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良知即为其心中之尺度

本书德文版原名为《一个德国人的故事：1914—1933年回忆录》（以下简称《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作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为20世纪德国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政论家与历史专论作家。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撰写于1939年，过了六十一年以后才首度与世人见面，被书评界誉为“2000年度德国出版的最有价值书籍”。德国《时代报》还于2002年秋，将本书列入学生必读的五十本书籍之一，同时被列入的还有歌德的《浮士德》与《少年维特的烦恼》、卡夫卡的《审判》及《短篇小说集》、马丁·路德翻译的《马太福音》、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特奥多尔·施托姆的《白马骑士》等世界文学名著。本书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之前，《美国图书馆协会书目》已将本书与《安妮日记》相提并论，称之为“书中瑰宝”。美国《评论月刊》指出：“这部大师之作……娓娓道出希特勒帝国难解的重重谜团，几乎令现代探讨同一主题的长篇大论均瞠乎其后。”德国最著名的希特勒传记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亦撰文表示：“这本小书足可取代一整个书架的报道文学作品。”

哈夫纳1907年12月27日生于柏林市，1999年1月2日逝于柏林市，享年九十一岁。其生平充满传奇性，20世纪德国史几乎等同他个人的历史。柏林市的市长埃贝尔哈特·迪普根就曾发表悼词表示：“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一生，体现出许多德国人在本世纪的命运。”

他去世之前几个月，德国电视二台的历史节目负责人古多·克诺普教授亦撰文表达舆论界对他的高度评价：“他的写作能力，在德语地区几乎无人可出其右：其语言强而有力、扣人心弦、优美雅致并富于独创性。哈夫纳是名副其实的全民作家，他在大战结束以后，通过书籍、专栏及随笔，独自向德国读者传播历史知识与历史意识。这是旁人所无法企及的。有人因此对他心生不满，其功成名就更招来了妒忌者。……哈夫纳天赋异禀，有办法将论点极度尖锐化，以石破天惊的方式，把众人习以为常的事物改弦更张呈现出来，借此发人深省。”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为哈夫纳早年的作品，但已多方面显露其日后的语言特质。全书始于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结束于1933年底，即哈夫纳在“候补文官营区”通过“世界观教育”之际。众所周知，1933年就是“第三帝国”元年。

作者将二十年来的德国历史与个人遭遇合而为一，称之为“亲身体验历史”。而1914年至1933年间，正是德国开始出现“大地震”的时代：哈夫纳入学不久，战争便结束了他的童年。他以“小沙文主义者”及“待在家中的战士”等方式，兴高采烈地期待“最后胜利”的到来。结果，德意志帝国在他小学毕业前后战败并闹出革命，变成了“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德国必须割让七分之一的领土、十分之一的人口，并且每年支付巨额赔款。当时街头出现的“义勇军”，被哈夫纳视为日后纳粹“冲锋队”的前身。

他上初中时几度发生内乱、政变和内战，德国濒临解体。他就读高中以后，德国币值于1923年不断狂跌，马克兑美元汇率以4.2兆比1收场！也就在那一年，德国传统的价值观沦丧殆尽，凡事皆见怪不怪。各方妖魔鬼怪亦纷纷出笼，其中一人表现出“有如癫痫症发作一般的动作”。那个人便是希特勒，但希特勒正式登场的时刻尚未到来。德国经济于同年底恢复稳定，进入“黄金的二十年代”，各路“救世主”被迫重返冬眠状态。

哈夫纳本人则已蜕变为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

哈夫纳进入大学研读法律前夕，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去世，由兴登堡元帅接任——此人日后将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不过，当时的实际执政者为施特雷泽曼，以外长（副总理）的身份为德国带来安定。柏林成为国际色彩十足的文化之都，哈夫纳也自懂事以来首度经历和平的日子。但是，一般德国人并不晓得应如何享受“无聊的”自由生活，只想再度进行集体冒险行动。

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猝逝以后，已无任何政党可获得过半数支持。兴登堡乃架空国会的内阁同意权，径自任免总理。他任命布吕宁接任总理时，全球正面临经济大恐慌，德国失业人口暴增至600多万，妖魔鬼怪再度跃跃欲试。布吕宁乃以“手术获得成功，病患已经死亡”，或“阵地固守下来，人员全部损失”的模式，以反民主的措施维护魏玛共和国，结果值得捍卫的事物所剩无几。

哈夫纳大学生涯的末期，乱局蓦然重返。纳粹在1930年国会大选中，从一个令人发噱的小党跃升为第二大党，从此希特勒的阴影不断笼罩德国。布吕宁下台之后，相继由投机取巧的巴本和性好权谋的施莱歇组成短命内阁。同时，纳粹于1932年两次国会大选中成为最大党。德国于是在哈夫纳大学毕业前后变天，1933年1月底由希特勒上台组阁。

