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

“及长，辩赡，以骨鲠称”

王羲之的性格是颇有些怪异的，既自傲，又自卑，说话刻毒，为人处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生活在东晋，是不愿轻易与他交往的。当然他是贵族，像我这样的小民想与他交往恐怕也没有机会。

他的令人生厌处，史书中多有记载。比如有一次他到门生家里去，看到有一张桌子，又滑又干净，就拿出毛笔在上面写字，一半楷书一半草书，后来门生的父亲把桌子上的字刮去了，那个门生还懊悔叹惜了好几天。这件事情，现在看来自然是极风雅的，王羲之的字，谁不喜欢呀？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你是门生的父亲，并不喜欢书法，更看重那张又滑又干净的桌子，说不定这桌子还是老婆大人的嫁妆！你王羲之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笔就在主人的桌子上写字，岂不是太无聊？所以门生的父亲必定是很不高兴的，这就是王羲之令人生厌的地方。又比如这件事：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碰到一个卖六角竹扇的老太婆。王羲之也不打个招呼，就在老太婆的竹扇上写字，每个竹扇都写了五个字，老太婆很不高兴。这也难怪啊，人家是做生意的，你把人家的扇子上都写了字，人家还怎么卖呢？王羲之看老太婆不高兴，就说：“你只管说这扇子上的字是王羲之写的，一个扇子可以卖一百钱。”老太婆就照他说的做了，扇子很快就卖完了。这时老太婆再来找王羲之在她的扇子上写字，王羲之就笑着不写了。这件事王羲之其实完全可以做得更妥帖一些，比如他可以在写字之前先说明缘由，说自己是王羲之，扇子上写了他的字之后肯定能卖大价钱，那老太婆自然会很高兴地让他在扇子上写字了。现在他也不征求主人的意见，就在扇子上写字，老太婆不气疯了才怪呢。

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有一个叫王述的，是一个有名的率性的人。大概是因为父亲的缘故，王羲之非常恨王述（原因后文详述）。王述任会稽内史，碰上母亲去世，就辞了职守丧，但是人并没有离开会稽。王羲之是一直希望能到会稽来做官的，这时有了机会，朝廷就安排他顶替了王述来当会稽内史。按常理，王述是你的前任，他没有离开会稽，而且他的母亲又刚去世，王羲之作为父母官，应该常常去拜访人家才对。但是王羲之就是刚到会稽时去吊唁了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去了，害得王述每次听到角声（大约大官儿出行都有角声开路），就洒扫庭院，准备茶酒，结果每次都是一场空欢喜。后来王述守制结束，升任扬州刺史，会稽郡里的有地位的人他都去告别了，但是就是没有去见王羲之。扬州刺史正好是会稽内史的顶头上司，王述也不客气，一上任就跟王羲之作对，派人去检查王羲之的工作，搞得王羲之疲于奔命。王羲之终于受不了了，上了一个表章，请求把会稽等郡从扬州府里划出来，单独立为越州，这件事传出去，被人当作笑柄———朝廷怎么可能为了你跟王述的私人恩怨就做出这种行政上的变动？王羲之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索性就辞职了事，后来也再也没有出仕了。

当时被王羲之得罪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作殷浩。殷浩是王述的前任，也做过扬州刺史，他做扬州刺史时权力比王述还大，专门负责北伐之事。当时王羲之听说殷浩要北伐了，就写了一封信劝阻殷浩不要北伐。本来王羲之跟殷浩的关系不错，从小就认识，王羲之的右军将军、会稽内史都还是殷浩提拔他当的，但是他写给殷浩的那封信里却充满了辱骂的言辞。一开始他还客气些，先拐着弯子骂，说殷浩没有深谋远虑，又不听别人的意见，搞得国家衰败，几乎要灭亡，然后又骂殷浩出身低微，跟着再骂殷浩矫情。骂完这些之后，他开始威胁殷浩快点让权贵们进入中央政府，否则的话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他也知道自己说的话太过刻毒，最后还来一句“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知道你不会听我的话，甚至还有可能把你给得罪了，但我情不自禁，还是忍不住要尽情把你大骂一顿），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殷浩自然没有听从王羲之的意见，仍然北伐了，结果大败而回，被死对头奸雄桓温参了一本丢了官，所以他倒没有来得及像王述那样报复王羲之，不过以殷浩的人品，大约他也不会像王述那样率真，那样快意恩仇吧。

