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苦攻关

●红外地平仪是卫星的关键部件之一，绝不能让整个研制工作在这里卡壳。短暂的懊恼转瞬即逝，以控制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李振昌、副总师席敦义牵头的攻关组立刻成立了。

●陈宜元说：“我不是为个人干事，是代表中国在搞资源卫星。当‘资源1号’卫星在太空遨游的时候，我可以骄傲地说，这里边有我的一份贡献，这颗卫星属于我。”

●陈钦楠却以一种从容镇定的沉稳语气告诉技术组的每一个人说：“我们一定会成功！困难时一定要熬得住！”

中国科研人员攻克难关

1988年，中巴合作研制资源卫星的消息一经传出，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和巴西两个第三世界国家想研制这样一颗高水平复杂的卫星，是不可能的。国内也有一些人心存疑虑。

可是，陈宜元和中国空间科技工作者就是不信这个邪，偏要用实践证明自己，证明中国人能行。上任伊始，陈宜元就深知这项重任代表着什么。他和同事们决心用实践来证明中国人有这个能力。

在确定“资源1号”卫星的总体方案时，陈宜元带领科技人员大胆采用公用平台技术，CCD像机和红外像机一起上的设计方案，一步跨过10年，赶上国际水平。

其实，早在中巴正式合作的几年前，陈宜元和同事们就开始了中国资源卫星的研制工作。

“资源1号”卫星有15个分系统，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上天，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系统与系统之间，中国与巴西之间，许多重大问题都等待着陈宜元的协调，遇到问题难下结论时也等他拍板，他的思想负担很大。

自从当上了总设计师，陈宜元就几乎夜夜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陈宜元始终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国际合作，一举一动事关国家形象，一定要用实际行动为国争光。因此，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他在向科技高峰攀登，向时间赛跑，向人生理的极限挑战。他用实际行动谱写着一曲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的生命赞歌。

太阳同步轨道是空间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卫星控制系统研制难度最大。我国过去研制的红外地平仪，寿命只有十几天，而“资源1号”卫星则要求两年，困难可想而知。陈宜元带领着大家走上了攻关之路。

1989年，陈宜元作为中方技术负责人来到巴西，与技术、管理人员一道就资源卫星方案与巴方人员进行商讨。然而，由于这是中国首次在空间技术领域与国外进行全面国际合作，不免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

两国研制的总经费只有一亿美元，而法国研制一颗斯波特卫星的经费是这个数字的4到5倍。巴西承制卫星的艾斯卡公司中途破产，其名下的所有财产和产品被封存，难免殃及资源卫星。

两国相距甚远，巴方技术负责人更替频繁，对合作的态度也十分暧昧，加上技术协调、语言障碍等诸多困难，致使刚刚起步的合作，从1990到1994年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进度的推迟让陈宜元焦急万分。从他披挂上阵之时，就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要了解地球资源，一切得靠数字说话！

国内用户求星若渴，南南合作的政治意义事关重大，这颗星又是当时我国卫星研制中元器件最多、系统最为复杂的一颗星。星上采用了许多新设备，相当多的设备从未经过飞行考验，在这一点上，各级领导和老专家都揪着心。

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协调，遇到难下结论的事情需要拍板，陈宜元的手心儿里还真捏着一把汗呢。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是加紧组织技术人员，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努力攻关。

作为“资源1号”卫星的眼睛，CCD相机和红外扫描仪的研制是整个卫星研制中最艰难的工程之一。这两台遥感器涉及光学、红外物理、精密机械、空间电子学、热辐射和低温物理等多种学科和新技术。

其中有些尖端技术只在少数几个国家得到突破，其核心技术属于绝密。红外技术根本无法从国外获得相关资料，也不能引进敏感器件，只能靠自己和国内其他单位的合作，从敏感器件开始，一项一项，一点一滴地攻克难关。

“资源1号”卫星CCD像机有5个谱段，电路指标要求极高，电路和数据处理也很复杂，要引出400多根线。同时，其静电灵敏度也非常高，要克服各种低电平的干扰，机加工也有相当的难度。

