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设计的《心的探险》封面

鲁迅与鲁瑞：孝顺中的反思

一

要论鲁迅一生跟哪个女人的关系最为长久也最为纠结，大概非他母亲鲁瑞莫属。从时间上看，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而母亲鲁瑞则生于1858年，卒于1943年。换言之，鲁迅出生时，母亲已是二十三岁，而鲁迅逝世时，母亲七十二岁。在鲁迅逝世后，母亲又在这人间生活了七年。鲁迅的一生，可谓都包含在母亲的岁月中。数量上的包含也许还算不上什么，更重要的是，母亲对鲁迅一生的影响可谓巨大，甚至超过了父亲。具体说来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这首先是因为鲁迅父亲早逝。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官员，周家在周福清时代日子过得很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读书至秀才，但考试总是不中。老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想用非常手段来助儿子一臂之力——这非常手段就是贿赂考官作弊。1893年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正好遇上儿子赶考。而这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恰好是自己同科进士，老同学好帮忙，周福清便在殷如璋抵达苏州时，派家人陶阿顺登上官船，递上一封密信和一万两银票。而此时殷如璋正在与副主考周某聊天。他明白来者用意，便收下信件示意陶及时退下。这陶阿顺是老粗，不知随机应变，见这大佬收了银票不给收条怕回去不能交差，就大声叫了起来：“怎么只收银钱不开收条？”这一叫，殷如璋怕自己牵连其中，不敢再装蒜，立马翻脸，连人带信一并拿下，押送苏州府查办。这下周家惨了，先是还在考场等结果的周伯宜现场被拘。其时周福清在上海，听说儿子被抓就迅速回到绍兴，主动向会稽县衙自首，这样周伯宜被放归。在清代，考场作弊是死罪。好在当时清朝已气息奄奄，法制自然也就看在钱的面上可松可紧，于是周家变卖资产，向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由死刑变为“监候斩”，也就是说，周福清的命可以暂时保住，但每年行刑的时候他仍有被处斩的危险。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去贿赂官员。这无底洞六七年填下来，周家遂由小康转入了困顿。而鲁迅父亲周伯宜因遭此难，不仅被拘捕审讯，又被革去秀才，在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忧郁恼怒，肝失疏泄。日久郁怒成积。加上忧愁无处发泄，借酒浇愁，酒后常甩筷扔碗，大怒伤肝，酒精对肝脏损害更大。周伯宜爱用水果作下酒物，鲁迅常去街上买鸭梨、苹果、花红之类给父亲下酒；根据绍兴人的饮酒习惯，凡用水果作下酒物者多饮的是白酒(烧酒)，白酒含酒精浓度大，因此对肝脏损害尤为严重，而他在生病期间照样喝酒，从不忌口。故造成病况每下。这个时候，鲁迅只有十三四岁，他每天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花了无数的钱，父亲的病仍未医好，周伯宜于1896年10月鲁迅十五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十五岁正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时候少年失去父亲，就好比船失舵、车失辙，人生下一步该往何处去，顿成迷津。幸运的是，鲁迅有一位明智决断的母亲鲁瑞，也因此走上了自己那条“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民族魂”道路。

鲁瑞是绍兴乡下安桥头人。她没有正式上过学，幼时，塾师给她的兄弟上课，她只能站在门外偷听。不久，连这个权利也被剥夺了。她就自己找些书看，遇到不认识的字，问问别人，终于以自修获得看书的能力。从这件小事上，我们不难看出鲁瑞的决断与明智——不妨就这方面将她和她为鲁迅挑选的媳妇朱安做个比较：1901年4月3日，鲁老太太在没有征得大儿子鲁迅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一个叫朱安的女子家中“请庚”，为自己儿子定下一门亲事。鲁迅对那既不识字又缠脚的女方当然是一百个不满意，可不愿拂了母亲的好意，只好通过母亲，向朱家提出了一些要求：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鲁迅的这一要求，明显是为了万不得已跟朱安在一起生活留下些许余地。可朱安最后以年纪已大为由，拒绝放脚，也拒绝读书识字，结果这唯一一点双方在一起生活的可能也因此失去，间接造成自己跟对方的婚姻悲剧。

