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 第一部往昔的教父

第一章历史背景

“人受困于历史，而历史也受困于人。”

詹姆斯·鲍德温：《土生子札记》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当代经济景观在两种历史性力量的相互影响下成形：移民和殖民。首先是移民。早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之前，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华人（此处的“华人”多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后同。——编者注）已经在此区域定居。后者不仅人数最多，而且他们的国家经济在19世纪以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这些移民者的早期历史至多只是粗略的。我们所知道的是，新的定居者来到这些割据的封建小国（泰国是唯一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土面积几乎与现在一样），所从事的不仅仅是合法的交易。泰国的历史记录比其他任何区域都要完整，至少从16世纪开始，移民泰国的人承担着一系列王室所认可的角色。波斯人和华人（后者从事泰国的重要国际贸易）从事贸易垄断和课税——向王室支付商定好的固定金额，从而拥有在一定范围内收取一定比例税款的权利。有记录表明，在18世纪，华人曾以管理者和会计人员的身份为泰国王室工作。然而，在许多或者是大部分情况下，泰国更喜欢雇佣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为管理者。汶那家族是波斯的穆斯林移民，自18世纪后期起管理整个曼谷地区，他们现在在泰国的行政机构和政治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华人在泰国宫廷所批准的商业垄断中的主导地位，在19世纪已是难以动摇。有证据表明，在爪哇岛，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早在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的企业家和爪哇贵族就一起进入了行政和垄断的管理层。

在东南亚国家形成早期，就出现了种族分工，而且至今未曾消失。在这样的分工体制中，当地人是政治创业者，他们与本土对手竞争，后来又与欧洲及美国殖民者合作，为的是保持政治权力；外来者是经济创业者，后来又成了官僚企业家。当然，政治权力比所有其他权力都重要，因此这样的安排在本土贵族统治者们看来是非常合理的。

移民对他们自身地位的认识，通过文化发展方向，即文化调整进程体现出来。东南亚贵族统治者没有效仿他们的移民雇员，相反，移民们融入了他们的文化。华人与波斯人都是如此，尽管传说华人的文化认同是难以改变的。例如，泰国前现代史就讲述了华人如何成功地迅速转变为泰国人的历史。泰国国王鼓励这样的移民做法，把少数的华裔包税商和官员封为贵族。所有的华人在步入成年时都要选择自己的身份——做泰国人或中国人。如果他们选择了前者，他们就把他们的“清朝辫子”剪去。绝大部分家庭在两三代内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泰国的上层地位是这些人的追求目标，但他们必须拿出商业利润的一大部分才能得到这样的地位，使自己绝对安全，而没有被同化的中国商人却成了二等公民，需承担各种风险。基于这样的选择，华裔移民更乐于成为政治创业者而非经济创业者就不奇怪了。爪哇也有类似的现象，在那里，成功的华人总是力图与爪哇贵族统治阶层联姻。

尽管历史学家过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对全亚洲的影响，但移民到东南地区的华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真正突出了不同的一面：移民去一个现存社会不是去输出文化，而是愿意接受当地的主流文化。而且最迅速的文化调整发生在最有抱负、勇往直前的移民当中，这些移民意识到若不能和当地精英阶层融为一体，要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代教父早就学到的深刻一课，而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宽容的普世之地，人口稀少，这意味着对资源的竞争很小。简单地说，在农业时代，东南亚幸运地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尤其与中国和印度相比。

一心图谋的担负

从16世纪起，欧洲殖民者就踏上了东南亚这块土地，但一直到19世纪之前，他们并没有积极地扩张。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使原本已经明显的倾向更加明显，但同时又使这些倾向发生了变化。使已经明显的倾向更加明显是因为在我们关注的国家和地区中，殖民主义在人事安排上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结果，殖民者只能通过已有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进行统治。使已经明显的倾向发生了变化是因为殖民当局创造了三方权力关系，而以前却只存在较为简单的双方关系。现在，欧洲人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当地政治领袖和经济领袖必须与他们建立关系，同时，他们自己也必须建立相互关系。这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有抱负的移民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朝着欧洲文化发展，因为欧洲人代表着主宰权。当地政界精英向欧洲文化标准靠拢，与此同时，也打破了当地人对外来移民——最显著的是对华人——的文化优越感。泰国例外，因为它并没有被正式殖民化。在泰国，一直到20世纪早期，华人成为泰国人的过程是迅速的。而20世纪早期，由于中国经济政治的崩溃以及新的旅客航运服务出现，大量移民进入泰国。进入泰国的中国妇女人数的剧增以及泰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暂时打断了同化进程。

正是荷兰人在爪哇，后来是在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无情地区分了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对大量人口的控制是通过当地的“普里亚伊”穿袍贵族实施的，这些人继续统治着他们的省和地区，而在他们背后是少数荷兰殖民者“居民”。关键的经济角色逐渐由华人承担。他们是各种税收和垄断行业的包税商，从收取屠宰动物费用到经营特许市场都由他们主宰。最大的课税来自制造和贩卖鸦片。它是我们所关注地区的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它在印度尼西亚尤为重要，因为当地人也是这些产品的巨大消费者；在其他地方，以吸食鸦片作为消遣的主要是华人。

荷兰人除了加强华人的经济地位，还提拔了少数有权又效忠于他们的华人社区领导，因为来自中国的移民在17世纪增加了许多。这些人成为该地区最早的大亨教父的一部分。荷兰人沿袭东南亚第一个欧洲殖民者葡萄牙的传统——授予华人社区中最重要人物以上尉军事头衔。后来扩展成少校、上尉、中尉这样一个完整的军官体制，这个等级制度延续了两个世纪。华人军官调查华人人口，向华人征税并收取罚金，颁发许可证，他们的意见在诉讼案件中非常重要。他们非常有权，同时又常收取巨大的课税，并且以买办，即中间人的身份，为荷兰人工作。而且，普通华人被强迫生活在特定的城镇中指定的华人地区内，未经允许不可到其他地方去。这些限制并不适用于华人精英和华人包税商。华人精英，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高枝”，管理着这个国家，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同胞，即潜在竞争者，却在理论上被禁闭在都市的隔离区内。通行法常常被忽视，而官员们拥有太多的权力（包括准合法权力），他们可以让那些冒犯者生活得非常不愉快。

总体而言，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继续其文化适应过程，移民后代不断失去对中国方言的掌握，慢慢地适应了当地的习俗。但是随着荷兰人的权势渗透整个群岛，有抱负的移民就不太想在爪哇王室谋求职务，也不太想和当地的“普里亚伊”穿袍贵族通婚。另一方面，北欧白人不能容忍有色人种与荷兰人通婚，更不能容忍有色人种融入荷兰群体。与泰国不同，在印度尼西亚，与统治精英的完整结合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马来西亚产生了“折中”的身份。到了19世纪，会说马来语（一种本地贸易语言）的华人遵循一种杂合的文化，即中国南方文化和爪哇文化的混合，同时他们又希望得到荷兰殖民者的恩宠和提携，他们人数众多，但十分容易辨认，人们称其为“土生华人”或“侨生”。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成了华人社会的领袖：作为荷兰人的军官让华人遵守秩序。他们竞标课税权，并且还与当地的贵族合作，以保护他们的包税区免受走私者——尤其是鸦片走私者的侵害。最成功的创业者几乎是最不纯正的“华人”，因为他们必须在荷兰殖民者、当地贵族和男性华人这三者之间寻求一个文化均衡点。

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菲律宾这个国度。西班牙殖民者于16世纪后期从他们的拉美殖民地出发，穿越太平洋来到这里。与荷兰和英国殖民者不同的是，西班牙殖民者的任务显然在于宗教和政治，而荷兰和英国的殖民者则由垄断贸易公司所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西班牙殖民者试图让菲律宾人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去信奉天主教。在这方面，当时在马尼拉区域经商的华人令西班牙人感到十分头疼。西班牙人需要华人向他们的驻军提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并经营高档的中国商品，但华人一开始就抵制天主教。在17世纪，华人与西班牙人不时发生一系列流血冲突，关系不断恶化。与此同时，西班牙人给予那些改信天主教的华人以及与当地女子结婚的华人行动的自由，允许他们加入当地精英团体，降低他们的赋税。文化的交融过程开始了。至1800年，菲律宾已有约12万华菲混血儿，约占人口的5％，几乎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混血儿数量相等，而纯华人只有7000人，白人只有4000人。对纯华人血统人口的严格控制进一步促进了华菲混血儿社会的发展。

华菲混血儿主宰了岛内贸易，并且不断购置土地，进入地产行业。西班牙人总是担心他们会带领当地的土著人发动叛乱，但事实上，华菲混血儿放弃了大部分中国文化，他们和城市化了的土著人一样，与菲律宾式的西班牙文化息息相关。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华裔混血儿已有了他们自己的、体现了混合文化的服装和习俗。

大迁移时代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低容量的移民模式和严重同化的华人居民人口开始出现变化。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移民数量增长越来越快；其次，殖民者统治的对象同时改变和扩大了。

技术为移民潮带来了便利。第一艘汽船在19世纪40年代投入使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于亚洲的航线。所谓的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打开了中国沿海的主要港口，尤其是传统的南部移民中心，它们很快通过汽船与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连在了一起。当地的汽船路线相当复杂，从而决定了许多移民的目的地。例如，中国海南岛海口至泰国的曼谷航线的开通，导致大量华人进入泰国，所以在泰国，许多华人的祖先都来自海南。

最可靠的估算结果表明，到1850年为止，东南亚地区有50万华裔人口，包括纯血统的和混血儿。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移民最多，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当时还未正式并入英帝国）次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片区域的华人达到了300万—400万，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一系列不断出现的问题迫使一些华人离开中国大陆。中国从18世纪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人口压力。地方叛乱不断发生，导致19世纪中期发生了四次大的灾难：中国西南和西北部的穆斯林反叛朝廷，还有捻军和太平天国在中部省市的造反。后者的发动者认为他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并自称是圣灵的化身。这次反抗破坏极大，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

有了定期的汽船班次，中国南部地区的人不断离开被一位历史学家戏称为“可怖的马尔萨斯地方”，到了东南亚，他们发现那儿人口不多，相对和平，劳动报酬比国内高出一倍。这一切都非常吸引人。19世纪中期，泰国有500万华人，马来西亚有250万，印度尼西亚有2300万（那时爪哇是东南亚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约为现在人口的1/10。较为幸运的移民不但能得到早已出国的亲属在经济上的帮助，还能请求他们帮着找工作。

