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动了去广东的念头，凭着感觉我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会继续下去，也许趁着年轻是应该出去闯一闯了。春节前的一首流行歌曲《潇洒走一回》更是将年轻人的心鼓得痒痒的。1993年春节后的正月初六我离开陕西，和几个老乡从西安出发，登上了南下的火车。那个时候流行的一句话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的热土吸引着年轻人激动的心。当时我怀里揣的是一张计算机专业文凭，没想到这张小小的文凭在广东派上了用场，当时广东正是计算机行业高速增长的时期。可以说，过去二十年软件行业在广东，在中国，甚至在世界都获得了飞速发展。这是我和众多计算机工作者的幸运之处。

临行前也是有些伤感的。春节前我和老父亲商量我去广东的事情，我告诉父亲说自己要去广东，他说：“去吧!”我说：“我走了你咋办？”老父亲说：“你走吧，不用管我!”这件事我现在想起来鼻子也是酸酸的。我们一家，母亲去世比较早。现在我们兄妹四人，两个姐姐已经出嫁，一个哥哥在西安一家研究院工作，我离开家，就只剩下父亲一个人在家了。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两个男孩，父母一般会将其中的一个留在身边，一个在外面。我父亲同意我出去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他是真的希望我能做出事情来，但他其实对这点并不抱太大的希望；第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觉得我不适应农村的重体力劳动，因为我的身板相对单薄。在那个时候，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农村很多重体力劳动，身板小的我真的不擅长这些。

我虽然文化课的学习成绩不是很优秀，但对体力劳动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兴趣。记得那个时候跟父亲去地里干活，稍干几下我就会在地边休息，然后开始问父亲：“山的那边是哪里？”我的家乡地处关中平原，南边正对着秦岭的主峰—太白山。夏季的时候，太白山上依然是白雪皑皑，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景象很是壮观。我对景色和未来世界的向往明显胜过了解决眼前的生存问题。父亲回答我：“不知道是哪里，可能是陕南吧。” 父亲对于我干农活时的心不在焉没有太生气，也许他真的是不想让我留在农村一辈子吧，尽管他经常教我要做好一个农民。后来我学习地理，对着地图，我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山的南边是哪里，再后来我参加工作，我也走得比想象中更远：走过了中国比较南边的城市—深圳；走到南半球最靠近南极的城市—新西兰的但尼丁。

关中平原的北边也是一座座小山，那里父亲去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粮食不够吃，烧的柴火也少，经常冬季没过完就没柴火烧，父亲会和村子里的人拉着架子车一起去北边的山里割野生的荆棘之类的回来，放干了用来烧饭或者烧炕。去北边的山一般一去一回需要三天的时间，我经常在第三天的下午去路上等父亲，但总是等不着，父亲回来时总已是深夜。而在那个时候我早已经睡着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父亲早上告诉别人他昨天晚上回来时裤管上已经冻成了冰碴子。父亲当时帮生产队饲养牲口，是当晚在饲养室的热炕上把冰热化的。

听父亲讲：南边的山是古代有钱人家盖大房子去采木料的地方，一般的流程是先让人去山里采伐木料，然后把木料放入河中让它们漂流而下，之后在山下收集。如果运气好，收集的比采伐的多，因为可能你的木料在水上某个地方撞开了以前木料群；如果运气不好，你采伐的木料很少漂下来，可能在某个地方挤成了堆。采木料的幸运与否往往也是一个家族运势的体现。北边的山是古代有钱人采石头的地方，过去砖木结构的房子，地基一般用青石，石头的采集也事先要风水先生看好，然后组织石匠开凿，再组织搬运人员运回。古代没有橡胶轮胎和汽车，运回这样的东西成本很高，也只有大户人家承担得起。小户人家通常就是土坯做墙，茅草做瓦，用土做地基，没有现在这么多讲究。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南边的山已经不让随便进去了，农民想采木料已经不可能了，山上的资源变成国有了。

关中平原视野开阔，我也很喜欢看日落。我们村子的西边是一个水库，在天气晴朗的日子，太阳快落下去的时候，太阳的影子和天边的晚霞倒映在水中，景色非常壮观。我会在这个时候想象太阳落下去的西边会是哪里？没有想到的是，我后来也到了印度、俄罗斯、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等。

我们生产队的地基本在东边，西安市也在我们家的东边，所以我们附近的大路都是朝向东，我走出家门基本是往东走。我记得小时候特别喜欢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去县城：在夏季，路的两边是绿油油的玉米地；在冬季，路的两边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看着远处初升的太阳和周围绿色的庄稼，我总觉得心情特别舒畅。我后来在东边走过了县城，到达西安并辗转求学，最后在中国基本上最东边的城市上海也生活过一两年的时间，我们的新西兰梅西大学也是全球最东边的一个大学，是大学生运动会采集火种的地方。

