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蹒跚起步

●人民银行体改办的蔡仲直博士是从德国回来的，接受的是德国全能银行的思想，他还就监管问题和王波明进行了一些争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畅所欲言，会议气氛十分活跃。

●杨百万拿到交割单后，直奔交易所，指出错误，立了一大功。

中国政府助兴股市

1988年3月，王波明、高西庆、王巍等8人提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的设想，时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的王岐山等人也是参与者。

1988年7月8日，康华副总经理贾虹生让王波明去开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因为王波明刚从华尔街回国，贾虹生希望他能到康华工作，此前他们已经多有接触。

贾虹生让他参加的正是“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

会议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这个座谈会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计委、体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

此外，还有一些官办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公司。

座谈会由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人民银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了。他此时正主持金融体制改革。

这时，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

邓小平对他说：

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宫著铭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在会上读了一下邓小平的这段话。

接下来，他说：现在有一份“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大家就来商议一下。

这份方案是由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的张晓彬发起，其他几大信托投资公司参与起草的。张晓彬宣读了一下方案。

方案还是粗线条的，大致是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设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时机已经成熟。

接下来，大家就开始讨论了。

此时，中国人懂股票的还不太多，大家从马克思“如果没有股份制，就无法想象美国南北大铁路能建设起来”的论述寻找理论依据。此后很多年，大家还在苦于、忙于为在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寻找理论依据。

最后，他们让王波明谈谈想法。因为他在留学时就编写过前面提到的设想。王波明就从专业角度谈了一下建立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又谈了建立资本市场的意义。

他说：“因为资本市场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搞资本市场，企业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会计制度改革等相关改革都会被带动起来。”

王波明还介绍了一下证券监管体制。

人民银行体改办的蔡仲直博士是从德国回来的，接受的是德国全能银行的思想，他还就监管问题和王波明进行了一些争论。

最后，刘鸿儒总结说：“资本市场一定要开始研究了，但是，此事非常重大，建设证券市场因为存在理论障碍而显得特别敏感，此事在国际上将引起密切关注。”

他还说，这个事人民银行也作不了主，需要上报中央。他建议王波明他们写一份更详尽的报告，上报中央，由中央决定。

于是，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了。

接下来，就是撰写报告。在王岐山的建议下，王波明参与了起草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全名是《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

“白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及可行性报告、关于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关于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

这份“白皮书”设计出了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政策，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份报告的建议作出表态，更不可能批准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只能成为主管部门一个重要的政策参考。

他们的“白皮书”通过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转给了国务院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后来由吴明瑜提交到中央高层。

1988年11月9日上午9时，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30多人。

汇报人是张晓彬、高西庆、王波明和周小川。会议一直进行到到12时10分。

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提出种种问题。

张劲夫开门见山地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条件是否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周建南首先询问了中小企业股票的上市情况。王波明紧接着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

张劲夫听完他们的介绍，问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

周小川回答说：“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项怀诚也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

……

最后，姚依林说：“我对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他表示，此事现在看来不成熟，但看来又是不得不干。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畅所欲言，会议气氛十分活跃。会上还决定，有关证券市场的研究和筹划工作归口到体改委。

姚依林还采纳了张劲夫的建议：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同时，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这对王波明他们来说，就相当于拿到了尚方宝剑。

走出会场，王波明他们的心情十分激动，真没想到，这样重大、复杂的事，就这样确定了！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他们在留学时的设想得以迅速进入实施阶段。

由于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要求他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这就需要一个机构来具体操作。

1989年1月15日，中创的张晓彬和中农信的王岐山等，在北京饭店召集一些大信托投资公司、产业公司的负责人开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

会议最后确定，与会的9家公司，每家公司各出50万元人民币，组建一个民间机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

这家机构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本来，他们起初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跟中央也是这么汇报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都在北京。后来，由于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是几千亿，对于解放以来收入大部分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联办”的宫著铭给朱镕基写信建议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当时，银行资金流动限得很死，要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

他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向朱镕基介绍了资本市场，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并表示同意。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行的人呢？

“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告诉朱镕基：“我们这儿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很爽快地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问题。”

1990年初，“联办”就投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中。建立股票交易所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择。好在即使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没有人给这个工程设限。

上海市政府决定，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他们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而后三人小组给朱镕基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上海人民银行的王定甫任组长，“联办”的章知方为副组长。在报告中，三人小组建议，由上海市牵头，请“联办”的同志协助，朱镕基还专门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了合作。

