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shi人ren

今所知最早的女诗人

中国今所知最早的女诗人，是春秋时期卫国的许穆夫人。约生于公元前690年，卒年不详。她是卫宣公之女，戴公、文公之妹，嫁给许国国君穆公为妻，故名。

卫懿公九年（前660），狄^①人伐卫，大败卫师于荥泽（今河南郑州西），杀懿公，灭卫国。宋桓公连夜率师，将卫败亡之众七百余人接过黄河，使其连同别国遗民，共约五千人，居于漕邑（今河南滑县东），立戴公为新国君。不久，戴公死，由弟文公即位。许穆夫人忧念故国，毅然返国吊唁慰问，并谋划向大国求援之事。许国君臣反对她的做法。许国大夫甚至赶至漕邑阻拦。许穆夫人对此极为愤懑，写下著名的爱国诗篇《载驰》。关于许穆夫人赋此诗的情况，《左传·闵公二年》和《诗序》均有记载，可以确认。

据明人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和清人魏源《诗古微》考订，《诗经·邶风》中的《泉水》和《诗经·卫风》中的《竹竿》，亦为许穆夫人所作。因无确证，尚不足信。

《诗经》可考知的作者仅有芮良夫、尹吉甫、家父、孟子、奚斯、史克^②和许穆夫人七人。而许穆夫人是七人中唯一的女诗人；《载驰》是唯一可考知的女诗人作品。此诗在当时广为流传，并被收入《诗经·鄘风》中。此举亦使许穆夫人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爱国女诗人。

古希腊的萨福^③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诗人。须知，许穆夫人出生时间比萨福早近八十年，故许穆夫人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女诗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诗人。

【注释】

① 狄：亦作“翟”。古代少数民族，主要居于北方，通称“北狄”。

② 芮良夫，又称芮伯，周厉王时畿内诸侯、卿士，作有《桑柔》（见《大雅》）；尹吉甫，周宣王时太师，作有《崧高》和《烝民》（见《大雅》）；家父，周幽王时大夫，作有《节南山》（见《小雅》）；孟子，周幽王时宦官，作有《巷伯》（见《小雅》）；奚斯，鲁僖公时大夫，作有《閟宫》（见《鲁颂》）；史克，鲁宣公时史官，作有《駉》（见《鲁颂》）。

③ 萨福：约生于前612年，卒年不详。出身贵族，曾在故乡勒斯波斯岛教授诗歌和音乐。传有诗集九卷，现仅存诗二首及一些残句。其所创“萨福体”一直被后世诗人模仿。

最早的大诗人

中国最早的大诗人，是战国时楚国政治家屈原。他也是最早最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则，字灵均。相传为今湖北秭归人。出身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官居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①。主张彰明法度，任贤革新，富国强兵，联齐抗秦，统一中国。怀王时颇受信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以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②。但却遭到子兰（怀王之子，顷襄王时居令尹最高职位）、上官大夫^③、靳尚（楚人，权臣）等贵族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谗毁，而被怀王疏远。先是降任三闾大夫，负责王族昭、屈、景三姓子弟的教育，后被谪（一说放逐）到汉北一带。顷襄王继位后，又遭放逐，长期流浪于沅、湘流域，行吟泽畔，忧虑国事，创作了不少优秀诗篇。最后见楚国政治愈加腐败，郢都又被秦将白起攻破，自身既无力挽救国家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悲愤至极，遂自沉汨罗江，殉国明志。

屈原的政治生活是一个悲剧，但他却给世人留下了一批极为宝贵的诗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④，因已失传，故后人所见皆出自西汉刘向辑集的《楚辞》。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屈原热爱祖国的深切情怀、追求进步理想的强烈愿望、批判腐朽统治的愤激心情。代表作《离骚》，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名篇《九歌》，系一组在民间祭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礼神乐章，是我国最早的文人创作的组诗。奇诗《天问》，由一百七十多个问句组成，表现出作者对旧的传统观念的怀疑和对事物的探索精神，是我国最早的问句体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大量运用神话，想象奇特，形象鲜明，多姿多彩，词藻繁富，是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他的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不朽著作，把我国文学浪漫主义推向了第一个高峰。

屈原是“楚辞体”（亦称“骚体”）的开创者。他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创造出“骚体”这一新的诗歌样式，为一代文体的兴起起了先驱作用。他那句法参差灵活的“骚体”诗歌新形式，较之四言诗则更富表现力，为诗歌向五言、七言过渡开辟了道路。

屈原也是我国有标题诗歌的始祖。“楚辞”以前的诗歌，如《诗经》中的作品，仅以诗篇的首句或择其中一两个字来标示。而到了“楚辞”，则出现了揭示全篇思想的标题。这种从无标题到有标题的变化，正反映着诗歌由群众性民间创作到作家作品出现的变化。故可认为：屈原的出现，开始了诗人个人创作的时代。

屈原以其个人的文学活动和丰富的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崇高的地位，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把《诗经》中的国风和“楚辞”中的《离骚》并称为“风骚”。其所开辟的道路，两千多年来一直为我国优秀作家继承和发展。鲁迅称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屈原不仅是中国伟大的诗人，也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1953年，他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而早在1852年，他的代表作《离骚》就有了外国译本。以后，他的作品陆续被译为英、俄、日、法、德、意等多国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

【注释】

①②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③ 上官大夫：一说上官大夫为姓靳名尚者的官职，一说与靳尚并非一人。笔者从后说，其系楚人，上官为复姓，官与屈原同列。

④《屈原赋》二十五篇：指《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和《渔父》等。后人对其中部分作品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一般认为《远游》、《卜居》和《渔父》非出自屈原之手。

最早掀起文人诗高潮的诗人

中国最早掀起文人诗高潮的诗人，是汉魏间的曹操。

曹操（155—220），三国魏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小名阿瞒。东汉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汉末，举孝廉为郎。后起兵镇压黄巾起义，讨伐董卓，实力渐增。建安元年（196）迎献帝迁都许昌，拜司空，封武平侯，“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后又平吕布，破袁绍，征乌桓^①，逐步统一中国北方。建安十二年（208），拜丞相，南征荆州，在赤壁之战中被刘备、孙权联军击败，遂成三国鼎立局面。建安二十一年（216）封魏王。死后子曹丕称帝，追尊为魏武帝。

曹操是掀起中国第一次文人诗高潮的诗坛盟主。我国第一次文人诗高潮之所以形成于建安时期，是因为此时经学统治崩溃，文人思想解放，不再轻视民歌俗曲；加之，汉末文人多经战乱之苦，满腔愤慨急欲一吐而后快，乐府民歌便自然成了叙事抒情的最好艺术形式。而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者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又都酷爱汉代俗曲，迷恋乐府歌诗^②。诚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特别是曹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统治者的倡导自然极具号召力。此等原因自然造成建安文坛五言诗创作呈现“彬彬之盛”（钟嵘《诗品序》）的局面。

曹操也是建安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他不仅唯才是举、广纳文士，形成邺下文人集团，而且还鞍马为文、横槊^③赋诗，以亲身实践开创建安文学^④的新局面。其文质朴刚健、简约明快，其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为建安文学之典型。他在戎马生涯中写下许多作品，尤以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作乐府歌辞的诗人。今存世诗作仅二十余首，皆为乐府歌辞。他的四言乐府，不模拟“诗三百”却更放光彩，如《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为我国诗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写景名篇，《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则早已脍炙人口。清人沈德潜评“曹公四言，於‘三百篇’外，自开奇响”（《古诗源》）实乃高见。曹操的五言乐府，沿用汉乐府旧调旧题，却不受古辞古意的束缚，能够另辟蹊径，另铸新辞。以《薤露行》和《蒿里行》为例，二者同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原为古人出丧时唱的挽歌。曹操却用来写时事，抒忧写愤，真实地反映出汉末重大历史变故，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钟惺《古诗归》）。而且，曹操用旧曲来写诗，不仅在内容上，也在形式上加以改造，将它们由原来的杂言改写成五言。可见曹操是个文学上的革新家，连大文豪鲁迅亦赞其“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种由曹操所首创的“借古乐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的方法，不仅促使当时的一大批诗人纷起效仿，一扫两汉以来辞赋独盛而诗歌消沉的局面，而且影响延及后人，乃至为杜甫的“即事名篇”新题乐府和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所借鉴。

曹操还写有少量的游仙诗。道家服食求仙之风，在汉末颇为流行，曹操难免受影响。他虽不像秦皇、汉武那样沉溺于此说，诗中也别有所寄，甚至还写出《秋胡行》这样的游仙佳作，有的诗中也流露了幻想求仙、追求长生的思想。

《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辑本。又有今人整理排印本《曹操集》，近人黄节有《魏武帝魏文帝诗注》。

【注释】

① 乌桓：亦作“乌丸”。古代东北部的一个民族，是东胡部落联盟的一支。分布在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以北一带。

② 乐府歌诗：乐府最初为歌诗，是音乐文学，“三曹”的一些诗作即属此类。然据史料记载，从曹植开始已有不入乐者，至晋代的贾循，便已叹古乐“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晋书·乐志》）。

③ 槊：古兵器，是一种重型长矛。

④ 建安文学：“建安”（196—220）为汉献帝刘协最后一个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则指汉末至魏初的四五十年。这一时期文学繁荣，尤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主要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和蔡琰。他们均为邺下（邺为古都邑名，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曹操封魏王定都于此）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

最早的著名女诗人

中国最早的著名女诗人，是汉魏间的蔡琰。

蔡琰，生卒年不详，字文姬（一作昭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之女。博学多才，精通音律。幼年曾随父度过一段亡命流离生活。十六岁嫁河东（今山西夏县北）人卫仲道，夫亡无子，归母家寡居。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被胡兵掳入南匈奴（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与左贤王生二子。十二年后，即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念蔡邕无后，又慕文姬之才，遣使者周近以黄金、白璧将她赎归，再嫁同郡董祀，并让其整理出蔡邕所遗作品四百余篇。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蔡琰集》一卷，已佚。今存题为其作品的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一首。代表作五言《悲愤诗》，是我国第一首文人创作的五言叙事长诗。此诗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孔雀东南飞》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另一骚体《悲愤诗》，多数人认为系蔡琰所作，但由于所述情节有与其生平不相合之处，故亦有人疑为假托之作。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虽相传为其所作，但多数人持异议，真伪尚无定论。

蔡琰诗虽存世极少，但流传颇广，影响不小，连诗圣杜甫的五言叙事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亦与其有一脉相承之处。

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

中国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三国魏文学家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与卞氏所生第三子，曹丕同母弟。自幼聪慧，文才富绝，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父爱。曹操几欲立之为太子。但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屡犯法禁。特别是借酒兴，擅开王宫司马门，激怒曹操，终致失宠。曹丕（文帝）即位后，他屡受迫害，贬爵徙封，甚至险遭“大劈”；平素则在“监国使者”监督下，过着名为王侯，实为囚徒的生活。曹丕死后，曹叡（明帝）继位，对其生活限制虽略有放松，但境遇仍无改变。他多次求获任用，为国效力，却不为所允。由于过着“圈牢之养物”（曹植《求自试表》）般的生活，故年仅四十一岁便抑郁而死。卒后谥思。因最后的封地为陈郡（今河南境内），故世称陈王或陈思王。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他在建安文人中年最少，却存诗最多、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今存诗九十余首，其中乐府诗体占一半稍多，而以五言为主。创作以公元220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生活优裕，志得意满，因常随父征战，内容主要为抒发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格调开朗乐观，如《白马篇》《薤露篇》等。少量作品反映了汉末社会经兵燹而致破败的景象，如《送应氏》（其一）。同时也写有一些游宴酬赠之作，从中可见，其当时耽于享乐的精神状态。后期处境险恶，命途多舛，作品集中抒发自身的忧患、苦闷和愤慨。由于生活感受迥异，故作品格调刚健悲壮。其中，《七哀诗》《美女篇》，借女子不遇的哀伤，表达自己空怀壮志而无从施展的痛苦；《野田黄雀行》以少年拔剑破网救雀的故事为喻，叙写自己不能救朋友于危难的悲哀；最著名的代表作《赠白马王彪》，控诉曹丕及其羽翼施加的迫害，抒发郁闷愤懑之情，写来忧伤激愤，酣畅淋漓，是一篇长歌当哭的作品。此外，《杂诗》六首，尤其是其五、其六两篇，表现出不甘闲居而宁可以死报国的壮烈情怀，实为抒情佳作。毋庸讳言，其后期作品中，也夹杂着一些消极思想。

曹植的诗不仅内涵凝重，笔力雄健，而且非常注重艺术形式。他继承曹操开创的文人写作乐府诗的传统，汲取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并以其过人的才情加以革新，从而大大地拓展了五言诗的表现功能。在内容上，由重在叙事转为抒情与叙事结合，而以之咏怀；在手法上，刻画工致，精于炼字，善为警句，工于起调，巧设比喻，字句整饰，音韵和谐，调动了多种修辞手段；在语言上，变质朴俚俗为“词采华茂”；特别是在形式上，比之其父革新精神更为彻底，变诗乐合一为诗乐分离，堪称独步。可以这样说，曹植是我国第一个将入乐可歌的文人乐府一变而为案头纯文学作品的诗人，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五言诗顶尖高手。明诗文家王世贞评曰“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艺苑卮言》）。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誉其五言诗为“五言之冠冕”（《诗品》）。可见，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赋和各体散文均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最出色的《洛神赋》可谓我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之名赋；散文《求自试表》《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等皆为传世之名篇。

曹植的诗歌成就和创作才情，大为时人所钦敬（其时有语曰：天下才共一斗，子建独得八升），也大为后世所推重。钟嵘在《诗品》中称其人为“建安之杰”，赞其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曹植这位建安文学之集大成者，在诗歌领域，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杰出的诗人。

曹植原有集三十卷，已佚。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又有《曹子建诗注》（黄节注、叶菊生校订）。

最早创作咏怀组诗的诗人

中国最早创作咏怀组诗的诗人，是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父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本人则为“竹林七贤”^①的领袖人物。魏时，初为太尉蒋济的属吏，复被朝廷任命为尚书郎，但均借病去职。大将军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托病辞归。后曹爽被司马懿所杀，时人乃服其远识。司马氏当政后，迫于形势，曾充任过从事郎中，当过散骑常侍，封过关内侯。听说步兵校尉厨多美酒，便去任职，故后人称其为“阮步兵”。阮籍原本具有济世之志。司马氏专权后，大杀异己，无恶不作。他深感动辄得咎，难有作为。于是只得佯作痴狂，纵酒谈玄，口不言人之过，以求远祸全身，故而得终天年。

三国前期的建安文学，是文人五言乐府诗的发达时期，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作家；三国后期的正始（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文学，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成就，则是阮籍的五言诗《感怀》，计八十二首，可谓是我国诗史上最早的大型组诗。

正始以后，政治黑暗恐怖，文人忧谗畏祸，不敢直接宣泄苦闷，只得隐晦地表达抗争。表现在诗坛上，以明朗见长的五言乐府衰落下来，而五言徒诗^②却得以发展。阮籍的《咏怀》诗，便是这种世风下的作品。此前，五言徒诗的发展，总是受到乐府诗的牵制，在诗坛上，乐府诗占有正统地位。尽管曹植写有五言徒诗约三十首，数量居于建安诗人之首，却也未能完全脱离乐府专门创作五言诗。而阮籍，则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位不模仿乐府全力写作五言诗的诗人。若深究其原因，客观上固然与正始时代的残酷现实，以及曹植在五言诗领域的开拓有关；然而主观上则与阮籍的个人遭际与创作才情不无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的创作主题只能是忧生愤世，使得他创作的表现手法只能多用比兴寄托。正如此，才为黑暗统绐下的进步文人开拓出一条新的抒情述怀的创作道路。难怪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诗人都从中汲取养料。

阮籍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阮步兵集》。今有李志钧等校点的《阮籍集》，陈伯君的《阮籍集校注》。诗注有近人黄节的《阮嗣宗咏怀诗注》。

【注释】

① 竹林七贤：指魏晋间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和刘伶七人。《三国志·魏志·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谓，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② 五言徒诗：与乐府歌诗相对而言，即严格意义上的五言古诗。

最早的诗僧

中国最早的诗僧，是东晋僧人康僧渊。

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在汉魏至西晋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僧侣忙于译经，加之僧众又以胡僧居多，既多不通汉语而又少与文士往来，故无法造就诗僧产生的环境。到了东晋，佛教关注的热点从译经逐渐转移到解义，加之胡人与汉人的融合、梵文化与华文化的交流、僧侣与文士的交往，一些有着相当文化素养的僧人，开始从转释佛经中的偈颂^①，进而发展到自作半偈半诗的作品。这样，中国第一代诗僧康僧渊、慧远、支遁便应运而生。康僧渊即是他们中间的第一人。

康僧渊，生卒年不详。南朝梁代慧皎在《高僧传》中说，他“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晋成（帝）之世，与康法畅、支敏度等俱过江”，并与当时名士殷浩时有交往。“浩始问佛经深远之理，却辩俗书性情之义。自昼至曛，浩不能屈”。可见，他在晋成帝时已颇为活跃。其人“虽然有着梵华僧俗的那种混合素质，却很善于以俗书来述说经义，以性情来附会佛理，这样，由他来开僧侣作诗之先河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②。康僧渊后于豫章山（今浙江境内）建寺，常读梵经，遍考义理，特加讲说，学徒来集者众。后卒于此寺。

康僧渊的诗作，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所载，有《代答张君祖》和《又答张君祖》两首。前者偈颂气较重，少有韵趣；而后者则诗味较浓，虽属玄言诗^③，却已初露山水诗之端倪。

【注释】

① 偈颂：佛经中的韵文。长者为“长行”，偏于叙事；短者为“偈颂”，重在言理。

② 覃召文：《禅月诗魂——中国诗僧纵横谈》，三联书店1994年11月版。

③ 玄言诗：一种以阐释老庄玄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兴于西晋末，盛于东晋。虽对后来山水诗的形成起过积极作用，但终因“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至南朝刘宋时为山水诗所取代。

最早的田园诗人

中国最早的田园诗人，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

田园诗是歌咏田家风物和生活的诗歌。《诗经》中的《国风》和《周颂》中已见此类作品，如《豳风·七月》即依时序，叙写一年的农事艰辛和生活苦况。但此后久无继者。至晋宋之际的陶渊明，辞官归田，久居农村，始创作为数不少的田园诗，为五言诗开辟了新的境界，成为中国五言诗的基石，被后人视为田园诗的鼻祖。随后此体得以发展，至唐代形成田园山水诗派。宋以后作此类诗者更多。

陶渊明（365或372或376—427），又名陶潜，字元亮，又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①（今江西九江）人。出生没落仕宦家庭。少贫病，有高尚之志，博学善属文。二十九岁起，断断续续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之类小官。四十一岁出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便以“不为五斗米^②折腰”而弃官归隐。以后再也不肯出仕，一直隐居农村，终于六十三岁时贫病而卒。

陶渊明创作颇丰，但存世的诗歌仅有一百二十五首。他三次出仕，三次归隐，一生中有五十余年是在农村度过的。特别是最后一次归田的二十余年，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如《归园田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戊申岁六月遇火》《移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这类诗描绘幽美宁静的田园风光，赞美淳朴安乐的田家生活，表达辞官归隐后既愉悦劳动又忧患人生的心情，从而表现了诗人躬耕自资、艰苦自励，不为爵禄诱惑，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使田园生活第一次得到文人多侧面而又极生动的歌颂，归隐意识第一次在诗歌中得到真实、深刻、全面的反映。

陶渊明以其田园诗而处于“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的地位。但若将其理解为总是“悠然见南山”那就不对了。他的另一类感怀诗（此为大略分类，实际有些诗很难严格界定），如《咏荆轲》《咏贫士》《拟古》《读山海经》等，则寄寓着政治抱负，慷慨悲愤，豪放有力，表现了诗人“金刚怒目式”的特点。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所说，陶渊明“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陶诗中充满“乐天安命”“人生无常”“委任自然”的思想。就连他所构建的那个桃源式的“乌托邦”，虽表达了对封建制度的不满和对清明世界的渴望，但也不能不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陶诗的艺术成就很高。其语言平淡自然，质朴精练，深厚含蓄，独具风格，尤以善用白描手法见长。苏东坡对其评价极为精到，赞之“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北宋惠洪《冷斋夜话》引），又赞之“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这是说，陶诗善于通过平凡的生活素材，表现出不平凡的生活情趣；语言于平淡中含无限风采，于简练中蕴深厚情味。吟之不能不觉味醇，思之不能不感情真，悟之则深为折服。

还值得一提的是，其《和郭主簿》（其二）真正把景物实写与比兴象征自然巧妙地融为一体，可谓首创；其《桃花源诗并记》结构“文备众体”，乃艺术上的独创，为后世同类体裁之文学创作如元白叙事诗开了先河。

陶渊明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优秀的散文家和辞赋家。今存文十二篇，其中的《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皆为传世名篇，《闲情赋》《归去来辞》则是千古名赋。

就是这样一位六朝时期“唯一的大诗人”（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在晋宋玄风大炽之时，却不为文坛所重。刘勰《文心雕龙》未提及他；钟嵘《诗品》将其诗列为中品，置于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下；萧统编《文选》只选录陶诗八首，远不及谢灵运入选篇数。显然，他们还不能摆脱偏见，仅把陶诗看作正宗诗体以外的别体，聊备一格，供私下欣赏而已。直到唐代，陶诗才被推崇，并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影响。历代著名诗人，无不从陶诗中汲取创作营养。

陶渊明集历代多有刊刻。近人王瑶、逯钦立分别注有《陶渊明集》，前者由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后者由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2011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堪称陶集注本中集成之作。

【注释】

① 陶渊明故里，主要有《晋书》的“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说和《图经》的“宜丰”说之争，史上多从“柴桑”说。当代有学者根据实地考察和文物考证，认定江西省宜丰县棠铺镇高家村为陶氏始家遗址。

② 五斗米：历来皆认为“五斗米”为微薄薪俸。当代有学者据《晋百官表注》考，认为实则相反。当时工资实行“半钱半米”，即钱、米各半。县令为“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一斛为五斗，一斗合现在三斤二两）。折算日俸禄为八十三文钱和五斗米，待遇在当时可谓相当优厚。

最早的山水诗人

中国最早的山水诗人，是南朝宋诗人谢灵运。

山水诗，是描绘山水之美，抒发观赏时心境、感受的诗歌。《诗经》中已有描写山水的成分，楚辞中某些篇章已较细致写出山水形貌，且具意境，但它们均非以表现山水之美为主题。建安、西晋诗中写景成分渐多，开始出现少量全篇写山水的作品。东晋士人诗中虽常写及山水，但因受玄风影响，往往只作为寄寓之具而已。晋宋之际，社会极度动荡，文士或备受迫害，或仕途失意，或洁身自好，故而纵情山水者有之，归隐田园者有之，于是南朝宋初山水诗取代玄言诗而兴起。谢灵运大量创作模山范水之作，着意描摹，抒发兴会和感慨，倾动一时，被后人推为我国山水诗的开创者。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移籍会稽（今浙江绍兴）。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幼时寄养于外，族人因名之客儿，故又称谢客。少好学，博览群书，文辞之美，江左称胜。东晋末，任记室参军、秘书丞、中书侍郎、相国从事中郎等官职。入宋，降爵为侯，复起用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少帝时，被排挤为永嘉太守，逾年去官。文帝立，起任秘书监。因不受重用托病归里而被免官。后被诬有异志，上京自诉，得改任临川内史。又因狂放被劾。后谋反获罪，流徙广州后被杀。

谢灵运热衷于政治权势，“自谓才能宜参权要”^①，却一直不为刘宋王朝重用，故“常怀愤愤”^②，终日寄情山水。任永嘉太守时，不理政务，“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踰旬朔”^③。辞官后隐居会稽，修营别墅，尽园林之美。征为秘书监后，唯侍宴谈赏而已。免官后归始宁^④，常与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等往来吟咏，且不时出入于深山幽谷之间，探奇觅胜，从者曾多达数百人。正是文学修养得以在山水陶冶中展现，才使他成为我国第一个大量写作山水诗的诗人；正是他的深远影响和其后诗人们的努力，山水诗方成为我国诗史上的一个流派。

谢灵运今存诗八十余首。代表作有《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游南亭》《岁暮》等。作品主要描写奇拔秀丽的江南风光和妖娆净美的山川秀色，刻画逼真，雕镂细致，注重声色，讲究辞采。鲜丽清新的诗风，一扫东晋玄诗风气，“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引鲍照评谢诗语）。特别是山水形象捕捉准确，且情与景交融，故诗中时时可见佳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诚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但也应看到其诗生活面较窄；往往过于用典，过重骈俪，情景游离，类似说教，且未能摆脱玄言佛理影响；加之一味雕琢字句，则必然导致“有句无篇”之弊病。

谢灵运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谢康乐集》。近人黄节有《谢康乐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曾据清华大学讲义本校订排印）。

【注释】

①②③ 《宋书·谢灵运传》。

④ 始宁：今浙江上虞，为谢灵运出生地。城西南东山下建有谢之庄园“始宁墅”，又名“西庄”。

南北朝最杰出的诗人

中国南北朝最杰出的诗人，是南朝宋文学家鲍照。

鲍照（约414—466），字明远，东海（今山东郯城）人，祖籍则在上党（今属山西）。大约早年生活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他出身寒微，自小便有文学才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为谋求官职，曾谒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甚得赏识，被任为国侍郎。刘义庆卒后，又在始兴王刘濬幕下做过侍郎。孝武帝时，曾历任海虞令、太学博士、中书舍人、秣陵令、永嘉令等职。大明五年（461），任临海王刘子顼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孝武帝死后，明帝刘彧杀前废帝刘子业自立，刘子顼响应晋安王刘子勋举兵讨之，兵败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军所杀。死后作品多散失，后人辑有《鲍参军集》。近人黄节《鲍参军诗注》为较好旧注本。今人钱仲联《鲍参军集注》注解较详，并附有年谱。

鲍照一生沉沦下僚，很不得志，但其文学才能却是多方面的，诗、赋、骈文都不乏名篇，而成就最高的还是诗歌。他与谢灵运、颜延之合称“元嘉三大家”，而成就则在谢、颜之上。颜延之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①满眼”（鲍照语，见《南史·颜延之传》），更是远在鲍照之下。其后由南入北集六朝诗、赋、文创作之大成的庾信，虽为北朝成就最高的诗人，但其堆砌典故、用意曲深之弊病，亦实难与鲍照比肩。鲍诗今存二百余首，其中乐府诗不仅所占比重很大（有八十多首，多为名篇佳作），而且也最具特色，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与流俗迥异的风貌。就诗歌内容而言，鲍照和同时代作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像别人那样专注于“吟风月，弄花草”，而是着重写因身世寒微而遭压制的愤慨，以及揭露社会丑恶的现实。以其代表作著名组诗《拟行路难》^②十八首为例，其中的第四首“泻水置平地”，抒发了他在南北分裂、世族当权、篡乱不已的黑暗时代有志难伸、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第六首“对案不能食”，表现了他在门阀制度压抑下耿直、孤傲和倔强的性格。这类诗作，代表了鲍照诗歌题材的最重要方面，即表现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以及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与反抗。

就诗歌形式而言，鲍照现存的诗歌中，完全七言的和以七言为主的就有几十首之多。他不仅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大量写作七言诗的诗人，而且还对这一诗体的创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鲍照之前，七言诗仅写思妇怀夫之情。是鲍照打破了这一窠臼的束缚，一变而为抨击黑暗社会的不公，表现了对底层妇女的深切同情。在鲍照之前，偶有写七言者，但未定型。较有影响的张衡《四愁诗》为七言，但首章夹有“兮”字；曹丕《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七言诗，但句句入韵，语调急促。是鲍照去除了嵌入句中的骚体“兮”字，又变句句入韵为隔句用韵，并使之可自由换韵，从而为七言体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以《拟行路难》为代表的乐府诗，还为诗坛新创了以七言为主而杂以其他各种句式的乐府歌行。这一诗型，音节错综变化，大体隔句用韵，雄恣奔放，尤其适宜表达激荡不平的感情。所以，后来李白、高适、岑参等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人皆乐于采用。

