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释放在押战犯

●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张敏高声宣读道：“本院对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黄维宣布释放。”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特赦人员感慨地说：“共产党办事真是仔细认真啊！”

公布首批释放战犯名单

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的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更是欣喜若狂，无比激动。

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占地近100亩，监房能容纳1000人以上。

这里原是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成为一座监狱。1915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国民党战犯的一座监狱。

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1956年，全国各地的战犯实行大集中，分别关押到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6地的战犯管理所。而战犯中的200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则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10月2日，功德林一号的战犯集体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具体内容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

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

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并发给他们特赦通知书。

在特赦大会上，被特赦的战犯每人都表示出了自己的衷心感激。他们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他们获得了新生，并决心继续改造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未被特赦的战犯代表也表示要加速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这33名被特赦释放的战犯，原属于国民党的有30名，他们是：

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周振强、卢浚泉、杨伯涛、邱行湘、赵金鹏、杜聚政、周震东、叶杰强、唐曦、白玉昆、贺敏、孟昭楹、廖缉清、杨怀丰、曹钟麟、徐以智、郑肇麟、刘化南、罗祖良、李宝善、陈启銮、董世理、王中安、蔡射受。

属于伪满洲国的2名和伪蒙锡察盟的1名，他们是：

爱新觉罗·溥仪、郭文林、雄努敦都布。

周恩来会见特赦战犯

1959年12月14日，身穿全新蓝制服的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11人乘专车驶进中南海西花厅。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里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家。

这10名国民党将军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因此对周恩来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今天，能够见到30多年前的老师，他们心情格外惊喜，也感到十分惭愧。

他们刚刚落座，周恩来就在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客厅。

大家同时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30年前的老师，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并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他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曾经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的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

曾扩情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

周恩来又转向曾经的黄埔军校学生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

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张治中指着郑庭笈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

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

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郑庭笈告诉周恩来，他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时，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

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已和他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周恩来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末代皇帝溥仪，就同他谈起了满族的风俗礼节。

周恩来对溥仪说：“在这个土地上出生和生长的人，应该热爱国家。论民族问题，清朝时期，溥仪先生年幼，没有责任；但后来满洲时期，应该负责任。”

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把话转入了正题。他勉励大家要重新做人，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才有奔头。并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

周恩来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儿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周恩来讲完话后，张治中说：“你们中的大多数过去是黄埔学生，你们没有听周主任的话走错了路。现在周主任释放了你们，要好好跟周主任走。”

周恩来摆摆手说：“张治中是老一套，你们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挽救了你们。”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同你们一样，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早觉悟一些时候，也是被改造过来的。”

周恩来说：“是啊，应该承认，对你们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改造，你们应该想想如何从强迫改造进入自觉改造。”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亲自将这10人集中安排在北京祟文门内旅馆，由他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中央计划每年释放战犯

1959年12月，随着第一批国内战犯的释放，第二批、第三批的释放事项也提到了国务院会议的议程上来。

次年10月1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以公安部名义向中共中央呈报了释放第二批国内战犯的名单及请示报告。

11月1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一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改恶从善的战犯的建议。

11月19日，周恩来向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作《关于特赦战争罪犯问题的说明》报告，建议特赦50名战犯，请人大常委审核决定。

同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人大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随即发布特赦令，并就特赦战争罪犯提出了三个条件，内容同第一次释放战犯时的相同。

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特赦释放第二批改恶从善的战犯通告》，宣布对50名战犯予以特赦。

这50人中，原属于国民党首要战9名，非首要战犯36名，他们是：

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胡临聪、陈金城、李以劻、宋瑞珂、庞镜塘、沈醉、许长林、杨团一、欧阳午、杜永鑫、许文庆、董益三、夏建勣、陈芳芝、陈庆斌、王友直、王榆楦、马保民、戴霖、蒋植五、盛正林、贺清源、高广荣、袁政、韩光琦、徐玉璞、张静山、张应中、张普林、姜士珩、邹德裕、李清源、李绍汤、应昂、阳丽天、冯志修、冯国典、庞铮、刘冠生、刘伯华、马保民、廖光武、丛潜滋。属于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他们是：

正珠尔扎布、金名世、王子衡、爱新觉罗·溥杰、陈绍武。

这一批名单中，原来没有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李仙洲的名字是周恩来指示特别加上的，并得到了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的批准。

一年后，1961年11月17日，国务院的第一〇五次全体会议，又通过了特赦第三批国内战犯的建议，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

