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京旗之家到小学教员

老舍在自拟小传中，曾这样叙述自己的早年经历：“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这段以“失”“无”“未”“不”表述的话语是老舍坎坷人生经历的生动写照，此种人生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作家创作思想的形成与创作路径的选择。

一、人之初：生命的摇篮，创作的源泉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是舒穆禄部的后裔。“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的署名，也是他日后创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笔名。舒家曾经是个大家庭，但在一次家族的内讧之后，他父亲的这一支就分出来单独过。到老舍这一辈，除了和母亲娘家的亲戚走动之外，与其他的亲戚都断了往来。所以，老舍的家谱不可考，最早只能追溯到曾祖父这一辈。

老舍的曾祖母舒马氏，在刘寿绵(即宗月大师)的祖父到云南做官时，在刘家当过佣人，老舍曾有《宗月大师》一文对此作过记载。父亲舒永寿，是旗人社会最底层的一名护军，护军的任务是负责皇城、王府乃至整个京师的安全，每个月3两银子的俸禄和春秋两季的老米是舒永寿的全部收入。舒永寿是个老实硬朗的人，具有旗人先祖那种勇敢淳朴、急公好义的传统美德和精忠报国的赤子之心。与当时在京的一般八旗子弟不同，他不沉迷于斗蛐蛐、放风筝、养鸽子等嗜好之中，唯一的爱好是养花。在老舍不到两岁时，舒永寿牺牲于八国联军攻城的巷战中。对于父亲，除了其腰牌上的“黄面无须”四字之外，老舍再无其他深刻的记忆。母亲舒马氏，属正黄旗，娘家在北京德胜门外土城黄亭子，以务农为生，是一个勤劳简朴、善于持家的人。

老舍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底层的京城旗族之家。他出生时，正值国家、民族深陷内忧外患的时代，此时的大清王朝已气息奄奄、日薄西山，而帝国主义却变本加厉地实施侵略扩张，这激起了中华儿女的空前反抗。八国联军于1900年8月中旬攻进北京，在杀声震天的声势中，慈禧太后置国运和全体京城军民性命于不顾，携光绪帝和王公大臣仓皇出逃，留下守城的八旗将士和义和团同入侵者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京城失陷后，八国联军大肆烧杀抢掠。父亲牺牲于守城战之后，老舍也差点死于侵略者的刺刀下。当时年幼的老舍自然记不住这些，但后来在母亲多次含愤蓄泪的追述中，这场发生在“首善之区”的大劫难，便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于是，他牢记了“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帝国主义者的残酷罪行，深刻地感受到上层统治者的虚伪软弱及封建社会的混乱腐败，也渐渐体会到父辈等八旗战士和义和团拳民的炽热爱国感情，体味到国忧外患给劳苦大众带来的生存苦痛。这些都促使他自幼便产生了反帝爱国的意识，较早地关注民族和祖国的命运，寻求民族独立和自由就成了他人生的头等大事。60年后，老舍根据这一事实创作了话剧《神拳》。

北京西北角的“小羊圈”胡同，既是老舍的诞生之地，又是其成长之所。老舍的童年是在苦难和贫穷中度过的，从他刚刚懂事起，就和家人一样知道了愁吃愁喝。父亲去世前，还能勉强度日，去世后，一家人全靠母亲给别人缝洗衣服和在小学当佣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赊欠已成为他家的一种常态。而围绕在他家周围的也是一个穷人的世界，姥姥家的同辈兄弟及“小羊圈”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在贫穷中度日，他们终日食不果腹，每天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在进入北京师范学校念书以前，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了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

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受到了最初的生活教育。大杂院的经历，使老舍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城市贫民的生活，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使他从小就喜爱上了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等，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在这种环境中，老舍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市民生活印记。同时，这种底层贫穷生活的真切体验，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和底色，也使老舍拥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城市贫民充满了深厚的同情，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激愤，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