在我国光学和电子工业基础上，搞这样的像机，真可谓举步维艰。担任像机电子设备研制的西安空间无线电研究所，在该基础上研制经费少得可怜，在最初的几年里，每年只有8万多元的研制经费。这对于这支7到80人的研制队伍，无异于杯水车薪，甚至养不活研究室3个技术负责人。

为了卫星早日上天，陈宜元一年不知道要去多少趟西安，带领这些清贫的技术人员一个一个地攻破难关。卫星红外相机是光、机、电等高技术的集合体，国际上不少国家一听到红外，都躲得远远的。

中国人能研制出红外像机吗？外国同行认为，凭中国的基础，根本无法搞出红外像机，国内的业内人士也都在捏着一把汗。

陈宜元带领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偏要揽这个瓷器活，偏要造出中国的航天红外像机让世界看看。没有预研基础，缺乏技术储备，对红外像机知之甚少，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要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中国航天第一支红外多光谱像机研制队伍。

他们集中了国内光机电最高水平，大胆地采用了线性摆动扫描技术，小角度、高精度扫描角监控技术，多谱段、多元并扫技术，双向扫描校正技术等多项国内空间遥感器上从未使用过的技术，攻下了道道难关。当把这些书本上的名词和概念变成一项项产品时，他们的眼睛湿润了。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陈宜元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来往于北京和西安两地，在五〇八所、五〇四所，他与两台遥感器的技术人员一起奋战。每每进展不顺利时，他只能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国第一台五谱段高分辨率CCD相机和第一台四谱段中分辨率红外扫描仪终于问世了，且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与此同时，“资源1号”卫星上的高精度控制系统、独具特色的单翼太阳电池结构和电源系统、先进的热控系统也相继取得突破。

资源卫星上相当于其大脑的微处理器有30多台，其中最关键的是姿态控制和测控与数据管理系统的星载计算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包括资源卫星在内的五院所有卫星、星上微处理器芯片，大多采用80C86、80C31等芯片，抗空间高能单粒子辐射能力差，特别对资源卫星这样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来说，空间单粒子效应问题十分突出。

突破这一技术是牵涉到资源卫星和其他卫星技术状态的重大问题，五院院长要陈宜元主持研究对策。幸亏早在几年前，陈宜元和同事们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些芯片的软件设计、硬件选用和电路设计等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从而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从此，中国国产芯片在恶劣的空间环境中也可以笑傲群星。在陈宜元的带领下，中巴资源卫星的研制工作逐步冲破重围，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上了成功之路。

1996年夏天，经过几年奋斗，红外地平仪热真空试验开始了，可就在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辛辛苦苦研制的地平仪在低温情况下振动受阻，接着，振动试验也未过关，试验失败了。

红外地平仪是卫星的关键部件之一，绝不能让整个研制工作在这里卡壳。短暂的懊恼转瞬即逝，以控制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李振昌、副总师席敦义牵头的攻关组立刻成立了。

盛夏的北京，40摄氏度的高温像个大蒸笼。在陈宜元的带领下，大家冒着酷暑分析故障原因，研究对策，查找问题症结，又对主要部件重新设计。经过3个多月的苦战，终于取得了试验的成功。

陈宜元也整整瘦了一圈，这样的经历在陈宜元的航天生涯中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为了让卫星早日上天，陈宜元一年不知要去多少趟研究所，带领技术人员一个一个地攻破难关。长期的劳累，大量技术问题的压力，使陈宜元更加难以入睡，以至于他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但他却说，只要卫星能早一日上天，掉几斤肉、掉几把头发算什么？

在陈宜元的带领下，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先后攻克了卫星帆板驱动装置、帆板展开机构、动量轮、红外地球敏感器、陀螺、全管理表面张力储箱、0.1牛发动机等关键设备的技术难关，不仅为卫星研制打下坚实的基础，加速了我国应用卫星部件的国产化进程，还节约了大量资金。由10多位院士组成的评审组认为，“资源1号”卫星达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陈宜元明白，能否按时完成任务，事关国家形象。因此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他率领“资源1号”研制人员和时间赛跑，向人的生理极限挑战，以出色完成任务的实际行动塑造了我国的良好形象。