也就是仗了这样的决断与明智，在家道中落、丈夫生病、孩子尚小的窘境之中，鲁瑞没有退缩，而是咬着牙坚强挺住。为了给丈夫治病，她拿出了自己的首饰和所有值钱的衣物，让长子鲁迅到当铺里换了钱再去给父亲抓药，母子因此受尽屈辱。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这段生涯时这么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鲁迅是坚强的，可在坚强的鲁迅背后，不是还有一个更加坚强的母亲在支撑着这个家么？也因此，在经历了中年丧夫之后，鲁瑞仍能泰然处之，沉着应付，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虽家庭破落，生活贫困，但她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一心要把三个儿子培养成才。所以，当鲁迅提出求学要求时，她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变卖首饰，送鲁迅去南京的洋务学堂读书，以后又让鲁迅东渡日本去留学，接着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也一一走出了家门。

其次，则表现在鲁瑞对鲁迅性格品质上的影响。跟父亲比，在品格上，似乎母亲对鲁迅的影响更大。这除了因为父亲患病，脾气又大不易接近外，还因为在性格上，鲁迅跟母亲更接近，更容易彼此影响。比如，鲁瑞待人和蔼、宽仁而富于同情心。她时常把自己不多的零用钱，送给急需的人。家里人有时对佣人说话不和气，她总是说：“不要大声小气说他们，即使他们做错了，可以同他讲么！”据1901年4月到1929年8月在鲁迅家做工二十九年的王鹤照回忆，鲁瑞不仅为他做鞋、袜、衣服，还热心教王鹤照识字，并说：“我就苦得不会写，你学起来，可以记记账。”王鹤照因此到街上花了三十个铜元，买了一本《实用杂字》，书上有文有图。鲁老太太除了教王学《实用杂字》外，还讲《水浒传》《封神演义》等。由于老太太耐心教导，慢慢地王鹤照也认识了好几百个字，豆芽小菜账也会记了。后来，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等他也能看懂了。而这种对穷人的态度，显然也影响到了鲁迅：不但在作品中鲁迅对弱势群体(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充满悲怜同情，在现实中，他也对诸如车夫、穷人、青年学生能帮就帮。这当然是由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但这其中能说没有母亲的影响么？又比如，在疾恶如仇上，鲁迅显然也继承了母亲的品质。青年女作家萧红，有次跟鲁迅母亲聊天，老太太这么对她说：“大先生太劳苦了，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之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他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这样？鲁瑞被接到北京后，每天开始学习看报纸。清早起来，抢先把儿子要看的报纸拿过来，戴起老花镜细看一遍。遇到不平之处，大有慷慨激昂、骂倒一切之状。反而惹得儿子好笑起来，说：“娘，何必这样的气呢？”周作人曾在文章中提及鲁瑞乐观、开朗。有时，媳妇们因生气不吃饭时，她便说：“你们每逢生气的时候，便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用周作人的话来说：“这虽然一半是戏言，却也不难看出她强健性格的一斑。而这显然也跟鲁迅主张的‘壕堑战’一脉相承。”鲁迅曾对朋友感慨：“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岁，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

此外，鲁瑞思想开明，容易接受新事物。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人扬言：“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这话，不屑置辩：“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1902年，鲁迅在日本给母亲写信，要她放足、剪发，她回信说：“老大，我年纪已大，头发以后剪，足已放了。”后来鲁瑞又剪了头发。绍兴光复后，她还劝有的男人把辫子剪掉。在她七十多岁时，看到青年人织毛衣，她也要学，织得不好就拆掉重织，一次又一次，日日夜夜，坐下就拿着织针，终于，连复杂的花纹都给织出来了，衣服也编织成功了。这显然也跟鲁迅主张“拿来主义”大有渊源。

当然母亲对鲁迅最大、最直接的影响还在于硬给他找了一个其实是母亲自己喜欢的妻子——朱安。此事的前因后果在《鲁迅与朱安：决绝中的眷顾》一文中涉及，此处不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事对鲁迅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不但影响了鲁迅半辈子的生活，也影响到他对社会、人生和女性的评价。鲁迅曾对许寿裳说：“朱安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的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可以说，母亲给鲁迅的这个“礼物”，成为鲁迅一生这局“棋”的“棋眼”，所谓“牵一发而动其全身，着一子而改其全局”是也。

二

因为深谙母亲抚育自己的不易，更因为自己在品格上与母亲的一脉相承，使得鲁迅在对自己母亲的态度上可以说是百依百顺——这除了表现在对那份自己万分不愿领受、母亲却硬塞给自己的“礼物”默默接受外，还表现在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孝顺上——晚年鲁迅曾感激地对许广平地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我只爱你一个人！”可见，鲁迅一生最爱的人是母亲，其次才是妻子。