12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建议。

同日，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发布《特赦释放第三批改恶从善的战犯通告》，宣布对68名战犯予以特赦。

这68名被特赦释放的战犯，原属于国民党首要战犯的13名，非首要战犯48名，他们是：

廖耀湘、林伟俦、何文鼎、黄淑、韩浚、王凌云、孙楚、马瑛、杜建时、张鸿文、李猷龙、李帆群、郭旭、覃道善、娄福生、苏本善、公秉藩、娄渊泉、贾宣宗、彭斌、于一凡、霍冠南、丘士深、李寓春、杨彬、陈振东、陈中和、徐中平、陶子贞、王御之、马润昌、董绍周、康健东、曾传坦、亢风翔、吴文光、杨功臣、郭振疆、王志贵、马伏勋、厉建华、冉启前、石渭崇、刘建庭、刘润珊、全裕谦、孙考良、何治洪、严桐岗、陈枢、陈剑声、庞进科、欧阳浩、黄毓源、常铁生、程立志、巩兴加、崔言复、霍静斋、蒋开庚、蔡培元。

属于伪满战犯的共7名，他们是：

阮振铎、王之佑、周大鲁、赵玮、刘显良、

任广福、满丰昌。

在特赦这批战犯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和有关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还宣布了一批悔改较好的被减刑宽大处理的战争罪犯共16名。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宣布批准重要战犯、国民党特务头目康泽监外就医。

国务院关于特赦第四批战犯的会议，是于1963年3月23日召开的，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的建议》。

3月3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建议，决定特赦第四批从善后的战犯。

同日，刘少奇主席再次发布特赦令。

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特赦释放第四批改恶从善的战犯通告》，宣布对35名战犯予以特赦。

这35名被特赦释放的战犯，原属于国民党首要战犯的5名，非首要战犯25名，他们是：

康泽、严翊、李益智、孙渡、高建白、贾毓芝、邓军林、褚静亚、黄志圣、蔡钲、杨焕彩、刘庄如、姚轻耘、余耀龙、舒靖南、周上凡、谷文化、陈维忠、石建中、余用明、肖佛南、陈卧云、陈应瑞、陈开国、吴克信、吴靖洲、项其科、屈能伸、谢涵三、李建白。

属于伪满洲国人员4名，伪蒙疆自治政府人员1名，他们是：

谷次亨、赵秋航、王尧寅、王贤伟、德穆楚克栋鲁普。

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还同时宣布一批悔改较好的被减刑的战争罪犯名单，这批受到减刑宽大处理的战犯共有27名。

1964年12月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五〇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的建议》，并在全国人大作了说明。

12月12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三五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的建议，并作出《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的决定》。

同日，刘少奇主席再次发布特赦令。

同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特赦释放第五批改恶从善的战犯通告》，宣布对53名战犯予以特赦。

这53名被特赦释放的战犯，原属于国民党首要战犯4名，非首要战犯41名，他们是：

王陵基、王克己、王靖宇、王晋、王毅夫、王光伦、王经武、石玉湘、厉伯侯、孙家骥、孙宗玖、孙玉田、刘雪门、刘亚东、刘耀寰、宋少华、何轩叶、吴龙田、吴可庄、依和普、

林得标、陈志刚、陈纯武、吴志成、李样麟、李国齐、郑吉树、孟恒昌、张干樵、张玉璞、张兆华、张文豪、张整军、欧阳秉炎、徐稚、梁培璜、郭树人、袁鸿逵、曹天戈、黄志超、黄铁民、贺钺芳、葛天、傅锡章、濮云龙。

属于伪满战犯7名，伪蒙战犯1名，他们是：

吉兴、曲秉善、李文龙、萧玉深、佟衡、宪钧、赵竞昌、李守信。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还宣布一批悔改较好的被减刑的战争罪犯名单。这批受到减刑宽大处理的战犯共11名。

1966年3月9日，国务院举行第一六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特赦第六批战犯的决议，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作了说明。

3月29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特赦改恶从善的战犯的决定。

同日，刘少奇主席再次发布特赦令。

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特赦释放第六批改恶从善的战犯通告》，宣布对57名战犯予以特赦。

