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的琥珀，岁月的恒存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瑰宝叫做琥珀。它凝结了时光，贮留着往昔，让人得以透过它注视那亘古不逝的永恒。

嵩山历史建筑群就是一颗颗历史的琥珀。汉三阙，中岳庙，嵩岳寺塔，少林寺，会善寺，嵩阳书院，观星台，2009年国家文物局把它们一起列入了联合国申遗项目，将它们推向世界，使它们成为了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

一庄严肃穆汉三阙

阙，在现代建筑学里几乎是一个废弃的字。然而在中国古代，这个字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阙在这里，指的是城门两边的瞭望台。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阙在这里，指的是皇帝居住的宫殿。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阙在这里，指的是陵墓前竖立的石雕建筑。

阙的本义，是通往宫殿、祠庙这类建筑物的象征性的大门。高大的双阙一左一右地矗立在甬道的入口，烘托出一派庄严肃穆之气。

遥想当年威风赫赫的帝王们，在太室阙前下马，恭敬谦谨地前往太室祠祭祀拜谒，那是何等庄严的情景。由此便可知晓，考古学家和古建筑学家缘何要将嵩山的启母阙、太室阙、少室阙称为“中国最早的礼制建筑遗存”了。

太室阙是太室祠（中岳庙）前面的神道阙，建于东汉元初五年（公元118年），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庙阙。太室阙通体为青石建造，阙顶却别出心裁地构成了仿木结构。这就使得它们刚中带柔，平添了许多木质的细腻之风。长方形的阙身之上，覆盖着由三块巨石雕制的四阿顶。石顶依照典型的汉代木檐木椽和叠瓦脊的样式雕刻而成，对研究汉代木质建筑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太室阙的阙身以石块为单位，雕饰着五十多幅表现汉代社会风俗和精神信仰的画像。这些用平雕法刻画的图像有车马出行、剑舞、马术、禽、兽、各种植物等等。风格朴拙，雄浑大气，是研究汉代文化风俗和绘画艺术的宝贵资料。

在西阙南面的上部，残存着此阙的题额。在题额的下面有铭文，字体兼有着隶书和篆书的风格，可以由此推知这一时期书体由篆体向隶体变化的过程。西阙的北面有阴刻的铭文，赞扬了中岳神君的功德，表达了对中岳神君的虔敬，记录了立阙的年代和造阙者的姓名。近200字的铭文篆隶参半，结构疏密有致，笔画已“变圆为方，削繁成简”，在传世的西汉碑铭中当属绝品。

太室阙是太室祠（中岳庙）的前导建筑，二者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是我国古代对称建筑的典例。从太室阙北望，可以看到一条气韵通贯、伸延千米的中轴线，由中岳庙门直抵黄盖峰上的黄盖亭。

太室阙与太室祠（中岳庙）之间建筑基址成轴线关系，其形成年代当在公元118年之前。作为现存年代最早的礼制建筑的遗址，它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建筑形制的重要依据。

嵩山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由“儒家文化”所孕生的山岳封禅活动，起源于嵩山，渐推至五岳。以太室阙、中岳庙为代表的嵩山礼制文化建筑，是中国封禅建筑文化的鼻祖。

嵩山万岁峰下的启母石是传说中大禹的妻子涂山娇所化之物，禹的儿子夏启就是从启母石中蹦跳出世的。这个神话传说反映了华夏先民对生殖之神的崇拜，启母石是华夏先民祭祀的图腾。

西汉时期，于启母石附近修建了启母庙。公元123年，颍川太守朱宠于庙前建造了启母阙。启母庙数建数毁，而启母阙却在岁月风雨中巍然独存。

启母阙的阙身以长方形青石砌垒而成，阙顶亦如太室阙顶，以石雕仿制出木质结构的样式，有正脊、垂脊、瓦垄、瓦当和檐下之椽。阙身上保存较好的雕画约有60多幅，分别表现的是夏禹化熊、郭巨埋儿、狩猎、驯象、虎逐鹿、日轮、双蛇、斗鸡、蹴鞠等等。