关于王羲之的性格，《晋书》王羲之的传记里说得比较委婉一点，说是“及长，辩赡，以骨鲠称”。所谓“辩赡”，换一个说法，就是说话刻毒———看看他写给殷浩的信就知道了；所谓“骨鲠”，换一个说话，就是不通世故，老得罪人。但是王羲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性格，《晋书》里并没有给出解释，而且后来的人似乎也没有注意过这一点，我不揣愚陋，大着胆子，根据史书中的一些蛛丝马迹，试着给出一些推测，以待有识之士来批评辨正。

“幼讷于言”

童年的经历往往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已经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证明过了，我对心理学没有研究（其实是一窍不通），就不在这里夸夸其谈了，总之王羲之“辩赡”和“骨鲠”之性格的形成，是可以在他的童年经历里找到缘由的。

王羲之童年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莫过于七岁时他父亲的失踪。说到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王羲之的家世。王羲之的始祖，据说是周灵王的太子晋，晋因为直谏被废为庶人。晋的儿子敬宗后来成为周的司徒，人们因为敬宗是废太子的儿子，就称他们家为“王”家，敬宗因此以“王”为姓。王羲之的十七世祖王元为避秦乱，由咸阳迁居到琅邪临沂，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沂。由太子晋算起，到王羲之的曾祖父王览，已经过了二十六世。王览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名气很大，入了二十四孝的，名叫王祥，王祥因为自己的品德很高，得到政府的重用，出任徐州别驾，后来升任大司农，到晋武帝时，官拜太保，晋爵为公，而王览也做到了光禄大夫。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他的祖父是王览的四儿子王正，父亲王旷，字世宏，是王正的二儿子，他还有一个伯伯，名叫王廙，字世将，一个叔叔，名叫王彬，字世儒。

琅邪王家在魏时就已经是名门望族，永嘉之乱前，王羲之有一个族伯名叫王衍，以善于清谈和姿容秀美知名于世，得到了当时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的重用，成为司徒。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当时是琅邪王司马睿的长史，族伯王敦，当时任扬州刺史，这两个人是一伙的，他们搞了一个秘密会议，商议王氏一族的前途。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听说他们正在讨论大事，就跑过去，从墙缝里偷看，还大喊道：“你们在商量什么事情？我要告官去。”王导和王敦没有办法，就放他进来。王旷提出可以与司马睿一起南渡到建邺去，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王导本来就有这个想法，自然赞成，王敦也同意，于是一件决定了晋室和王家的前途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司马睿成为东晋的开国之君，王旷是立下了大功的。

但是由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王导和王敦两人其实是并不信任王旷的，否则的话应该从一开始就找王旷来商议，而不是等到王旷威胁说要告官了才接受他参加这次的会议。司马睿到建邺之后，王旷出任淮南内史，治所在扬州。309年，他得到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命令，要他率领军队北上去救上党。王旷带领三万军队由扬州北上，在长平遇到了刘聪的军队，两军大战，王旷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部将施融、曹超战死。

关于这件事情，《晋书》的记载很诡异。王旷作为那三万军队的主帅，如果战死的话，理应被提到，如果没有战死，而是投降了，那么也应该提到王旷降贼才对，但是《晋书》里既没有说王旷战死，也没有说王旷降贼。总之，在这一次大战之后，王旷或许并没有人间蒸发，但确定无疑的是已经从史书里蒸发了。

王旷的事情，会不会是王导和王敦为了排挤他而暗地里搞鬼呢？史书里找不到确实的证据，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王羲之是有所怀疑的，这可以从他后来不愿意到建康去当官、成为王导的死对头庾亮的长史等等事情中看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羲之的童年就非常悲惨了，因为他一方面不得不接受王导和王敦的庇护，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充满了仇恨。这样的情形，让我想起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中杨过的童年。杨过在桃花岛的时候，同样是对郭家的人充满了仇恨和不信任感，但同时他又离不开郭靖的庇护。他被郭靖的孩子和徒弟们欺负，却找不到一个藏身之处，这一切使杨过的性格变得怪异而不合群，既骄傲又自卑，这样的性格与王羲之的性格就非常相似。更糟糕的是，据说王羲之少年时还患有癫痫，隔一两年就会发作一次，这种病的存在，只会使王羲之的性格进一步地走向极端。《晋书》中说王羲之幼时“讷于言”，从这个“讷于言”中，我们也可以猜测出王羲之的童年或许过得并不幸福。

“牛心炙”和“东床快婿”