纳粹上台还不到一个月，哈夫纳就在化装舞会上结识了一位犹太少女（他日后的妻子）。结果，那场舞会被白面金发的“黑衫队鲨鱼面孔”强力驱散。两天以后，国会大厦遭人纵火（可能为自导自演），兴登堡立即在纳粹催促下签署《护民卫国行政命令》，限制德国人的言论、集会及新闻自由，德国自此处于戒严状态。接着，新国会通过临时修宪案（《授权法》），将立法权拱手交给政府。此后，希特勒即以“合法”方式肆意集权，几个月之内已将各级政府及组织全面纳粹化。

纳粹随后在同年4月1日展开抵制犹太人的行动。哈夫纳对犹太女友的爱意却变得愈发坚定，因为“没有人可以强迫我去抵制她”。可是，当他与女友前往野外踏青时，却有一班又一班郊游的学童兴高采烈地对着二人喊道：“犹大去死！”

哈夫纳毕业以后在柏林高等法院实习期间，纳粹“冲锋队”袭击该院，将所有犹太裔法官及律师撵了出去，法院被迫关闭一个星期之久。接着，有“黑衫队员”取代犹太人出任高院法官，要求其他法官不得拘泥于法条，从此希特勒的旨意取代了法律，德国司法体系乃沉沦至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可是，当时德国从左到右的政党均丧失道德勇气，以致束手就范或自动解散，德国变成了法定的“一党国家”。作者的朋友或已投靠纳粹而与之形同陌路，或已流亡海外。最后只剩下哈夫纳昵称为“查莉”的犹太女友，陪伴他度过苦难期。

哈夫纳是“血统纯正的雅利安人”，从未参加任何政党及政治活动，除了女朋友是犹太人之外，全无“污点”可言。尤其纳粹企图建立“国家社会主义新法学”，他身为新生代法学家，正是新政权极力拉拢的对象。可是，哈夫纳既无意舍弃犹太女友，更不愿于此环境下出任公职。在他眼中，纳粹就是自己所珍惜之一切事物的敌人，于是不断抗拒诱惑，并逐渐走上抵抗之路。然而，能供他选择的抵抗方式极为有限，只能“过着不泛政治化的生活”和“不与狼共嗥”。哈夫纳一度在盛怒之下打算移居巴黎，但其父坚持他必须先通过国家考试及获得博士学位，为学业画下完美句点。哈夫纳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可是为了取得参加考试的资格，被迫连续数周接受纳粹的集体洗脑教育。

以上即为全书大致的故事背景。虽然哈夫纳撰写至此即已收笔，不过其原意是一直撰写至1939年。我们不妨将有关本书的后续发展简单过目一下。

哈夫纳一通过国家文官考试，便于1934年初前往巴黎。他在那里停留半年并完成博士论文，接着返回德国成为自由作家。哈夫纳前往巴黎之前，已开始为一些德国报纸撰稿，通过隐喻来表达对“第三帝国”的不满。他投稿的主要对象，就是具有二百年光辉历史的《福斯日报》。可是在他回国之前，《福斯日报》早就承受不住纳粹政府的一再打压（一年之内即有2000多位记者遭勒令退职），已经被迫停刊。这位日后的政论大师失去了自由创作的空间，只得在《珊瑚报》撰写轻松小品，然后为流行服饰杂志《淑女》负责编辑工作。

祸不单行的是，纳粹政府在1935年9月颁布《纽伦堡法案》，禁止“雅利安人”与犹太人通婚，以“捍卫德国的血统与荣誉”。哈夫纳与犹太女友埃丽卡·希尔施无法缔结良缘——那是非法行为！而埃丽卡的身份证件还被大大地盖上字母J，标明她是犹太人（Jude）。

埃丽卡在1938年初移民英国。哈夫纳随即于同年8月作出最后决定，选择了犹太女友和流亡生涯，与埃丽卡先后在剑桥及伦敦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纳粹时代的德国流亡者多半为犹太人或曾经参加“不正确政党”的人士。哈夫纳与之不同，在纳粹时代并未直接遭受迫害，纯粹遵照自己的良心来做事。“只问是非，不看立场”即为哈夫纳此后一生的写照。无怪乎哈夫纳去世以后，德国《明星周刊》誉之为“德国的道德良知”。

哈夫纳在英国终于获得了自由发挥的天地，可以畅所欲言。他不想牵累留在德国的亲人，于是不使用本名——莱蒙德·普雷策。他结合了作曲宗师塞巴斯蒂安·巴赫姓名的前一半，以及莫扎特《哈夫纳交响曲》的标题名称，作为自己的笔名，同时借此展现自己对“另一个德国”的怀恋之情。此后，他即以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之名卓然于世。