与不断升温的移民热潮同时发生的，还有19世纪中期兴起的所谓“垄断帝国主义”和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繁荣。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荷兰人与英国人的商业垄断被摧毁，更多的欧洲国家接管了东南亚殖民地。1824年，荷兰与英国政府签署的一项关于明确在这一地区两国各自势力范围的协议，标志着荷兰开始控制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后来，英国的势力又从马来半岛消失。发展大型种植园和矿业必须先直接控制殖民地，但有时，情况相反，如马来半岛，殖民者到来之前，华人开办的矿业就已发展得很好了。欧洲殖民者的政治动机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要扩展殖民势力；另一方面，又要解除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中许多方面的管制。在只能从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文字材料获取信息的时代里，新加坡（1819）和香港（1842）被建成了没有贸易限制或者说没有贸易税金的自由港口（侵吞这些殖民地还反映了英帝国想控制具有战略性的岛屿）。1855年，一位香港总督用《鲍林条约》（又称《英暹条约》——译者注）说服泰国人解除了对贸易的管制。甚至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也朝这个方向发展，于1844年结束了地方官员在贸易上的垄断，对外开放商务。由于西班牙没有工业革命，英国和美国的公司逐渐控制了贸易，顶多是用国旗来提醒商人们，他们是在西班牙的领土上。

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地区开始显示出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繁荣。促进东南亚地区繁荣的因素有以下几点：需求是发达国家对农业和对矿产品渴求的原动力，而这些东西不是埋藏在亚洲东南部的地下，就是可以在那里种植；东南亚土地辽阔，有种植园所需的大片土地；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汽船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终年开通的船运成本，技术和设施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最后一点是充足、廉价的进口中印劳工。

可以说中印劳工的总体差别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印度人被出口到英国的殖民地和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从事种植农业，只有少数劳力从事市政工程项目和殖民地区内的文职工作；很小一部分印度企业精英，包括帕西人、信德人和雀替尔人分散在这个地区的各个部分。华人移民主宰矿业，但也有不少人从事贸易、零售业、农业以及现在所谓的后勤服务等等。这反映了一般的华人在作出移民选择时，相对来说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在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印度移民是契约农业劳动者，这意味着他们签订了在农庄里工作的协议，因此被直接运送到指定农庄，住在临时工房里，侥幸存活下来的人通常被送回印度。南方华人用的是赊账的方法，就是移民者在没有还清船费及其利息之前，无权离开他们的雇主，但是随后他们相对更加倾向于待在东南亚地区，融入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华人社区，主要是城市里的华人社区。2004年联合国发表的一份移民报告大胆尝试把印度的历史记录综合起来，得出结论：1834年至1937年期间，有3000万印度人去了他乡，但回国的有2400万人。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相关数据的记录，我们无法知道华人返回的比例是多少，这样就无法同英国政府有关印度移民的统计数据相比较，但是，可以肯定华人返回的比例要小得多。

有一点很重要。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内有为数众多的印度人，但是从长远看，他们对当地的经济并没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并融入当地社会。同时，较之华人，他们更加遭受压迫、更加痛苦。在印度，征募契约劳工出国的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种姓等级最低的少数民族上（中国没有这种种姓等级制度），如南方的泰米尔人或东北的山地部落人员，他们不像华人那样傲慢，不会制造麻烦，因此符合种植园主和殖民地政府的需要。在1880—1887年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弗雷德里克·华尔德爵士离任时曾建议输入更多的印度劳工，他说：“印度人是一个和平的、容易管制的种族。”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所熟悉的印度人并非是典型的印度人。

最初吸引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的是农产品香料。在人工冷冻技术出现之前，人们主要用香料加工处理肉类。但19世纪大量经济作物又吸引了欧洲殖民者，其中菲律宾和泰国的蔗糖最为重要；然后又有了锡，起初由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开采，但后来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南部也勘探出了锡矿，并且数量远比印度尼西亚要多；世纪之交有了橡胶，这是包括汽车在内的许多消费品必不可少的物资。从事橡胶生产的全是印度劳工。那时当地商品经济不断繁荣，而科技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规模，如采矿业，新技术通过使用挖土机大规模机械作业，使人们摆脱了使用鹤嘴锄的人工作业。

变变变

从东南亚著名教父的角度来看，19世纪末同时蕴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极大的机遇。传统的被同化了的泰国华裔精英、印尼华裔精英、马来西亚华裔精英以及菲律宾华裔精英必须面对一拨又一拨的饥饿移民，而这些人并不总是好对付的。同时，由于泰国以及不同殖民政权不断强大，从19世纪80年代起，它们所需的自由包税商以及垄断者也减少了，因此逐渐拆散了原有的组合和安排。但是，经济蛋糕却越来越大了。大亨继续从殖民势力、土著政治精英以及现在大部分是华裔的经济精英这三者之间得到好处，因为他们能最有效地利用外界关系，同时又能在一个新的移民团体内部保持权威（印度劳工通常由殖民地的种植园主直接引进，因此他们之中几乎没冒出印度籍的教父）。回顾一下20世纪初杰出大亨的显著特点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黄仲涵曾是印度尼西亚最富有的人。其父经商，曾当过三宝垄华人区的“玛腰”（Major）。19世纪，种植鸦片的华裔主要居住在三宝垄。黄仲涵以爪哇的三宝垄为中心，在世界各地扩张商务，扩增了其父原本就已经非常庞大的资产。在19世纪80年代，当包税商遭到经济下降打击的时候，他竞标并且成功赢得了重要的课税经营权。他不会说荷兰语，但是他比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了解殖民地礼节方面的一套规则。他的一个女儿在自传中回忆道：“过去我常常站在我家宫殿那宽阔的阳台上，等着看爸爸的马车跑过下面的河谷……马车穿过大门时，一个马来仆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手托银盘，里面盛着一块浸有科隆香水的热毛巾。爸爸会在走下马车之前用那块洒了香水的毛巾擦拭他的手和脸，然后走向我。爸爸穿着纯白的裤子和时髦的西方夹克衫，简直帅极了。这情景就好像是一出芭蕾舞剧。”黄仲涵除了慷慨设宴款待殖民地的官员外，还送贵重的礼物给他们。和他的爸爸一样，黄仲涵也当过该地区华人的“玛腰”，但是他却居住在城里欧洲人密集地区的大庄园里；他的爪哇语和马来语比他任何一种中国方言说得都要好。

在商业方面，黄仲涵采取多种经营策略，这一策略后来成为那个时代东南亚大亨的一个标志。他从课税，尤其是鸦片课税那里得到了稳定的现金流，并用这些资金向其他许多方面扩展。他在制糖业、发展种植园、建造加工厂方面声名显赫。加工厂使用的机器是从欧洲进口的，由荷兰的专业技术人员维修。黄仲涵还在一些关键岗位雇佣了荷兰的会计师和管理人员。他的经营还扩展到了航运业，并且在三宝垄开办了一家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搬到了新加坡，于1924年在那里去世。他是唯一拥有大型公司，并能与荷兰大型公司竞争的人。

而陆佑适应性更强。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他被认为是马来半岛上最富有的华人。他在西海岸建立了早期的商品供应点，向各华人采矿帮派以及代表他们的三合会提供食品和武器。自英国从1874年正式统治马来西亚后，他雇佣成千上万的华人劳工开采露天锡矿，建立了自己的露天锡矿帝国。他拥有国家颁发的收税许可证，向华人劳工提供鸦片、烈性酒和赌博场地。陆佑与华人黑帮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往往通过他们买进并管理劳工。他本人也是势力强大的义兴帮成员。在一些重要的采矿州，英国殖民统治者依赖陆佑帮助他们控制华人，还靠他提供大量的财政收入。而陆佑也竭尽全力使殖民者过得轻松自在。他学会了英国礼仪，与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的首任总督弗兰克·瑞天咸交上了朋友；陆佑还是吉隆坡一所精英英语学校——维多利亚学院的主要赞助商之一。他同英格兰的公司、苏格兰的公司以及泰米尔印度大亨丹姆沙美·皮莱合伙进行投机买卖。他非常善于与殖民统治者谈判。例如，1896年锡的价格下降时，雪兰莪州政府破例降低了他的鸦片税，虽然他应交付的税款原来是固定的，因为他们认为他是该州经济的重要支柱。1898年，殖民政府主动提出让他交付象征性的费用，管理彭亨州的槟州地区的一系列税务，并且降低了他采锡的赋税，以此促进这一地区的开发。除了采矿业，陆佑还投资房地产、橡胶种植园等。他获得了英国骑士称号。

在这个地区，大亨通常采取把征税权和采矿业以及种植园相融合的策略。这样做最为明显的优势之一就是，降低了原本就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从事真正地区性行业的张弼士在马六甲海峡两岸的苏门答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征收鸦片、烈性酒和烟草税，并且把这些税务融入了他那以种植园为中心的巨大帝国。许氏家族把锡矿业和征税权相结合，从事多样化经营，从槟城到泰国的西南部都有他们的生意。在新加坡，通常是家族控制着胡椒及黑儿茶（用于染色）的栽培，他们是19世纪后期最大的雇主，拥有各种征税权，包括主要的鸦片税，占国家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税收权意味着国家高压统治权的委托，而有税收权的地方，就有三合会势力。但是对于殖民地的政府而言，这并不是心头大患，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接受帮会的存在是管理华人移民最简单的方法。正如《海峡观察》在1899年2月17日所说：“政府并不直接与底层华人打交道，这是帮会的事。”

在菲律宾，最著名的头目是陈建仙。陈建仙是个苦力经纪人，同时，他还垄断大部分的鸦片交易，替殖民政府收税，他的经营范围包括纺织、糖类、粮食贸易和房地产等。陈建仙来自中国福建省，他移民马尼拉是因为已有亲戚在那里定居。在马尼拉，陈建仙学习西班牙语，改信天主教，后来他发现卡洛斯·帕兰卡·古铁雷斯上校不仅是个非常有权势的殖民者，还是个良师益友，就采用了他的名字（陈建仙的西班牙名是卡洛斯·帕兰卡。——译者注）。同时他小心翼翼地建立与清帝国的合作关系，从而巩固了他在菲律宾新华人社区的领导地位。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买了中国清朝的官位，并且在正式场合穿上官服——长袍。陈建仙在规劝清政府在马尼拉开设领事馆这件事上有很大影响。领事馆大楼里有西班牙正式授予头衔的华人头目“华人的市长”的住所，陈建仙有时担任这个职务，有时只是影响这一职务。大楼里也有法庭，称为“华人的法庭”。陈建仙常常被指控操纵法庭。他和他的儿子都当过领事。

非常富有的陈建仙于1901年去世。他营建了华裔移民与西班牙殖民社区完美的社会平衡，中国与西班牙都曾给予他很高的荣誉。一位研究菲律宾历史的学者，安德鲁·威尔逊说：“19世纪后期的华人经历表明，掌握社会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人不仅仅控制殖民地菲律宾的华人团体机构，还与外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并不是人人都欣赏拥有这样才能和财富的人。拥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兼小说家扶西·黎刹在《起义者》（1891）这部小说中，肯定以陈建仙为原形创作了虚伪的、阿谀奉承的华人奎罗加这一人物。扶西·黎刹讨厌的是奎罗加身上的种族混合特征。按作者的说法，这种种族混合特征还通过他家里“可悲的混淆”风格表达了出来。但是东南亚教父所喜欢的漂亮的装点门面的中国花园、希腊柱子、苏格兰的铁制品以及意大利大理石地板却也显示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工作迫使他们在不同的人前有不同的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引人注目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建筑。像黄仲涵这样的人，或者像何启爵士这样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的主要人物，在自己的努力与殖民者的扶植下，当上了社区的领袖，但他们却不太会说中国方言。他们确实煎熬于不同文化之中。

