

健康问题直接上升为诚信问题,招办老师也不管我到底有没有高血压,直接以体检“作弊”为由取消了我的复查资格,或者说,直接取消了我的入学资格。

尽管事后我和我父母想尽一切办法,拿出了很多证据证明我血压没有问题,又反复地向招办老师解释我真没有作弊的必要,可学校招办依然不予认可。于是乎,我的第一次高考,就以这样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局落榜了。

当然,时至今日,再来回顾这场30年前的风波,我非但没有丝毫怨念,反倒有一种暗自庆幸的感觉。倘若当年真的进了“华东纺织工学院”,那我可能就早早地走上工作岗位,成了一名普通的纺织行业技术员。那样的话,或许我能在纺织行业做出一些成就,但更大的可能是:我会在上海90年代的轻纺业大改革中遭受下岗再就业的人生考验。总之无论如何,我肯定无法从事我所深爱的语言艺术工作了。

(八)第二次高考

高考的失利,特别是以这样一种有点儿冤枉的方式失利,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打击。这种打击,甚至比之前“出国梦”破灭还要巨大。然后就心想着,或许这就是命吧,命中注定我上不了大学。于是我就对父亲说:“既然这样,我就去参加工作算了。”

我参加高考那年,全国高校录取人数28万,高考报名人数259万,录取率不足11%。大学生真正无愧于“天之骄子”的称号。谁家出了一个大学生那可真是扬眉吐气、光宗耀祖的大事儿。那些年的大学生都喜欢把校徽别在衣领上,既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炫耀,走在路上,往来的行人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

至于那89%没有考上大学,甚至是更多没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高中毕业直接工作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尤其是在1981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还没毕业,高中毕业生依然是参加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中学历最高的。

然而,对于我的这个想法,父亲坚决反对。在他的安排下,我重新回到了中学课堂,在延安中学复读一年。

在当时,复读并不是一件普遍的事情,高考失利后选择复读的学生远远少于现在。因此作为一个复读生,尤其是市重点中学的复读生,那种“寄人篱下”的压抑与苦闷,没有体会过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同在一个学校,人家是正式注册的在读生,而我只是“借读”的高复生,彼此间很多政策和待遇全然不同,不由得就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例如,每天早上,正式生是要下楼做早操的,而借读生是不用做早操的。看着人家都在操场列队出操,只有自己在教室里傻等着上课;学校会经常性地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包括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公益劳动、春秋游等,这些同样是与借读生无关的……这种特殊待遇让我内心深处产生了十分强烈的自卑情绪。

因此,在复读的一年里,我收敛了以往活泼、外向的性格,电影也不看了,广播也很少听,一切娱乐活动皆与我无关,每天只是闷头读书、做功课,和同学间的交流也很少,更不用说一起玩耍嬉戏了。

就这样,过了整整一年“苦行僧”般的生活,然后再一次参加高考。志愿依然和去年相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第二次高考的成绩还算不错,430分,超出二医大的最低分数线不少—这么看来,一年复读所受的苦也算是值得了。当然,因为有了去年的教训,即便成绩合格了我依然不敢懈怠。直到确认体检合格,正式录取,我心中的这块大石头才算是放下了。

历时两年,理科成绩不好的我可算是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期间虽然一波三折,起码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当然也会有人觉得,要是第一年运气好一些多考几分,也不至于会出现后面的波折了。然而于我而言,这一年复读的经历,恰恰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分水岭。

正是因为我复读了一年,直到1982年才考上大学,我才有机会以“大学五年级学生”的身份搭上上海电视台1987年举行的大学生主持人大赛的“末班车”,并从中脱颖而出,一步一步走上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岗位。

而倘若我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假如考进二医大,那么在1987年的时候,大学六年级的我肯定已经分配到医院去实习了;假如考进华纺,本科只需要读4年,那么1985年我就毕业工作了;假如进的是立信,专科只需要读3年,那么1984年我就要开始工作了。无论怎么选择,我都将注定与“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一工作无缘,深爱的译制片配音也早晚会被放弃。

都说戏剧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是人类生活的艺术化表现。我反倒觉得,有时候人的生活比戏剧更精彩,比戏剧更有戏剧性。当我最终站上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取得可喜成绩之时,回头再看看自己这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才会发现,之前的种种阻碍、磨难、坎坷与不幸,并不是命运之神对你的拒绝,而是为你将错误之门逐一锁上,指引你径直走向人生成功的指路明灯!