1990年12月1日和1990年12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举行开业典礼。

在帮助上海、深圳筹建交易所的空余时间里，“联办”又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该系统于1990年4月25日向国家体改委提交报告，当年11月就实现了国内6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

1990年年底，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相继投入运营。

至此，以“两所一网”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沪深股市同时起步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并于同年12月19日在上海开张营业。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也于1990年12月1日进行试营业，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

20世纪80年代，证券市场在试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90年代初，经济、金融领域的治理整顿，为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沪深股票交易柜台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股票场外交易的广泛存在，要求尽快建立集中的股票交易市场。

上海证券交易开业就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使交易的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与储存高效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白手起家的，而纽约等老牌交易所要玩电脑，先要废了传统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习惯，比上海证券交易所累得多。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当日，共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

此时上市交易的股票只有8只，分别是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股份、真空电子、申华实业、飞乐股份、豫园商城、浙江凤凰，被称为“老八股”。

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时上市公司也只有5家。

两个交易所在开业之后，相互学习，如电脑交易方式本来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发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没能首先在深圳试用。

后来，上海股市借用了深圳的“无纸化”经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深圳产妇的婴儿，居然出生在上海！

两个交易所还竞相斗艳，争夺证券市场。两家都把对方看成是竞争对手，如在得知上海交易所要成立的消息时，深圳交易所的王健就坐不住了。

他在核实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觉得此时深圳只有几家上市公司，如果上海先开业，两地加起来也不过10多家，就不需要深圳交易所成立了。

虽然客观原因是当时的上市公司比较少，但是这种竞争无疑对中国的股市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股市散户富起来

以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为标志，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形成。1990年，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36岁，深交所总经理王健40岁。

刚开业时，上交所只有“老八股”，深交所有5只股票：深发展、万科、原野、金田和安达。

在深圳发展银行的发展史上曾有这样一段故事。深圳发展银行成立之后，在全国首次以自由认购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

当时股票发行工作困难，有“中英街上活雷锋”、“当代沙奶奶”美誉的深圳市民间慈善名人陈观玉听说后，认为这是一件支援国家建设的好事，主动取出两万元存款购买深发展股票。

两万股，这在当年可是很少见的大宗股票认购行为啊！

深圳发展银行蛇口支行老员工张正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张正民提醒她，这跟以前的信用社入股不一样，是不保本的。

陈观玉答道：“不保本就不保本。深圳特区好不容易建起了一家自己的银行，大家能帮一下就帮一下，也算是支援特区建设。”

张正民又说：“买了股票钱就不能取出来，到年底也不发利息。”

陈观玉还是一笑，说：“给国家出力，还要什么利息。”他们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这两万股深发展股票会带给陈观玉超过百万元的收益。

一切都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的。据王健后来回忆：

在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开业前，深圳的证券交易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地步，投资者争相入市，抢购股票，深发展股价从交易柜台上的16元炒到了黑市上的120元。

从1990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一个月中，深发展涨100％，万科涨380％，原野涨210％，金田涨140％，安达涨380％。

邓小平说：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1992年5月起，因为上交所放开股票交易价格，股票价格一路上扬。但青岛股民没有赶上建国后A股市场的第一波暴涨，因为1992年10月份，岛城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才在新疆路8号开门纳客。

1993年春节过后，怀揣着家中的一万元现金，30多岁的老钟加入到开户的人群中。

那是3月的一个早晨，青岛的街头春寒料峭，而新疆路8号门前则热火朝天。

距离营业部开门还有半个小时，但门前已经挤满了等待交易或准备开户的股民，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

大门一开，老钟就抢着往开户窗口跑，5分钟不到，窗口前就排起了长龙。

老钟后来回忆说：

那时候开户还要交一万元的保证金，排队开户的人一般都夹着包，包里都是成沓的现金，争先恐后地朝窗口里递。那股兴奋劲儿，不像是交钱，倒像是领钱一样。

当时沪深两市可供交易的股票只有几十只，因为供求严重失衡，1992年11月底，股票价格暴涨。

很多股民糊里糊涂地闯进股海，莫名其妙地发了大财，证券营业大厅里飘荡着各种一夜暴富的故事。

老钟记忆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一位在深交所门口卖饮料的老太太，跟着别人买了若干股“深发展”，很快变成了千万富翁。