在这样悲伤的童年时光中，唯有两件事能让王羲之感到快乐。第一件事是练习书法。王家本来就有善书的传统，王羲之从小就对书法甚感兴趣，十二岁时，他从父亲遗留下来的枕头里，发现了一本关于书法的论著《笔论》，由此书法大进。当时的书法名家卫夫人看到了王羲之写的字之后，大加赞赏，说道：“此小儿必见用笔诀也。近观其书便有老成之智。”又说：“此子必蔽吾书名矣。”（《笔势传》）对当时的王羲之而言，书法或许就像桃花源一样，可以让他忘记一切的不快乐。

另一件事，则是伯父王廙来看他。王廙擅长绘画和书法，王僧虔《论书》中说道：“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右军”就是指王羲之，因为他曾当过右军将军，所以这样称呼他。王僧虔的意思就是在王羲之之前书法最好的人，就是王廙了，连王羲之也曾经向他学习。王廙也很喜欢王羲之，他曾将索靖的草书妙品《七月二十六日帖》赠送给王羲之，在王旷失踪之后，这位伯伯对王羲之而言无异于父亲。

灰暗而绝望的童年生活渐渐过去了，到王羲之十三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他的未来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声望很高的大官儿，名叫周，315年的时候，他在建康当礼部尚书，当时的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老爷子的夸赞，因为得到他的一句夸奖，就无异于鱼跃龙门，从此就会名声大振，前途光明。有一次周老爷子宴客，王羲之不知道为什么也参加了，以他的年龄，只有敬陪末座的份，但是周老爷子看到他之后，却十分欣赏。大概是因为刚从中原地区过来的缘故，当时的物资还不是十分丰富，有一道名为“牛心炙”的菜，是每次宴会必备的，最受人重视。如果哪位客人得到了主人亲手割下的第一道“牛心炙”，就说明他是这次宴会里排名第一的贵宾，周顗当时就把那第一道的“牛心炙”给了王羲之。

在这样名流云集的宴会上得到德高望重的前辈的欣赏，应该会使王羲之的自信心有极大的提升，这或许会大大地改变他的少年生活的底色，更重要的是，王导和王敦也因此而注意到了家族里这个沉默寡言的患有癫痫的少年。之前他们或许以为王羲之只是在书法方面有些才能罢了，但是现在连周也夸赞他了，那就完全不同了，于是连王敦也称赞起王羲之来，说他是“吾家佳子弟”，将他与当时享有重名的阮裕相提并论，之后，王羲之的名气越来越大，终于与王承和王悦一起，被誉为“王氏三少”，成为琅邪王家的希望。

但是之后灾难却接踵而至，先是族伯王敦举兵，以“清君侧”之名，攻占了建康。王敦起兵的时候，王导和王氏一族都住在京城，王导作为族长，战战兢兢，带着子弟们到台城待罪。王羲之作为王家的一员，应该也在其中。就在他们都跪在那里的时候，周来了，王导可怜巴巴地对周喊道：“伯仁，以百口委卿！”伯仁是周的字，王导的意思是我家里这一百多口人都靠你了。周进去见晋元帝司马睿，苦劝司马睿不要杀王导，司马睿终于答应。周很高兴，喝了不少酒出来，看见王导他们还跪在那里。周这个人喝了酒之后，本来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据说他以前在别人家里喝酒发酒疯，居然还想要强奸人家的妾，后来有人提起这件事，他还说：“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这回他大概也是喝酒喝多了，不仅没有告诉王导自己已经救了他们，反倒说道：“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意思是我今年要把你们这些贼奴才全杀了，把一个斗大的金印系在我的肘上。结果王导就以为周是要害自己的。等到王敦进了台城之后，问王导周可不可以做三公，王导不吭声，又问可不可以做尚书令，王导还是不吭声，王敦说既然这样就只能杀了他了，王导仍然不吭声，结果周就被王敦给杀了。后来王导看到了周为了救他上的表章，叹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两年以后，也就是324年，王敦病卒，他的残余势力全部被消灭，他自己的尸体也被司马睿的儿子司马绍（司马睿在322年闰十一月崩）从坟里挖出来砍了头。王导虽然平安无事，但是已经失去了对朝政的影响力，现在是皇后的哥哥庾亮执掌朝政。