(九)课堂里的名医

从1982年到1991年,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一读就是9年。毕业之后,我又留校当了三年老师。也就是说,在我的人生中有整整12年是在二医大度过的。它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在我读书那时候,二医大内可谓是星光璀璨,大师如云。无数在上海医学界叱咤风云的权威、名家都是我们的指导教师。能够在课堂里欣赏到那么多名师的风采,对我而言着实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当时二医大的老师基本上分为两波:一波是“美系”的,1952年二医大合并前都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老师;另一波是“法系”的,来自合并前的另外一个分支震旦大学医学院。这些老师在给我们授课之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与临床经验,都是上海医学界鼎鼎有名的医学专家,其中有不少老教授在教完我们这一届之后没几年都陆陆续续退休了。所以,能得到他们的指导,我们这一批学生是非常幸运的。

在我的任课老师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卫生部部长陈竺的老师—王振义。王振义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经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内分泌血液学的权威。

每次王振义老师带着我们查房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紧张,因为他每走过一个病床,就会要求你报出该名患者的所有化验指标。如果你背不出来,那他就会告诉你—他提前一天就会来病房了解情况,全部记在脑子里。然后,他的教育都是启发式的,不是告诉你这是什么病、该怎么治,而是通过不断的提问来引导你说出答案。如果你没说对,他就逐一指正,非常认真。

此外,陈竺部长的母亲,中国内分泌血专家许曼音教授,是我内分泌课程的老师。和王振义教授一样,许曼音教授也是出自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法系”医学专家。曾有一次我见到陈竺部长,他很热情地拉着我说:“哎呀,我妈妈一直很骄傲地说,曹可凡是我的学生!正儿八经的学生呢!”就在前不久,90高龄的许教授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途,与世长辞。回想起她给我们上课的点点滴滴,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比利时皇家医学院名誉外籍院士、瑞金医院的老院长傅培彬,也是我们的老师。我第一次外科手术见习,指导教师就是傅培彬教授。大外科专家不愧是大外科专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疝气手术,但他每切开一层组织都会给我们做分析,局部解剖结构非常细致。

另外,还有个“美系”的教授董方中,中国血管外科的权威。周恩来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手术,就是由他担任主刀医师。因而他在当时的医学界非常有名,还担任了泛美航空公司的高级医学顾问。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80年代的时候,就开着红色跑车来学校上课,同学们看得都啧啧称奇。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原来他竟然是中国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周小燕的小舅舅,连周小燕的婚礼都是在董教授家办的。这么说来,董教授那么“洋气”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肝胆外科专家张圣道教授。他一生中最有名的一次手术,就是成功挽救了原教育部副部长、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教授的生命。那是在1999年,当时年仅40出头的吴启迪突发高血脂诱发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抢救过程中连续8次心脏停止跳动。张圣道教授历经整整146天抢救、治疗,才把她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记得有一次,他来给我们上课,走进课堂很和蔼地与我们打招呼:“同学们好!”我们全班都懒洋洋地回答:“老师好……”声音稀稀疏疏、懒懒洋洋。然后他就开始上课了。四节课上完,同学们一听他说“下课”,立刻拿起饭盒打算去食堂吃饭。他忽然说:“等一下。刚才我进门的时候和你们打招呼,你们非常不认真,这是不对的。我并不是说什么师道尊严,但是说‘老师好’的时候你们应该全体起立,这是对老师最基本的尊重。将来你们进了医院,也要对病人有足够的尊重,懂了吗?”大家依然稀稀拉拉地应付道:“懂了……”没想到他竟然又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再来一遍!”然后便径直走出教室,又重新走进来,对大家说:“同学们好!”这次我们都不敢怠慢,很认真地起身回答:“老师好!”这才算是下课。

大学时代和同学

后来,我成为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有一次节目刚好请来了张圣道教授。在采访他的时候,我还特意提起了这件事情。虽然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张教授对待教育、对待患者的这份严谨、这份尊重,对当时还是学生的我触动很大。

(十)学医趣事多

说起在二医大学习的感受,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如鱼得水。

首先,托母亲的福,在我成长过程中曾经和许多医生、护士打过交道,对医学、医护工作的了解程度高于班中的其他学生。因此与同学们相比,刚进校时的我就具备了较为明显的基础优势和心理优势。

第二,学医对外语能力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需要看很多原版的医书,记很多非常复杂的医学类英语词汇。在这方面,我的语言优势同样明显。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我的英语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遵循着父亲“imitation”“practice”这两大学习英语的法宝,我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记住与医学相关的各种英语词汇,学习专业自然事半功倍。

