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老舍的启蒙观

启蒙是“五四”新文学的重大主题。作为在文学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文学作家，老舍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染上时代赋予的启蒙主义色彩。启蒙是为了开启民智、唤醒沉睡的民众进行的文化思想上的变革，或者是为了号召民众奋起抗争，以强制甚至暴力的方式革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以期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使国家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所进行的革新。虽然不同主体的启蒙话语不尽相同，但追求人的自由幸福、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是其共同的价值目标。启蒙既是一种行为实践方式，也是一种思想观念。对文学创作家而言，作家的启蒙观主要是通过作品的思想内涵体现出来，老舍也不例外。纵观老舍的文学创作，无论早期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稍后的《离婚》《猫城记》《骆驼祥子》，抑或后期的《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等，贯穿始终的是作家思想启蒙的文学主题。但让人不解的是，老舍作品的启蒙主义倾向并未被当时的启蒙主义者完全认同。鲁迅曾给台静农写过一封信，信中指责当时盛行的小品文之风不合时宜，并捎带批评了老舍，“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其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在鲁迅眼中，老舍的作品与直面淋漓的鲜血、揭露社会的黑暗、启发号召民众起来抗争的启蒙文学有所不同，是属于林语堂那一类闲适幽默派的。左翼文坛主将茅盾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那时候，从热烈的斗争生活中体验过来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是有不少距离的。说起来，那时候我个人也正取材于小市民知识分子而开始写作，可是对于《赵子曰》作家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个人私意也不能尽同。”鲁迅是一位启蒙主义文学的精英和集大成者，茅盾是一位以小市民知识分子为题材表现启蒙思想的杰出作家代表，但他们都认为老舍的作品不同于主流的启蒙主义文学，这说明老舍作品中的启蒙思想是比较隐晦的，他的话语启蒙方式与主流启蒙文学有所不同。

老舍的启蒙主义倾向之所以不被当时的启蒙者所理解，与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叙事立足点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老舍是位文化型作家，其温文尔雅的启蒙姿态，与鲁迅、巴金、蒋光慈等作家的斗士般的启蒙姿态不同；另一方面，老舍是底层市民出身，对市民的生活境遇相当熟悉，他作品的叙事始终紧贴市民的文化心态而不凌虚高蹈，也与主流启蒙叙事不同。整体而言，老舍的启蒙观是一种温和的平民式的人道主义启蒙观，它建立在中西文化相互参照的基础上，着重从文化层面对普通市民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心理进行揭露和审视，以传达同情弱者、揭露卑污、引起疗救的价值理念，从而参与到文学启蒙主题的建构。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老舍在作品中表露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又稍有差异。可见，老舍的启蒙观与时代主流的启蒙主义思潮在价值取向上整体吻合，但也有它自己的独特性。

一、启蒙观的形成过程

生活环境、人生阅历会对作家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作家的文学创作。老舍的启蒙观是时代语境、成长经历、西方游学经历三者共同影响的结果。首先，启蒙观的形成与作家所处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外患内忧并存的动荡状态中，晚清封建王朝即将走向覆灭，新的民主国家尚未建立，民族和国家处于生死攸关的转折阶段，因而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并促使中华民族的崛起，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成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老舍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既潜伏着危机又充满着激情和机遇的时代，而他既没有显赫的身世，也没有高深的经院学识，有的是底层贫民悲惨生活的体验和悲悯的情怀。底层平民的出身和战乱带来的丧父之痛，让老舍深切体会到底层市民生活的艰辛和战争的祸害。这种苦难和祸害是由民众自身不觉悟的文化心理特性和国家腐朽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要改变恶劣的生存现状必须对民众进行启蒙，民众觉醒了，整个国家的面貌才会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20世纪初既是政治动荡频繁的时期，也是文化转型激烈的时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思想上卷起的浪潮更是对国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老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但他启蒙观的形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老舍的思想发生转变，让他对人的尊严和自由有了更深切的体认和渴求。老舍曾说“‘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和情感”。这是老舍启蒙观形成的时代背景与时代语境。

与此同时，老舍的成长经历也对老舍启蒙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老舍出身普通市民家庭，底层市民追求平等、讲究仗义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念自幼便在老舍心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老舍曾说：“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老舍对自我这种“穷人”身份的定位表明他思想上是倾向平民主义、人道主义的。

父亲的暴死，幼年的遇险，皇城遭血洗——帝国主义列强的暴行在作家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痕，埋下了反抗暴力、仇恨侵略的种子。成人后，又目睹祖国受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更是激发了作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为老舍启蒙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和情感的基础。