这57名被特赦释放的战犯，原属于国民党首要战犯5名，非首要战犯47名，他们是：

方靖、孔庆桂、叶佛佑、叶芳华、田兴翔、田文奎、毛再逐、邓汉雄、孙继周、刘耗立、刘佩玺、任重严、冯石如、牟中珩、汪剑雄、肖桂国、何飞峰、杨光钰、杨国桢、杨安铭、杨中明、杨集贤、留光中、李佩青、李汉平、李德生、李俊才、李汝章、南天贞、姜溢三、赵秉文、柯竹、徐钟瑞、徐云台、张星伯、张襄平、张植民、张大光、袁剑飞、高青山、凌发泉、曹锡武、曹波僧、曹鼎、董南辕、傅立贤、潘澄清、熊武琪、颧尧、崔国藩、覃戈鸣、谢异炎。

属于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他们是：

甘珠尔扎布、曹秉森、于静远、于镜涛、宝贵廷。

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还同时宣布了一批悔改较好的被减刑的战争罪犯名单，这次受到减刑宽大处理的战犯共15名。

释放最后一批战犯

1975年3月19日，初春的东北，乍暖还寒，然而位于辽宁省抚顺市的战犯管理所里却是一派春意盎然、热气腾腾的节日景象。

这天，所有关押在此处的原国民党战犯全都穿上了新发的衣裤，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因为在这一天，决定他们一生命运的大事马上就要发生了。

9时整，全体战犯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监狱的大礼堂。他们依次找好座位坐下，静静地等待着会议的召开。

大会主席台上，高高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相片，两旁是鲜艳的五星红旗。

10分钟后，会议正式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张敏迈着轻快地步子走上主席台，然后以庄重的语气向全体人员宣布：

遵照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在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109名战争罪犯宣布特赦释放，并发给特赦通知书！

这惊人的消息好似在战犯们中间炸响了一个惊雷。虽然他们早就知道这一天即将到来，但还是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时，在主席台上的张敏高声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75年赦字第1号）

遵照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特赦释放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本院对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黄维宣布释放。

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战犯黄维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迟疑了一下，才站起身来，恭恭敬敬走向主席台，躬身哆哆嗦嗦地接过特赦通知书。当他看清了特赦通知书上自己的名字，不禁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接着，张敏又继续宣读特赦令，其余的108位原战犯依次上前领取了决定他们晚年命运的特赦通知书。

通知书发完后，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代表战犯上台发言，他激动地说：“……听到今天宣布特赦，我无限鼓舞，无限感激。我决心靠拢人民，重新做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解放台湾贡献力量。”

他还当场作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

党恩浩荡给再生，

宽大改造换我魂。

恩上加恩新生后，

誓献余生为人民。

接着又有几名特赦人员上台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此时，会场内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全体战犯们高呼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表达他们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

抚顺战犯管理所获得新生的战犯们发自肺腑的呼喊声，在祖国的天南海北都得到了强烈的呼应。因为与此同时，在西安、北京秦城、济南和内蒙古等地的同一个时间都举行了同样内容的大会。

本次特赦，是中国政府自1959年以来的第七次特赦，一共293人，这是一次特赦人数最多的一批，也是中国特赦国内战犯的最后一批。

当天，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向国内外播发了这条重大的新闻。

这条消息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强烈关注，当然也引起了台湾当局的密切关注，他们不明白的，为何时隔多年，中国政府又想起了这些战犯。

事实上，中国国内的大部分人心中也有同样的困惑。事情还要从1966年说起。

当时第六批战犯获释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战犯的处理工作从来都没有放松，多次提醒公安部注意全国各个监狱战犯的病患和死亡等情况，要求公安部一如既往地将这些情况上报。

由于战犯的死亡逐年增多，公安部于1971年5月给周总理写了一个《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报告了从1966年8月至1971年2月死亡战犯的数字；二是在押的人中有相当数量患各种疾病和病危的。

同月19日，周恩来在给公安部两位副部长批示中写道：

李震、于桑同志：

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本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久不治者每年增长。六六年十人，六七年五人，六八年八人，六九年九人，七〇年十人，七一年两个月死三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辽宁省人保组报告，对有重病13名并无急救治疗办法，对其他一百三十名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派去的人也只为深挖“活材料”，一句也未提到如何改造得好。

应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释放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劳动，给以生活出路。请对此事重议一下再报。

周恩来

1971年5月19日

周恩来对战犯问题作如此长的批示是少有的，他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情况下，亲笔写下了这么多字，说明了战犯问题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这个批示对公安部的领导人以极大震动，他们立即召开核心小组会议讨论周总理的批示，并开始了相应的行动。

5月31日至6月6日，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召集辽宁、山东、陕西、北京4个战犯管理单位的负责人，以及有教育战犯任务的河北、山西、广东、四川等11省公安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重点研究教育改造战犯工作。