时势所造

对这些世纪之交的教父的简要叙述，表明了他们的行为受经营的环境影响的程度。他们努力争取获得征税权，因为这是他们赚大钱最简单的方法。19世纪中叶，华人包税商赚得了最丰厚的利润，因为他们比授予他们征税权的政府更了解垄断的价值。然而，随着政府不断强大，消息更加灵通，操纵投标、推迟付款等行为就变得更加困难了。从19世纪中期起，华人移民大量涌入东南亚并且成为罪恶包税区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东南亚的征税权自然就同雇佣华人移民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操不同方言的互相敌视的移民群体都在找工作，对这些移民的管理又和社区的领导权捆绑在一起。通常大亨都有操特种方言的黑帮作为后台，他们能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商业循环，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中，几乎所有的钱最终都会集中到他们的手中。大亨经营各种包税区，雇佣那些不能自立的移民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比如采矿业和种植业，这些产业往往在偏远地区，同时又向他们出售使人堕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其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样，这些劳工的大部分收入就又落入了他们的腰包。除此之外，教父还为这些外来移民提供他们在这个新国家的唯一的政治身份；他代表社区的利益与最高政治当局沟通。

然而，由殖民列强（和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经济）造就的雄心勃勃的教父世界是多方面的，而不是仅仅使他们成为包税商和同胞的剥削者。这个时期在东南亚确立了一个难以改变的经济模式。这些殖民列强对这一地区并没有一个恃强凌弱的占领计划，然而他们确实建立了一种最有利于他们的贸易格局，就是第一世界国家进口东南亚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再向东南亚出口工业制成品，并用这种方式来支付那些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费用，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这种形式来支付的。在这个过程中，农矿业不断繁荣，地区产品生产不断合理化。泰国以稻米经济为主，其南部有少量的锡矿开采；马来西亚则从事锡矿开采和橡胶生产；菲律宾生产糖和椰子；爪哇种植甘蔗和咖啡；苏门答腊则从事烟草和橡胶的生产。反过来，低进口关税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欧洲和美国进口工业制成品、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这种情况在非殖民地国家——泰国也是如此。直至1926年，泰国对于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是最小的——3％。美国在美西战争中，打败了西班牙，于1898年占领了菲律宾。美国政府在实行低进口税的同时还保证菲律宾白糖的出口配额，从而使东南亚经济更倾向于出口基本农矿产品、进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

以上所有一切所带来的影响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在东南亚，人们几乎没有兴趣投资制造业。殖民者更喜欢出售他们本国制造的商品，而当地的企业家根本没有兴趣与进口货物竞争，因为这些进口货物要么是免税的，要么是低税率的。相反，越来越高的原料价格使得种植业、采矿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如船舶运输）变得有吸引力。华人以及其他亚洲企业家重视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并非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而是因为制造业更具风险且困难重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东南亚的经济从宏观上来说自始至终就是贸易扩张，这可从新加坡的繁荣得到见证：其贸易从1871—1873年的年均6700万新加坡元增长到1900—1902年的年均4.31亿新加坡元。这期间没有任何工业的腾飞。经济历史学家詹姆斯·英格拉姆言简意赅地描述了泰国的经历：

在过去的100年里（1850—1950），我们目睹了泰国经济领域里的许多变化，然而人均收入并没有多大的增长，并且与劳动力相比，在资本和新技术的使用上也没有大的发展。其主要变化一直是资金的广泛使用、基于全球市场的商品交换和特色产品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明显的种族大分工。泰国人口增长迅速，但他们中的大部分要开垦更多的土地、种植稻米……在绝大部分领域，经济变化是对外部刺激的一种反应。泰国一直是一个被动的国家，一直在适应由世界经济引起的变化和市场影响。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而适应外部影响的，绝大多数都是传统行业。

在这个过程中，大亨仅仅是旅伴，只为一个他们无法参与制定规则的游戏提供方便而已。作为个人，他们盈利丰厚，但是作为整体，他们的收入与那些欧洲的大公司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新技术的产生使得很多商业领域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这使那些大亨在20世纪初也感到了压力，因为他们的传统优势一直就是组织那些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让陆佑发了大财的锡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有一万多名苦力为其开采锡矿，同时为他们提供从住宿、食物到鸦片的一切物品。但是蒸汽挖掘机的发明以及大部分易于开采的露天矿场资源的枯竭，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的特点。1920年，马来西亚半岛只有20台挖掘机可以从事深达60米的开采，但是到了1930年，挖掘机的数量已经超过100台了。那些擅长露天开采的华裔矿业集团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大部分矿主没钱购置基本设备，就算是像陆佑那样有能力的人，一旦离开了他所擅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也就失去了竞争优势。

20世纪初，在生意上得到大量资本的重要性在这个地区变得显而易见。农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小，而舢板运输不需要很多资金的时候，华裔商人还是具有竞争力的。但是当最有利可图的种植业在规模上成倍增长，采矿开始机械化，现代船舶无论在其大小还是技术的复杂性上都有了提高时，一个新的资本障碍产生了。总的来说，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未来的亚洲商业巨子被他们的欧洲对手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以泰国为例，欧洲的大公司逐渐控制了伐木业和锯木业，而过去规模较小时，华人和缅甸人曾一度主宰这些行业；欧洲的大公司还控制了锡矿冶炼，因为规定锡矿冶炼必须由大的冶炼厂承担；而原本是泰国和中国的帆船称雄的轮船运输业，也被欧洲的大公司控制了。唯一被华裔包税商控制的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一个新行业——稻米加工业，主要因为这个行业所需的基本设备较为便宜，并且其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的华人。

那些颇具实力的欧洲银行——主要有汇丰银行和在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的渣打银行——几乎把业务都限制在仅向贸易行业提供金融资助。欧洲和美国的大公司可以在国内筹资。那些殖民地的银行在处理绝大多数的亚洲人的业务时，都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人种限制。一位80多岁的亿万富翁这样回忆独立前的那个时代：“对华裔商人而言，要想见到一位英国殖民银行的决策者，其难度相当于见上帝。”那些印度的雀替尔裔和锡克教徒的放贷者可以向当地居民提供贷款，但有最高限额，而且其利息比欧洲人高得多。在20世纪头20年里，许多华资银行确实取得了发展，但是他们也受到了经营环境的制约。当商业银行家需要临时流动资金时，因为没有中央银行，他们也就无法获得借款。事实上，由于大多数的东南亚地区都采用联合汇率制，向外贷款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联合汇率制就是把本国货币基础直接与外汇供应挂钩，现在还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做的。如果从对外贸易中得到的外汇减少了，那么本国的货币供应也会下降。由于东南亚国家严重依赖于一两种商品的出口，而商品的价格动荡不定，因此其货币供应也变化不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马来亚的货币供应减少了一半，主要是因为橡胶价格的下降。这种波动的后果是，当地的银行必须保持约一半的存款投向易于转成现金的项目，而不是向外贷款。国际银行就没有这个问题。尽管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华资银行很谨慎，但大部分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商品危机中垮掉了。

在经济萧条之前，东南亚的经济繁荣了40年，虽然偶然也会出些问题。这为那些未来的教父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动力，但它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运营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开始对他们不利了。原来为那些有权势的人提供资金去做各种各样生意的征税权逐步缩减，而大生意又是资金密集型的。到20世纪20年代，包税区没有了。同时，自动证明商业大亨就是社区领袖的各种各样的“头目”制度也被殖民势力废除了。比如，在马来亚，最后一个头目的任命约在1900年，而最后一个下台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头目制度被发展起来的当地华人商会所取代，其主要成员是那些有实力的商人。而被统治者确认是“负责人”的那些“玛腰”或“中国中尉”也不复存在了。

在独立之前的最后几十年里，大亨开始向自主经营方向转型的例子确实有，但少得可怜。新加坡有两个，一个叫胡文虎，另一个叫陈嘉庚，分别出生于1882年和1874年。他们建立了庞大的企业，但他们既不是买办，也不是包税商。也许这样说更能说明问题——他们涉足了消费品领域而不是仅仅从事原材料或半成品的出口。胡文虎的拳头产品是“老虎牌万金油”，一种涂于皮肤上的万灵油膏，现在还卖得很好。他的虎豹集团研制了一系列的非处方药，用于治疗头疼、晕船、嗓子疼和便秘。他们在中国香港、大陆，以及爪哇、苏门答腊和泰国都有批发和零售业务。除了制药，胡文虎还出版报纸，当然主要是在周围地区出版中文报纸。

陈嘉庚以种植业发家。但不像其他最终成为原材料供应商的同行，他决定把自己种的橡胶做成产品。陈嘉庚有自己的工厂，制造轮胎、橡胶鞋和玩具，并且开展零售业务出售自己的产品。他决心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和那些欧洲、美国和日本公司一争高低，然而，这却导致了他的主要企业在经济萧条中破产。他敢于尝试去反抗这种制度，但却以失败告终。

民族主义和阶级——前奏

在海外的华人商贾巨子中，陈嘉庚的理想与众不同，使人难以理解，尤其是他政治上的理想。他于1950年离开新加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于1961年去世。东南亚华人一般不会像他这样。在当地，华裔商人把融入当地的政治圈子并以此来谋取商业利润视为最大的成功。陈嘉庚的“立场”是受时代刺激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在那个时代，那些商人不再因为殖民政府给予营业许可和征税权而心存感激，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不过在移居海外的华人看来，民族主义就像一把双刃剑。东南亚国家所兴起的民族主义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华人所承担的经济角色上。与此同时的阶级意识的觉醒进一步突出了精英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更广泛的支配权。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这些对那些商贾巨子都不是好兆头。然而，事实是，传统的权力结构在政治民粹主义的挑战下幸存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泰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全球的经济衰退，特别是对农矿产品需求的减少，引发了泰国1932年6月的不流血的军事政变，结果君主立宪制取代了君主专制制度。人民党上台，其公开宣称的议程是为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执政。这个议程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泰国经济为泰国人”成了20世纪30年代政治集会的口号。事实上，泰国的民族主义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1910年至1925年统治泰国的拉玛六世，非常喜欢当时在欧洲甚为流行的种族主义理论。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反犹太作品《威尼斯商人》（1594—1597），并且亲自写了一篇关于亚洲华人的文章，题为《东方的犹太人》（1914）。不过有一点变得很明显——随着一些限制性的反华措施开始实行，华人精英随时准备改变自己，适应形势，但普通老百姓却没有这样随机应变的能力。