雨果在《九三年》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上面，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对鲁迅而言，可以说是“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上面，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母亲”。所以，就有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1903年秋，鲁迅加入光复会，积极参与反清革命活动。既然入了会，就得按会规办。当时的光复会，可是热衷于搞暗杀的组织。于是，光复会领导人就找到鲁迅，打算派他回国暗杀满清要员。鲁迅没有反对，只是提了一个疑问：“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领导始料不及，生气地说：“不用去了，你算了吧！”这事足见领导对鲁迅的欣赏与信任，不然这样的重任也不会派到他身上。可他没想到的是：平时慷慨激昂的鲁迅，关键时刻竟以母亲为由推卸光荣使命。由于这件未遂事件，鲁迅在当时激进革命者中广受诟病，给他一生留下了洗刷不净的“污点”。二十多年后的1925年，他致友人赵其文信中还说：“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在鲁迅心目中，母亲的分量与地位至高无上，什么革命，什么推翻满清，都不应该以牺牲母亲的利益为代价！

为了母亲，鲁迅愿意做一切：比如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妻子”，又比如做自己死去弟弟的模特——鲁迅曾有一个四弟名叫椿寿，六岁时就患病夭折了，母亲当然不胜悲伤，时刻缅怀。为了缓减母亲的思念之苦，鲁迅想请画师为四弟画一张遗像，可惜没有参照的照片，画师感到为难。鲁迅说：“四弟的面容很像我，照我的脸画就行！”李霁野在《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中回忆说：“鲁迅的书房兼卧室的外间一角，挂着一幅儿童的画像，他原有一个弟弟，母亲极为钟爱，不幸六岁时害病死了，母亲伤心难过，久久不能忘怀。就为死去的弟弟画了这样一张像，母亲聊以自慰，一直很珍爱这张画。”有趣的是，画师按鲁迅的面貌画出来的小孩，结果不伦不类，一点也不像四弟。俞芳疑惑地问：“这幅画像有大人脸、孩子身的缺点，太师母会看不出来么？”鲁迅回答说：“我至今没告诉过母亲这像是怎么来的，既然画像是为了安慰她的，只要她满意，精神有所寄托就好了，何必一定要告诉她像是怎么来的呢！”——只要能安慰母亲，自己做死去弟弟的模特又有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因为这份孝顺，才有了鲁迅刚在北京站住脚，就张罗着把一家人都搬到北京团聚，实现其大家庭团圆的梦想。在理论上，鲁迅是十足的反传统主义者，他说自己在赴日本留学之前即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之徒”；等到新文化运动起来，更写下了《狂人日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然而，正像钱钟书调侃的那样“理论是为不实践的人而制定的”。在实际生活中，鲁迅仍然躬行传统的孝道，讲究“修身、齐家”，宁可自己吃许多辛苦，也要把母亲服侍好，一切顺着她的意思来，又要对两个弟弟以及他们的家小，全心全意地尽到一个大哥的责任。于是，在1919年，鲁迅购下八道湾住宅，年底就回绍兴，接母亲和眷属返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却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安顿母亲一行在旅馆住下，他就跑到街上买来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孝敬老人家。定居北京后，家里大小事务全由鲁迅一人操持，不需母亲为家务而操心。每当节假日，并不喜欢旅游的鲁迅，在百忙之中，还是陪母亲到香山、碧云寺、钓鱼台等地游览。鲁迅生怕母亲没钱用，每月另给二十六元零花钱，让母亲自由支配。1924年5月，因为跟周作人闹翻，鲁迅携妻子朱安与母亲搬离八道湾，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鲁迅知道母亲喜欢花木，精心修整了一个小花圃：在院子南端，栽种了紫、白丁香各两株；母亲居室的窗前，栽了碧桃一株，榆叶梅两株，让母亲隔着窗户就能看到花卉——鲁迅考虑得多细心、周到啊！由于居室不够宽敞，鲁迅把最大的房子让给母亲住，旁边的中房给朱安，自己则蜗居在后屋狭长的小房里，还形象地称之为“老虎尾巴”。每天外出上班，鲁迅还像小时候一样跟母亲道别：“阿娘，我出去哉！”回家时，必向母亲说声：“阿娘，我回来哉！”晚餐后，不论多忙，他都要挤出时间陪母亲聊一会天，然后再回书房写作。曾借住在鲁迅家的许羡苏回忆说：“大先生大概每月从北大领薪水的时候，要路过一个法国面包房，他就买两块钱的洋点心，一块钱二十个，上面有用奶油堆成的各种形状的花，装在两个厚纸盒里拿回来。一进门，照例叫一声‘阿娘！我回来哉’，接着把点心请老太太自己选择放进她的点心盒里，然后他又把点心拿到朱氏房里请她也选留，最后把选剩的放在中屋大木柜内，也把一小部分放在朝珠盒内留作自己用，这是每月一次，平常则吃点小花生或者别的一般的点心如‘萨其马’之类。”鲁迅对母亲日常生活可谓关怀备至。

