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类别与特点
对于中国古代戏曲研究而言，戏曲目录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孙崇涛在《戏曲文献学》一书《自序》中说：“中国戏曲学，大而言之，系由戏曲理论、戏曲历史和戏曲文献学三个基本部分构成。三者关系，应是：‘论’从‘史’出，‘史’从‘文献’出；研究戏曲文献是最基础的层次，是一切真正从事戏曲研究所不可逾越的起步；舍弃了对戏曲文献的学习与研究，任何‘史’、‘论’，都将成为空中楼阁。学习戏曲学，一开始即问途‘史’、‘论’，好似无根之本，无源之水，结果必然会令学习者缺乏扎实基础与学养后劲，将来很难有自己的发现与创说，即使他们也可以著书作文，但大抵属于‘炒冷饭’——拿别人的发现重新‘制作’一番而已。”
在我国现存丰富的古代戏曲文献遗存中，戏曲目录著作数量十分有限，因而尤显珍贵。“如何更好地利用、掌握戏曲目录，这是学习、研究戏曲学首先要跨越的第一道‘门槛’。迈进这道‘门槛’，可使我们更快地得其要领，寻找捷径，尽快登堂入室。”迄今为止，笔者搜集到五十余部古代戏曲目录，它们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对古籍目录进行研究，目录分类是首要问题，采用何种分类标准，分类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研究的学术价值。对古代戏曲目录的分类既要符合戏曲史发展的实际，又要方便对其进行研究与论述。纵观诸家目录学著作，古籍目录分类标准莫衷一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据。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1883-1955）古籍目录分类之法最为世人所重：
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书名下论说，名称屡变，详见后目录书之体制三。以普通均呼之为解题，姑用以立说。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昔人论目录之学，于此三类，各有主张，而于编目之宗旨，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则无异议。……属于第一类者，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者，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者，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若欲便于读者，则当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目录学发微》卷一《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这一分类方法将目录体例繁简作为目录分类的标准，占中国古代目录著作主流的公私目录均能涵盖其中。于戏曲目录而言，能符合第一、二类标准，具有较丰富的著录内容，与经史目录可等而论者数量极少，仅有《乐府考略》、《传奇汇考》、《曲海总目提要》等少数几部可以勉强厕身其间；现存戏曲目录大多属于第三类，只著录剧名，间或著录作者及版本，较为初级。若以余嘉锡“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衡量古代戏曲目录，不免持论过严，以事实言之，古代戏曲目录虽多藏书簿籍、自名鉴赏者，但它们仍不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而它们本身特殊的“低级”状态正是古代戏曲目录的特征，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除余嘉锡之外，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之四分法——“目录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藏书家之目录”、“读书家之目录”亦较为著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之《叙论篇·目录之种类与目录学之范围》对目录种类及八种分类标准及类别均有深入论述，可供参考。
郭英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根据目录编制的目的和收录的范围，将古籍目录进行分类；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亦对古籍目录进行了分类，现列表如下：