鲍照乐府诗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边塞题材的创作。他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他的边塞诗虽为数不是很多，但涉及的内容颇广。如《代出自蓟北门行》^③描写了边塞的风光和将士为国捐躯的壮烈情怀。“疾风冲塞起，砂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四句，写沙场景象，雄峻有力，渲染出悲壮的情调。而后以“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收结，就丝毫不显得空泛。《代苦热行》着重写战争的艰苦，其中“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等诗句以奇峭、夸张的笔法写南方景物，有惊心动魄之感。《拟行路难》中的第十四首“君不见少壮从军去”，写征人虽已是白首老翁，却仍流离边地，思乡难归，思妻难见，写来凄楚哀感，深切动人。《代东武吟》则写一个出身寒微的士兵，少壮辞家，穷老还家，一生征战，有功无赏，徒留一腔哀怨和悲惨晚景。这篇为士卒请命的诗作，饱含着深广的忧愤。鲍照的边塞诗写得激荡奔放，悲慨有力。后世边塞之作在内容上大体不离以上基本范围。

鲍照的乐府诗中还有一部分表现妇女生活的诗歌，感情细腻，别具特色。如《拟行路难》第三首“璇闺玉墀^④上椒阁^⑤”，着重写一被豪门贵族之家当笼鸟养着的女子，在凄清孤苦的生活中，抒发幽怨悲愁之心境。诗中情感细腻，笔触深刻，对女主人公寄予深切的同情。《拟行路难》第八首“床席生尘明镜垢”，写夫妇久别，妇人独处幽思的情景，十分细腻、生动。《拟行路难》第九首“剉^⑥蘖^⑦染黄丝”中的“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寞与先异。还君金钗瑇瑁簪，不忍见之益愁思”，写出了弃妇与丈夫决绝的悲愤凄婉，较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鲍照的乐府诗主要是利用汉魏旧题而加以改造，此外也有一些模拟南方民歌的作品，如《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在这方面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将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南方民歌的艳丽浅俗与文人创作的辞采结合起来，使语言风格显示出新的特点，再加以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和深刻的现实生活感受，就更使得诗篇苍劲而清拔，虽有雕润却不离汉魏乐府之质。鲍照乐府诗作的另一方面，即富于力度、充满激情、自我形象鲜明的特点，则影响了唐代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难怪明人胡应麟称其“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诗薮》）。

鲍照乐府以外的五言古诗，更多地继承和吸收了前代及同时代一些文人诗的特点，文辞较为典雅，雕琢颇深。其内容也有一些反映了现实生活，如《拟古》第六首“束薪幽皇里”，是较早出现的反映赋税苛重和官吏对百姓凶暴的作品。它大胆揭露了统治者的暴政，表现了诗人不能为世所用的愤慨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鲍照的五言古诗中还有大量记述行旅之作，写景的成分很多，且脱尽了寄景谈玄说理的风习。写景虽没有谢灵运那样刻画工致，但气势往往显得更雄健。诗人较喜欢选择动态的景物，并常加以夸张，使所构造的意象，带有更明显的主观色彩。如“急流腾飞沫，回风起江濆^⑧”（《还都道中》），“腾沙郁黄雾，翻浪扬白鸥”（《上浔阳还都道中》）。对于静景，诗人往往也写得具有动感，如“高柯危且竦，锋石横复仄”（《行京口至竹里》），“广岸屯宿阴，悬崖栖归月”（《岐阳守风》）。这种表现诗人强烈情感的写景手法，对后世诗人（如李白）影响颇大。

鲍照作为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既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又富于浪漫色彩，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诗人在诗歌形式与艺术手法上亦多有开创，因而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注释】

① 缋：同“绘”。

② 拟：仿作，一种修饰手法。

③ 代：犹“拟”，仿作，一种修饰手法。

④ 墀：台阶上的空地，用以代指台阶。

⑤椒阁：椒房。汉代帝王后妃居室用椒末和泥涂壁，取其芳香温暖。

⑥ 剉：折伤。

⑦ 蘖：植物长出的分枝。

⑧ 濆：水边。

最早提出诗歌声律论的诗人

中国最早提出诗歌声律论的诗人，是南朝梁文学家沈约。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竟陵八友”^①之一。少罹家难，孤贫好学，遂博通群籍。后历仕宋、齐、梁三朝，官至尚书令、太子少傅。齐、梁时身为名公巨卿兼文坛领袖。卒谥隐。因梁时曾封建昌侯，故世称沈隐侯。其著述极丰，近三百卷，惜流传至今仅有《宋书》（二十四史之一）和明人所辑《沈隐侯集》。现存诗一百七十余首，多为侍宴和应制之作，部分则为拟古乐府，虽平稳工整，但佳作极少；较为突出的是山水诗（如《早发定山》《石塘濑听猿》等）和怀人诗（如《别范安成》《伤谢朓》等）。这些写景感怀诗，感情诚挚，诗风清丽，不乏上乘之作。

声律论的产生，有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可寻。在沈约之前，诗歌声律便初为人识。诸如《诗经》、楚辞的韵式，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二字、四字异声，三国曹植诗的“音律调韵”（沈约《谢灵运传论》），西晋傅玄诗的声韵安排，南朝宋谢灵运诗两句间的谐调，皆足以证明。在沈约之前，也曾有人提出过关于诗歌声调的主张，如西汉司马相如的“一经一纬”（据《西京杂记》所载）、西晋陆机的“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赋》）、南朝宋时范晔的“性别宫商，识清（指平声）浊（指仄声）”（《狱中与诸甥侄书》）等。然而，诗人虽讲究字声配合，却只是根据自身经验自发调节而成；学者虽触及声律脉搏，却未能觉察其中规律。这样，就难以自觉地构成声律格式，更无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声律论的产生，也有音韵学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汉魏之际，“反切”^②兴起。魏晋出现韵书《声类》《韵集》。迨至六朝，韵书蜂出。诸书虽早已失传，但沈约当不至于皆未能睹。特别是同时人周颙^③的《四声切韵》，对其助益更大。此外，南北朝佛教鼎盛，为翻译梵文佛经而在诵读时又不失原声调，就必须辨析汉语声调。因此，文士们对汉语的声律自然要有所探究。可见，声律论的产生，决非一蹴而就。

齐武帝萧赜永明（483—493）年间，沈约根据周颙发现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结合自身的研究，^④主要应用于诗歌创作，提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声律理论，即“四声八病”说，后世称“永明声律论”。当然，其声律特点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文体，只不过不像诗歌这样必须严格遵循罢了。

永明声律论的具体内容，由于沈约的有关著作早佚，故后人只能从其片段论述中窥见一斑。沈约在声律论代表作《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段话是说，他对诗律的认识，是受到绘画和音乐的启发：绘画要“五色相宣”就必须调配好颜色（玄黄），音乐要“八音协畅”就必须调配好乐音（律吕），而诗歌要音调谐美，当然就应调配好字声，做到异声相配，取得“相变”“互节”“前有”“后须”“尽殊”“悉异”的效果。而要“妙达此旨”，自然少不了在“四声”基础上调和“平仄”。尽管那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仄”概念，但难能可贵的是，沈约已意识到“四声”可以分为“宫”与“羽”、“低”与“昂”、“浮声”（相当于平声）与“切响”（相当于仄声）、“轻”与“重”两大类。可见，其虽未直言“平仄”，却已言中“平仄”了。随后，沈约更提出了具体的诗律要求，即五言诗一句之内，要轻重音（即平仄声）交叉搭配。也就是说，一句之内要平仄相间，两句之中要平仄相对。这较之前人对于诗律的初识，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循此，人们就能够自觉地构架出律联，而律联正是律诗最重要的基本单位。

区别四声、调和平仄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基本法则。在创作实践中，还应遵循一些具体的条规。为此，沈约提出了他的“八病”说。究竟何谓“八病”，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北宋李淑《诗苑类格》载沈约云：“诗病有八：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对于这些诗歌创作必须避忌的声病，后人的解释虽互有歧见，但多数人认同《文镜秘府论》所述，即：

平头：五言诗上、下两句首字同声；

上尾：五言诗上、下两句尾字同声；

蜂腰：五言诗一句中二、五字同声；

鹤膝：五言诗一、三句末字同声；

大韵：五言诗同一联中有与韵脚同韵字；

小韵：五言诗同一联中韵脚之外有同韵字；

旁纽：又称大纽，即一句内有隔字双声；

正纽：又称小纽，即一句内有双声叠韵字。

以上“八病”，前四病是就五言诗两句内声调配合而言，要求力避；后四种是就五言诗一句中声韵而言，允许稍宽，甚至唐以后不再视为声病而无须避忌。

综观永明声律论，其利用汉语多单音词和每个音节具有一定声调的特点，以求得诗歌声调抑扬顿挫，和谐悦耳。这对促进我国古体诗的声韵形式美和唐以后近体诗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也应该看到其所存在的弊端：一是易导致只重格律采藻的形式主义文风。诚如《诗品》所批评的，它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二是苛细得使人难以适从，就连当时被尊为文坛大家的沈约本身也做不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诗歌创作。“永明体”诗人中之所以谢朓成就最高，与谢不完全受掣于声律论有很大关系。三是由于当时声律论处于初起之时，仅着眼于一句之内和两句之中的声律，而不能顾及全篇，故自然会造成一首诗在声律上的单调，且篇幅越长，单调少变的缺陷就越发显现。

【注释】

① 竟陵八友：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八位文友。《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陲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八人作诗注重声律。其中以沈约声誉最高，谢朓成就最大。

② 反切：一种前一字取声母、后一字取韵母和声调，拼合成另一字字音的传统注音方法。三国魏人孙炎著《尔雅音义》，最先用此法注音。

③ 周颙（？—485）：南朝齐散文家、音韵学家。字彦伦，汝南安成（今河南平舆西南）人。宋、齐时历仕，累官至国子博士兼著作郎。善文，尤精于音韵之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其文七篇。著有《四声切韵》，已不传。

④ 沈约于永明六年撰成《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此书虽已佚，但据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谓：“永明中，沈约文字精拔，感解音律，遂撰《四声谱》。”可见沈氏研究音律之功底。

新体诗成就最高的诗人

中国新体诗^①成就最高的诗人，是南朝齐诗人谢朓。

谢朓（464—499），字玄晖，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出身贵族，父谢纬为散骑侍郎，母乃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初为豫章王萧嶷太尉行参军，又为卫军将军东阁祭酒、太子舍人，后任随王萧子隆功曹、文学。齐武帝永明九年（491），随王为荆州刺史，谢朓也跟着到了该地，深得赏爱。后受他人诬陷，被调回京都，任新安王中军记室，兼尚书殿中郎，又为骠骑谘议，领记室。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出任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后又为晋安王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因告发王敬则谋反，升任尚书吏部郎。东昏侯时，因不愿参与始安王萧遥光篡位之谋，被诬下狱死，年仅三十六岁。

谢朓以诗著称，特别长于五言。今存诗二百余首。其青年时期曾参与竟陵王萧子良西邸的文学活动，为“竟陵八友”之一，且在“八友”中最具诗才。他在西邸创作的诗歌，题材较为狭窄，除了游宴应酬之外，就是咏物，如《咏风》《咏竹》等。自从跟随萧子隆赴荆州以后，他的诗歌创作有了新的开拓，特别是经历政治风波，出任宣城太守后，他的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取得了新的成就。除创作了反映一定社会现实的《赛敬亭山庙喜雨》《赋贫民田》等诗外，还创作了大量表现山川之美和自己生活感受的山水诗。

谢朓突出的贡献是对山水诗的发展。他与谢灵运同族，且诗风相近，故世称“二谢”，谢灵运为大谢，谢朓为小谢。小谢和大谢一样，都善于模山范水，以山水诗见长；所不同的是，小谢继承了大谢山水诗细致与逼真的特点，但又迥异于大谢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对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大谢诗的晦涩、平板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加之小谢在创作中力求平仄调协，音韵铿锵，词采华丽，对仗工整，故而其诗成为同时期新体诗的上乘之作。如名作五言古诗《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为作者出任宣城（今属安徽）太守赴任时，途经三山（位于今南京西南长江南岸）登览所作。此时朝廷内部斗争日益激烈，作者喜得外任，正可躲过祸患以求全身，然一旦远离京城却深感忧伤。诗前半段写景绮丽明媚，后半段抒情凄婉深沉。通篇情景交融，诗风清丽隽永。其中“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句，为脍炙人口之名句。唐李白有“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句，可谓推赏有加，甚至每逢胜景，常“恨不能携谢朓惊人诗句来”（《云仙杂记》）。谢朓出任宣城太守后，诗歌的内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据统计，谢朓现存的诗歌，有将近四分之一是在宣城太守任内的两年中写成的。如在《游敬亭山》《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郡内登望》《冬日晚郡事隙》《高斋视事》《送江水曹还远馆》《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芳树》《将游湘水寻句溪》诸诗中，作者由于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从政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即便是不得不写的一些“颂帝功”“颂藩德”的应命之作，如《随王鼓吹曲》十首中的《入朝曲》一类的作品，也既是一曲颂歌，又是一幅壮丽的图画。不管是何种情感意趣，诗人都可以借山川景物来表现，而且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景物描写的出色诗句，在谢诗中很多。而在宣城太守任内所写的山水诗更是警句熔裁，佳句迭出，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郡内登望》），“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冬日晚郡事隙》），“馀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出”（《高斋视事》），“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日出众鸟散，山暝孤猿吟”（《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等等，皆似一幅幅萧疏淡远的水墨画，高雅闲淡而又富于思致。钟嵘评曰：“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诗品》）沈德潜赞曰：“玄晖灵心秀口。每诵名句，渊然泠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古诗源》）

谢朓另一突出的贡献是对新体诗的探索。新体诗又称永明体、齐梁体，指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流行于齐梁时期的讲求诗律的诗体。《南齐书·陆厥传》谓：“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各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等人所提出的声律论与晋宋以来诗歌中流行的对偶形式相结合，就形成了“永明体”的新体诗。由此可知，谢朓是新体诗的主要创制者。在新体诗上，谢朓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王筠传》），他的诗歌创作就体现了这一审美观点。要达到“圆美流转”，语言的清新流畅与声韵的铿锵婉转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他把讲究平仄四声的永明声律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因此他的诗音调流畅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悦耳。如《游东田》^②：“戚戚^③苦无悰^④，携手共行乐。寻云陟^⑤累榭，随山望菌阁^⑥。远树暧阡阡^⑦，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这是一首纪游诗。作者是怀着忧谗畏讥的“无悰”之心出游的，这就与平常人以淡雅之情观自然大不一样。诗中展现的远景、近景，静景、动景——蜿蜒山间的台榭、随山就势的楼阁、鱼戏而新荷泛动、鸟散而馀花陨落，犹如一幅幅浓淡相间的水墨画，极富立体感和动态感。最后两句“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由写景转入抒情，道出了这次游览的感受：陶醉于大自然清丽秀美的景色，使人无心去饮香甜的春酒，而是以无限依恋之情回望着这一带的青山、城郭，完全忘却了仕途的艰险和谗言的可畏。这样，就把纪游、写景、抒情三者和谐地统一起来，在以山水景物的优美意境表现性情上显示出作者独特的造诣。另外，此诗虽为古体，但声调与语言的运用颇有新体的气象：语言清新晓畅而富于思致，音韵铿锵而富于变化，尤其是“戚戚”“阡阡”“漠漠”三处叠字的运用，更增强了诗的形象性和音韵美。全诗对仗考究，尤其是“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一联，写景清新自然，对仗精致工整，宛若天成，尤为后人所称道。明人胡应麟甚至认为它同晚唐诗歌的语言“相似”（《诗薮·外编》）。还值得一提的是谢朓新体诗中模仿南朝乐府民歌的小诗，如《玉阶怨》《王孙游》《同王主簿〈有所思〉》《铜雀悲》等。这些仿作与过去文人模仿民歌有明显的不同，既带有民歌气息，又摆脱俚俗积弊，语言在浅近中呈现精致，意蕴在明晓中现出婉转，成为文人诗的一种新诗体，即后来所说的五绝。它们写的虽多为贵族生活，和民歌内容有别，但语言清新，音调和谐，情致含蕴，耐人寻味，艺术上比乐府民歌有所提高。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曰：“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即是就其声律之协调和语言之纯熟而言。由此可见，谢朓所代表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谢朓的山水诗，也和谢灵运一样，存在着“有句无篇”的缺点。他诗中的一些佳句，往往是从玉石杂陈的篇章中挑拣出来的。然而，作为齐梁诗坛之“首杰”和“冠冕”，他在当时就享有盛名。梁武帝萧衍曾云：“三日不读谢诗即觉口臭。”（《本事诗》）沈约则以为“二百年来无此诗”（《南齐书》本传）。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也对其推崇备至。李白除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诗中对谢朓作过高度评价外，还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中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杜甫则说“谢朓每诗堪讽诵”（《寄岑嘉州》）。这既说明谢朓作为“永明体”的一面旗帜对后来唐代诗人的深刻影响，也足以说明其在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

原有集，已佚。后人辑有《谢宣城集》。今人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为迄今最完备的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2001年4月重印）。

【注释】

① 新体诗：因清末王闿运编选《八代诗选》，将书中卷十二至卷十四的永明体诗，命名为新体诗而得名。它有别于较为自由的古体诗，是古体诗到唐代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一种过渡诗体。

② 东田：都城建康郊外钟山脚下著名风景胜地。齐惠文太子率先在此设立楼馆，“东田”之名由是鹊起。谢朓和南齐一些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亦在此建有别墅。

③ 戚戚：忧虑无法排解的样子。

④ 悰：乐。

⑤ 陟：登高。

⑥ 菌阁：檐如菌芝的华美楼阁。

⑦ 阡阡：同“芊芊”，树木茂盛的样子。

最早的宫体诗人

中国宫体诗的创始者是南朝梁简文帝萧纲。

宫体诗是南朝梁代以太子萧纲为中心形成的一种诗体。一般指萧纲及周围文士所作闺怨题材及描摹女子举止情态的诗。大抵文笔纤巧而辞藻绮艳，讲求音韵。此种诗风，延续至陈、隋，余波及唐。

萧纲（503—551），梁代文学家。字世缵。南兰陵（今江苏常州武进）人。梁武帝萧衍第三子。初封晋安王，历任荆州、江州、雍州、扬州等州刺史。中大通三年（531），其兄昭明太子萧统卒，他被立为皇太子。太清三年（549），侯景之乱，梁武帝被囚饿死，萧纲即傀儡帝位，是为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为叛将侯景所害。据《南史》本纪，萧纲原有集一百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作八十五卷，已佚。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存有《梁简文集》。

萧纲自幼聪敏，六岁能文。《南史·简文帝纪》言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可见，萧纲是中国诗史上最早的宫体诗人。因为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为主，围绕在他周围的文人集团，形成了宫体诗派。随着萧纲被立为皇太子，这一集团的文学影响逐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推行文学史上著名的宫体文学，形成风尚，既影响于文学史不止一个时代，亦甚为后世所诟病。

萧纲今存诗二百六十余首，主要写女子的约占三分之一，其中直接涉及身体描写并有情色暗示的只有《咏内人昼眠》《美人晨妆》《春夜看妓》等不足十首（《娈童诗》虽不写女子，因涉及情色也计算在内）。以其代表作《咏内人昼眠》为例，诗人写道：“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鬓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本诗内容并无色情可言，格调虽算不上高雅，题材虽显得狭窄，但也不能贬为低级庸俗之作。作者把妻妾昼眠这种极普通的家事加以美化，赋以诗意，旨在表现夫妻间爱情的甜蜜与温馨，应该是一种拓新，是文学观念更新后的一种探索，无可厚非；在艺术上结构严谨而又活泼，描摹细腻工致，可谓是描写女性声容情态的上乘之作。这样一幅鲜美生动的睡美人图，实在看不出“淫”在哪里。

萧纲其他女性题材诗歌绝大部分是写闺中女子情思，或表现女子美丽、可爱，并不包含直接的身体描写或情色煽动。萧纲诗歌以次要笔触写到女子的还有十余首，更全无直接的身体描写和情色暗示。即便是这一类诗，也有写得比较清简的作品。如《乌栖曲》其二：“织成屏风金屈膝，朱唇玉面灯前出。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自前。”所费笔墨不多，人物却相当传神。明胡应麟在其《诗薮》中品评说：“语特高妙，非当时纤辞比。”除宫体诗外，萧纲还写有为数不少的咏物和写景诗，如《蜂》《折杨柳》等即为清新秀逸之作。《折杨柳》中的“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传为名句。清沈德潜《古诗源》称赞后一句为“隽绝”。

就是这样一位开创女性意象频繁进入诗歌创作模式的诗人，就是其开创对当时及后世诗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的宫体诗，历来在文学史上受到漠视乃至指责。古人以偏概全，视其为“止乎衽席^①之间”“思极闺闱之内”（《隋书·经籍志四》）的作品，今人在“左”的思想支配下，漠视其在文学史上的应有的地位，甚至斥其为一股“逆流”。而今处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应该给萧纲及宫体诗正名，对其做出公正的评价，一分为二地看待其对我国诗史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注释】

① 衽席：睡床上的席子。

北朝成就最高的诗人

中国北朝成就最高的诗人，是北周文学家庾信。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梁代著名宫体诗人庾肩吾之子。他出身贵族，自幼聪敏，博览群书，尤精《左传》。十五岁时，随父自江陵来到京城建康，进入宫廷为皇子萧统（梁武帝萧衍长子，未及即位而卒，世称“昭明太子”）、萧纲当伴读、抄撰。三十三岁时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称于邺下。武帝末年，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率兵出防溃败，都城失陷，被迫逃亡江陵。梁元帝萧绎（萧衍第七子，曾封湘东王）即位后，庾信任右卫将军，袭父爵武康县侯。四十二岁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不得返回，遂羁留长安。历仕西魏、北周两朝，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六十四岁时，北周政权为集中力量对付北齐，曾与南方政权陈朝通好，南朝文士多被放还，唯庾信与王褒（文名仅次于庾信）等未予放回。后庾信因疾去官，终于在北周为隋所灭的当年（581）病卒，终年六十九岁。庾信工诗、赋、骈文，不仅是诗赋大家，也是骈文高手。其诗今存三百余首，代表作为《拟咏怀》。其另一代表作《哀江南赋》被视为六朝辞赋的典范之作。骈文则以《哀江南赋序》最为著名。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庾子山集》和《庾开府诗集》。清吴兆宜、倪璠分别有《庾开府集笺注》《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10月出版有今人许逸民的校点本。

庾信的诗歌创作，根据其身处南北朝的不同经历，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在梁时，他是宫廷的文学侍臣，与父庾肩吾及徐摛、徐陵父子并为宫体诗的代表人物，“文并绮艳，故世号‘徐庾体’焉”（《北史》本传）。庾信前期仅存的少数诗作，如《和咏舞》《奉和示内人》《奉和同泰寺浮屠》《奉和初秋》《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等，体多酬和，或写女性轻歌曼舞之声色情态，或状君臣流连光景之逸乐生活，加之用典过多语意晦涩而又缺乏真情实感，故内容贫乏，风格轻靡，词采绮艳，为人诟病。虽《奉和山池》中的“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和《入彭城馆》中的“夏余花欲尽，秋近燕将稀”，显示了一些清新的才思，但也看不出庾信比萧纲究竟高明多少。

庾信出使西魏后羁留仕北，进入其创作后期。他虽也写过少数保持前期风格的诗作，如《和赵王看妓》《奉和赵王美人春日》等，但这些诗显然已不能代表他后期诗歌的面目和成就。这一时期，其诗歌创作的突出主题是羁旅之愁和亡国之哀，风格亦一变绮艳轻靡而为沉郁苍劲。杜甫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又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其一），当指此而言。五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系模拟三国魏文学家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作成。诗中反复抒发因故国沦亡而被迫羁留异地的悲伤及屈身仕北的愧疚情怀，隐约叙写梁朝破败衰亡的过程，表达了对故国的刻骨思念。作品内容丰富，感情深挚，虽属拟作，然在修辞之锤炼、诗境之构造上，皆体现了他这个时代的发展，表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高超的艺术造诣。此外，庾信其他描写北地景色、题画、闺怨、游览以及送别酬赠等作品，亦时有佳作。在此，必须提到的是庾信赠别友人的小诗，如“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寥寥数语，便写出作者对故人故土的痛苦思念，感慨深沉，含蓄隽永，真挚动人。

庾信的诗歌在形式和格律上也有所发展。他的五言新体诗《对宴齐使》《寄徐陵》《秋日》等，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人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特别是五言诗《和侃法师三绝》首篇：“秦关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几人应泪落，看君马向南。”全诗五言四句，首联对仗工整，形式上已是唐五言绝句，且诗题已标明为绝句，因而可视为唐人五绝的范本。另外，《拟咏怀》其十七“日晚荒城上”一诗意境雄浑阔大，风格苍凉沉郁，除尚有失粘^①处外每联平仄已多合律句，除首尾联外余皆对仗精工，实开唐代五言排律之先河。因此，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谓，庾信的五言诗“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他的七言乐府诗《乌夜啼》全诗七言八句，中间二联对仗工整，如将诗中平仄稍加调整，便是一首七言律诗，故刘熙载称此诗“开唐七律”。他的七言乐府诗《燕歌行》，与此一诗题首创者三国魏诗人曹丕的同题诗相比，在体制上作了扩大，发展为宜于叙述的长篇巨什，成为一任诗笔纵横的广阔天地；在声调上变单调的逐句押韵而为平仄韵互换，从而使诗情互生并流转自如；在内容和格调上，笔触从一般征夫思妇的离愁别恨伸向边塞，表达了人民强烈的怨战情绪和盼望早日结束战争的意愿，从而使诗笔纵横排荡，一变格局狭小、感情柔弱而为刚健遒劲、气势阔大。因此，刘熙载认为此诗“开唐初七古”。在齐梁绮靡的诗坛上，此诗可谓独标异格、独步当时，不仅后来的“初唐四杰”师法，就连盛唐诗人高适的同题诗亦一脉相承。他的七言小诗《秋夜望单飞雁》则开唐七绝。此诗虽未全脱北朝乐府民歌之质，但其四句之间，起承转合，衔接自然，已显示出由民歌向七言绝句转化的痕迹，对唐人的七绝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庾信后期的诗虽也用典较多，但大多自然贴切，很少给人以涩滞之感。

作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庾信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明人杨慎曰：“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升庵诗话》）。另一明人张溥则赞曰：“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庾子山集题辞》）这恰恰说明作为南北朝最后一位优秀诗人，庾信的诗歌融合了南北文学的优点，取得了非凡卓越的成就，对后世特别是唐代诗人杜甫等影响甚大。

【注释】

① 失粘：诗律术语。指写作律诗、绝句时平仄失误，声韵不相粘贴。即应用平声而误用仄声，或应用仄声而误用平声。又据宋陈鹄《耆旧续闻》，表、启之类的骈俪文字，若平仄失调，亦谓之失粘。

隋代成就最高的诗人

中国隋代成就最高的诗人，是隋文学家薛道衡。

薛道衡（540—609），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历仕北齐、北周。隋建立后，任内史侍郎，加开府仪同三司。炀帝时，出为番州刺史，入任司隶大夫。后遭炀帝忌恨，被命自缢而死。

薛道衡六岁而孤，专精好学。十岁讲《左传》，被誉为“关西孔子”。十三岁作《国侨赞》，颇显才思，见者奇之。仕北齐时，接待陈朝使臣傅，和其诗五十韵，南北称美。入隋，其文才深为文帝所赏识。曾奉命使陈，每有吟咏，即为南人争相传诵。

薛道衡今存诗二十一首。他与卢思道（535—586）齐名，并为隋代诗坛之代表人物。其诗虽词藻华艳，未脱齐梁余习，却不乏佳作。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五言乐府诗《昔昔盐》，是传统的妇人思念征夫题材，写得情韵连绵细腻，形式精美工巧。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尤为世人称道。相传隋炀帝即因此而妒其才，在处死薛时还问：看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刘餗《隋唐嘉话》）颇具唐人五绝风味且首开其风气的小诗《人日思归》^①：“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两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此诗为作者出使陈朝时在南方的作品，短短二十字，依鸿雁正月自南飞北之说，写出北人远客南方的心境，委婉地表达了思乡离愁之情，虽语言浅近却清新隽永而又含意深长。《豫章行》写一少妇对浪迹他方丈夫之思念。此题本为汉乐府旧题，曹魏以后大都采用五言，至梁、陈才有王褒、庾信等一大批诗人有意采用七言新体。薛道衡的七言《豫章行》可称得上是“足以显示七言新体魅力，足以代表时代风尚的力作”（《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陈昌渠析文），且已具初唐七言歌行体的格调，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定型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隋书·经籍志》载薛道衡有集三十卷，已佚。明人辑有《薛司隶集》。