1932年后，移民浪潮受到了遏制，因为移民的注册费用上升了，而且禁止移民从事一系列的普通职业。这一跟随世界性经济萧条的余波而来的做法，不仅削减了移民浪潮，也促使很多暂住的工人返回中国。华人精英面临着他们曾一度控制的盐、烟草和大米等行业不断高涨的国有化运动。然而，尽管政治变革终止了原来拥有征税权的家族在经济上的优势，它却没有破坏广大华人商业社区的优势。新的家族从华人贸易商中脱颖而出，与政府积极合作管理新的“国有”企业。泰国的官僚们像过去一样不愿染指贸易。政府在许多行业中，租赁或收购华人的工厂和企业，但是大多数的企业仍然由华人经营，而且以国家为主导的垄断经济的集中经常会抬高价格，增加利润。“泰国经济为泰国人”并没有使社会更加公平，它只是重新调整了精英之间的交易。正如日本经济历史学家末广昭所指出的：“无论原始动机是什么，‘泰国人民党'后来既没有代表普通人的利益，也没有代表泰国农民的利益。相反‘泰国人民党'变成了政府官员或某个特定的政治集团。”末广昭对那个时期被国有化了的公司进行了一番彻底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的泰国股东和董事都是人民党的成员或与之有关系的人，而他们的合作者无一例外都是那些华人商业大亨家族。他因此得出结论：“华人商业领袖中，有一些人能巧妙地把国家权力转化成扩大他们企业的工具。华人商业领袖提供管理技巧和资本资金，作为交换，他们获得了政治庇护，有了安全感。”

那些商业大亨过去曾经是从事自由职业的为泰国宫廷服务的包税商，现在成了泰国政府的合资企业的合作者。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1973年的军事独裁阶段设立了样本。不过，在军人统治下，不同的军队和警察派别涉及不同的生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参与经济的规模和与华人商业领袖合作的水平都比1947年以前的文人政府提高了许多。军人不是经理——他们以股东和董事身份获得收入——然而他们的政治权力使他们能够规定什么叫商业活动。许多主要的消费品，从烟草到猪肉，都实行了销售垄断。这意味着华人所管理的企业卡特尔确实可以控制价格的制定。在20世纪50年代，军人—华人企业扩张的主要领域是银行业和保险业：军方提供保护，华人排挤外国竞争、获得国有资本、向公共项目提供资金，从中获益。正如末广昭所指出的：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很简单，“如果不与泰国的统治精英们合作，领先的华裔资本家无法生存也无法扩大经营规模”。如果这样做能把欧洲和美国的公司挤出市场——在其他国家会的，这点代价也就微不足道了。

首先是一场美丽的战争

在泰国的将军们掌握政权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导致了20世纪全球范围的政治变革，东南亚也不例外。日本军队在1941年12月入侵该地区，结束了皇室操纵一切的局面。尽管三年半以后日本被打败了，但这段时间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情况。一方面，英国、荷兰和美国统治者的退出有力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政治的兴起；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为那些敢于冒险的商人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新一代的大亨在战争中和战后的走私和投机活动中获得了早期财富。而走私和投机活动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重要港口。

正如一位当代亚洲最富有的人所回忆的那样：“这是一个极其腐败的时代。”尽管未提及他的家族在战争中走私活动的细节，但他指出，在占领结束后为8万名日本俘虏提供蔬菜和水果是其中的一笔大生意。走私、军火贸易、收购和贩卖多余的军事设备以及涉及巨额回扣的战后重建合同造就了当今许多教父。澳门赌业大亨何鸿燊曾在公开场合谈起过这个时代，虽然很多人在公开场合下对此避而不谈。他的故事表明，对于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教父来说，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当日本军队入侵香港时，何鸿燊了不起的叔叔——何东爵士，那个时代的主要买办，早已匆匆逃往当时中立的澳门。这次出逃的情报是由日本领事提供的，他意识到占领当局需要教父的合作。何鸿燊当时只有18岁。他被香港的英国军队征招入伍，担任接线员。当殖民政府垮台后，他脱掉军装，乘船去了澳门（但在此之前，日本占领军曾经因为他的欧亚长相拦住了他。但他能写一手流利的中文，因此没有被当成战犯而被捕）。当时澳门是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走私中转站。何东叔叔给了他一份工作。不久，何鸿燊在澳门合作公司找到了一份更有趣的工作，这个公司是由日本人、当地的最高教父罗保和一些华商共同投资的。

罗保是当地商界的关键人物。何鸿燊随机应变的本领在他面前显得很浅薄。罗保有中—葡—荷—马四种血统。他生于葡属的东帝汶，在一所天主教的神学院里长大，担任过澳门的首席经济部长，也是澳门主要的大亨。他拥有一个水上飞机机群和船闸，并和他的中国生意伙伴一起在当地从事获利丰厚的黄金交易。何鸿燊与罗保合作得非常好，并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澳门合作公司向驻扎在广州的日本军队提供拖船、驳船以及其他运输工具，以此来换取大米、布匹以及其他东西，用来满足澳门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包括香港人和其他地方来澳门买走私货的人）。

何鸿燊弄清楚这些门道后，就开始自己和日本人做生意。他筹到了足够的钱，开了一家小型的煤油加工厂。在美国人轰炸了澳门外围港口的加油站之后，这个厂成了他的印钞机。因为给当时的日本秘密警察头子，澳门的真正掌权者择拓上校教英语，何鸿燊获得了政治庇护。何鸿燊说他只请择拓上校帮过一次忙——他用机器换取当地的日本海军的大米，但拿到机器后，日本海军司令想赖掉欠他的大米。在择拓上校的帮助下，何鸿燊最终拿到了大米。在珠江及其无数的支流上，何鸿燊的走私生意以及合法贸易遭遇过无数的惊涛骇浪，包括一次海盗袭击。但是，何鸿燊挺了过来并且兴旺发达。那些认识他的人说，他从黄金到飞机什么生意都做。何鸿燊开始变得非常有钱。正如他在1995年兴高采烈地告诉历史学家菲利普·斯诺的那样：“我从战争中赚了很多钱。”

从生意的角度来看，战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太平洋战争正式结束后的盟军统治是混乱腐败的。紧接着，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1951年，因为中国和朝鲜结盟，联合国对中国实行了贸易禁运。这创造了以澳门和香港为中心的巨大的走私产业。何鸿燊继续他的走私生意，运送波纹铁、橡胶轮胎和大量的凡士林去中国内地。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据说，他后来在澳门博彩业的合作者霍英东，在这方面的规模更大。尽管霍英东从未承认过这些。1951年8月《时代》杂志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上周珠江上的货船装满了钢条、锌块、沥青、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巴基斯坦的棉花、美国的卡车、钢管和各种管道”。在澳门，泵油码头日夜繁忙，几百名香港码头工人受雇于此以满足需要，“装有空调的鸦片馆生意兴隆”。

从事走私贸易的传言也涉及香港的其他一些重要商业家族。但就像新加坡一样，香港政府从未对他们提起诉讼。尽管香港政府由于缺乏行动而受到美英政府的痛骂，但它声称无法控制此局面。尽管有一两位参与者内心不安，但毕竟这只是生意，香港、新加坡只是在做生意。张玉良是会德丰有限公司的老板、极不道德的股市操纵者乔治·马登在香港的中国合伙人。据说张玉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卖了很多来历不明的药，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企业集团的前总裁西蒙·莫里说，他曾经去张玉良家拜访过他，结果发现他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床横摆在门口。

在新加坡，战争期间走私的神秘面纱遮盖得更加严实。从19世纪以来，这个地区的物资中心就分成了几个经济部门，分别负责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它的违法贸易的能力和香港、澳门不相上下。那些走私分子偷偷摸摸地把大米从盛产大米的泰国运送到闹饥荒的马来亚，或把工业原材料运出印度尼西亚，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当地一位80多岁的大亨对此不愿意多谈，但是他提到为了纪念被日本人杀害的华人，华商们在新加坡海岸线建立了方尖塔，“其中大部分的资金是由那些走私商出的”。一位郭氏家族（这个家族现在由两个亿万富翁郭令明和郭令灿掌管）的朋友说，战争期间掌管这个家族的郭芳枫“从来没有真正否认过”他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于走私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和与日本人的交易。在朝鲜战争期间，这些橡胶又走私到了中国。这一点，《时代》杂志社的记者已经于1951年指出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又开始了反荷兰人的民族战争，因为后者想恢复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这给新加坡的走私商提供了更多的商机。印度尼西亚军队的许多武器来自于马来半岛，那里有大量的日军和英军武器。正是那些经常来往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的华商为他们运送了大量的武器、药品和食物。当时荷兰政府的报告显示，那时走私武器的易货价格已经相当明确了：一吨橡胶换30发子弹，两吨橡胶换一支来复枪。这门生意利润丰厚，因此一些大公司的轮船也曾参与其中。荷兰官方发现，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掌管的南益树胶有限公司子公司的一艘轮船，于1946年8月向印度尼西亚贩运非杀伤性的军事物资。张明添这位马来西亚人，依靠走私印度尼西亚的橡胶积累了早期的财富，但由于无节制的生活，英年早逝，没能成为当地的教父。高德根也是靠走私发的财，他于20世纪50年代末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会会长。国内战争结束后，穆罕默德·鲍勃·哈桑与三宝垄的驻军师长苏哈托违反中央政府的禁令，合伙走私了大量白糖。苏哈托在国内战争期间就曾从事过鸦片经营，但他很幸运，没有被撤职。

然而，走私并非是从战争中获利的唯一手段。在英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军事政府统治的几个月里，疲倦的、有时贪婪的、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经验的军官曾分派出许多巨额的采购和重建合同。前面所提到的为8万名俘虏提供食物的特许权就是两名英联邦军官在几个小时内决定的。许多地方的军事管理局解散后，有很多军事或民用的剩余物资的拍卖活动，这也为一些新的大亨提供了第一桶金。霍英东是香港地区拍卖活动的主要受益者。

在香港一直有这样的传言，霍英东出生在小舢板船里，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事实上，他获得了位于香港般咸道的精英学校——国王学院的奖学金。在那里，他学会了英文，使得他能够读懂拍卖公报。战后拍卖会上的廉价交易是他的第一笔重要生意。在马来西亚，博彩业大亨林梧桐在他的正式传记中承认，他擅长与朋友合伙操纵战后拍卖会的竞标。他靠出售推土机、起重机等类似的设备挣得了第一桶金。他还用这些东西为他自己的建筑公司提供设备。

