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9年的年初，农历还是戊寅年的岁末，

南京城外，天寒地冻，满目凄凉。

几乎见不到行人的路上，突然出现一名农家女子，

带着一个12岁大的男孩……

那是1939年的年初，农历还是戊寅年的岁末，南京城外，天寒地冻，满目凄凉。几乎见不到行人的路上，突然出现一名农家女子，带着一个12岁大的男孩，在凛冽的寒风中匆匆前行。

这女子名叫刘玉英，30多岁，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眼神坚毅。虽是苦寒时节，她却步伐坚定，一看就是个麻利的人。家住扬州江都仙女庙镇的她，不识字，更没出过远门。这一次，她斗胆带儿子前往南京，完全是迫不得已——她的丈夫李成保前些年经营香烛和成衣生意，经常赔本，甚至赔上了祖宗留下的田产，只好靠一手素菜厨艺到大城市去谋生。1937年，他去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从此杳无音讯。

那一年的南京遭逢了史无前例的悲剧。“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一路杀来，从8月14日开始，多次出动飞机轰炸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告迁都重庆，南京成了军政要员的弃子。12月9日，日军兵临南京城下，13日攻入城内，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6个星期内至少30万人头落地，8万妇女遭强奸，1/3的建筑被烧毁。

距离那场大屠杀已经有一年多了，李成保一直没有回过家，他在哪里？他还活着吗？有人说，在日本人屠刀下，他恐怕很难幸免。刘玉英日夜担忧，常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最终，她不顾一切，决定去南京寻夫，哪怕碰碰运气也好。

陪伴她的这个孩子叫李国深。刘玉英和丈夫养育了4个孩子，李国深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在中国的传统家庭里，长子最受父母倚重，幼子最受父母宠爱，中间的儿子往往不受待见。她为什么要带二儿子作伴呢？因为大儿子只会读书，书生气十足，路上难以应变；小儿子又太小；女儿已经是个大姑娘，不便抛头露面，尤其怕被日本人看到会把她抢走。思前想后，刘玉英觉得，只有二儿子李国深最合适，这个孩子善良、孝顺、勇敢、能吃苦。

看着一路陪着她忍饥挨饿，却从不叫苦的儿子，刘玉英又想起了他出生时的模样。1927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他呱呱坠地，却和别的孩子很不一样：方头大耳，脸蛋半边红半边白，鼻唇之间的人中部位还有两条细细的红线。刘玉英看着孩子奇怪的面貌，有点困惑。分娩前她明明做了个吉梦——有个小金人在她床前东翻西找，她问小金人找什么，旁边一白发老者答道：“他在找稻穗。”刘玉英奇道：“我床下都是干稻草，哪会有稻穗？”怎料话音刚落，小金人真的抽出了一根稻穗。稻草变成稻穗，确实是吉相，可是这孩子……刘玉英一转念，又想起戏文里的故事，那包文拯包老爷出世时，脸很黑，眉宇上方还有个月牙印记，后来不也成了扬名天下、流传百世的包青天吗？俗话说，一畦萝卜一畦菜，自己孩子自己爱，刘玉英想到这里，紧紧搂住了襁褓中的婴儿，没有因为他的脸色和印记而减少半分母爱。

可邻居们不这么看，村里很快传出可怕的流言：“刘玉英生了个妖怪！”刘玉英只好尽量不让孩子出门，常常用一根绳子把他拴在家里。说也奇怪，这孩子长到两三岁时，脸上的印记自然褪去了，容貌与其他孩子无异，反而是内心的品质越来越与众不同，小小年纪就慈悲为怀。3岁半时，他压根儿拿不起装糖果的罐子，可是看到邻居孩子们来玩，他硬是把糖罐从地上一路拖到他们身边，请他们吃糖。大家都笑他“傻”，就知道把自家的东西给别人。