第三,学医需要学习大量理科,特别是化学方面的知识。这方面原本是我的弱项。但经过“三年加一年”地狱般的理科训练,我的整体水平已经足够应付二医大的学习要求。而且虽然我的理科成绩不怎么样,但意外的是,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却很强,对事物的分析能力、推断能力深得老师们的欣赏。这对我在医学领域的学习与研究,帮助巨大。

当然,有优势也会有劣势,我在医学院的学习同样也是严重“跷脚”—理论水平强,动手能力弱,内科成绩高,外科完全不行。

医学院和别的高校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学校与行业间的关联非常紧密。几乎所有的名牌医院都是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学校的教授都是医院的专家医师,学校的学生既要在课堂接受课程学习,又要在门诊部坐诊、住院部查房、手术室开刀……协助老师承担一系列的医疗任务。

因为动手能力差,每次我参与外科实践,都会闹出或大或小的笑话,给患者们造成不少麻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给一个病人割阑尾。那时候该学的差不多都学完了,基本具备了手术的能力,只不过在瑞金医院这种大医院,我们这种实习生肯定是轮不着“动刀子”的,所以学校安排我去松江的泗泾卫生院开刀。

开阑尾需要把腹部切开,我刚拿起刀就紧张得要命,一刀下去,血往外一溅,更是吓得双手发抖。偏偏患者还有点儿发福,腹部脂肪比较厚,怎么划都划不开。患者的血越冒越多,我的心里也就越来越紧张……

好不容易手术做完了,老师过来检查,一看,气得叫了起来!别人开刀的创口都是一条直线,我的手抖得不行,在患者的腹部划出了一道极不规则的锯齿形口子。老师实在看不过去,只能帮我重新去修补,回过头来又把我臭骂一顿。

还有一回更“雷人”,学校安排我去妇产科实习—给别人接生!

当时那个孕妇的胎位不是很正,总之怎么折腾就是生不出来。我在那里“努力奋斗”了半天,满头大汗但还是束手无策。那孕妇疼得哇哇直叫,拼命向在一边“看热闹”的指导医生投诉:“医生啊,还是你亲自来帮我接生吧,这个大块头实在不行啊!”

没想到边上的指导医生却异常淡定,坚决“只动口不动手”。他不慌不忙地对那个孕妇说:“你不要着急,我今天要是不教会他怎么接生,二十年后你的孩子生孩子的时候,还有谁能帮她接生啊?”

最终,小孩儿可算是生出来了,那个孕妇却被折腾得够呛。她心有余悸地对我和指导医生说:“今天碰到你们真是触霉头了!”

(十一)老师救了姨父的命

由此可见,我在外科尤其是手术方面的能力,实在是令人汗颜。按照我母亲的说法:要是我去开刀,她天天都会睡不着觉。但与之相反的是,我的头脑思维很灵,特别是逻辑推导能力相当强,所有的内科大夫都非常喜欢我。在内科诊断方面,我的实力排名全校前列。

在内科学习方面,有一位老师同我非常有缘,那就是瑞金医院消化科的唐振铎教授。

唐教授在名气上并没有之前我提到的那些教授响,但论业务能力,他的水平着实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一生从未出过国,但说的英语却是标准的伦敦口音,他说的法语又是标准的巴黎口音。唐振铎老师上课从不带书,不带讲义,所有的知识全部在他的脑中,张口即来。任何一个病症,无论是腹痛还是发烧,他都能讲出一百多种病因。

唐振铎教授在医学方面的文献阅读量大得惊人,那个时候凡是能看得到的医学资料他几乎都看过,而且博闻强记、过目不忘。记得有一次,瑞金医院收治了一个病人,需要在腹部开刀。但那个患者有个问题,腹部粘连。而且粘连的程度非常严重,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不知该如何解决,只好向他请教。他想都不想就说:“没错,有这种肚子的。这种肚子不能见光,一见光就粘连。这个案例在什么什么书里面出现过,多少多少页,自己去看去!”