在这支队伍中，总设计师陈宜元被大家称为“老黄牛”。由于工作需要，这位在苏联教授指导下的地球物理研究生最终注定与地球不可分割，所不同的是，他并非研究地球物理，而是担任地球资源卫星的总设计师。“资源1号”卫星的研制就像一台交响乐，而总设计师就是那乐队的指挥。

在过去的日子里，艰苦的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按时完成任务，不给国家抹黑是他们的信条。

1997年，是“资源1号”卫星红外像机研制最关键的一年。眼看就要进入整个卫星的合练了，能否按时拿出像机，众人拭目以待，合作方也拭目以待。可是，红外相机的研制工作仍然十分繁重，能否按时拿出像机，事关国际影响。

时间催人，进度逼人，他要用行动和事实证明中国航天第一支红外多光谱像机研制队伍的实力。

为了不给国家声誉带来影响，他们在春节加完班后，又开始了一场名为“庆七一、迎回归，红外相机主体交付百日倒计时”的活动。大家纷纷表示，即使24小时不睡觉，也要保证完成当天的任务。

在那段时间里，总设计师陈宜元心急如焚，干脆到研究所与技术人员吃住在一起。

从那时起，星期天、节假日在他们的日历中消失了。每当大家走进实验室的大门，看到竖立的倒计时牌时，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没有领导和群众，有的只是火热的工作场面。

那是这样的一种场景啊！老同志抱病上阵，恋人取消了约会，儿女放弃了与老人的团聚。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早日拿出产品，绝不给中国抹黑！

夜深深，实验室灯光烁烁。饿了，泡包方便面，困了，用湿毛巾擦把脸，累了，在实验室角落的桌子上打个盹，再干。有的人离家远，干脆就在办公室里猫一会儿，天亮后，再干。

一次次的试验，一次次的改进，经过3个多月的苦战，他们终于赶在合练前将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集中了国内光机电最高水平的卫星红外像机拿了出来，保证了卫星合练按计划进行。

1997年夏天，“资源1号”卫星合练开始了，大量的技术问题的压力使陈宜元更加难以入睡，以至于他的头发又开始大把大把地掉，使那本来已经头发稀疏的脑袋，更成了“地方支援中央”。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期间，仅红外相机研制队伍就加班1000人次，累计7190小时。而1997年全年，这支队伍共加班超过两万个小时！

后来，当卫星传来第一张清晰的遥感图像时，当“资源1号”卫星被“两院院士”评为1999年中国10大科技进展和中国航天科技20世纪10大新闻，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陈宜元和他的同事们脸上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对于陈宜元来说，“资源1号”卫星质量好坏代表的是国家。因此，他在以强烈的责任心确保质量工作的同时，更认真吸取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用西方的管理方法促进质量工作，为我国空间事业积累先进的经验。

10多年来，陈宜元把自己人生最后的冲刺留给了“资源1号”卫星，为自己人生的辉煌再增添一分光彩。

陈宜元说，如果说高度的责任心是质量的基础的话，那么，严格的管理则是保证质量的车轮子。必须认真学习借鉴巴西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经验，使我们的卫星工程管理从靠土办法，凭经验，转变到靠科学的轨道上来。

在与巴西合作之初，使陈宜元感到最不习惯的就是巴西人凡做事，都要有文件，没有文件作依据，什么事也不能做。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琢磨，他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好方法，中国卫星工程要想再上一个台阶，必须借鉴和推广这个方法。于是，他紧紧抓住建立文件体系不放松，逢会必讲，经常检查督促，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逐渐形成了习惯。

如今，资源卫星队伍的文件多，是出了名的，仅总体部下达的各种任务书，摞起来就有几米厚。为确保质量和安全工作落到实处，在卫星进入发射中心后，在他和卫星总指挥王和忠的主持下，又制定了符合靶场需要的12种监督表格。

同时，根据技术流程的进展情况还编写出随着技术流程走的相应表格，制定了检查要点和工作标准。对于谁干，为什么干，谁批准，怎样干，结果如何，验收人等，一目了然，留下文字记录。使质量、技术和安全工作有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控制手段。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国际合作，使这支队伍对于产品质量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视质量如生命，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中国航天人特有的质量观。