斗鸡之乐，起于春秋战国。至汉朝之后，斗鸡之风尤盛。魏晋“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有《斗鸡诗》传世：“丹鸡披华彩，双距如锋芒。愿一扬炎威，会战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宋代大诗人梅尧臣也有名诗《晚泊观斗鸡》：“舟子抱鸡来，雄雄跱高岸。侧行初取势，俯啄示无惮。先鸣气益振，奋击心非愞。勇颈毛逆张，怒自眦裂盰。血流何所争，死斗欲充玩……”

启母阙上的斗鸡图，对斗鸡这种民俗表现得淋漓尽致。两只雄鸡抖翅引颈，怒目相向，看上去栩栩如生。

夏禹化熊的画面上刻着三个人，居中者体肥如熊，长衣飘旋，正在摇身幻变。旁边二人立身不稳，惊诧莫名。做画者抓住了化熊之“化”的瞬间，其韵味妙不可言。

在汉三阙中，启母阙的铭文是保存最好的。铭文记述了远古大洪水之后，鲧用围堵之法治水失败被杀，禹继而用疏导法治水成功。铭文赞扬了禹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颂祝汉朝圣德广布，神明护佑百姓。铭文为篆体，由堂溪协撰写，字体清俊刚劲，是汉代书法的精逸之品，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

启母阙的下部，有后人附刻的隶体补铭。记述的是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堂溪协之子，中郎将堂溪典到嵩山祈雨之事。

启母阙是华夏先民祭祀启母神的实物见证，是研究古代礼制初创期建筑形制的重要依据，它与后部的启母石共同界定了当年启母庙所在的大体位置。启母阙上的雕刻画像，既古拙浑朴，又浪漫恣肆，形态夸张，充分展示了汉代艺术的风格。

少室阙是为少室山庙修建的神道阙。传说禹妻涂山娇死后，其妹涂山姚嫁给了大禹，续助大禹治水，以造福天下。太室山和少室山，因她们分别居住其下而得名。

依《汉书•地理志》记载，少室山庙建于汉武帝巡狩嵩山之时。公元680年（唐高宗调露二年），高宗和武后祭祀少姨庙，由崔融撰写了《少姨庙记碑》（旧唐书•高宗本纪）。

星移斗转，岁月流逝，少室山庙和《少姨庙记碑》已荡然无存，唯有少室阙岿然独在。

少室阙与启母阙同建于东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前后，两阙结构也大致相同。少室阙东半阙北壁的画像之下存有铭文，可惜风化剥蚀，多不能辨。阙身上的石刻画像多姿多态，保存好的有击剑图、宴饮图、马戏图、虎食鬼图、驯象图、狩猎图、鹳鸟哺雏图、蹴鞠图等。

马戏图上的奔马四蹄几乎拉成直线，动感极强。倒立于奔马之上的少女，身穿紧身衣裤，头绾双丫发髻，姿态优美而从容。后马背上的另一位少女长袖飘飞，纤体倾后，骏马飞驰之状油然自出。

狩猎图上雕有两位猎手在争相逐鹿，前马上的猎手回身张弓欲射，后马上的猎手在受伤之鹿身后紧追不舍。伤鹿带箭惊逃，欲觅生机。整幅雕画惊心动魄，场面激烈而又紧张。

少室阙上的蹴鞠图与启母阙上的蹴鞠图风格相同，图上的女子神采飞扬，正甩手飞足，向圆圆的鞠球踢去。“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蹋鞠者。”（《史记•苏秦列传》）蹴鞠，又名“蹋鞠”、“蹴圆”等。鞠，是一种用皮缝制的球；蹴，即踢的意思。蹴鞠这种游戏，是现代足球之雏形。

从史记的记述中可以得知，远在战国时期，蹴鞠在齐国的都城临淄就已经非常盛行了。唐代诗人王维写过这样的诗句：“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寒食城东即事》）。杜甫在《清明》诗中也写道：“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可见踢球在当时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习俗。

1993年中国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时候，曾经向奥委会展示汉三阙上的蹴鞠图，以证明足球的发源地在中国，此举引起了全球体育界的轰动。2004年7月15日，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先生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上向世界正式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山东淄博（临淄）被正式确认为世界足球起源地。

2006年，在德国世界杯举行期间，布拉特再次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临淄是足球的故乡，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是所有喜欢足球、喜欢世界杯的人们的骄傲。”