好日子没有过多久，跟着就是祖约和苏峻的叛乱。祖约就是那个“闻鸡起舞”的祖逖的弟弟，祖逖死后他接手了祖逖的军队。苏峻的身份也跟祖约差不多，都是带着一伙流民从北方过来的豪强。这样的人，史书里称为“流民帅”，中央政权对他们是不怎么信任的，一般都不让他们过长江，留在江淮一带。祖约当时是在豫州（今安徽芜湖），苏峻是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平王敦叛乱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民帅，名叫郗鉴的，联合其他的流民帅一起，帮助中央政权消灭了沈凤、王含等等王敦死后留下来的势力。祖约和苏峻在这个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发展了势力。庾亮当政之后，试图削夺苏峻的势力，招苏峻进京，苏峻就联合祖约发起了新的叛乱。他们一路过关斩将，直杀入建康，在建康城里大肆掳掠，使建康城变成一片废墟。郗鉴和陶侃联手，把这场叛乱镇压下去了，但是庾亮因为激起了这场叛乱，不得不离开京城去任豫州刺史，中央政权再一次回到了王导的手中。

大概就是在这时候，郗鉴派他的门生到王家去招女婿了。郗鉴是322年由北方南撤到合肥的，王敦于那一年的正月于荆州起兵，不久攻陷台城。闰十一月司马睿忧郁而死，司马睿的儿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323年到324年，郗鉴一直在合肥和建康之间来去，而王导当时也自顾不暇，郗鉴不大可能在这时候与王导联姻。324年王敦覆亡，王家败落，郗鉴更不可能与王家联姻了。328年祖约、苏峻叛乱，次年叛乱平息，庾亮离开建康到了豫州，郗鉴因为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官拜司空，而王导也重新掌握了朝政，官拜太保，领司徒，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郗鉴这时候与王导联姻，是最有可能的，也是最合适的。

329年，王羲之二十七岁。对于一个贵族子弟来说，二十七岁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出仕，已经是很迟了。322年，也就是王敦叛乱那一年，一直庇护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去世了，这一年王羲之二十岁。按理他是“王氏三少”之一，二十岁出仕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方面因为王廙去世，另一方面324年到329年王导自身难保，因此王羲之的出仕和婚事都被拖了下来。这几年对王羲之而言应该是非常灰暗的，因此，当郗鉴要到王家招女婿的事情传到他耳中的时候，可以相信王羲之对成为郗家的女婿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与王羲之同辈的王氏子弟，王敦那方面不用算，仅王导自己，就有六个儿子，其中的老大王悦也是“王氏三少”之一。除去已婚和早死的不算，这六个儿子中，至少也应该有这么两三个是很适合成为郗家的女婿的。以王羲之的性格，他当时到东厢去，露着肚子躺在榻上吃胡饼，完全就是一副去看热闹的态度，并不是去应聘女婿的。

但是郗鉴为什么偏偏就看中了王羲之呢？历来都把“东床快婿”这件事情说得十分风雅，似乎王羲之完全是因为他的飘逸不群的风姿才成为郗家女婿的，其实在当时门阀政治的背景下，没有哪一次的贵族的婚姻不是政治联姻。郗鉴到王家去招女婿，就意味着王氏与郗氏两个家族在政治上已经结为一体。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庾亮联合陶侃，几次想要举兵推翻王导，都因为郗鉴的反对而不得不放弃。那么，为什么郗鉴不直接与王导的儿子联姻，而是选中在王家没有什么势力和背景的王羲之呢？一方面有王羲之的态度在里面，郗鉴因王羲之“袒腹东床”而说“正此佳婿耶”，正是因为“袒腹东床”这个姿态证明王羲之是没有野心的，并不想借这一次联姻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一个没有野心的人显然要比一个有野心的人要更好控制。另一方面，郗鉴虽然与王家联姻，但并不意味着他想与庾亮以及陶侃作对，要联合王家把东晋的其他门阀世族都给灭了，他联姻的目的只是想维持政局的平稳罢了，那么他选择在王家比较边缘化的王羲之做女婿，也就恰恰表明了他的这种态度。总之，这是一次非常微妙的联姻，而王羲之正是适逢其会，直说的话就是交了狗屎运，天上掉馅饼砸在他头上，再加上王羲之飘逸不群的风姿正合东晋人的品味，而且又擅长书法———郗鉴和后来成为王羲之的妻子的郗璇也都擅长书法———王羲之最终成为郗家的女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王家与郗家的联姻还有一个尾声。后来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娶表姐郗道茂为妻，那时郗鉴已死去多年，郗家逐渐败落，王献之在简文帝司马昱的压力下，不得不与郗道茂离婚，改娶了简文帝的女儿余姚公主。《世说新语》里面说，王献之临死前，请道士来作法治病，道士问他以前是不是做过什么亏心事，王献之说：“其他的都不算什么了，只有与郗家离婚这件事，我一直难以忘怀。”郗家于王羲之困顿之时招王羲之为婿，对王羲之可说有大恩，但王献之还是迫于皇族的压力，不得不选择了忘恩负义。王献之对郗道茂还是很有感情的，后世留传有《奉对帖》，是王献之写给郗道茂的信，信中说：“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唯当绝气耳。”这信不好译，译成现代文，那里面的缠绵悱恻就没有了，我就不多此一举了。