由于工作的需要，中国和巴西两国科技人员要经常到对方的国家去工作。巴西科技人员来中国工作，每天200多美元的补助，而我国科技人员到巴西，每天只有60美元，这点钱吃饭住宿就所剩无几。

巴西一个科技人员月工资2000多美元，而陈宜元才1000到2000元人民币。出国待遇和个人收入上形成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对科技人员的思想产生冲击，对陈宜元也不例外。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陈宜元义无反顾地去奋斗的呢？是对祖国的热爱，是对事业的热爱！

因为在陈宜元的心中，永远忘不了这样的场面，巴西空间院有一个惯例，凡是有外国人在院里工作时，都要升那个国家的国旗，走进大门，就知道现在有那个国家的人在这里。陈宜元多次到巴西空间院工作，每当他到巴西空间院后，大门上都升着中国国旗，即使就他一个中国人在的时候，也如此。

每当他看到中国国旗在大门上迎风飘扬的时候，一种代表一个国家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他说：

我不是为个人干事，是代表中国在搞资源卫星。当“资源1号”卫星在太空遨游的时候，我可以骄傲地说，这里边有我的一份贡献，这颗卫星属于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富有的，只为名利你将永远都不知道你是谁。

是的，在尊严和荣誉面前，金钱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可敬可爱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就是陈宜元的名利观。

进行卫星的技术创新

从一个河南农村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哈军工的高材生，又从一名大学生成长为航天事业的生力军，并且为中国“南南合作”第一星“资源1号”做出众多创造性的贡献，这期间郝修来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考验，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郝修来1946年出生于河南唐河的农村，在自己的童年和中小学时期，他经受了农村艰苦环境的磨练，培养了耐力和意志。

1965年，郝修来高中毕业了，填报志愿时，摆在面前的全国各地众多高校和专业令他眼花缭乱。由于当时当解放军非常令人神往，再加上读军校不需要家庭经济支持的原因，郝修来决定报考军校。因此，在他的高考志愿表里，一、二、三类学校志愿表的第一个志愿都是军校。

等待高校招生通知书的日子显得特别漫长和难熬。当他终于接到哈军工录取通知书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能有幸考上最著名的军校哈军工，能够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国家的国防事业中去，真是太幸福了。郝修来的梦想从此开始。

第一学年，按照上级指示，他和广大学员一起下连队锻炼，同时去农村搞“四清”，逐渐熟悉了军队生活。

1970年8月郝修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航天部五院五零一部七室从事卫星遥测系统工作，在国防事业中贡献才智的理想实现了，他感到非常高兴和荣耀。当时正临“实践1号”卫星要发射，他就主动给纪华胜老师帮忙，做地面遥测信号变换显示设备的工作。

1971年4月，他到二十基地参加了“实践1号”卫星的发射工作，第一次看到卫星发射的壮观场面，感到非常激动和自豪。

1973年郝修来开始参加“实践2号”的遥测工作。当时他对卫星遥测的理论和系统很陌生，渴望多做工作、多学知识。于是当看到一些老同志在忙碌就想去帮忙，看到与工作有关的图书和教材就借来学习，厂所设计的星上或地面设备总要将其图纸找来研究一番。

为了便于阅读和检查“实践2号”卫星的遥测数据，他还自己独立设计、试验和制作了一台遥测数据显示和打印的设备，后来这台设备一直使用到“实践2号”卫星发射。

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郝修来参加了第一批研究生招生考试并获得录取。他在邮电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学习通信理论，获工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向邮电学院和邮电科学研究院的老前辈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扩大和巩固了基础和专业知识。