会议结束后，公安部于6月28日向周总理写了一个《关于加强改造战犯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列举了三个突出问题，还提出了五条具体改进措施，其中第五条就是建议在四届人大召开时特赦一批战犯。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公安部于1973年2月召开了全国监管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战犯特赦问题。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公安部立即向关押战犯的省公安厅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做好特赦的一切准备。

11月13日，周恩来在公安部《情况反映》增刊第55期《当前在押战犯思想动态》一文旁批示：

请国锋同志告公安部，将全部未赦战犯列一表来，注明被捕年月、职务、籍贯、年龄、判刑时间、政治表现、身体情况，以便在四届人大会后特赦，主席已在去年指示过此事。

批示里提到的“国锋同志”即华国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管公安部的工作。

12月，公安部向中央呈报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的处理方案，按立即特赦、刑满释放、提前释放（刑期未满者）、保外就医和继续关押等不同类别分别列出了名单，共计323人。其中，还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理由是“他们确无改恶从善表现”。

当月23日，重病中的周恩来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话期间，周恩来将公安部关于特赦第七批战犯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说道：“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当周恩来谈到，公安部在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道：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当他们谈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则有些生气了，他说：“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

想了一下，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立即通知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请他赶快与统战部、公安部联系，传达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的指示。

华国锋在获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后，立即主持召开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员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员也被召来列席了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指示感到意外。

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大量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则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都一律安排在城镇。

会议期间，华国锋对毛泽东在审议时提出的“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的问题，反复同抚顺战犯管理所来人进行讯问调查，会后，他又指派专人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了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获的国民党战犯及处理情况。

从整个战犯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些战犯多为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地被俘获者，其中大部分高级将领已经特赦或作其他处理，但也还有不少战犯在押。

在清查过程中，公安部原来提交的323人中，又因为疾病死亡了5名，为此，华国锋专门关照公安部负责人施义之说：“在特赦令公布前，千万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黄维，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他的身体健康。”

施义之也担心再死人后不好交代，于是通知几个战犯管理所要有专人负责在押犯人的身体健康情况，以免发生意外。

公安部经过重新清理，在剩下的318名中，又发现里面还有25人国民党战犯属于起义的投诚人员，便将这些人提出按起义投诚的人员对待，于是，第七批获释的人员便变成了最后的293人。

1975年春，全部特赦的准备工作完全就绪，只等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当时的人大常委二次会议定在3月20日前召开。

为了将25名起义投诚人员的处理与全部特赦战犯区分开来，以落实党的起义投诚政策，中央决定专门召开一次全国“四长”会议。

“四长”即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长。时间定在3月5日至10日，会议的内容是两个，决定释放25名起义投诚人员，为全部特赦战犯做好组织、安置、宣传等工作。

这个会直接由华国锋主持，参加会议的除上述“四长”外，还有中央各有关部委，总政、总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近300人参加，整个北京前门饭店气氛十分热烈。

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思想高度统一，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把这项工作做好。

会议的情况，每天用简报报中央。

会上，有华国锋的一个报告，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全部特赦的部署。会议结束时由公安部负责人施义之作总结讲话，主要是进一步明确特赦工作的意义和落实会议精神的具体做法。

会议结束的当天，3月10日由公安部预审组电话通知抚顺、山东、陕西3地，指名起义投诚的人员要在第二天到达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接待、安置。

3月17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向会议提出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的建议，华国锋作了说明，并提出：“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以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100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经过讨论，代表们一致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建议。许多民主人士深受感动，董其武激动地说：“这次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以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这样的事情，是毛主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伟大政策的体现。”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人大决定，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和秦城监狱召开特赦释放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发给他们特赦释放通知书。各个特赦会场气氛热烈，“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组织特赦战犯相聚

1975年3月23日下午，从前门饭店开出的一串小车在一级警卫规格的警卫下向北京饭店方向急驶，马路两侧的群众像往日观看迎宾车队那样好奇地驻足观望，情景颇为壮观。

按照“四长”会议的部署，第七批特释人员要在3月21日和22日集中到北京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宴请，并与前几批特赦的人员相聚在一起。

汇集的地点是北京前门饭店。22日下午，来自抚顺、济南、西安、北京等4个战犯管理所的特赦人员已同时到达前门饭店，清一色的蓝色制服看上去都很合体。

给特赦人员做衣服，用蓝色，这是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定的。衣服的样式也经过了讨论，有的说用军便服，有的说他们喜欢穿中山服。最后由华国锋一锤定音：“就用军便服吧！”用军便服的理由是庄重大方，还可以使他们重温一下曾是军人的感觉。