琅邪王氏的敌人

王羲之与郗鉴的女儿郗璇结婚不久，就出来当官了，而且还是十分清贵的官职———秘书郎。这个官职虽然只有六品，但在当时却是贵族子弟的禁脔，轻闲、俸禄优厚，更重要的是容易升迁。王羲之是在叔父王彬和岳父郗鉴的荐举下才得到这个官职的，由此也可以见出与郗璇的婚事对王羲之的仕途实在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没过多久，王羲之就改任会稽王友，这个官职的职责与它的字面意义相近，就是陪会稽王读书、见客和饮宴，做会稽王的朋友。而会稽王司马昱，也就是后来的简文帝，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所以虽然会稽王友这个官职也只有六品，但却是一个可以与当权者套近乎的绝佳的官职。不久，大概在330年或331年，王羲之就升职成为临川（今江西抚州）太守，当上了地方大员。

这几年是王羲之在仕途上最为顺利、最为意气风发的几年。331年底，王羲之的母亲去世，王羲之辞官守制，这一段时间他应该都待在临川。一直到334年，他守制期满，可以出仕了，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可以报复王导的机会———王导推荐他到中枢任职，而王羲之拒绝了，他宁愿选择到庾亮的幕府中去做一个参军，虽然这个位置比起他原来的官职临川太守来要低得多。

王导是不是在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的失踪事件中负有责任，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史书中找到直接的证据了。那么王导是不是一直在排挤王羲之呢？恐怕未必，因为在王羲之从二十岁到二十七岁的七年时间里，接连碰上了王敦之乱和苏峻、祖约的叛乱，王导几乎自身难保，怎么可能顾得上王羲之？再说以王导的地位，也没有必要与族中一个没有官职的年轻人作对，最多只能说，那几年王导并没有照顾王羲之。王羲之这一次拒绝王导而入庾亮幕府，无异于与王导决裂，甚至也可以说是与琅邪王氏一族决裂，因为在当时，王家与庾家几乎已经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如果王羲之的母亲没有去世，或许他不会做出如此不顾后果的举动，但是现在母亲去世了，父亲早已失踪，伯父王廙也早已去世，叔父王彬也已年老（次年去世），再也没有人能够限制王羲之的行动了。他原本就是一个性格骨鲠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正常的。那一年，他三十二岁。

王导已经老了，他的长子王悦病死，次子王恬又好武，不堪大用，历来为王导所不喜，而王家的其他子弟又已零落，像王羲之这样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寥寥无几。333年，王导曾经请求王羲之的同年堂兄弟王允之出任义兴太守，王允之以自己仍在守丧为由拒绝，王导再去信请求———不，简直可以说是哀求了，在信中他说道：“我们的祖先太保王祥还有安丰侯王戎都是以孝行而名闻天下的，但是他们也没有拒绝出来做官；和峤是海内名士，不也出来做了中书令吗？我的部属大多都死了，我们王家的子弟，也已经零散凋落，我现在对待你就像对待亲生的儿子一样，如果你都不愿意出仕，我就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羲之仍然选择了背叛，这背叛必定令王导感到极度悲伤。

从334年一直到340年，这六年的时间里，王羲之一直都在庾亮的幕府中，一开始是做参军，到后来成为庾亮的长史，这个位置非常重要，相当于庾亮的首席幕僚。339年7月王导去世，8月郗鉴去世，次年庾亮去世。庾亮去世前，表请王羲之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江州（今湖北武昌）在当时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庾亮时任征西将军，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长江上游是他的势力范围，庾亮去世后，这些地盘由庾亮的弟弟庾冰接手，而这些地方的军饷大多要靠江州来供给，由此可见庾氏一族对王羲之是非常信任的。王允之当时已经成为琅邪王氏首屈一指的人物，他自然也很清楚江州的重要性，按常理，王羲之是王氏家族的一员，由王羲之任江州刺史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然而王允之却不惜以放弃豫州为代价，自己去做了江州刺史。