【注释】

① 人日：指正月初七。晋南北朝时民俗已将春节头七日与人、畜对应。初一为鸡日，初二为狗日，初三为猪日，初四为羊日，初五为牛日，初六为马日，初七为人日。

首开通俗诗派风气的诗人

中国首开通俗诗派风气的诗人，是初唐的王梵志。他也是唐代最著名的通俗诗人。

王梵志（？—约670），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家本殷实，有田地奴婢，后衰败。曾娶妻生子，官通玄学士，中年后皈依佛教。野史或云其生于黎阳城东王祖德家林檎树之瘿（树瘤），因姓王名梵天，后改名梵志；或云其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由于林木之说不足信，所以也有人认为王梵志并无其人。幸而时隔千余年之后，于敦煌佛窟竟出土了一件王梵志之孙王道奠祭其友杨筠的祭文，这就确证了王梵志确有其人，而且也确证其籍贯黎阳，生活的年代在唐高宗、武则天之世。

王梵志一生历尽沧桑，饱经忧患，这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其诗以说理议论为主，重视惩恶劝善的社会功能，具有讽刺世态人情的积极意义。其诗有的演绎佛理教义、宣传佛教思想，如“寻常勤念佛，昼夜爱书经。心里无蛆伫，何愁佛不成”，这类作品格调不高。有的是教人如何待人接物，类似于家训、世训，如“好事须相让，恶事莫相推。但能辨此意，祸去福招来”。有的是讽刺人情世态虚伪自私、奸巧诡诈，如：“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原来心里喜。”有的揭露现实矛盾，反映民生疾苦，这正是王诗的价值所在，如“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征。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碛里向前走，衣甲困须擎。白日趁食地，每夜悉知更。铁钵淹干饭，同火共分诤。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遣儿我受苦，慈母不须生”。这些直言的大白话，语言通俗，深刺浅喻，辛辣诙谐，而韵味深厚，人称“梵志体”。它多用村言俚语，时带诙谐幽默之趣，寓生活哲理于嘲谐戏谑之间，寄嬉笑怒骂于琐事常谈之中，在民间广泛流传。对初唐盛行的典雅骈俪诗风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对认识初唐社会和研究白话诗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梵志的诗在当时曾产生不小影响，人谓其“不守经典，皆陈俗语，非但智士回意，实易愚夫改容，远近传闻，劝惩令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原序》）。唐代诗人中，王维、顾况、白居易、皎然、寒山、拾得、丰干等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至宋还有人模仿“梵志体”写诗。然而明清以后，王诗却又湮没无闻，连《全唐诗》也不载其诗。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王梵志诗的手抄本后，才逐渐引起国内外的重视。

王梵志作品久佚，无专集行世。今存诗共约三百九十首。^①包括敦煌遗书中的三卷本《王梵志诗集》、一卷本《王梵志诗》、释法忍手抄《王梵志诗》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和敦煌其他写本中的王梵志诗。今人张锡厚编有《王梵志诗校辑》，项楚编有《王梵志诗校注》。

【注释】

① 有学者考证，现存王梵志作品有伪托之作，并非出于其一人之手。

古代年龄最小的诗人

中国古代年龄最小的诗人，是初唐女诗人徐惠。

徐惠（627—650），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自幼聪慧，出生五个月即会说话。其父徐孝德喜读诗书，给了她良好的早期教育。她四岁即能诵读《论语》和《诗经》。八岁时，父亲要她仿屈原《离骚》作骚体诗。她提笔即写就骚体六言诗《拟小山篇》：“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诗中流露出对屈原的崇敬和仰慕之情：近千年才遇上您这位真正的人，您纯洁似香草，又何必独自殉情呢？唐太宗李世民闻知徐惠有文才，在她十四岁时，便将其选进宫召为才人，很快进为婕妤，后又升为充容。

一次太宗召见，她却姗姗来迟，引得龙颜愠怒。见此情景，徐惠当场吟成五言诗《进太宗》，诗云：“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意思是说，晨妆时耽搁了一会，佳人千金难买一笑，哪有一声召唤，就能前来的道理？徐惠透过此诗，婉转地诉说了迟到的缘由。太宗听后转怒为喜。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病逝。高宗永徽元年（650），徐惠因哀思成疾去世，被封赠为贤妃。《全唐诗》录存其诗五首。

“初唐四杰”中成就最高的诗人

中国“初唐四杰”中成就最高的诗人，是文学家王勃。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为隋末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叔祖父王绩，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做过文职小官，虽无文名，但亦能撰述。兄王勔、王勮皆具文才（人称“王氏三珠树”，而以王勃为冠）。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王勃自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王勃幼通经书史籍，善为文辞。九岁时，读大学问家颜师古所注《汉书》，作《颜氏〈汉书〉指瑕》十卷，指出注中错谬。十四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高宗乾封元年（666），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侍读兼修撰。当时，诸王间流行斗鸡赌博之戏。两年后王勃戏作《檄英王鸡》文，假托沛王之鸡声讨英王之鸡，被高宗疑为挑拨诸王关系，下令逐出王府。总章二年（669），前往巴蜀游览山川景物。返回长安后，因曾学过医，便要求往盛产药材的虢州（今河南灵宝），于咸亨三年（672）得以补为参军（闲职）。在虢州参军任上，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家中。王勃将其藏匿起来，后怕事情泄露，便私下杀了曹达。此事暴露后，王勃当处死刑，幸逢大赦（上元元年八月改元大赦）得免一死，但却被官府除名。其父因受连累，被贬为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内西北）县令。上元二年（675），王勃南下探望父亲。次年秋返回，在渡南海时，不幸遇险溺水，惊悸而死，年仅二十六岁。据杨炯《王勃集序》，王勃原集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作三十卷，均已佚。明人辑本有张燮十六卷本，而最为通行的则是清蒋清翊的《王子安集注》二十卷本。

王勃生命短促，但诗、文均负盛名，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且列于“四杰”之首。这位初唐时期文坛的佼佼者，生活于唐高宗时期。这一时期，社会较为安定，逸乐风气滋生。文坛上弥漫着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一味追求形式技巧的风气。当时高居相位的上官仪，其诗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引得士人纷纷效仿，一时“上官体”成了诗坛的主潮。此体多应制、奉和之作，婉媚工整，“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王勃起而反对这一浮艳轻靡的诗风，认为应该“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他的倡导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受到朝廷大臣薛元超的鼓励；他的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因而诗坛上“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以上是杨炯在《王勃集序》中的表述，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当时的文坛确实有了新的气象，这与王勃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是分不开的。

王勃今存诗八十余首，多为五言律诗和绝句。其诗偏于写个人生活与情志，亦有少数抒发政治感慨，隐喻对豪门世族不满之作。诗风清新秀丽、宏逸浑厚。诗作题材比较广泛，诸如离情别绪、怀乡思归、亲情友谊、妇女不幸、田园风光、山川景物等，均在其诗中有所表现。特别是离别怀乡之作，写得更为出色。五言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写离别之情，一洗古代许多送别诗的低沉悲酸之态，意境开阔，音调爽朗，格律严整，独标高格，历来为人称道。其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慰勉之情溢于言表，虽脱胎于曹植《赠白马王彪》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句，却愈见精粹，成为千古之不朽名句。五律《别薛华》和《重别薛华》写来感情真挚，其中的“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及“穷途惟有泪，还望独潸然”句尤为感人。五言绝句《山中》《临江二首》等，则通过写景抒发深沉的怀乡之情。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认为，王勃的五律“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唐）、中（唐）妙境。五言绝亦舒写悲凉，洗削流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王勃的古诗仅存十余首，其中《咏风》（五言）以风喻人，着意赞美风的高尚品格和勤奋精神，从而以风的有情寄托自身的有志。难怪宋代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称此诗“最有余味，真天才也”。《滕王阁诗》（七言），气势雄放，寄慨遥深，亦是有名的佳作。《临高台》（以七言为主）则反映都市繁华生活，暗喻对贵族豪门的讽刺。《秋夜长》《采莲曲》（以七言为主），写妇女在捣衣和采莲时思念征夫，则是直接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传统，而又能开拓意境。它们虽未脱尽六朝的华艳色彩，但风格清新明朗，显示了唐诗的新面貌。综观之，王勃在诗歌题材和形式方面，冲破齐梁体^①与宫体之桎梏，并有所探索与创造，对促进近体诗的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他和卢照邻等人的共同努力，光辉灿烂的唐代诗歌序幕才得以拉开。

【注释】

① 齐梁体：南朝齐、梁时代出现的一种诗风。此体讲求音律对偶，诗风绮丽浮艳。

最早使五言律诗定型的诗人

中国最早使五言律诗定型的诗人，是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

沈佺期（约656—约713），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人。进士及第，官至太子少詹事。曾因贪污入狱。后又因谄附权贵张易之被流放。开元初年卒。工诗，以七律见长。今存诗一百五十余首，多为应制奉和之作。流放时期所写伤时感世之作，感情真挚，为人称道。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沈佺期集》。其代表作《独不见》（一名《古意呈补阙乔知之》），标志着七言律诗的成熟，向被盛称。

宋之问（约656—712），一名少连，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进士及第，官至考功员外郎。曾因谄附张易之、太平公主及贪贿事被贬官。睿宗即位后被流配。玄宗先天年赐死。工诗，尤善五律。今存诗近二百首，多为应制奉和之作。放逐中纪行述感之作，情真景切，为人称美。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宋之问集》。其代表作《题大庾岭北驿》为成熟之五律，代表了作者在此诗体上取得的成就。

南齐永明之后，出现了讲究声律和对偶的新体诗。此体草创之初，因当时声律理论的局限，律联受刻板的“对”^①式掣肘，声律显得单调少变，连沈约本人也束手无策，深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答陆厥书》）。而后，历经梁、陈，直迄隋亡，百余年间，经众多诗人共同努力，新体诗方日趋成熟。主要表现在篇制上五言八句渐占主流地位，对偶位置趋向于中间两联，“粘”^②式声律结构的诗作增多，乃至出现完全“粘”式声律的作品。可见，新体诗由逐步接近唐代格律诗，发展到俨如近体，成为唐代律诗之发端。

入唐以后，早于沈、宋六十年的王绩，就已写出了像《野望》这样成熟的五言律诗。它五言八句，中间两联对仗，采用“粘”式声律，完全与五律规格相合。故清人沈德潜评曰：“五言律，前此失严者多，应以此章为首。”（《唐诗别裁》）随后，上官仪总结归纳六朝以来偶对之法，创“六对”“八对”^③之说，将其程式化，对律诗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再后，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活跃于诗坛，创作了不少五言律诗，方使之真正流行开来。特别是“四杰”的一些作品，如王勃的五律《别薛华》，杨炯的五律《从军行》，已具严格规矩的律诗形式。他们的成功创作，为五言律诗的定型奠定了基础。难怪明人王世贞将“四杰”的五言诗称为“律家正始”（《全唐诗说》）。另外，与“四杰”同时的杜审言（杜甫祖父），五律、五排、七律、七绝均有佳作，其中五律尤为量多质高。故明末学者王夫之谓：“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薑斋诗话》）

然而，“四杰”及其以前的诗人，还是仅凭大家摸索出来的约定俗成套路进行创作，未能将律诗定型化。稍后于“四杰”的沈佺期和宋之问，均为初唐宫廷诗人，虽人品低下，却在诗坛上以律诗齐名，并称“沈宋”。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律诗的定型则是由他们来完成的。究其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客观上科举考试，要求作诗有统一的格式；主观上二人写有大量歌功颂德、点缀太平的应制诗，若以律体驾驭，则更显圆熟。如此这般，自然促使沈、宋必须重视总结前人和当代人应用格律形式的各种实践经验，并顺势定式地将其中成熟的经验肯定下来，形成规格，使作诗有明确的格律可以遵循。所以《新唐书·宋之问传》云：“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清人钱良择《唐音审体》则谓：“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

律诗定型后，唐人称之为“近体诗”，亦称“今体诗”，遂成为我国古代最为广泛采用的诗体。经诗人们的辛勤耕耘和其他社会条件的促成，诗歌创作空前繁荣，名家辈出，名篇林立，造就出有唐一代极盛的局面。

【注释】

① 对：诗律术语。取相对之义，指同一联内对句与出句平仄必须相反相对，即仄对平，平对仄。

② 粘：诗律术语。取粘连之义，指后联出句与前联对句平仄必须相同相粘，即平粘平，仄粘仄。

③ 六对、八对：据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北宋李淑《诗苑类格》谓：“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又曰，诗有八对：一曰的名对（笔者注：即正名对，又名正对、切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联绵对，‘残荷若带，初月如眉’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遂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是也。”

最早的著名诗歌革新者

中国最早的著名诗歌革新者，是初唐文学家陈子昂。

陈子昂（659—700，一说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出身豪族，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二十四岁登进士第。后诣阙上书，皇后武则天虽欣赏其胆识，却并不采纳其意见。不久，就任麟台正字。武则天初当政时，又上《大周受命颂》，得其重视，后升右拾遗（世称“陈拾遗”）。为人直言敢谏，屡次上书言事，非但常不被采纳，反受株连下狱。二十六岁和三十六岁时，曾两度出征边陲。特别是后一次，一再切直进言，不为采信，却遭降职。三十八岁时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对其加害，后陈子昂冤死狱中，时年四十二岁。有《陈子昂集》行世。

初唐，社会经济日趋繁荣，悠游无事，帝后多附庸风雅，赋诗粉饰太平。特别是太宗雅好文学，喜作艳诗，结交文士，弛情吟诵；武则天“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刘肃《大唐新语》），乃至游宴作乐，诏臣子赋诗，命昭容评选。一时齐梁糟粕，宫体余习，其流愈靡，遗风不绝。

最先逆遗风而动的，是饮酒五斗而不乱，自称“五斗先生”的王绩。他遭逢乱世，失意归隐，仰慕阮籍、陶潜，寄情诗酒。诗风清新质朴，恬淡自然，可谓超脱齐梁而返魏晋。清人翁方纲赞曰：“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石洲诗话》）尽管后来的陈子昂受其影响，但也只能是“不可多得”而终究难成气候。其后的“四杰”王、杨、卢、骆，曾起而反对“徐庾体”^①和“上官体”诗风。他们的一些作品，透露着清新刚健气息，较之“齐梁体”，在题材上有所开拓，形式上有所推进，虽对促进唐诗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仍然摆脱不了其束缚。这样，革除齐梁遗风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稍晚于“四杰”的陈子昂肩上。

陈子昂是初唐诗坛上最先起来提倡汉魏风骨、反对齐梁遗风的诗人。其可贵之处在于既有纲领，又有实践。他所撰《与东方左史虬^②修竹篇序》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逦逶（一作“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陈子昂的这番言论，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自己变革诗风的主张，即要求诗歌改变现状，继承《诗经》“风雅”的优良传统，恢复“建安风骨”的进步诗风，一扫六朝绮靡柔弱余习。文短精深，是一篇鼓吹诗界变革的宣言，对推动唐代诗歌健康发展，实有极大的反正与开拓之功。很显然，在这之后，李白的“复古”主张，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和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无不受到陈子昂这位唐代文学革新运动先驱的影响。

陈子昂传世诗作一百二十余首。代表作如《登幽州台》及《感遇》三十八首，集中地体现作者变革诗风的主张。且看《登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寥寥四句，俯仰古今，慷慨悲吟，孤愤尽抒，壮志难酬，可谓意境高远，气魄雄浑，犹如洪钟巨响，振聋发聩，成为陈诗中流传千古的名篇。明人杨慎评曰：“其辞简直，有汉魏之风。”（《升庵诗话》）《感遇》诗进制三十八首，由生平所见、所闻而抒发感怀。其中的一些优秀篇什，或抨击朝政之失当，或反映战乱之灾祸，或斥责人主之奢恶，或抒发自身之不遇。内容广泛深刻，格调慷慨幽郁，尽扫齐梁颓风。杜甫《陈拾遗故宅》赞曰：“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足见品位之高。陈子昂散文成就虽不及诗，但言之有物，朴实畅达，也体现了作者的“复古”主张，实开韩、柳古文运动之先河。

正因为陈子昂为唐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故古代著名诗人都对其格外推崇。韩愈《荐士》诗赞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杜甫称其为“雄才”（《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并曰：“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李白则誉其为“麟凤”（《赠僧行融》）。白居易将其与杜甫并提，在《初授拾遗》诗中云：“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元好问评曰：“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论诗绝句》其八）这些赞颂，陈子昂是当之无愧的。

【注释】

① 徐庾体：南朝梁代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风、文风。此体风格绮艳，但庾信作品的风格后期有所转变。

② 东方虬：初唐诗人。生卒年月均不详。武后时任过左史、礼部员外郎。《全唐诗》录存其诗四首，《全唐诗外编》补录一首。其《孤桐篇》为陈子昂盛赞，惜今已不传。

最早的著名七绝诗人

中国最早的著名七绝诗人，是初唐诗人贺知章。

贺知章（659—约744），字季真，一说字维摩。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少时即以文词知名。为人性格豪放，好饮酒，善谈说，并精于草隶。武则天证圣元年（695）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又迁太常博士。中宗神龙中（706年前后），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湖州包融，扬州张若虚、邢巨等人，以吴、越文词俊秀闻名于京师。玄宗开元初年与张旭、包融、张若虚合称“吴中四士”。开元年间，历任丽正殿修书、集贤院学士，迁礼部、工部侍郎，官终太子宾客、秘书监。

贺知章晚年，更加放旷纵诞，不拘礼度，自号“四明狂客”、“秘书外监”。世称“贺监”。平素遨游里巷，酒后吟诗作文，动成卷轴，卓然可观；醉后题辞，纵笔如飞，落笔精绝，爱好书法者视为珍品。天宝元年（742），在长安与比自己小四十余岁的李白结为忘年之交，呼这位大诗人为“天上谪仙人”，甚至解金龟^①换酒为乐，交谊极深。当时，太子宾客贺知章，与翰林供奉李白、左丞相李适之、汝阳王皇子李琎、侍御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左率府长史张旭、布衣焦遂等嗜酒成癖，被时人戏称为“饮中八仙”。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头两句“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便以调侃的笔调生动塑造出这位爷爷辈诗人滑稽而又可爱的醉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这位“四明狂客”狂放不羁的形象。天宝三载，贺知章病得恍恍惚惚，梦见自己游天帝居所，几天后醒来，上表请为道士，求还乡里。玄宗诏许，并赐镜湖剡川一曲和御制《送贺知章归四明》诗赠行，朝臣应制和诗者三十六人。临行之日，太子李亨率文武百官为其饯行。还乡不久，贺知章即因病辞世，享年八十六岁。

贺知章今存诗二十一首（《全唐诗》录其诗十九首，《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收诗二首）。诗风清丽疏放、清新通俗。诗以七言绝句为佳，不尚藻饰，无意求工，而时有巧思与新意。

七绝，又名七言绝句，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的一种优秀诗体。它形成于南北朝而兴盛于唐。此体“可算是最精粹的诗体之一，因为它以最经济的手段来表现最完整的意境或感情见长。当然五言绝句字数更少，但七绝虽然每句只比它多两个字，却显得委婉曲折，摇曳生姿，声辞俱美，情韵无穷，因而别有其动人之处”（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历来为广大读者特别是诗歌爱好者所喜爱。

七绝虽在唐以前就已形成，但在唐代却有一个发展、成熟、兴盛和变化的过程。孙琴安《唐人七绝选》称：“初唐时期，由于当时五言律诗和长篇歌行（即杜甫所说的‘王杨卢骆当时体’）特多，七绝很少，偶尔有些，也是‘音律未谐，韵度尚乏’（胡应麟《诗薮》），在格律和声调上成熟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初唐至盛唐间，虽然七绝数量较前已有所增加，但仍不多见。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如沈佺期、宋之问等，都以律诗闻名于世，七绝的成就并不高；陈子昂、张九龄等一首也不作；只有杜审言和张说的七绝较为可观。所以胡应麟说：‘盖初、盛间绝句，音节不谐，文义生强或有之’（《诗薮》）。一直到了贺知章、王翰手里，七绝的面貌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那种圆美谐和、流畅自然的音节声调，已经开了盛唐七绝的先声，对盛唐七绝风格的形成发生了作用和影响。”贺知章存世绝句仅有五首，数量虽不多，综上可知，他却是初唐到盛唐间一位重要的七绝诗人。在唐代文学史上，他被视为得盛唐七绝风气之先的作家。

贺知章的代表作七绝《回乡偶书》二首，写告老归乡之慨，却将深重的沧桑感寓于儿童笑问的生动情趣和故乡镜湖的秀美春景之中，语言浅显通俗，音节流畅而富有情致。特别是其中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句，于平淡中见出作者真功夫，成为千古名句。另一代表作七绝《咏柳》（又名《柳枝词》）是一首咏物诗，诗人设喻精巧生动，别出心裁地将早春杨柳比作美女碧玉，十分细腻传神；而“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则又加以极为奇特的想象，所喻妥帖而富有创意，成为传世名句。又七绝《采莲曲》，写得优美柔婉，另是一格。

贺知章有《贺秘监集》行世。今人王启兴、张虹有《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月版）。

【注释】

① 金龟：当时三品以上大臣所佩饰物，以显示官品级别。

最早评诗的女诗人

中国最早评诗的女诗人，是初唐著名女政治家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664—710），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人，祖籍在陇西上邦（今甘肃天水一带）。唐高宗时宰相、著名宫廷诗人上官仪的孙女。麟德元年，即婉儿出生之年，上官仪因替高宗起草将废武则天的诏书，被武后所杀；婉儿之父上官庭芝亦未能幸免。尚在襁褓之中的婉儿，随母亲郑氏配入内廷为奴。婉儿天生丽质，聪慧过人，通晓文词，明习吏事，十三岁时被武则天召入宫中，当场命题，让其依题著文。婉儿文不加点，须臾即成，且书法异常秀美。武后看后大悦，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封为高宗才人，并让其掌管宫中诏命。载初元年（690），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于圣历元年（698）起，又让其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盛。

神龙元年（705），还在武则天病重之际，曾被废的唐中宗复位，又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并进封昭容，还封其母为沛国夫人。此后，上官婉儿常劝说中宗增置昭文学士，广召当朝词学之臣。这些人的任务之一就是随皇帝和大臣们游宴，赋诗唱和，歌颂升平。此时，上官婉儿每每同时为中宗、韦后和长宁、安乐两公主代笔，数首并作，诗句优美，引得时人大加传诵唱和，一时朝廷内外吟诗作赋蔚然成风。对大臣所作之诗，中宗又令上官婉儿进行评定，名列第一者，常赏赐金爵，贵重无比。据《唐诗纪事》卷三“上官昭容”条记载：有一年正月三十日，中宗幸游昆明池赋诗，命随行百余人作同题应制诗《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并令上官婉儿评选出一篇最好的，以供谱曲。上官婉儿最后选取了沈佺期的诗。沈佺期与宋之问当时齐名，诗作难以区别高下。上官婉儿取宋而弃沈，评语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词气已竭，宋犹健笔。”原来沈诗的结句是“微臣雕朽质，差睹豫章才”，而宋诗的结句则是“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见此评语，二人心悦诚服。

上官婉儿在此后的岁月里，介入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且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终于招致杀身之祸。景云元年（710），临淄王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上官婉儿也被诛。

景云年间，睿宗追复上官婉儿昭容封号，并谥为惠文。开元年间，上官婉儿的作品被编成文集二十卷。此集今佚，《全唐诗》仅收其诗三十二首。

综上可见，尽管上官婉儿在初唐诗坛上评论诗歌等一系列活动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但她以在当时政坛上的特殊地位及文学活动中的特殊影响，在唐诗史上实有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对唐诗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女作家上官婉儿是这时主持风雅的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律诗时代的成立，她是很有力于其间的。”这一评价，至为公允。

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中国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盛唐时的孟浩然、王维。

唐诗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这时诗坛出现了两大诗派，即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前者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裴迪、常建、丘为、祖咏等人，而孟浩然、王维则是此诗派的领军人物。

孟浩然（689—740），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早年隐居家乡鹿门山，闭门读书，以诗自娱。开元十六年（728）赴长安，求仕无获。曾漫游江淮、吴越等地。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韩朝宗任山南东道采访使，欲荐孟面君，但因其与友人饮酒未赴而未果。二十五年，张九龄贬荆州长史，邀孟为从事。孟浩然不久辞职，仍归家隐居。二十八年，王昌龄来游襄阳，相见甚欢。当时，孟所患背疽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不幸食鲜疾发而卒。著有《孟浩然诗集》。

孟浩然是唐代大力写作山水诗的第一人。今存诗二百六十余首，多为五言，而以律诗和排律为多。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作品写的是田园村居生活。他的山水诗中，虽然也有对祖国山川壮观雄伟之景的描绘，但更多的却是表现大自然的清幽之景，如“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等，都是通过清幽之景衬托出山林隐逸者潇洒脱俗的情趣。他的山水诗中，还含蓄地表达欲出仕而不得的惆怅心情，如名篇《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短短四句，把江上月夜的景色描绘得生动别致，既有远景，又有近景；远景旷远迷茫，近景玲珑剔透。透过这景色，又勾起羁旅生活的新愁。诗人用笔简练，着墨素淡，却准确地捕捉住景物的特点和自己的感受，展现出一幅动人的秋江夜泊图。孟浩然的田园诗，把田园风光同自身的隐逸生活融合起来，抒写了他和农民的交往及乡村的景色。如另一名篇《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全诗几无藻饰，只是如话家常般娓娓道来，所写的又都是乡村中极为普通的田园景色与农家的日常生活。然而正是这些凡俗之景经过诗人的点染，便将作者那份悠闲、洒脱、与自然合一的情趣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出来。诗风自然清淡，运笔一气浑成，妙在自然流走，无刻画之迹，不求工而自工。故杜甫赞其诗“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其六），“往往凌鲍谢”（《遣兴》其五）。当然，也应该看到孟诗题材不够广阔，触及社会现实不多，艺术上也缺少变化，但它冲破了初唐诗歌应制、咏物的狭窄境界，更多地抒写个人怀抱，描摹祖国山川。所作《夏日南亭怀辛大》《秋登万山寄张五》《夜归鹿门歌》《与诸子登岘山》等诗均为传世名篇，《春晓》《宿建德江》《过故人庄》传诵尤广，给盛唐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对后世影响甚大。

王维（约699—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后迁家至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河东人。青年时期曾寓居洛阳与嵩山东溪。开元九年（721）中进士，任太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黄狮舞为皇帝享宴之乐，非对皇帝不舞）而坐罪，被贬为济州（今山东长清）司仓参军。开元二十三年，由宰相张九龄荐，任右拾遗，后调任监察御史。开元后期，出使凉州，为河西节度使幕府判官。天宝初，召为左补阙，历侍御史、库部员外郎、郎中。后遭逢母丧，加之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担心，于是长期退居长安郊外蓝田辋川别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天宝末，官至给事中。安史乱起，叛军陷长安，被迫受伪职。乱平后论罪，因陷贼时曾作《凝碧池诗》思念唐室，且其弟王缙请削己官为兄赎罪，故仅降职为太子中允，后复累迁至给事中，官终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退朝之后，过着参禅拜佛的隐居生活。著有《王右丞集》。