哈夫纳抵达英伦三岛之后开始撰写《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他才写了一半，纳粹德国就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英国乃对德宣战。于是，哈夫纳把这本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著作永远搁置下来，改弦更张以政治作为探讨重点，写出一本名为《论德国之双重性格》的小册子。英国在1940年与德国交战，哈夫纳是敌国公民，于是两度遭到拘留，险些被船运至加拿大集中监禁——依照当时德国潜艇活跃的程度，哈夫纳不无永远消失之虞！幸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论德国之双重性格》被丘吉尔规定为内阁人手一本的读物，哈夫纳不但从此躲过牢狱之灾，进而在英国新闻界打响名号，并于1948年正式成为英国公民。如此一来，哈夫纳当初写下《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这本回忆录，似乎就意味着自己与德国的永远告别。

可是在1954年的时候，西柏林出现了一位英国《观察家报》驻德特派员。他很快就成为广播、电视访谈节目的常客。德国大众起初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位记者的德语听不出外国口音？后来人们才逐渐晓得，原来他从前是德国人。那位“英国记者”当然就是哈夫纳。

到了1961年，哈夫纳重新投效德国新闻界，先后为《世界报》和《明星周刊》撰写专栏，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著述历史专论。过去他向英国人介绍德国，此后的职志改为向德国人解释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位特立独行、无法被归类为“右派”或“左派”的媒体工作者。他写出的政论，经常在德国政坛投下一颗炸弹；而他撰写的历史书籍，例如《解读希特勒》或《不含传说的普鲁士》，皆为经典名著。其中《解读希特勒》一书，更是国际上评价最高、销路最广的希特勒专论，曾经连续四十三周在德国畅销书排行榜名列前茅，让不少专业历史学家觉得很不是滋味。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更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作品，集奇人、奇事、奇书于一身。德国《明镜周刊》即曾表示：“我们仿佛闻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柏林的空气，当时哈夫纳已经预见了希特勒上台后即将成形的灾难。”德国中部广播电视台表示：“这本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以难得一见的方式，精确而深刻地描绘出纳粹主义崛起的时代氛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论是：“哈夫纳通过卓越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以生动逼真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出德国普通平民的心理状态……其深刻的见解说明了希特勒如何得以大权在握。”美国《密尔沃基新闻卫报》称赞道：“哈夫纳就像是但丁的‘地狱’向导，以详尽细节描绘出德国逐渐落入纳粹手中的经过……全书风格清新、立论直接，而且充满奇妙的个人色彩，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美国《华尔街日报》誉之为“第一流的杰出回忆录”。德国《世界报》则称之为最伟大的“流亡文学”作品之一。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在21世纪开始不久即已成为世纪经典名著。不过，这种空前的盛况起先则相当出人意料。哈夫纳生前从未提及此书，其子奥利弗·普雷策于整理遗物时才意外发现早已泛黄的打字稿。尤其哈夫纳自1987年以后即因年老体衰而无法继续创作，逐渐自一般人的记忆中淡出。更何况全书撰写于六十一年前，完成了一半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束之高阁，甚至部分文稿已经散失。无怪乎德意志出版社印刷3万册以后，即认为此数量应可绰绰有余。

结果，这本来自一甲子以前、中道而止的遗作，在2000年夏末付梓以后立即造成轰动，不但连续数月在德国畅销书排行榜名列前茅，更成为圣诞节的热门礼物。一年内仅仅在德国就售出了32万册。中译本所采用的最新增订版于2002年年中面世时，《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已经加印了十几次！德国更出现迄今未衰的“哈夫纳热”，其20世纪30和40年代为德、英报刊撰写的论述也纷纷被集结成册出版发行。

国际上的反应也颇为类似。本书英文版出版人魏登费尔德勋爵曾在“伦敦犹太文化中心”发表演说表示：“《挑战希特勒》（Defying Hitler）是一本最出色和最富于想象力的书籍，是我们所出版过的最重要书籍之一。”（《挑战希特勒》为本书英文版书名。）连远在天涯海角的新西兰“旺阿努伊”图书馆也传来佳评：“哈夫纳撰写伟大历史论述，并将读者身临其境地带入当时日常生活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本非凡的著作，值得一再咀嚼玩味，并将书中所述牢记在心。这是每个人都必须一读的著作——不论是否曾经阅读过有关纳粹德国的书籍。”

2001年下半年，情况一度有所改变，德国报刊突然出现攻讦《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的文字。哈夫纳一生充满争议，为右派眼中的“左派”和左派眼中的“右派”，几十年来得罪了不少人。其身后所获得的热烈赞扬，更令那些人由妒生恨，想利用他无法还手的机会，一举将之彻底击垮。率先发难者是一位退休的艺术史教授于尔根·保罗。他在8月10日公开表示，《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只可能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理由是书中出现一些此前没有的用语，例如“最后胜利”（Endsieg）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用语，而柏林地铁站在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电动手扶梯”……他的说法很快即遭驳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已在谈论“最后胜利”，柏林地铁站于1927年即已使用电动手扶梯。