在战争中获益最多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富有的、见多识广的人。在香港，当地的华人精英在英国政府收复香港之前，囤积了大量的“迫签纸币”，发了大财。“迫签纸币”是在日本当局的命令下由当地银行发行的香港货币。有人想到战后的殖民政府可能会兑现这些货币，以此作为恢复“经济稳定”的手段，就以其面值的极小比例大量购入这些货币。1946年，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汇丰银行以足额面值回购了价值11900万元的“迫签纸币”。据说，其中的一位主要受益者是周锡年爵士。他是一名在伦敦和维也纳求过学的外科医生和商人，其父周寿臣爵士是香港行政会议的第一位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带来短期的商业利益之外，还预示着东南亚商界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取代了欧美的利益。在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外国商人要么被关起来，要么被赶了出去，而那些回到亚洲的商人，在战争结束后才又开始经商。同时，亚洲的商人获得了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特别是那些为殖民政权所迫在本土农业经济和西方大公司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华裔商人。例如，在泰国，从1943年到1952年共开办了14家银行和25家保险公司，大部分由华裔商人经营，虽然董事长和董事都是由泰国的高官来担任，但那只是装装门面而已。日本历史学家末广昭曾说：“欧洲人回到泰国时，发现他们原先所控制的主要产业，尤其是贸易和金融领域，现在都被华人和印度人所控制。”这样的转变并非在每一个国家都如此剧烈，但是这场战争确实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组了经济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之后，这个地区陷入了冷战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共战争，从而导致大量的美元流入该地区，对该地区造成了深远的重要影响。在菲律宾，美国在其独立后在那儿建立了两个重要的军事基地——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并给予菲律宾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落入了马科斯政府的腰包。在泰国，美国与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事政权签署协议，承诺为反共第一线的泰国提供军事支出。这个地区所有亲美的国家都从中获得了利益，包括政府官员和他们所庇护的商人。

泰国的炮·是耶暖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于1947年的军事政变后成为警察部队的副总司令，于1951年成了警察部队的总司令。炮·是耶暖使用美国中情局提供的军事装备组建了一支警察空军、海上部队和装甲部队，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泰国最大的鸦片走私集团，同时泰国本身也成了全球海洛因交易的中心。炮·是耶暖以及他的有权有势的岳父屏·春哈旺陆军元帅的主要大款客户是盘谷银行的创始人陈弼臣。盘谷银行是香港地区以外的东南亚最大的金融机构，它曾为很多战后的教父提供过资金，这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民族主义和阶级：徒有虚名

如果泰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表明普通人，无论男女，都不是政治改革和殖民统治结束的主要受益人，那么其他国家在战后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是东南亚民族主义和阶级觉醒的催化剂。战争的结束也引发了新的思想：政府应该如何介入经济，以满足大众对于社会正义和种族平等的期望。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该地区新兴的民主国家见证了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1948年，爆发了马来亚危机——一场政治武装起义；苏加诺——印尼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也与国内的共产党极力通好。同时，东南亚各国的反华情绪开始抬头。本土政治领导人发现，立法反对华人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的措施很受欢迎。尽管如此，战前泰国的经历表明：传统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作关系超越了种族，极具生命力。这一点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得到了证实。

在泰国，后来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民主实验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在那些后殖民地国家，殖民主义者不见了，但是新的本土政治精英又回到了老路上，尽管有时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的运动十分激烈。因此，为了弄清楚大亨经济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有必要简略地审视一下不同的国家是如何对付大众政治的挑战的。

“红毛丹”会议

早在泰国1932年政变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之前，菲律宾就做过一次不成功的民族独立的尝试。1896年，菲律宾爆发了反西班牙殖民者的革命起义。但是，起义者没有联合起来，相反他们的行为还有离心的趋势——他们的起义似乎要把这个国家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又似乎要分裂这个国家。这次起义最终被一场遥远的战争所取代，这就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争夺古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菲律宾落入了美国人手里。华盛顿决心控制这片群岛。起初，他对当地的革命者十分友善，然后打了两年的仗，镇压了他们。一些重要的革命者被金钱收买，于是承认了美国人的统治。由于美国人没有殖民经验，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和现存的当权者共同管理菲律宾。结果马尼拉以及地方精英不仅恢复了生意，而且成为中心人物。美国人确实把政治理想主义的元素带入了菲律宾，但是并没有被充分应用。带有美国印记的政治体制嫁接到了菲律宾，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而来自地方的拥有土地的实力派占据了新一届的议会，控制着当地的有效选票，即使选举权扩大也是如此。在泰国或印尼，政治精英们控制着官僚机构并主要和华商打交道，以便分享经济利益。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则导致地方势力开始控制议会，进而掠夺中央政府的权力。这种拥有土地的政治寡头的种族性（他们大部分是西班牙和华裔混血儿）几乎没有带来什么明显的变化；他们还是玩着同一套把戏。保罗·胡奇罗夫特的《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主要从学术上研究菲律宾大亨对国家财富的掠夺，根本不区分他们是不是华人。这倒对我们颇有启发性。在菲律宾，重要的是这一点，即你是教父还是普通老百姓。

1916年，菲律宾国家银行（PNB）建立，未来模式也随之诞生。这一切都发生于美国人允许菲律宾人控制议会两院时。可以发行货币的菲律宾国家银行成了政治寡头们的私人财产。它向那些从事庄园化农业生产的家族提供贷款，要求菲律宾政府把所有的钱存到其银行里。在短短五年后，国家银行就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机。这期间国家银行挥霍掉了所有的资本金、一半的政府储蓄，并且损坏了本国货币。与此同时，政治寡头们不仅不断从国家银行获得贷款，还获得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帮助，这一政策承诺为白糖的出口提供关税保护和出口配额，并且还扶持椰子产业。美国国会于1909年通过了佩恩—阿尔德瑞奇关税法案。从1909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白糖的出口增长了7倍，约占全部出口额的一半。正是这种情况产生了一批寻租的大亨，他们把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产品卖到美国市场，同时还操控着一个貌似民主的政权。他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租金，控制了国会。这使得他们能阻止两件不利于他们的事情——土地改革和增加实际的税收利率。正如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的那样，这些精英的唯一问题就是他们不得不呼吁菲律宾独立，以此来获得最起码的选民信任。但事实上，这些美国时代的教父一想到独立后的经济后果就吓得要命。在1946年7月4日菲律宾独立之前，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签订一份双边贸易协定，保证他们进入美国市场的份额。

劳雷尔—兰利关税法案确保了与美国的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延续至1974年。这期间，大量的美金以战后重建援助合同和修建美军基地的方式流入菲律宾。菲律宾政府终于宣布它已经摆脱了殖民的枷锁。无论是以任命所有政府官员的形式，还是公共事业的预算支出，各自为政的选举传统日益强化。在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中，政治思想意识只是一种负担，而政客们则在两个主要的政党之间左右摇摆，以寻求最大的好处。菲律宾人把国会议员比作红毛丹。这是一种星形水果，从每一边来看都是一样的。20世纪60年代，这种政治轨道毫不奇怪地滑向了窃国大盗费迪南德·马科斯。在此期间，大众政治中有很多高度沙文主义的时刻，最明显的就是1954年零售行业国有化的法案。这个法案力求把那些非本土的华人赶出他们传统的零售行业。但是，这并没有对精英至上的社会结构构成任何冲击。那些华人教父和华菲混血教父与其他的经济教父同属一类，而并不与经营小商店的华人同类。

一次彻头彻尾的交易

1957年，马来亚寻求独立的行为导致了政治家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协议。众所周知，这个协议实际上是一次“交易”。当民族主义的势力日益增长时，那些以贵族为主的传统马来政治精英，面临着和菲律宾的政客—大亨们一样的问题：一定要支持独立事业，但是又不愿付出经济代价。正如美国的殖民主义为菲律宾地主阶级的地位买单一样，英国人也承诺保证马来精英们的地位，而截至20世纪50年代，马来人还不是人口中的大多数，因为有大量的中国和印度移民。随着民主的出现，马来统治阶级的政党——巫统需要与华人经济精英达成政治和解，以保证每个人的利益。于是在1949年就成立了以种族为基础、由主要华商提供资助的马来华人联合会。提供资助的华商包括大锡矿开采商刘伯群和李孝式以及拥有大量橡胶股份的陈祯禄和他的儿子陈修信。后来，陈修信担任了重要的财政部长。马来华人联合会和巫统结成了联盟，支持独立后的选举，大家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共识，那就是马来人掌控官僚机构，而国家不触动华人在商界中的地位。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研究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一名最重要的学者，揭示了这种安排的本质，实际上是“种族平民主义伪装下的阶级统治”。在1955年的第一次大选时，联盟占据了52个议会席位中的51个。

在独立后的政府中，马来华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占据着财政、贸易及工业等经济部门的重要岗位，主要的华商都获准从事银行业和有关税保护的制造业；巫统领导人拥有最终的权力，因此有无限的发财致富的可能性。精英们对这样的安排都非常满意。然而，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各种族内的不平等日渐严重，尤其是马来人群体。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计划要成立信托机构和政策性银行来扶持本地的马来土著人，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止1969年5月在吉隆坡爆发的种族暴乱。

对暴乱作出的反应使得华人社区清楚地意识到了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力。1971年，政府发起了新经济政策运动。这场运动有很多目标：公司股权的拥有、城市人口的就业、大学的入学等等，总之都是为了加强马来人的地位。然而，中产阶级的华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却受到了政策极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就业、入学等机会。20世纪70年代，政府使用石油收入收购外国企业（主要是英国企业），致使本土人在公司股权中的持股数量有了增长。在精英阶层上，经济结构并没有断裂。1990年，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运动结束了，马来人的公司股权从几乎是零上升到了20％，但是华人的持股比例也翻了一番，从20％上升到了40％。这表明大亨们比原来更富有、更出色了。新经济政策运动并没有终止本土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交易。

苏加诺的香槟社会主义

在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印尼最直白地威胁说要颠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苏加诺——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来自特权阶层，是一个民族主义煽动者，自诩为革命者。他支持在印尼获得广泛支持的共产党——印尼共产党，至少部分原因是他想使这个国家摆脱愚昧的封建传统。但是，自己就在总统府过着无节制生活的苏加诺最终并没能做到这一点。爪哇文化的结构及其对商业的偏见依然如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粹主义者迫害华人移民，据说是因为华人移民剥夺了本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这并没有引起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从1950年到1957年实施了一个所谓的“奔腾计划”，意图把外币兑换和进口权授予本地的贸易商，以扶持他们发展。但这个计划最终以极度的腐败而告终，而其所创建的模式并没有增加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反而导致了佣金和政治操纵文化。抑制华人经济作用的措施于1958年达到了高峰。1958年，印尼禁止外国人（这涉及了几乎一半尚未取得公民权的华人）在乡村从事零售业。某些乡村地区禁止所有外国人居住。在菲律宾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是那些不太富裕的华人在种族冲突中首当其冲。在印尼，华人所受到的迫害如此严重，致使1960年有大约13万名华侨回国，所有的费用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

苏加诺时代对于所有的华裔来说都是痛苦的，就连黄仲涵的资产也被国家没收了。但是结构层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当20世纪60年代苏加诺下台时，马来西亚很快回到了以前的状态（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1957年，苏加诺利用伊里安查亚（新几内亚岛的西部）的领土争端（该地区的荷兰殖民统治持续到1963年），开始对荷兰公司，随后对其他的外国公司实行国有化，这打开了华商进入经济领域的大门。当时5家最大的荷兰贸易商行控制着60％的对外贸易。1958年后，总共有800多家外国公司落入政府手中。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都无法有效地管理它们。到了1965年，随着通货膨胀的增长，经济情况迅速恶化。挽救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重新回到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的分工上去。