小时候，我家和几个叔叔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我家在上房，也就是面南背北的那座，几个叔叔在两侧，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偏厦房。在我爷爷的那辈，我家是正宗，所以继承了我爷爷的爷爷盖的这座上房。我爷爷的爷爷听说是举人，在事业发达时盖了这座房子，盖的标准在当时是最好的。我小的时候，在农忙时节大家在一起碾打庄稼时，经常听村里的老人讲我家爷爷的爷爷的故事，说他的一口大刀有两百来斤重，在他的手里被舞得虎虎生风，在他那个时候家族正处于上升时期，在农闲时节，我爷爷的爷爷经常在家乡给别人表演马上功夫。后来遇到十八年(民国十八年)年馑，因为我们家承包了县里的粮仓，但灾年粮食缴不上去，因此我爷爷的爷爷受了牢狱之灾。

下一辈人因为当时家里生活条件不错，都不练武了。在过去，练武是很苦的事情，听人讲，我爷爷的爷爷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练武：锁子石、大刀、打桩一个个来过，晚上睡觉也是一直保持一张弓的姿势，一晚上连个身都不翻。后来家道中落，在我爷爷这辈，我家已是村里最贫穷的几户人家之一。

后来哥哥和我在总结家族的兴衰时，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家里的大房盖得太好了，几代人失去了前进的动力。那座房子如果没有那么坚固的话，也许家族不会沉沦这么久，以至于后来哥哥和我都放弃了对这座房子的继承权，将它无偿给了我二姐，由她取走了上好的木料，因为她在我们四姊妹中相对不富裕。几代人争这座房子的继承权，结果是这样的结局，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我佩服哥哥看问题的透彻：人的动力和潜能来源于外界的压力。

小时候我问过我父亲：“我爷爷的爷爷练功的大刀去哪里了？”他说早就送给别人了。我问送给谁了，他说他也不知道。只说因为咱们家没人练武，就送别人；我爷爷的爷爷练功的弓在我小的时候还在，我玩过，做工没有电影里的精美，但比电影里的要大很多，我父亲警告说拉弓姿势不正确会打飞耳朵，其实以我的本事根本拉不开，很坚硬的，这张弓后来在一次扫舍中被当作干柴烧了；我爷爷的爷爷练功的锁子石后来从房子的柱子下拿了出来，我在三十岁时用双手刚刚能提离地，听我爷爷讲过我爷爷的爷爷能单手举过头顶，但这锁子石后来也以一百块钱被卖掉了。对我来说，这锁子石是家族强盛时期的标志，它的离去意味着家族过去的荣耀随风而去。

其实，最后的荣耀尚未随风而去的时候，麻烦早已接踵而至。这座大房子因为年久失修，房子的主体已经有些倾斜，有时会出现门窗关不上的情形，更糟糕的是，下雨时节经常漏雨，特别是秋季下连阴雨的季节。记得那个时候，父亲和哥哥在下雨的时候会把家里的脸盆放在漏雨的下方接雨，这种事情当时不用我帮忙，只不过我感觉到有些害怕而已。后来哥哥去西安上学，父亲则会在下连阴雨的季节半夜起来点上煤油灯，点上旱烟袋，一袋袋抽着，他是担心晚上房屋如果出现问题，人醒着总是会更快地采取措施。童年的我根本管不上这些，下雨季节对我来说是睡觉的最佳季节，只是睡到半夜翻身时才会发现灯还亮着，父亲还醒着。

我父亲是个铁匠，手艺不错。听父亲讲，他小时候家中有供他上学的条件，但他没上，家里人也由着他的性格，没让他上，因为这个，他吃了一辈子的亏。父亲没上学的原因很简单，他说他在小时候，有一次跟大孩子在学校玩，但这个时候老师出现了，大孩子们一下全“嗖”的一声跑回教室，好像很怕老师的样子，他就决定不去学校，好在他那个时候没有义务教育的说法，不上就不上，反正不上学的人是大多数。后来他在铁匠铺做到了掌柜，带着几个徒弟在西安奔波，吃了很多不识字的亏。