这些人虽然年事已高，但走起路来还是步履稳健，充满军人气质。着装除了不佩戴帽徽领章之外，与正规部队没有什么区别，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没有背包，每人发一个提包，里面装的毛毯、绒衣、被单、床单、枕套、枕巾、衬衣、单衣和洗漱用品等。

3月17日，特赦大会刚一散会，各地战犯管理所便立即将当年关押战犯时所暂时寄存在管理所的各种物件全部发还。

令战犯们吃惊的是，将近30年过去，当年寄存在管理所的这些物件，大到皮大衣、蚊帐，小到胶鞋、剪刀甚至别针，现在全部都完好无损地发还到他们手中。

一位特赦人员在当年被关押时上交的手表已经坏了，如今发还时竟已经修好。他们感慨地说：“共产党办事真是仔细认真啊！”

当天14时，抚顺战犯管理所还为全体原国民党战犯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

宴会上，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站起身，简短地讲了几句鼓励特赦人员的话语之后，就将手中的酒杯高高举起，激动地说：

“我敬大家一杯，祝各位先生一路平安，晚年生活幸福！”

话音未落，大家纷纷起立，眼含热泪，将手中的红色葡萄酒一饮而尽。

此时此刻，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激动，但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这时，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寒微泣不成声地说道：

“这里是一所大学校，一所大熔炉……这里变有害为有利，化无用为有用。通过几年的改造，我的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认识了真理，分辨了是非，我要永远说共产党好，还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人民。”

散会后，全体特赦人员开始清理自己的物品。按照管理所的规定，他们将原先所使用的旧物品全部上缴，然后依次到俱乐部欢天喜地地领取新的行装，每人一个大包。

大包里面有里外三新的棉被褥子各1床，床单枕头枕巾毯子等各1件，旅行袋1只。还有棉衣棉裤1套；府绸衬衫2件；棉胶鞋单鞋各1双；皮帽单帽各1顶；尼龙裤1条；绒衣、牙具、肥皂香皂、茶杯、手绢、卫生纸以及精装笔记本等各1件。

同时，每人还得到粮票40斤，零用钱100元人民币。管理所还专门派人来帮他们打点行囊。

3月20日晚，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体特赦人员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开往北京的12次列车。

23日下午，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华国锋、吴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全体特赦人员。

被接见的还有黄维的夫人蔡若曙、女儿黄敏南，李九思的夫人宋静兰、儿子李文华，刘镇湘的儿子刘培贤等。

叶剑英发表了重要讲话，并重申被特赦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政府将给足路费，提供一切方便，去了后愿意回来的，政府照样欢迎。他在讲这些话时，语气肯定，铿锵有力，博得全场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叶剑英还勉励被特赦人员回顾过去，对比现在，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叶剑英的话使被特赦人员异常感动，黄维、文强、蔡省三相继发言，他们决心告别过去，从头开始，在后半生为建设国家和统一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场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叶剑英讲话之后，黄维代表全体特赦人员宣读致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感谢信，信的内容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敬爱的党中央：

3月19日，我们全部在押战犯，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释放，给予公民权，发给新服装、日用品和零用钱，关怀照顾，无微不至。现在又集中到首都来参观学习，更承蒙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百忙中赐予接见，以礼相持，勉励有加。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赐给我们史无前例的崇高恩德，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光辉体现。我们对毛主席、共产党有说不完、表不尽的崇敬、爱戴、感激和忏悔。深深体会到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的。

我们前半生都是反动集团的头目和骨干，效忠帝、封、官，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革命，反祖国，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血债累累，罪恶滔天。胜利后的人民完全有理由向我们讨还血债，从严惩办。但是，我们被俘被捕之后，人民政府遵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政策，本着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伟大胸怀，对我们进行了极其优厚的耐心的充分的宽大教育改造。战犯管理所一开始就向我们宣布“保证人格，保证生活，保证健康”，不但不打不骂，而且生活很好。我们当中不少人长年服用贵重药品，住院疗养，治好了从旧社会带来的痛疾。有的人急病垂危，得到政府组织会诊抢救，人民给予输血，得以挽救生命。为了教育我们，人民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多次组织我们到全国各大城市参观，处处热情接待。这不仅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又促进了我们的思想健康，让我们逐步明辨是非，转变反动立场，逐步看到真理和光明，看到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四届人大的胜利召开，新宪法的制定，突出地标志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辉煌胜利。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