后来，情况确实这样发生了。1965年政变失败后，苏哈托上校开始掌权，并于1967年代替苏加诺成为印尼总统。苏哈托是一个典型的爪哇小贵族，满足于尊重本土文化的传统，首先致力于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当然是在他的严厉统治之下）。他在荷兰和日本的军队里都服过役，知道如何通过武力来保持社会稳定。总之，苏哈托不像苏加诺，他是一个天生的保守派，并且军官阶层的大部分人也和他一样——很多爪哇贵族在独立后留在了军队里做官。苏哈托还当过军需主任，非常了解怎样和华商做生意。在20世纪50年代，苏哈托担任驻扎在三宝垄的迪泊涅格洛师的指挥官，那时，他就和穆罕默德·鲍勃·哈桑等人一起从事必需品的交易，如糖（那时是一种军事垄断物资），以此来补充他的军事开支。苏哈托本人也从事走私，为此他受到了当时的部队司令官纳苏迪安上将的指责，但苏哈托逃脱了1959年的军事审判，因为他的上司加铎·苏布洛多将军恰巧是与他一起走私的鲍勃·哈桑的养父。在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20世纪60年代，苏哈托以他熟知的方式向那些能完成任务而且还不会对他的统治构成政治威胁的人发放了特许经营证。

这些人往往是较晚来到印尼的华人移民，最有名的是1938年来到爪哇的小商人林绍良。在20世纪50年代，苏哈托和他也有过生意往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荷兰殖民者的战争期间，林绍良和他的兄弟通过为共和军运送军粮挣到了早期的一些钱。这也使得他认识了爪哇的一些重要军官，包括苏哈托。1968年，他得到了一半的丁香进口垄断份额。丁香是印尼丁香香烟不可缺少的成分。1969年，这项特许变成了对面粉进口、加工及销售的完全垄断，在20世纪70年代，他又几乎垄断了水泥制造业。他在橡胶、白糖和咖啡的交易上也受到了保护。这就重新回到了19世纪典型的政治势力和华商之间相互依托的关系。正如谢建隆（苏哈托时代最富有的商业大亨之一）的长子谢重生所说的那样：“苏哈托掌握了权力，他就想成为一个国王，所以他的行为与荷兰人毫无区别。”

印尼人发明了这样一个术语——“主公企业家”来描绘这些商人：商人成功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了庇护，所以他们要分一部分利润以回馈庇护他们的政界人物和军官。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人称这些人为“裙带资本家”。在马来西亚，那些由马来人担任领导，实际上却由华人管理的企业被称为“阿里巴巴”企业（阿里是马来人，巴巴是华人）。弗雷德·里格斯，一位专门研究泰国的学者，效仿印度最下层民众的称呼，创造了这样一个短语——“贱民资本家”，来定义那些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生意人，他们只有一直经商，不从政，才会被容忍。所有这些表达都指的是同一件事——对政治权贵来说，利用那些富有但又有依赖性的商业大亨真是太吸引人了，不能仅仅因为殖民统治的终止而放弃。只有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才会改变这种行为的模式。但是，这种变化一直没有发生。在整个东南亚，无论政府是否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民族主义和阶级的大众力量都置身于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且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制约。

烙上时代精神印记的经济学

就范围更广的政策而言，在独立时代，一个全球性的学术思潮影响到了该地区，那就是经济学家们强烈主张更多的计划和政府对经济的更多调控。这对于教父生意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结构是极为有利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经济思想——它的“精神”。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现代化时代的早期，重商主义无疑是经济的基本理论。19世纪又兴起了自由贸易理论。到了1930年前后，由于全世界经济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思潮，计划经济和政府调控越来越受欢迎。这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始于殖民统治时代并持续到了国家独立的早期。本土人领导的政府掌握权力后，它的目标也由殖民帝国的偏爱转移到了国内发展。

在20世纪中叶，本书所关注的每一个东南亚经济体都尝试过进口替代工业政策（ISI）。进口替代工业是经过论证后对殖民时代结束所作出的反应。支持者们指出那些殖民帝国已经建立了他们所控制的经济结构，即东南亚国家向他们提供原材料并且购买他们的工业制成品——大多数显而易见受到了关税政策的保护。这对亚洲国家的制造业是一种阻碍，从而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依赖性。它们一直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生产，并且不得不把它们出口到发达的工业国家，以便换取价格相对高昂的工业产品。有人提出，打破这个怪圈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进口关税，减少工业信贷，严格管理外汇供应，支持本地制造业的发展。

这个理论有充分的说服力，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然而，实际上进口替代工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出了问题，至少从它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就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工业这一点而言是这样。原因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主导控制的传统关系破坏了这个政策。其中有些过程在前一节间接提到过，因为它与独立后民族主义政治的议程紧密相连，也与对历史上华人控制经济事务的极端不满紧密相连（当然，后一种观点只是一种传说，因为在殖民时代占优势地位的是欧美的大公司）。

在泰国，国有化运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但是进口替代工业则主要与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的统治相联系，后者于1957年的军事政变中上台。在泰国，进口替代工业进程处处围绕着政府和军队中弃官从商的资本家及少数华裔大亨合作者而发展。这些大亨都有贸易背景，这就决定了他们从事制造业的方式。他们从政客和军队那里寻求特许经营权，随后又转向外国公司（主要是日本公司），请他们提供技术和生产流程。当时的泰国制造商通常没有能力进行大宗交易，因为政府在新产业中的进口替代政策中，对最小投资规模和最小生产能力都作了规定，而这些要求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那时的情况是，那些与政府关系好的商人在受保护的制造业中垄断了生意，而正在从事制造业的公司却得不到政策扶持，因而也就无法发展为上规模、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在与外国供货公司协商过程中，产品的进口商往往变成了当地的装配工。以汽车和摩托车为例，关税保护政策产生了合资制造企业。它们出产尼桑、丰田、三菱、日野、大发、五十铃和本田，但是并不是真正在国内生产（而是进行组装）。进口替代政策产生了很多大公司，但是并没有实现使泰国企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商这样一个目标。到了20世纪70年代，泰国的工业就是一系列的依赖于外国合作伙伴的联合大企业。这些企业涉及汽车组装、家电产品、钢铁制品、玻璃、化工和动物饲料，且于不同的时候开办，因为商业大亨对新的进口替代政策的反应并不一致。末广昭是东南亚经济的日本权威评论家，他指出：“在日本和其他工业国家，技术专家和企业主往往成为国家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泰国，却没有类似的发展。”

这种原有的经济精英攫取进口替代工业政策果实的模式在菲律宾更加明显。区别在于，菲律宾曾是殖民地，当地的本土精英不仅仅从事贸易，也从事农业生产。这导致了激烈的矛盾。有良好政府关系的农场主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了制造业，主要从事美国产品的最后组装，因为外汇配额、国家贷款、偷税和关税保护就意味着意外横财。但是，拥有土地的大亨同时也是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商，他们不得不把出口收入交给中央银行，以支持进口替代工业计划。结果，他们在早期的高回报阶段，即制造业年增长大约为10％的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支持进口替代工业，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转而加以抵制。1962年，外汇管制被取消，比索贬值了50％。结果是那些股份遍布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和银行业的大亨生存了下来，但他们只会寻求特许经营权，对国家发展战略没有特殊的贡献。在进口替代工业政策的鼓励下进入制造业和银行业的有土地的大家族，包括阿沃伊蒂斯家族、阿朗尼塔家族、阿亚拉—泽贝尔家族和科胡安可家族；而原来从事采矿业的戈孔韦家族和帕兰卡家族也进入了制造业和银行业。菲律宾经济学家特马里奥·里维拉就社会的结构写道：“拥有土地的家族掌控着社会结构，但他们追求的利益自相矛盾，为了工业增长和发展的连贯战略而削弱全体选民的力量。”换句话说，进口替代工业化被一些常见的嫌疑犯劫持了。

前面说过，印尼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奔腾计划”。在这个项目中大部分外汇分配给了本地商人。经济历史学家理查德·罗宾逊发现这个计划“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本地商人资产阶级，而是创造出了一群许可证经纪人和政治中间人”。20世纪70年代也是如此，随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印尼政府突然富了起来，也尝试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与政府有着良好关系的土著和华人大亨得到了特许证和支持，而中小型的制造商却没有。钢铁、水泥、汽车、化工和化肥厂又以商人阶级为基础进行了构建，后者引进跨国公司来提供技术，而他们自己则专注于用巧计做成政治上的买卖。亚当·施瓦兹——研究印尼的资深专家兼作家、记者，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的混乱写道：“很多有强大政治势力的私有企业在这个时期里做得很好，可一些小企业却遭殃了，它们被借贷最高额限制和有关产量、投资以及销售的规定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这个地区里，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扶植本地的小型制造企业，把他们培养成大型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相反它只是巩固了殖民时期就存在的贸易精英的地位。比如说，在马来西亚，1969年的骚乱之前，出身贸易世家的郭鹤年借助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通过与提供技术的日本人合作，逐渐地进入了糖类加工业、面粉加工业和船业的受保护地位。在马来西亚的制造企业中，很多受到进口替代工业化保护的受益人是英国公司，当地政府保证他们在市场上的利益，以换取早日独立。这个时期，华裔商人获得了开银行和赌博业的重要许可证。1969年后，把英国及其他国外资产收购国有取代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收购用的资金都是从石油和天然气那里得来的暴利税收，可后来很多都被私有化了，落入了教父之手。进口替代工业在该地区没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的传统，也没能补充殖民时期就十分繁荣的商业资本主义。相反，成功的商业资本家通过合资企业或与西方及日本工业家的技术联合，从制造业中获得了利益。这种模式后来一直都没变过。

香港和新加坡的状况

亚洲经济史上一个最无益的讨论主题是，香港和新加坡是如何适应东南亚的整体经济结构的，自从1979年后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他们又是如何适应中国的整体经济结构的。这很令人遗憾，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两个城市的特殊动力后，才能对该地区有正确的理解。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出于帝国和经济需要追求自主、独立的境外海岛基地的结果是，香港和新加坡的结构性的角色惊人的相似。但这个事实被香港和新加坡的自我描述所掩饰了。前者把自己描述成战后私营企业的堡垒（在岛内经济方面，并不正确），后者把自己描述成国家统制主义的巨兽。新加坡称自己为一个“国家”，尽管法律上是对的，但从经济角度看却令人费解。

重要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分别是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确切地说是“港口城市型的地区和国家”。自从沦为殖民地，它们就提供了无关税贸易（很少或根本不问对方在做什么买卖），还成了寄放钱财的地方（很少或根本不问这些钱财是从哪来的）。作为比较容易管理的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有着目的相当明确的纯移民）香港和新加坡玩弄着一个简单的经济把戏：他们从内地经济相对的低效能中套利。换句话说，生意主动找上门来，是因为他们干得比邻国好，主要是服务业。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天然深港，这是它们一直依赖的优势。离香港最近的内地是中国南方，但中国在1949—1979年的贸易封闭使它加强了与东南亚的贸易。新加坡的主要内地一直是印度尼西亚，而不像地理逻辑显示的那样是马来半岛。这并不是说，马来西亚无足轻重，只是印度尼西亚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大得多的经济体。在19世纪后期，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主要是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贸易超过了它与马来半岛的贸易，而且20世纪的情形依然如此。例如，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几乎有一半的出口品是橡胶，而且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通常是靠非法出售制造品交易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作为深海港口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新加坡政府隐瞒了很多贸易数据，以避免不必要的政务公开。