2006年4月，作为德国世界杯的一部分，德国汉堡足球博物馆正式开馆。启母阙和少室阙上的蹴鞠图拓片也应邀参展，向世界展示了作为足球起源地的中国那悠久的蹴鞠文化。

二仙地灵境中岳庙

“中天开法象，御气接氤氲。殿角临黄盖，封中起白云。祀崇秦典礼，树老汉将军。鸾鹤凌空舞，仙音缥缈闻。”坐落在“天地之中”嵩山南麓黄盖峰下的中岳庙，古树葱郁，殿宇耸峙，俨如人世间的一处仙地灵境。

中岳庙原名“太室祠”，始建于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巡拜嵩山，诏令将太室祠加增扩建。“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三百户为之奉邑，名曰嵩高，独给祠，复亡所与。”（《汉书•武帝本纪》）

北魏时期，庙宇重修，太室祠改称中岳庙，成为道教活动的中心。

公元730年（唐开元十八年），唐太宗李隆基诏令依照汉武帝当年的旧制再修殿宇，并且加封中岳神为“天中王”。

从公元前110年（西汉元封元年）到公元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计有七十三位帝王约二百次亲至或者遣使来中岳庙祭祀。随着中岳庙成为帝王祭祀中岳的圣地，庙宇亦不断扩建增修，终至蔚为大观。

中岳庙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道观。中岳庙保存着丰富的道教典籍，记录着道教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北魏时期的《中岳嵩高灵庙碑》乃华夏道教第一碑，至今仍屹立在东岳殿台与南岳殿台之间，它对研究中国道教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教的信仰观念造就了道教建筑的特色，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学的观点来看，中岳庙的位置无疑是嵩山中最佳的风水宝地。中岳庙背倚黄盖峰、青冈坪、太室山，可谓位重身稳。中岳庙向南横陈着玉案山和箕山，堪舆学称之为“玉案双陈”。中岳庙前望三十里，大熊山与小熊山双峰并峙，中有空谷豁然敞开，使双山成为中岳庙前一对天造地设的庙阙。庙东七里有牧子岗，堪舆学谓之“青龙”；庙西三里有望朝岭，堪舆学谓其“白虎”。如此天形地势，中岳庙可谓得天独厚，风水占尽了。

从传统道教供奉神明的观点来看，天界与人界一样，也是尊卑分明，上下有别的。玉皇是道教中权柄独握的最高统治者，其殿堂应该与人界皇帝的宫殿相同。所以道教的宫观，其建筑风格每每有皇家之气派。

唐玄宗既已封中岳神为“天中王”，武则天又加封其为“神岳天中皇帝”，因此以红墙黄瓦之宫殿式风格建造的中岳庙被后人称为“小故宫”，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岳庙以道教宫观的形式布局庙内各个不同的建筑物，宏伟的庙院以八卦定方位，坐北朝南。子午线是中岳庙的中轴，长线穿珠般地将主要建筑物连缀成一个整体，中轴线的两旁则对称均衡地安置了各类从属院落和从属建筑。

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物为：名山第一坊，遥参亭，天中阁，配天作镇坊，崇圣门，化三门，峻极门，嵩高峻极坊，中岳大殿（峻极殿），寝殿，御书楼。这些建筑物巍峨壮观，彩绘明丽，雕饰华美，看上去金碧辉煌。供奉中岳神的中岳大殿（峻极殿）是整座庙宇的中心，净高23米，面积近920平方米，高大雄伟，居于五岳神庙之魁首。

中轴线两侧的从属院落为：古神库，四岳殿，东西廊房，火神宫，祖师宫，神州宫，小楼宫等多组建筑。它们风格简约，色彩素朴，与中轴线上的主建筑物做着恰如其分的呼应和陪衬。