家。无数雄辩的事实说服了我们，感召了我们，教育了我们，新旧对比，是非分明。我们深深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主席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也是我们重新做人的生命线。

毛主席共产党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们更深深体会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我们坚决地永远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继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解放台湾省、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贡献我们余生的一切。

主席思想光辉照，战犯新生表决心。永远踉着共产党，鞠躬尽瘁为人民。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蒙特赦释放战争罪犯黄维等

1975年3月23日

黄维念完信后，其他人纷纷要求发言，整个会场热烈、活泼、轻松、愉快。

在发言的空隙，叶剑英、华国锋、吴德还不时与坐在第一排的黄维、李九思、文强、蔡省三等人攀谈几句。

叶帅亲切地问这一批中有哪些人是黄埔出身的，是第几期毕业的等等。

参加接见的阵容很大，有关部门和方面的负责人近20人，各界知名人士60多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国民党知名人士，包括过去特赦后在政协部门工作的杜聿明、宋希濂、李仙洲、罗历戎、杜建时、杨伯涛、周振强、董益三、郑庭笈、沈醉、李以劻、李佩青、方靖、牟中珩和白玉昆等参加了接见。

上述名单中的白玉昆原是太原绥靖公署建军会少将课长，由于职务较低，特赦后安排在山西农村，但他回乡后，以自己的能力使所在的乡村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次是作为有贡献的特赦人员代表应邀来京的。

接见后举行了盛大宴会，北京饭店宴会厅摆了60桌酒席。吴德致祝酒词，黄维致答辞。

宴会持续了很长时间，每桌上都将特赦人员和接见人员、工作人员穿插安排，互相认识，互相交谈，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尤其是原国民党人员、先特赦人员和这次特赦的都是老相识，通过交谈，了解到他们原来互不了解的许多故交亲友的下落，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有些事工作人员听起来都感到新鲜。

比如这次特赦的国民党第四军少将副军长李子亮，就是在宴会上，在换杯交盏之间谈出了他的子女在香港和美国的情况。工作人员立即进行了反映，经领导研究，很快决定让他去香港探亲，后来又去了美国。

原国民党一一四军少将军长沈策，也谈到他在美国的女儿沈国瑛的情况，这是他最小的女儿，1949年他把妻子儿女送往台湾时，沈国瑛才3岁。他非常想见到她。我有关部门立即与驻美国机构进行了联系，不到10天，就通知刚刚在杭州定居的沈策，让他立即来北京与女儿相聚。

那天，沈策走下火车，一眼就认出了等候他的女儿沈国瑛，因为他女儿与他的结发妻子张文懿长得一模一样，他一把将女儿拉在怀里，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统战部门安排他们父女在北京过了“五一”节，参加游园庆祝活动，再回到杭州两间一套的新居室。

李子亮的新居初入住，还没来得及收拾，女儿来了正好把居室布置得漂漂亮亮，她早晚起居伺候老人，使他尝到了天伦之乐的温馨。后来，他随女儿定居美国。

像这样的事，在近两个小时的宴会中不知听到有多少。后来，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提出申请或要求的，政府都认真给予处理，使他们如愿以偿。就是很多没有提出要求的，政府也主动帮他们联系，使他们亲人团聚。

宴会即将结束时，蔡省三和文强即席赋诗以表达对这次接见的感激之情。

蔡省三念道：

幸福来到接见厅，感愧交加热泪淋。

主席恩德深似海，献我余生报人民。

文强以“国家领导人接见赐宴有感”为题，作诗曰：

荣恩赐宴启深思，浩荡东风万物滋。

顽石点头真理服，晨钟报晓自由驰。

宴会结束后，从第二天起，公安部又组织特赦人员在北京参观了北京市人防工程、地下铁道、石油化工总厂、北京大学、北京饭店新楼等地方，另外还带领他们游览了颐和园等景点。

参观、游览于一个星期后结束。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感慨很深，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发表自己的感想和表达今后重新做人的决心。

欢送部分战犯去台湾

197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著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举行酒会，为即将离开北京前去台湾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王秉钺等一行10人饯行。

酒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主持。童小鹏在酒会上再次重申了中央的有关政策，并满怀深情地说：

“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

在场的申请去台人员有：王秉钺，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警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局长；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杨南邨，原国民党一五〇师上校团长；赵一雪，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张铁石，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二〇四师上校团长等。

