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组建

●邓小平强调指出：“1997年后，我们要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收回了主权，更大的好处是对香港来说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邓小平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江泽民对驻香港部队做出第一个指示：“关键是进驻的部队政治上要特别过硬，事先要做过硬的思想工作。”

人大审议通过特区基本法

1990年4月4日下午，历时16天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做出各项决议决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之后，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列席当天的会议。各国驻华使节旁听大会。

人民大会堂里洋溢着团结、喜悦的气氛。当天在大会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执行主席都是这次会议主席团的常务主席。他们是万里、习仲勋、彭冲、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严济慈、荣毅仁、叶飞、廖汉生、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王汉斌。

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在主席台上就座。

15时，大会执行主席万里宣布：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2713人，符合法定人数。

接着，主席团会议通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基本法草案及3个附件和区旗、区徽图案草案以后，各代表团又进行审议，同意提请大会表决。

当万里宣布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会场里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16时7分，大会的十四项议程进行完毕。万里宣布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这时，全场起立，军乐队高奏国歌。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落实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勾画了未来香港的明细蓝图。

这部基本法，来之不易。正如一位起草委员所说：

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一百四十八年来几代人梦寐以求，想办而没有办到的事情，在共产党领导下办到了，谁能不为之振奋，为之自豪！

“百年积弱叹华夏”的历史已告结束，中华民族受人欺凌的时代已经过去，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几代人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夙愿。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花了4年8个月的时间，集思广益，博采众议，民主协商，互谅互让，逐字推敲，反复修改，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基本法草案。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颁布，标志着香港进入了过渡时期的新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

第十四条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

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

驻军人员除须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还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

这标志着中央驻军香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关于中央驻军问题，在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中方便已经多次重申了一贯立场。

早在1984年1月到2月，中英双方的会谈取得了成效。自从英国政府改弦更张，采取明智态度之后，谈判出现了转机并有加速进行之势。

中英双方谈判代表围绕中国的“十二条方针”政策，就香港未来的法律制度、财政制度、货币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与教育、居民的权利和自由、公务员制度、防务与治安、宪制安排和政府结构、民航、国籍、旅行证件、土地契约以及协议的内容和形式、签署的安排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但是，双方又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使谈判无法进展。这两个问题便是1997年后中国政府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以及13年后过渡期要不要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英方的观点是：

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但是，只有当香港受到外来侵略的临时和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有驻军的实际需要；如果中国要派军队去，不仅违背中方“九七”后中央不派人去的承诺，而且对港人信心和国际上对特别行政区的信心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英方还提出，香港要在原来的警察之外，再建立一支“内部治安部队”，以维护日常治安。

英方的上述观点，说穿了就是有意削弱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给会谈制造障碍。中方自然严正拒绝了英方的建议。

正当中英谈判即将再一次陷入僵局的时候，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决定访华。

1984年4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乘飞机到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

4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和杰弗里·豪的随行人员参加这次会见。

邓小平在会见开始时，对杰弗里·豪说：

自从大臣阁下1978年访华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使国民收入达到小康水平。我们还有第二个目标，那就是要在三十至五十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谈话中，邓小平对客人说：

我们已经多次宣布，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五十年不变。我们采取这一主张是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考虑的。

关于1997年后中国在香港驻军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

1997年后，我们要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收回了主权，更大的好处是对香港来说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杰弗里·豪表示，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权力，但他希望中国在行使这个权力之前做出慎重考虑。

关于设立常设机构问题，邓小平说：“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可以考虑这个机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

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时，邓小平在关于驻军问题一条特别旁批：

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军委成立驻军准备工作组

1990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中南海做出指示：

要考虑香港驻多少部队，我想陆、海、空三军都有一个小分队，有一个特别指挥部，一个将官带队。要准备好，连服装都要比现役部队好点儿，有精神。

10月2日，一份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组建驻港部队的报告》送到中南海。

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认真地审阅这份报告，并写下他对驻香港部队的第一个指示：

关键是进驻的部队政治上要特别过硬，事先要做过硬的思想工作。

在当时，由总参谋部领导和总参作战部负责香港驻军准备工作，他们制定了一个大体计划：1992年订出方案，1993年开训，1994年至1996年组建训练完成，1997年进驻香港。

1991年，驻香港部队的组建、准备工作正式开始。1992年上半年全面展开，同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正式成立香港驻军准备工作领导小组，时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上将和张万年上将担任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和国家主权紧密相连。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在被英国侵占之前，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有效管辖和中国军队的防卫。