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成就最高的诗人，王维在开元时期就被公认为“天下文宗”“独步当代”。他现存诗近四百首，各体均擅，尤长五言律绝。他还是最早创作六言律绝的诗人，所作《田园乐》是由七首六言绝句构成的组诗，写自己退居辋川别墅与大自然亲近的乐趣，故又题作《辋川六言》。其早期有用世之志，所作边塞、游侠、抒怀诗气骨遒劲，具有盛唐蓬勃向上之进取精神；后期历经变乱挫折，思想消沉，奉佛持斋，所作则以描写山水田园景物、表达闲情逸致、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为主。王维的田园诗数量不多，仅十余首，通过对田园风光与隐士生活的描绘，曲折地表达出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官场的厌恶。他在诗中虽以陶潜自况，但陶潜是真隐士，又对劳动生活有一定的体会；王维则是亦官亦隐，所以他的田园诗往往在真情实感上尚缺乏陶潜那样的深度。他的大量诗作是山水诗，成就最高的也是山水诗。这是诗人对中国文学的最突出贡献。诗人用生花妙笔，勾绘出大自然丰富多彩的图画：有的气魄宏大、意境开阔，有的刻画细腻、引人深思，有的生动逼真，有的含蓄凝练。无论什么景色，在诗人笔下，都是那样形象鲜明，气韵生动。如名篇《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诗人用细腻的笔触，勾画月照、泉流、竹喧、莲动等许多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清新秀丽、优美和谐的秋雨之后的山色图，而其中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联，成为千古名句。此诗还把诗情画意与禅趣巧妙地融合起来，用一连串画面加以组接，又用潺潺的泉水声、竹林深处传来的浣女笑语声，衬托出一个超尘出世、静谧安闲的世外桃源。又如另一名篇《汉江临泛》（一作《汉江临眺》）：“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诗人从大处落笔，状写襄阳一带的壮丽山川，气势雄浑，意境空阔，其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一联，亦为千古名句。王维这位集诗、画、乐于一体的艺术大家，其山水田园诗还具有融通声画的特点。他的诗善于将色彩、线条、构图等表现形式融入其中，从而使作品具有较强的空间感、立体感，如《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是一幅初冬时节的山景图。在一片空濛的山色背景中，诗人淡淡几笔，勾勒出白石磷磷的小溪、鲜艳的红叶和无边的浓翠，便使画面色彩斑鲜明，富于诗情画意，而毫无萧瑟枯寂的情调。诗人还善于捕捉大自然的声响，并寓声于景，如“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细枝风响乱，疏影月光寒”（《沈十四拾遗新竹生读经处同诸公之作》），似乎能诱使读者发挥想象力，从文字中听出声响来。宋代大诗人苏轼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所评极为精当。综观之，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融禅理、画意、诗情于笔端，以自然精练、形象准确之语言，将自然美再现为艺术美，尤长于意境之创造，故杜甫称其“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其八），殷璠评云：“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所作名篇《终南山》《山居秋暝》《渭川田家》《观猎》《使至塞上》等均为传世名作，《相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尤其脍炙人口。王维诗中的佛、道色彩过浓，其人的艺术造诣，其诗的独特风貌，对后世影响很大。

山水诗晋代已见萌芽，至南朝宋谢灵运达于成熟。田园诗自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开创后，不断发展。到了唐代，山水田园诗更为繁盛。在孟浩然手中，山水田园诗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与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诗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山水田园诗在王维手中，则得到了一次总结和显著的提高。他的诗，既有精细的刻画，又注重完整的意境；既有明丽的色彩，又有深长隽永的情味；既包含哲理，又避免了枯燥无味的表述，而且风格多变，极富于艺术创造性，特别是富于视觉之美的艺术个性。

虽然王维、孟浩然都以描写山水田园见长，但两人之间也有所不同。孟诗虽有大自然清新宁静之美，却常含淡淡的伤惜之情，而王诗则不同，是一种静谧闲适、超尘绝俗的意境，并常含佛理。清人沈德潜品评二人时，称赞孟诗“语淡而味终不薄”（《唐诗别裁》），而王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说诗晬语》）。此一评论，至为公允。再者，同样是追求浑然一体的意境，孟的写景诗喜用简淡的笔墨，随意点染的表现手法，而王则讲究构图布局，设辞着色，常以彩绘的笔触传达出清丽丰润的美感。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由二人领军的这一诗派，与当时的边塞诗派交相辉映，同李白、杜甫一道雄踞盛唐诗坛，共同形成后人称羡的“盛唐之音”。中唐韦应物、刘长卿、柳宗元等山水田园诗多受其影响。

成就最高的七绝诗人

中国成就最高的七绝诗人，是盛唐时的王昌龄。

王昌龄（约690—约756），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登博学宏词科，授汜水尉。开元末，获罪谪岭南，遇赦返长安，改授江宁丞。天宝中，被谤贬龙标尉。安史之乱起，避乱江淮，为濠州刺史闾丘晓所杀。世称“王江宁”或“王龙标”。其诗以七绝见长，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边塞所作边塞诗最著。他的边塞诗气势雄浑，格调高昂，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王昌龄在开元、天宝年间诗名很大，有“诗家天子王江宁”^①之誉。他与孟浩然、李白、岑参、高适、王维、王之涣等人皆有交往酬唱。因为诗名卓著，唐诗选家殷璠编《河岳英灵集》，收二十四位诗人的作品，以王昌龄入选诗作最多，并作了很高的评价：“元嘉以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今昌龄克嗣厥迹。”

王昌龄的诗歌创作，尤以七言绝句最为擅长。他的七绝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写边塞、闺情和送别三类题材。其传世名作边塞诗《出塞》（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表现了诗人希望起任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事，使人民过着安定生活。全诗意气昂扬，含意深远，语言凝练，音调铿锵，深得历代评家推崇，被视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另一名作《从军行》七首，或叙边愁，或抒壮志，感情深挚，意绪悲凉，诗境阔大，气势雄浑，其中的佳句“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其一），“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其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其四），“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其五）等，久为唐诗爱好者所熟知。其闺情诗如《闺怨》《西宫春怨》《长信秋词》等，情致哀婉，语辞明丽。明人胡应麟谓“言情造极”（《诗薮》）。送别佳作《芙蓉楼送辛渐》中之名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更是千古传诵。其他如《采莲曲》二首，特别是其一“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用细腻精巧的比喻手法，描绘了荷花及采莲少女的美，但又不露痕迹，实乃神来之笔。而他的五古《塞下曲》《听弹风入松赠杨补阙》，七古《箜篌引》《城傍曲》等，风格亦高，均为后人所赞许。

后人常将其与李白并称，如明王世贞称他的七绝“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王昌龄与李白的七绝虽皆为“神品”，难以一争高下，但二人的七绝各具特色：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诗乃抒发情性之体，若确要分出高下，似乎诗评家还是略偏向于王，将其誉为“七绝圣手”。

王昌龄原有集，已散佚。今存诗一百九十余首。《全唐诗》编其诗为四卷，录诗一百八十多首，日人上毛河世宁辑《全唐诗逸》收有九首，王重民等所辑录《全唐诗外编》收有二首。今有明人辑的《王昌龄集》传世。

【注释】

① “诗家天子”可能是“诗家夫子”之误，因这在当时是犯忌讳的。但誉为“天子”或称为“夫子”，都足以显示其七绝在当时诗坛中的地位。

最早的外侨诗人

中国最早的外侨诗人，是盛唐时期由日本来华的晁衡。

晁衡（698—770），一作朝衡，字巨卿，原名阿倍仲麻吕，日本奈良人。玄宗开元五年（717），作为遣唐留学生，随日本遣唐使团来长安，易名晁衡，就读国子监。卒业后长期留居中国，历任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仪王友、卫尉少卿、秘书监兼卫尉卿。天宝十二载（753），受命为聘贺使，与鉴真和尚等随日本遣唐使返国。玄宗亲自写诗送行。李白、王维、储光羲等好友与之互赠诗作送别。船至琉球，突遇风暴，同船者多死。时李白闻其遇难，作《哭晁卿衡》诗哭之。晁衡却幸免于难，几经周折，又辗转返回长安。肃宗上元（760—761）间，授左散骑常侍，后历任镇南都护、镇南节度使等职。代宗大历初，罢归长安。大历五年（770）正月卒，时年七十二岁。

晁衡在中国学习和为官前后达五十四年之久，是日本侨居中国唐朝的著名诗人，惜其诗作多已散佚，《全唐诗》存其《衔命还国作》一首。《全唐诗外编》附录辑补其诗《思归》《望乡》二首。

作为中国最早的著名外侨诗人和中日两国杰出的民间大使，晁衡以他的非凡学识、高尚品德和敬业精神，赢得中国朝野的器重和信任，为增进中日友好、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而辛勤献身，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唐代边塞诗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中国唐代边塞诗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盛唐时的高适、岑参。

边塞诗是描写边塞地区景物，反映边防将士生活、战斗和思想情怀的诗篇。边塞诗先秦时已有萌芽，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成熟，隋朝时出现如杨素《出塞》这样颇有成就的诗篇。初唐时期边塞诗开始兴旺，“四杰”和陈子昂都留有不朽的诗篇。到了盛唐边塞诗异军突起，出现了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属于这一诗派的重要诗人还有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崔颢等人。高适、岑参并称“高岑”，是这群诗人中双峰并峙的人物，他们的边塞诗代表了盛唐边塞诗的最高成就。

高适（约700—765），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早先家境贫困。其人少时落拓，不拘小节。二十岁时赴长安求仕，未能如愿，乃浪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并以耕钓为生。开元十九年（731），北上蓟门，东出卢龙塞，意欲寻找报国立功机会，虽未找到仕进的机会，但对边塞生活有了亲身体验。开元二十三年，赴长安应试，未中第。天宝三年（744），与李白、杜甫会于梁、宋，登琴台，怀古赋诗。天宝八年，他再度来到长安，经宋州刺史张九皋推荐，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不堪“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使人悲”（《封丘作》）的官场生活，辞官西至长安。次年，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为左骁卫兵曹、掌书记。天宝十四年，安史乱起，高适以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潼关兵败，哥舒翰被杀，玄宗出走四川。高适入川求见，陈述兵败之因，深得玄宗赏识，被提升为侍御史、谏议大夫。肃宗即位后，他因参加镇压永王李璘事件有功，被任命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后因大宦官李辅国进谗，降职为太子少詹事。不久，因蜀乱未平定，被任为彭（今四川彭州）、蜀（今四川崇州）二州刺史。段子璋起兵叛乱，高适又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代宗即位后，于广德元年（763）召其回京，任命他为刑部侍郎，不久转升左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永泰元年（765），高适卒。世称“高常侍”。著有《高适集》，已佚。今有《高常侍集》行世。

高适今存诗二百四十余首，其中有一百七十余首是北上蓟门和浪游梁、宋这两个时期创作的。边塞诗四十余首，诗风质实浑厚，意气豪迈。内容充实深广，或抒从军出塞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或颂守边将士舍身卫国的壮烈气概，或写艰难困苦的军中生活，或绘塞外荒漠苍凉辽远的景象，或斥将帅的骄纵无能，洋溢着一股激越跌宕的诗情。唐诗选家殷璠谓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河岳英灵集》）。代表作《燕歌行》创作于开元二十六年（738），高度体现出盛唐边塞诗的时代精神，堪称盛唐边塞诗之冠。此诗几乎包含了所有边塞诗人笔下的题材。在不长的篇幅中，多方面且高度艺术概括地展示了当时的边塞战争和征戍生活，既写了边塞战争的酷烈及军旅生活的艰辛，同时又以冷峻的笔调揭露了军中将士苦乐不均的现实，诗中注入了作者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激情。当作品把豪壮之情推到高潮之后，作者又转而以哀怨深沉的笔调抒写征夫思妇深情的思念，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诗篇结尾呼唤李广（汉代名将）式的能体恤士兵的将领出现，托意深远。诗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刃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名句、佳句描述生动，读之凄恻动人。全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风格雄浑深厚、悲壮淋漓，语言质朴遒劲、跌宕激扬，再加以乐府歌行的体制，确实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高适边塞诗的特点。如果单就内容广度和思想深度而言，此诗在整个唐代边塞诗厂中是鲜有其匹的。

岑参（约715—770），原籍南阳（今属河南），迁居江陵（今属湖北）。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幼时丧父，家道中落，从兄就读，遍览经史。二十岁至长安，献书求仕无成，遂奔走京洛，漫游河朔。天宝三年（744），登进士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年，初次出塞，在安西（今新疆吐鲁番）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掌书记，但却颇不得意。天宝十年，返回长安。次年秋与杜甫、高适、薛据、储光羲同游晋昌坊慈恩寺塔（今西安南郊大雁塔），赋诗唱和，各抒所感。天宝十三年，岑参再度出塞，入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幕府，任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节度判官，报国立功之志更切，边塞诗名篇大多成于此时。至德二年，岑参闻肃宗至凤翔，便辗转到了肃宗身边，得到裴度、杜甫等人的推荐，被任命为右补阙。这年十月，随肃宗回长安。由于为人正直，敢于抨击权贵，他终遭排挤，于乾元二年（759）被调任虢州（今河南灵宝）长史。代宗宝应元年（762）以太子中允、殿中侍御史充关西（泛指故函谷关一带，在今河南灵宝东北）节度判官。广德元年（763），入为祠部员外郎，历考功员外郎、虞部、库部郎中。永泰元年（765）出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世称“岑嘉州”。当时蜀中大乱，岑参不得不于赴任途中折回。大历元年（766），剑南西川节度使杜鸿渐讨平蜀乱，表荐岑参为职方郎中兼侍御史。次年，岑参始赴嘉州任所。在嘉州仅一年左右，便被罢了官，东归不成，改往成都。大历五年（770），卒于成都旅舍。有《岑嘉州集》行世。

岑参今存诗三百六十余首，其中边塞诗占了大部分。在以写边塞诗题材著称的盛唐诗人中，岑参是留存作品最多的。在诗人的创作中，最光辉的时期是边塞生活时期。这些诗篇，抒写自己立功边塞、慷慨报国的理想，歌颂戍边将士保家卫国、艰苦奋战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写了边塞的风习和各族人民的友好相处，征戍者的思乡和将士的苦乐不均，大大开拓了边塞诗的创作题材和艺术境界。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岑参边塞诗奇峭超逸的特色：在描绘金戈铁马战斗生活的同时，诗人满怀激情地歌唱西北边塞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新鲜奇异的边塞风物和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漫天飘舞的飞雪、突兀炎热的火山、神异奇特的热海水、千姿百态的火山云、秀色媚景的天山奇花、婀娜多姿的民族舞蹈……都被一一收入诗篇。《白雪歌》《火山云歌》《热海行》《天山雪歌》《优钵罗花歌》《赤骠马歌》，仅仅是这些诗题本身就已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美不胜收。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其诗，谓“语奇体峻，意亦造奇”。代表作《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作于天宝十三年（754），为盛唐边塞诗名篇。诗的内容只着眼于一个“送”字。逢西境入寇，送王师出征；将士行军，艰辛备尝。全诗充满壮士豪气与爱国激情，读之使人感奋。诗中用语奇而又奇，夸张不同凡响，言风狂则“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述沙漠则“平沙莽莽黄入天”，呈示出岑诗语奇意奇境奇之独特风貌，为他人笔下所无，读来令人炫目惊心。

高适、岑参二人生平遭际有相似之处，年轻时都曾至长安求仕无成，都曾一度任卑职而终于弃官从戎，又都有着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二人的思想颇多相通之处，如对从军立功的向往，对边将骄纵无能的反感，对征人思妇境遇的同情，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二人的共性。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边塞诗有着共同的特点：以写作边塞战争为能事，一洗苦寒色彩，充满昂扬情调和激动人心的力量；扩大了边塞诗的表现范围，把丰富的生活图景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在作品中完美地呈现出来，为边塞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以七言古诗见长，尤其擅长七言歌行，把这一艺术形式驾驭得颇为得心应手。然而由于各自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不同，二人的边塞诗亦同中有异，各有千秋。一般认为，就思想价值而言，高诗更为深刻，大抵胜于岑诗；就内容广度而言，岑诗更为丰富多彩，大抵胜于高诗。就艺术表现而论，岑诗的艺术创造性更强，似乎高于高诗；就艺术风格而论，他们的边塞诗都写得豪迈雄壮，而高诗偏于雄厚，即常于豪迈雄壮之中显出厚重深沉，岑诗则偏于雄奇，即常于豪迈雄壮之中显出奇丽峻拔；高诗倾向于现实主义，常寓理于事，岑诗倾向于浪漫主义，常寓情于景。概言之，高、岑边塞诗呈现出的不同特质和风貌，已足以说明他们是唐代边塞诗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盛唐时的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后世称为“李翰林”“李谪仙”“李拾遗”。祖籍陇西成纪（今属甘肃），隋末其先人被流放到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市西南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唐时为安西都护府所辖），他即诞生于此。五岁时，随父李客（据推测为商人，富豪，且有文化教养）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少时即习读经史百家，吟诗作赋，精熟剑术，有着建功立业的思想。二十岁前漫游蜀中名山大川，曾在岷山隐居，并与隐士和道徒交往。此期诗作虽留存很少，但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嵋山月歌》等篇，可谓风格初露，已显出大诗人之潜质。

开元十四年（726），李白二十五岁时，怀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抱负，开始生平第一次大漫游。出峡年余，先在安陆（今属湖北）隐居，与高宗时宰相许圉师孙女结婚，开始“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曾与著名诗人孟浩然相交。开元十八年左右，曾一度抵长安谋求政治出路，结果失意而归。开元二十二年，和道士元丹丘同隐嵩山。开元二十五年，移家任城（今山东济宁），与鲁中名士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同隐于泰山东南之徂徕山竹溪，时号“竹溪六逸”。还曾与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吴筠结交。天宝元年（742），因吴筠和玉真公主（玄宗之妹）等人的荐举，加之玄宗久闻其名，被召入长安，供奉翰林。因《蜀道难》诗受到秘书监、诗人贺知章的激赏，被誉为“天上谪仙人”。皇上对其礼遇优厚，王公贵戚争相过从，一时名动天下。由于权贵的谗毁，加之不屑闲职，李白不到两年便上书请还。此次漫游其足迹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西入长安，北上太原，虽对社会生活多所体验，却未寻得政治出路。此期诗歌创作名篇迭出，自铸成家。代表作有《长干行》《蜀道难》《古风·大车扬飞尘》《行路难》《梁园吟》等。辞官离京后，李白漫游梁宋、齐鲁，南达吴越，北上幽燕，此乃其生平第二次大漫游。天宝三年（744），李白在洛阳与杜甫结为挚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在与杜甫的相交中，曾遇见另一诗人高适。是年冬，在齐州（今山东历城）请著名道士高如贵授道，继而正式加入道教。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应召入永王李璘（玄宗第十六子）幕府。同年肃宗李亨继位，王室内哄，李璘兵败被杀。李白受累入狱，所幸在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途中遇赦东还，而后流落于江南一带。上元二年（761），李白已过花甲之年，决定从军讨伐安史余孽，终因沉疴于半道病还。次年（宝应元年）十一月，病逝于族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家。广德二年（764），代宗不知李白已逝，曾诏授左拾遗。遗作由李阳冰编为《草堂集》，惜已亡佚。此期其诗名远播，蜚声天下。代表作品，安史之乱前有《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古风·羽檄如流星》《将进酒》《远别离》等，安史之乱后有《古风·西上莲花山》《永王东巡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

李白一生以大鹏自喻（作有《大鹏赋》），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己任，欲以个人声誉获擢用，而不依科举常例入仕。虽然他在政治上始终未能得志，但在诗歌创作上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存诗近千首。各体均工，尤擅形式比较自由的乐府歌行和绝句；律诗虽少，亦不乏佳作。作品内容丰富，有要求报效祖国、功成身退而发泄不得志之悲愤感情的，如《行路难》《将进酒》等；有揭露政治黑暗、忧虑国事的，如《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有蔑视权贵、鄙弃富贵的，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江上吟》等；有同情人民疾苦的，如《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等；有描绘高山大川自然风光的，如《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有歌唱爱情和友谊的，如《长干行》《赠汪伦》等。所作乐府歌行，感情激荡，形象雄伟，气势磅礴，色彩绚烂，常借用神话传说，多运用比兴夸张；所作绝句，感情真挚，形象明朗，意境含蓄，语言质朴，韵味深长。综观其诗风格，以豪放飘逸为主，也不乏明秀清新之作。作品热情奔放，想象丰富，骨气端翔，兴象超妙，含蕴深厚，自然浑成，既反映时代之风貌，闪烁理想之光辉，又表现独特之气质与个性。在唐代诗坛上，和杜甫诗歌一样，李白诗歌代表着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前人论及李白的历史地位，尊杜甫为“诗圣”，尊李白为“诗仙”。韩愈曾赞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李白的艺术创作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达到了浪漫主义艺术的顶峰，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后代许多优秀诗人，如苏轼、陆游、高启、龚自珍等，无不从他的诗中汲取营养。

有《李太白集》三十卷行世。今有瞿蜕园、朱金城编《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刊行本；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全八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刊行本。

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盛唐时的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曾祖父杜依艺任巩县（今河南巩义）令时，举家迁居巩县，他即诞生于城东二里的瑶湾。在长安时，曾寓居城南少陵，自称“少陵野老”，故后人称为“杜少陵”。在成都时，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人又称为“杜工部”。

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十三世祖杜预为西晋名将，曾封当阳侯；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著名诗人，曾任膳部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父杜闲曾官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和奉天（今陕西乾县）令。杜甫自幼聪颖好学，七岁能诗，九岁工书法，十五岁即在文坛崭露头角。他少年时期便有抱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杜甫二十岁以后的经历，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开元十九年（731）到天宝四年（745），称为漫游或壮游时期。他到过吴越（今江苏南京、苏州和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一些地区）。北归后于开元二十三年应进士试，未中。次年，又漫游齐、赵（今山东、河北一带）。开元二十九年，杜甫回到洛阳，在偃师西北首阳山下，修建窑洞作为住所。约在这时，与司农少卿杨怡之女成婚。天宝三年（744），在洛阳与大诗人李白相遇，结为挚友。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途中又与高适相遇，赋诗论文，游览狩猎，寻仙访道，情趣相投。后高适南游楚地，与二人作别。次年秋，杜甫在兖州辞别李白，转身向长安进发。此期诗作达数百首，今存仅二十余首，其中如《望岳》《画鹰》《房兵曹胡马》等，初显出早年的雄放诗风。《望岳》中歌咏泰山之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更展露出诗人之才华。

第二个时期是长安时期。杜甫从天宝五年至天宝十四年，在京城居住十年。他来长安，目的是求得官职，有所作为，但无论天宝六年应征考试，还是天宝十年献赋皇上，乃至平素投诗权贵，都毫无结果。最后，总算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一微末官职。然而，很快就发生了安史之乱。困顿长安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穷困屈辱生活，使杜甫更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也更认识到统治阶级的罪恶。这正是使他成为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契机。此期存诗一百多首，二百字以上的长篇并不鲜见，正表明诗人生活内涵的丰富和艺术驾驭能力的圆熟。其中《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均为名篇杰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就出在后一诗中。

第三个时期，是至德元年（756）到乾元二年（759），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乱起，安禄山叛军很快攻陷长安和洛阳。正在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的杜甫，得知肃宗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只身投奔，却于至德元年八月被叛军俘获，送往长安。次年四月，杜甫逃离长安，到达肃宗驻地凤翔（今属陕西），被任为左拾遗。不久，因疏救房琯竟遭审讯。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又收复洛阳。杜甫探亲归来，仍任左拾遗。乾元元年五月，因受朝廷政治斗争牵累，外调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次年，关辅饥荒严重，加之对政局大失所望，杜甫于是弃官西去，先后寓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而后，走上艰难的蜀道，于年底到达成都。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而衰，社会政治黑暗，战乱连年，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杜甫亲身经历，感受良深，写出多种多样的诗歌。此期存诗二百多首，且多为名篇杰作，如《悲陈陶》《春望》《哀江头》《北征》《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

第四个时期，是上元元年（760）至大历五年（770），漂泊蜀中和荆、湘时期。杜甫到成都后，在亲友帮助下，于上元元年春，在城西浣花溪畔建一草堂，总算得以栖身。由于友人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严武等人的照料，生活较为安定。宝应元年（762），严武应召入朝，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发动叛乱。为避兵祸，杜甫曾一度流徙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764），严武再度镇蜀，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杜甫才又返回，并被举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永泰元年（765），严武因病突然辞世。杜甫失去凭依，于是携家乘舟东下，先后移居云安（今四川云阳）、夔州（今四川奉节）、江陵、公安、岳州（今湖南岳阳）、衡州（今湖南衡阳）和潭州（今湖南长沙）。蜀中八年和荆湘三年的漂泊穷困生涯，使杜甫身体每况愈下。大历五年冬，一生关念苍生社稷的诗人，终于病逝于由长沙至岳阳的小舟中。此期创作颇丰，仅夔州一地未及两年即成诗四百多篇；流传下来的诗作数量亦最多，有千余篇；名篇则不胜枚举，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夜喜雨》《秋兴》《登高》《登岳阳楼》《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等。

杜甫被尊为“诗圣”，诗名与“诗仙”李白齐名，世称“李杜”。杜甫一生所写诗歌近三千首，存世的则有一千四百余首。杜诗题材广泛，反映当时社会面貌全面而又深刻，举凡朝政大事、重要战役、军阀混战、严重边患以及典型社会现象等，均有所反映，故被誉为“诗史”。其诗虽也存在忠君附贵、奉和应酬之作，但瑕不掩瑜。关注国家危亡、民生疾苦，忧国忧民，始终是杜诗的主旋律。杜诗艺术成就罕与伦比。风格以“沉郁顿挫”为主而兼具多种色调。此种“沉郁顿挫”之诗歌，与李白“飘逸豪放”之诗篇，堪称唐诗艺术之双璧。杜甫承继前贤，勤于探索，刻意求工，敢于创新，故而古近律绝、长篇短制，无不精切。特别应指出的是，其七律扩大了表现范围，使之真正格律精工而又题材丰富。至于新乐府、以诗论诗、以诗题画（指题画诗之狭义解释，即诗直接题在画上）则是其独创。笔者以为元稹赞之“尽得古今之体势”（《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苏轼誉之“集大成”（转引陈师道《后山诗话》）皆不足道。由于其诗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故完全可以认为，杜诗的创作成就，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达到了现实主义传统的顶峰。由于杜甫于唐诗具有集前代大成、开后世先路之作用，故在我国诗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对诗坛影响至大。后人往往取其一端加以发展，即可卓然成家，诚如《新唐书·杜甫传》（欧阳修、宋祁等撰）所谓“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大师，生前其作品并不为时人所重视，直到逝世四十年后，始见重于诗坛。特别是宋以后，研究越来越深入，版本传布越来越广。据统计，国内外印行的有关著述当在三百种以上。杜甫的诗歌成为祖国人民喜爱的文学遗产。杜甫不仅被中国人民尊敬，而且是世界人民敬仰的文化名人。^①

有《杜工部集》。后世注释杜集的著述极多，较为通行的有清人钱谦益、仇兆鳌、浦起龙、杨伧分别注释的《杜工部集笺注》《杜诗详注》《读杜心解》《杜诗镜铨》等。近人冯至、萧涤非等出版有杜诗选注本。

【注释】

① 1962年，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其定为世界文化名人。

古代最杰出的讽喻诗人

中国古代最杰出的讽喻诗人是白居易。这位中唐诗人也是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太原，曾祖父白温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遂为下邽人，而其诞生地则在新郑东郭宅。父白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及徐州、襄州别驾。

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五六岁习诗，九岁识声韵。约十一岁时，先到徐州，后到越中（今浙江）避乱。多年颠沛流离，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十五六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攻读，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为生活计，不得已而南北奔走。

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二十九岁，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结为挚友，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次年，白居易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今作“周至”，陕西县名）县尉。元和二年，娶杨氏为妻，授翰林学士。元和三年授左拾遗，元和五年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丁母忧罢官居乡农耕，贫病时则由老友接济。元和九年，丁忧期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为宰相武元衡遭人暗杀而上疏，请求捕凶。当政者却责其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行，遂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白居易被召为司门员外郎，升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再升中书舍人。翌年，因朋党争斗且朝政荒怠，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在任时，筑堤蓄水灌田，疏井以利饮用，造福一方。长庆四年，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元年（825），出为苏州刺史，亦颇有政绩。次年，因伤病请求休官获准。和离杭时一样，郡中士民依依不舍，夹道相送。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自大和三年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定居洛阳。除担任两年多河南尹外，余皆为分司东都之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闲职，并于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退休。晚年常饮酒自适，作有《醉吟先生传》，自号醉吟先生；与香山和尚结香火社，自号香山居士；还时与好友宴饮唱酬，特别与著名诗人刘禹锡唱和齐名，时称“刘白”。在闲适的生活中，他仍时常想到百姓。七十三岁时，还施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楫。会昌六年病终，享年七十五岁。因晚年官太子少傅，故世称“白傅”。卒后赐尚书右仆射，谥曰文，故世称“白文公”。葬于洛阳龙门香山。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后改名《白氏文集》），今存最早者为南宋绍兴年间七十一卷刻本。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有顾学颉校点本《白居易集》；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朱金城注本《白居易集笺校》（白氏全集向无注本，迄今而言则以此书最为完备）。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时期成就最大的诗人。作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曾提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创作理论，强调诗歌应当反映人民疾苦，针砭时弊，反对“嘲风雪，弄花草”^①而别无寄托的作品，主张“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②，“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将天子知”（《寄唐生》），从而发挥“补察时政”^③“泄导人情”^④的教育作用。他努力把自己的创作理论化为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白居易自己曾说过“诗到元和体变新”。这里所说的新，是指内容新（反映现实的力作增多）和格调新（平易通俗，浅切明直，成为新的风格流派）。他和同时代诗人一起开创的元和体^⑤诗，使中唐诗坛继“盛唐”而再盛就是明证。