他们因受到政府的各项厚遇，又听到童小鹏如此坦诚、亲切的话语，无不感慨万分。

为了打消获释人员的思想顾虑，4月13日，王秉钺等10人启程离京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乔连新、彭友今，以及前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庞镜塘、黄维、文强等均到机场送行。

当送行人员与之紧紧握手，依依惜别时，杜聿明、黄维等人还再嘱托去台人员给在台的旧部故友问好。

在登机之前，蔡省三还笑着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后，若是让我的亲人申请去台湾可以吗？”

童小鹏肯定地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4月14日上午，王秉钺等10人由广州乘91次特快到达深圳，在这里每人领到路费港币2000元、新制服装1套，及往返通行证1张。通行证有效期半年，半年内随时都可申请办理入境签证手续。

陪同人员中央统战部一局局长焦琦一再重申：

各位先生到达香港后，已委托由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负责安排日常起居，但办理回台湾的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等等，均由各人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也请各位自定。

12时30分，在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情陪伴及中旅社香港分社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王秉钺等一行10人来到通向香港的门户———罗湖桥。

13时25分，他们在罗湖桥畔依依道别，去台人员眼含泪花，不停地回头招手，连连喊道：“谢谢！谢谢！”

去台人员跨过了罗湖桥进入了香港后，大群记者蜂拥而至，把他们团团围住。在他们乘上从罗湖开往九龙的列车后，记者们又将车厢过道挤得水泄不通。

一路上，记者们或站或蹲在地板上，不停地进行采访，相机“咔嚓”之声也不绝于耳。

据香港报纸报道，当日前来罗湖跟随采访的香港的中英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外国通讯社超过100家。

翌日，全香港中英文报及其他媒体均以大篇幅报道有关新闻，部分报纸还发表社论。

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就此评述说：“这可能是预兆对台湾作一个新的姿态。”

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则写道：“中国表示愿为凡是希望去台湾的人提供路费，是这一举动中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事。”

部分获释人士去台复返

1975年4月14日上午，王秉钺等一行10人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后，又乘上开往九龙的列车。

台湾岛内的新闻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特赦战犯及允许前“国军”军官申请去台之举缄口无言，甚至刊载此类新闻的港澳等地的报刊运抵台湾之后，也一律予以查禁，后来，迫于形势，也仅有简短报道。

据港澳地区报纸披露，台湾舆论界之所以对特赦战犯消息避而不登，随后虽有简略报道但并不刊登获释人员名单，是有原因的。因台湾当局一直把有些在押战犯当做“烈士”，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奉在台北的“忠烈祠”内，如已“慷慨就义”的周养浩等人。

早在本年4月5日，政府批准10名获释人员赴台时，恰是重病在身的蒋介石逝世的日子，据说当时蒋介石突然惊叫了一声：“毛共是在要我的命！”便撒手西去。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刚接管了政权，便面临着中国共产党释放国民党战犯，并有10人要求去台的棘手难题：

一方面，王秉钺等10人都是国民党军事将领，在内战战场上被俘，现在获得特赦，要求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情在理，不能拒绝接受。而且，在国际上也没有对对方宽大释放的人员拒绝接受的先例，如果执意拒绝，恐难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

但另一方面，如果准许这10人进入台湾岛内，又势必会引发各界民众的轰动，进而戳穿了国民党长期制造的种种反共谣言与神话，冲击和动摇岛内的“民心”和“军心”，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要陷入极大的被动。

台湾当局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台湾的所谓“大陆救济总会”会长、国民党元老谷正纲为首的一部分政界人士，包括原“行政院长”张群等人在内，极力主张应立即接受这10人赴台，以消除台湾当局已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但岛内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以及军警特部门的首脑，则坚决反对让这10人进入岛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长期营造的反共心态不致溃散，军队的士气也能得以维持。

在激烈的分歧与争吵中，蒋经国一时难于作出决断。于是，先由“中央社”社长曾恩波出面，发表谈话称：“中华民国政府欢迎该批前国民党军官及党政官员重投‘祖国’怀抱。”

隔几日，4月18日，继任“总统”严家淦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则称：“政府欢迎一切反共分子到台湾来。但不让共产党间谍和统战人员进来。”

严家淦还说：“中华民国政府欢迎任何向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求援的人。”

4月22日，台北消息改称：

台北政府对上述事件，将采取坚定立场。除非该10名中共释俘，在香港发表其反共态度，同时自动向自由中国救济总会申请，否则国府没有让步余地。

但当10名获释人士在香港拒绝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并严词拒绝“发表反共声明”之后，香港《明报》6月6日却又发表专访称：