唐老师对我留下印象,是在一次医院查房的过程中。那次唐老师带领我们去医院巡查,遇到一个17岁的男孩,左上腹有疼痛,胃口不好,精神也很差,还出现了严重的贫血症状。那时候的医疗科技还很落后,CT之类的高端检测仪器都没有,而像B超那样简单的设备根本查不出病因。所以,医生必须要通过患者的外部病症分析、推断出所有的可能性,然后逐一排查,最终确定病情。

在了解了那个男孩的病症后,唐老师问我们:“根据这个症状,你们说说看,他的病有几种可能性?”他指指我,让我先说。我说了几种可能。他听了之后又说:“不用想太多,就用你的直觉告诉我,可能性最大的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直觉告诉我,有可能是胰腺癌。不明原因的疼痛加上极度贫血,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胰腺癌。”他点了点头说:“我也觉得是胰腺癌。”过了一段日子,男孩体内的肿瘤长大了一些,确诊了,果真就是胰腺癌。

那一次的诊断让我在唐老师心里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自那以后,每次去住院部查房,他都会让我第一个发言,听我的意见。我对病症的分析、推断,他也非常欣赏,称赞我的判断能力非常强。

唐老师不仅在学习方面是我的恩师,在学习之外,他同样是我们全家的恩人。1988年,上海爆发了极为严重的甲肝疫情。因大规模食用了江苏启东的有毒毛蚶,全城共有30万人感染甲感病毒,最终造成31人死亡。

在这场疫情中,我的姨父因为甲肝造成大出血,怎么都止不住,看了好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得去请唐老师帮忙。记得那天正好下大雨,唐老师听了我的讲述后,一刻不停,立刻批了件雨披跑到瑞金医院的传染科,给我姨父诊断。

看过之后,他告诉我:“这个病挺严重的,弄不好可是要‘翘辫子’的。这样吧,我给你配个药,你让你姨父试试看。不过这个药上海没得买,得去香港才有,你香港认识人吗?”正好我有不少亲戚都在香港,我说没问题,于是他就把药方给我了。我去香港买来了那个药,姨父一吃就痊愈了。至于其中的原理,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总之非常神奇,药到病除。

在那之后,我和唐老师之间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他曾经非常希望我能读他的研究生,虽然最后我没能拜在他的门下,但我和他之间的师生情谊却依然深厚。

后记

就在我采访完曹可凡老师的启蒙老师张汝襄老师后不久,热心的封伟静又一次与我联系,说他们打算去看望中学班主任兼数学老师俞汝坚老师,并邀请我同去。于是,我又一次拜访了曹可凡的中学老师,尝试从她那里了解更多青少年时期曹可凡的成长经历。

(一)登门拜访

然而,还没到老师家中,我便被泼了一盆冷水。在车上,曹可凡的同学程亮有些得意地说:“俞老师肯定不记得曹可凡了。中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可比他好,俞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要比曹可凡深。”

确实,随着年岁逐增,初中时的曹可凡不再像小学时那样顽皮可爱,在成绩方面也没有特别的优势。桃李满天下的老师究竟还能记得多少这位大明星的往昔事迹?今天的采访能否依然像上次那样有所收获?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

俞老师的年纪比张汝襄老师略小一些,但也已经年逾古稀。她的爱人姓汤,和俞老师是同行,当年在五十五中学教高中物理。两位老先生相濡以沫,生活在徐汇区吴中路附近的一栋老式高层里。为了方便照顾,他们的儿子也住在同一栋大楼,楼上楼下。二老退休后,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了小孙子身上,给孙儿买菜烧饭、辅导功课、接送上下学成为两人的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同事聚会,或是社区组织的老年活动,像这样高学历的退休教师,在日益讲究文化建设的社区中可是相当“吃香”的。

听说我们要来,俞老师的儿子早早就在小区门口等着了。我们一来,便招呼保安协助我们把车停好,把我们带上了楼。

到俞老师家的时候,正好是吃晚饭的时间。我们打算接上俞老师和她的爱人汤老师,一起去周边的饭店边吃边聊。起初汤老师觉得有些尴尬—毕竟来的都是爱人的学生,自己是一个都不认识的—可当他看到了我,听说我想要打听一些有关曹可凡的事情时,他立刻改变了主意。

他说:“既然你们要问曹可凡的事,那我是一定要去的。我跟曹可凡的交情,可要比你们俞老师更深呢。”大家甚是好奇,都想听听究竟汤老师和曹可凡会有什么样的渊源。看来今日拜访,还能获取一些计划外的信息呢。

(二)初中班主任俞老师

坐定下来,最先开始说话的依然是曹可凡的班主任俞老师。俞老师介绍说,她是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接手曹可凡所在的这个班级的。当时这个班在学校属于“提高班”,所有的学生都是通过数理化三门课的成绩选拔出来的,颇有一种培养精英的意味。为了让这个班的学生真正能够在成绩上“提高”,作为班主任的俞老师每周都会在完成计划内教学工作的基础上,义务给同学们额外加一节课—当时教师的师德师风着实令人敬佩。