这件事也进一步地证明了王羲之已经背离了王氏一族，成了王家的敌人。

到会稽去

王敦和王导谋害王羲之的父亲王旷，虽然至今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却可以在史书中找到许多的旁证，王羲之数次拒绝王导的征召而入庾亮幕府就不必说了，还有之前提到的王敦的哥哥王含在败亡时不愿投奔王羲之的叔父王彬而投奔另一个堂兄弟王舒，最后被王舒害死，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还有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据《晋书》王彬本传，王敦攻入台城之后，王彬被元帝司马睿派去犒赏王敦的军队，王敦看到王彬脸上有泪痕，就问王彬为什么哭。王彬说：“伯仁死了，我为他哭的。”伯仁就是前面提到的给了王羲之牛心炙的周，正是王敦和王导联手把他害死的，而周对王羲之有恩，因此王彬哭他也是正常。但是王敦却不高兴了，大怒道：“周伯仁自己不识好歹，我杀了他是他罪有应得，而且他一直都看不起你，你有什么好哭的。”王彬道：“周伯仁是仁厚长者，和你也是好朋友，在朝廷上虽然因为性格刚硬得罪了不少人，但却决不是结党营私的小人。你本来已经下了大赦令，后来却又把他杀了，我因此而感到十分伤心。”王敦这回更生气了，骂道：“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当时王导也在座，他看势头不好，就出来做和事佬，让王彬跪下向王敦谢罪。王彬说：“自从我脚痛以来，见到天子我都不想下拜，更不用说跪了，现在想让我向他谢罪，做梦吧！”后来王敦又一次要举兵攻打建康，王彬苦苦劝谏王敦悬崖勒马，王敦不听，想叫左右侍卫把王彬抓起来杀了，王彬这时候说了一句话很重要，《晋书》原文是这样说的：“彬正色曰：‘君昔岁害兄，今又杀弟邪？’”这里的“昔岁害兄”，《晋书》以为是指王敦之前杀了王彬的堂兄豫章太守王棱的事，但是从王彬的口气来看，不如说王彬是指王敦曾经借刘渊之手除掉王彬的哥哥———也就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一事更为妥当。

339年王导去世的时候，这一切都已经成为旧事了，仇人全都已经死去，王羲之或许会因此而感到生命中从未有过的空虚吧？对仇人的痛恨与复仇的狂想可能一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然而王羲之刚刚成年，王敦就因叛乱而死去，唯一剩下的仇人却又是自己的从伯、王家的族长。王羲之最终所采取的复仇方式，与其说是复仇，不如说是自残，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复仇现在也已经没有意义了。而母亲也已经死去，伯父和叔父也已经死去，这几年于王羲之而言必定非常重要，他必须安静一下，重新发现人生的意义。

因为王允之从中作梗，王羲之并没有成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但他似乎也并不在意。340年到342年，他赋闲于家中。342年7月，王允之去世，王羲之这才成为江州刺史，但他做江州刺史的时间很短。到12月，皇太后的父亲褚裒不愿在京城里任职，朝廷安排他去做江州刺史，王羲之被褚裒替换，回家隐居。后来朝廷又征召王羲之为侍中、吏部尚书，都被他拒绝了。这时候的王羲之，已经对仕途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再一次出仕已经是卸任江州刺史四年之后，以前与王羲之同为庾亮幕僚的殷浩，这时出任扬州刺史，专管北伐之事，他请求王羲之出任护军将军一职，王羲之迫不得已只好答应出仕。但他不愿在中枢为官，请求像汉末的马日磾慰抚关东一样，代表东晋朝廷出使关陇和巴蜀，但殷浩没有答应。王羲之最后还是接受了护军将军之职，掌管京城的禁兵。但他不乐此职，苦求出任宣城郡。殷浩虽然没有让他到宣城去任职，不过还是让他离开了京城，去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会稽的地点，差不多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是当时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山水秀丽，王羲之可以说是得偿所愿。

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从351年到354年，王羲之在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任上总共待了四年。这四年成为他生命中最为光彩的四年，仇人都已死去，仇恨渐渐地消散了，他的孩子也已经长大，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也越来越尊敬他。公事之余，王羲之得以游山玩水，潜心书艺，《晋书》本传说：“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陶弘景《论书启》第五启中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可以说，王羲之的书法是在他担任会稽内史之后，才真正达到“化境”的。孙过庭《书谱》评价王羲之道：“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正是王羲之当时思想和心态之写照。

353年，也就是永和九年，那一年的三月初三，王羲之召集了许多名士，到会稽山的兰亭修禊，这就是著名的兰亭之会。在这里王羲之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即后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然而幸福十分短暂，354年，王羲之的死对头王述守孝期满，任扬州刺史，正好就是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上任之后，公报私仇，派人检察会稽郡，王羲之疲于应对，一怒之下，上表请求将会稽郡从扬州府里分出来，另设越州府。这事传出去之后，被人耻笑，而王羲之也不愿继续在会稽内史任上待下去，索性辞官一走了之，还在父母墓前发誓以后再也不出仕，至今还有《自誓文》流传。

