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故乡

秋籁居忆旧 作者:严晓星 著;成公亮 口述


故乡

我的故乡江苏宜兴,古代曾先后叫过义兴、阳羡、荆溪,据说建置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东边紧靠太湖,往西越省到了安徽,往南也越省,是浙江的长兴县。南面是山区,浙江天目山的余脉。北面是平原,偶有小山。很多年来,京杭一线的北方人去浙江,几乎必经宜兴。所以,宜兴虽小,却算得上繁华。来来往往的人多了,故事也多。晋代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苏东坡从海南岛被赦免回来,看到宜兴美好的山水,就希望终老在这里。他写过几首赞美宜兴山水的诗词,其中有“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的句子,多么美啊!我小时候生活的故乡,与他所见的不知有多大的差距,但也是非常美的。不过,没多久他就客死在宜兴了,并未实现悠闲生活多年而后终老于此的理想

宜兴是江南鱼米之乡,人的秉性忠厚温和,“耕读”向来是老百姓推崇的人生安排,小孩念书是正事,万不得已才失学。宜兴的文化水平比周围几个县都强,小小的一个县历史上竟然出了五个状元、十个宰相,清代文坛上还有陈维崧和以他为领袖的“阳羡词派”。到了现代,担任过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就是宜兴人;还有政论家储安平,在民国后期很有影响,1957年“反右”受打击,现在又受到推崇。宜兴还出大画家,徐悲鸿、吴冠中、钱松嵒都是宜兴人。有意思的是,宜兴高塍镇上竟然出了两个大学校长:共产党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国民党的台湾大学校长虞兆中,他们小时候还是高塍小学和中学的同学,现在这两个人的塑像都在高塍小学的校园里……

宜兴县有宜城、丁山、张渚、和桥四个大镇,湖、汤渡、蜀山等一些小镇。宜城镇是县城,平常我们说去宜兴,就是去宜城。丁山镇是我的老家,在最南边,因为陶瓷业的发达,丁山是最繁华的。宜兴有个称呼叫“陶都”,其实,真正出产各种陶器包括紫砂陶的,只在丁山镇。不过,听说原先旁边的蜀山比丁山还要强,丁山后来才赶上去,又远远地超越了蜀山。从我童年起,丁山、蜀山曾经不止一次分分合合,还把汤渡也并了进来。如今,我的老家正式建制叫“丁蜀镇”,但在当地百姓的习惯用法里,丁山、蜀山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小时候的丁山,从远处就能看见多处冒向天空的黑烟,是正在烧制陶器的“龙窑”冒出来的。龙窑大概有十几个吧,分散在镇区,大部分从平地上矗立而起,夹杂在民房中间;也有依山而筑的,很少。龙窑一般四五十米长,自平地向土坡上延伸,伸到头就是冒烟的窑头了。到这里土坡戛然而止,呈九十度直角向下,因此一个龙窑从侧面看去,是斜面很长的三角形状。龙窑底部有很大的灶膛,可以投入大量松枝和“桩头”燃烧,走近点,就能听见烧窑的声音。烧窑用的燃料就是松树枝和松树下半段的桩头,桩头大部分是埋在土里的树根,木质坚硬又富含松脂,烧起来“噼里啪啦”,声音大得很。大火进入烧制陶器的长长的窑肚,窑肚约一人高、两三米宽,里面放着很多已做好将被烧制的土坯。四五十米长的窑肚子顶是圆拱形的,两边有一个个圆脸盆大的加柴火的洞。丁山的窑后来才烧煤,如今还用上电和油,窑变小了,样子也完全不同了。说也奇怪,那时候烧窑有那么多的黑烟,可我们从来没感觉到环境多么不好,天空远比现在清朗。

龙窑一烧,要四五天才能停。歇火之后要“冷窑”,不过只有两天,不等窑里冷透,就要“开窑”了。烧窑的工人穿厚衣服、戴厚手套进去把陶器搬运出来,这叫“出窑”。不等冷透就开窑出窑,是为了烧下一窑的时候能够节省松枝、桩头——这里面讲究很多,烧窑的过程中,没有仪表来显示温度等种种数据,还要顾及季节、天气;成品如何完成、烧透,主要凭师傅们的经验,一旦出差错,一窑的损失是很大的……我知道得不多,也就不多说。当然,紫砂陶器只是庞大的陶业的一部分,丁山出产更多的,是大缸、花盆、砂锅、碗、茶壶、盘子等日用品。我小时候曾经被做缸和花盆的“贴花”工序吸引过:用比较稀的泥直接贴到坯胎上去,贴的是花草、山水画或者动物的图形。还有在茶壶上刻山水画、松竹梅、动物,或者刻字什么的,都是一次成功,也只能一次成功,没法改的,厉害极了。

丁蜀镇前墅古龙窑外景

丁蜀镇前墅古龙窑内景

与大多江南水乡一样,丁山是一个河道交织的小镇。内河四通八达,好像什么地方都能去。我小时候,丁山已经通了汽车,但很少有机会坐。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船,去宜兴一般要坐轮船。坐上丁山到宜城的船,刚开出去还不到蜀山,只见河道东侧沿岸堆满了称作“粗陶”的大缸,有几处把大缸一层层错开往上堆,越堆越高,远远看上去像一座座金字塔,塔顶是平的,壮观哪!我就不知道这些数十甚至上百斤重的缸是怎么堆上去的,一旦要把大缸运走,又是怎么取下来的?内河是货物进出的通道,水运廉价又安全,陶器制品通过水道源源不断流向全国各地,各种生活用品又通过水道集中到丁山……既然丁山的繁荣连县城都不能比,那么镇上的居民,对宜城也不大看得上眼。能让他们刮目相看的,是“外面”。那时候做生意,货物都从无锡进,“外面”通常指无锡或者更广大的范围。在丁山人的眼里,经常在外面跑,在外面交际广,就意味着很能干,油然而多出几分敬意来。

如果从东边的水路到丁山来,或者从丁山的水路去蜀山,就会看到绝妙的“蛤蟆桥”。流经丁山的河道,源头在西南山区的湖,经过汤渡拐弯入丁山,直向蜀山流去。河道离开丁山后,非常开阔,中间有个岛,岛上有座庙,叫“大王庙”。不知哪一年,聪明的丁山人通过“大王庙”的小岛造了三座桥,称作“蛤蟆桥”。河这边到大王庙是座小桥,桥下供北侧河道的小船通过。大王庙到河对岸的潘家潭是座雄伟的大石拱桥,漂太湖的大帆船都能够通过——这两座桥便是蛤蟆的两只前腿。蛤蟆的后腿自然在大王庙的后侧,也是座小桥,它和第一座小桥一样,连接河的北侧。蛤蟆本是四条腿,为什么这座蛤蟆桥只有三只脚呢?原来,三脚蛤蟆在民间被认为是招财的吉祥动物,著名的传说“刘海戏金蟾”里的蟾蜍,就是三脚蛤蟆。

记忆中的蛤蟆桥(咸国英绘)

解放以后,大王庙被改成丁山镇的派出所,真是大煞风景啊。这样一来,一般老百姓没事也不去,后面那座小桥也就没什么用,用木架子堵死了。我小时候经过大王庙大门,总会有意靠近门口张望一下,想看看派出所南侧的小牢房,“里面关着人吗……”,可我只看见粗大的木栅栏,里面黑洞洞的。我这个人,一辈子有好奇心,从小就开始了。

蛤蟆桥既有神话背景,又有大王庙配合之下的绝妙构图,尤其那座浅红色花岗岩做成的大石拱桥,精美雄浑,真是丁山人的骄傲。可大约在改革开放初期,丁山的领导头脑发了昏,为了河水流淌的畅通,竟然把大王庙连同蛤蟆桥全部拆掉,另造了一座丑陋的水泥桥。这件事,现在年长的丁山人说起,真是恨透啦!这种没文化的蠢材,怎么可以当一个镇的领导呢?

别的地方看到龙卷风很稀罕,而在丁山的夏天却能够看到。大风乍起,乌云滚滚,我们在晒台上向东面看去,远处太湖里突然有一股水和天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慢慢移动的黑柱子。这个黑柱子,就是龙卷风形成的水柱,很是壮观。

蜀山和丁山就差三里路,它的命名源于苏东坡的一句话:“此山似蜀。”苏东坡是四川人,到了这里想念故乡,把佳话留给了后人。到了清朝,这里建过东坡书院、似蜀堂,遗址都在如今的东坡小学里。这些都是让孩子们很自豪又能接受教育的人文遗留。

在故乡的山山水水中,自然生出我的“田园之梦”和“山林之想”。只有在田园与山林之间,才能找到我最温暖最踏实的家园。我晚年经常带着希望与乐趣旅行,就是想在故乡的水乡或山村寻访终老的安身之处……

家庭

我家祖上是从湖南迁到苏南的,年代就不知道了。在宜兴,成姓一直是孤姓。我们知道的成家历史,一般从爷爷成步瀛开始。爷爷十几岁从无锡来丁山当学徒,忠厚老实,勤劳刻苦,后来自己做生意,开办了成家店号,创下了一些家业。他晚年在地方上很受尊重,但早年很苦。父亲经常讲爷爷年轻时的一个故事教育我们:那时经常没饭吃,有一次爷爷弄到一碗稀饭,太凉了,只好放在太阳底下晒,晒暖和了一点才吃下肚。那时能够吃饱肚子是多么不容易,不能因为生活条件好了就忘本,“忆苦思甜”哪!

