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说起北京文化,人们总是会对前门外的天桥、宣武门外的会馆津津乐道,这些带有浓郁汉族色彩的所在,已经成为北京文化的标志。可人们却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曾经对北京历史、文化风貌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大清王朝是由旗人[1]建立、统治的,北京文化与旗人密不可分。旧时的北京有句老话“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旗人与民人是清代北京社会成员的基本分野。谈起老北京,但凡带有“京味儿”的东西,几乎都渗透着旗人的影响。[2]离开旗人的历史和文化,所谓的“京味儿”便无从谈起。

近年来,北京城内的旗人文化逐渐得到学术界、文化界的重视[3],也引起普通百姓的广泛关注,但凡此种种大多限于城区,郊区大量的旗人群体尚未进入大众视野[4]。随着整体史研究的兴起,城市郊区,即城市边缘的研究,成为Urban History(城市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以往Historyofcity(城市的历史)相比,Urban History不再是单纯地描述城市发展历史,而是将城市看作有机的社会主体,将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以城市的社会集团矛盾、都市环境与人类生活的相互影响为主要研究目的,从整体史的角度考察城市的变迁。在这种研究模式下,城市边缘成为城市史研究中无法割裂而且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当前的北京城市史中,循此路径而展开的研究并不多见,这成为本书关注北京城郊的出发点之一。

1644年之后,旗人进入山海关,在畿辅(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各个地区定居下来,形成层层环绕京师的完整的军事戍防和社会生活体系。这些旗人中,除了征战沙场的八旗兵丁之外,还有诸如庄头、壮丁等人群。所谓庄头、壮丁,就是生活在八旗庄园体制下的旗人群体。八旗庄园制度源于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期,是后金国的一种生产组织单位。庄,大体上可分为皇庄、王庄、八旗官庄等。以壮丁(庄奴)从事生产,并从中选择一名经济条件较好、有管理能力的壮丁充任庄头以管理庄务,为王公贵族和普通旗丁提供了生活保障。该群体达数十万乃至百万之众,他们中不少人便居住在现今的北京郊区,曾经是该地区的主要居民。

遗憾的是,该群体虽然人数庞大,对于北京的历史和社会也曾产生过深刻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被后人忽略,或者与其他人群相混淆。时至今日,他们的历史渊源和祖先记忆,更是在一代一代的沉寂中逐渐泯灭,被众人,也包括他们自己慢慢淡忘。京郊旗人后裔,便是本书的主人公;探访该人群、问寻其祖先的故事,即是本书的主题。

基于主题与研究方式,本书希望做一次尝试,即将口述访谈、民间文献和官方史料相结合,在多重视角下考察清代畿辅地区庄头旗人社会及其后人的生活。

当年的旗人后代,如今仍然在这片土地上平静地繁衍和生活着,老人们用自己的记忆方式淡淡地讲述着祖先的故事。在时间的磨蚀中,有的记忆正逐渐消失,有的变得支离破碎,而有的却在祖祖辈辈的口耳相传中,不断重复、塑造,最终固化。

正是这些模糊的记忆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让该群体长期隐匿于京、津、冀等地的村村落落,融于其他人群之中,也使得我们不得不在田野与文献中,点点滴滴“寻找”他们的踪影。最初的“寻找”迷雾重重,田野中的口述访谈不断出现让人意外的疑问,茫然之中,只能转而求索于文献。文献是一把钥匙,是“寻找”这群人的起点和基础,它弥补了口述中缺失的历史,是田野调查不可缺少的依据和引导。依凭文献指引的方向,我们回到田野,用文献去度量口述;反之,再以口述来反思历史。从口述到文献,再从文献回到口述,这样的过程不断反复,记忆的碎片逐渐被拼合连缀,历史的脉络也逐渐清晰。

人类的历史,就如同拥有无数棱面的水晶体,无论是口述,还是各类文献,都是一个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关联的棱面。每个棱面在构成整体的同时,都会透射出自我个性的独特光彩。本书希望通过不同层面、不同方式的叙事(文献记载、口述记忆),从一个侧面,向读者展示一部京郊旗人群体历史兴衰与沉浮的“生命史”。正是这一幅幅众生画卷,构成了凝重而悠远的北京城市史。

[1]. “旗人”,是清代八旗成员的统称。“满族”一称的正式出现和使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识别。此前,概而言之,八旗成员被称为“旗人”。辛亥革命前后,曾出现过“旗族”一词,但该词流传时间短暂,范围并不广泛。因此,在对该人群的称呼上,本书除了引用他人文章、访谈或涉及他人观点,为尊重本人意见,采用其所之词外,其余用词,原则上以时间为界限:20世纪50年代之前,使用“旗人”;20世纪50年代之后,使用“满族”。

[2].参见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主要代表著作如金启孮:《北京城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4].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对此有相对集中的阐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