中国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理所当然要在香港驻扎自己的军队。邓小平在设计“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同时，也精心设计了在香港驻军的规划。他对驻港部队组建的时机、规模和肩负的神圣使命，以及解放军进驻香港深远的政治、军事意义，都作了精辟的论述，给驻港部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早在1984年5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了港澳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并同他们一起照了相。

会见时，邓小平同代表、委员和记者们热情握手，询问情况，欢迎他们来首都共商国家大计和采访。

会见大厅里发出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参加会见和照相的还有国务委员姬鹏飞、吴学谦，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等。

邓小平在谈话时强调指出：

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之后，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邓小平对港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说：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邓小平请代表和委员们充分相信，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邓小平还同代表和委员们谈了处理好我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以前13年过渡时期的一些问题。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香港报纸一公布，立即引起英国政府的“关切”。

英国政府在向中国政府所作的几点说明中，再次明确肯定“中国有权驻军”，只是“希望中国政府认真考虑目前的立场是否最有利于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后来，经过双方的进一步磋商，达成如下协议：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中央人民政府派驻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驻军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这条协议写进了作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使问题得以解决。

在当时，邓小平指示：

在香港驻军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驻港军队人数不多，大概三五千人就够了。

同年6月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邓莲如和利国伟。

当时，邓小平强调指出：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五百万香港人的利益的。

邓小平接着说：

两年来，我们同香港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谈，香港真正的民意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做法是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实际情况的。

邓小平说：

我们主张成立中英联合小组，是为了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的问题。我们希望这13年保持稳定繁荣，但肯定有破坏力量，我们要对付，香港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和对付这种破坏力量。

邓小平最后郑重地说：

我相信，香港人有能力管好香港。中国人不是低能的。

邓小平的讲话，通过新闻媒体，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使“一国两制”构想更加深入人心。

驻港部队三军组建完毕

1993年3月24日，中央军委下达组建驻港部队命令，被挑选的部队从各个省区迅速集结到深圳。3月28日，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后方基地组建完毕。

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为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地区领土、领海、领空的主权，驻香港部队由陆海空三军部队组成。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采用陆、海、空三军合成编制，主要编成有步兵旅、海军舰艇大队和航空兵团，总兵力根据香港地区防务的需要，确定为不超过当年驻港英军的规模。

驻港部队是由战功卓著的、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集体所组成。

3月31日，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航空兵团在广西某地组建完毕。

在当时，刘煜云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英语过不了关就上不了天，更谈不上履行空中防务，一定要勇闯语言关飞进控制区。

刘煜云是驻港部队航空兵团参谋长，一位拥有坚定飞行事业心、刻苦钻研学习精神的驻港部队飞行员。

1993年，刘煜云刚从飞行学院毕业，就很幸运地被选调到筹建中的驻港部队航空兵某团。由于在香港飞行不但面临陌生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政治环境，还要面对特殊的语言环境，航空兵某团飞行人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技术不过硬是“瘸子”，英语不过关是“哑巴”。

当时，刘煜云与战友在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把大量的空余时间用在学习英语上。平时大家遇到不懂的英语单词便查阅辞典，有时还相互有英语对话，一时，部队里学习英语的热情高涨。

在后来的1998年初，刘煜云执行一次飞行任务。他飞航行科目进入香港西贡上空，这个空域民用飞机活动频繁，他驾驶的飞机在150米的高度由南向北飞行，这时耳机里传来香港飞行管制中心的英语通报：一架黑鹰直升机由西向东通过你所在的空域，高度600米。

当时，刘煜云头脑反应跟不上，调度人员的讲话速度，只知道大概意思，没有听清对方飞机的运动方向。正当机组人员四处观察时，一架民用直升机在他们上方呼啸而过，机组所有人员都惊出一身冷汗，如果当时和对方飞机在同一个高度，就很可能机毁人亡。

这件事给了刘煜云很大的震动，使他认识到，在大学通过的四级英语考试是远远不够的，他发誓一定要攻克语言关。

就是凭着这股劲头，刘煜云后来终于成为了同批飞行员中第一个克服语言障碍的飞行员，进入香港空中的控制区。

驻港部队航空兵团，是以人民空军某飞行师一个大队为基础组建起来的。这是一个屡建战功的英雄集体。他们参加过西沙群岛保卫战等重大军事行动，多次完成保障导弹发射、卫星回收、军事科研等飞行任务，多次担负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机飞行任务，多次参加国内外的重大抢险救灾任务。