中岳庙共有七进十一层院落，内含殿、宫、楼、阁、亭、台、廊庑等明清建筑近400间，总建筑面积超过了一万平方米。历朝历代，中岳庙都由官府建造和维修，所以无论从规模还是从规格上，同类庙宇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公元1734年（雍正十二年），清政府颁行《工程做法则例》，规范了官式建筑做法及用工用料方面的标准。在研究建筑史的学术界，此法被视为清代建筑的“语法课本”。中岳庙在清康熙、顺治、乾隆年间曾多次重修，其木建筑结构是与此法对应的最佳实例，在古建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中岳庙保存着众多的金石文物，计有东汉、北魏及唐至清金石造像36座，碑碣83品。这些文物在雕刻技法、铸造工艺或者是书法撰写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艺术价值极其珍贵。刻立于公元1200年（金承安五年）的《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层次清晰地刻绘出780年前中岳庙大型建筑群的宏伟面貌，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古代宫室和祠庙建筑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岳庙内保存着大量的古树名木，仅汉至清代的古柏就有331株。通过这些古树可以分析出几百年几千年来的天气、水文、地质等有关资料，对研究这一地区的气候水文等自然史和研究古树生长提供了研究的实例。

中岳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古代礼制建筑群。由太室阙和中岳庙所构成的布局模式和建筑规模，对中国古代山岳崇拜和祭祀的礼制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独傲天下嵩岳寺塔

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的嵩岳寺塔，它坐落于登封市西北六公里的嵩山南麓嵩岳寺内。

嵩岳寺原为北魏宣武帝的离宫，有凤阳殿、八极殿等殿宇。公元520年（孝明帝正光元年）舍宫建寺，称闲居寺。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改为嵩岳寺。唐代高宗、武后游嵩山时曾经以寺为行宫，并造无量寿殿。自金代之后，嵩岳寺渐渐衰败，辉煌的殿宇都已毁坏，只有嵩岳寺塔独存于世。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塔这种特殊的建筑形式也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国人将印度覆钵式塔体改变为中国传统的楼阁式，于是就产生了带有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风格各异、繁复多姿的楼阁式佛塔。

在佛教兴盛的北魏时期修建的嵩岳寺塔，是中国式佛教建筑艺术的杰作。在佛塔的类型方面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的意义。嵩岳寺塔有着十五层密叠式重檐，整体轮廓以柔和的抛物线组成，既轻盈秀美，又刚劲魁伟。这种创意来自中国传统的重楼式建筑。

嵩岳寺塔整个塔身建造在085米高的台基上，以叠涩分为上下两段。上段角上砌有倚柱，倚柱之头雕饰着火焰和垂莲柱。柱脚是莲瓣形状的柱础。在塔身的四个正面修造了上下贯通的塔门，在门的上方是半圆形的拱券，拱券上又制作了尖形的券面装饰。其余八面的上段，砌造有单层方塔形的壁龛。这些壁龛均以精美的壶门和狮子型浮雕作为装饰。整座佛塔生动而具象地反映了西方和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无声地言说着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嵩岳寺塔在地基选址上独具匠心，它依靠着坚固的山崖，地质坚硬稳固，能有效地减弱地震等灾害对建筑物的冲击。塔体三面环山，山体是抵御风雨的屏障，屏蔽了西北风对塔身的危害。

嵩岳寺塔的结构方式为高层筒体，其设计严谨而精细，与现代高层筒体建筑物的结构原理相契合，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筒体结构建筑物。塔壁宽厚墩实，砌造方式科学合理，足以承受较大的荷载压力。

嵩岳寺塔在建筑材料的选用上别出心裁，塔身的青砖是用嵩山优质泉水和黏土烧制而成，不但细腻坚硬，而且耐压耐腐蚀。砖层之间的黏合材料采用的是糯米浆汁与黄黏土的搅拌物，固化后粘结度极高，在世界建筑材料史上堪称一绝。塔身外壁上刷敷着厚实的白色灰皮，不但具有美观的装饰效果，而且可以防止雨雪渗入塔体，对塔体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

嵩岳寺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筒体式建筑。虽然经历了一千四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塔体仍旧巍然屹立，其在古建筑科学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四佛光辉映少林寺

“岩壑深严入翠微，少林金碧雾烟扉。五峰屏簇禅庵小，万仞天开佛日辉。闻说九年空面壁，得逢二祖便传衣。千秋少室山灵在，曾见先师只履归。”