王羲之为什么对王述如此恨之入骨，史书里没有解释，我这里也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做个猜测：从王述的家世上看，他是太原王家之后，太原王家在北方时是支持刘渊的，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正是死于刘渊之手，这个可能是王羲之对王述如此痛恨的原因之一。而王羲之的为人又与王述不同，王述于宛陵令任上，曾经大肆收受贿赂，后来虽然不再搞贪污腐败，但是却是当官而不任事。而王羲之对只会清谈的官儿历来都看不起，这个从他写信大骂殷浩也看得出来。殷浩是当时清谈第一人，与王羲之曾是同僚，而且还提拔王羲之到会稽内史任上，按理说王羲之应该对他感恩戴德才是，但是王羲之却坚决地反对他北伐，为此不惜破口大骂。

王羲之的思想与性格与两晋的风气是格格不入的。表面上看，两晋的贵族文人喜欢谈玄理，崇尚老庄，似乎都很有隐士气质，但其实他们是不可能真的像庄子那样满足于做一个漆园小吏的，在思想上，他们力求将名教与老庄合为一体，在行动上，他们也是当官而不任事，所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他们都是想“大隐隐于朝”的———既可以当隐士捞取名声，又可以当权贵得到实利。而王羲之是很看不起这些人的，他一方面鄙薄名利，另一方面又崇尚事功，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坚持了一辈子的理想主义者，而他又不知道低调和收敛，总是把自己理想主义的旗帜到处高举，同时又不知道讲究手法，言语刻毒而不知婉转，这个样子就难免要让人感到讨厌，以至于在仕途上处处碰壁了。

王羲之的讨厌处，前面已经说过一些，这里再举几则：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说王羲之与谢安共登冶城（在今扬州），那个地方是古时铸炼之所，当时只余废墟，大概地势较高，风景不错，谢安因此而“悠然远想，有出世之志”，就是不想当官，想去隐居了。这时王羲之的书呆子气又发作了，说：“夏禹为了国事劳累得手脚都长茧了，周文王为了国事忙得饭都没有空吃，现在国家还在危难之中，正是人人效命的时候，高谈阔论只会浪费时间，浮华之文更是妨碍要务，恐怕都不是当今所需。”谢安本来也只是一时兴起，哪里是真的就要辞官回家隐居，没有想到就招来王羲之这样一番正言大论，自然很是扫兴，只好回了一句：“秦朝任喜欢实干的商鞅为相，只传了两世就亡国了，难道他们也是因为清谈而亡的吗？”谢安在政治上的能力显然要比王羲之强了不知多少倍，后来他组建北府兵，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在政治上的成绩不是书呆子王羲之可比的。政治本来需要讲手腕，走曲线，求妥协，像王羲之这样一味地走直线，连说话也不知道看场合，自然无法取得大的成就。

《晋书》王羲之本传里，还提到王羲之一件让人暴汗的事，可以进一步证明王羲之的书呆子气：有一天，名士许询到丹阳尹刘惔那里去，大概因为来回路程较远，许询就住下了。他看到刘惔家里床很漂亮，被褥很华丽，吃的也非常丰盛，就说：“如果能够一直都这样子，那就是谢东山（谢安）也比不上啊。”刘惔听了很得意，说：“古语有云：‘吉凶无门，唯人所召。’我只要小心处事，自然能保持现在的富贵。”王羲之当时也在旁边，他听了这两人的言语，又开始发挥他的冷场功能了，他说：“如果巢父、许由碰到后稷和契，应该不会说这种话。”巢父、许由是上古隐士，后稷、契则是有名的贤臣，王羲之这是在讽刺刘惔和许询贪图富贵，刘惔和许询一下就说不出话了，《晋书》说两人“并有愧色”，我看是“并有‘汗’色”比较准确。

关于说话的技巧，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其实就是说话的高手，史书里充斥着王导作为一个当权者的委婉而得体的言辞。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王导到晚年，与庾亮的矛盾激化，当时庾亮控制长江上游的荆州、江州等地，王导控制长江下游的扬州和建康。王导控制了中枢，处理国事时却处处受庾亮所制，但这一切的争斗都是在暗中进行的，王导和庾亮从来就没有把矛盾公开过。一次，王导在外面闲坐的时候，忽然吹来一阵西风，扬起尘土，王导说：“元规尘污人。”元规是庾亮的字，王导的意思是庾亮刮起这阵风把自己给弄脏了。只有这一次，王导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庾亮的不满。《世说新语》把这一则归入“轻诋”类，可以见出这一句骂人话果然是够“轻”的。