因父亲战死，老舍自幼失怙，没有严父的教育，一直在慈母的呵护下成长。因此，给予老舍幼年时期最初、最大影响的是他的母亲，被老舍称作为人生道路上“真正的教师”。老舍母亲待人宽厚而乐于助人，急公好义而肯于吃亏，她免费给婴儿洗三，给邻居孩子们剃头，给少妇们绞脸，心甘情愿地伺候坏脾气的大姑子。在老舍母亲身上，有一种内在的道德力量，更有一种同命运抗争的勇气。她坚忍要强，以惊人的毅力独自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以隐忍的精神承受生活的重重磨难和命运的沉痛打击。母亲给老舍的这种言传身教的启蒙教育，逐渐形成了老舍爱打抱不平、重义气的文化心理和独立不倚的精神气质，为日后老舍成为平民作家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他后来人生哲学的起点。正如老舍自己所说：“我对一切人与事，都采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北京，这片浸润着父亲为国尽忠的精魂和母亲柔中带刚性格的热土，既是老舍最初的知识和印象的来源之地，又是其脾气和性格的发源之所。这块热土已经浸润在老舍的血肉里，深扎着他的人生之根与人文之本，是与他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成为他生命的摇篮与文学创作的源泉。经老舍的儿子舒乙研究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作为一个爱国主义作家，老舍的爱国是通过爱北京表现出来的。此外，老舍凭借地利之功，对轻快幽默的北京话加以节选、加工和改造，创造了一种仅属于他自己的语言，造就了他作品特有的“北京味儿”。

这种别样惨淡的人之初，是建构老舍辉煌艺术殿堂最初的人文支撑点，也是他奋不顾身投身救国救民事业的人生起点。

二、求学生涯：笃信好学，心平识远

老舍的母亲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但家庭的贫困使她无法送老舍上学念书，而懂事的老舍理解母亲的难处，从未向家人提过上学的事。在这样的境况下，老舍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刘寿绵。如果没有刘寿绵即宗月大师当初的鼎力相助，他贫寒的家境是根本无力让他迈入学堂的。老舍自己曾回忆过当时大师送他入学的情景：“有一天刘大叔偶然地来了。……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宗月大师完全改变了老舍的一生。他一直把宗月大师当成学习和效仿的楷模，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

在刘寿绵的帮助下，1905年初，老舍进入位于新街口正觉寺胡同的一所改良私塾学习。在私塾期间，聪明好学的他读了《古文观止》《诗经》等读本，在这些读本的启蒙下，他初步显露了作文方面的才华。据老舍自述：“在我幼年时候，我自己并没有发现，别人也没有看出，我有点作文的本事。”

刘寿绵资助老舍上学，让老舍接受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洗礼，奠定了他的传统文化基础。刘寿绵给予老舍的影响是深刻的，他既是老舍的恩人，又是老舍精神上的导师。富裕的刘寿绵从不以富傲人，他把自己的财产变卖来办贫儿学校、开粥厂救济穷人。他不徒托空言，而是“见诸实行”，“知道一点便去做一点，能做一点便做一点”。他的这种慈悲精神、乐善好施的品行影响了老舍，使老舍形成了乐于助人、同情穷人的品质。诚如老舍所言：“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极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正是得益于刘寿绵的惠泽，老舍日后才成为一位能体味民生疾苦，心系天下苍生，为祖国和民族寻找通往光明之路的人道主义者和苦行者。

1912年春，老舍所读的京师第二小学改为第四女子小学，该校男生全部并入西直门内南草厂街京师第十三高等小学读书。发愤苦读的老舍背诵了大量的古文诗词，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和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深受他的喜爱。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老舍对国文和写作有着极浓厚的兴趣，初步显示出文学天赋，他为同学所写的文章《说纸鸢》的开头博得了老师孙焕文的赞誉：“我在北直隶教书多年，庆春文章奇才奇思，时至今日，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1912年底，老舍小学毕业。此时，他家已经陷入重重债务的困境之中，亲友们都劝说他放弃学业去学手艺养家糊口，但母亲深知老舍求学的坚毅之心，于是咬紧牙关支持他继续读中学。1913年1月，老舍考入了京师第三中学。在三中，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贫苦旗人的生活，也看到旗人子弟自由散漫、轻浮敷衍的性格缺陷，因此，他给自己取了“醒痴”的表字，意在告诫自己不能随波逐流坠入没有出息的“痴人”行列。半年之后，由于家庭难以支撑其开销，老舍被迫辍学在家，亲友们再次劝说他舍弃学业，但此时的他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唯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他瞒着母亲偷偷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

1913年7月，老舍迎来知识和命运的转机，他成功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在校长方还、国文教师宗子威的影响下，老舍对古典诗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十八家诗抄》《陆放翁诗集》等常使他爱不释手。这些古典诗文不仅提高了他的文学艺术素养，而且诗文中崇高纯洁的民族正气、伟大的人格精神渗透到他的意识深处，进一步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报国志愿。