研究生学习毕业后，他又返回五院工作。以后的几年时间里，他继续对信道编码和数据压缩技术进行研究，并探索过在我国卫星系统中应用的可行性。

1985年春，航天总公司委托美国波音公司培训一批可靠性、电磁兼容性的设计人员。他被选中进行电磁兼容性知识培训，主要学习电磁兼容性设计方案的知识。这次学习对于后来在卫星系统中如何解决电磁兼容性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6年，郝修来从专业研究室调到遥感总体室工作，开始进行“实践3号”卫星方案论证，当时在从事卫星测控系统设计的同时，就开始筹划卫星电磁兼容性设计工作，为此相继编写了“卫星电磁兼容性设计方案”和“卫星电磁兼容性设计方案续”，并在相关会议上宣讲。

1989年，在原“实践3号”卫星方案的基础上，中国和巴西开始联合研制“资源1号”卫星，当时郝修来在“资源1号”卫星的任务中，负责测控、数据管理、综合测试、供电、电总体设计的多方面工作。

郝修来抓住这个机会，结合国情，吸取国外先进经验，在国际接轨方面，开创了我国的“卫星设计与建造规范”、“EMC设计和试验规范”，成功解决了“数据管理”新体制采用和使用问题，规范了卫星接地、供电和信号接口、防短路保护措施和CMOS防锁定措施，规范了遥感卫星的综合测试模式，设计了新的组合遥测传输模式。

经过实际验证，这些技术成果后来全面推广并成功应用到我国卫星和载人飞船的总体设计之中。郝修来为中国“资源1号”卫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协调中巴合作的关系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是在1986到1988年我国自行论证的方案基础上，经过两国专家作了适应性修改后确定的，杨维垣参加了合作的全过程。

这是一项瞄准了国际上同类卫星20世纪80年代末期先进水平的设计结果，除了两台遥感相机对设计、工艺、试验设施有极为苛刻的要求外，高数码速率的数传、帆板展开机构，姿轨控共计5项被列入攻关项目。

1988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需求和方案论证，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巴西空间研究院的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中巴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工作报告。

8月22日，中巴两国又签署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巴西空间研究院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协议书。协议书包括从组织机构、权利、承诺义务、许可、税收、关税、人员交流、违约、不可抗力、运输、争议、工作语言等16个方面的内容，并且形成了8个附件。

巴西地处南美，是南美的最大国家，国土面积800多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丰富，在南美有很大影响。在杨维垣看来，中巴两国合作，需要克服文化上的差异，平等协商，通过协调和努力，作到双赢，这是双方能长期合作的基础。

1988年杨维垣担任资源卫星总调度兼合作管理组长。这中间处理过多少问题，经过了双方多少次沟通已经记不清了。

研制已进入C阶段了，红外相机的遥感器还在更换定点单位，装配及试验环境条件迟迟得不到落实，技术引进手续繁杂，经费和外汇不足。刚刚落实了经费，许多测试仪器又不能及时到位，使攻关工作雪上加霜。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以及设备的运输通关十分复杂，巴西领导人频繁更迭，新上台的领导提出新的要求……

1993年杨维垣担任资源卫星副总指挥。这种高技术的国际间合作是研究院的第一次，杨维垣作为负责人处理过的问题可谓五花八门。要让两个国度、讲两种不同语言、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从事同一个研制项目，听起来似乎简单，但操作起来就成了一件综合性太强的事情。

据杨维垣的统计，从资源项目立项开始到第二颗星发射成功，历时16年，中间经历了大大小小近200次谈判，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一个型号总指挥的职业范围。

当时所涉及的问题有工作分工、反承包、安全和保密问题、巴西人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发射阶段在基地的活动、文件资料的安全、公开的宣传内容及程度的把握、设备及整星在国内和国际间的运输、人员和设备的保险、通关及进出口手续、如何确立一种统一的技术语言等等。

同时，还要保证卫星的研制质量和进度，而且是在两国之间、两种语言、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协调。

在这样的环境里，杨维垣具有了多重的身份。在双方人员对话时，他几乎成了职业翻译，在协调两国资源星合作的关系时又成了外交官，在讨论设计方案以及具体研制过程中，他又是一位资深的专家，在对200多队员的培训阶段，他又成了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不知道的人会误认为他是一名专职培训师，而在异国他乡的聚餐会上他又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家长。

杨维垣以自己特长，为中巴合作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2002年第一颗资源卫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国防科工委金奖，杨维垣个人则获得了集团公司航天奖。