白居易的诗作，流传下来的有近三千首，数量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他自己将这些诗分为讽谕（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诗人前期，即贬为江州司马之前，富有进取精神，体现“兼济之志”^⑥的讽喻诗占了诗歌创作的主导一面。此类诗虽只存世一百七十余首，却是白诗最精华的部分，《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揭露黑暗现象，同情人民疾苦。这些作品多直陈时事，痛砭时政，可谓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其中，《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促进中国叙事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部分讽喻诗，如《黑潭龙》《题海图屏风》《禽虫》等，则采用寓言诗的表现手法，托物寄志。后期，即贬为江州司马后，白居易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为“避祸远嫌，居官常引病自免，不再谔谔直言”（顾学颉编《白居易家谱·白居易行实系年》）。与之相适应，战斗性强的讽喻诗写得少了，而体现“独善之义”^⑦的闲适诗等则占了诗歌创作的主导一面。白居易的闲适诗，多写归隐田园的生活和洁身自好的志趣，虽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也宣扬了乐天安命的思想。白居易的感伤诗，以《长恨歌》《琵琶行》最为有名，内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成为千古传诵之名句。它们叙事完整曲折，形象鲜明突出，描写细腻生动，抒情浓郁入微，韵律流转和谐，词采绚丽圆美，成为我国叙事诗园地脍炙人口的名作。尤其是《长恨歌》中的大段抒情和心理刻画，写来淋漓尽致，缠绵悱恻；《琵琶行》中的状物摹声，比喻贴切，扣人心弦。难怪早在作者生前，此两诗岂止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更是传诵到了国外。清人赵翼大加赞赏，在其《瓯北诗话》中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杂律诗在白诗中数量最多，其中的一些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问刘十九》《暮江吟》《钱塘湖春行》等，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传诵不衰。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短章，虽为时人效尤，却多不足取。

白居易的诗歌风格，以平易通俗、质朴明直著称。虽然他的一部分诗作或格调低下，或语意太露，特别是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给后人以不良影响，但其成功之作，则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通俗的形式里，蕴含着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了诗人向民间文学和民间口语学习的成就。正因为白诗有着深远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风格，故而读者易于接受，以至“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的名声还远播国外。当时有新罗（今朝鲜境内）商人求得白诗原稿后，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就值百金；据说若有假冒，很快还能辨认出来。一位日本僧人，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内，至今仍被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影响巨大。从晚唐起，受其影响的诗人不可胜数。其中一些著名诗人，如皮日休、陆龟蒙、梅尧臣、苏轼、陆游、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其诗风的启示。另外，《长恨歌》《琵琶行》成为戏曲家们的张本，如白朴将《长恨歌》演变为《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洪昇则将其演变为《长生殿》；马致远将《琵琶行》演变为《青衫泪》，蒋士铨则将其演变为《四弦秋》。此等影响，则是别的大诗人所不能企及的。

【注释】

①②③④ 白居易《与元九书》。唐人喜以行第相称，元九，即元稹。

⑤ 元和体：指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诗歌的风格体式。有广狭两方面含义，前者指元和以来韩愈、元稹、白居易、张藉等开创的各种新体诗文，后者仅指元、白二人的长篇排律及中短篇杂体诗。

⑥⑦ 白居易《与元九书》：“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本之《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为仕途不顺利的时候，要保持个人品格；有了地位以后，要把惠泽普施于百姓。

新乐府诗的最早实践者

中国新乐府诗的最早实践者，是中唐诗人李绅。

李绅（772—846），字公垂。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后迁家润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他少有大志，性格刚直，聪明好学，早有诗名。三十五岁登进士第，补国子助教而坚辞不就。次年因触怒权贵下狱。后历任校书郎、右拾遗、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职。从政期间，业绩卓著，深得人心。但时逢“牛李党争”^①，数度受牵连，被罢过官，遭过贬谪。七十一岁时，自淮南节度使入朝拜相，封赵郡公。后复任淮南节度使。七十五岁时逝于任所，赠太尉，谥文肃。卒后，遭得势之牛党人物构陷，被诏削三官，子孙不得进仕。

两汉乐府诗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之作，并开创了长于叙事的传统。建安时期，曹氏父子“借古乐府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立下乐府演进首创之功。初唐少数诗人虽已自创新题，但往往不关时事，且未形成声势。既用新题，又写时事之风气肇于盛唐大诗人杜甫，其作品具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之特点。而后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及元稹、李绅等取法杜甫，以“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创作纲领，由白居易名之为“新乐府”。众皆致力于创作实践，从而完成了古题乐府向新题乐府演变的历史过程。

李绅是新乐府诗的最早实践者。他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乐府诗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全面革新，首创《新题乐府》诗二十首。元稹取其中“病时之尤急者”（《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继而和诗十二首。白居易又继之作《新乐府》五十首。元稹还在诗序中评价李诗“雅有所谓，不虚为文”。李绅的《新题乐府》虽早已失传，但从元稹和李绅原诗传注中，仍可看出有抒写宫女悲苦遭遇的《上阳白发人》，有讽刺统治阶级苟安贪乐而不收复失地的《西凉伎》，有描述边民“汉心汉语吐蕃^②身”悲惨境遇的《缚戎人》，还有反对回纥^③入侵的《阴山道》。它们反映现实，针砭时弊，都是“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现实主义诗篇，在新乐府运动中起了先导作用。

李绅也是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三十四岁初到长安，与元稹、白居易结识，即以诗文相交善。三十七岁任校书郎后，一起评品时政，探讨创作。三十八岁作成《新题乐府》，与元、白唱和，相互学习，共同推动新乐府运动向前发展。特别应一提的是，其早年所作《悯农》（一作《古风》）二首，虽创作于新乐府运动之前，但却可列为新乐府中优秀的代表作品，其中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更已铸为格言，传诵不衰。

李绅今存《追昔游诗》三卷、杂诗一卷，尽收《全唐诗》中，计诗一百三十余首。《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又补其诗七首、断句六。明人胡震亨评其诗云：“揽笔写兴，曲备一生穷泰之感，亦令披卷者代为怃然。”（《唐音癸签》）但其后期作品，思想境界不高，带有颓伤之感，反映现实已不如前。

【注释】

① 牛李党争：唐代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它反映了唐朝后期统治的腐败和危机。李绅与李德裕同在翰林共过事，情意相善，故被卷入。

② 吐蕃：我国藏族于7—9世纪在西藏地方建立的奴隶制政权。

③ 回纥：隋唐时代我国西北部的一个民族。

最具知名度的苦吟诗人

中国最具知名度的苦吟诗人，是中唐时的贾岛。

贾岛（779—843），字浪仙，一作阆仙，自称碣石山人。范阳（今北京附近）人。出身寒微。早年出家为僧，法名无本，后还俗。宪宗元和六年（811），在洛阳以诗谒见韩愈，颇受赏识。后又在长安结识孟郊、张藉、姚合等人，往还酬唱，诗名大著，但屡应进士试却不第。文宗开成二年（837），时已年近六旬，始授遂州长江（今四川蓬溪西）主簿，世称贾长江。后迁普州（今四川安岳）司仓参军，改授司户参军，未及受命而卒。有《长江集》十卷行世。今人李嘉言撰有《长江集新校》。注本有近人陈延杰《贾岛诗注》。

贾岛一生不喜和常人往来，《唐才子传》称他“所交悉尘外之人”。其人唯喜作诗苦吟，在铸字炼句上下功夫，著名的“推敲”典故就由其“僧推（敲）月下门”句而来；他也正因此而为世人所熟知。贾岛自称“苦吟客”，曾在《送无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下自注：“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足见其作诗锤炼字句之刻苦用心。

贾岛长于五律。其诗善取荒凉枯寂之境，抒一己穷愁幽独之情。诗风以“清奇僻苦”著称。诗中时有为人传诵之佳句，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题李凝幽居》），“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长江人钓月，旷野火烧风”（《寄朱锡珪》）。然而贾岛的诗也存在题材不广、雕琢过度及有佳句而少佳篇之弊病。

写作神仙鬼魅诗最多的诗人

中国写作神仙鬼魅诗最多的诗人，是中唐时的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祖籍陇西，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昌谷，后世称李昌谷。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但家已没落。他“细瘦通眉，长指爪”，童年即能词章，十多岁时，才华出众，名动京师，已以工乐府诗与先辈李益齐名。元和三年、四年间（808—809），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李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李贺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与李贺争名的人，就说他应避父讳不得举进士。韩愈作《讳辨》鼓励李贺应试，但他终不得登第。李贺后来做了三年太常寺从九品小官奉礼郎，郁郁不平。在京时，居崇义里，与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等为密友，常偕同出游。一小奴骑驴相随，背一破锦囊，李贺得有诗句，即写出投囊中，归家后足成完篇。母郑夫人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李贺后辞官归昌谷，又至潞州（今山西长治）依附张彻。一生体弱多病，愁苦抑郁，卒时仅二十七岁。李贺死前曾以诗分为四编，授其友沈子明。死后十五年，沈子明嘱杜牧写了序。昭宗时，韦庄上奏请追赐李贺进士及第，赠补阙、拾遗官职。但因宫廷发生事变，所奏被搁置。

李贺一生以诗为业，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他一生存诗二百四十余首，涉及神仙鬼魅题材的就达三四十首，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类神仙鬼魅诗，以其大胆、诡异的想象力，构造出波谲云诡、迷离惝恍的艺术境界，抒发好景不长、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曲折地表现出对现实的厌恶和否定。一写到神仙题材，他便插上想象的翅膀，以奔放热烈的浪漫主义情怀描摹神仙境界。王母娘娘、嫦娥等神话人物，银河、月宫等天国风光，出现在《天上谣》《梦天》等名作中，极尽奇丽谲幻之观。但他的诗也有另一种鬼魅世界的可怕描述：“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其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百年老枭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这也是后人称其为“诗鬼”的重要原因。李贺诗中多仙境鬼域，是因为极度坎坷的人生有时令他极度迷茫苦闷。“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等诗肯定了万事万物的变化，指出了沧海桑田、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神弦》《苦昼短》等诗更是直接写出神鬼的虚诞，矛头直指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唐宪宗，抨击他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荒唐。杜牧说“梗莽丘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是对这类诗篇的总评。

李贺这类神仙鬼魅诗的风格及某些艺术手法，对晚唐李商隐、温庭筠有着直接影响，宋人刘克庄、谢翱，元人萨都剌，清人姚燮等也无不受其陶冶。

晚唐最优秀的诗人

中国晚唐最优秀的诗人，是晚唐杜牧和李商隐。

在中、晚唐过渡时期，诗文领域一度有些冷落，到文宗开成年间，杜牧、李商隐等又一代优秀诗人崛起，再度开创了唐诗的新局面。

杜牧（803—852，一说卒于853年），字牧之，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又因曾任中书舍人，中书省别名紫微省，故人称杜紫微。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高门世族，祖父杜佑为中唐时宰相、史学家，著有《通典》二百卷。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早逝，从而家道中落。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登进士第，复举贤良方正，授弘文馆校书郎。为人刚直，不事奉迎，因遭排斥，为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幕僚十年。后迁监察御史，又受宰相李德裕排斥，出为黄州、池州、睦州刺史。李失势后，杜牧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后曾任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宣宗大中年间，官至中书舍人。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

杜牧有理想、有抱负，对现实十分关注。他对唐王朝的衰落深感忧虑，有志于唐室的中兴，曾表达了“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的远大抱负。他认真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尤喜谈兵，认为军事关乎国家的兴亡，主张削平藩镇，收复边疆，他的《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孙子注》都表达了这方面的思考。由于怀才不遇，生活上放旷不羁，他流连于酒市妓楼，成为晚唐时期有名的风流才子。

杜牧今存诗五百余首，是晚唐时期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虽然较之盛唐和中唐元和诗人，他在艺术上的开拓之功没有那么巨大，但还是为唐诗艺术增添了许多新的特点。晚唐诗人普遍格局不大，作品内容贫乏，体裁的运用也十分单调，而杜牧则诗歌内容丰富，并兼善众体。他对中唐元和诗歌的偏颇表示不满，既不赞成韩孟一派僻涩的倾向，也反对元白一派的流易之弊。他自述作诗的追求云“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他的诗歌追求高绝的精神趣味与峭拔的气势，而在艺术上则能融合古今之长，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杜牧的政治诗表现了相当丰富的现实思考。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势力减弱，强藩悍将拥兵自重，战争连绵不断，搅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生当唐朝末世的杜牧，面对藩镇的祸害和国家的危乱，心中忧虑，以一腔青年热血写下了《感怀诗》这篇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五古长诗佳作，鞭挞了藩镇的跋扈，揭露了朝廷的无能，绘出了唐王朝的一幅西山落日图，表达了自己空有雄心而报国无门的苦闷。这是他早年以政治为题材的一篇重要的抒情长诗，可与杜甫的《北征》、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媲美，向有“诗史”之称。五古长诗《郡斋独酌》，因有感于自己大半生仕宦漂泊，功业无成而作，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其中感慨深沉，然而却以明快旷达之语出之，颇见俊爽本色。七律《早雁》托物比兴，表现了对因回纥南侵而仓皇南逃民众的深切关怀；七律《河湟》，对国势衰微，无力收复河湟，表示了无限的忧愤，甚至渴望亲自参加收复河湟的事业。杜牧有志难伸，因此不少诗歌表达了他的牢骚不平，这些感愤激动的作品，塑造了杜牧诗歌奇崛的骨气。

咏史诗是杜牧诗歌中最有成就的内容之一。诗人用鲜明的史论笔法，通过追忆昔日辉煌以抒发末世的感伤，或寻找前人的覆辙以警戒当今，能从时代的变迁中参悟人生的哲理，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蕴藉的诗味之中。如《过华清宫三绝句》（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作讽刺唐玄宗为满足杨贵妃吃新鲜荔枝的欲望，而不惜令驿马传递的荒唐做法，语意辛辣，寄托了深刻的现实感慨。又如《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作者夜泊南京秦淮，隔江闻六朝时陈后主亡国之曲《玉树后庭花》，面对晚唐国势日颓，风气奢靡，念之与六朝垂亡颇相类似，不禁怀古伤今，感慨万千。杜牧议论史事，常有大胆的假设，从中流露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如七绝《赤壁》一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此诗由小见大，题咏历史上之重大题材。诗中回顾当年鏖战，慨叹周瑜侥幸成功。立意新颖，联想生动；反思历史，别出感慨。诗作从沉埋于沙土中的前朝断戟生发感慨，很巧妙地烘托了所要表达的情绪。在晚唐诗人中，杜牧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极大地发挥了绝句诗体的妙用，创作出许多有“二十八字史论”之誉的优秀作品，被称为“二十八字史诗”。

杜牧有些作品很有气势，格调也比较开朗。如七绝《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歌通过诗人的感情倾向，以枫林为主景，碧山、石径、农舍、白云、红叶、枫林，绘出了一幅色彩热烈、艳丽的山林秋色图。诗人一反历来秋景萧条的写法，使秋色显得生机盎然，让读者只感到隽永清新而毫无悲秋之感伤。又如五绝《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这首诗之好，在于写出长安高秋景色的同时写出了诗人的精神性格。它更接近于写意画。高远、寥廓、明净的秋色，实际上也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与外化。

然而杜牧毕竟生活在国事日非的晚唐，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感伤的情绪，常将峭拔的气格和惆怅的情绪联系在一起。如七律《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这首诗借重阳登高，抒发人生短暂，欢寡愁殷之叹，以旷达之语抒郁闷之情。再如七绝《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作品以开阔的视野，刻画江南春色的明媚绚丽，而其中通过隐藏在烟雨迷蒙中的寺院楼台，传达了历史兴亡变幻的沧桑感受，在开阔明媚的基调中又融入了反思历史的惆怅。

杜牧一生有很多时间是在繁华的江南度过，本人又是一个喜好声色歌舞的风流才子，其放荡生活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在诗歌中，但这些作品常能具有脱俗的格调。如七绝《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首诗虽是取材于友人携妓游乐的生活，但诗意清雅脱俗，深刻地传达了江南风物的巨大魅力。又如其七绝《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首诗前人多有指责，其实诗中流露出壮志消磨的无尽感慨。

从艺术上看，杜牧兼擅众体，他的古诗受到韩愈古诗的影响，善于叙事、抒情、议论，气格紧健，造句瘦劲。律诗和绝句的创作成就更为引人注目，其中尤擅长七绝和七律，又以七绝最为人称道。这些作品能于拗折峭健之中，有风华流美之致，气势豪宕而又情韵缠绵，把两种相反的好处结合起来。在创作特点上，杜牧的律诗和绝句善于从客观生活中提炼鲜明的画面，构成明快优美的意境，显示出意境创造的极高功力。如他的绝句，能在短短的两句或四句中，写出一个完整而幽美的景象，宛如一幅画图，或者表达深曲而蕴藉的情思，使人玩味无尽，而音节顿挫尤其安排得好。这些作品很好地借鉴了盛唐诗歌的意境艺术，而在构思的细腻巧妙上又体现出对中唐诗歌的继承。

总之，杜牧的诗，以豪爽劲健的气势、精美的语言、疏朗的神韵，形成豪爽俊逸、清丽明快的风格，加之特有的历史感所形成的诗的深远开阔的视野，构成了诗歌的特殊境界。《新唐书·杜牧传》称其诗“情致豪迈”；刘熙载《艺概》称其诗“雄姿英发”，胡应麟《诗薮》更以“俊爽”二字来概括其基本风貌，均为中肯之论。

李商隐（约812—约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后迁居郑州荥阳。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九岁丧父，生计艰难，学习刻苦。后由堂叔“亲授经典，教为文章”（李商隐《樊南甲集序》），故而学业精进。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十七岁，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爱其才，召入幕府为巡官，令在门下与子令狐绹等同学，并亲自教授骈文，故李商隐日后成为写作骈文的高手。文宗开成二年（837），由令狐绹推荐，得中进士。是年冬，令狐楚病死，李商隐失去依凭，于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为掌书记。王茂元对他大加赞赏，将女儿嫁给了他。当时正值“牛李党争”剧烈之时，李商隐先为“牛党”令狐父子所荐拔，后又做“李党”成员王茂元之婿，于是招致“牛党”忌恨，从此为党争所累，仕途坎坷，只得长期在外充任幕僚之职。特别是宣宗大中五年（851），中年丧妻，蒙受打击更甚，常抑郁寡欢，几欲出家为僧。大中十二年，从卑微小官任上因病回荥阳闲居，约于年底病故。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性格与心态。他所禀赋的才情，他的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使他灵心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而这种极度的悲剧色彩，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诗人崔珏与其素有交往，所作悼诗《哭李商隐》二首，对其悲剧性的人生评价甚当，诗中所言“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极切合其一生。

李商隐为晚唐大诗家，今存诗约六百首，多半属于吟咏怀抱、感慨身世之作。他以七律、七绝形式写成的抒情诗，尤其是无题诗，是其独特艺术风貌的代表。他的咏史诗情韵深长，善于突破“史”的局限，真正进入“诗”的领域，将咏史诗的创作往更具典型性、抒情性的境界推进。他的咏物诗托物寄怀，表现诗人独特的境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在物与我、形与神、情与理等类关系处理上作出了新贡献。

作为一流的诗人，李商隐诗不只是一味沉湎于自我的忧伤，专注于个体的心灵。他关心社会现实和国家命运，创作的各类政治诗不下百首，揭露当时的社会动乱和政治黑暗，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豪情壮怀。他的五古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笔触涉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民众困苦不堪的生活，抒发对国事的忧愤，阐发治乱“系人不系天”的治理观点。五古《有感》二首借汉事写“甘露之变”的历史，反映了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的局面，蕴含了作者对时局的忧虑之情。《重有感》与《有感》有直接的联系，议论的对象依然是“甘露之变”，故以“重有感”为题。这是一首感时伤世的七律诗。诗人迫切希望能铲除专政的宦官恶势力。该诗以律体议论时事，其沉郁之风直逼杜甫。七律《井络》反对藩镇割据。此诗描写蜀地这样一个有多种人杰地灵的盛迹可写的地方，却只选了井宿、天彭阙、剑山、夔江石、雪岭松、石牛道来写，选材是完全为“不要妄图凭借形势险要的蜀中进行割据分裂国家”这个主题服务的。选材可谓精当，描写可谓生动，角度可谓独特，立意可谓深刻，评论可谓精辟，令人叹为观止。七律《哭刘蕡》通过对被贬客死他乡挚友的伤悼，宣泄了忧国伤时的心情和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全诗风格悲壮，情感真切，既伤悼亡友，又为之鸣冤，深情而正义，感人肺腑。在为数较多的咏史诗中，称颂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批判荒淫误国的帝王，如《南朝》《隋宫》《贾生》《瑶池》等，皆为借古讽今之作。后期诗作多借助于写景咏物，慨叹身世潦倒和世运衰微，情调抑郁哀伤，如《乐游原》《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花下醉》等。

综上可见，其政治诗篇，咏史诗作，以及咏物抒情短章，无不展示出才华横溢的艺术风貌。然而，在当时和后世最负盛名的，却是他那别具一格的无题诗，并使之成为晚唐诗歌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李商隐流传于世的以“无题”命名的篇章有二十首，以诗歌首句前二字（或三四字）为题的有四十五首，取篇中或尾句数字为题的有二十六首。由此可知，他是我国创作无题诗最多的诗人。特别是他采用得最多的七律《无题》，以抒情的深细婉曲、意境的含蓄朦胧为主要特色，多取主人公内心独白的表达方式，很少叙写事件、人物和客观场景；根据表达复杂感情的需要，选择多种物象，进行精心的加工和组合，并打破一定的时空次序，做大幅度的错综跳跃；同时采用华美精丽而又含蓄新奇的语言，运用比兴、对仗、象征、暗示、双关、联想、用典等诸多表现手法，成就诗的朦胧美，可谓另是一种美感，另有一番情致，故而艺术上最成熟，最能代表其无题诗独特的艺术风貌。这些诗作题材各异，其中有实写爱情相思的，如“照梁初有情”“昨夜星辰昨夜风”；有明属冶游狎邪的，如“近知名阿侯”“长眉画了绣帘开”；有托喻友朋交往的，如“待得郎来月已低”“户外重阴黯不开”（此两首现题为《留赠畏之》，而较早选本中作《无题》）；有寄寓身世感慨的，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还有一些兴寄难明，托意在有无之间，颇难实指，如脍炙人口的那首“相见时难别亦难”朦胧诗。这些诗作尽管内容各异，但存在某种共通性，即大都以爱情生活中的悲剧性相思为主题，着重表现处于重重压抑之下难以舒展而又剪截不断的缭乱情怀，把爱情的吟唱与人生的感怀融成一片，从相思苦痛中曲折地透露出时代苦闷的心声，从而揭示出诗人的悲剧和时代的悲剧。

千百年来，李商隐的无题诗受到人们赞赏玩索，反复吟诵，其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乃千古传诵之名句。实因其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谐美，更是因其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而又余味无穷之故。由于写得深婉绵曲，引得注家解说纷纭，聚讼不已。争论的焦点在于言情之中是否另有寄托。

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积极影响在于丰富了诗歌的风格流派和艺术技巧。从婉约派词人到当代朦胧诗人，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都明显受到其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其部分诗歌存在的内容轻薄、旨意晦涩、典故堆砌等弊病，给后世诗界造成不良影响。

李商隐文集已佚，后人辑有《樊南文集详注》《樊南文集补注》等。诗集有《李义山诗集》。注本则以清顺治十六年（1659）朱鹤龄《李义山诗注》为最早。最受人称道的，是清冯浩的《玉谿生诗集笺注》。

杜牧、李商隐在晚唐诗坛齐名，故并称“小李杜”（以区别于李白、杜甫），但两人诗风有明显不同，李商隐七律成就最高，杜牧七绝写得最好，李商隐无题诗（爱情诗）最著名，杜牧则咏史诗最著名。从风格看，李商隐诗朦胧含蕴，词采华美，深情绵邈，杜牧诗豪健跌宕，词采清丽，雄姿英发。清人刘熙载讲：“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艺概》）。或者讲，杜牧诗俊俏，李商隐诗美丽（“李美杜俊”）。他们那美丽俊俏的诗歌是唐诗星天的一株晚霞。“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由于时代的原因和个人的遭际，他们情感上总免不了带有伤感和幽愤情绪。

古代最著名的少数民族女诗人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少数民族女诗人，是辽代契丹族的萧观音。

萧观音（1040—1075），枢密使萧惠（辽兴宗耶律宗贞母亲钦哀皇后萧耨斤弟）之女，道宗耶律洪基清宁元年（1055）被立为皇后。史载其“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被道宗誉为女中才子，颇受宠，视为红颜知己。

萧观音十四岁时就被当时的燕赵王耶律洪基封为王妃，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辽兴宗驾崩后，道宗继位。道宗伉俪情深，即使出外巡游打猎也常带着萧观音一起去。道宗多半时间在宫外山林旷野中度过，朝政被凭告密而平步青云的耶律乙辛把持。萧观音颇以为患，曾多次上书相劝，均不为采纳。日久皇上颇觉厌烦，渐渐疏远了她。萧后曾为此作《回心院》词十首。萧观音叫伶官赵惟一谱上乐曲，二人你弹我唱，丝竹相合，将词作的缠绵情致发挥得淋漓尽致。时间一长，后宫中关于皇后“出轨”的艳闻便传开了，不料就此种下了悲剧的根苗。

道宗大康元年（1075），萧观音之子、皇太子耶律浚始预朝政，耶律乙辛的很多计谋不能得逞，决心除掉太子，并设计一条斩草除根之计。他买通宫婢单登、教坊艺人朱顶鹤，并暗中派人作《十香词》，进一步构陷。萧观音看过《十香词》后赞叹不绝，感慨颇深，便写下一首《怀古》诗：“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皇。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恰巧诗中有“赵”“惟”“一”三个字，耶律乙辛以此为“证据”，指派单登向皇帝揭发皇后与赵惟一之间的“私情”。

道宗宣萧观音上殿。萧观音看见自己手抄的《十香词》及书写的《怀古》诗，哭着辩解亦无济于事。道宗一气之下，拿起铁骨朵朝萧观音打去，由于猝不及防，萧后几乎被打死。道宗还派耶律乙辛和辽北府宰相张孝杰查办此事。耶律乙辛对赵惟一施加钉子钉、炭火烤等种种酷刑，又捕风捉影把教坊艺人高长命抓来严刑拷打，两人都屈打成招。

道宗盛怒之下下令将赵惟一灭族，立斩高长命，勒令萧观音自尽。萧后悲愤交加，含泪写下了一首《绝命词》后自缢而死。

大康三年（1077），耶律浚被耶律乙辛派出的刺客暗杀，年仅二十岁。道宗病死后，因没有儿子，遗命长孙耶律延禧（即天祚帝）继位。延禧即耶律浚之子，追封萧观音为宣懿皇后，与辽道宗合葬庆陵。追尊耶律浚为顺圣皇帝，庙号顺宗。

萧观音存世之作不多，仅有《伏虎林应制》《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回心院》等六题十五首作品。体裁则有五种，其中五律一首、七绝二首、骚体诗一首、词十首及疏奏一篇。虽不能说众体具备，但也称得上是品种繁多，她用五律、七绝来奉和应制，直抒胸臆；用体制较长的骚体来表露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用词来表达女性特有的幽怨之情……由此可见，萧观音学习汉诗还是颇有成就的。作品所体现的体裁各异、题材多样、善于用典等特点又反映出她对汉文学的深入了解及辽人对汉文化的吸收，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又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因而后人对萧观音作品的评价颇高。