对于古代戏曲目录的分类，谢灼华《中国文学目录学》、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和孙崇涛《戏曲文献学》都进行了尝试，今将各家分类方法列表如下：
就目前笔者所见五十余种戏曲目录可知，中国古代戏曲目录著录较为集中的目录类别有：综合目录下之私人藏书目（即杜著之私藏书目）、古籍学科目录（即杜著之专科目录）下之文集目录（即杜著之集部目录）。此外，综合目录下之丛书目录（杜著收于特种目录之下）、国家藏书目录（即杜著之公藏书目）亦有少数著录戏曲作品者。本文拟综合参考诸位学者对中国古代目录及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分类方法，并适度加以调整，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进行划分。笔者认为，现存中国古代戏曲目录可分为三个大类，现将诸类名目及各类下所分小类名目一一列举，并略述划分理由及诸类特点如下：
一、综合目录中的戏曲目录
此类目录主要是指官方修纂的国家藏书目录、私人修纂的私人藏书目录、丛书目录中某一相对独立的部分集中著录的戏曲目录。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依附性，即依附于综合目录中的某一类别存在，不具备专科目录的独立性，这种依附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目录中有不同表现，主要体现在戏曲目录在综合目录部类中的位置变化，通过历时的位置变化我们可以窥见戏曲这一体裁在古代文化典籍中地位的升降，挖掘这种升降背后的文化因素；而通过对戏曲目录在不同藏书目录中著录位置的比较，我们又可以发现不同藏书家对于戏曲这一特殊体裁的认知，进而探讨他们戏曲观念以及文学观念上的共性与差异。此类目录中，国家藏书目录以解缙等所修《永乐大典目录》、杨士奇等所修《文渊阁书目》等为代表；私人藏书目录数量较多，以高儒《百川书志》、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徐
《徐氏红雨楼书目》、钱曾《也是园书目》、姚燮《大梅山馆藏书目录》等为代表；丛书目录以顾修《汇刻书目》、朱记荣补辑增订《汇刻书目》等为代表。赵山林所谓“综合目录”中之“私人藏书目录中的戏剧部分”应归入此类，孙崇涛“藏家书目中的戏曲目录”亦应归入此类。
二、戏曲专科目录
此类目录是指以戏曲作品为专门著录对象的专科目录，其特点在于著录对象的独立性。这一特性决定了此类目录专为戏曲而设，而不及其他体裁。本书强调所谓戏曲专科目录的“独立性”意在说明，综合目录中的戏曲目录需要作为综合目录的有机组成部分，“依附性”地存在，一旦脱离综合目录这个整体，便会令其自身在戏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而戏曲专科目录的“独立性”并非指所有戏曲专科目录都完全独立存在，无所依傍，而是指它们的学术价值不会因为存在方式的改变而受到太大影响。如姚燮的《今乐考证》仅在“宋剧”、“著录”诸部分著录了戏曲作品名目，将这些部分当作相对独立的整体，才可以称其为“戏曲总目”。
戏曲专科目录的出现体现了戏曲这一特殊的文学艺术样式走向独立和成熟的过程；不同的戏曲专科目录也记录了不同戏曲体裁发展、成熟、兴盛、衰落、消亡的历史过程；戏曲专科目录著录戏曲作品的方式各具特色，如《曲品》为代表的品评式著录、《传奇汇考》为代表的提要式著录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戏曲专科目录自身演变发展、前进与徘徊甚至倒退的轨迹，本身便是古代戏曲研究不应忽视的重要课题；而戏曲专科目录对古代戏曲体裁的划分、名称的使用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人群的戏曲观念和对戏曲的认知程度。赵山林所云“提要目录”一类，乃以著录体例为划分标准，与“专题目录”、“综合目录”划分标准显然并不统一，应与“专题目录”及其“综合目录”下之“专门编纂的戏剧综合目录”一并归入戏曲专科目录之下。孙崇涛所云之“戏曲单科目录”及“戏曲综合目录”亦应归于此类之下。
中国古代戏曲体裁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对现有的古代戏曲专科目录进行划分很有必要。综合考虑谢灼华、赵山林、孙崇涛三位的分类方法，笔者以为，戏曲专科目录分类方法可以孙氏分类法为基础，略作调整即可分为以下诸类：