鼓舞科研人员的士气

考虑到巴西的实际状况，“01星”的研制资金中方投入比例占70％，巴方仅占30％。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我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技术方案我方已经基本成形，缺乏的是管理方面的经验。此次国际间的合作，正是一个大好的学习机会。

巴方人员到位后，项目组便划分为两组，管理组组长由巴方人员担任，陈钦楠则扛下了技术组组长的重任，从此便开始了十年磨一剑的坎坷征程。

这次合作，对于中巴双方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负责双方协调沟通的陈钦楠来说，肩上的担子尤为沉重。

首先是努力克服语言障碍，由于双方需要用英语进行沟通，中方人员曾一度恶补英语。作为协调中枢，陈钦楠硬是在短时间内把英语出落得流利上口，达到无障碍交流，被组员们称为奇迹。

每每回忆起那时在工作之余挤出睡眠时间学外语的经历，陈钦楠笑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高考冲刺复习的年代”。

其次是巴西路途遥远，双方通信联络十分不便，于是当出现问题需要当面协商时，陈钦楠都必须在第一时间飞抵巴西。从北京到巴西，需要的是多次转机以及长达30小时的飞行时间。长时间的行程往往让他感觉很累，可是一旦飞机抵达目的地后，他就顾不得旅途疲惫和时差错位，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谈判中去，直到技术上、管理上的问题一一解决之后，方才休息。

“01星”研制过程中，由于技术、经费、协调沟通等种种原因，使研制进度有较大拖延，这对研制人员的积极性、信心有很大的挫伤。

陈钦楠却以一种从容镇定的沉稳语气告诉技术组的每一个人说：“我们一定会成功！困难时一定要熬得住！”

他的平和大气感染着大家，消失的斗志又重新被激发起来。

不久之后，江泽民在访问中称中巴合作资源卫星是南南合作在高技术领域的典范，并在访巴期间多次提起。巴西总统卡多佐访问中国期间，也表示对这一合作抱以极大的关心。

这一切，令陈钦楠的信念愈加坚定，他认为此次合作为世界所瞩目，关系重大，必须成功！凭着这股干劲儿，陈钦楠带领着技术组的成员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

狠抓卫星的质量问题

1999年10月，卫星进入总装阶段，当时薛继忠已经在负责主抓“资源1号”卫星质量问题。

总质量师薛继忠是一位谦和、朴实的人，他生在安徽农村，小时候家里十分贫穷，多亏有国家助学金和二叔的抚恤金的支持，他才完成了从初中到大学的学业。

1965年，薛继忠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在学校学的是无线电电子学系导弹控制专业，毕业后被分到第七机械工业部，也就是现在的航天部的前身。

工作后薛继忠立即投入“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准备发射我国第一颗卫星。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家庭、婚姻等问题，一心都扑在工作上。经过白天紧张的工作后，晚上依然干到十一、二点，几乎天天如此。

最初在五〇八所工作时，该所研制生产涉及的型号任务很多，其中有他参加或主持工作的大大小小卫星发射、导弹试验等共计30多次，那段时间他几乎跑遍了我国陆海空的各个基地。

经过几年基层锻炼，薛继忠走上了领导岗位，从1971年开始，在五〇八所相继担任科技处计划科科长、科技处副处长、科技处处长、副所长、所长等职务。

在不同岗位上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磨练，为他后来调到院里，担任更重要的岗位打下了基础。

1987年，新型返回式卫星在发射场第一次发射时，薛继忠作为508所带队，正巧赶上卫星遥感器出现奇怪问题，没有指令遥感器偶尔会自己开机。

卫星能否发射成功就要看这个问题能否解决了，薛继忠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在试验队的统一组织下，他带领科技人员一次又一次做试验，连续工作了4天4夜。

最后，薛继忠他们发现是电磁干扰在捣鬼，立即采取隔离措施，即在控制电缆上加了一段一米左右的电缆之后，遥感器自行工作的问题再也不出现了。在这4天4夜里，他凭着一种精神，在别人轮流休息的情况下，自己愣是每晚陪在实验现场，一直没合眼。