除正统的学习读本外，老舍从小还接触到了许多民间艺术，大量阅读“非正统”书籍，这不但使他后来的创作具有浓厚的民间性和通俗性，而且使他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呈现出鲜明的民间特色。小学时代的老舍，常与好友罗常培逃学到学校附近的小茶馆听短打类、公案类评书《小五义》《施公案》和《杨家将》，看过郝寿臣出演的《打渔杀家》和《失街亭》等京戏，还曾经对“苏三起解”“水漫金山”等戏文入迷。中学时期的他阅读过《三剑侠》《绿牡丹》等武侠类小说与《乌托邦》《君子国》等外国小说，曾痴迷于戏文的他甚至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这些民间文学和课外读本中所宣扬的侠义精神，激起了老舍燕赵慷慨悲歌的侠气，希望采取剑客式的激进方式来反抗不公道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期构建乌托邦的理想社会。

这段求学时的经历对老舍一生的影响是关键的。从他求学时的政治环境上看，已属于“后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旗人逃脱了“八旗制度”的羁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从经济、文化上看，这场社会大变迁又使旗人陷入了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之中。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断了作为世袭军人所供给的报酬，加之又无特别的谋生技能，大量旗人跌入了城市贫民之列，男人们成了洋车夫、油漆匠等，女人们则沦为帮佣甚至妓女。同时，辛亥革命“驱除鞑虏”的排满口号，针对的就是满族人，社会上的人们将旗人嘲笑为亡国奴、封建余孽和懒惰成性的游民，他们成了被其他民族排挤的“茫茫末世人”。老舍身为“末世人”中的一员，凭着敏锐的身份意识和学堂知识素养，使他既了解、同情本民族成员和更多底层贫民的悲惨生活遭遇，体认到社会的黑暗，又使他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认识到自己出生阶级的无能腐败，自己族裔苟且偷生的精神痼疾。

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满族知识青年，老舍已把个人和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他希望能凭借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自强自爱的精神自立于社会，给族群做出榜样；同时，他也十分关注为厄运缠身的苦难大众的群体命运，期冀能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这一切使他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加速萌发并成长。

三、小学教员时代：贞不随群，致力做事

1918年6月，老舍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1919年，他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踏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老舍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工作，治学有方的他很快就博得了大家的赞赏，甚至北京中小学教育界都知道这位年轻校长的名字。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当时的老舍作为一个小学校长，他的职责是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可能鼓动学生罢课去参加运动，加之“末世人”的境遇形成了他独立不倚的性格，对于一切运动都以“旁观者”的心态观之。因此，他没有直接参与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且在运动伊始对运动的态度除了客观冷静之外，还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革命，波及社会的许多层面，身处京城的老舍不会因为“旁观”而不受影响。

首先，“五四”运动震动了老舍的思想，使他成长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作家。“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这对于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来说，无疑找到了情感的契合点。作为一个旗兵的后代，老舍自幼便生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族观念，他早已把“国耻”与“家仇”融合在一起。当他感受到运动中学生们高涨的反帝情绪和热切的爱国情感之后，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火种随即被点燃。他开始以新的眼光打量世界，敢于怀疑孔圣人，敢于批判老人老事；开始以新的标准衡量现实和人生，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同时，“五四”运动提倡的平等与自由、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撩拨并开启了老舍的心智，他看见了新的理想和新的希望，进一步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