香港和新加坡作为走私贸易和合法贸易的区域中心，都具有悠久传统。只要周边国家为了政府资金征收贸易关税或分配贸易配额，香港和新加坡就能从这些限制中获利。早在19世纪60年代，以英国罗伯特·赫德爵士及其英国员工为主的公司承担了中国海关服务，试图帮助虚弱的中国政府提高关税，但香港商会及有影响力的商人机构，例如香港怡和集团，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当赫德开始取缔香港走私时，他发现香港政府不愿合作。

作为储存资本的地方，香港和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很重要，随着近几十年来现代金融服务的发展，它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商业特权从周边国家获利的外族大亨一直设法把资金放在境外，因为他们害怕可能有一天会成为政治变革的受害者，这当然很有道理。逃税的可能性和东南亚各司法管辖区的调拨定价导致大量资金需要境外避难所。香港和新加坡的银行保密业务，它们愿意给外国有股东代表的空壳公司提供银行账户，香港对私人公司设立公款账户不作要求，这些都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了完美且容易获得的庇护。例如，据说在马科斯时代，某些人的暴富促进了香港发展，仅仅因为马科斯家族及其密友可以当天来回香港汇丰银行。伊梅尔达·马科斯在这块殖民地上购买了大量的物品。

自从它们建立以来，香港和新加坡的海外角色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至今也没有改变的迹象。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研究调查机构里昂证券的主任迈克尔·钱伯斯，根据银行业的资料信息，估计大约有2000亿美元的印尼资金存在了新加坡银行，而印尼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有3500亿美元。香港和新加坡银行的存款有的是合法的外来资金，有的则是非法所得，但是这些银行却很少去区分。的确，近年来，由于欧盟对瑞士以及其他欧洲私人金融中心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阻止逃税，对非本国国民预扣税款，新加坡逐渐成了为某些外国和本地特殊人物提供服务的金融中心。新加坡政府加强了账户保密措施，修改了信托法，以此吸引瑞士银行曾经经营的资金；从2000年至2006年，进入新加坡的外国私人银行数量大约增加了一倍。2006年9月，新加坡举办了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之后，出现了一些少见但十分有趣的评论——评论那些通常较为沉默的投资银行对这个岛国政府的看法。会议的气氛诙谐得令人作呕，与总理李显龙共进晚餐时，外国人给予李显龙君主般的奉承。这一切激怒了摩根士丹利财团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他发了一份文件给自己的同事说：参加会议的人“争先恐后地赞美新加坡成为全球化的成功范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成了腐败的印尼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洗钱中心……为了支撑经济，新加坡还新建赌场来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赃款”。当这个电子邮件的内容泄露时，一位摩根财团的女发言人慌张地说它的内容“旨在激励公司内部讨论”，随后谢先生辞职了。

在香港和新加坡，与银行服务业一起发展的还有房地产、购物和娱乐业。一直以来，外地客户促进了这里的高档住房市场——现在香港的主要客户是内地的中国人，新加坡的客户一直是印尼人。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今，香港或新加坡一直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大亨的安全避难所和可靠的投资场所。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尼反华骚乱后，星期一早晨和星期五下午新加坡和雅加达两地之间的航班成了来回奔波的华裔印尼大亨的快车。他们把雅加达的家移到了新加坡。香港和新加坡一直以来还是豪华商店和美味佳肴的中心，而且香港除了有自己的赛马场外，还有邻城澳门赌博和洗黑钱的场所。2005年，新加坡威权政府决定准许开放两所特大的赌场，许多人对此惊讶不已，但从历史的延续性的角度来说，这不值得惊讶。李光耀及其家族统治的独立后的新加坡，只有在不妨碍其城市型小国的商业运作时才会显出道德热情。因此，新加坡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一方面是银行的保密制度和对卖淫的长期容忍，当然主要是为来访的商人服务；另一方面是对便后不冲厕所的人或在未穿衣服情况下不拉窗帘的人进行罚款。总理李显龙用反诘疑问句表示了对赌博立法的欢迎：“如果我们不改变，20年后我们将在哪里？”但是，事实上，新加坡的赌博业只是其保持一贯做法的最新篇章而已。

过去，香港和新加坡是注定会成功的。它们只要比周边国家和地区效率稍微高一点，对资本稍微更具吸引力一点，就会繁荣兴旺。面积小是一种优点。然而，新加坡的统治阶级却并不总是这么认为。1963年，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统治者坚持认为这个地方不能独立生存。他们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但两年后就被踢了出来。总理李光耀在公众面前流下了眼泪。这段插曲可能为那些认为独立后的新加坡统治者从来都不了解商业和商人是如何运营的人提供了证据。如果他了解，他就应该意识到新加坡独立发展会更好。在李先生的领导下，新加坡实行了国家统制主义模式，即政府控制大部分重要的公司——李先生从来就不太喜欢私有企业。在这种发展形式下，任何方面完全失去效力都没有关系，因为新加坡的港口和银行还是比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更有效、更可靠。香港正好相反，追求自由市场模式发展——虽然事实上，它的服务业总是以卡特尔形式出现的，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有私人港口和许多私人银行。20世纪末，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经济管理方式所带来的结果是，两个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不到1000美元：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3930美元，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2960美元。其中的经验教训呢？那就是：处在一个严重管理不善、腐败严重、政治变化不定的地区中的拥有战略意义的深水港口城市型地区和小国，它们的繁荣与官方的经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在香港或新加坡居住的大亨有两类：外来的和本地的。很久以来一直不断有教父从周边国家移居过来。一长串印尼大亨的名字，从黄仲涵起，是作为法人和个体居民在新加坡定居的。对他们而言，唯一的缺点是这样做会使印尼政府感到不舒服。同样，也有许多马来西亚人在香港定居，从余东旋到郭鹤年。有些新加坡本土大亨，如黄廷芳，把家一分为二，安在新加坡和香港两地。香港大亨不会迁移到新加坡去，因为很多私人活动在这个国家是被禁止的。

香港和新加坡的本地教父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类：一类从事房地产业，一类从事银行业。由于这两个地区结构性的土地稀缺，从19世纪起，无论是从区域标准还是从国际标准来看，这里的房地产价格一直非常昂贵，而且波动相当大，投机的回报率也很高。房地产因此一直是大多数大亨财富的来源。银行业是其他亿万富翁的主要依靠，虽然殖民统治一直持续到1997年的香港，有两家英国大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前身是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渣打银行）一直占据着控制者的位置。在新加坡，政府银行给三家本地私人大银行留下了运营余地。另外，香港教父的财富与附近澳门的走私和赌博得来的财富有着次要的结构性联系。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真是一个既腐败又迷人的奇异之地，这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说明。但是，要从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回到宏观经济世界。

缩略语中的最后一个词

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既是全球经济时尚的一部分，也是战后对殖民政权统治方式的自然反应之一。殖民政权把东南亚构建成了一个原材料的提供者和成品的购买者。进口替代工业化短期内在该地区产生了可观的增长率。但它太容易被靠买卖起家的大亨阶级操纵。对与政府有很好的政治关系的大亨来说，一切工业发展计划都是套利机会。在一般情况下，程序是这样的：大亨取得必要的许可证，外国合作伙伴提供生产步骤（只是配套元件组装，而且大部分元件都是进口的），然后依靠关税壁垒出售在国际上卖不出去的商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丰厚的利润，但是并不能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制造业基地。虽然各个项目、各个国家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滥用程度不尽相同，但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们清楚地看到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万灵药。而且，东北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依据产品出口的模式发展经济，比东南亚国家发展更快、更持久。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各自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菲律宾，在该地区仅次于日本。

因此，东南亚开始了首字母缩略词大变迁，从ISI（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变为EOI，即经济学家所谓的出口型工业。这次变革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变革源于新加坡。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新加坡依照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模式发展，建立了轧钢与汽车组装厂，但这种模式的发展只是短暂的。新加坡的决策者改变了方针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加坡在靠近沼泽地西部的地区建立了裕廊工业园，政府开始争取出口型的外国投资者来这里开发投资。德州仪器公司和仙童半导体公司等美国半导体制造商的到来带来了早期的成功，新加坡成了电子产品外购中心。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跨国公司使用亚洲劳动力大大节约了成本，加之新加坡政府也运用自身的权力做了一切可能接纳国外投资企业的准备，大部分世界境外半导体加工业，包括低附加值的整理工序等都安置在新加坡。1973年，新加坡的制造业出口产品的价值第一次超过了农矿产。长期以来，日本对新加坡的投资比美国更为重要。日本的跨国公司把整套出口型投资转移到了新加坡，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转移过去的重工企业，如船舶修理业和造船业，以及日本住友财团建立的一家大型化工联合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日元增值幅度超过了其他主要货币，而这又鼓励了境外办厂。1972年，松下集团旗下的家用产品制造厂的负责人到新加坡建立了第一家冰箱压缩机厂。

在新加坡起源并发展的模式确实非同一般，在这一地区广泛传播开来。各国政府通过新立法表明他们改变了方针。例如，菲律宾在1967年通过了《鼓励投资法案》；马来西亚随后于1968年也通过了一项与之同名的法案。政府也急速削减工人权利，让外国投资者放心。早在1958年，泰国沙立政权就废除了准予工人就业权利的法规，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在新加坡，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PAP）在与工人组织联盟后不久掌握政权，建立了政府控制下的工会，并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了《全国薪资理事会的决议》，蓄意压低工人工资。各政权都表示出了对外商投资的欢迎，答应为他们铺平道路，但履行的步伐并不一致，而且政府仍旧通过关税和其他措施对国内企业进行保护，然而经济政策方向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出口型工业满足了经济增长这一需求，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相比，它能更好地增加就业。而就业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战后人口急剧增长。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东南亚的发展依靠的是出口型工业。例如在马来西亚，出口产品中制造业的份额从1970年的12％增至1993年的74％。出口产品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东南亚的出口型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进口元件装配作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出口繁荣期最重要的时段。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政府的收入飞速上涨，这使他们有相当大的机会玩弄政策把戏。但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因负债而引起的经济衰退后，政府必须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而此时正好跨国公司也更加关注境外生产的利益。因此从1987年起的10年内，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出口量大大增加。

出口型工业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但这并非是东亚经历的镜像。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政府封锁外资，出口的增长是依靠本土企业来实现的。这种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不断提高研发新产品的能力、逐步建立国际品牌。然而在东南亚，进口替代工业化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相反，只创造了受制于外国合伙商和供货商的装配企业。而出口型工业同样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只是把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出租给了跨国公司，后者只在这些地区进行外包加工，而其新产品的研发部分则继续留在发达国家。因此，有人争论说，这导致了一种新的依赖形式，尽管现在的独立政府完全能控制这种依赖——与殖民统治下的出口原材料换取工业品的结构不同。不管这个争论是否有意义，出口型工业的影响依然十分巨大。至1990年，首先执行这一模式的新加坡有9/10的直接出口产品出自外资企业，可见这个城市型国家只是外资企业的一个生产平台。