台湾“救总”理事长谷正纲，最近致函“救总”办事处（在香港九龙），转达国民党最高当局处理战俘入台方案的要点，并不要求战俘公开发表《反共宣言》……“谷正纲函件”仅要战俘补呈《申述信》作为入境申请表格的附件。该信包括三项内容：1、说明入台动机；2、表明入台是无条件的（不提任何条件）；3、入后愿意遵守法律，如果言行上有违法律，愿接受法律制裁。

蒋经国让谷正纲、谢伯昌等在前台敷衍，接着，便让国民党“大陆工会”、“海外工作会”“情报局”等机构的特工人员与“反特专家”组成“特别小组“进驻香港，连同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的成员，对大陆展开所谓“反击行动”：

一方面全力组织反共舆论，污蔑中共释放10人去台，为的是向岛内“渗透”及施展“统战阴谋”；另一方面，又多方私下接触申请去台的10人，让他们离开中旅社安排的帝国酒店和兰宫酒店，“摆脱中共控制”进行离间分化，终于将张铁石诱骗到国民党特工人员徐亨开设的富都酒店。

而后，张铁石的路费全被骗走，其在台湾的家属因受特务之恐吓而不敢为张担保，致使张铁石完全绝望，并自缢身亡。

张铁石自缢身亡的噩耗传出后，所有获释申请回台人员无不震惊与悲愤至极，纷纷发表谈话或声明，一致谴责台湾当局绝情寡义。

港澳地区的新闻舆论更是一面倒地痛斥台湾当局拒绝接收10人回台的丧失人伦之举，甚至海外的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谴责。

纽约《华侨时报》6月18日刊载题为《蒋帮采取特务手段逼死张铁石消息传到华埠》、《侨界人士指责台湾当局手段狠毒》的报道，用了4个小标题介绍事件发生之经过：（1）不打自招，贼喊捉贼（注：指台湾当局污蔑张为中共所害）；（2）蒋特诱骗张上当入黑店；（3）弄巧成拙，众叛亲离；（4）亲蒋帮报章表怨怼。其中称：“向来为蒋帮说话的几家本地华文报纸，这次也不得不抨击蒋帮处理获释人员及张铁石之死的手法。

某报社社论中说张铁石不是死于战场和监狱内，而是因为希望与在台家人团聚而丧命，可谓惨绝人寰。

中旅社香港分社在出面接待10人经港赴台过程中，始终按照中央的有关指示给予充分关怀和照顾，但不干预他们任何人的自由活动，这种既关怀又宽松的接待方式，不仅使回台人员满意，又争取了各方舆论，还广泛地赢得了人心。相反，台湾国民党统治当局由于绝情寡义，在国际舆论上陷入了空前的被动和孤立。

为了更加妥善地处理好获释人员的回台事宜，在张铁石被逼自杀后的第三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组长黄文放，奉命回北京向中央专案小组汇报情况，对其余9人今后的去向进行了研究与安排。

中央的指示是要以更高的姿态处理9个人的去向。由于已经确悉国民党当局不让10人回台的决策已定，留港的9个人可以自由选释，愿意回内地的，欢迎，回来后由内地安排工作；愿意赴外国的，继续给予协助，帮助旅费；愿意留在香港的，国家长期照顾他们的生活。至于张铁石的遗体，让国民党人员领取。最后，张铁石的遗体是由他的儿子自台来港处理，火化后把骨灰带回台湾。

台湾的态度，迫使9人另找出路，陈士章、王秉钺、周养浩3人为了不成为“张铁石第二”，无论其在台亲属怎样劝逼，他们都不写“反共声明”，他们认为这一招是台湾的诱饵，就是写了也不一定能去。所以，他们的亲属纷纷活动，让他们去了美国。段克文经向“国际救济总会”申请，也离港去了美国纽约，段在美国无亲人，靠给一家亲台湾的中文报纸编写《战犯自述》糊口谋生。

张海南、杨南邨、赵一雪3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估计回台无望，决定返回大陆。

根据党的来去自由的政策，9月2日，张海南等3人经深圳返回国内，中央统战部和广东省委统战部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到车站迎接。

9月4日，在北京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欢迎他们3位先生归来，并对他们的工作均作了妥善安置，赵一雪因其妻子、子女均在上海，被中共统战部和上海市政协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张海商和杨南邮，因他们在湖北和四川有亲人，则根据本人意愿，被分别安排为湖北省和四川省政协委员。

王云沛和蔡省三两人则留在香港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