在那个年代，辛苦一年，到头来依然很贫穷。我记得在每年春节前期，生产队会杀猪，然后基于劳动积攒的工分统一分配。因为我们家劳力少，加之父亲一般在西安搞副业，总是在分配时遇到麻烦。生产队长在分配时会有一句话：“今年短款户不分!”父亲不得不到有长头(指的是有劳动工分剩余)的家庭去转一些余额过来，童年时代的我对短款户这个词记忆深刻，因为它会使我们家年底面临没有肉吃的风险。那个时候物质匮乏，猪肉是小孩最好的美味。不像现在，各种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但如今的我能吃素就不吃肉，我希望自己永远清瘦并保持孩童时代的纯真。

父亲用真心爱我们家的每一个成员。在那个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虽然我们家的生活水平比大家低了一点点，但每个家庭成员都平安地活了下来。我在很小的时候也暗暗许诺，以后有钱，一定要在家乡重新建起房子。这个愿望也在1999年，也就是我打工的第六个年头实现了，我们家重新在村里建起了新房子，平时就父亲一个人居住，哥哥因为在西安工作，离家近，经常给父亲很多零花钱，吃点好吃的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个年代的惨痛记忆已渐渐远去。偶尔提起来，看见父亲痛恨的表情，我赶紧将话题岔开。

父亲不喜欢我们兄弟练武，喜欢我们从文，他常常对我们说：“文官提起笔，武将跑死马!”在父亲的眼中，读书是一件高贵的事情。他也告诉我们，在古代，秀才见到县令是不用跪的，只是和县老爷相互抱下拳就可以了。即便是有一天读书人落魄了，也不用像别人一样乞讨，只要在别人家的墙上用毛笔写几个字，不用开口，别人就会给饭吃。

父亲在任何事情上都很节俭，但在我们读书上却从不吝啬。笔墨纸砚从不缺我们的。我在小时候不细心，经常丢本子，丢铅笔。但在我丢后，父亲总是简单的一个字：“买。”他总是希望我们将来能成为一个文化人，或者是最起码不吃不识字的亏。后来哥哥从事国家航空事业，成绩斐然；我也读到留法博士，一直在顶尖的外企打拼，这远远地超出了父亲的期望。

父亲说他在青年时，有个瞎眼老人帮他算过一卦，后来和自己的实际经历一比较，发现非常准，所以父亲就用同样的卦给我算：“属狗，出生在六月份，因为六月份天气太热，对狗来说不算好月份。‘六月狗，吐舌头。’所以一生必须努力工作，保持勤勉。出生的时候在晚上八九点钟，又是很好的时间，天气开始变凉，主人已经喂好狗，是狗表现最佳的时间。”每次算完卦后，父亲叹一口气，然后对我说：“你的命就是看着咱们家你爷爷的爷爷盖的这套大房，你走不出咱们的家!”

若干年后，我总是用这句话和父亲开玩笑：“你说我走不远，几代人就我走得远。你说我一辈子住在这套老房子里，而实际上我已经盖了一套，买了两套房子了。老爸啊，你的卦当年是咋算的啊？!”

若干年后，父亲也在一次家庭宴会上向我们全家交过底，他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熬到他最小的儿子—我任拴平十四岁时他才撒手人寰，因为到我十四岁时，我就可以给别人干活打下手，这样别人就会给口饭吃，不至于饿死。我们全家都哈哈大笑，这个时候我们全家的生活开始富裕起来，谁也不相信父亲在早些年代还有过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参加工作后在中国各地以及国外做项目，和各地的高手喝酒聊天，再加上后来在新西兰的梅西大学读了MBA，在法国的格勒高商读了博士，我也已经对算卦、宗教、文化、艺术、历史和科学这些东西有了自己的认识。当有人问命运、信仰的时候，我的回答是很专业的：“我尊重任何信仰，但我只相信科学!”谁让咱任博士是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博士，博士是有自己一整套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另外我特别说明一下，虽然扯得有点远：基于我掌握的有限的信息，中国的八卦、易经在国外比较严肃的大学是不算在科学研究的范围，最多列于文化的范畴。中国的年轻一代人，最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对世界文明先进成果的学习上，不要把自己的视野禁锢在老祖先的东西里。等你对世界的先进成果有深入研究时，你可以试试凭你自己的本事是否可以为八卦、易经在现代科学中争得一席之地。这将是国之大幸，你之大幸。

第一节　在东莞：第一份工作是打印报表

1993年春节后，也就是正月初六，哥哥赞助了我五百块钱和一个印有郭富城头像的黑色帆布包，里面塞满了洗干净的苹果，我在西安火车站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记得经过五十多个小时的长途旅行，到广东已是第三天的凌晨。身心疲惫的我看着窗外清晨的一缕温暖的阳光和满眼的绿色，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在北方，春节后的一两个月依然是光秃秃的一片，不像在广东是满眼的绿色。