爷爷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叫成毓文,是我伯父;小儿子叫成毓灵,就是我父亲了。我们当地把姑妈叫“伯伯”,爷爷的两个女儿就是我的大伯伯、二伯伯。大伯伯嫁给了镇上的高家,二伯伯嫁在太湖边的下邾街蒋家。

据说分家的时候是“四六开”,伯父家四,我家六。伯父比父亲大十三岁,他讲究生活的享受,并不努力,也染了一些旧社会的坏习气。店里的营生,在外面跑东跑西的事,多半是父亲去的,钱主要是父亲赚来的。

分家后伯父家和我们家是邻居,仍然开杂货店,主要经营一些食品和特产,卖油、特产盐、酱、醋、茶叶、陈酒、食糖、火腿、桂圆、笋干、月饼等等,也卖一些黄纸、香烛、锡箔等“迷信品”。“迷信品”在当地只是商业上的一个名词,并没有贬义和涉及信仰。譬如过年或者清明之前,一位信佛的老太太来店里说:“给我买些迷信品,蜡烛一对,锡箔一刀,香一把——要大把的。”因为店里的商品不少是南方出品的,江南一带把这种杂货店叫“南货店”。我家大门上方用黄底红字写的大字店号就是“成鼎隆南货店”。伯父家的店号是“成鼎昌”,就在隔壁。两家既是近亲、近邻,又存在商业竞争关系。但伯父和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做生意都不热心,生意一直不如我家。前些年,宜兴地方上出版的“文史资料”里还有人专门写文章谈到这个有趣的往事。

丁山镇上最有钱的,属“窑户”,就是那些开陶器工厂的,这我们比不了。但要论开店铺,我们家和大木桥下的“三茂”是数一数二的。日子过得很殷实,因为父亲读过私塾,有些文化,写得一手好字,又常常接触“外头”,眼界开阔,很会做生意。当时的店铺没有现在常用的卷帘门,都是用十几块可装卸的竖长条门板拼接起来,每几米一个单元,叫做“一开间”。在我们当地,一般小的店面是一开间,中等的是两开间,大的是三开间,镇上并不多。我家就是三开间,而且中间的开间比两旁的大许多,店面算很大的了。临街的作店铺,铺子后面有住房、仓库,另外还有在别处的房子作仓库,存放一些大的工具、木料,不放食品,但是经常放置大油桶,一种装豆油的可以在地上滚动的大铁桶。一旦用这种油桶从码头上卸货,把它放在地上用手脚推滚,一个接一个,整个大中街上发出一阵阵“隆隆”的声响,震耳欲聋。父亲经营得好,还在附近买了些田地和小山,通常田地租给农民种,山地大都荒着。和桥镇上有家布店叫“协大祥”,父亲好像有份额还是其他什么,我不是很清楚。

父亲经常出去进货,进货又多半是去无锡,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熟悉“外面”的人。丁山人做生意,比较一板一眼,偏偏父亲就不一样,人特别聪明,喜欢动脑子。我们都知道“成鼎隆”经营中很得意的事情:那时丁山还没有通电话,宜兴城里有个电话中转所,父亲去无锡进货,会用电话把货物的资讯传回来,店里派个人去宜城接受这些资讯。没多久,别的商家发现了这个渠道,也去电话所询问和索要,等于商业机密都泄露了。怎么办呢?父亲想了个办法,把所有的货物都编了号,自己和店里留一份,发回的货物资讯就成了“一号,多少多少钱;二号,多少多少钱”。这样一来,别的商家即使问到,也不明白某某号是什么货了。这虽是最简单的密码运用,足可见他的聪明。我后来甚至觉得,做生意对他来说像在娱乐,就像下棋、打球,是一种爱好。

解放前后,父亲的生意最红火。他去无锡定做了很多竹子制作的圆纸扇,扇子正面是京剧的图画,我记得的就有武戏《雁荡山》、宣扬孝道的《吊金龟》、三国戏《借东风》、讲乞丐莫稽的《金玉奴》,还有大家都熟悉的《霸王别姬》……不是古代戏文的只有一个,穿蓝色“士林布”旗袍的时髦女郎。扇子背面写着“成鼎隆南货店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的字样,并注明本店经营什么,无锡办事处的地址等等。在店里买东西满一元(解放初是一万元),就算是比较多了,可以送一把扇子。这在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可在当时的丁山,也只有熟悉“外面”的人才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

约1975年,父母亲来济南山东京剧团同住

成公亮(右),1942年。照片背面有父亲写的“右成公亮三岁”。左为堂侄成正平

1940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了两个哥哥:成公范和成公望。这一年,父亲三十二岁,母亲二十五岁。

母亲叫范秀娟,是宜城往北、太湖之畔的金兰村人。她家乡那边是有新思想的,主要和实业家周文伯有关。周文伯创办了一个蚕种场,销售“蝴蝶牌”蚕种,在宜兴很出名,对地方经济很有贡献。他也办教育,创办过一个新式学堂。母亲识一点字,好像上过新式小学,可能就是他创办的那个吧。后来她似乎还上过一个刺绣学校。母亲曾说起,她小时候曾经看到周文伯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走过。这位周文伯,有个儿子后来很有名,就是物理学家周培源。

我外公是当地的地主,这自然是“好”出身了,到解放之后变为“坏”出身时,母亲并没有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妇女的出身、成分好坏并不重要,政府认定的是户主我父亲的本人成分。到我和兄妹一代人,本人成分是学生,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出身”,这个家庭出身要跟随你一辈子,关系重大,左右你的上学、工作、婚姻、升迁等等。

三年后,母亲生了大妹成曼萍,又过了三年,生了小妹成君穆。在当时的条件下,出生时的死亡和幼年童年的夭折,概率都很高,生七八九十个孩子,只养大了四五个,这是很常见的。但我们五兄妹,全都健康地长成,至今都六七十岁了,这也是不多见的。

童年之一:初上小学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但丁山这个水乡小镇很安静,让我对当时的战争几乎毫无印象。唯一能依稀记起的,是似乎曾经跟着家人逃难,时间也很短暂。可能因为没吃过苦头,连对1945年胜利的记忆都很稀薄,只记得当时唱过这样一首歌:

号角吹动,鼓声隆隆,伟大的胜利是多么光荣。欢迎啊欢迎,民族的英雄,请你接受我们歌颂。八年的痛苦和牺牲,得到了今天的成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抬起头来挺起了胸。

音调我大部分记得,歌词如今已经记不全了,大哥还能完整地唱出来。他告诉我,在当时,几乎人人会唱这首《迎战士》。我最近才得知,它是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的上海作曲家陈歌辛写的。我和陈歌辛的儿子陈钢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大学的校友,他正是以写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出名的作曲家。

《迎战士》“迎”的都是国军“战士”。说真的,当时我对共产党了解得很少,更不知道共产党也参加了抗日。最近才知道,原来丁山还是共产党的新四军解放的,然后国军才接收过来。那《迎战士》一定是国军来了以后才开始流行的吧?可那时我一点也不懂,只是偶尔听见大人们说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打仗。如果有两个小孩子打架了,大人就会在旁边骂:“打什么打!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共产党、国民党谁好谁不好,我们都不知道,只是从这里感受到一点时代的气息。

据说抗战胜利后是蒋介石声望最高的时候,可当时我们只知道孙中山是“好人”,并不怎么知道蒋介石。我们还总听到“我们四万万七千万同胞”这个词儿,这是当时全中国的人口数量,也是一个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时常用的词,不过后来就很少再用“同胞”这个词了。不到十年,“反右”、“大跃进”的1957、1958年是“六亿人民”,毛主席1958年的诗词里就有“六亿神州尽舜尧”,后来是“八亿人民”,直到现在的“十三亿人民”。