“不可思议，但财富神话的示范效应太强了！”老钟回忆说。

不到半年时间，股票就成了包括退休大爷、大妈在内的岛城市民最热门的话题。

当时，居民家里没有电脑，炒股全在营业部操作。营业部红绿闪烁的行情显示屏前挤满了人，里面晃动着众多拎着马扎子的银发老人，还有不少“率先富起来”的个体户。

黑市交易卷起狂潮

股市狂飙，自然令有关人士忧虑。金融界、企业界的专家们面对深圳股市“过热”现象，纷纷写文章，发表谈话，接受记者采访，召开大大小小的座谈会。

1990年8月8日下午，有关方面在深圳市迎宾馆举行了一次题为“深圳股市与深化企业改革”的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专家、企业家、市领导和体改委的研究人员，对股市的“过热”现象表示忧虑，不过多数人认为，深圳尚未出现少数人操纵股市的现象，他们的理由是，调查中还没有发现持股超过总股本5％以上的个人大股东。

同时，深圳市计划局财经处在纲要式的报告中，至少是半官方式地对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作了总结性判断。报告中写道：

深圳股市在经历约两年停滞之后，自1990年春开始走向操纵与投机交错的阶段。这个演进过程符合股票市场“停滞—高涨—成熟”这一阶段性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看来是正常的，其股票热也是必然的。

但另一方面，深圳股市过早地跨进了操纵与投机阶段，且热而不熟，皮焦肉生，国外股市发展一般均有较长的停滞时期，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深圳股市热度在短期内过分脱离企业营运状况，且超前于整个经济的金融增值的进程。

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对场内交易的肯定，对黑市的否定。然而场内只是零星交易，而真正的市场却在黑市，所谓的“过热”也是指黑市。

虽然深圳市政府把涨幅压低到每天不得超过1％，然而这根本改变不了“僧多粥少”的局面。谁不想一夜致富？人们在政府出台涨跌停板制度之后，只产生了片刻的惊慌，随即就适应了，股票就此以每天1％的速度上涨。

从1990年6月底到10月底，深发展从24元涨到62.32元，涨幅159.67％；万科从7.5元涨到17.19元，涨幅129.2％；金田从8l元涨到215.3元，涨幅165.8％；安达从8元涨至20.89元，涨幅161.13％；原野从52元涨到143.4元，涨幅175.76％。

闻讯而入深圳炒股者源源不断，那些在场内买不到股票的人，自然步入黑市，而手持股票者自然不愿意以场内价抛出，这就导致黑市的成交额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场内的成交额。

取缔黑市的真正办法就是大量股票上市，平衡供求矛盾。

1990年6月中旬，面对全国一哄而上地进行股份制改造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国务院不得不在批转国家体改委《有关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的文件中，明确批示：

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主要是完善已有的试点，不再铺新点。

这样就决定了不可能大量发行股票，供求矛盾一时难以解决。

人们在传播这个文件的同时，清楚地预计到，上市公司股票的短缺性与垄断性只会与日俱增，第二波黑市狂潮无法避免。毫无疑问，扫荡过后，黑市在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卷土重来。

深圳的专家们当然知道这个两难的境地，也知道火山喷发的可怕，但他们可做的只能是加紧拓展市场，增加交易点。

当时深圳的证券商迅速发展到12家，营业点扩展至16个，证券从业人员也达到了400多人，但供求失衡的情形仍令交易者不堪忍受。

6月份扫荡黑市之后，购买股票的人必须凌晨1时到证券公司门前排队，等待编号，有了编号之后，再从下午18时起，排队到第二天早晨9时，排上16个小时，忍受3次点名查编号，才换来一张委托单。

这还只是有了买到股票的“可能性”，因为还得看有没有人在场内的涨停板抛出股票，真可谓“得股难，难于上青天”。

在买进股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要真正不让黑市抬头几乎是不可能的。

政府扫荡黑市的攻势刚刚过去，面对场内每天1％的涨幅，股民们再也难以抑制激情，深圳的黑市交易很快死灰复燃。

从1990年11月2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堪忧的黑市股票交易》的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黑市以更迅猛的势头重新占据深圳的每个街头。

对交易者来说，管他黑市白市，只要能买到股票就是好市场。

这种毫无规则的黑市交易，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