20世纪90年代初，在五〇八所任所长的两年多里，除了抓所内日常工作以外，还要按上级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为此他没歇过一个休息日。当质量体系验收通过时，办公室主任望着疲惫的薛继忠说：“所长，今天无论如何要把你拉出去，休息一天。你太累了！”

1992年，薛继忠被调到五院开始担任副院长。面对当时五院碰到的前所未有的质量问题，薛继忠心里也很犯怵。然而，要为党好好出力的信念战胜了徘徊在心头的那丝畏惧，他像一名将帅般踏上了质量管理的征程。薛继忠从1995年主管质量，除了担负的型号任务之外，一上任，他就把眼睛瞄向了全院的质量体系和档案体系。院里为此也提供了大力支持，拨出经费，腾出空间，形成了专门的档案室。

经过4年努力，全院10多个单位建立了质量体系，档案体系也达到了10个一级、4个二级、一个三级。上万人的研究院，卫星飞船又是系统工程，不抓基础工作，一事一抓，就事论事，是抓不好的。所以必须提高全体人员的质量意识，抓全院的质量体系、档案体系建设，从而保证产品的质量，最终保证星船飞行试验成功。

在主管质量工作初始，为使工作更有效，薛继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作思路，并严格按照思路去做。他认为，要教人，首先要教自己，要带头。

于是，他一方面抓质量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质量教育活动自己亲自带头。

薛继忠开始着手组织首次全院质量知识竞赛，打算以此带动全体职工，提高质量意识。竞赛规定每队由3人组成，他则自己带队加入院代表队，其他厂所每单位派出一队，并规定主管质量的副所长或副厂长必须参加。在各单位分别教育的基础上，全院开大会，然后参加知识竞赛，这样既考大家也考他自己，一句“咱们大会上见”的话，表明了他带头抓好质量的决心。

之后，薛继忠组织人员编写有关质量的基本知识手册，全体人员人手一册。熟悉了解知识后，先是各单位在本所厂全员质量知识竞赛基础上选拔选手，再到院里参加竞赛，以此达到全员教育的目的。

作为院代表队领队，薛继忠每天下班回家手拿小册子反复看，直到背得滚瓜烂熟。就这样，他本着自己一定要带好头的精神，掀起了全院轰轰烈烈学质量知识、提高质量意识的热潮，为后续全面抓好质量管理工作开了个好头。

薛继忠抓质量的5年半中，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难题也遇到过不少，但凭着他那份执着的坚持，每次都得以圆满解决。

1999年9月19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总装大厅里，“资源1号”卫星试验队人员正在进行拆除太阳翼帆板吊挂装置工序。工人师傅在操作中，不慎将一米多长的手术刀尖拧断了，断了的那部分刀尖瞬间便不知被崩到哪里去了。

总指挥王和忠在二楼观察到这个情况后，立即通知了总质量师薛继忠。他们两个人赶紧穿上工作服，来到总装大厅。来到大厅后，两个人带领工作人员在厂房内四处查找，排成队像用梳子梳头一样，一寸一寸翻查地面，仔仔细细翻了3遍都没有瞧见刀尖的影子，爬到卫星上面看也没有。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很快过去了，大家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刀尖仍无踪影，负责搜寻的工作人员都有些心急了，有些人已经想要放弃。

焦急中，薛继忠仍很镇定，他同王和忠商议开一次专题讨论会。17时，薛继中副院长和王和忠组织了试验队领导参加的专题讨论会。

在会议上，薛继忠和大家认真分析了刀尖去向的可能性，认为它只能掉落在两个地方。其中一个是在帆板与卫星连接的缝隙中。太阳帆板与卫星的连接处叫“巴布塔”。“巴布塔”是帆板的驱动机构，太阳帆板电缆经过巴布塔进入到卫星里。另一个去处就是刀尖借着崩出去的力，刺透卫星“衣服”，钻进了卫星“体内”。

薛继忠想，只要可能性存在，就一定想办法找到刀尖。首先，需要打开已经合上的帆板，看看在不在“巴布塔”上。可负责帆板这部分工作的是巴西人，要打开帆板查找必须先经由他们同意。这可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最后一步棋，再找不到的话，那大家就真的要犯愁了。