解放以后我们知道两件大事情:一件西安事变,起因是蒋介石不抗战;另一件平型关大捷,林彪打日本人。再加上接受的宣传和教育,比如抗日电影什么的,给我的感觉,那八年里完全是共产党在打日本人。前几年又看到一些史料,说抗战的主战场上仍然是国民党军队,可见历史有时真像胡适先生讲的那样,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946年秋天,我念书了,在镇上的东贤小学。课程有语文、算术、珠算、常识、音乐、体育、美术、劳作(就是手工)。一二年级的每个星期一早上,学校要在礼堂举行周会,由校长带领大家默念礼堂中央墙上的“总理遗嘱”,最后两句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解放后自然就没有了。

那时候学校里有体罚,不但是经常的,而且几乎所有家长都赞成——这让现在的家长很难理解吧?如果学生做错了事情,最轻的体罚是罚站墙壁,让你一个人“面壁思过”,重的就是打手心,再重一些便是打屁股了。而且,老师的体罚决定是即时做出、即时施行的,不需要任何“审批手续”或者校长的口头同意。我还好,打屁股没经历过,但挨过打手心。老师用一根长方形的称作“戒尺”或者“戒方”的“刑具”,让学生摊开手,老师握着或者不握学生的手,打下去。如果正赶上老师心绪不好,那一下下去,学生就是钻心裂肺的痛啊!——“戒方”用红木、花梨之类的硬木做成,现代弹琴人一定会想到这是做古琴岳山的好材料吧。当时还听说,私塾的体罚更常见,下手也更重,我们念书的时代很少有私塾了,所以我们都很庆幸。不过,凡是从私塾出来的人,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们又都很羡慕。

那时候语文课是教汉语拼音的,“拨、泼、墨、佛……”,用的都是有点像日文又有点像古琴减字谱的拼音符号。五十多年之后我到台湾南华大学教书,又看到这些符号,不禁若有所感,不过我已经不认得了。现在在大陆,电脑上的拼音都用abcd的西文字符。

那时候大哥参加过“童子军”。二哥没有,可能是年龄没有赶上,我就更不必说了。我对童子军的印象有两处,一是童子军的领巾是蓝色的,前胸有一个电镀的小铜圈,蓝色领巾的两端穿过它,那块蓝布就戴在脖子上了;二是我们年龄小的孩子看到童子军,一定会念唱“中国童子军,油炸铜鼓饼”。这两句话既无恶意也无善意,完全是因为押韵和玩笑。铜鼓饼就是油煎的“油炖子”,萝卜丝馅,丁山人叫“铜鼓饼”。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我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和大哥相比,是从“三民主义”的理想到“共产主义接班人”了,蓝领巾也变成红领巾——“解放”了。

童年之二:“拆天了”

我读书一贯不用功,而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总是全班第一名,语文和美术的成绩最好,渐渐地就幻想着将来做个画家。长辈们聊起我来,都说这个小孩聪明。而我呢,心思完全不在学校里,而在一个字:玩。

大哥长我五岁,等我稍微懂点事,他就去苏州念中学了,而且他是个文静的人,玩不起来。能跟我疯玩的,是大我三岁的二哥。二年级时,一次我正和二哥在一起玩,不知什么原因,忽然腿摔坏了,躺在地上。家里请了一个据说是烧窑的师傅来看,他认为是脱臼,帮我接,一阵让我永生难忘的剧痛过后,我的情形更糟糕了。再去镇上请专业的骨科医生看,说我的骨头被弄碎了。这让我躺了整整半年,学业也中断了一年,只得上了两次二年级,用五年才读完了初小四年的学业。

我总是顽皮的,好动的,爱凑热闹的。和二哥一起,在大中街、学校操场、青龙山、黄龙山、大水潭,到处都好玩。镇上孩子的滚铁环啦,打弹子(小玻璃球弹子)打弹弓啦,放“鹞子”啦,跳白果啦,造房子啦,打铜板啦,扯天龙啦,官兵捉强盗啦,捉蟋蟀斗蟋蟀啦,抓鱼、养蚕和“洋虫”啦,我几乎无一遗漏,样样精通。大人们常说我玩得要“拆天了”——天都被我们拆了,多厉害!

青龙山的石头完全是青色的,被人开采去做水泥。山下有一个劳改犯干活的“青龙山水泥厂”,至今这个丢弃多年的工厂残躯还在那里。紧挨着它的黄龙山,石头却完全是黄色的,人们开采山肚子里的泥土去做陶器。六十多年过去,青龙山已经挖没了,黄龙山也矮了许多,成为一个大土墩,现在上面造了许多房子。故乡的社会与民俗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很多已经退出如今孩子们的生活了。

那时候好玩的东西比现在要多,趣味性、创造性强。会玩的孩子通常身体健康、智商高,善于动手动脑子,不像现在的小孩,一头扎到游戏机里,没完没了。回忆这些当时极其普通的游戏,我既心神激动,又感到失落,因为我的下一两代,像红雨她们,已经不玩这些了,多可惜啊!现在我选几个罗列出来,回味一下。

跳白果:白果就是银杏。白果有不同的品种,用于“跳白果”的是一头圆一头尖的长形白果。作为“武器”,要把白果存放一段时间,里面的肉干燥之后变硬变小,白果跳出去不容易滚动;还要用棉花沾些豆油包着养一段时间,这样白果外壳牢固一些,甩出去后落地不容易破碎。游戏的规则,是双方各自用脚拇指相对夹着白果抛出逼近对方,根据距离估摸着有把握的时候,把自己的白果“射击”过去,击中对方的白果为赢。如果击不中,你的白果一定在对方的白果附近,下一步他击中你就很容易了。

打铜板:和跳白果的规则很像,但使用的玩具为铜板,用手扎出去。那时候康熙年间铸造的铜板很容易得到。小朋友先各自把铜板往地上一扔,轮替着逼近对方,到合适有把握的距离时,对准砸过去,砸到就赢了。如果砸不到,通常落在对方的铜板旁边,对方就很容易砸到自己,很讲究技巧和经验。小朋友也在开始运筹小小的战略和战术,除了技巧也要动脑子。

扯天龙:就是现在南京的“扯嗡”,我们家乡叫“扯天龙”。与南京不一样的是,宜兴的天龙是竹子做的,分开的两段竹筒中间有竹棍连接,竹筒上面开一个长方的斜向的风门,玩的时候用线绳连接两根竹棍,线绳的扯牵方法和南京的“扯嗡”是一样的。

放“鹞子”:“鹞子”就是风筝。大人放的正儿八经的风筝,上了天后能稳稳地站住,小孩子做不了。我们常放的叫“乌龟鹞”,就是最最简陋的风筝。用两根竹篾,两横一竖扎起来,再用纸糊上,用稻草做个尾巴,装上线。刚放的时候要拼命奔跑,让它鼓足风才能起飞。没想到五十年后,我又重新放起风筝,那么着迷!

抓鱼:我们没好的渔网,可也有简易的办法,用交叉的竹片撑开麻袋口,固定好,放到河里去,也能捉到鱼,不过是很小的。这小鱼我们总是把它贴在墙上风干,然后装在小碗里放进灶膛煨熟了给猫吃,称作“猫鱼”。

养“洋虫”:“洋虫”是一种被认为有滋补作用、可以直接食用的小虫子,比芝麻大一点点,硬背壳,用装香烟的小铁盒或者别的金属小盒子养。盒子里放些“洋虫”吃的食料,有红枣肉、桂圆肉,还有一些在药材店里可以买到,如杜仲、红花等。我养洋虫很盲目,人家养,我也跟着养,打开看一看,闻到一股类似中药的香气,拿一个洋虫放在嘴里,活的,吃进去……

1951或1952年

1952年成公亮小学五年级

初小的后来两年,我受了二哥的影响,和很多男孩子一样迷上了武侠小说,大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丐侠》等等。不过,二哥着迷得有点“走火入魔”了——他想练书里写的一种武功,据书上说,这种武功一定要吃素才能练。大人们发现以后,都觉得很可笑。二哥顶着大人的嘲笑,真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自然还是没坚持下去,奇功也没练成。不过这不妨碍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草上飞”。我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是什么记不得了,可笑程度一定不在“草上飞”之下。常和他一起玩的有住在后面的吴一中,我们喊他的小名“红枣”,“红枣”的年龄和二哥相仿,绰号“玄真子”。他后来学了体育,在山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工作,是奥林匹克排球的国际裁判,后来又当过山东省的体委副主任。70年代我在济南工作时找到他家,经常有来往。

1956年暑假三兄弟合影。左起:大哥成公范、成公亮、二哥成公望

50年代初,丁山镇忽然刮起了一阵打篮球的风气,二哥也就十三四岁,竟然成了镇上著名的篮球健将。打篮球我也积极参与,但是年龄小,怎么也不是二哥这一等级的人。当时镇上组建的篮球队有“机联队”,各机关单位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的。还有“速风队”,回乡学生组织的,是当时水平很高也很出风头的篮球队。二哥和“红枣”他们组织了“海浪队”,还缝制了球衫。名义上,这个篮球队我也挤进去了,是最后一名,球衫背后的号码是“10”。现在二哥七十多岁了,还每周打两次篮球。

我有时掺和在二哥的圈子里玩,但大部分时间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一起玩。从来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更不会想到应该如何“用功读书”。每天的脑子里总是想:“现在玩什么?”想好了就走,立刻去玩。——怎么会不“拆天”呢!