如果说时代语境与成长经历是老舍启蒙观形成的国内因素，那么国外游学经历则是它形成的国外因素。1924年7月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教授国文课，教课之余阅读了大量的西欧历史和文学书籍，对中西社会和文化的优劣有了一定的了解，作家的创作生涯也随之拉开帷幕，《老张的哲学》等就是写于此时期。1929年夏老舍告别英国，到德、法、意三国旅行，历时三个月。西方的游学经历使老舍较为深切地认识到外国文化和外国市民的心理特点，为他评判国内市民文化和国内市民的心理特点提供了一种参照的尺度。国外的生活经历，让老舍体悟到弱国子民所受到的歧视和屈辱，使他的文化心理遭受了巨大的震撼，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位经历了中西文化冲突的作家，在文化对比的基础上，自觉地以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批判与认同的文化主义者的关照视角，展开了他对传统市民文化的反思。此为他文化启蒙观念形成的异域文化资源。老舍的启蒙观正是在时代语境、成长经历、西方游学经历三者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思想观念。

二、启蒙观的内涵与特征

老舍是文化型作家，也是一位温和的人道主义者，因而他的启蒙观带有文化改良主义的特点。

(一)老舍的启蒙观着重从文化反思的层面对普通市民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心理进行揭露和审视

“通过表现中国人感性、理性和意志的多重沉落，唤醒国民鲜明尖锐的心理感受，摆脱板结枯死状态，使他们认识到清醒健全的理智和坚强主动的意志是何等珍贵和重要，使国民在理智和感性上都活动起来，使人和社会都获得生机。”国民性批判是新文学作家以文学作品作为思想启蒙和政治革命的一种文本叙事策略，揭露卑污，引起疗救，从而达到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目的。鲁迅、茅盾、老舍都是爱国主义作家，国民性批判也是他们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但既不同于鲁迅对乡土农民、旧派文人身上国民劣根性的无情揭露和尖锐批判，也不同于茅盾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对国民的精神世界进行审视，老舍主要立足于从市民文化层面来彰显他的启蒙主义倾向。这种叙事立足点得益于他对北京市民阶层生活的熟悉，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绘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老舍小说表现的对象大都是普通的市民阶层，如都市中的小科员、学生、商人、教员、人力车夫、妓女等。他们的身份职业虽然有所差异，但身上都留有传统市民共有的文化心理特性，有的表现出义气豪爽、热情勇敢、关心国事的特点，有的表现出见钱眼开、固执狭隘、迷恋做官、欺强凌弱、坑蒙拐骗等市侩小痞子的个性。老舍称北京文化为“沙漠文化”“酱缸文化”“官本位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长的市民，除少部分具有古道热肠外，大部分都缺乏足够的生气和活力，不是怯懦、愚昧的奴隶，就是官本位意识深厚、见利忘义、媚上欺下的市侩小人。但老舍不是对小市民阴暗、消极的文化心理进行尖锐地批评，而是以温和的姿态去叙述小市民生活的酸甜苦辣，让读者从中品味出文化积弊对市民自身的危害，从而达到文化启蒙的效果。由此可见，老舍的启蒙方式是人道主义式、平民式的，他没有鲁迅的深刻锐利，也不善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审视、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可他熟悉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文化心理，善于从文化的角度对市民阶层的思想和性格进行审视和批判，从而传达出启蒙主义的主张。如《老张的哲学》对老张“钱本位而三位一体”市侩哲学的讽刺，实际上是对普通市民狭隘卑污的文化心理的一种温和的批判，让读者在“含泪的微笑”中体味到“真正的幸福是出自健美的文化”。老舍对老张市侩哲学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市民文化卑污面的否定。但对于文化中积极的一面，老舍是给以充分肯定的，如在《赵子曰》中老舍对青年学生赵子曰文化心理转变历程的讲述就体现出其客观的态度。赵子曰身上带有普通市民消极狭隘的特点，罢课、打老师、调戏女生的经历是他自我炫耀的资本，但同时他又充满血性、责任感和正义感，如偶遇不幸遭人凌辱的妇女，他能主动给予帮助，最终在李景纯的感召下领悟到了救国救民的重要性。作家对赵子曰客观公正的描述实际上就是对市民文化的一种客观评价。《四世同堂》中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旧派文人钱默吟，虽然有些古拙迂腐、孤僻清高，但在民族和国家处于生死边缘时期，他的古拙孤僻的个性便化为一种刚正不阿的文化气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等到锁镣加到身上而不能失节”，“我很爱我的命，可是我更爱我的气节”。钱默吟迂腐的个性与孤高的气节都是源于民族文化的滋养与催生。传统文化既有糟粕渣滓也有精华和亮点，老舍对市民文化心理的审视取一种实际、客观的视角。可见，对市民文化心理的审视和反思是老舍启蒙观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