1993年4月5日，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大队在广东某基地组建完毕。

驻港部队海军舰艇大队的前身是海军某部的一个大队，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海军所经历的6次主要海战，其中的4次都有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

在解放万山群岛战役、“八六”海战和西沙海战中，涌现出“海上先锋艇”、“海上英雄艇”、战斗英雄麦贤得等英雄集体和个人。

麦贤得，广东省饶平县人，生于1945年，在学校读书期间曾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入伍前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民兵。

1964年3月，麦贤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任海军某艇机电兵。1965年8月6日凌晨，麦贤得所在的“海上英雄艇”和兄弟舰艇一起警惕地巡逻在海面，担任护渔任务。

当时，台湾“剑门”号和“章江”号闯进了东山岛附近的渔场。水兵们怒火万丈。随着指挥员下达作战命令，麦贤得拉动操纵杆，炮艇昂首破浪向前冲去。战斗中，敌舰“章江”号燃起了熊熊烈火。正在这时，一块弹片打进麦贤得的右前额，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他顿时失去知觉，跌倒在机舱里。

副指导员替麦贤得包扎好伤口时，他苏醒过来。他嘴里已发不出声音。他焦急地用右手推开副指导员，左手指着机器。当副指导员刚刚离开机舱，他就挣扎着站了起来。这时额上的鲜血粘住了眼角和睫毛，阻碍了视线。但是，他凭着平时练就的一手“夜老虎”硬功夫，顽强地坚守着战斗岗位。在剧烈摇摆的机舱里，他穿来穿去摸索着检查一台台机器、一根根管路、一个个阀门、一颗颗螺丝钉。并顽强地用扳手拧紧，保证了机器的正常运转。麦贤得忍受剧痛坚持战斗了3个小时，直至歼灭美制蒋舰“章江”号和“剑门”号。

战斗胜利结束后，麦贤得被送进医院。面对伤痛，他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顽强不屈的精神。为了使右手能摆脱完全麻痹的状态，他艰难地顺着横杆一格一格地往上爬，即使累得汗珠滚滚，仍然咬着牙坚持锻炼。后来，他终于出院了。

麦贤得所在的这支海军还多次圆满完成南沙、西沙、北部湾战备执勤以及海上重大演习任务。

驻港部队步兵旅的前身是著名的“红一团”。该旅享有的荣誉称号有“攻坚英雄营”、“大渡河连”、“密云尖刀连”、“牛角峰英雄连”、“抗击英雄连”等。

这支部队先后涌现出举世闻名的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击毙日寇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功臣炮连”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等。罗荣桓、粟裕、杨得志等142名共和国将帅，曾在这支部队中战斗和工作过。驻港部队陆军部队中，还有一部分官兵是从著名的“塔山英雄团”等团队中抽调的。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解放军整体说来，驻香港部队仅是其中的一支小部队。但是，它所要担负的却是特殊的使命。进驻香港，我们的军队究竟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我们的官兵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这是从总部到基层部队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为此，领导机关组织专人到部队搞调查，赴香港考察，然后根据驻香港部队的任务和需要，对干部的调配、管理、选拔、任免、工资、福利、家属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可行性研究。

在当时，领导机关认为：驻港部队干部配备的首要原则是政治合格、道德纯洁。根据这一决定从全军范围内择优配备的带兵人，汇聚到这支担负崭新戍守任务的光荣部队。例如，为了组建优秀的驻港部队航空兵团，人民空军把自己的一批直升机飞行尖子都调集到这支特殊的部队。

文明素质的高低取决于文化水平的高低。组建后的驻港部队，干部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4％，研究生、博士生占8��3％，被称为“学者型军官”；战士全部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每个营都有图书馆，藏书七、八千册。著书立说的官兵有70多人。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香港驻军，是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执行防卫任务的，既要遵守军队的条令条例，又要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法律。香港回归祖国后，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

因此，驻港部队把学法、懂法、遵法当作一项特殊任务来完成。部队从成立之日起，就设立了法律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法学博士、学士。

他们组织部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学习《香港法律读本》、《香港现行法律选编》等法律书籍，经常请专家讲授法律知识，组织法律知识竞赛，提高了官兵的法律素质。

熊自仁出任驻港部队政委

1994年2月，熊自仁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一举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

驻香港部队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环境中履行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使命，实践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部队官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军队的声誉和形象，熊自仁肩负担子的分量可想而知。