童年之三:大中街

大中街是丁山镇的主干道,西面小拐弯处一过就算大西街。大西街与大中街相连,等于是一条路。整个丁山镇,就在这条路的两旁,我家也在这条街上。

我家正对面有一家面馆,店号叫“朱永兴”,因为店主是个前胸的驼背,丁山人一般都叫“朱骆驼面馆”。稍微斜一点的对面是一家茶馆,叫“丁荆泉”,主人叫丁三保。如果你用热水壶去茶馆里烧水的“老虎灶”打开水,就要事先买好“水筹”——一种一寸半长的薄薄小竹片,上面有火烫的“丁荆泉”三个字,用它去打水。当时在宜兴,人们大都喝本地产的红茶,很少喝绿茶,因为烧窑的师傅们干很多体力活,消耗大,只有红茶能提精神,能“杀渴”。茶馆里桌子很多,一张桌子可以坐七八个人,客人都是乡下的农民,来街上办事情,茶馆是他们休息和接头的地点。这里早上四点多就有人了,渐渐地多起来,七八点人少了一些,下午人又多起来。一拨客人刚走,他们没倒完的壶中茶水都被集中倒在一个水缸里,再续上开水,这就是提供给过路人喝的免费“路茶”。

大中街旧居

茶馆里的人来来往往,最热闹,经常是人声鼎沸。同时,街上还有叫卖声、车马声、说话声、脚步声、东西的碰撞声,甚至哭喊声、吵闹声……我天天对着这生气勃勃的一切,觉得有意思极了。就连街边的乞丐,吆喝起来也是非常有味道的。

如果听到“镗锒镗锒”的声音,那是骡马队来了。骡马队据说是抗战期间兴起的,那时国民党驻军把几个乡镇之间的公路选择几处破坏掉了,日本鬼子运输物资和兵力自然不方便,老百姓的生活也受到影响,类似于现在运输公司的骡马队就应运而生。到我家来的骡马队,通常是湖、张渚山区的商家来采购货物,这时候伙计们就忙活起来,全力以赴地给他们配货。山区来的人豆油一买就要几大桶,就把本来装汽油的桶洗干净了装豆油。可气味还在,怎么办呢?拿出过年时燃放的小鞭炮,点着放进去,几声闷响后,火药味道就把汽油味盖住了。现在看来,这绝对过不了卫生关的,可在当时却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做法。

如果街上发出连续的拖拉东西的巨大噪音,那就是运输毛竹的队伍正从大中街上经过。这些人是从湖或者张渚山里下来的,要把毛竹挑到竹行里去卖掉。满脸汗水的“山里人”一人挑一副毛竹担子,粗的一头在前面,竹梢拖在后面的地上,这样就减轻了重量。大片的竹子刮着街道上的黄石板,声音很大,街道两边的房子再把这声音共鸣混响,巨大的声响就好像把整个小镇都给覆盖了。这时候我一定会奔向门口,去看这个拉得很长的壮观队伍。有时候也会看到其中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也挑着一副小一点的毛竹担子,和大人一样艰难地向前行走着。这时候街边的大人,特别是一些老太太嘴里就会发出“啧啧”的感叹:“这个细佬多可怜啊……”也有大人趁机教育自己的孩子:“看到没有?要用功念书啊!”

大约在新春时节,或者天气刚转暖,街上会有“出会”。“出会”是什么意思我不清楚,但肯定和佛教信仰有关。“出会”时,大中街上过来一对穿着戏服的男女,头戴满是珠宝的帽子,脸上戴着面具——笑着的面具,手上拿着大纸扇,在锣鼓声中舞蹈着。这叫“男欢女喜”,是宜兴的民间舞蹈。我们小孩紧跟着看,周围呢,人山人海,个个满脸喜气。

“出会”里还有个节目,我至今想起来,仍然瞠目结舌。那是一个很壮观的队伍,最前面的人开道,他穿着戏服,手里晃着一种类似“戟”的武器道具,指向挤过来看热闹的人,阻止汹涌的人潮。武器的头上有几个铁片,一动就发出“仓啷仓啷”的声响。他后面是两个赤膊大汉,一左一右,敲着大锣。队伍最后才是坐在高架轿子上的主角“南方菩萨”,“南方菩萨”自然是泥塑的,但它的眼珠子吊在眼眶里,轿子一动,眼珠子也动,非常好玩。

使我瞠目结舌的倒不是主角,而是前面开道和敲锣的人。一根又长又粗的铁针,从开道人腮帮的一边穿到另一边!他张着嘴,可以看到铁针在嘴里通过——他当然也不能说话了。敲的锣呢,不是京剧里用的那种,而是更大更重的,后来我上了音乐学院,才知道这种大锣竟然是西方交响乐团里唯一使用的中国乐器——“中国锣”。我们敲这种锣,是用右手举锣锤,左手握着竹子或木头做的把手,把手的两端用绳子穿进大锣上方的两个分开的洞眼。可是,眼前穿进“中国锣”上方两个洞眼的绳子,却系在几根比筷子细一些的大铁针的两端,这几根大铁针呢,竟然穿过敲锣人左臂下面的肉里!几根大铁针排成一排,两端的绳子吊着重重的大锣,把敲锣人左臂下面的皮肉紧紧地吊下去,进针和出针的地方竟然一点血也没有。啊呀,又恐怖又神秘,实在是不可思议!我那时一直想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不疼、为什么不出血,得到的答案却很简单:“这几天他们是吃素的。”吃素就能这样吗?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答案我至今不能满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哪儿热闹我就往哪儿钻。街东面收购和出售柴禾的“柴行”那里,有一处小广场,经常有卖唱的做营生。我就跟着好多人一圈圈地围上去,再钻到前面去,看一两个人以小锣伴奏说唱。说唱的内容很庞杂,什么都有,多半是些滑稽风趣的笑话。笑话的内容和逗趣的方式,跟生活结合得很紧密,有点像现在赵本山的小品,不过经常有一点“荤”的,也就是男女两性的话题,也有《水浒》故事之类的。等大家听得入迷了,他忽然停下来,拿出梨膏糖来向大家兜售,不买他就不讲。有时候梨膏糖卖完了,还会继续讲一点。这叫“小热昏”。“小热昏”也有自己的名字,记得水平很高的是“来得乐”、“来得利”兄弟俩,他们的说唱非常吸引人。听这些“小热昏”的口音,多半不是当地人,苏、锡、常那一带,特别是无锡口音的比较多。谋生也很辛苦,和戏曲剧团一样,要“跑码头”,不断地到新的地方去唱,收入全靠卖梨膏糖的赚头。“跑码头”是当时生活中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家乡一带正是江南水乡,几乎所有乡镇都可以通过单个船只或者定时班次的轮船方便来往,每个乡镇都被笼统地称为“码头”,这个小镇的经济繁荣,人们就会说“这只码头不错”。

帮谈康林摇铃(成公亮自绘)

镇上有个戏院,我们称作“戏馆子”。来演出的,也是“跑码头”的外地戏班子。但戏班子再小,至少也有二十来个人吧,乐器啊服装啊舞美道具啊,东西特别多,所以都是自己开一条船来。

每到演戏的时候,镇上除了贴出海报,一到傍晚,还会有人扛着一个牌子,手里拿个铃铛,摇啊摇啊摇,从街的这头摇到另一头,告诉大家今晚要上演什么戏。大家也都会兴奋地奔走相告。我四五岁的时候,觉得那人摇铃摇得很好玩,每天等他到了附近,就奔过去帮他拿那个铃铛,在前面摇头晃脑地摇将起来,很开心。时间长了,只要一听到铃声,家人或者邻居就会说:“哎呀!公亮去摇铃!”或者说:“谈康林过来了,公亮快去!”我就飞奔过去,接过铃铛,摇好长一段路。街边的人都看着我笑,我呢,便更得意。这一情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连摇铃人的名字我都记得:谈康林。

小镇封闭,西洋音乐难得一听,如果听到,那只有在马戏团。马戏团要吹洋号(小号、长号)、打洋鼓(小鼓、大鼓),和唱戏不一样。用布围一大圈,外面就看不见了,只能听见音乐声,再外面围一圈粗麻绳的网,不买票进不去。我和小朋友们常常从麻绳的网底下钻进去看,走钢丝啦,马戏啦——是真马!这之前,我只在看戏时注意到一个人摇晃着马鞭就意味着他骑马了,这时看到真正的马,能不兴奋吗!