有关少林寺的古诗中，大多语涉佛祖面壁悟禅之事，很少见到谈武的字句。作为佛教禅宗的祖庭，流传最广的还是达摩初祖“一苇渡江”、“九年面壁”、“只履西归”这样的故事。至于禅武双修，“十三棍僧救秦王”则是后来之事。当今少林因武术而名动全球的情景，则是达摩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公元495年（北魏太和十九年），北魏孝文帝为印度高僧跋跎在嵩岳少室山下建造了少林寺院。公元527年（北魏孝昌三年），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在此广聚僧众，传授佛教禅宗。唐朝时期，少林寺得到朝廷厚遇，声名日盛，曾经拥地万亩，殿堂房舍达五千余间，成为驰名海内外的佛教大寺。

现存的少林寺常住院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居于中轴线位置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方丈室，立雪亭，千佛殿。山门额上的“少林寺”三字为清康熙皇帝御书，并有“康熙御笔之宝”方印。过山门向后行，可以看到碑林和碑廊，存有历代碑刻141通。蔡京、米芾、赵孟、董其昌等书法名家均列其中，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少林寺最大的佛殿为千佛殿，因为殿壁上绘有巨型壁画五百罗汉而得名。壁画高75米，长为42米，面积达320平方米，为世所罕见的艺术珍品。

少林寺建筑群中的初祖庵建于公元1125年（北宋宣和七年），是为纪念达摩初祖面壁求法而建。初祖庵大殿的梁架结构、斗栱比例、细部做法都与宋代官制建筑方法和标准《营造法式》相契合。它是研究《营造法式》和宋代木构建筑技法的最佳实例。

初祖庵大殿的东、西、北三面墙壁上绘有明代末期的大型壁画，以质朴的笔法描画了初祖达摩和他之后的36位禅宗祖师。在彩绘下面的群肩石上、在大殿的十二根檐柱和四根内柱上、在神龛座的腰际都装饰着精美的浮雕。这些山水、花卉、鸟兽、人物……有着800年的历史，它们造型生动，刀法雄健，构图匠心，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初祖庵内保存着宋、金时期的碑刻40余通，其中著名的有宋代黄庭坚书写的《达摩颂碑》，蔡卞书写的《达摩面壁之庵》等。

少林寺塔林是该寺历代住持和高僧的墓群，位于少林寺常住院西300米处。塔林占地面积达14000平方米，存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古塔228座，是中国规模最大、塔数最多、文化价值最高的古塔建筑群。

少林寺塔林中的古塔林林总总，样式繁多。密檐式、堵波式、喇嘛式、圆形、正方形、长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它们在造型和艺术风格方面的变化真实地记录着佛教文化与多民族多种族文化的交融过程。它们是研究古代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的宝库。

五奇巧精密会善寺

“箕山临其前，颍水流其下。佛寺凿翠开，轩窗独潇洒。龙泉迸石出，滴沥清池泄。风动白莲花，澹香消永夏。”风景奇秀的嵩山，吸引着众多帝王在此乐居。会善寺原本是北魏孝文帝休闲的离宫（公元471—499年），北魏亡后，澄觉禅师改宫为寺，成为佛教庙舍。

公元520年（孝明帝正光元年），复建为闲居寺，有寺房千间，僧侣千余，香火十分兴盛。隋朝开皇年间，隋文帝钦赐寺名为会善寺。

会善寺在唐代达至鼎盛，武则天拜会善寺道安禅师为国师，赐镇国金刚佛像于寺内。寺内高僧辈出，普寂、道安、净藏、一行……皆为佛界大师。一行与玄同在此创建“五佛正思维戒坛”，即大琉璃戒坛，使会善寺成为全国僧徒受戒的中心。

现存的会善寺大殿建于元代，是罕见的元代建筑例证之一。它的建筑形制和建筑技术对于古建筑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大殿檐下的斗栱厚实粗大，连环龟背式窗棂奇巧精密。殿内的四个角梁造型独特，结构严谨，综合运用了数学和力学的原理，是难得一见的元代木结构建筑的典例。

位于寺西的唐净藏禅师塔建于公元746年（唐玄宗天宝五年），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八角形砖塔。这座仿木式的砖塔巧妙地表现出唐代八角亭式柱子、斗栱、门窗等木结构建筑的工艺做法，极具研究价值。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略》一书中特意着笔，对此塔的独特性作出了高度评价。

六儒学圣地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坐落在嵩岳太室山的峻极峰下，古木掩映，溪涧绕墙，别有一番静寂的幽韵。