可是这最后一步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作为项目领导决定好做，可是一旦出了问题，怎样交待？

当天晚上，中巴双方开会商量解决办法。在会议上，薛继忠代表中方人员提出了打开已经合上的帆板，进行搜索的意见。听到要展开太阳帆板，一些同志非常担心。巴西专家赛留更是忧虑万分，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极力反对，面红耳赤地阐述着自己的理由。

时间一点点过去，凌晨2时，双方仍没能达成一致。开始巴方不同意将帆板打开，他们认为刀尖在卫星上的可能性只有10％。劳累了一天的中国工作人员，有的也产生了侥幸心理，觉得小刀尖不会那么巧就崩到卫星上吧。

而同样辛苦了一天的薛继忠很坚持，他认为，有1％的可能在卫星上，就要打开检查。

薛继忠副院长说：“反正不论如何，要一追到底，宁肯推进度，也要把刀尖找到，这一点绝不能含糊！”

于是，薛继忠他们与试验队的其他同志继续坚持做巴方的工作。王和忠则布置技术人员研究重新展开帆板的工艺技术问题。由于太阳帆板压紧机构堵盖已经用胶粘住，为防止一旦需要展开帆板时胶彻底凝固，无法展开，王和忠还是指示技术人员连夜把胶取掉，为展开太阳帆板做好准备。

看到了中方的决心和勇气，巴方也知道中国人这次不找出刀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最终，巴方终于被说服了，同意打开帆板。

当然中方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想冒险行事，中巴双方在开会的同时，中方的工作人员还一直在不停地寻找，他们实在不愿意放弃哪怕一丁点儿的希望。

20日0时40分，在搜索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总指挥王和忠下令停止搜寻。在领导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下，大家才不情愿地撤离了厂房。

凌晨3时，达成一致的中巴双方都各自回去休息了，薛继忠却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上午，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工作后，一切准备就绪。21日14时40分，打开帆板的工作开始了。

当帆板完全展开后，巴西专家赛留第一个跑上前去，一眼就发现了躺在帆板根部铰链法兰盘内锃亮的三角形小刀尖。刀尖找到了，果然在巴布塔上。“资源1号”卫星终于不带任何故障缺陷地升上了太空。

巴西的负责人被折服了，朝薛继忠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赞道：“你真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巴西方面的领队紧紧拥抱薛继忠，说道：“太感谢你了！”

第二年，薛继忠应邀参加国际ISO标准化组织的会议，会议在巴西举行。巴方主办人看到薛继忠，十分客气，并表示了对他的敬佩之意。他在质量上的严格要求，也使他赢得了国际相关人士的尊敬。

后来薛继忠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说：

事关质量问题，身为试验队党委书记兼质量总监，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犹豫。一定要保证100％质量合格。

薛继忠抓质量过程中，人的思想工作算是一道难解的题，他又是如何解决的呢？“资源1号”卫星研制过程中，某单位遥感器的线路盒拿到另一单位做试验时，线路盒被烧坏。负责试验的操作人员说是遥感器本身线路问题。后经调查证实，其实是该操作人员的过失致使线路盒烧毁。

但起初责任人并不承认，害怕遭受批评的压力，使他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薛继忠为此召开几次会议并分析，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这应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质量问题应该包括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他摆出种种事实，无可辩驳地做通了操作人员的思想工作，终于使其承认了错误。薛继忠实事求是的作风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质量管理中处理人的问题时，他主张要求从严，处理从宽。他认为对人应以教育为主，改正错误就可以了。刀尖事件中，他自始至终没给那个操作人员任何压力，相反的，后来刀尖被找到，使得操作人员最终得以解脱。

薛继忠说，事实本身足以教育他。这就是他的观点，质量上的反面教训本身对人的教育，有时比成功的经验更宝贵，对人的教育更深刻。他为了教育职工，按照归零的双五条，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各五条，搞评选优秀的归零报告活动，评为优秀的还可获得奖励。

他主管质量期间，五院研制的10星一船，无一失败，这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