在这条街上,人来人往,闲人忙人,好人坏人,什么人都有。几百户人家,没有哪家的事能瞒得了别人,没有一点点隐私能藏得住。张家长李家短,是大家最及时的谈资,不过夜,全镇人都知道了。我还小,人情世故不大懂,那些飞短流长的神态,那些丰富曲折的情节和第二天就可以知道“下一回”的期待,让我感受到人生大戏的神秘和深邃。

这条街每天都是那样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姿。它在我心里似乎从来不会安静下来,一直都那么热闹、新奇、有趣。如今我们看戏,要打开电视机,可整个大中街就像一出故事层出不穷的电视剧,永远不会乏味。

大中街上有我的整个童年。

童年之四:看戏

戏馆子是用一个废弃的庙改建的,并不很大,观众席分左中右三栏,每一栏都摆着长条椅,中间空出两个走道来。如果坐满了,再挤挤,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吧,但平时观众一般只有百来个,最少在三四十个,多的时候也会基本满座。总的来说,“上座率”不高。这样的“上座率”,一千五百块(相当于1954年后的一毛五分)的票价,可以想象,戏班子的收入是很低的;而且他们经常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有时就晚上一场,是很辛苦的。后台呢,不仅是演出时化妆的地方,也是晚上的住处——讨生活真不容易啊!

观众席的最后面靠近庙的墙壁,这里原本是放泥菩萨的地方,现在大多数泥菩萨已经搬走了,只留下安放菩萨的神座还没拆掉。这些神座,就是我们小孩子看戏的“观众席”啦。

看戏过程中,有些如今早已消逝的风尚很有意思。一是戏馆子里有茶水服务——当然是要钱的,但很少。如果有人要茶水,戏馆子里的“堂倌”(服务人员)就会用一个较粗的铁丝圆圈插在这人座位的前面,也就是前一排对应的那个座位的靠背后面——有个地方可以插铁丝圆圈,铁丝圆圈的一端直角弯过来,比较长,可以插稳。这个铁丝圆圈呢,可以放进一个上大下小的茶杯,然后用长嘴水壶的开水一冲,就成了。冲完以后,他就在场子里转个不停,要么忙下一个,要么看看有没有人需要续水,有时还会配合另一个堂倌“甩毛巾”。

“甩毛巾”现在看来就更离谱。那时很多观众喜欢在看戏的时候用热毛巾擦把脸,戏馆子也提供这样的服务。好多毛巾,一大卷,在开水里一烫,然后一绞,好了。怎么在保温的同时递给远处要的人呢?只见堂倌对着远处“噢噢”两声算是招呼,随即“啪”地一下,毛巾就甩过去了,另一个堂倌一把接住迅速飞来的毛巾,分给那些要擦脸的人。这个过程非常快,扔得纯熟,接得轻松,十来米的距离,从不出意外,真有点像惊险的杂技节目。

那时候看戏,不像现在观众席是暗着的,而是有一点灯光的照明。那个舞台呢,也不像现在这么亮,因为条件简陋,偶尔也会停电,就用一种可以打气的“汽油灯”,比较亮。但无论暗还是亮,整个观众席的秩序毫无例外地差,聊天、吃瓜子,都可以。有的还边看边吃边聊,有的就完全不管舞台上在演戏了。对大人来说,看戏也是交际,比如下邾街的二伯伯来了,如果戏馆子里正有戏上演,父亲就会说:“啊,今天来了,看戏去!”这是对客人的招待。所以这样的秩序也算是一种传统吧。聊天还好,还有吵架的呢。吵架就不免太影响别人了,后面的人就会喊道:“喂,别吵了!”

戏馆子里经常上演各种戏曲,主要是越剧、京剧、锡剧三个剧种。这些戏的模式千篇一律,都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戏里都有反对才子佳人婚姻的员外或者老太太。镇上的人们看得可投入啦,特别是老太太们,对戏里的老太太恨得咬牙切齿。可有意思的是,她们回到家里,和戏里老太太差不多,必然要操纵子女的婚姻。而小镇上呢,也常常听说类似戏里的悲剧,受苦受难的,通常是一些抱有戏文里浪漫理想的贫家女孩。

那时还有“连台本戏”,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天一本接着演,大都是讲侠义故事的。边演边编,有时会出现非常滑稽的事。有一天,我们看到这一本了,咦,这人不是已经被杀死了吗,怎么又在戏里出现了呢?——原来编戏的人把这事情忘记啦。

看完戏,我们小朋友在一起也讨论。现在听来都特别好笑,比如一个问:“你最恨谁?”一个答:“我最恨那个女的唱半天!”原来我们看戏就图新鲜热闹,最喜欢武戏,而那个青衣一唱就要老半天,连走路都看不见脚动,我们哪受得了。我们说到戏里的人物,总是“好人”、“坏人”,世上所有的人都被分作两类,或者“奸臣”,或者“忠臣”,不管他是不是官——哪怕是个乞丐,好乞丐就是忠臣,坏乞丐就是奸臣。我们在生活中评论刁滑蛮横的人,那男的就是奸臣,女的是奸臣婆。直到现在和家乡人说话,有时还能听到。

现在回头想想,丁山有两个舞台,现实生活的舞台和戏馆子的舞台。这两个舞台相距数百年或者数千年,古中有今,今中有古,相互印证,社会似乎没有本质上的大变化。镇上的老百姓常常白天生活在现实生活的舞台,晚上就生活在戏馆子这个舞台上,白天的生活内容不能够选择,而到了晚上的舞台,老百姓就可以自由选择角色了。这些男女老少们,现实生活里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吃穿无保障,婚姻更不浪漫,但他们把理想都寄托在戏里,相信世界上还有那么美好的书生和小姐,自己也成为梁山伯祝英台、莺莺和张生、焦仲卿和刘兰芝,以及那些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事物。他们平时谈什么事情,也会用戏里的语言和情节来说:“××家新来的媳妇又聪明又厉害,真是个王熙凤!”要说中华文化在底层老百姓当中的传承,主要就是靠这些戏曲。也就是说,未必要通过读书或者上学获取知识,受到熏陶;戏曲对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起到了传授知识、艺术、道德的功效,在汉族人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我母亲没读过多少书,但她跟人谈话,能讲很多道家的、儒家的、佛家的哲学,还能谈历史,汉代是怎么样的,唐代是怎么样的,甚至偶尔有《论语》里的原文,这些多半是从戏里面看来的。戏曲对老百姓的影响大啊!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关注到它的人不是很多。

夏天晚饭后,在家门口搭好竹床,我们几个孩子手里都握把扇子,舒服地躺下,开始听母亲讲《聊斋》或者戏文里的故事,这是我们最最开心的时候了。母亲的记忆力好,讲得又特别生动,大家都夸赞她。要不是吃透了这些故事,哪能讲得这么好呢。

说起我家的娱乐活动,还有一套京剧的锣鼓呢!大锣、小锣、铙拔、板鼓,样样俱全。这并非为演京剧买的,而是每逢过年拿出来敲敲打打,热闹一下。更重要的,父亲竟然不知是从无锡还是上海买了一架手摇留声机,可以放七十八转的胶木快转唱片。唱片有两箱,箱子按唱片的大小做的,每箱大约可以放二十来张唱片,主要是30年代流行的电影歌曲和一些京剧老生的唱段。京剧唱片是什么内容,我已经全无印象,而电影歌曲印象很深,听得烂熟,到现在还可以部分唱出来的有陈云裳、梅熹演唱的《木兰从军》,姚莉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李香兰演唱的《何日君再来》,周璇演唱的《渔家女》、《疯狂的世界》、《月圆花好》等等。周璇的唱片最多,我们也最喜欢。《月圆花好》开头的唱词:“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还有《西厢记·拷红》:“夜深深,停了针绣,和小姐细谈心……”这些现在看来数量并不多的唱片,对我们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父亲也经常讲述他在无锡、上海看的这些电影中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三纲五常”、“二十四孝”伦理道德之外的社会、人生道理,看到“外头”最繁华的十里洋场——上海的生活情态、文化娱乐;或者从相关画片上看到西装革履、风流倜傥的另外一路“小生”和细腰烫发的洋派“小姐”。在音乐上,除去和京剧、地方戏曲唱法风格完全不同的电影歌曲,还能够听到钢琴、小提琴、萨克斯管和爵士架子鼓演奏的音乐或者歌唱伴奏。我们这些生活在小镇上的人,头脑里又多了一种和戏曲舞台上截然不同的理想社会、梦幻境地。以我后来的政治认识,旧戏曲应该是“封建社会的文化”,周璇的歌曲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