在广州火车站，换乘火车东站到樟木头的车，然后换乘汽车，就到了目的地—清溪。记得从樟木头到清溪的汽车上很挤，也很热，不过车里放的是很激扬的歌曲，虽然我听不懂唱什么，但感觉热热闹闹的，给人的感觉很鼓舞。很快，汽车到达清溪，这里是我打工起步的第一站。

吃完亲戚安顿的第一顿餐，我迷迷糊糊地在附近一家六块钱一晚的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晨亲戚说工厂有面试机会，让我准备一下马上过去。

第一个面试我的是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士，介绍我面试的人说，她姓吴，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吴总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学历，英语状况。当听说我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后，安排开发部的老总来面试，开发部的老总问我学过什么，我只能说汉字DBASE III，实际上我还学过电子线路、汇编语言、单片机、Pascal语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等，但因为自己心里没底，不敢说出来。后来想起来在这件事上吃了亏。然后他让我在他的电脑上操作一下，我用他帮我调出的罗马字音打出了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时，研发部老总一再追问我还学过什么，我真的说不出些什么了。

研发部的老总让我等一下，他去向吴经理汇报一下情况。几分钟后那位吴经理出来，告诉我被录用了。她说从研发部经理处得知，我懂计算机，但不熟。因为我在面试中表示愿意在一个公司从头学起，并不在意工资，所以公司决定录用我，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我回答：“明天。”她问过就在旁边的人事后说：“ 不用明天，您2月5日上班就行。因为那是工厂开工的日子。”

就这样，在1993年的2月5日，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尽管当时的薪水包吃住共三百，那也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当时全国的大学生标准工资是八十来块钱，不管吃的)。使我最为惊讶的事情是，整个面试过程也就一个小时，然后就得到确定的消息。当时在中国内地找一份工作不知有多难!

工作的事情安排下来了，我上班的主要任务是用一台8088电脑打印公司的各种生产报表以及各种生产标签。手生的我对键盘的操作不怎么熟练，我在内地上学时学校的机器一小时使用费一元，一个上午四元，我这个穷学生当时真是承担不了啊。在这里我热爱上了这份工作，我努力学习着，研究着怎样把报表打印得快速又好看一些。几个月下来，不仅键盘操作熟练多了，勤于钻研的我竟然在软件中新发现了几个功能，使打印报表的效率提高了很多。

当时的我比较内向，主要是刚到广东，语言不通，公司的同龄人大多是广东人，他们讲白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还是很快在同事中有了新的伙伴。第一个是叫曾启浪的广东男孩子。他年龄和我相仿，看起来对电脑很感兴趣，在我打报表的时候总会走过来问我很多问题，我耐心解答。我自己水平不高，但很乐意和人交流，这样渐渐熟了，阿浪会带我去清溪的菜地里走走。我们一起在小溪旁谈论人生的理想，讨论着什么时候离开清溪去深圳市里面发展。那个时候阿浪和我初步达成一个一致意见，那就是竞争越激烈的地方机会越多。

有时，我会在吃饭时也和同桌的同事谈谈文学，可是很快我发现，我的文学才华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施展机会。有一次，看着饭厅外远处的小山以及山下的树林，树林中上下翻飞的小鸟，我不禁背诵起“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结果同桌坐的小姑娘说，“赶快吃饭，别这么斯文”。呵呵，在工厂打工的，没有几个研究诗文的，也没有时间想发展这个特长，大家都忙着干活挣钱，给家里寄点，给自己存点。

当时一周工作六天，星期天我会在清溪附近的农田里转转，闲暇时在农田里走得多了，发现这里的恋人挺多。我也是到该恋爱的年龄了，我开始思念自己远在北方的女友。严格来说只能算女同学，我内心知道我们结合的概率基本为零。因为当时去广东工作基本上等于放弃了一切，并且前途有太多的不确定。

我记得我们这些在深圳已经稳定下来的同事在一起聊天，说起工作中不顺利的事情，说完后总会感叹道：“能来深圳的都不是好东西!”这句话既谴责了别人，也否定了自己。可以说是部分正确的，因为在当时很多人去深圳或者是因为和单位领导吵架混不下去，或者是自己实在手里缺钱，或者兄弟姐妹需要自己照顾，不得已选择南下的道路。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人们还是喜欢稳定的生活。为了一点钱而放弃稳定的生活，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但后来的事实是这些人很快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而那些固守一份工作的人后来日子过得不一定好。