（一）戏曲单科目录。“也可称戏曲专题目录，是指专门著录某一体裁、某一样式的戏剧或戏曲作品的目录。有的并非单独成书，只是某书的一个独立部分或独立章节，由于戏曲研究者已经习惯把它当作独立的戏剧（戏曲）目录看待和使用，我们也将它们归入戏曲单科目录。”此说十分符合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的实际，如戏曲单科目录中的《院本名目》，载于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而非独立编撰而成；《宋元旧篇》也仅是徐渭《南词叙录》的一个部分。根据现存戏曲单科目录的分布状况可依次划分为宋金杂剧目录（以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为代表）、元明杂剧目录（以钟嗣成《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为代表）、宋元明戏文目录（以徐渭《南词叙录》为代表）、明清传奇目录（以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为代表）、近现代地方戏目录五类。
（二）戏曲总目。此类目录“系指那些不是按照戏曲样式、种类，著录单一性质的戏曲作品目录，而是包罗多种戏曲样式、种类，甚至包括与戏曲相关的理论、音乐、图绘等文献一起进行分类著录的目录”。其特征是要混合著录多种（两种或两种以上）戏曲体裁的戏曲目录，具有综合的性质。此类目录代表了中国古代目录较高的发展水平，均产生于清代，在著录数量和著录体例上均具有集大成的特点。现存古代戏曲总目依据编撰体例的繁简不同，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简目式戏曲总目与提要式戏曲总目。简目式仅著录戏曲名目，或稍作相关说明与提示，十分简略。黄文旸（1736-？）之《曲海目》、支丰宜（生卒年不详，约道光间在世）之《曲目新编》（即《曲目表》）、管庭芬（1797-1880）校录之《重订曲海总目》均属此类。提要式戏曲总目实为传统目录学中“叙录体”目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姚名达认为刘向等写定叙录之义例有八：“一、著录书名与篇名；二、叙述讎校之原委；三、介绍著者之生平与思想；四、说明书名之含义，著书之原委及书之性质；五、辨别书之真伪；六、评论思想或史事之是非；七、叙述学术源流；八、判定书之价值。……经此八项工作，合其所得为一篇文章，是名‘叙录’，载在本书。书既有录，学者可一览而得其指归，然后因录以求书，因书而研究学术，无茫然不知所从之苦，无浪费精神之弊。”其又谓：“自目录内容之体制分之，则有纯书目、有仅记书名，著名，卷数者，有兼记版本参考事项者。纯解题、有于书目后作解题者，有于书籍中作题跋者。兼书目及解题之异。自解题内容之旨趣分之，则有解释内容、订正讹误、考索存佚、研究版本、批评是非、叙述源流之异，又或兼而有之。”而现存中国古代提要式戏曲总目无一能兼具如此众多功能，考索存佚、研究版本、批评是非、叙述源流等项尤为弱势，而在著录剧作名称、考辨作者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详细著录戏曲剧情提要、考证戏曲本事来源方面，则体现出了独具的优越性和特色。此类目录以清代的《乐府考略》、《传奇汇考》以及由此二书综合汇订而成的《曲海总目提要》为代表。
三、以特殊方式存在的戏曲目录
综合目录中的戏曲目录和戏曲专科目录占据了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主流。此外，尚有一部分集中存在的戏曲名目以一种特殊方式存在，尽管与上述两类明显具有目录特征的戏曲目录不同，但它们发挥着与戏曲目录相同或相似的功能，为中国戏曲史保留和记录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编撰可以起到巨大的补充作用。由于此类目录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此处仅作简要介绍。
其一，中国古代保留了大量的戏曲选本和戏曲曲谱著作，这些戏曲选本和曲谱之前的目录著录内容包含了所选剧作的名称、该剧某出出目、该出某一曲牌名称。曲选和曲谱不仅是古代戏曲校勘的重要文献依据和古代戏曲辑佚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戏曲剧目的宝库，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数量可观珍贵的戏曲剧目信息。据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一书统计，现存150余种元杂剧中，有143种可见于戏曲选本，而无其他版本的元杂剧剧目就有106种；若无戏曲选本收录，现存190余种明杂剧中至少会有75种剧目成为佚剧，14种剧目的佚曲将湮没无闻；至少55种戏文佚出或佚曲通过明清戏曲选本得以保留；146种明清传奇剧目的全剧或部分内容仅见于戏曲选本。