嵩阳书院始建于公元484年（北魏太和八年），原本叫嵩阳寺，是佛徒聚集之处。公元605—618年（隋炀帝大业年间），改名嵩阳观，为道教所用。唐高宗和武则天两次嵩山之行，均以嵩阳观为其行宫。

公元955年（后周显德二年），周世宗改嵩阳观为太乙书院，修建了藏书楼和斋房，使其变成了儒学之地。公元997年（宋至道三年），太乙书院更名为太室书院。公元1035年（宋景祐二年），宋仁宗赵祯重修书院，并赐额将其改名为嵩阳书院。程颢、程颐两位理学大师及其他名儒在此讲学，使得嵩阳书院遐迩闻名，被誉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现存的嵩阳书院大体上保持了清代的建筑格局，沿着中轴线依次排列着书院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藏书楼共计五进代表性建筑，中轴线两侧建有各式配房，整个书院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嵩阳书院的布局形式和建筑特点体现着中国传统书院的风格和规制，建筑物大多为硬山卷棚布瓦顶，体量适中，古朴素雅，是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的标本。

嵩阳书院的古木古碑均为存世珍品，其中的汉封将军柏经过林业专家鉴定，树龄已有4500年，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古的柏树。公元前110年（西汉元封六年），汉武帝刘彻封禅中岳，曾到此巡游。他看到三株柏树极其高大葳蕤，赞叹之余便将它们一一封做将军。明末大书法家王铎有诗：“嵩阳观外柏三株，汉帝遗封今记无？翠霭尚留龙驭远，青天时有鹤群呼。年深饱历风霜色，世渺全荒玉检符。欲问兴亡千载事，不知人代几荣枯。”（《游嵩阳院观汉封三柏》）

刻立于公元535年（东魏天平二年）的中岳嵩阳寺碑是当时雕刻与书法的巅峰之作，碑首雕有六条盘龙，碑的上部雕有大佛小佛。碑的下半部用八分隶书撰刻着碑文，其书法被誉为“汉后唐前隶书之冠”。

《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刻立于公元744年（唐天宝三年），此碑高达902米，宽204米，厚026米，重达80余吨，是嵩山地区最大的碑刻。碑身装饰浮雕极为精美，碑文由李林甫撰写，唐代大书法家徐浩隶书。古建筑学权威对此碑的评价为：“……嵩阳书院圣德感应颂碑，碑顶镌双龙宝珠，为唐碑罕见之例。清北海琼岛春萌及碧云寺诸碑，殆俱以此碑为圭臬也。”

七道通天地观星台

“元圣当年曾测景，巍峨庙貌石淙浔。阶前台榭余芳草，门外山川映古林。观象已知超远略，量天更见识玄心……”

观星台位于登封市告成镇告成村，它创建于公元1276—1279年（元代至元十三年到十六年），它由周公测景台、周公庙和观星台三部分所组成。中轴线上还排列有照壁、大门、戟门、周公祠、帝尧殿等明清时期的建筑。

唐代建立的周公测景台是在周公测日影定地中的基础上建造的天文古迹，在当时它是最先进的天文观测设施。测景台分为台座和台柱两部分，座为圭，柱为表，当夏至之日，高表投射的影长与座圭北上沿的长度吻合，在石圭的周围看不到日影。所以，此台又名“无影台”。

观星台以整座建筑做圭表，由台身和量天尺两部分组成。砖砌台体高高耸立，其状犹如城楼，它的作用相当于竖立之“表”；台下之“圭”状如长堤，又名“量天尺”，由三十六块青石平砌而成。观星台是保存完好的元代天文观测仪器，至今仍能用它测量太阳投影的变化。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利用这种新型圭表测量日影变化，并依据遍布全国的27个天文观测点得到的数据，在公元1281年（元朝至元十八年）编制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它计算出的一个回归年的时间为365日24刻25分（相当于今天的365日5时49分12秒），其精确度仅仅比现代科学测定的时间相差26秒。它与现今世界通用的阳历（格列高利历）相当，但却比它早了300年！

“道通天地有形外，德蕴阴阳无影中”，这是刻在测景台石座上的两句话，它是中国古代天文科学的铭文。古观星台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建筑，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科学建筑之一，已经永远铭刻在了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