当时女友在进修，我的想法是等她进修完成后，有了固定的单位，她会和我提出分手的。我要做的就是对过去的感情负责，在她还在读书期间不给她添麻烦。

给女朋友写了一些信，告诉她我来广东了，并且找到了工作。很快收到回信，女友抱怨我临走前没有和她打招呼，也不相信我会找到新的工作。是的，南北差异太大，那个时候的广东只要有一技之长，找份工作是很容易的事情。而在北方，找工作没有相当的背景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一切都没有头绪，那就开始学习吧。当时的广东，用工单位对人的经验的要求胜过学历。所以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是否胜任取决于以前的工作经验，边学习边积攒工作经验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几个月下来，我也积攒了些钱，大概一千多块，但在当时已是大数目，我抽了一个周末去广州买了一捆书回来，开始学习打印报表之外的事情。学习编写程序，学习C语言。C语言是当时流行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基本上是计算机专业的人面试时候的必考题目，所以在当时把C语言搞精通是很重要的。当时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开设C语言的课程，大家都是参加工作后自己学习的。

渐渐地，通过不断学习，在工作上我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能用计算机实现别人以前实现不了的功能，沾沾自喜之情溢于言表，性格也变得开朗了很多。

那个时候总是感觉到广东的阳光明媚。当时在广东最好的一点就是公司包吃住，在我的眼里，吃得已经很好了，每天很多肉食，还有广东人必不可少的青菜，并且是免费的，晚上加班回来还有免费的加班餐。公司的员工是睡在一个大房间里，但至少每人有一张自己独立的床。那个时候在北方，我每天吃顿饭都要掂量一下，手上的几十块钱得省着花。记得刚到广东时我的饭量很大，每顿吃两大碗饭，经常是第一个走进饭堂，最后一个走出来，自己都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但也在感叹生活变化快，这么快就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

最大的花费就是偶尔买件衣服，花的也只是加班费，工资基本不用。周围是一些和我一般大的年轻人，我在他们中间算是幸运的，会打电脑，很让人羡慕。同时我也会在工作的闲暇之余帮同事打打简历，那个时候是广东高速发展的时期，每天很多人进公司，又有很多人离开。离开的人会在离开一两个月后回来看老乡，谈的更多的是职位提升了，工资增加了，把留下来的人说得心里痒痒的。

不久阿浪也辞职了，他走的那天我去送他，阿浪戴了墨镜，梳着整齐的头发，公司的一位美女也来送行，看着阿浪意气风发，我心里很羡慕。阿浪给我留了地址，欢迎我以后去看他。

阿浪走后，我有点失落，因为一位好朋友走了。幸运的是陪伴我的有我喜爱的电脑，那台快淘汰的8088对我来说是无穷无尽的宝藏，我在学习Lotus123等应用软件的使用时，还不时将自己发现的新功能和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分享，每天用在探索上的时间多了，也感觉不到寂寞了。

我在一个周末真的去看了一次阿浪。他在东莞市工作，工资高了很多，工作也顺心。我们一起去东莞人民公园转了几圈。我的话语不多，阿浪总是很风趣。阿浪也告诉我，他们公司开会有时用英文，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听阿浪讲这些话，我心中暗下决心要把英语学习好。

不久，办公室来了另一位同事：阿华。阿华从国内某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在广东老板的厂里找一个正规的大学毕业生是不容易的事情。阿华在工程部工作，工资基本上是我的两倍。阿华的工作是用AutoCAD和OrCAD画图，主要是做线路板用的各种图纸。阿华的电脑配置很高，是彩色显示器，每天很多美女围着阿华，看他画图。我也很羡慕，因为人家的图形比我的报表有趣多了。

我问了阿华几次，画图好不好学？ 他告诉我很好学，只不过在公司他不能教我，怕老板们不高兴。周末，我和阿华在公司宿舍的五楼楼道搬个凳子，看着蓝天白云，吹着海风，一遍又一遍地唱“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我在广东的前几年就会唱这一句歌词。我们也聊聊公司的事情，有一天阿华说了句让我记忆很深刻的话，“咱们公司的工人很可怜，他们每天加班那么晚!”是的，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管理手段，没有订单时裁员或者放假，有订单时连夜加班。

我在清溪的这家电子厂工作七个月的时候，对公司的报表打印已经非常熟练了，我也知道打印报表不会是一份可以作为终身的职业。看到阿华在公司的发展，我决定向他学习。因为在清溪没有找到培训班，我决定回老家学习AutoCAD绘图。我要像阿华一样，学习高级技能，拿一份不错的工资。提前给在西安的哥哥打好招呼，我9月回西安学习绘图。哥哥让我列出清单，他开始准备。在广东临行前阿华托我买本OrCAD的书，我答应了。

1. 　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那也是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一年。美国最大的股灾就发生在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