独立后，殖民时期发展起来的外资企业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收购，但这么快跨国出口商又受到了欢迎，本地的商界对跨国出口商的这种反应很能说明问题。一些小公司发现了无数为跨国投资者提供元部件和服务的机会。但由于规模小，缺乏研发新产品的资金，他们无法产生更大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大亨虽然拥有规模企业，且又有资金，却极少对出口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出口是一项全球竞争的商业活动。教父只是利用了东南亚区域经济中的低效率，才有了出色的业绩，他们或是通过个人关系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垄断特许经营权，或是当政府企图完全控制工业发展时，从中获取利润。对大亨而言，出口型工业好处巨大，但不直接：它的增长支撑着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的关系，还减轻了要求真正撤销对国内经济监管的压力。当出口促进了东南亚经济时，市政工程的无竞标和私有化的暗箱操作才变得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这是傲慢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真实的宏观经济背景。那时大亨们在会议和媒体中大肆赞美他们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华所作出的贡献，而实际上，真正使东南亚繁华起来的是出口加工厂里的组装工人（大部分是女性）。每一位教父都应该在墙上挂一幅第296页上的图表；但不幸的是，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不太有自我分析的能力。正如香港金英证券研究部资深主任斯蒂芬·布朗所说：“他们真的相信：‘如果我没有经商的天赋，你们都将失业。'”

这有几个理由。其一，历史学家需作更多的研究；其二，侨民几乎都“无固定职业”，他们本国的历史对他们并无记载。中国有帝国野心，但与俄国一样，这些是通过领土扩张而不是海外殖民扩张表现出来的。
“封建”一词，在中世纪的欧洲指贵族与奴仆之间的特定的经济军事契约。这里意义更广泛些，用来指现代之前的东南亚许多地区的政体还是合适的。
如刚卸任不久的驻美大使德奇·汶那，就是有持续影响的例子。那时他只是汶那家族中几个泰国驻外大使之一，但资格最老。社尼·巴莫和弟弟克立的母亲也来自汶那家族，他们本人都有泰国王室血统，在20世纪70年代两人曾轮流4次出任泰国总理。
G.威廉·施坚雅：《泰国华人社团》（1957），第92页。作者虽然是在讨论泰国，但他的观点在其他地区也用得上：“中国的南方农民生活在艰苦的人口众多的环境里，只有勤劳节约才能生存下去……泰国农民……生活的地方人口少，土地肥沃，生存需要的东西较为简单，也很容易得到。”
例如，19世纪70年代泰国无需技术的劳动力是中国的三倍。
名单很长：直布罗陀（实际上是个岛）、马耳他、塞浦路斯、孟买（过去有7个连在一起的岛屿）、槟城、新加坡以及香港。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这些国家与地区给世界海军强国筑成了从伦敦到上海的海岛据点链。这些作为离岸贸易及金融中心的岛屿以及加勒比海等地的经济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无须靠风行驶使得贸易可以终年进行，而不是季节性活动。
从19世纪中叶起，契约替代了奴隶。理论上讲，契约是“自由的”，但结果并没有像其提议者声称的那样自由。世界各地的契约工人大都只能住在临时工房里，常常受到体罚，被雇主控制，他们的孩子也不能读书受教育。1916年英国政府在印度停止了契约劳动；那是甘地当时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
联合国特别报道，《世界经济社会调查2004：国际移民》。
在中国唯一真正的纸上踪迹来自赊单制，导致了历史学家太过关注少数被赊单操作者欺骗的中国移民的苦难。实际上，普通印度契约劳工要比普通中国移民更受欺凌，中国移民比印度契约劳工更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联合国2004年发表的移民报告（见上面注释⑨）说，大部分的中国移民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移民——而不是印度移民——更相似。
马来西亚的殖民资料表明了这一点。1786—1957年之间，420万印度人移民马来西亚，但有300万人回国了。死于途中和疟疾导致了这么大差别，疟疾在马来西亚的农村很常见。如果移民是指在马来西亚生活了几年并定居下来的人，那么，真正的净移民还不到显示净移民数——120万——的一半。
迈克·R·斯滕森：《西部马来西亚的阶级、种族以及殖民主义：印度案例（1980）》，第16页。
印尼华裔和菲律宾华裔在当地分别被称为peranakan（印华混血儿）和mestizo（华菲混血儿）。最大的集中地是马六甲州和槟城。
顾维钧夫人：《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1975），第3页。
见作者按语第1—2页。
K.丹姆沙美·皮莱，新加坡的印度富豪之子，曾就读于著名的莱佛士书院，在马来半岛与第一任英国驻扎官詹姆斯·古特立·戴维生一起经过商，当过官，在政府保护下，组织过契约劳工的进口，后来放过债、开过矿、当过政府承建商，等等；与陆佑一起在万挠合伙开办了新锡矿开采公司；皮莱也是维多利亚学院的创始人。
安德鲁·R·威尔逊：《雄心与身份》（2004），第89页。威尔逊指出维持多个身份并不容易：“最成功的殖民中间人很巧妙地行走在中国身份与殖民主子之间。”从中国清政府那里买来官衔以及有权穿中国的官服对“华人精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华人身份是他们经济成功的基础”。
当代许多游客对黄仲涵、胡文虎以及许多槟城富商所拥有的豪华建筑和家具评论过。锡矿教父余东旋生于槟城，1941年在香港去世，一直是陆佑的竞争对手，他造了3座后来被人们称为般含道余园、浅水湾余园以及大埔余园的仿哥特式古堡，城堡里有许多欧洲美女雕塑。
何启（1859—1914）的祖父是早期新加坡政府雇员，父亲何福堂是牧师（也是一个成功的资产投资商），他本人是主要大亨，于1890年成为香港立法委员会成员的最早华人之一（他的姻亲兄弟伍廷芳是第一位）。他与别人合伙围海造田，造出了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因此机场用了他的“启”）。何启的法律是用英语学的，他是为英国人工作的华人社团的主要领导人，虽然他的中文能力远不如他的英语能力。立法会中的其他英国化了的华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尽管通常他们会尽力隐藏这一点。英国化了的华人尤其缺乏中文写作能力。
精确的描写肯定会有些凌乱，但这些概括性的资料都是有根据的。
非殖民地泰国的实际情况有待讨论。曼谷政府聘请的英国顾问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
詹姆斯·英格拉姆：《泰国的经济变化：1850—1970》（1971），第216—217页。
非正式访谈，2004年10月。
末广昭：《泰国资本的积累，1855—1985》（1989），第130页。
同注㉔，第133页。
同注㉔，第172页。
本节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历史学家菲利普·斯诺1995年9月27日采访何鸿燊的原始记录，对此作者非常非常感谢。许多内容还是第一次公之于众。
见菲利普·斯诺：《香港的衰落》（2003），第51页。何东战后回到香港，做的头几件事是捐了几大笔款，并建造了新的办公楼——胜利大厦。
澳门的人口几个月内从20万升到50万。
罗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营葡萄牙殖民政府的鸦片课税，第一次赚到百万元。战争期间他被正式任命为经济部主任，垄断着必需品。他最大的现金流来源于黄金；由于政府官员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他为政府收取黄金税，为自己的卡特尔收取强制性份额。虽然忙，但罗保还作曲，包括为独幕的小歌剧。澳门市中心的罗保博士街有纪念他的景点。罗保与何贤合作经营黄金等行业。何贤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继罗保后当上了最高教父。
择拓被暗杀吓坏了。英国和日本在理论上的中立地区澳门进行着一场可耻的战争，许多无辜生命惨遭杀害。但择拓就是相信何鸿燊，因为他是何东的侄孙。没有日本人的支持，何东的生意就会有大麻烦。何鸿燊和择拓常常早上6点见面去爬中山，练练英语口语；何鸿燊注意到日本卫兵向择拓鞠躬，也向他鞠躬，这使他很高兴。
1995年9月27日的采访。斯诺先生回忆说走廊里烟雾腾腾，到处都是闲荡的保镖，从那里可走到香港信德中心顶楼的何鸿燊办公室。
台湾国民党的空中封锁和海上封锁使这更加厉害。
与霍英东家族密友的一次访谈，2004年10月20日。
《时代》，1951年8月20日。
2005年2月8日采访。张玉良说床横放在门口，是风水先生的建议，但这样富有的人过这样的生活，确实太低调了。张玉良的药材生意很有名。
郭令灿的姓有几种拼法，据家人说，这是护士在他的出生证明上的英语错误所致。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4日。
传·派克·杨：《印度尼西亚华人商界精英以及转向独立，1940—1950》（1998），第213页。
义原国雄：《东南亚伪资本主义的崛起》（1988），第215页。高德根来自苏门答腊的巨港市。
林梧桐：《我的故事：林梧桐》（2004），第25页。
同注㉘，第284页。
同注㉔，第154页。
这令人注目的故事见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的《海洛因政治：中央情报局共谋全球毒品交易》（1991），第135页，也可见斯特林·西格雷夫《龙行天下》（1995）中的简要叙述。
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菲律宾的金融政治》。
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马来西亚的中国企业：积累、权势和适应》（1994），第32页。
同注㊻，第33页。
苏哈托被调到位于西爪哇万隆的陆军参谋学院。
林绍良的波加萨利面粉厂大约能赚30％。世界银行指出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面粉厂利润的6倍。林绍良控制了面粉，使他在下游行业，如面条生产中处于主宰地位。而政府规定的水泥国内市场价也远远高出国际水平。见亚当·施瓦兹的《一个等待中的国家》（1999），第110页。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1日。
同注㉔，第231页。
特马里奥·C·里维拉：《地主与资本家：菲律宾制造业里的阶级、家族和国家》（1994），第71页。
理查德·罗宾逊：《印度尼西亚：资本的升起》（1986），第45页。
亚当·施瓦兹：《一个等待中的国家》，第55页。
英国接管时，香港和九龙有几千人，但新加坡几乎没人。
现在依然如此。W.G.赫夫的《新加坡的经济增长》（1994）第14页上，对此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见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通史》（1997），第268页。香港怡和集团请求英国政府制止赫德的行为。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9日。
见艾德华·泰勒和克里斯·普里斯蒂的《瑞士反偷漏税行动满足了新加坡的银行业务要求》，载于《亚洲华尔街日报》2006年2月6日。2006年，新加坡和香港拒绝了欧盟要求他们提供被疑逃税人的有关信息；新加坡官员甚至拒绝讨论此事。见汤姆·米切尔的《香港决定拒绝欧盟储蓄税要求》，载于《金融时代》2006年10月12日。
这件事有过很多报道，包括2006年10月5日南提·伊兹梅尔、布隆伯格对此事的报道。
作者采访，于2006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