我家里还有一本厚厚的《大戏考》,封面上有一个大唱片,唱片上站着一个穿西服的青年,伸开手在歌唱,旁边半躺着一个绝顶漂亮、摩登的烫发女郎。书里按笔划索引的曲目、唱词一应俱全,主要是京剧和歌曲。1998年我去德国海德堡参加“十九世纪以来胡人对于中国弦乐器管乐器的跨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这题目的意思是“外国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胡人”是那些西方人的自嘲和幽默,同时也调侃以世界中心自居的古代中国人。有个研究中国早期唱片的德国学生一边介绍他的研究,一边打幻灯片。突然,我看到他打出一张大大的、清晰的书影:《大戏考》,和记忆中的那本一模一样!刹那间,我兴奋得不得了,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1929年11月出版的《大戏考》

镇上的人业余学点唱戏,非常普遍。我跟你学学,跟他学学,又在看戏时现场听听,学会了很多段子。《龙凤呈祥》里乔国老的“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捉放曹》里陈宫的“听他言,吓得我……”,我全能背唱下来。好多京剧唱段我只会开头几句,比如《四郎探母》:“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青的山绿的水花花世界……”后面的我就不会唱啦。只要有人说公亮你唱个什么什么,我就很开心地唱起来,如果再被夸奖几句,就更愿意唱了,虽然水平一定很低,低到可笑。

我那时的很多行为,现在看来很幼稚,但完全出于童真。我能感受并学到很多最初级的东西,就是因为这种幼稚的热情。

童年之五:胡琴、丰子恺的画和小人书

九岁那年春天,宜兴解放了。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大中街上很多人扭秧歌、打腰鼓,气氛非常热烈,处处欢欣鼓舞。从那时候开始,一些内容和风格都完全不同的歌曲,开始传唱起来。我至今还能完整唱出来的有两首,《跟着共产党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跟着共产党走》歌词是这样的: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指引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从歌词和曲调来看,朝气蓬勃,有点浪漫,并不是很大众化,知识青年和学生们唱得比较多。《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的人就多多了,一般群众集会时老百姓都会唱。

我那时太小,也跟着别人唱。《跟着共产党走》的第一句词儿“你是灯塔”,我们这群小孩子怎么听都听不明白,怎么听都是“你是等他”。“他”是谁啊?“等他”干吗呢?都糊里糊涂的,不过没多久也就明白了。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才知道这种现象叫“倒字”,谱曲时没注意唱词字调的高低走势,使歌词唱起来像另外一个词,产生了歧义。主科作曲的同班同学樊祖荫经常和我聊一些作曲方面的话题,因为“你是灯塔”大家都知道,就经常拿这句歌词做例子讲“倒字”。

大哥的业余爱好是拉拉胡琴。大约二年级的时候,我看着好玩,就跟他学会了。音乐老师许竟和知道了,在音乐课考试时,同学们要一个个唱歌,他就让我在旁边给同学伴奏。我又出风头了,挺得意的。

那时候共产党宣传政策,不像现在发个文件了事,用的是热闹的方式——比如派个宣传队来,吹吹打打,说说唱唱,把政府的意图就传达给大家了,大家也乐意看。到了三四年级,学校里有什么宣传任务,许老师就有意给我一把很大的胡琴,让我参加宣传队上街拉胡琴。小小的孩子,大大的胡琴,真吸引了不少人来看,每次后面都跟了长长的一串人。宣传队常常到我家对面的“丁荆泉”茶馆停下来,结合其他文艺表演,在茶馆里宣讲政府的政策文件,或者通知镇上的重要事情。这样的宣传活动有好多次,效果非常好。我也就十岁出头,在小镇上可出名啦!我们当地人碾米,把石磨向前向后的推拉叫“牵笼”,所以拉胡琴叫“牵胡琴”。如今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回老家遇到老朋友或者长辈,他们还会提到这个事:“哦!公亮啊,牵大胡琴的!”

四年级开始,有一件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事,我迷上了丰子恺的画。在学校图书馆里,我读到丰华瞻译的格林姆童话(现今通译格林童话),《青蛙王子》啊,《灰姑娘》啊,里面的插图是丰子恺配的。哎呀,配得太好了!我读了又读,看了又看,反反复复,爱得不得了,整个感情,无边无际的想象,全部倾注到里面去了。

大哥已经在苏州的草桥中学念初中了,假期回来,经常带一些《中学生》、《新青年》之类的杂志,还有开明书店的一些出版物。我好奇地翻看着,也经常会看到丰子恺的画,甚至杂志的封面上也有。这可真让人兴奋啊。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开明书店有了深刻的印象,觉得他们出版的儿童读物既健康又丰富。

离家很近的东贤小学不是完全小学,没高小,四年级念完,我只有去镇中心小学继续念五六年级。丰华瞻译的格林姆童话陆续在出,《白雪公主》、《大拇指》、《金鹅》……好像等我念到初一的时候才出齐,我也一直追着看。那个年代,我没机会接触西方的世界,也没有影像资料,所以,我不仅由图画去想象童话里的故事和人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海里对西方的印象就是丰子恺这些画里的样子。有一次,在他的一本书里看到他画的世界十大音乐家之一德国的“白提火芬”,也就是后来的译名贝多芬。现在想想多好玩,“白提火芬”……

如今,只要一看到丰子恺的画,就像看到了我的童年,甚至在乡村流连时,我也常常会不自觉地寻找茅屋、篱笆、小狗、脸上不画眼睛的小孩……那些画中的景色。丰子恺的画水准有高有低,但在我眼里,全是好的!

除了生活类的漫画,还有故事类的漫画,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美国的《米老鼠和唐老鸭》,都是我们小朋友津津乐道的。看小人书可是小朋友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我初小识字不多时就开始看了。镇上租小人书的地方大约有三四家,我家附近就有,租看方便,还特别便宜,记不得一百块能看一本还是两本了。每天下午我和二哥放了学,到家差不多三点钟,就去母亲那领三百块零花钱。这三百块,相当于我念初二之后的三分钱,我们可能去买点吃的,烧饼啊山芋啊,也可能去租小人书看。小人书,我们叫“小书”,与此区别的是“字书”,自然就是小说之类了。小朋友们最爱看的小人书,题材都差不多,主要是武侠故事,和岳飞抗金兵、戚继光平倭寇这些历史题材,要不就是改编自文学名著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都不愿意看,婆婆妈妈的复杂事情实在弄不清楚,不感兴趣。

长年累月地看小人书,自然有了欣赏和辨别能力。画得好的就特别喜欢,让我印象最深的,多半出自赵宏本、顾炳鑫、王叔晖这几位小人书画家之手。王叔晖画仕女比较好;而看赵宏本画的比较多,他的小人书题材比较广,故事性也比较强。一本小人书到手,只要看一两张画,我就能知道是谁画的。几十年以后,面对着念旧的读者重新追捧的这些小人书,以及被赋予很高艺术地位的画家时,我想,这几个人对中国民间孩子们的影响,的确是不容低估的。

初小升高小那年春天,丁山一带有过一次春荒。有一次我和店里一个叫小元的伙计去我家川埠的山里,那里种了几片地的山芋,盖了一间草房,我们就住在那里。一天,一个穿着破烂的国军衬衫、满脸络腮胡子的人忽然来了,吓了我们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店里另一个伙计王洪元的舅舅金敖大。王洪元是大家公认的忠厚老实人,干起活来吃苦耐劳,他没其他亲人,就依靠这个脾气很坏的做国民党小军官的舅舅,经常挨打。大哥说,有一次看到金敖大教训洪元,先要他跪在地上,然后再打,一边打嘴里还发出粗暴的吼声,好像很享受这种威权的感觉。一解放,金敖大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没想到在这里出现,可能一直躲在山里吧。他好像有事求我们,不知是要吃的,还是打听镇上的情况或者外甥的近况。他还对小元说:“你要是需要衣服,跟我讲,我有办法弄得到……”那时候不像现在,哪怕一件衬衫,都是很贵重的物资。可是,看着他自己都一身的破烂,谁还能信他的话呢?