前面讲到过，鲁瑞靠自修获得看书能力。因而，为母亲找适合看的书，也成为鲁迅孝顺的一个内容。鲁迅母亲爱看的不是儿子参与创立的“新文学”作品，而是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比如《再生缘》《广陵潮》《今古奇观》《古今奇闻》之类。虽然鲁迅对张恨水那些言情小说毫不赞赏，甚至语含讽刺，但因为母亲爱看，鲁迅还是无条件地顺从老人的阅读兴趣，积极为她提供丰富的书源。胡风在回忆录《鲁迅先生》中记载道：“一天，他偶进鲁迅房间目睹，他正包扎好了几本预备付邮的书。他告诉我，这是《啼笑因缘》，寄给母亲看的。又补了一句，‘她的程度刚好能读这种书，’接着笑了笑，‘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鲁迅所谓“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是玩笑话，也多少是实情：比如，《金粉世家》《美人恩》两部共十五本书，鲁瑞不到三个月就全看完了，于是鲁迅又张罗着给她买书。1934年8月21日他写信给母亲：“张恨水们的小说，已托人去买去了，大约不出一礼拜之内，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8月31日又在信中说：“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二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已早到了。”这次寄出的五种小说书，总共定价二十元，鲁瑞觉得太贵而过意不去。鲁迅为了让母亲安心，又两次写信解释说，上海的一些书籍，若是托熟人直接去书店买，价格和别的门市上是不一样的，可以打六折甚至对折，所以那些书只花了十元钱，这样一来其实就不算贵了。鲁迅非常理解：老太太寂寞地过日子，没有人陪她出门看戏、看电影，只有看看言情小说消遣光阴。

鲁迅这种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孝顺，我们还可以从他给母亲的家书中看出来。鲁迅在离开母亲去广州、上海时，几乎每月一封家书，从不间断。从1930至1936年秋鲁迅逝世，六年间他共给母亲写了一百一十六封书信！在殷勤的家书里，鲁迅不仅向母亲报平安，还经常把近照，尤其是海婴的照片寄给母亲，以慰相思。母亲收到孙子的照片，看过之后放在枕边，想念时又拿出来看。鲁迅给母亲写信的格式与称谓，简直客气得近于迂腐。信的开头一般是：“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信末一般写“恭请金安”“男树叩上，广平及海婴随叩”；信中的内容，也是刻意用母亲能理解的半白半文的特殊语言。你看，被誉为“新文化主将”的鲁迅，给自己母亲写信，竟然采用如此传统的格式、烦琐的称谓——足见他对母亲多么虔诚、多么孝敬！在信中，鲁迅对母亲自然是关怀备至。一次，母亲来信谈到修绍兴祖坟之事，建议所有开销，三兄弟共同分担。鲁迅立即回信说：“此项经费，已由男预先寄去五十元，大约已所差无几，请大人不必再向八道湾(指周作人)提起，免得因为一点小事，或至于淘气也。”鲁迅情愿独自承担全部费用，也不愿让母亲受一丁点气。鲁迅身体不好，经常得病，但怕母亲操心自己的健康，影响身体，就一直瞒着她。譬如，他从青年时起就患了肺结核，但一直没告诉母亲，直到临终前，鲁迅知道瞒不过去了，才写信道出实情：“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生了二三十年。……男自己也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为防母亲担忧，还故意把病情说得无关紧要：“肺病是不会断根的病，痊愈也不能的，但四十以上的人，却无生命危险，况且一发即医，不要紧的，请放心为要。”为了孝顺，为了免除母亲担忧，鲁迅不惜编造善意的谎言——这也正是他在《我要骗人》一文中所谓：“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的有的罢。”他对母亲的孝心到了无私无求、无怨无悔的地步。然而，事实终究是瞒不过的，1936年9月22日，鲁迅发出了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男近日情形，比先前又好一点，脸上的样子，已经恢复了病前的状态了，但有时还要发低热，所以仍在注射。大约再过一星期，就停下来看一看。”在北平的家人正为鲁迅渐趋痊复而甚感欣慰，却未料10月19日凌晨他溘然长逝。