其二，有清一代，宫廷演剧十分兴盛，大量宫廷演剧的资料留存下来，其中不仅有《昇平宝筏》、《劝善金科》、《昭代箫韶》、《鼎峙春秋》等鸿篇巨制的宫廷大戏的剧本，尚有专门用于进奉帝王后妃生辰、寿诞、大婚以及重要节令的承应戏剧本，所谓《九九大庆》、《法宫雅奏》等皆属此类。此外还有《穿戴提纲》（主要记载所演剧目中主要人物的姓名及所需穿戴的衣物、饰品及道具的档案）、《乱弹提纲》、《昆弋提纲》（主要记载该剧种若干剧目或折子戏的上场人物及扮演该人物的演员姓名）等戏曲档案，这些档案记录了数量庞大的戏曲剧目，且花部、雅部剧目均有涉及，尤其可贵的是大量花部乱弹剧目为清代后期勃兴的花部演剧留下了珍贵可信的文献资料，尽管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戏曲目录，但对未来中国古代戏曲总录的编纂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三，中国古代文人在散曲、戏曲和与之相关的创作活动中喜欢逞才弄巧，游戏笔墨，在某些作品中保留了颇为可观的戏曲剧目。其中，集剧名为散曲便颇有特色，集剧名散曲自元代迄清一直有文人染指，如元人孙季昌（生卒年不详）之〔正宫·端正好〕《集杂剧名咏情》保留杂剧剧目近60种，明人沈璟（1553-1610）之《集杂剧名》保留杂剧剧目86种，明人沈君谟（生卒年不详）之〔南仙吕入双调·东风江水〕《集传奇名》保留传奇剧目12种，清人张潮（1650-？）之〔南仙吕·皂罗袍〕《逢场作戏》保留传奇剧目达20余种。此处引沈君谟之作，权为一例：
〔沉醉东风〕剖鸾钗（明无名氏《鸾钗记》）轻教折群。抱琵琶（高明《琵琶记》）青衫（明顾大典《青衫记》）揾湿。待把霞笺（明无名氏《霞笺记》）寄倩行人。欲偷香（明陆采《怀香记》）信。〔江儿水〕并不见跃鲤（明陈罴斋《跃鲤记》）惊鸿（明吴世美《惊鸿记》）来相近。因此上忙投笔（明丘濬《投笔记》）砚还思忖。教我何处跟寻亲（明王錂《寻亲记》）问。若不是狮吼（明汪廷讷《狮吼记》）缠情。应只为达举图他金印（明苏复之《金印记》）。（〔南仙吕入双调·东风江水〕《集传奇名》）
孙崇涛：《戏曲文献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页1。
同上注，页28。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15-16。
汪辟疆：《目录与目录学》，《目录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4。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7-12。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209-217。
孙崇涛：《戏曲文献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页30。
现未见古代专门著录清代杂剧名目的单科目录，故不专设清杂剧目录一类。本书研究暂不涉及地方戏目录。
为避免与一级分类“综合目录中的戏曲目录”重复，造成行文和理解上的障碍，本文此处不再使用孙氏“戏曲综合目录”一词，而使用谢氏“戏曲总目”一词。
郭英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293认为解题目录（即提要目录）依据取材内容和撰写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三种类型，其中，“传录体”比叙录体内容简略，往往只解释书名或记录作者简传，而不及其他，元钟嗣成《录鬼簿》、明初无名氏《录鬼簿续编》、明末徐
《徐氏红雨楼书目》等均属“传录体”一类。本书所云“提要式戏曲总目”属于“叙录体”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戏曲单科目录及藏书目录中则有此“传录体”目录的存在。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29-33。
同上注，页11。
曲谱、曲选中所附录的单独成篇的“征引戏曲目录”一类剧目单则可理所当然的归入戏曲目录的范畴，如明人沈自晋编撰之《南词新谱》所收《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清人张大复编撰之《寒山堂曲谱》所收《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等即属此类。而曲选、曲谱自有目录（即书前所附专为此书所编之目录）与前者性质不同，应当区别看待。
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124-131。
［明］冯梦龙评选、俞为民校点：《太霞新奏》，卷一，［明］冯梦龙著，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册14，页1-4。
王汉民：《集剧名散曲选注》，《中国戏曲小说初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页177-189。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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