但柏林自由大学历史系教授亨宁·克勒六天后向保罗发出声援，发泄郁结已久的闷气。他表示：许多事情是哈夫纳当时根本不可能晓得的，所以文稿伪造于20世纪60年代或更晚，然后放置于身后可被人“意外发现”之处，借以展现自己的“过人才智”并“制造卖点”。“专家”言之凿凿如此表示之后，德国新闻界对本书的评价暂时变得比较保守，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哈夫纳之子于是写下出书的来龙去脉，将之收入2001年增订版（“后记”的部分）。同时，他主动将原稿交付德国联邦刑事局鉴定。联邦刑事局依据纸张的同构型（特殊英国规格：19.8cm×25.2cm）、纸张的水印及年代（1936年开始出现）、所使用的打字机（分别为德国1929年及1928年的机型）……在两个月后提出鉴定结果：“原稿完成的时间绝不晚于1939年。”

新闻界还发现，许多哈夫纳“当时不可能出现的观点”，在1940年出版的《论德国之双重性格》早已白纸黑字表达出来。整场闹剧自此落幕，哈夫纳的声誉更是如日中天。接着，在2002年3月又发现两份遗稿，于是《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出现了最终的版本——最新增订版。

攻讦哈夫纳的理由虽然五花八门，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哈夫纳打破了一个历史神话。

希特勒虽然是被探讨得最为频繁的20世纪的历史人物，可是“希特勒现象”始终无法被完全解释清楚。某些新闻界和史学界人士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希特勒及纳粹时代“淡化处理”，并把大多数德国人呈现为纯粹的受害者。许多经历了纳粹时代的德国人，更可在后生晚辈质问的时候堂而皇之地表示：“当时的许多事情我们根本就不晓得。”哈夫纳却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里面，从20世纪30年代一个平凡德国人的角度，点出了即将成形的灾难。这只能表示，当时凡是还没有闭上双眼或者视若无睹的人，都不可能看不见纳粹的暴行和集中营，以及即将出现的战争与大浩劫。

本书的价值不在于作出了预言，因为那些都是我们今天已经晓得的事情。其真正的意义就是，哈夫纳入木三分地描绘出他那一代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成长过程、心理状态和社会变迁。同时，他以最生活化、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纳粹的“世界观”如何一步步渗入每个德国人的私人生活领域，最后演成千古悲剧。纳粹在本书撰写时仍为“现在进行式”，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阅毕不觉惊呼：“难怪会变成那个样子。”美国的亚马逊网络书店的书评即表达出各国读者的普遍反应：“想知道希特勒为什么有办法上台吗？答案就在这里！”本书也连带使人们对21世纪的时局进行省思。除了德国以外，许多欧美国家的读者均表示：“同样的事情今天也可能在我国重新发生。”德国《明星周刊》甚至在2000年非常直白地表示：“哈夫纳的作品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我们面对下一次考验的时候，果真会有把握做出较佳的表现吗？”

哈夫纳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的序幕中指出，书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道德寓意”（哑谜）。哈夫纳战后的作为，似乎就为这个道德寓意作出了最佳的解说：纳粹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就是当时德国人的集体软弱和集体精神错乱——他本人也不例外。如果不在事发当时立即提出异议，日后将不再有置喙的余地；他在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也曾采取“置身事外”“事不关己”的做法，最后只得期待外国用武力来拯救德国。当他流亡英国撰写本书的时候，还想“打自己一记耳光”。因此，哈夫纳在德国新闻界重新起步以后，采取了类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做法，对当政者的不当措施立即严词批判。他思虑周密、直言不讳，成为令任何政治人物头痛的对手。

例如，在1968年一年之内发生的两起著名事件，就充分展现了哈夫纳敢做敢当的行事风格。当时，西德政府准备查禁极右派的“国家民主党”，他立刻提出反对意见：“党禁意味着议会民主因为畏惧死亡而进行的自杀！”（虽然他反对该党）西德政府稍后也对左派学生的“议会外反对运动”进行铁腕镇压，他这个六十一岁的老头子于是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

时人对他的评语是：“哈夫纳从不向威权低头屈服。他经常以绊脚石的姿态出现，有时更完全弃自己的前程于不顾。”他去世的第二天，《柏林晨间邮报》更发表了一篇名为《良知即为其心中之尺度》的专论：“随着哈夫纳的去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但失去了最严厉的批判者，同时也失去了最聪明的捍卫者！”

周全

2005年2月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