在这个“提高班”中,曹可凡的理科成绩确实算不上拔尖。但即便如此,在俞老师的印象中,中学时期的曹可凡依然是一个学习非常努力的孩子。俞老师至今仍记得,在那届考到外校去的学生中,只有两个人中考数学成绩是满分,其中一个就是曹可凡。这对于以文科擅长的曹可凡而言,着实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进了复旦中学之后,曹可凡依然会偶尔去俞老师家里拜访。当时俞老师、汤老师住在延安西路,离曹可凡家并不算太远。而就在看望初中班主任的过程中,曹可凡渐渐同俞老师的爱人汤老师熟络了起来,两人之间还产生了一段特殊的“师生情分”。

(三)高复补习汤老师

那是在曹可凡高考失利,去延安中学复读的1981年。物理一直是曹可凡最弱的一门课程,能否提升物理成绩是他第二年高考的成败关键。之前去俞老师家玩儿的时候,曹可凡偶然得知他的爱人汤老师是教物理的,于是他便偷偷留了一个心眼儿。在“高复”那年,他特意找到了俞老师的爱人汤老师,请求他帮助自己补习物理。

汤老师深知曹可凡是一个认真好学的孩子,与自己也颇为投缘,便答应帮他补课。于是,在那一年里,每星期曹可凡都会去俞老师、汤老师家学习物理。

汤老师说,那时候学校的学习气氛可不像现在,学生在校外补习的现象并不多见。那时的中学老师也极少有在校外兼职做家教赚钱的情况。他给曹可凡补课,仅是出于对学生的关爱以及对教师这份职业的责任,从没有收过曹可凡一分钱补课费。

高中生去初中班主任家探望老师,这或许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在“高复”期间拜托初中班主任的爱人帮忙辅导高中物理,能想到这一招还真是不易。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曹可凡巧妙利用身边资源的精明意识,另一方面,也必须要为曹可凡主动求学的积极态度拍手称赞。

而汤老师与曹可凡的渊源还不局限补课这一件事。汤老师说,在考上大学之后,曹可凡并没有忘记这两位恩师,他依然保持着每周来俞老师、汤老师家“嘎三胡”的习惯。每次曹可凡来,汤老师都要给他准备一暖水瓶的热水—他一说起话来,就要口渴喝水,每次都能喝光整个暖水瓶的水。

当然,“嘎三胡”并不是曹可凡拜访的主要目的。汤老师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小说。他和曹可凡的父亲一样,有藏书的爱好,家中藏有大量不同时代的经典小说名著。虽然其中一部分在“文革”时期不幸损坏,但依旧有很大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而曹可凡正是看中了汤老师珍藏的这些小说。

每次在与汤老师闲聊之余,曹可凡都会从汤老师家中借几本小说去看,曹可凡看完,还转借给他父亲看。下一次来,把上回借的还上,再借几本别的小说带回家……日积月累,汤老师家的小说书被曹可凡看了个遍,两家之间的交情同样也是日益笃厚。

后来,曹可凡去电视台主持节目,渐渐成了社会名人,但与俞老师、汤老师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没断。两位老师最疼爱的孙儿小时候性格有些内向,不爱与人说话,即便和家里人说话也是轻轻的、怯生生的。这一度令两位老师非常苦恼。

在这时,两位老师忽然想到了那个擅长语言表达、擅长人际交往、说话嗓门特别大的学生曹可凡。通过曹可凡的帮忙,两位老师将小孙儿送去了中福会少年宫小主持人班学习。过了不多久,小孙儿敢在陌生人面前说话了,说话的声音也响了,原本内向害羞的性格有了很大的改观。

提起这事儿,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表示,还真得谢谢曹可凡呢。

说实话,在我向第三方询问有关曹可凡过去的情况时,有关他高中这一部分的经历一直是一个的“盲点”。

依靠着天津卫视《明星同乐会》的契机,我联系上了许多曹可凡童年的玩伴,其中不少人都是曹可凡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通过他们的讲述,曹可凡中、小学时期的形象已经十分鲜活地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然而,由于曹可凡高中考到了外校,原本的小伙伴们对他的高中生活并不了解;曹可凡手头也并没有高中老师或同学的联系方法,所以对他高中时期的学习生活,除了他本人提及的内容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其他方面的信息。

而这一次汤老师所提供的信息,着实让我有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喜悦感。虽然这只是曹可凡老师高中生活中的一个侧影、一个碎片,但依然能帮助我们了解青少年时期曹可凡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点。

中学老师俞汝坚和学生们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