七绝《伏虎林应制》和五律《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是两首在辽诗坛上较有影响的政治诗。前者笔力雄健，善用比喻和夸张手法，主要是歌颂辽国的强盛以及道宗的声威；后者内容典雅庄重，对仗工整，鲜明地表达了辽国君臣齐心协力实现文治理想的决心。二诗分别赞颂了辽国的“武功”和“文治”，可见她身为皇后的豁达心胸，高瞻远瞩，且诗风豪迈，极具阳刚之美。

《回心院》词十首，以扫深殿，拂象床，换香枕，铺翠被，装绣帐，叠锦茵，展瑶席，剔银灯，爇熏炉，张鸣筝等十种日常生活的细节为题来写，联章铺叙，反复咏叹，期盼重新获得宠幸。这些词作情思细腻而幽深，缠绵而哀婉，充分表达了作者心境的悲凉和惨淡。在其存世的作品中以此闺情词最为著名，可谓是压卷之作。

《绝命词》这首骚体诗表现了她临死前悲痛矛盾的心理活动，却也可见其思想的豁达、个性的刚毅。全诗直抒胸臆，感情强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语言浅直，音节急促，与诗中强烈的感情相适应。

萧观音作品见载于王鼎所撰《焚椒录》中。《焚椒录》有“续百川学海”本﹑“津逮秘书”本﹑宛委山堂“说郛”本等。

存诗最多的爱国诗人

中国存诗最多的爱国诗人，是南宋中期的陆游。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家学源远流长，祖父陆佃做过王安石的学生，是知名的经学家，父亲陆宰也是学者和藏书家。钦宗靖康年间，金兵大举南侵，北宋都城汴京沦陷，二帝被俘，这就是两宋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靖康之难”。陆宰被迫率全家逃难，尚在襁褓中的陆游此后便有了九年的流离生活。“儿时万死避胡兵”的痛苦经历，长辈们回忆南渡，“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苦，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跋傅给事贴》），这些都给陆游幼小的心灵埋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少年时陆游便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雄心壮志。

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到临安参加科举考试，名列第一，位于权相秦桧孙子之前，触怒了秦桧。次年礼部复试，陆游虽名列榜首，终为秦桧黜免，秦桧死后三年才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孝宗即位后，赐进士出身，历任健康、隆兴、夔州通判。隆兴二年（1164），陆游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时，被主和派以“交接台鉴，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宋史》本传）的罪名罢免了官职。乾道八年（1172），陆游抵达南郑，参加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府。其间八个多月的从军生涯成为诗人重要的人生经历，他为此写下了许多“寄意恢复”的爱国诗篇，结集为《剑南诗稿》。淳熙五年（1179），陆游离川东归，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任职，终因坚持抗金复国，不为当权者所容而罢官。此后二十余年，居故乡山阴。宁宗嘉泰二年（1202），一度出修国史，升宝章阁待制，岁余，又以韩侂胄北阀失败再被弹劾去职，归老故乡。闲居山阴时，陆游写下一些充满优美田园风光的乡土诗，表现出诗人对农村生活的热爱，但实际仍心系国家。年届八十高龄时，陆游写诗为晋京的辛弃疾送行，“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送辛幼安殿撰造朝》），希望辛弃疾以国事为重。在仕宦生涯中，陆游多次受到政敌的攻击被罢官免职，即使从曾担任过的职务来看，也大多是闲职，但他始终坚持自己抗战北伐的爱国主张。嘉定二年十二月，八十六岁的老诗人临终前吟出一首绝笔诗《示儿》，怀着不能亲眼看到国家统一的深深遗憾，满腔忧恨地离开了人世。

陆游诗、词、文皆善，尤以诗歌成就为高，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其中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陆游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中热烈地赞颂陆游，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八百余年来，他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国优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等，一直被广为传诵。

陆游的作品，今存“四部备要”本《陆放翁全集》，分《剑南诗稿》附逸稿、《渭南文集》和《南唐书》附音释。“四部丛刊”本有淳熙十四年刊本十卷、明汲古阁刊本等。今人钱仲联有《剑南诗稿校注》。《渭南文集》有宋嘉定十三年刻本和明汲古阁本。

成就最高的田园诗人

中国成就最高的田园诗人，是南宋中期的范成大。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髙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徽州司户参军、圣政所检讨官、秘书省正字等。乾道六年（1170）奉命使金，保持民族尊严，不辱使命而归，受到朝野称赞。后又任静江、成都、明州、建康等地长官，为官颇有政绩，深得民心。淳熙五年（1178），任参知政事，仅两月，因与孝宗政见不合便去职。淳熙九年，归隐故乡苏州石湖。他是南宋诗坛四大家之一，与陆游、杨万里、尤袤齐名。著有《石湖集》一百三十卷及《揽辔录》《吴船录》《桂海虞衡志》等。

范成大今存诗一千九百余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主要可分为三类：使金诗、民生诗与田园诗。三者之中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田园诗成就最高。代表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可谓成就了他“田园诗人”的盛名。在这些诗作中，他一反田园诗以表现闲情逸志为主的传统写法，不仅形象地展示了江南田园风光的优美画卷，而且描述了农民艰辛的生活及勤劳淳朴的美德，流露出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和对农家生活的欣羡。如《夏日田园杂兴》其一：“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梅子泛黄，菜花飘香，蜻蜓蛱蝶飞舞，衬托出农舍的静谧。初夏江南景致，被表现得色彩夺目，生机蓬勃。又如千古传诵的“昼出耘田夜织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夏日田园杂兴》其七），“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秋日田园杂兴》其八）以轻快流畅的笔调，写出多彩多姿的劳动场面，字里行间也体现了诗人对劳动生活的由衷喜悦。

极为可贵的是，范成大不仅能倾注全力把山川田园作为审美对象来描绘，而且在山光水色、竹篱茅舍的图画中织入了诗人对国事的忧虑和民生疾苦的关注。诗人反映了历代田园诗人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在生动描述江南农村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展现农村各个侧面生活情形的同时，把对江南农村自然景色的描写和对封建剥削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而赋予闲适静美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田园诗以深刻的思想内容，这是范成大田园诗的空前创举。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夏日田园杂兴》其十一）写农民破产，无力交租，种不起粮食才“种水”，谁知官绅的榨取竟如此无孔不入，“种水”也要收租。显而易见，范成大的田园诗，与那种隐逸闲情的田园牧歌，是大相径庭的。

范成大的田园诗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较前人大为突破，在形式、风格上也有所创新。

范成大早年受江西诗派影响，喜拟古求巧，刻意出奇，后来在创作实践中，悟到路子走得不正确，遂摆脱羁绊，另辟蹊径。他把新乐府、竹枝词二者的精神，巧妙地和田园诗结合在一起，改造并提高了传统的田园诗，赋予它新的生命。在形式上他不用古体，改用七言绝句。诚如王锡九在《论范成大七言古诗的艺术渊源》一文中所说：“范成大七古早年学习李贺、王建、白居易、‘江西诗派’诗法，晚年归隐石湖后效仿白氏‘长庆体’，更成了他七古创作的一个突出现象。同时，李白、苏轼也是范成大学习、效仿的重要诗人，并从民歌中汲取营养。经过转益多师，融会各家之长，终能‘约以婉峭，自为一家’。所谓婉，指其七古婉转流畅，清新秀丽而言;所谓峭，则指其峭健疏宕，雄健爽朗而言。这两者的结合，使范成大的七古婉而不坠于柔弱，峭而不过于奇崛，甚得冲融中和之美。”

在艺术风格上，范成大田园诗大率以清新、温润、精雅为主要特色，他于前辈著名诗人，几乎无所不学，正如周汝昌在《范石湖集前言》中所说：“歌行古风，摄神太白，山川行旅，取经老杜，七律极有樊川英爽俊逸之风，五律时得武功细腻旖旎之格;乐府力追王仲初逋峭之姿;绝句颇擅刘梦得竹枝之调。”就是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创新提高，在宋诗中他才卓然成为名家。内容充实丰富，艺术手法与风格势必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多样风采，这一点正是范成大诗歌成功的奥秘所在。

总之，范成大的田园诗突破了历来田园诗注重山野风景寄寓隐逸思想的樊篱，重在从生活中汲取素材，全方位地描写农村生活的面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开一代诗坛风气，为后朝历代诗坛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金代最杰出的诗人

中国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先祖是鲜卑族贵族拓跋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始改姓元。七岁能诗，人称“神童”。早年以《箕山》《琴台》等诗名震京师。宣宗兴定五年（1221）进士及第。哀宗正大元年（1224），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材郎、充国史院编修。后曾做过几处县令。正大八年秋，在蒙古军包围汴京（今河南开封）前夕受诏入都。天兴元年（1232），困居围城，任尚书省掾、左司都事。天兴三年，金亡，决心不再当官。此后二十余年，主要致力于金代史料的搜集，并编纂成金诗总集《中州集》、金词总集《中州乐府》（附《中州集》之后）、《壬辰杂篇》（已佚）、《金源君臣言行录》（已佚）等著述。元宪宗七年（1257）九月，卒于获鹿（今河北鹿泉）寓舍，归葬故乡系舟山下山村（今忻州韩岩村）。

元好问是金代最有成就的文学家，在诗、文、词、曲、笔记小说、理论批评等诸多方面均颇有建树，而以诗的成就最大。其诗今存一千三百八十余首，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各体兼备，风格各异，可谓上承汉魏建安风骨，近学唐人风雅传统，代表着金元之际诗歌的最高水平。

元好问的诗歌创作，在他的文学活动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他生活的年代，正值金、元易代之际，战乱频仍。国破家亡刻骨铭心，使得诗人抒发出自己内心的悲慨，写下了为数不少的丧乱诗。如《歧阳》其二中写道：“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四也写道：“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语调哀伤悲愤，凝结着战祸在诗人心灵上造成的极大痛苦，并宣泄了对那些抵御无策的群臣强烈的不满。再如《外家南寺》中云：“眼中高岸移深谷，愁里残阳更乱蝉。去国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记当年。”抚今追昔，充满人事变迁，家国兴亡的感喟，辞不胜悲。《癸巳五月三日北渡》《续小娘歌》《出都》《卫州感事》等，都为这一类忧国伤时之作，感情真挚凄切，格调沉郁悲凉，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类被称为“史诗”的丧乱诗，正是元诗的精华所在。清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中曾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便是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元诗的风格特点。

元好问除丧乱诗外，有吟咏河山的山水诗，有借物抒怀的咏物诗，有忧时悯乱的感怀诗，有思家心切的乡愁诗，有村居生活的田园诗，有诗酒往来的唱酬诗，等等。他多采用最为擅长的七律或七绝诗体，可见多才多艺。其中不乏“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颖亭留别》），“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其一），“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三十首之一）等历来脍炙人口的名句。

元好问的诗学观点，主要见于所撰《论诗》绝句三十首。组诗以绝句形式评论从汉魏到宋代的许多重要诗人和诗歌流派，总结诗体流变规律，为文学史上的正体和伪体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元氏论诗强调“正体”，尊崇“风雅”，提倡“真淳”与“天然”，崇尚刚健豪放的诗风，反对苦吟、斗靡、务奇、求险的创作态度，不满柔艳软媚的诗歌格调，厌弃“暗中摸索”的创作方法与心口不一的作家人格，其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有《元遗山先生全集》传世。今人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的《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版）是迄今收录最全的版本。

最著名的抗元爱国诗人

中国最著名的抗元爱国诗人，是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英雄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初名云孙，字天祥。后改名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举进士第一，后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加封少保、信国公。恭帝德祐元年（1275），元兵南侵，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并以家产充军资，后入卫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次年临安被围，他受命赴敌营谈判，不屈被拘。后于镇江脱险，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方由海道辗转至福建。景炎元年（1276），在福州拥立端宗赵昰力图恢复，起兵抗敌。次年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不久，为元重兵所败，在突围中与家室离散，乃退至广东继续抗元。祥兴元年（1278），端宗病死，赵昺继位。文天祥驻守于潮阳一带，阻击元军。同年冬，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遭元兵包围，虽奋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后被押至元大都（今北京），囚禁近四年，经受威逼利诱，始终持节不屈，终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在柴市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七岁。有《文山先生全集》传世。

文天祥诗、文、词均有成就，而以诗为最。今存诗八百余首。诗歌创作以临安陷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二百余首，多咏物应酬之作，诗风比较平淡，佳篇甚少。一般认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题碧落堂》《夜坐》《生日和谢爱山长句》等；后期五百余首，由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和亡国被俘的惨痛经历发而为诗，满腔悲愤，忠义凛然，成就辉煌，堪称“诗史”。风格上，后期诗主要学杜甫，沉郁悲壮。其主要作品分别收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及《吟啸集》中，内容多记述战斗生活，表现爱国精神以及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扬子江》中“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一联，说明《指南录》命意，亦见其忠贞不渝之心。《过零丁洋》概述斗争经历，最后一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现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笔力千钧，掷地有声，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金陵驿》（其一）结尾两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表达生死不忘故国之情，字字血泪，感情忱挚。《正气歌》以正气贯穿始终，记述在狱中战胜种种污秽腐臭气息的侵袭，赞颂历史上忠臣义士的高风亮节，展现自己坚贞刚毅的节操，情感真切，笔墨酣畅，震撼人心，是一首用生命和热血谱写的“浩然正气”的颂歌。文天祥也能词，但仅存十余首，内容、风格一如其诗。《酹江月·和友驿中言别》《满江红·代王夫人作》等，感情沉痛，意气激昂，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其“风骨甚高，亦有境界”。

文天祥爱国诗篇最大的特色，是字字句句发乎情而直抒胸臆。他的诗是“烈士诗”而不是一般文人诗，故不假修饰即能感人肺腑，动人心魄。诗作风格即便迥异亦同样感人。如《过零丁洋》诗风刚健，慷慨悲壮，气贯长虹，使人激昂奋发，而《金陵驿》诗风柔婉，沉郁苍凉，回肠百折，令人低徊感叹。在此须大书一笔的是，当宋末“文体破碎，诗体卑弱”（元代长谷真逸辑《农田馀话》）之时，文天祥以忠义奋发之情发而为诗，不只为宋诗增添了光彩，且使后世爱国仁人志士受到了鼓舞。

明代最杰出的诗人

中国明代最杰出的诗人，当数元末明初著名诗文家高启。鉴于高启在诗歌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后人尊称他为“明初诗人之冠”，而且历代诗评家也都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誉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即明代首屈一指的诗人；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推崇他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清末陈田编撰的《明诗纪事》更是夸赞“高启天才绝特，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冠绝一时也”；而革命领袖、诗人毛泽东干脆把高启称作“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早年居家郡城北，先后与张羽、徐贲、王行、高逊志、宋克、唐肃、余尧臣、吕敏、陈则诗酒相娱，号称“北郭十友”。又与杨基、张羽、徐贲并称“吴中四杰”。无论在“十友”或是“四杰”中，其诗才皆在他人之上。

元末，张士诚占据苏州，曾广召文士，杨基、徐贲、高逊志等人都被召入张士诚幕下。而高启虽与当时显要人物参政铙介、参军蔡彦文等关系密切，但并没在张氏手下任职，而是移居吴淞江畔之青丘，自号青丘子，过起隐逸的生活。

明洪武二年（1369），高启应召纂修《元史》，次年授翰林院编修，复命教授诸王。朱元璋拟委其任户部右侍郎，他自陈年少担当不了重任，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自给。苏州知府魏观在元末称王的朱元璋死对头张士诚宫殿旧址重建郡衙，有人诬告其有反心，魏观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上梁文》，其中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遂受株连遭腰斩，并截为八段，时年三十九岁。

高启的诗歌创作从学习古人入手，主张兼师众长，通过学习汉、魏、晋、盛唐以及宋元诸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自成一家。他说：“夫自汉魏晋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高启《独庵集序》）在提出兼师众长的同时，他还强调创作上的有感而发，认为只有把古人诗歌艺术形式上的优点与自我内心真实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才能创作出风格卓著而又独具强烈个性的作品。高启在《王仲廉哀辞并序》中说，王仲廉当元末兵荒马乱之时，“家居治田业，不复言仕。事有所感，则发为歌诗，辞亢音激，读者知其有志，非甘遂泯泯者”。在这里，高启所注意的正是王仲廉的“感”而成诗。

高启的大部分文学活动是在思想控制较为宽松的元末，许多诗作体现了元末的文学精神，反映出当时的士大夫欣赏雄健昂扬、俊逸儒雅之美的审美趣味。如他作于至正十八年（1358）的七言歌行《青丘子歌》，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生活志趣，而且描绘了自身从事诗歌创作时的精神状态。诗人以近乎浪漫的笔调自述恃才傲物的疏狂个性，既表现了全身远害、淡泊自甘、争取自由发展的处世态度，也反映了把写诗作为平生最重要的事业而自得其乐的情景。在寻诗觅句中，诗人超越了现实的羁绊，沉浸于一个与乱离之世截然不同的自我精神世界。此诗构思奇妙，想象大胆，诗笔奔放矫健，自三言、五言、七言至十四字的长句，错落有致，深受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日本著名汉学家近藤元粹称之“奇想自天外来，匪夷所思，有李谪仙之口吻”。此类述志抒怀之作在高启的诗歌创作中为数不少，如《寓感》二十首、《咏隐逸》十六首、《秋怀》十首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叙写了个人的生活志趣，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

咏梅是高启诗歌中的重要题材。他的七言律诗《梅花》九首不仅继承了传统咏梅诗的写法，塑造出孤高、隐逸的梅花形象，而且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心态变化融入梅花形象，使之突破传统的束缚，赋予梅花崭新的情感内涵，具体表现为孤高中的激愤之情、乱离惊惧之感和故友挚交之谊，从而打破了两宋以来重复单调的咏梅模式，为咏梅诗的发展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难怪毛泽东记起“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诗句，一日三次致信秘书田家英，请其查找作者和诗文。结果查得此诗为高启《梅花》九首中的第一首。诗人以瑶台仙姿赞梅超凡脱俗，以高士、美人歌梅孤傲高洁，以疏影、残香怜梅澹泊自爱，突出了梅花高洁坚贞的精神，可谓写梅独摄其魂，确有不俗之处。

高启有一部分诗作反映了元明交替之际动荡、酷烈与艰难的生活场景，抑郁沉重的时代心理。如《吴越纪游》中，《过奉口战场》“上有饥鸢声，下有枯蓬根。白骨横马前，贵贱宁复论”写由战乱带来的灾难；《始发南门晚行道中》《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登海昌城楼望海》等，描写了艰危环境下人们“谋生复多饥”“但恨时非平”的痛苦不安的感受。这些作品皆源自诗人亲身经历，具有厚实的生活基础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入明以后，高启曾对新王朝怀有热情，曾歌颂刚刚统一的国家所显示的百废待兴的景象，如洪武二年（1369）在京都任史官时所写的七言古诗《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此诗为吊古遣怀之作。作者以长江天险为视点，从南北分裂着手，历数前朝旧典，抚今追昔，赞美新都金陵的雄伟气势，表达他对祖国重新统一的喜悦之情，末尾几句颂圣中包蕴着对于统一给人民带来安定富足的期望。全诗波澜壮阔，笔墨酣畅，尤其是描写静物而能写出飞动之势，可谓李白嫡传；然细细品味，于豪迈奔放的气势中透露出沉郁苍凉的意味。可见，在高启认同明朝统治的同时，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已经在他心中投下了阴影，而且这种阴影越来越使他不安，常怀有宦海覆舟之忧，其诗作由此“发端沉郁，入趣幽远，得风人激刺之旨”（《高青丘集》附顾起纶评语）。

高启的乐府诗大多是依照旧题拟作，但时能别出新意，另有一小部分则是自立新题，描绘农村现实生活和民间的风俗，颇有朴素真实的风土气息，多为上乘之作。如《养蚕词》写蚕家临收茧时的繁忙生活，展现出一幅有浓郁地方色彩的风俗画。最后一句“又是夏税相催时”为画龙点睛之笔，点明农民的劳动果实将被统治者所掠夺。又如《牧牛词》采用以乐写哀的笔法，尽力渲染牧童嬉戏之乐景，牧童与牛相得之乐趣，最后则以结句“但恐输租卖我牛”点明牧童心中之忧，可谓是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普通农民的悲苦命运，也使此诗的立意明显高于那些纯粹反映童心童趣的诗作。

高启号称“邃于群史”，怀古诗在他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他的七言律诗《岳王墓》，是一首凭吊岳飞的怀古诗，表达了对英雄的景仰和对奸邪的愤慨，实质上也婉约地抒发了对明初统治者杀戮忠良的不满。全诗慷慨苍凉，悲壮沉郁，寓意深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高启的写景诗描摹生动，情景交融。七言律诗《清明呈馆中诸公》，为洪武二年（1369）清明时到南京郊外踏青后所作。诗中描绘了京城清明时新烟著柳、杏酪飘香的景色，并即景兴感，抒发思乡之情。其中“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一联，上句写景，下句言情，似断实联，立意新奇，对仗工巧，是传诵一时的佳句。

总之，高启的诗歌题材广泛，有的反映现实，有的讽刺苛政，有的抒情言怀，有的写景咏物，可谓随事缘情，因物赋形，体制淳雅，思致清远。明散文家王祎称赞高启的诗“隽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蓉，不假雕饰，修然尘外”（《缶鸣集序》），形象地说明了高启诗风的清新超拔和刚健豪迈。

高启诗歌数量较多。初编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和《姑苏杂咏》，共二千余首。后自编为《缶鸣集》十二卷，存诗九百三十七首。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徐庸收集遗篇，编为《高青丘集》（或题《高太史大全集》）二十四卷。其中乐府、古近体诗十八卷，文集《凫藻集》五卷，末附词集《扣弦集》一卷。今通行《四部丛刊》中，《高太史大全集》即据此影印。清雍正年间金檀辑注的《高青丘诗集注》十八卷、《补遗》一卷，为高启诗集最为完备的版本。徐澄宇、沈北宗校点《高青丘集》即以此为底本。

台湾最早的诗人

中国台湾最早的诗人，是明清之际的南明遗臣沈光文。

沈光文（1612—1688），字文开，号斯庵，晚年自号宁波野老，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书香门第，聪慧敏学。十九岁中乡试副榜。二十五岁以明经贡生入太学。明亡后，与史可法等一同抗清，先后尊奉南京褔王、浙江鲁王、广东桂王等南明政权，官至太仆少卿。后因粤地军力不支，乃自潮州渡海至金门。清军入闽，闽督李率泰降清，曾以髙官厚禄诱之，遭拒。南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秋，沈光文携眷属自金门欲往泉州，不料舟过围头洋忽遭台风，几经艰险，漂流至台湾宜兰，隔年定居于台南，遂与中土隔绝。

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得知沈公在台，以宾礼相见，并赠予田宅。翌年，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继承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官爵。因政见不合，沈光文作《台湾赋》讽之，险遭杀身之祸。不得已，乃削发变服为僧，隐居大岗山超峰寺，法名超光。后还俗，结庐罗汉门（今高雄内门乡）山中，教授原住民汉文。后又在山外的目加溜湾（今台南善化镇）为平埔族民众讲授汉文，自给不足则行医济世，且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无巨细皆有记载。郑经死后，明郑恢复了他的待遇。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攻占澎湖，大军压境，十三岁的傀儡王爷郑克塽降清。福建总督姚启圣系沈光文旧友，欲聘他从政，被婉谢；又欲接其返乡终老，却因姚启圣突然病故而未果。康熙二十四年，由于内地文士聚集，沈光文便力邀诸罗（今嘉义）县令季麒光等人“爱结同心，联为诗社”，名曰“东吟社”，成为台湾诗社之滥觞。康熙二十七年，一代名儒沈光文在台南善化病逝，享年七十七岁。

沈光文初到台湾时，当地被荷兰人占领，教授的是荷文，传布的是基督教。岛上原住民不识汉字，许多大陆移民也目不识丁。沈光文开馆启蒙，首授汉文，并写下台湾第一批汉文学作品，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他又创立东吟诗社，与诸诗友唱和，确立了台湾古典文学以诗为主的特质。季麒光曾用髙山仰止的口吻感叹道：“从来台湾无人也，斯庵来而始有人也；台湾无文矣，斯庵来而始有文矣。”指的就是沈光文乃台湾第一文人。台湾文学，特别是台湾诗歌，由他发端，才渐次得以弘扬。

沈光文居台三十六年，自荷兰人占据、郑氏三代盛衰，以至清廷一统，皆目击其事，写下大量诗文，惜多已散佚。今存诗一百零四首，均被收入《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台北宁波同乡会1977年编印）。这些诗大体分为感时寄怀、反映岁月艰苦、描写台湾风物及唱酬四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感时寄怀一类作品中流露的爱国精神和乡愁情结。除了文学和教育方面的建树外，他还著有开台湾舆地、物产、人物、风俗之先的作品，为台湾17世纪以前的历史，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文字资料，被誉为台湾文献之初祖。今存世的有《台湾舆图考》《草木杂记》《流寓考》《台湾赋》《文开诗文集》等。

年龄最小的爱国诗人

中国年龄最小的爱国诗人，是南明抗清将领、少年英雄夏完淳。

夏完淳（1631—1647），乳名端哥，别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一作灵胥）。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家住郡城西花园浜。父夏允彝为江南名士，与挚友陈子龙等创立幾社，议论时政，研讨诗文，极得人望。完淳受父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他聪明早慧，天资极高，五岁读经史，七岁能作文，九岁写出《代乳集》（已佚），有“神童”之誉。夏允彝出游或赴约，常带完淳在身边，使他很小就阅历山川，接触仁人志士，在文章气节方面深受熏陶。他一次在未婚妻家看到满堂丝竹，便问岳父钱彦林：“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岳父没想到眼前这少年竟这般胸怀大志，一时张皇失措，只好含糊答道：“我的所重所学，和令尊差不多。”十二岁时，夏完淳拜江南名士陈子龙为师，并与有志少年杜登春等组织西南得朋会（后改名求社），成为幾社后继。次年春，农民起义军席卷北方，夏完淳自称“江左少年”，上书四十家乡绅，请举义勤王。

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江南一带义师蜂起。夏完淳年十五，随父亲和老师在家乡起义抗清。约在从军前夕，与钱秦篆结婚。二人新婚即别，戎马倥偬，常难相见。夏完淳惭愧思念之情不能抑制，遂写下《卜算子·断肠》《寻芳草·别恨》等情深意切的闺中词。战事越来越激烈，夏允彝发动自己从前的学生、明朝江南副总兵吴志葵合兵攻打苏州，夏完淳也随军出征。此役明军大败，吴志葵被捕就义。清军攻陷松江后，夏允彝于是年九月十七日作绝命词，从容投松塘殉难，终年五十岁。夏完淳继父遗志，誓死报国，于顺治三年春与老师陈子龙、岳父钱彦林歃血为盟，共谋倡义。不久，陈子龙战败，而太湖一带吴日生领导的“白头军”（兵士以白布缠头作标志，以此为明朝戴孝）却一枝独秀，夏完淳于是追随陈子龙投身吴军，并将家产变卖用于饷军。陈子龙担任监军总参谋，他则在军中任参谋，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夏完淳还写了篇奏章，派人到绍兴呈给南明鲁王朱以海。鲁王见其年纪小而抗清志气大，便授予他中书舍人官职。在军中，夏完淳一边作战，一边挥笔，写下了《即事》《军宴》《鱼服》《军中有作》等诗，显示出少年豪迈的英雄气概和有敌无我的战斗精神。不久，“白头军”被包围消灭，夏完淳泅水得以脱险。陈子龙在经历一段军中生活后，认为吴军难有作为，此前便已离开了队伍。事后，夏完淳因痛心国事，作《大哀赋》，文采宏逸，情词哀婉，见者无不感叹惊佩。

顺治四年春，夏完淳为鲁王赐谥夏允彝为“文忠公”并荫授自己为中书舍人事特写谢表，连同抗清复明志士数十人名册，交与专在海上往来通信联络的秀才谢尧文，使赴舟山呈与鲁王。不料谢尧文在途中候船时，被清兵拿获，解送苏杭提督吴胜兆处系狱。此时吴胜兆正欲反正，故将此案压了下来。后吴胜兆反清事败，清当局搜得夏完淳所书谢表等，于是南京总督军务洪承畴（原明朝兵部尚书、蓟辽总督，降清后负责镇压江南抗清义军）秉承清摄政王意旨，按名册严缉夏完淳等，务要一网打尽。此时，陈子龙正避居昆山。清军侦得其住处后，立即将他捕获，通过水路押往南京。五月二十四日，船泊跨塘桥下时，陈子龙乘隙投水殉国，年仅三十九岁。几天后，夏完淳岳父钱彦林也遭逮捕。