不知怎么回事,我念高小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但胡琴拉得有了些进步。我拉过《孟姜女》、广东音乐《寄生草》等,还有一本大哥买的陈振铎二胡曲集,拉他写的《弓桥泛月》这些曲子,但也就是拉拉而已。十二三岁的孩子,没什么高明的老师,全靠自己摸,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我最初的音乐基础终究是童年时在故乡奠定的。

现在回头看看,丁山镇上多姿多彩的生活,对戏曲、胡琴、丰子恺的画、小人书的热烈爱好,都对我后来的成长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在当时,不要说我,任何人都没有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学点什么的概念,这只是一些有趣的生活内容,娱乐、享受,大家都在玩。艺术里有生活,生活里有艺术,二者融为一体。这种状态最可贵,也最自然,可以说,我是在这里进入一生艺术活动最初的门槛。而我在生活里接触到的这些艺术和其中表达的人生道理,也没有什么不健康的,不像现在充斥着无病呻吟的东西,既单调又无聊。

一句话,那时候我的生活非常丰富,精神上也非常快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

童年之六:小镇风雨

刚解放的丁山似乎没什么变化,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次看到一大帮人从戏馆子里走出来,他们面黄肌瘦,路边三三两两的人在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快走到东贤巷口时,我发现有几个是我认识的。后来大人告诉我,他们都是吸鸦片的,被共产党集中训话,不许再吸了。

大约过了一年多,我大了一点,开始懂点事情了。新政权也站稳了脚跟,着手实践他们理想的社会改造,渐渐地,丁山镇有了一些改变。感受到这些改变,是从我的家庭开始的。

从1950年10月起,首先对我家造成影响的是土地改革。“土改”的首要步骤是鉴别成分,根据店里的资产、房产和经营、雇佣情况,父亲属于工商业者。但父亲的成分有点特殊,因为买过田地、山地作为资产,所以他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意思是以工商业为主要性质,兼有地主的成分,政治待遇和工商业者一样,和“地主兼工商业”不同。这个不同极其重要,因为工商业者还是统战对象,共产党与工商业者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地主是“地、富、反、坏”的四类分子之一,与地主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对于我们一家人今后的数十年来讲,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父亲买土地是为了“置产业”,这是当地生意人通常的做法,这些“不动产”可以抵制纸币的动荡。能不能收到租米倒不在乎,父亲也不把它当回事,派人去收租之前,就好像知道收不到似的。有一年,职工小元骑着自行车去乡下,说去收租,要我跟着玩,坐在车后面。到了乡下,只是问问“还是你们家在种啊”之类的话,当然什么都收不到。经过“土改”,这些山地啊田地啊都分掉了,父亲也无所谓。可能是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失去东西已经不在乎了,但我想更重要的还是不指望地能生钱,毕竟做生意来钱快。

店里七八个职工,分工不一,地位和工资都不一样。“学生意佬”是学徒工,待遇最低,我们直呼名字。多数是一般的“朝奉”,年轻的也直呼名字,很亲切,都不带姓;年长的称呼为先生,譬如陆先生、许先生,有时也称作“陆朝奉”、“许朝奉”——这是在背后对他们的称呼,并没有不尊重的意思。最高的一位职工叫钦雄培,相当于现在的总经理,重要的事情父亲一定和他商量,父亲不在家、去了无锡或者上海进货,他在店里是最高的领导。父亲平时对职工都不错,工资和福利也比其他商店高一点。其中钦雄培先生的工资最高,记得母亲说过:“雄培最顾店,功劳最大,他一个人的薪水养活一家人。啊,他老婆生了十来个小佬!”想来钦先生的薪水一定很高了。父亲对职工最厉害的惩罚,是一次他从无锡回来,发现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意佬”跟一桩失窃案有关,找他谈话,打了他一巴掌。这个“学生意佬”其实是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罢了,是我们的玩伴,人挺好的,也很聪明,善于动脑子想办法,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狗头军师”——这叫法也是从戏文里学来的。十年后,他离开公私合营之后的“糖业烟酒公司”,当了镇上建筑公司的书记。“文革”初期,我父亲和他都挨整了。“造反派”为了省事,规定他们每天下午按时自己挂牌自己游街,两人遇到,还打打招呼,坐在街边石头上聊聊过去“成鼎隆”的往事,感慨一番。

与“土改”差不多同时进行的是“镇压反革命”,这对小镇的影响就很大了。我的记忆里就是枪毙人。枪毙人之前,先游街,动员全镇的人都去看,然后开公审大会。会场上面是主席台,旁边是刑台,犯人被分开手臂绑着。接着,主席台上宣布犯人的罪行,有人上台控诉,下面呼口号响应,完了就把犯人架出去枪毙。这样的公审大会开过几次,先是零零星星枪毙了一两个,有一次一下子枪毙了十四个。我听长辈们在说:“这次是十四个头!”后来,“十四个头”成为丁山镇上的一个名词。到今天,在丁山上了年纪的人里讲“十四个头”,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不需要解释。几年前,我和一个朋友闲聊,随口问:“你老婆家里是做什么的?”他答:“哎呀!她的爸爸是——十四个头!”

每次遇到枪毙人的事,我是不敢去现场的,只敢远远眺望一下。一听到枪声,就和小朋友们相互关照:“拍拍巴掌呀!拍拍巴掌呀!”然后一起拍拍巴掌——这不是欢呼的意思,而是祈求死人的灵魂不要附到自己身上来,可能是我们那儿的风俗吧。

那时候,大点的单位都有上面布置的宣传任务,宣传任务最重要的单位是文化馆和学校。把政府的宣传画成图画贴在街上,是很主要的办法。“十四个头”里最主要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王森,美术老师布置我们画他的罪行,要上街张贴的。既然是通过绘画控诉“反革命”,那总该给我们一份描述他罪行的材料吧,可并没有;而是找了一本画册,画册上有活埋人的场面,我们就照着画,说他活埋人。当时,我们这些孩子谁都没觉得荒唐,反而很自然地认为,被枪毙肯定是有命案,写什么命案当然无所谓了。

现在回头想想,被“镇压”的人里,手上有血案的的确有,可全都是吗?他们多半是当过旧国民政府的什么芝麻绿豆大的官。这些人都已经是阶下囚了,应该算是新政权的俘虏吧,最多也就是政治犯。哪一家哪一户只要被杀掉一个人,这户人家就属于“被杀、被关、被管”者的家属,我们习惯简称为“杀、关、管”,这是最为严重的政治名词,其中包括数量更多的被判入狱的人、虽不坐牢但被交给地方上管制的人。“杀、关、管”属于敌我矛盾,这一家人也全完了,子女难以出头,必须小心翼翼过日子,低人一等,一不留神说“错”话做“错”事,那就属于“阶级报复”了。

1953年小学毕业

“镇反”运动的开展,杀人起到了震慑的效果。丁山的老百姓一下子全被震慑了,小镇笼罩在一种异样的气氛之中。小镇的历史上一直没有过砍头斩首这样的事情,“镇反”一来,前后枪毙了那么多“反革命”,实在是很突然的。对我们小孩来讲还好点,我的恐惧情绪只是受到了大人们无声的感染。而大人们的心理是非常紧张的,平时聊天,一旦涉及政治,都会紧张地盘算什么可以讲、可以做,什么不可以讲、不可以做;一旦发现小孩讲了涉及政治的话,一定大声呵斥,严厉教训,要小孩记住。

“镇反”运动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多的枪毙人了,之后是零星的枪毙有命案的刑事犯,那一阵令人恐惧的一两年就过去了。

然而,安宁而热闹的生活再也没有了,运动从此一个接着一个。到了1952年头几个月,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来了。“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和我家关系不大;“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我家就逃不掉了。

那时候,不断地有恐怖的消息传来:我家亲戚,大伯伯(大姑妈)的小叔高汝舟,吃安眠药寻死了;父亲的朋友中,一个窑户跳大水潭寻死……全镇都轰动了。我们家最严重的时候,是镇上把父亲叫去一个地方交代问题,不让回家。全家处在恐惧和惊惶之中,特别是母亲,揪着眉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不知所措。

1953年夏天,我小学毕业。童年结束了。

“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听的音乐!”

长兴中学解放之前至“文革”的老校门(原孔庙石牌坊)

小学毕业,我报考了宜兴中学。又听说南边的邻县浙江长兴可以报考,考试时间是错开的,也考了。后来宜兴中学没考取,考取了长兴中学。那一届宜兴有好几十人跨省考到长兴去了,由于宜兴的教育水平比较高,这几十人的成绩普遍比较好。

从丁山镇到长兴中学有六七十里地,我们只能一个学期回家一趟,平时住校。第一学期结束,大多数从宜兴来的同学都坐车回家了,我却和几个同学约好一起步行回去,好像这样很令人兴奋。我们一早走,路上饿了,就买点东西吃。到了江浙两省交界的地方,那里竖着一个界碑,从江苏这边往对面看,上面写着“浙江”;从浙江这边往对面看,上面写着“江苏”。我们觉得跨省很好玩,纷纷摆出各种奇模怪样来——我算比较好的,一脚跨在界碑这边,一脚跨在那边,表示脚踩两省;而有人竟然站在界碑这边,向对面撒了一泡尿!这就意味着一泡尿从江苏省撒到浙江省去了,不是吗?!实在是胡闹。这样边玩边走,走了一整天,走坏了一双草鞋,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发现大伯伯在我家里,她听先回去的同学说了我们的情况,很担心,一直等着,看到我回去才放心地走了。