其次，“五四”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给老舍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他曾说：“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做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作家。”“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兴起，而身为地道北京人的老舍自小就生活在明白晓畅、生动传神的“京片子”俗语言环境中，他谙熟的语言风格和白话文一拍即合，使得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文言，以狂喜的心情开始尝试用白话写作，于此他说到：“假若那时候，凡能写几个字的都想一跃而成为文学家，我就也是一个。”“五四”运动是老舍献身文艺的撬动点和价值点，正是受其影响，他日后才踏上了以笔为旗来实现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在许多青年热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婚姻自由的时候，老舍是在探寻着民族和社会的出路，他极想通过自身努力来使不公正的社会变得更合理、更平等。1920年9月30日，老舍上任郊外北区劝学员。到北郊劝学事务所就任后，老舍以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去探索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但是，老舍狂热的工作激情遭到了同事的冷嘲热讽，而势单力薄的他无力改变污浊的工作环境和同僚陈腐守旧的工作作风，加之这一时期母亲暗中给定的亲事，使他陷入了极度苦闷和彷徨的精神泥沼中，一度选择抽烟、喝酒、打牌、看戏来麻痹自己，结果在1922年大病了一场。病好后的老舍在西山卧佛寺静养，清幽静谧的寺院环境让他想起牺牲自我、为大众谋利益的刘寿绵，于是他开始做自我检讨，立志做个像刘寿绵那样的苦行僧。从西山养病回来后，老舍在刘寿绵办的贫儿学校和地方中学做义务教员，并在其施舍粮米的时候帮忙调查及散放。虽然老舍从实际行动上义无反顾支持刘寿绵救助社会的这种“善举”，但他明白刘寿绵的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救穷人，它只不过是暂时抚慰一段他们受苦受难的日子而已。此时的老舍已经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并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渴求光明的热切之心，但他在积极探索自我理想实现的过程中，却找不到能引导自己实践的通衢大道，而恰逢其时，处于彷徨中的老舍遇到了又一个对他人生构成较大影响的人物宝广林。

宝广林是从英国伦敦大学神学院毕业归来的留学生，主持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教务，老舍工作之余到缸瓦市基督教堂举办的英文夜校学习，结识了宝广林，并加入了其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他们“聚在一起，讨论教育、文学和宗教，更多地是讨论如何改造社会和为社会服务”。1922年夏，老舍在该教堂的西城北京地方服务团附设铭贤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主持教务，致力于做社会服务工作。经过长时间的共事相处，志同道合的二人成为了好朋友，于是，宝广林向老舍传播了基督教的思想观念。宝广林所传播的基督教，与此前曾引起国人普遍反感痛恨的“洋教”有诸多不同。

首先，宝广林修正了宗教教义中固有的轻此岸、重彼岸的消极思想，将教徒们的注意力径直引向对现世的能动改造这上面来。宝广林坚决抨击不公正的社会现状，呼吁大众的觉醒，这征服了志在为社会“做事”的老舍，他似乎找到了渴望已久的能够指导自己社会实践的理论。另外，宝广林具体勾勒出“天国”的理想面貌，这符合老舍所追求的社会境界和救世理想。

其次，宝广林在广泛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教义和大同主义精神的同时，还十分强调破除国家种族成见，达到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睦。这种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思想，对于在民国初期饱受歧视之苦的老舍来说，直接抵达了他心灵的深处，他由衷地期冀能够见到各个民族相安共事、人们平等相待的社会局面。

宝广林对基督教教义的阐释和他的实际行动征服了老舍的心，再加上当时中国籍教徒正酝酿将缸瓦市伦敦教会从英国传教士手中接管过来，实行华人自办，这对从小仇视“洋教”的老舍有极大的吸引力。1922年夏，老舍接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老舍入教后，郑重启用“舍予”的表字，取一切为了别人，完全舍弃自我之意。老舍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与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与改建工作，成为华人自办教务的爱国行动的先行者。

1922年9月，老舍的上司因故申斥了他一顿，而此时的老舍再也不愿混迹于市侩气十足的劝学所，于是，贞不随群的他辞去了待遇丰厚的劝学员一职。1922年9月4日，老舍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这一时期，老舍在全体师生的大会上做了题为《双十》的具有宗教色彩的讲演：“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反映出他利用宗教影响推行社会民主与文化改革的鲜明立场。1923年1月28日，作为文学跳板的短篇小说《小铃儿》在《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号发表，反帝爱国是此篇文章的主题。1923年2月，老舍辞去南开中学的教职，返京后的他在顾孟余所主持的北京教育会做文书。同年8月，他到罗常培任校长的北京一中做兼职教员，后进行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的改造，同时兼任灯市口地方服务团干事，进行一些有益于劳苦大众的社会服务工作。10月，他被推举为基督教团体唯爱社的书记。

老舍从基督教教义中汲取的精神和营养，已经内化为他的生命血肉，成为他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图存的实践途径和文化启蒙工具。这种精神和营养不仅使他在日后能坚决抵制各方的诱惑而献身于社会和文化改革，而且加强了其探求国民性的自觉性，深化了其作品对人性的开掘，为中国文坛开辟了一块“灵的文学”的新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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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舍.我的母亲[M]∥胡絜青.老舍写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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