夏完淳原避居在浙江嘉善岳父家，曾秘密西行受阻，不得已返回华亭，决定渡海至鲁王处，再图大举。谁知六月底清当局突然派重兵包围夏完淳避居地曹溪江村，逼迫百姓交出“要犯”。眼见全村人的性命系于己一身，夏完淳慨然而呼：“天下岂有畏人避祸夏存古哉！”遂步出躲藏之处，告别痛哭不已的母亲和姐姐，为清军所获。清当局取水道将其押往南京。临别故乡时，作《别云间》诗（松江古称云间），充分表达爱国志士慨然赴死前的别乡情怀；船过细林山，想到老师陈子龙，作《细林夜哭》，以表哀悼；船过吴江，又作《吴江夜哭》，以悼念吴日生（吴系吴江人）。两诗写尽对山河破碎的哀痛、烈士殉国的悲辛、英雄失路的哀感，一字一咽，悲壮激楚，极为感人。

解往南京后，洪承畴亲自审讯并劝降。洪承畴喝问：“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夏完淳挺立不跪，佯装不知审讯大员就是洪承畴，高声答道：“我闻亨九（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当左右差役告之堂上坐的正是洪大人时，夏完淳更声色俱厉地说：“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魂！”（《清通鉴》卷四）洪承畴面赤色沮，气为之夺，无辞以对。时钱彦林亦被捕受审，意志沮丧，夏完淳在旁激励说：“今与公慷慨问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哉！”使岳父得全晚节。在狱中，夏完淳用血和泪写成《土屋余论》，表白自己的遗恨：“家仇未报，臣功未成，赍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魂；九天八表，永励英魂。”自被捕至囚禁中写得诸诗，定名《南冠草》，皆为慨世、伤时、怀友和悼念死者之作，慷慨悲凉，传诵千古。是年九月十九日，同钱彦林等三十多人，被押至南京西市刑场处斩。临刑，夏完淳立而不跪，神色不变，就义时尚不足十七周岁。死后，由友人杜登春、沈羽霄收殓遗体，归葬于故乡西北小昆山下荡湾村夏允彝墓侧。

夏完淳短暂的一生中，著有各体诗三百三十七首，词四十一首，曲四首，赋和文各十二篇。他十五岁前的诗作，受拟古主义影响，内容比较单薄。如《青楼篇》《杨柳怨》等，描写“醒来锦袖飘歌院，醉后红牙唱酒楼”的游冶生活，反映了其作为贵公子的思想局限。但在明亡以后，他投身抗清义军，在血与火的斗争生活中，诗风为之一变，形成一种悲壮激越、慷慨淋漓的风格。主要表现为：

记述江南亡国之变和自己抗清斗争的史实。如《军中有作》《军宴》《江城》《避地》等诗，小令《狱中草》、套数《自叙》。这些作品不再以拟古为主旨，而是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叙事抒情皆有生活实感。

展示高昂的抗战激情和坚定的民族气节。这样的思想内涵，见于《易水歌》《博浪沙歌》《南越行送人入闽》《题曹溪草堂壁》等大量诗中。被捕后写的《南冠草》则有更大的发扬。如“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别云间》）和“九原应待汝，珍重腹中身”（《寄内》）等句，都充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

虽备尝艰辛，终遭失败，但仍保持着昂扬的乐观主义精神。如《舟中忆邵景说寄张子退》《柬半邨先生》等诗。前者中的“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和后者中的“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句，气势奔放，开朗壮美。

歌颂英烈，哀悼师友。《六哀》《六君咏》《忆侯几道云俱兄弟》《细林夜哭》《吴江夜哭》诸篇，都属于这一类。尤其是《细林夜哭》中痛悼老师和战友陈子龙的诗句：“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家世堪怜赵氏孤，到今竟作田横客。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真挚的战斗情谊，坚定的赴死决心，悲怆至极，感人至深。诚如陈均在《夏节愍全集》中所评：“忠肝义胆，发为文章，无非点点碧血所化。”

夏完淳的著作，除自己定名的《南冠草》《续幸存录》外，还有经后人编成的《玉樊堂集》《内史集》等。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吴省兰合编为《夏内史集》，颇有遗漏。清嘉庆十二年（1807），王昶、庄师洛编刻为《夏节愍全集》。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加校订，编印为《夏完淳集》。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有今人白坚《夏完淳集笺校》并附录传记资料。

写诗最多的皇帝

中国写诗最多的皇帝，是爱新觉罗·弘历。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号为“乾隆”，因清帝均无改元，故可以年号代皇帝名号，称其乾隆皇帝，或简称“乾隆”。他是雍正帝（清世宗）第四子。1735—1795年在位。继位后，平定内乱，抵御外侮，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厘定典章制度，编纂图书典籍（如《四库全书》）等，“文治武功”成就非凡，使康乾盛世得以延续。且不论其“武功”之有义与无义，单观其“文治”，所实行的“宽严相济”之策，“严”得亦毫不含糊，如大兴文字狱、焚毁“禁书”等，已使其“文治”黯然失色。特别是后期重用权臣巨贪和珅，加之自身年事已高且重奢华，致使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国库耗竭，经济衰落，民不聊生，以至农民起义在其晚年已是层出不穷。退位后，他又当了三年零四个月太上皇，才让权于爱新觉罗·颙琰（清仁宗嘉庆帝）。著有《乐善诗文全集》等。

乾隆帝为我国帝王中最长寿者，活到八十九岁。其向慕风雅，性好诗歌，有人统计他一生作诗达四万二千五百五十首，清人昭梿甚至在《啸亭杂录》中说，乾隆帝有“《御制诗》五集，至十万余首，虽自古诗人词客，未有如是之多者”。就数量而言超过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堪称“天下第一”。中国诗人中，才思敏捷、勤奋不辍者不乏其人。南宋诗人陆游和近代诗人樊增祥均活到八十五岁，前者存诗九千三百余首，其爱国诗乃时代之最强音；后者诗稿达三万余首，尽管内容贫乏，数量实为古今诗人中所罕见。中国皇帝如汉高祖刘邦，仅见诗作数首，最多的如梁简文帝萧纲，也不过存诗二百六十余首，均不能与乾隆帝相比。但“天下第一”的万岁爷乾隆帝，却未被冠以“诗人”头衔。诸多诗歌辞典见不到他的影子，即便有的文学辞典将其列入，也不言其为诗人。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乾隆诗多写宫廷生活，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均无多大价值，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垃圾”；一是乾隆作诗多无定稿，或即兴口授，或朱笔作草，称为“诗片”，再由儒臣退下“抄录”，恭进后遂成御笔，甚至为数不少的诗干脆就是由别人代笔而成的；一是因为“掉书袋”^①所致。笔者以为前者视野过于狭隘，须知宫廷诗也是诗，何况乾隆帝诗并非全是宫廷生活。历史上宫廷诗人为数不少，皇帝诗人也有多位，何独对乾隆帝如此苛求？言其由他人代笔倒是事实。乾隆帝喜好到处留诗，而御笔又不能写差了，于是“擦屁股”的事常常交到纪晓岚（清大臣、学者、文学家）手上便是一例。至于哪些诗由乾隆帝写就，哪些诗非出自乾隆帝之手，已无法考证。须知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存词只有三十余首，难道乾隆帝亲手写的诗还没有李煜多吗？“亡国之君”尚有“词人”之衔，而“康乾盛世”之帝却无“诗人”之冠，岂不有失公允？至于所言“掉书袋”也不假。乾隆帝写诗用典使事自己不作注，而只在句后写上“注之”二字，让儒臣回家翻书下注，有的数日始得，有的则终不得，而他自以为得意，以难倒儒臣为能事。笔者以为即便乾隆帝如此炫耀，受到“掉书袋”之讥，也不至于连“诗人”这一头衔也称不上吧！

【注释】

① 掉书袋：宋代马令《南唐书·彭利用传》称，“对家人稚子，下逮奴隶，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这是对爱好旁征博引炫耀学问广博者的讽刺，也常用以讥人作诗词过多地用典使事。

近代最早开一代诗风的诗人

中国近代最早开一代诗风的诗人，是晚清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因晚年居于昆山羽琌山馆，故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世代官宦兼文士家庭，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和熏陶，并在文学上早露才华，然而在仕途上很不得意。二十七岁考中举人，以后五次参加会试，都落榜不第。直至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应试才中进士，时已三十八岁。此后始终官微职卑，沉沦下僚。由于社会的黑暗与朝政的腐败，他直抒己见，疾呼改革，并抵御外侮，但人微言轻，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加之又忤其长官，遂于道光十九年（1839）春，以侍奉老父为名辞官南归。道光二十一年，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年仅五十岁。龚氏著作等身，有《龚自珍全集》存世。

龚自珍是嘉庆、道光年间主今文经学的重要人物，提倡经世致用。面对封建专制政权的种种弊端和日趋没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抗争精神，在政治上积极要求改革，对封建统治压制人才、束缚个性的专横予以有力抨击，呼唤尊重自我与个性解放，成为近代史上重要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始终把文学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紧密围绕社会政治这个轴心，彻底打破了嘉庆以来文坛的平庸风气，成为首开我国近代文学植根于社会现实风气的第一人。在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文学主张上，龚自珍强调抒真情、写胸臆，追求创作风格和作家个性的统一，这与他反对封建禁锢、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龚自珍现存诗六百余首，一部分为感慨时事、抨击弊政之作。如“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己亥杂诗》一百二十五），展现了清王朝统治下的沉闷压抑时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刻画了名士们慑于清王朝政治高压而苟且求安、追求功利的情状；“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己亥杂诗》一百二十三），则指出官方赋税弊端与农业生产遭受破坏的严酷事实；而“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累到十枚时”（《己亥杂诗》十九），又形象地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权危机深重的境况。可见，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朝政的腐败，揭露得是多么尖锐和深刻。

龚自珍更多的诗是抒写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感受和精神风貌。如《秋心》其一“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又如《己亥杂诗》九十六“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可见诗人心志难酬、前途迷茫的精神苦闷是多么难以消解。同时，这种苦闷程度之强烈，有时在其作品中表现为一种痛苦的幻灭感：“槎通碧海无多路，土蚀寒花又此坟”（《秋心》其三）。尽管如此，诗人并不想放弃自己的精神自尊与独立，从其诗作中仍然让人感受到某种心灵的张力，如《梦中作四截句》其二：“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流露出多么激宕的情绪！另一方面，在世俗环境中，诗人倔傲寡合的个性又使他难以摆脱精神上的孤独，“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己亥杂诗》其四），“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都透示出诗人这样的心境，既悲凉而又壮激。

龚自珍的诗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是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他的许多诗既抒情又议论，既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二是以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其五），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

三是诗体多样，风格各异。“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龚自珍《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古体诗和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名垂久远的《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大型组诗），就是七言绝句形式的独创。龚自珍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也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或是充沛的情感喷发，或是充满魅力的词语组合。这些浪漫主义色彩，增加了诗歌的审美内涵，拓展了诗歌的意境，却并没有损害展现现实的一面，而是把政治思想和艺术完美地统一了起来。

四是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有艰深晦涩的缺点。

总之，作为晚清现实主义诗歌的开创者，龚自珍的诗歌突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上“模山范水”、远离现实的沉寂局面，为近代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在艺术上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而又有所创造。因此，龚自珍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都称得上“继往开来、自成一家”的人物，在诗坛上开了“诗界革命”的先声，以新的内容和风格在封建末世独放异彩。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南社，乃至整个近代诗坛，无不受到他的影响。

近代最杰出的爱国诗人

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爱国诗人，是晚清文学家、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黄遵宪。他也是近代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东海公等，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州）人。出身于由商人致富的仕宦书香之家。自小聪慧，四岁入塾读书。十岁时塾师令赋《一览众山小》，他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破题，显露了远大的理想与出众的才华。光绪二年（1876）中举，曾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称为“霸才”。次年，以参赞之职，随同乡何如璋出使日本。在此期间，萌发维新思想并着手撰写《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光绪八年（1882），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职期间为捍卫侨胞的利益而奔走。光绪十一年，请假回国，用三年时间撰成《日本国志》四十卷。光绪十六年，出任驻英国参赞。光绪十七年，又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驻外期间，在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华侨权益和促进中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长时间的外交生涯，广泛接触西方社会，也开阔了自身的眼界。光绪二十二年，奉调回国，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按察使。从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这段时间，积极参与了维新变法运动，加入“强学会”，发起筹办并邀请梁启超创办《时务报》，鼓吹维新思潮，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光绪二十四年，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未及行而戊戌变法发生，被参奏遭免职。放归乡里数年后，郁郁而终。有诗集《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及今人所辑《人境庐集外诗辑》等问世。

在近代诗坛，黄遵宪作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在创作理论上提出了比较进步的主张。他早在二十一岁时作的《杂感》诗里，就反对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并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的现实主义观点，“有别创诗界之论”。后于伦敦使署作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中力主“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即要求诗要为事而作，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必去模拟古人，因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进一步明确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在表现方法上，他主张利用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力求变化多样：“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对于材料语言，他认为要尽量利用那些切用的古今历史语言资料，并结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从而创造“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他说：“风雅不亡由善变，光丰之后益矜奇。”他的诗论主张表现了变古革新的精神。

在创作实践上，作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黄遵宪诗集中地表现出19世纪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党人进步的政治、文化思想和艺术上的开拓、变革精神，表现出许多前人诗歌未曾有过的特征：

一是深刻反映社会现实。黄诗现存一千零五十首左右，反映时事与时事有关的就有五百多首，占半数以上。诗人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逐客篇》写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廉价劳动力去开发美国，而后又百般地虐待华侨，驱逐华工。诗人愤慨地写道：“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冯将军歌》热情地歌颂年老的冯子材英勇抗击法国侵略军的光辉战绩，并希望继起有人，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命运：“得如将军十数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度辽将军歌》揭露湖南巡抚吴大澂在中日战争中的可耻失败。诗人把无比的愤怒变为冷峻的讽刺，通过对这位愚昧无能而狂妄自大的“将军”的描摹，典型地揭露了清王朝及其官僚将帅们的昏庸腐朽。随着中日战争的节节失败和清廷的丧权辱国，他写了《哀旅顺》《台湾行》等一系列叙事诗。诗人的爱国热情始终是昂扬的，他曾用通俗的形式作《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等二十四首，大力鼓舞抗敌情绪。这实际是有组织的一篇长诗，分为二十四章，每章末字连缀起来，成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六句战斗口号。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怀着悲愤的心情作《感事》诗，揭露顽固派的残酷愚昧，悼念维新党人的横遭斥逐或惨被杀害。但他坚信中国未来的政治趋势必然要经过“变从西法”的道路。在晚年的《己亥杂诗》（四十七）中，他写道：“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俭，手书心史井函中。”他所希望的“大同”实即改良派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总之，黄遵宪诗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严重危机和主要矛盾。他的诗有“史诗”之称。就反映社会现实的广阔、真实和深刻而言，在当时的诗坛上，可以说没有人能同黄遵宪相比。通过黄诗，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朝政腐败、民生艰危、内忧外患交集而又酝酿着改革与希望的真实图景。

二是体现了“新派诗”的风貌。首先是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广阔领域。“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是风波民；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己亥杂诗》其一），接触了新世界，必将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新源泉、新意境。如有名的《今别离》四首，分别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等事，写新事物、新文化，确实给诗界带来了新气息。这类诗，反映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表现新的思想感情，是一种颇有历史意义的创造。在手法上，他努力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与新内容谐和，使严整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谐和，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格调谐和，因而创造了“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三是形式多样，风格多样。他常能博取众采，不限一格。运用不同的作品体制，表现各种内容，风格时或雄奇恢张、横逸奔放，时或清丽婉转、意趣妙生，梁启超在《墓志铭》中称其“诗阳开阴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人诗中独具境界”。给人一种五光十色，博大宏深的感觉。

黄遵宪诗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因为要保存旧风格，就不得不为保存旧形式而运用旧典故、旧语词、旧句法。因而诗体就不能彻底解放，成为真正的“新诗”。他的若干“史诗”相当难读，实由于摆脱传统束缚不够，用典过多，几乎无一字无来历，这显然和“同光体”的影响有关。

存诗最多的诗僧

中国存诗最多的诗僧，是近代僧人敬安。

敬安（1851—1912），湖南湘潭人。俗姓黄，名读山，字寄禅。因曾于浙江鄞县阿育王寺烧残二指，并剜臂肉燃灯供佛，故自号“八指头陀”。其人出身农家，少孤家贫，天资聪慧，好学不倦。十八岁出家于湘阴法华寺，赐名敬安。曾主持过多家寺院。辛亥革命后，中华佛教总会于上海成立，被推为会长。民国元年（1912）病逝于北京法源寺。

二十一岁时，敬安到岳阳探望舅父。某日，游览岳阳楼，有人分韵赋诗，他纵目四顾，水天一色，不觉吟了一句“洞庭波送一僧来”。诗人郭菊荪赞之“语有神助”，劝其学诗，并授以唐诗。二十五岁到杭州，即以城名为题，吟成一诗：“欲把杭州当橘州，闲身到处便勾留。此生不作还乡计，饱看湖山到白头。”音律格调已相当成熟。三十岁时，在宁波刊刻诗集《嚼梅吟》，名闻海内。以擅写白梅诗，而有“白梅和尚”之雅号。三十四岁时回湖南，先后主持几大名刹。这期间，常和碧湖诗社社友王闿运等名士往来，并和各地名家唱酬投赠，诗学日精，诗名大振。三十八岁时，《八指头陀诗集》十卷本刊行，并将自述出家行脚及学诗经历附于卷后，被梁启超誉为“当世第一流诗僧”。

敬安存世诗作近两千首，在我国诗僧中首屈一指。作品题材广泛，而以忧国忧民之篇为重，是著名的爱国诗僧。不少诗歌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歌颂了爱国将士的英勇抗敌精神，谴责了投降派丧权辱国的丑行；更多的则是对祖国壮丽河山和悠久文化的赞颂。诗作各体兼备，尤以近体格外老到。早期作品多呈自然，豪放雄浑；中晚期多呈高淡，深沉悲壮。在诗坛与苏曼殊齐名，同为近代两大著名诗僧。

敬安遗稿由近人杨度编次成书，于1919年刊行其诗文十九卷。湖南岳麓书社1984年出版有《八指头陀诗文集》。

台湾近代最著名的爱国诗人

中国台湾近代最著名的爱国诗人是邱逢甲。^①

邱逢甲（1864—1912），谱名（一云乳名）秉渊，初名逢甲，辛亥革命后改名仓海；字仙根，又字吉甫；号蛰庵，又号仲阏、华严子，别号南武山人、东海遗民、台湾遗民、仓海君等。台湾苗栗人，祖籍嘉应镇平（今广东蕉岭）。出身于乡村塾师家庭。光绪十五年（1889）登进士，授任工部主事。但他无意在京做官，返回台湾，讲学于台中、台南、嘉义诸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战败。次年《马关条约》签订，割台湾、澎湖列岛予日本。邱逢甲悲愤异常，联名驰电清廷表示抗议，并组织义军，亲任统领，抗击侵台日军。兵败后内渡，居于广东镇平，创办学校，推行新学。他支持戊戌变法，后又拥护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军政府教育司长。1912年民国成立，他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被推举为参议院议员。因肺疾复发不得不扶病南归，于正月初八病故，终年四十八岁。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观其一生，这位抗日民族英雄、诗人、教育家，始终对国家抱有高度的期望，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

邱逢甲以诗名世，一生写诗据说有数千首，然多毁于兵燹。内渡前所作已多，但代表其诗歌思想、艺术成就的，是内渡后的作品。这部分诗一千七百余首，以怀念台湾和感愤时事之作最为突出。1896年4月17日国耻一周年写下的七绝《春愁》是其代表作：“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短短二十八字，动人心魄，令人震撼，堪称台湾沦陷周年用血和泪写成的祭文。《愁云》、《往事》、《送颂臣之台湾》、《夏夜与季平萧氏台听涛追话旧事作》和前后《秋怀》等，倾诉台湾沦亡的悲愤，抒写思念故园的愁情和恢复失土的壮志。《香港书感》《海军衙门歌》《闻胶州事书感》《汕头海关歌》《答敬南见赠次原韵》（其三）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谴责清政府的昏聩无能，要求变革图强，“诛秦”除暴。这些诗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体现了邱逢甲“重开诗史作雄谈”（《论诗次铁庐韵》）的创作特点。此外，他的怀古、纪游、表彰前贤、刻画山川之作，往往寄托了忧时济世的怀抱。在艺术风格上，抒怀感时之作悲凉激越，写景小诗清新爽秀，叙事之作酣畅淋漓。在形式上，颇为放恣，不为格律所拘，语言圆熟流畅，好用俗语新词。所作以七律、七绝及七古居多。在风格卑靡、崇尚拟古的晚清诗坛上，邱逢甲的爱国诗篇，气壮而志奋、情真而意切，“震动一时”（江瑔《邱仓海传》）。梁启超称他为“诗界革命之巨子”（《饮冰室诗话》），黄遵宪说“此君诗真天下健者也”（《壬寅致梁任公书》）。唯其诗骋笔而书，不免有题意乃至语言雷同的缺陷，表现上也较率直而少含蓄。

诗集主要有《柏庄诗草》《岭云海日楼诗钞》等。《柏庄诗草》为内渡前作品；《岭云海日楼诗钞》十二卷均为内渡后所作。198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云海日楼诗抄》十三卷，附《选外集》《选外集补遗》《柏庄诗草》《其他诗作》，为现行邱诗的最足本。

【注释】

① 诸多文学史和诗史，都将“邱逢甲”写作“丘逢甲”，本书作者在此予以订正。须知，广东焦岭澹定村仓海先生故居所存先生手迹，落款均为“邱逢甲”，而非“丘逢甲”。又，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连横著的《台湾通史》及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印的《中文大辞典》亦为“邱逢甲”。

最早献身民主革命的女诗人

中国最早献身民主革命的女诗人，是近代革命家秋瑾。

秋瑾（1875或1877—1907），初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璇卿，号旦吾，留学日本时改名瑾，字竞雄，别署鉴湖女侠等。祖籍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生于福建厦门。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幼随父母侍奉祖父任所，即习咏吟。光绪二十二年（1896），嫁湘潭人王廷钧。光绪二十九年春，随夫进京。庚子事变后思想剧变，决计献身革命，于1904年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东渡日本，先入日语讲习所，后入青山实践女校，并参加留学生爱国活动和创刊《白话》杂志。次年春归国省亲，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同年7月，再度赴日，由冯自由介绍参加同盟会。同年11月，因日本政府颁发无理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便愤而退学回国。此后曾在湖州浔溪女学任教，又到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反清革命，并奔走沪杭各地，积极组织起义。1907年，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联络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共谋皖浙地区起义，事泄于7月13日被捕，15日凌晨，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三十二岁。其最后留下的绝笔独句诗“秋风秋雨愁煞人”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

秋瑾是近代最著名的革命女诗人。文学创作涉及诗、词、文，还写过歌词，谱过曲，甚至还创作过能唱易懂的弹词。而成就最高、写得最多的是诗。其早年的作品，多以五言、七言律诗和绝句抒写个人幽怨，有的较为明显地透露出诗人不甘独处闺中的情怀，如《感事》：“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又如《题芝龛记》：“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都是诗人勇敢冲破传统习见而欲当女中豪杰胸襟的写照。而她的《梅》《菊》《兰花》等咏物诗，则是托物喻志，抒写个人受传统生活约束的抑郁和不谐于世俗的倔傲人格以及对新的理想生活的追求，同样富有个性色彩。

秋瑾后期的诗作，特别是庚子事变后的作品，除五言、七言律诗和绝句外，又采用了篇幅较长的歌行体，题材和风格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献身革命，谋求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成了她诗歌的基调。绝大部分诗篇都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充满着挽救危亡、振兴祖国的激情。而诗风变为慷慨高歌，乃如冲出闸门的洪流，直奔千里，不可约束。著名的《宝刀歌》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中云：“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一睡沈沈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这些诗句充分反映其唤醒古国，天下己任的气魄。

此外还有《红毛刀歌》《剑歌》《对酒》《吊吴烈士樾》等。诗人不断地歌咏刀剑，旨在强调英勇战斗，自我牺牲，表现出坚决的革命意志和沸腾的爱国主义热忱。如“自强在人不在器，区区一刀焉足豪”（《红毛刀歌》），又如“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剑歌》）。她在《致王时泽书》中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这种面对外侮内困，决心推翻封建统治，为革命而准备献身的精神，在她的后期诗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秋瑾的人品与诗品历来受到称赞。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说：“秋瑾为晚清烈士，慷慨悲歌，以诗歌为战斗武器。”邵元冲《秋瑾女侠遗集序》说：“鉴湖女侠成仁取义，大义炳然，不必以文词鸣而自足以不朽。然即以文词而论，朗丽高亢，亦有渐离击筑之风；而一往三叹，音节浏亮，又若公孙大娘舞剑，光芒灿然，不可迫视。”

今人辑有《秋瑾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秋瑾全集笺注》（郭长海辑注）。

国民党元老中最杰出的诗人

国民党元老中最杰出的诗人，是民主革命先驱、著名爱国诗人、书法大师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笔名神州旧主、骚心、太平老人等，号髯翁。陕西三原人，出身贫苦人家。

于右任书法造诣极髙，被誉为“草圣”。但他实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诗人，而且是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主要成员，一生存诗千首左右。他的诗作的最大特点是贴近时代、贴近人民、贴近生活，即使是抒写个人生活的诗篇，也无不充满着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柳亚子曾说：“国民党内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

于右任的第一本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1903年在三原印刷发行。卷首印有作者披发照片一幅。旁题：“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严峻局势，他呼喊：“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他指出：“可怜好河山，葬于奴才手。”他把那些吞食民脂民膏的腐朽官吏比作“署中狗”：“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署中狗》）他借古喻今，把矛头直指慈禧太后：“误国谁哀窈窕身，唐惩祸首岂无因?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兴平咏古》其二）号召“冲开血路飞”，“革命才能不自囚”。清廷以其“昌言革命”下令缉拿。于右任南逃上海，从此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1906年，于右任在东京拜会孙中山先生，加入中国同盟会，归国后在上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日报》。以“骚心”“大风”“剥果”等笔名写了许多爱国诗文，“大声疾呼，为民请命”。1918年，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返回陕西，就任靖国军总司令，领导陕西地区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他激情满怀，艰苦卓绝，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中，手不释卷，口不停吟，写下了许多动人的篇章。“万里风云掩西北”，真实地记载了靖国军曲折的战斗历程，热情地歌颂了广大军民的爱国热忱。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赞成国共合作，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大革命的风暴迅猛发展之时，他不避艰险，不顾安危，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毅然前往苏联，促请冯玉祥将军回国，“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苏联之行，他心潮澎湃，视野开阔，写了四十多首歌颂苏联、歌颂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的诗篇，这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是少见的。

1929年2月，于右任的第二部诗集《右任诗存》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收集了二百多首诗作，出版时著名诗人柳亚子题写了八首七绝，“卅年家国兴亡恨，付与先生一卷诗”，论定了于诗的时代内容与史诗价值。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秋，于右任写了许多唤起民众、抗击侵略、热情豪放的爱国诗篇。他曾与郭沫若、柳亚子等创办《民族诗坛》，又曾邀集长于写旧体诗的诗人、学者，共同编辑《中华乐府》。1941年，为团结抗战，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他与重庆文艺界的同仁，共同倡议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为“诗人节”。他亲自担任成立大会主席并赋《诗人节》一首：“民族诗人节，诗人更不忘。乃知崇纪念，用以凛危亡。宗国千年痛，幽兰万古香。于今期作者，无畏吐光芒。”当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消息传来时，于右任压抑不住满腔的愤怒，亲自到电台发表演讲，号召文艺界的同仁们“握紧你们锐利无比的笔，写出刺刀炸药一样的字句，向着倭汪猛刺！向着倭汪猛袭！”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先生以真挚的爱国情感、高度的艺术修养、科学的分析方法，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第二次大战回忆歌》，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是一部艺术地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辉煌史诗。这些振奋民族精神、讴歌团结抗战的光辉诗篇，在中国诗坛上树起一座巍峨的丰碑。