致母亲(1936年1月21日)

母亲(鲁瑞，1858-1943)对鲁迅一生有重大影响。当时坊间谣传鲁迅被捕，母亲因而从北平来信询问实情，此为鲁迅回信，以释母亲远念。

三

鲁迅对母亲的孝顺无微不至，让人感动，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对因为这种孝顺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的不幸(比如接受朱安)鲁迅也是有深刻反思的——毕竟，鲁迅拥有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沉痛最深刻的灵魂。

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她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可见，在思想上，鲁迅对母亲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并不因为她是自己母亲，孝顺就不讲是非原则。

而更毋庸讳言的是，鲁迅对母亲硬塞给自己的那桩婚姻，是一直痛苦在心反思再三的。我们不妨就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来看个究竟。这篇文章，虽然题目是讲怎样做父亲的，但其内容更像是在教训老妈怎样做老妈的——所以这样曲径通幽，当然还是因为大先生孝顺，不愿直接跟硬把“礼物”送给自己的老妈冲突，毕竟，“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上面，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母亲。”但文章中的论点却处处跟母亲有关。我们不妨来看个究竟。比如“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绝对悟不过来。……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这几乎就是对母亲只顾自己喜好，不管儿子感受，硬将儿子不喜欢的女人娶为其妻子一事的强烈抗议！又比如这段：“‘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需‘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这讲的是“父子之间”，可我们读出的不更是“母子之间”么？毕竟，“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太像鲁瑞在鲁迅婚姻一事上的独断专行了。而鲁迅不就为这样的独断专行而过了二十年古寺僧人般的生活，感受着“没有爱的悲哀”“无所可爱的悲哀”么？

在文章中，鲁迅还专门写了这样一段：

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朝》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不仅直接引用母亲所作所为给儿子带来的伤害，而且鲁迅还加上了这样的评论：“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说的虽然是“父亲”，但其抱怨母亲照自己意愿，“昧了良心”，硬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娶为妻子，让自己“受罪”的潜台词，还是不难读出来的。

在文章结尾，鲁迅语重心长地写道：“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从中，我们自不难读出鲁迅对母亲的希望，以及对这种希望的渺茫感——也的确该感到渺茫：母亲不连他的小说都不感兴趣么？更何况这些言论呢？“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

由于自己特殊的经历，对“母爱”一事，鲁迅可以说反思了大半生。1918年挚友许寿裳丧妻，幼子失去母爱，鲁迅于同年8月20日致函开导他。其中说道：“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从这里不难看出，他对母爱是有所保留，并非无条件赞同的——事实上，他自己不就是因为母爱而痛苦了一辈子，连带朱安也因此而痛苦了一辈子么？因此说出“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的绝情话，也算是有感而发了。当然，这样的话只能私下对自己好友讲，不敢宣之于众，这不仅有关于自己的“孝道”，更有关于大众的接受水平。鲁迅自己就说过：“伟大，也需要有人懂。”1932年12月，黎烈文出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时，长子出生两周后夫人因产褥热病逝。于是黎烈文于1933年1月25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一文，悼念亡妻。黎烈文的爱妻叫严冰之，两人在法国留学五载，于1931年结婚，不幸为沪西某医院美国庸医所误。黎烈文在文章中认为婴儿失母是一个“终身莫补的缺陷”，并表示：“等到孩子能够说话时，我便会教他每天早上起来对着你(指妻子严冰之)的照片叫一声：‘Bonjour, Petitemaman！’(早安，亲爱的妈妈！)每天晚上临睡时叫一声：‘Bonne-nuit, Petitemaman！’(晚安，亲爱的妈妈！)我要教他思念你，教他爱你。”黎烈文特意给孩子取名为“念之”，就是要他终生怀念母亲。鲁迅读了这篇文章后，不以为然，便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表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

许广平在1926年11月22日致鲁迅的信说道，“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份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为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信中所谓“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就是指鲁迅为了对母亲的爱牺牲掉自己婚姻一事。对此，鲁迅在六天后的回信中这样的反思：“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料是活不久的。后来预料并不确中，仍能活下去，遂致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动的巨变而失力量。”“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我觉得现在H.M.比我有决断得多……”一个多月以后，他更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指许广平。显然，此时的鲁迅已经挣脱了母爱的束缚，走上了自己该走的道路——只是，这其中真正牺牲的不是母爱，而是那个没有能力和机会走自己人生道路的朱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