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报告

这一辑论文的主题是《美的观点与中国文论》，论文部分选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七次年会的会议论文。

年会是今年夏天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回想三十年前也是夏天，在南方广州，学会开第三次年会，当时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论文后来也选择了一部分编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期，那一期的编后记说：“对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大家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意见。我们研究古代文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古为今用。在文艺理论建设方面，要开创新的局面，走出自己的路子，不能不从中汲取营养，接受经验教训，探索、总结经过长期实践证明具有普遍意义或特殊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那一期所刊载的讨论民族特色的论文有：杨明照《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史论评结合的民族特色》、李淼《我国古代文论主要民族特色：写意》、陈永标《试论阳刚阴柔之美》、以及探索诗味说、自然说、才性论、情景说、传神论、童心说、情真说等诗及小说戏曲论中的民族特色。民族特色，不止是我们这个学问领域，而且是那个时代普遍十分热门的学术理论话题。

三十年后，学会在北方的呼市召开第十七次年会。在此之前，学会也编辑出版了第三十五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三十年为一世，时间过得真快。“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这三十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对比一下今年年会的论文集，文论这个学问领域所发生了主要变化是什么？

毫无疑问，最为明显的事实是，我们探索与讨论的深度、广度，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三十年前。从史料的开发来说，如《礼记》与文论、《左传》的评点史、春秋笔法的汇通史、《汉书·艺文志》、谶讳的文论、阴阳五行、神道设教以及中国文化中的教化传统，甚至器物与文论，从时间的广度来看，从远古的《周易》、轴心时代的造词，到近代严复、林杼、文廷式、马一浮、陈寅恪、傅斯年，到当代的话语权之争、后五四时代的想象，古代文论的疆域，变得越来越宽，早已不是三十年前的模样了。大家用心的方向、进入的角度、使用的方法，也非常多元，从史学、文化学、地方学，物质文化，到以前讳言的政治、宗教、民族学，显得灵活、丰富而自由多了。古代文论的身体不仅庞大，而且自由多变、生命常新、不拘一格，在国学的学问中，又年轻又古老，又常新又有沧桑感，是十分有趣的学问！

还有一点，大家关心的重点，似乎已不再是“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甚至也不再是“文艺理论建设方面，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子”，对比而言，那个时代比较理想化、也比较单一。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成熟、理性、也现实多了。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发现我们变得很富有很进步的同时，也忽然发现：古代文学理论这门学问，庞大而面目多样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它变得更加收敛，更多只关心自己，似乎少了一些光与彩，关于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那些重要东西，它不知道、也不在乎究竟它要告诉谁，以及告诉什么。它更多关心一些细部的繁复与花样，它有时甚至也干脆变成了碎片，将自己的整体牺牲掉，成全了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化史的深入、细致、全面。

所以，本次年会提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就是想继续重温三十年前的理想精神，重新提出问题。在保持我们的优势与成绩的同时，能不能更多的理论建设，不仅是自身开创新的局面、走出新的路子，而且是能不能真正在西方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之外，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新论述？毕竟，这不仅是我们这门学科三十年前的一个传统，而且是二十世纪鲁迅、钱锺书、朱光潜、宗白华、闻一多他们的传统；毕竟，这门学问之所以不同于中国文学史，恰恰是因为他有两个轮子，一个是还原历史求真求实的永恒的追求，一个是接续理论解释现象的永远的冲动。我们不一定要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个“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接着三十年前的理想主义；我们不一定要有一个面目清楚的民族特色，但是我们应该有“民族特色”这样的整体感、想象力，去展开一些时代所接受所关注的创意；我们的成果也不一定要进入当代的文艺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完全应该成为外来理论之外的一种资源。像中国哲学、史学与艺术学一样，成为不可缺少的当代文化思想资源。

所以，我们研究古代中国文论的整体思想背景，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后五四时代。后五四时代不是反五四时代，然而学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立场，与五四时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与此相应的，我们需要一种配合着批判性、更富于建设性的新思路，以使我们在重新理解古典中国，重新理解与认识中国文学观念，以及重建共同价值、共同的文艺与美学的基础等方面，去开创新的局面，走出新的路子，做好准备，迎接下一个三十年里新的突破的到来。

由此可见，本辑“美的观点”，正是一个张扬理论的旗号之一，表明一种对文论整体的思考、美学基础的再认。譬如邝龑子《中国古代自然诗中的自然美学》，重新认识儒道诸家对于中国文艺美学一个根本性的共识，即自然美学，其精义是内化外物、存精于心、吐纳自如的思情体悟与表达修养，既是创作方法、思维特色、风格高标，亦是生命境界，而更重要的是自然美学是经由美的人力、修养、人生体验等复杂的非自然的阶段，最后复返自然的美。而万奇《起承转合结构论：从诗学到文章学》虽然没有点明美学，但中国文章美的一大结构即起承转合，起承转合不仅是八股文，而且作为一种原型结构，一直不自觉到自觉地存在于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如此完全用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来讲中国美学，还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朱晓海《论谢灵运对美的观点》，有大半的篇幅是讲谢氏的出处体认与人生哲学，最后才提出问题：何以年轻时作为时尚领袖的谢氏，晚来居然返素归朴，提倡自然的美？这正是中国美学的一个特点：美的观点，不是孤零零光秃秃的，而是根源于复杂多样的人生经验。

在呼和浩特会后，我们都去了一趟大草原。草原宽阔无边，是自由无羁的精灵的所在；草原上的草，年年岁岁新新不已。不由得联想到：理论的魅力，不正是自由的想象与开阔的视野么？而理论的生命，不正是在于能够提出新新不已的有意义的问题么？这是学会二十年之后又一次回到草原相聚。这一期的编辑部报告，就以一首小诗来结束：

离别二十载，今日回内蒙。

文论多才俊，各呈汗马功。

风高鸿雁远，心印梦魂通。

君看离离草，春风又无穷。

2013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