于右任有六十多年创作经验。他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也有许多精辟见解。他认为“诗应化难为易，便于大众欣赏”，“诗是大众言志的工具，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怡情玩具”，“诗的体裁，必须解放。伟大的天才、伟大的思想，决非格律所能限制的”。他主张：“作旧诗的，也宜有兼容并包的襟怀、择善而从的雅度。取旧诗之所长，补新诗之所短。融会贯通，截长补短，以收调节折中之效。”

1949年，于右任去了台湾。他身在台岛，心向大陆。随着垂暮之年的到来，他更加思念家乡，怀念亲人，写了许多怀乡思亲的感人诗篇：“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有梦》）、“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见故乡”（《望雨》）、“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书钟槐村先生酬恩诗后》）、“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忆内子高仲林》）。他辞世前两年写的《望大陆》（又名《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影响深远，动人心魄。

周恩来总理曾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当他看到于右任所写的绝句时，激动地说：“于先生有诗传过来了！”并当众吟诵了1958年于右任写的《南山》一诗。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朗诵了于右任的《望大陆》，并说：“这是多么震撼中华民族的词句！”于右任的诗，句句有情，字字含泪，激荡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

于右任一生行走于报界、军界、政界、书法界、诗歌界，可谓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办报宣传革命，在陕西靖国军擘画军务，抗战时奔走呼号，长期执掌民国监察院。无论在凯歌行进之时，还是身处逆境之期，都以澎湃的诗情，抒胸臆，记人事，因而其作品被誉为“史诗”。其作品或似重磅炮弹，或如疏林晚钟，或像历史画卷，数量之多、品格之高、涉猎之广，实为同时代人之翘楚，不由得让人感叹：“斯人为诗而生！”

于右任晚年自订旧作近九百首。1964年逝世后，海峡两岸出版其诗集主要有三种：《于右任先生诗集》（台北于右任百年纪念筹备委员会1978年编印出版，约八百首）、《于右任诗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近七百首）、《于右任诗歌萃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八百五十余首）。先生代表作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等。

国民党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

中国国民党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是现代军事家、爱国将领、诗人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原名基善，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48年出国考察途中，因轮船失火遇难。

冯玉祥一生写诗一千四百余首，自称是“大兵诗人”，把自己的诗称作“丘八诗”。这些自成一体的“丘八诗”针砭时弊，爱憎分明，切中要害，通俗自然，雅俗兼备，真实易懂，不拘格调。全是有感而发，是亦诗亦史的口语诗体，内容多反映民间疾苦和时事。抗战时期，冯玉祥在重庆生活的近八年，正是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不仅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而且以诗对人民的抗战热情、团结抗日给予极大的赞颂与鼓舞。周恩来曾评价：“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冯玉祥则自谦地说丘八诗“粗而且俗”。

冯玉祥少时家贫，十四岁就当了兵，只读过一年多私塾，主要靠自学成才。他终生勤奋好学，居高位后仍一如既往。他研究经济、政治、社会学等，还学习英文、俄文、日文。他请专家讲课，对春秋百家、近代学术、政治思潮都有所了解。他苦练书法——初习颜体，后练汉隶，拜师学画，致力于“丘八诗”创作，均达到一定水准。抗战时，他的秘书兼卫队长赵力钧（共产党员）评价，“冯先生的文化水准抵得上一个大学教授”。

1928年，冯玉祥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1938年春夏季节，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来到徐州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会晤。在一份战报上他看到抗日英雄吴荣保壮烈牺牲的报道，作“丘八诗”《铜山烈士吴荣保》一首：“大英雄，吴荣保，我民众，好师表；家住铜山两山口，敌陷故乡不逃跑。我军反攻，他作向导。不怕敌军炮火猛，侦探敌情来报告。不料一日被敌擒，身受敌兵数十刀；鲜血淋漓衣尽赤，吴君宁死不屈挠。临死之时犹高唱：‘杀死日本鬼，中国永不亡！’烈士为国死，万世流芬芳。同胞奋起报仇恨，为我民族争荣光。”

1938年底，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冯玉祥在重庆参加完国民党中央召开的讨汪大会后，赴川、黔督练新军，约著名作家老舍同行。途中，他看到遍地长满黄花菜，遂于1939年1月3日写成了一首题为《黄花菜》的痛骂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丘八诗”。在这首长达五百六十字的诗中，他写道：“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灿灿真悦目，风来阵阵香；此花有傲骨，胆敢战寒霜；前方正抗敌，汪贼竟投降！平素空谈论，离奇又狂妄：‘岳飞是军阀，秦桧是忠良。’有人对我说，此话出于汪。此为其哲学，有奶便是娘！……”

1941年，冯玉祥六十寿辰时，蒋介石要来贺寿，冯玉祥却跑到北碚缙云山去避寿。为表其胸襟和志趣、作风与为人，冯玉祥在山中以《六十岁的小伙子》为题，写下一首自寿诗，诗曰：“我们的主人，/是全国的老百姓。/他们是筚路褴褛，/真正的贫穷。/他们无论怎样痛苦，/还是供给我们的衣食住。/饮水要思源，/自己要问问自己的良心。/方才是六十岁的小伙子，/怎么能说是寿？/应当赶快努力，/去报答主人们。/使他们有了好的吃穿住用，/那方算尽了抗日公仆的本分。”

1942年春，冯玉祥发动掀起了一场“抗日献金运动”。爱国人士夏树屏先生向冯将军献金十万元，请代转抗日军队。冯玉祥借用张果老倒骑毛驴的故事，画了一幅画送给夏树屏，并在画上题诗：“许多人们好乘马/惟有此翁爱骑驴。/只要铲走日本鬼/无论如何都喜欢。”冯还写短歌，激励赴前将士：“一日三餐/民脂民膏；/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拥护抗战/保卫国土；/驱走倭寇/建立功劳。”

抗战胜利了，国共烽烟再起。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事件”骤发，冯玉祥愤慨万分，挥笔怒作《较场口》诗：“胡豆花开紫薇薇，红梅开过开绿梅。开个庆祝会，本来是很对。会竟没开成，民众被打退。对着主席团，居然发大威。有的破口骂，有的砖石飞。章乃器被打，李公朴被毁。郭沫若受伤，施复亮挨捶……放眼看各国，那有这作为……真理是真理，是非是是非。不可手遮天，胆大胡妄为。”

冯玉祥的“丘八诗”虽惯用疾言利语针砭时弊，但也不乏幽默诙谐之作。一次，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采访冯玉祥，拍马屁说：“冯将军你好高哦，比我们美国人都高！”人高马大的冯玉祥忍不住作诗一首拿老外逗乐子：“想跟我比高？我给你支招。砍掉我的头，顶在你发梢。搭眼再一瞧，咱俩一般高。”

冯玉祥还是一位高产诗人。1943年3月5日，冯玉祥到江津开展“节约献金抗日”，至25日离津去泸州这二十一天里，写诗多达四十二首，平均每天创作两首。一个战火纷飞年代的高级将领，在二十一天创作出四十二首诗歌，且首首挺，诗诗新，可谓新意迭起，意气万千。这样的创作水准和数量，不仅在古今中外的军旅诗人中无与伦比，就是在中外文学史上，也实为罕见。

1940年，他以《我》为题明志：“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此诗堪称冯玉祥一生真实写照，字字表达的是这位“大兵诗人”的一片赤诚之心。

冯玉祥出版的诗集有《抗战诗歌集》《冯玉祥诗抄》《冯玉祥诗歌选》《冯玉祥诗选》等。

现代最早搜集和研究儿歌的诗人

中国现代最早搜集和研究儿歌的，是散文家、文学翻译家、诗人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后改名奎绶，字星杓，又名启孟、起孟、启明，笔名遐寿等，号知堂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之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学习。1906年赴日本留学，初入法政大学，后入立教大学。1909年与家居东京的羽太信子结婚。因家里无力维持其学业，遂于1911年携妻回到家乡，曾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原绍兴府中学堂）教员。1917年到北京，先后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文科教授，并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法大学、孔德学校等处兼职。五四时期，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发表的新诗在当时很有影响。1920年底参与筹组文学研究会。1921年后所写的散文，针砭时弊，着力批判封建文化，文风朴素流畅而又不失幽默轻松笔调，对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有较大影响。1927年后逐渐逃避现实，提倡写作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抗战时期留居北平，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2月6日，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十年。1949年1月26日经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后，居家从事翻译与写作，每月领取出版社预付的稿酬，生活虽单调却也稳定。1966年形势急转直下，6月预付稿费被停发。8月居所被红卫兵占领。而后不仅遭到毒打，在吃住上也受到虐待，甚至一度求死而不得，可谓晚景凄惨。次年5月6日终因贫病交加而撒手人寰。

周氏一生著译等身，但生前出版的诗集仅只《过去的生命》一本，至于儿歌专集却一本也没有，儿歌研究仅见单篇论文而无专门论集。虽然如此，但他却实实在在是现代诗坛搜集和研究儿歌的第一人。

1911年秋，周作人结束历时六年的留学生活，从日本回到绍兴。由于留学时期大量阅读日本学者描写儿童生活的诗文，感受到儿童文学的无限魅力；又追随西方学者的研究步伐，对安特路朗^①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的宗教》等作品产生极大的兴趣，并由神话而引发对童话、民歌和儿歌的兴趣，因此归国初期他便开始了儿歌的搜集和研究。据1912年底和1913年初日记记载，主要是搜集山歌、录童谣和抄越谚、孺歌等。从1913年起，着手编纂《越中儿歌集》。他从《古谣谚》中摘录了有关古代童谣的资料，还根据范寅的《越谚》，采集儿歌，加以增补。1914年1月20日，他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四号上登出一则启事：“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为配合征集工作，他于同一期月刊上发表《儿歌之研究》一文，论述儿歌的起源、分类及其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并批判阴阳五行学说鼓吹童谣能预示人间灾异祸福的谬说。这是我国现代第一篇系统研究儿歌的论文。由于儿童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当时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启事发表后，仅收到一件投稿，还是一位相识的小学校长以“野逸”为笔名寄来的。2月6日，其兄鲁迅给予支持，寄来了搜集到的六首儿歌及注文。通过周作人两年多时间的努力，至1915年春，二百余首绍兴儿歌的草稿终于大体完成。后来，他又参与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和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及《歌谣》周刊的工作，还曾在孔德学校等多处演讲，呼吁热心儿童文学的人起手搜集、研究工作。这期间，他还发表了《读〈童谣大观〉》《吕坤的〈演小儿语〉》《读〈各省童谣集〉》等文章，出版了评论集《儿童文学小论》（其中收有关于儿歌的论文）。周作人绍兴儿歌的搜集、整理工作迁延的时间极长，除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过一篇《绍兴儿歌述略序》外，直到1958年他七十四岁时，才终于编成《绍兴儿歌集》。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新民歌运动，因书稿不合时宜而未能付梓。综观之，周作人可谓是新诗史上致力于儿歌搜集和研究的第一人，其开拓之功断不可没。

【注释】

① 安特路朗（1844—1912），英国著名的神话学、人类学派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家的祖师，特别以人类神话学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

老一辈革命家中写诗最多的人

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中写诗最多的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法学家、诗人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畬，号壁伍。湖北黄安（今湖北红安）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1917年毕业。1920年秋与陈潭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武汉区委委员、湖北省委委员。1924年国共合作，领导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学习。1932年回国，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席。抗战时期为中共同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曾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国家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至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著作和诗词分别收入《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和《董必武诗选》、《董必武诗稿》。

董必武写了一千多首诗，是老一辈革命家诗歌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位。其诗感情深厚，内涵深刻，题材广泛，语言朴实。从内容看，歌颂“令人欣羡”^①的延安，揭露“多昏雾”^②的重庆，表现自己心中的爱与恨，是董老解放前诗作的基本内容。如《三台即景》《别延安》《重庆办事处五周年》《感时杂咏》等，光明与黑暗两个世界的分明对比，在诗人笔下得到了生动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有的诗作，表现了他对战友、对英雄模范人物的一往情深，如《挽徐特立同志》《挽陈毅同志》《咏雷锋同志》《学焦裕禄同志》等；有的则是对阴谋家、野心家的无情鞭挞，如《偶成》^③《观坠机中尸影》等；也有的是吟咏祖国建设新貌之作，如《延河大桥成题句》《游玉渊纪沿途所见》《访问农垦部实验农场》《参观大庆油田七言长律》等；还有些作品展示出作者谦虚谨慎、学习进取、老而弥坚的思想境界，如《谢寿》《失题》《偶得一绝句》《九十初度》等。毋庸讳言，诗人亦曾写过如《将离庐山》之类政治上存在局限性的作品，而这完全是时代使然。从形式来看，董老写的都是旧体诗，古体诗、近体诗均有不少佳作，而尤以五言律诗更为突出，毛泽东就曾作过“董老善五律”的评语。诗人自己在作于1944年的《次稚天韵》^④中云：“虽云欲废文言体，那敢轻题白话诗。对此残骸何所恋，只缘达意即吾归。”可见他所以要运用这种形式，只是多年形成的艺术习惯。他认为旧的格律形式只要能“达意”就可以为我所用。他在1960年3月17日作的《观宜昌京剧团演出〈茶山七仙女〉》中，赞扬此剧“酒富新醇味，瓶存旧古风”。这既是他的艺术见解，也是他诗风的写照。诗作技法娴熟自如、笔调细腻凝练、呈现出古朴醇厚风格和从容平和气度，足见这位老革命家文学素养之深厚。

【注释】

① 董必武《别延安》中“更有令人欣羡处”句。

② 董必武《红岩村题诗》中“此地多昏雾”句。

③ 董诗以《偶成》为题者不止一首，此首作于1971年。

④ 稚天为董老乡人，以所作七律二首示董老，董老次韵答之。

现代最早的女诗人

中国现代最早的女诗人，是历史学家、小说家、散文家陈衡哲。

陈衡哲（1890—1976），原名陈燕，字乙睇。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常州。她出身官宦名门。祖父陈钟英、伯父陈范（《苏报》馆主）、父亲陈韬都是有名的学者和诗人，祖母赵氏、母亲庄曜孚则能文善画。十三岁那年，父亲到四川去做官。她求学心切，经母亲同意，到广东虽为官而思想并不守旧的舅舅庄蕴宽（即庄思缄）那里学习。舅舅不但自己教她读《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及新式报刊，还请了一位浙籍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新时代的卫生知识。1904年冬，带着舅舅给蔡元培的介绍信，陈衡哲随舅母到上海，本想进蔡氏创办的爱国女校就读。由于蔡氏不在沪，只好于翌年2月改入中英女子医学院。几年下来专业上无大收获，却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907年寒假因父亲电报一再催促而回到成都家中，次年春拒绝父亲为其指定的婚姻。1910年冬往上海，仍回医学院学习。1911年初春，为了反抗父亲包办婚姻，她弃学避至江南常熟姑母家，并得到庇护与帮助。1914年2月曾一度在乡间一家馆任教。是年5月在姑母的鼓励下，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8月成为中国第一批赴美国留学的女生。先入一家女子学校读预科，1915年秋进入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在校英文名Sophia Hung，中译即为“莎菲”，以后遂以此为笔名。1918年获文学士学位后，又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洋史和文学。1920年夏于该校研究院毕业，并获文学硕士学位，旋即在新文学革命高潮中回到祖国。同年8月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9月与任鸿隽^①结为终身伴侣。年底辞职，专事著书立说。1922年底，受聘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3年底，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1927年至1933年，作为中国代表，曾先后四次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和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学术会议。1929年2月又应邀回北京大学授课。1932年参与发起创办《独立评论》，常在该刊上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1935年9月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抗战期间移居昆明，曾于1938年和1941年两度去香港。香港沦陷后，于1942年夏逃脱虎口，后辗转到达重庆。1943年初，夫妇二人曾受周恩来的邀请到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作客。抗战胜利后，全家定居上海。后受美国国会图书馆聘请，陈衡哲赴美担任指导研究员。1947年初，当留居美国的长女任以都问她是否也留居时，她以“美国不是老人住的地方”为借口，毅然携夫君一起回到上海。后来因病长期家居，停止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由于年老体衰，特别是眼疾严重几至完全失明，故过着一种近似隐居的生活。“文革”中曾两次遭红卫兵“除四旧”抄家，珍藏的照片被毁，文稿和信札等则不知去向。1976年1月7日因肺炎及并发症不治，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后与夫君合葬于苏州。遗有两女一男，均学业有成。

留美期间，正值胡适与学友们讨论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许多人均不同意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而她却表示支持，由此成为胡适倡行文学革命的一个最早的同志。这位留学生一致公认的“女才子”，1918年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诗作。当年9月15日该刊第五卷第三号上刊载了她所写的第一首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讽刺美国人的势利眼、以貌取人、随便污蔑他人等恶习。这和鲁迅同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恰好相映成趣，一个美国“痴子”，一个中国“狂人”，都是对不合理社会的控诉和鞭挞。就是这一作品，使她成为我国现代最早的女诗人。

陈衡哲写诗不多，也未见有诗作结集出版。她的诗作，主要表现“五四”前后年青一代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代表作《鸟》，发表在1919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此诗以自由鸟与笼中鸟作比，抨击封建伦理道德的羁绊，鼓吹个性解放的抗争精神，当时的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陈衡哲也是我国现代最早的女小说家，还著有《西洋史》（上下册）、《文艺复兴小史》和《欧洲文艺复兴小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25年、1926年和1930年出版行世。

【注释】

① 任鸿隽：化学家和教育家。字叔永。浙江湖州人，1886年生于重庆垫江。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曾任四川大学校长、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1949年后历任中央及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1961年病逝。其著译等身，主要有《科学概论》《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近世化学家列传》《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等。

散文诗最早的倡导者

中国散文诗最早的倡导者，是语言学家、诗人刘半农。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寿彭，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江苏江阴人。1891年5月29日出生在县城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刘宝珊是个穷秀才。半农四岁由父亲教识字，六岁入塾就读。1901年入其父和杨绳武先生所创办的翰墨林小学读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尤以国文、英语最为出色。1907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成绩列江阴考生第一。读到三年级时，病重的母亲要他立即结婚，女方是城里做米行小生意的朱子文先生之长女朱惠。1911年9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常州府中学堂停办，刘半农回家乡短期任教于母校，不久便投笔从戎，在革命军中担任文牍工作，曾随部队转战于淮河与泗水之间。1912年到上海，先后任开明剧社编剧和中华书局编译员，其间开始文学翻译，并创作小说。1914年冬父亲病重，他赶回江阴，一直陪侍在病榻前，直至翌年初宝珊先生谢世。料理好丧事后，他偕夫人同往上海，于1916年喜添长女小惠（名育厚）。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后，他曾到编辑部拜会陈独秀，谈到子夜时分，仍不忍道别。1916年秋，中华书局发生财政危机，他主动请辞，后一度在上海实业学校和中华铁路学校教书。这年10月，他以《灵霞馆笔记》为总题，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以昂扬革命的精神，清新活泼的笔调，登上了鼓吹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坛。在《新青年》上崭露头角的刘半农，深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赏识，遂于1917年夏，被破格聘为该校法科预科教授。他还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曾一度参加编辑工作，并积极投身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在诗歌创作上，他是诗体多样化和平民化道路的热心探索者。率先对白话诗进行大胆的尝试性的革新，尤其是在诗的体裁上，主张“翻新花样”，写有大量的有韵诗、无韵诗和散文诗等，是当时卓有成就的白话诗人。诗作主要取材于下层人民生活，注重向群众学习，重视群众口语，诗风清新、朴素，有“平民诗人”之称。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留学，3月入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专攻语音学，并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秋，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兼职，为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1934年6月中旬，带领助手等一行五人，利用暑期北上考察方言民俗，不幸在内蒙古境内身染回归热，经北京协和医院抢救无效，于7月14日以身殉职，享年不足四十四岁。著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刘半农诗选》等。

在中国新诗史上，散文诗是从国外引进的文学品种。散文诗，是以散文形式写成的诗歌，兼有散文与诗的特点：篇幅短小灵活，内容多为表现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感触，题材往往以小见大，所揭示出的哲理，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不分行，不押韵，既有诗的情绪和幻想，也有诗的意境和韵味；语言凝练，富有节奏感。此种诗体最初出现于欧洲。刘半农对于此体在翻译、推介和创作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刘半农是外国散文诗最早的翻译者。早在1915年7月，他就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七期，发表用文言文翻译的《杜瑾讷夫之名著》（杜瑾讷夫今译为屠格涅夫），包括《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妻》《可畏哉愚夫》《嫠妇与菜汁》四章散文诗（当时列入“小说栏”）。这是我国译者对屠氏散文诗的最早译介。刘半农还在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印度作品《我行雪中》的译作，为有助于读者认识这一诗体，在文末的说明中，特地指出它是一篇结构精密的散文诗。

刘半农也是散文诗体的最早推介者。1917年5月，他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文中明确提出“增多诗体”的主张，认为“诗律愈严，诗体愈少，则诗的精神之受的束缚愈甚，诗学决无发达之望。试以英法两国为比较，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音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故诗人辈出”。自此，“散文诗”一词在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由此，读者了解到散文诗体的主要特点是“不限音节不限押韵”。加之鲁迅、郭沫若、沈尹默、徐玉诺、徐志摩等人的热心创作，从而确立了此体在中国新诗坛上的地位。

刘半农还是散文诗的积极创作者。他的第一首散文诗《晓》，作于1918年7月，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而后陆续问世的《老牛》《E弦》《血》《卖菜》等散文诗，“饱含生活的哲理，写作手法别致，篇制短小而富有诗意，形式自由而不拘韵律”^①，使读者进一步明了，如此这般写法就是散文诗。他的诗集《扬鞭集》中，散文诗几乎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

这位“平民诗人”活跃在诗坛上的时间不长，后来主要致力于语音学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初期白话诗人，却很少知晓他在散文诗领域中的开拓之功。

【注释】

① 徐瑞岳：《刘半农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新诗最早的开拓者

中国新诗最早的开拓者，是诗人、学者、教育家胡适。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糜，学名洪骍，字希疆，又改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居所。1896年至1903年在故乡家塾读书。1904年由母亲包办，与邻县旌德识不得几个字的小脚姑娘江冬秀订婚，而后便随三哥到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留美官费生，因用“胡适”之名报考，此后便正式沿用此名。抵美后，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修习农学、哲学、经济、文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夏回到上海，很快便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年底即回家乡完婚。是年，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于1920年底脱离《新青年》阵营。1922年另办《努力周刊》和《读书杂志》，提倡所谓“好人政治”，鼓吹“整理国故”，并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宣扬“读书救国”，终于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1923年底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参与筹办《现代评论》周刊。1927年在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并在沪写作和讲学。1928年3月，受聘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参与创办《独立评论》，发表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文章。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1948年离开北平到南京。1949年4月6日离沪去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馆长。1958年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中国哲学史》（上卷）、《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1—4集）等。

胡适1906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不久就在校内刊物《竞业旬报》上发表过一些白话文字，从写稿到主编历时两年多，文字和思想上都得到了锻炼。1915年在美国留学时，这年夏天，他已认识到白话是活文字，古文则是半死的文字。那么，胡适又是怎样作起白话诗来的呢？据其《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称，完全是被“逼”出来的：1915年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时，胡适和友人任鸿隽、梅光迪（字觐庄）、杨铨（号杏佛）、唐钱（字擘黄）谈论中国文字问题，而后话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上，他认为“这是一个大转变”。在争辩中，胡适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9月17日，他送给梅光迪一首长诗，内中云：“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这是胡适第一次用“文学革命”一词。9月20日，他在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火车上，用任鸿隽挖苦他的游戏诗韵脚，写了一首很庄重的答诗，寄给诸友人。在这首短诗中，胡适“特别提出了‘诗国革命’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方案，从这个方案上，惹出了后来作白话诗的尝试”。1916年7月22日，在“一场大笔战”中，针对出来为任鸿隽打抱不平的梅光迪，他又作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予以应答。此诗受到了友人的批评，甚至还遭到责骂。彼此的争论点归结起来，就是“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问题。胡适说：“这一首游戏的白话诗，本身虽没有多大价值，在我个人做白话诗的历史上，可是很重要的。因为梅、任诸君的批评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试做白话诗了。”由此，他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并在7月26日给任叔永的信中表示，“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这是胡适第一次宣言不作文言的诗词。于是，胡适决定此后不再和友人打笔墨官司，而是努力进行作白话诗的试验。在“可惜须单枪匹马，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的寂寞中，8月23日他坐在窗口午餐，忽见一对黄蝴蝶飞来，一会儿一只飞去，另一只飞了一会，也慢慢地飞去寻同伴了。胡适“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灵感一来，便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作《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尽管这首诗尚有些旧诗的残余气息，但却是中国新诗自觉实践文学革命主张的开山之作。还没写得几首，胡适便借陆游“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句，给自己将来的诗集起了个《尝试集》的名字。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白话诗八首》（《朋友》列于其中）。它们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同年回国后，胡适仍坚持写作白话诗，陆续发表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并于1920年3月出版了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部个人白话诗集。

胡适不仅努力试验作白话诗，而且还在理论上大加倡导。1917年1月，他还是一名留美学生，就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①。这是最早全面系统地提倡白话文的论文，得到陈独秀等人的支持，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有着重大影响。同年5月，他又在该刊第三卷第三号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认为改良文学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而“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回国后，于次年4月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认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新文学建设的“唯一宗旨”，“死文字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胡适在上述言论中，反复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为正式文学语言的主旨，对于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胡适还总结尝试白话诗创作的经验，于1919年10月写成《谈新诗》一文。文章肯定初期白话诗人在“要求语言和文体的解放”，争取新诗的“正宗”地位所做的努力；主张“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认为古今中外的文学革命运动都是从“文的形式”方面下手的。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也是“诗体的大解放”，因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文章以历史进化的观点考察中国诗歌的变迁，得出这次诗体大解放乃是“自然趋势”，并进而从已经发表的新诗创作中，探讨新诗的音节问题。此文可谓是我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最早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曾被茅盾称为新诗初期的“一根大柱”。

综上可知，是胡适第一个提出“诗国革命”问题，是胡适第一个试作白话诗，是胡适第一个作成白话诗，是胡适第一个发表白话诗，也是胡适第一个出版个人白话诗集，还是胡适第一个撰写具有深远影响的诗论文章。胡适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开拓之举，功不可没。

【注释】

① 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现代最早的优秀诗人

中国现代最早的优秀诗人，是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他也是现代最多才多艺的文学家。

郭沫若（1892—1978），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母亲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女儿，禀性谦和，爱好诗词。郭沫若童年时，母亲就教他背诵唐诗，他称母亲是自己“真正的蒙师”。而后，幼入家塾“绥山山馆”，又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1907年升入嘉定府中学。1910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1914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参与组织创造社。1923年回国。1924年后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倡导革命文学。1926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同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被迫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秘密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反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并坚持进步文化活动。1949年北平解放后，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作品，后结集为《郭沫若全集》。出版的诗集多达二十余部。

郭沫若1914年到日本留学，原学的是医学，但他沉醉在泰戈尔、惠特曼、海涅、歌德、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中。1916年夏秋之际，郭沫若在日本因受泰戈尔式的无韵诗启示，产生了创作新诗的欲望，写出了新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居异邦的郭沫若受到了这股突起的狂飙的猛烈冲击。惠特曼的《草叶集》那种汪洋恣肆的诗风和奔放不羁的自由体，给了他“暴风雨般的煽动”，于是，“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从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他的诗出现了一个创作的“爆发期”。1919年9月署名沫若^①，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特别是1920年该副刊上，突然出现了《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等一批“集束炸弹式”的惊世骇俗之作，人们在目瞪口呆之后，从此记住了“郭沫若”这个名字。1921年8月收有这些作品的作者第一部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它以磅礴的气势、狂热的激情、全新的形式、独特的风格，以及深刻的思想、丰富的内容、激进的态度，震撼了文坛，使人振奋，使人惊喜，充分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其思想意义和艺术水平，都远非胡适的《尝试集》可比。《女神》的出现，让人们关于“白话能否入诗”的担心成为多余，使中国现代新诗很快地结束了“尝试”时期，迅速地取代了传统旧诗，开始了它的新的发展。因此，《女神》可以说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也可以说是新诗初期创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经典之作。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他成为新诗史上第一位优秀诗人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