熊自仁1943年出生于湖北省监利县程集镇。父亲熊福德是一位淳朴、勤俭的小生意人，母亲田祥贵是一位开朗、善良的家庭主妇。

少年熊自仁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父母时时告诫儿子：“为人要正直，待人要真诚，做事、读书要勤奋。”在程集小学就读时，自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人缘极好。他曾在班上担任组长、副班长等职。这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娃娃官，但少年熊自仁却恪尽职守，做得有板有眼。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自一年级起一直被评为班上的三好学生。

熊自仁上小学五年级时，一学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才2��4元。但他家却因家境困难，加之父亲患病，连这点学费也无从筹措。班上同学在朱一贵、李启禄的带动下，自愿“凑份子”，帮助他把学费出了。熊自仁非常感动。为答谢同学的情谊，他特地从田垄上剥来一把黄豆，用小铁盒放在火钵上炸熟了，分给同学们品尝。

一年后，3个小弟弟也到了读书花钱的年龄。父亲仍在病中，家里拿不出钱让自仁去县城参加升学考试了，父母望子成龙，又不愿志向远大的儿子辍学。母亲同父亲商量，想把老三自礼送给一位亲戚抚养，以减轻家中负担。自仁听到了，摇着母亲的肩膀大叫：“妈妈，不要把三弟给人家！我不读书了，帮家里干活。”母亲一把搂住懂事的儿子，泪如雨下。

自此，熊自仁走上艰难的谋生之路。帮助妈妈开荒地、挖野菜、砍柴禾，绞把子，奋力地支撑着6口之家。熊自仁白天在店勤勤恳恳干活，晚上回家还帮母亲做一些刷碗、绞把子之类的家务活。左邻右舍都夸“熊家大儿子真争气。”

1958年，全国兴起大办工业的热潮，熊自仁和两位小学同学一起报名参加铁道部大桥局的招工。背着简单的行囊，踏着程集镇那古老的青石板路，熊自仁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之旅。

熊自仁来到了设在广州铁道部大桥局，招工处的人员为熊自仁做体检，发现他的身高不够。当时招工条件上要求男工在1��5米以上，而熊自仁只有1��47米。眼看当工人的理想就要“泡汤”，熊自仁急了，他对招工处的负责同志说：“有志不在年高，能干不在身高，您看我的臂膀多么结实。”

招工的人哈哈大笑。有人说，他现在身材不够，以后随着年龄增长还可以长高的，于是让他写几个字看看，那时工人中的文盲太多。熊自仁信心十足，挥笔写下了毛泽东的诗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字迹工整，笔力遒劲。招工人员当即决定，破例录用熊自仁。

后来，熊自仁参加了广州珠江大桥的建设，当上了大桥处的一名电焊工人。第二年，为让熊自仁的技工水平有更大提高，局领导推荐他读了一年技校。从技校回来后，熊自仁为人更加谦虚谨慎，工作更加积极努力，在后来的东北太子河大桥、湖南湘江大桥等施工建设中，他处处争先，脏活累活抢着干，又连续两年被评为青年标兵。这期间，他分别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团总支委员、代理团委书记等职。

熊自仁禀性厚道和气，工人一有空就找他聊天，谈家事，当然更多的是求他写家信。他不厌其烦，每月代笔写出的家信数十件。他想，把这些不识字的工人组织起来，学习文件，让他们自己也能写信问候家人平安，不是更有意义吗？他的想法得到了大桥处领导的支持。于是熊自仁当起了业余扫盲老师。

在熊自仁的耐心辅导下，工人们进步很快。一年后，大多数人已能写简单的家信。40多岁的老周握着熊自仁的手热泪纵横：“熊自仁兄弟呀，我们该怎样谢你呀。”

当时的团委书记张俊桃曾这样评价熊自仁：

禀性忠厚而又善于辞令，满手老茧而又善于书法，工作上进取而又善于团结同志，人才难得啊！

1962年，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政治形势一时变得紧张复杂。19岁的熊自仁热血沸腾，毅然报名参军，肩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

部队开始在珠海斗门县的白藤湖围海造田种粮食，当兵不久就升任副班长的熊自仁，带领全班战士在齐腰深的海水中打桩垒石，搬土填海，完全是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势。之后部队又来到某岛搞国防施工，熊自仁不畏艰难，埋头苦干。劳动之余，熊自仁还拿起手中的笔讴歌英雄人物。《白藤湖上说英雄》、《那个手持钢钻的人》等新闻稿件，来自生活，真实感人，在报纸上刊出后，给部队官兵以很大鼓舞。营团首长曾多次表扬熊自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