长兴中学50年代第一幢苏式工字形教室

初一的生活刚开始比较平淡。除了继续读几本丰华瞻译、丰子恺插图的格林姆童话,还有一些乐趣的,就属我把小提琴当二胡拉了。这件听起来很胡闹的事是这样的:学校里文艺演出,我们班排了个海军舞,我呢,演出的时候负责站在舞台侧面拉小提琴曲《人民海军向前进》作为伴奏。小提琴是班主任周匡国老师的,他好像不是很会拉,我当然也不会——但我认为自己会,能拉响不就是会拉嘛!拉小提琴的照片我见过,于是我模仿大人拉小提琴的样子,煞有介事地摆个姿势,把小提琴外面的E弦当二胡的外弦(sol),第二根弦(A弦)当二胡的里弦(do),只用这两根弦——其他的弦我也不会用,就把整个曲子拉出来了。当时很得意,后来才知道,我对音乐的理解多么幼稚可笑。

第二个学期,忽然从杭州分配过来一位刚刚音乐师范毕业的音乐老师,叫周涵初,他的到来改变了我的生活。也可以说,他的到来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周老师刚来的时候,学校里有个晚会,他拉小提琴曲《牧歌》。我第一次听到西洋音乐,后面还有《托赛里小夜曲》。“哎呀!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听的音乐!”那优美的旋律、高贵的音色,远远超出了我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我被彻底震惊和征服了。

周匡国老师早就向周涵初老师讲了我的音乐爱好。学什么呢?周涵初老师认为我有些二胡的基础,就说你不要学小提琴,继续学二胡吧。

这样,初中的后两年,课余我就一直跟着周涵初老师学二胡。周老师教得尽心,我也学得刻苦:每天吃完中饭,也没什么午休,还有晚饭后到夜自修这段间隙,都会抓紧时间来练习二胡,成天脑子里也是二胡曲子的旋律。我学得很快,一个曲子很快能背下来。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刘天华的曲子除了《悲歌》,其他九首《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苦闷之讴》、《良宵》、《闲居吟》、《独弦操》、《烛影摇红》、《光明行》都学全了;还学了阿炳的两支曲子,《二泉映月》和《听松》。

1955年周涵初、沈贵仁老师赠送的合影

虽说我从小总上台演出、上街宣传,但稍微上点台面、正规点的演出,还是在初中。把小提琴当二胡拉只是其中一次,那时学校里的文艺活动很多,学校和学校之间也会有联谊,或者某个学校有庆典,长兴中学派人去参与余兴等等。我经常代表学校去演出,记得还因此去过湖州。演出时,我拉的曲子一般都是《空山鸟语》和《光明行》——因为这两首演出效果比较好:前一首有模仿鸟叫的段落,音乐形象很鲜明,大家都听得懂;后一首是进行曲风格的,雄壮有气势。但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病中吟》、《月夜》、《闲居吟》这几首。当时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喜欢的曲子都是恬静、闲适和深沉的。这个偏爱,五十多年一直没变过,也包括古琴曲。现在回头去看,就能把这一偏爱的由来、发展轨迹看得很清楚了。

顾西林先生(1892-1968)

这些曲子拉下来,我对刘天华崇拜得不得了!但刘天华二十多年前就成了古人,离我太遥远。让我感觉很近的,是周老师的老师顾西林先生。在学习二胡的两年中,我不断地听周老师提到这位让他尊敬和热爱的老师。他告诉我,顾先生是苏州人,六十多岁了,中西音乐都通,精于小提琴、二胡。她的小提琴是直接跟一个在上海的白俄尼格罗夫学的。那个白俄每周从上海到杭州给她上课,由她负担学费和交通费。而且,她一直从事音乐教育,没有结婚,还有点洁癖。这些叙述,很有传奇色彩,我不免既好奇又神往,挺想见见她的。

周老师也就比我大个七八岁,我们相处久了,很多话都可以讲。他出身不好,父亲是国民党的低级军官,没跟着去台湾,留在家乡被划为“反革命分子”,在农村被作为敌我矛盾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管制。有时候,他跟我说起他的一些朋友,怎么在政治上谨小慎微,如何逃过劫难,每到此时,感慨不已。我能感觉出生活经历和家庭成分造成了他过分胆小的个性,从而加深了对政治残酷的体会。

现杭州师范大学校园内纪念顾西林老师的“西林亭”

如今,我在音乐院校呆过多年以后,再想想,还是觉得周老师的教学水平很高,并不比那些音乐专业院校的老师差。他把自己的所知倾囊相授,我也相当于受过了专业训练。我的二胡演奏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原先相比,已经上了好几个层次。而在此基础上,我对音乐的敏感被培养出来了,也就是说我的乐感很好——对音乐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这时候,我真的开始梦想将来做一个音乐家了。

“汤渡人”

1956年寒假,我回到了家里。这时,宜兴陶业的公私合营刚刚“胜利完成”,没多久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而我家,也完成了从“剥削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变——父亲的店已经收归国有,两代人经营的财产一下子就没了。过去人家喊父亲“成先生”,现在接着叫“成经理”,父亲还顶着一个公私合营“糖业烟酒公司”下门市部私方经理的名义,其实已经彻底成为自家店里的一个普通职员了。这样的滋味一定不好受,但全家的情绪却非常微妙——难过固然有限,却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兴奋。原来,那时候解放已近七年,共产党今天这么一弄,明天那么一弄,大趋势如何,父亲看得很清楚。那些亲戚、朋友的遭遇,让他不寒而栗。他早就做好了失去财产的准备,甚至觉得保留着就多一分危险。大哥对我说,早在“抗美援朝”那会儿,政府号召大家捐飞机大炮,父亲就捐得很多,同在大中街上开一家棉布店的舅舅范庆荣却很不情愿似的。父亲对大哥说过这样的话:“二娘舅昏了头了!他还以为那些钱是自己的,共产党来了以后这些钱就不是你的了。”所以,在这次工商业改造中,他的表现非常积极——他对“共产”两个字看穿得比较早,远在公私合营之前哪。

作为私方经理,父亲的工资是一月五十九元。政府还按原来“成鼎隆”店铺价值的百分之五返还利息,连续七年,算下来一个月所得和工资差不多,这样的收入算比较高了。母亲仍然不工作,父亲养着全家。当时上海有个大资本家叫李康年,提出“二十年返还利息”,二十年返还下来,就等于还到百分之百了。这被作为很坏的典型和猖狂的言论,狠狠地批判了一阵子

公私合营还让我家有一个小小的变化,那就是“汤渡人”不再算我家的佣人,而成为新企业的店员了。

“汤渡人”是个五十岁出头的妇女,因为来自丁山和湖之间很小的汤渡镇,大家都这么喊她。要不是我们兄弟平时要应付一些户籍登记之类的事情,恐怕也不会知道她的名字叫“王法娣”。除了我们,镇上几乎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平日里就喊她“汤渡人”。

“汤渡人”什么时候到我家,我不知道。从我有记忆起,家里就已经有这么一个中年仆妇了。因为家里开着店,店员好几个,都要在家里吃饭,多少也有点其他杂务,这些一直是母亲在打理,极需有人做帮手。父亲找过人,但因为手脚不干净,走掉了,后来没找到合适的。这时,就有人介绍“汤渡人”过来做工,说:“这个人比较‘木’,细活她不会干,但肯定不会偷东西。”随后就过来了。她果然很木讷,平时很少说话,反应迟钝,情绪表达直接而简单,更不大懂人情世故,家务稍微精细复杂点她干不了,只能在厨房里干点粗活儿。那时候炒菜用灶,要两个人,上面有人炒菜,下面有人烧火。炒菜的是我母亲,她烧火,另外就只能洗洗碗、洗洗菜了。

“汤渡人”的过去,我们知道得很少,但都听说她是有一些“故事”的。有人告诉我,她年轻时曾经反抗婚姻,好像曾经出逃,或许是结婚时有过暴力抗争,但终究还是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孩,不幸的是这孩子没能存活。这一段故事,大家在闲聊的时候会讲“汤渡人”有些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她和丈夫的关系原本就不好,孩子一死,她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丈夫也不要她,只有出来做帮工。可她又实在不能干,别人对她完全谈不上重视和尊敬,不时被别人当面调侃戏谑几句。所以,在别人心目中,她是没名字的,或者有没有名字都不重要,随意换个名字也行。可能刚来时就叫她“汤渡人”,这个与户口本上不一致的名字,她用了一辈子。一旦和她发生争执,我们就叫她“汤婆子”——一种铜或锡制成的在冬季用来焐手脚的取暖器,“汤婆子”是接近于骂她的名字。在我的印象中,“汤渡人”很少坐着,不干活的时候,她也喜欢站着,双手放在前面,一只手扣着另一只手,这是她数十年不变的标准姿势。她脸上没有明显的表情变化,如果别人责怪她,她也会生气,大声地和别人对话,如此而已。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