虽然同是出身琅邪王家的贵胄，但王羲之就没有学会王导的圆滑，处处拿自己的才学和贵族身份来压人。《世说新语》里还有一个故事，说王羲之刚到会稽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说高僧支遁也在这里，问他要不要去见一见。王羲之却很骄傲，根本看不起支遁，不愿去见。后来人家把支遁给他带来了，他还傲气凌人，根本就不愿与支遁说话。当时正好王羲之有事要出门，车子已经在门外了，支遁说：“您先别走，贫僧与您说几句话。”于是支遁就开始说起庄子的《逍遥游》来，新奇而美丽的词藻层出不穷，简直如春花烂漫。王羲之被吸引了，解开衣襟入座，久久不能离去。按理说，王羲之作为地方的长官，应该主动去拜访当地的名流才对，他不仅不愿去，直等到人家都上门来了，他还不愿与对方说话，幸好这个人是支遁，如果换一个人，只怕就要热脸贴在冷屁股上，大大地吃一个闭门羹。

所以王羲之最后的辞官，与王述的矛盾只是一个导火索罢了，根子还是在他自己的书呆子气和贵族气上，而他又不知反省，还把责任推到自己的儿子身上，说王述之所以能当上大官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儿子王坦之，这就未免执迷不悟了。

但仕途的失意却使王羲之更加专注于游山玩水和研习书法，也算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刚刚辞官的前几年，王羲之还是非常快乐的，《晋书》本传里说：“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但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因为服食五石散的缘故，身体也越来越糟，谢安曾经对王羲之说：“中年以后，越来越容易哀伤了，看到亲友死去，常常连续几天心情都不好。”王羲之说：“人到暮年难免如此，多听听音乐来排遣吧！我虽然也难免伤心，但总不让儿孙辈知道，免得减损了他们的乐趣。”永和十二年，也就是356年，桓温收复洛阳，修缮诸陵，王家的祖陵也得到修复。王羲之写下了著名的《丧乱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当时琅邪王家的势力已经衰败，而王羲之阴差阳错地成了琅邪王家最重要的人物，在当时，修复祖陵的事情，大概也只有他才能够承担了。风水轮流转，这个背叛了家族的王家子弟，在他的晚年却成为这个家族的首领。

大概在之后几年，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王羲之的两个小孙女在十天之内先后夭折了，王羲之悲痛欲绝，原本服食五石散就最怕伤心，这一来王羲之的身体就更坏了。361年，王羲之在病痛中死去。

王羲之死后葬于剡县的金庭，《晋书》本传说王羲之死后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的称号，但他的子孙们依照他的遗愿，没有接受。

那并不是一个幸福的时代

王羲之的族伯王衍，真是神仙一样的人物，他拿着白玉柄的麈尾，穿着宽大的衣服，坐在竹编的凉席上，侃侃而谈。他眼睛细长，面白如玉，长须飘飘；他的声音清亮，令听的人有出世之想。后来他被刘渊杀死在向东逃亡的路上，与他同行的人，也都被杀死了。

王羲之的岳父郗鉴，曾经因为遭到兵乱没有饭吃，只能乞食于乡邻，他带着两个孩子去乞讨，一个是他的侄子，一个是他的外甥，然而那些乡邻说：“我们是因为尊敬你才给你饭吃，我们自己也吃不饱，没有能力再喂养两个孩子了。”于是郗鉴就把饭咬碎了含在嘴里，回家去吐出来给两个小孩子吃，终于撑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

王羲之的父亲王旷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王羲之的族伯王敦死后被挖出来，扶跪着砍去了头颅。

王羲之的另一个族伯王含，也就是王敦的哥哥，被王舒投入水中淹死了，而王舒是王含的堂兄弟。

那并不是一个幸福的时代，虽然我们现在看《世说新语》，看到那些文人们风流倜傥，谈玄论道，似乎每一个都自信满满的样子，但是那个时代其实和别的时代一样，都是残酷而又冷漠，门阀世族相互钩心斗角，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稍有不对就会爆发战争。但后来的文人和后后来的文人们却一起把那个时代虚构成了一个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每一个文人似乎都飘飘若仙，但其实那些文人们骨子里也和我们一样怕死，一样充满了欲望，一样在名利中挣扎。圣贤并不是天生的，圣贤如莲，唯有从污泥里挣扎出来，才能开出美丽的花，虽然随后就是无可挽回的凋谢。这也便是王羲之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