7岁那年冬天，他看见一群被雨水淋湿的小鸡，挤在一起瑟瑟发抖，便把它们一只只引到炉灶前，想借着火的温度将小鸡的羽毛烤干。没想到一只小鸡因惊慌过度误入灶中，他也不怕烧着自己，急忙伸手从火中把它救出来。结果，小鸡全身羽毛还是被烧掉了，尤其是嘴被严重烧伤，只剩下上喙；李国深自己稚嫩的手也被烧伤，后来他的右手指甲一直长不全，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可他顾不上自己的手，为了让受伤的小鸡能活下去，他每天耐心地用杯子装满谷物，一口一口地给它喂食，还经常以爱语安慰它。一年多以后，小鸡不但没有夭折，还长大下了蛋，亲友邻居啧啧称奇。

稍大时，他学大人养鸽子。有一天，一只鸽子失联，好几天没回来。他挂念鸽子无家可归，无人照顾，为了让家人尽快去把鸽子找回来，他想了一个损招——投河自尽。好在命不该绝，他在水中横叉乱舞，竟然被冲回岸边。

运河边的蚊子苍蝇特别多。对于到处骚扰的苍蝇，他不是拍死，而是把它们抓起来，装进空瓶子里，处以三五小时的禁闭，再放出去。对于叮人吸血的蚊子，家人往往一巴掌把它们打死，他却觉得不应该，它只不过吸一点血，罪不至死。他想了个办法，在蚊子扎进他的肉里吸血时，他使劲用肌肉把它夹住，让它无法飞走，然后用手拨弄它，使它恐惧，几秒钟后，再把它放走，就算是对它的惩罚了。

对小动物、小昆虫尚且如此，对人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冬夜，全家人围着火炉聊天，提到山上有个老人，又穷又病又饿……故事还没讲完，就听到他在桌子下面哭泣。大人们连忙告诉他：“这是编的故事。”他不信，晚饭也不吃，抽抽搭搭地说，要拿去送给那老人吃。家人拧不过他，只好带他去找外公，把饭送给老人吃了才安心回家。

随着年龄增长，李国深越来越懂事。家里贫寒，三餐难保，他一心想帮助父母减轻负担。寒冷的冬天，天还蒙蒙亮，他就悄悄离开暖融融的被窝，拿起拾粪的工具，到外面去捡狗屎，积多了就卖给人家做肥料，换点钱补贴家用。傍晚，村民耕完地赶着老牛回家，他就跟在后面拾牛粪，把它们贴在土墙上，等晒干了，取下来供家里煮饭炒菜时烧火用，或是拿去卖给别人。

李国深的家就在运河边上，每次买东西，必须到对岸的龙川街上去买，那是当地唯一一条商业街。太平时节，人们靠摆渡过运河；可战争期间，没几个船老板愿意为了一点儿摆渡费而冒生命危险载客。渡船难等价又高，李国深干脆把衣服一脱，往头顶上一放，跳入水中，踩水过河。到了对岸，穿好衣服，再买东西。买好了，再把衣服和东西绑在头上，踩水回来。运河水流湍急，很少有人敢下水，可他每次来回都如履平地。邻居开始跟刘玉英称赞他：“你这二小子不简单，李家这棵树上的果子将来就看这一颗会红。”

奇缘栖霞寺

这次去南京寻夫，有他的陪伴，刘玉英也多了份勇气和胆量。母子俩商量，沿路到各个寺庙去看看，既然李成保会做素食，或许曾到哪个寺庙帮过忙，可以打听他的行踪。可是，从扬州到镇江，途经的寺庙都没有丈夫的音讯，刘玉英想了想，对儿子说：“要不我们去栖霞山寺看看吧。”

他们只听说，栖霞寺是南京一座很大、很有名的山寺，却压根儿不知道在哪里，只能一边走一边打听。

栖霞山原名摄山，位于南京东北郊外22公里处，虽不太高，但名气很大。主峰绵延向东，形若卧龙，称龙山；绵延向西，形如伏虎，称虎山。山的北侧是滚滚东去的长江。一到秋天，山上枫叶如霞。历史上，曾有五王十四帝来此赏景，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更是五次在山上小住。正可谓“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

栖霞寺坐落在栖霞山西麓的山坳里，为龙山和虎山所环抱。它始建于南齐永明七年（489年）。最初，是一位名叫明僧绍的山东名士，为了躲避战乱来到此处，修建了住宅，又舍宅为寺，将它作为道场，邀请高僧法度大师来此讲经并担任住持。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几次大乱世之一。乱世之中，生死难测，命运无常，上至名士帝王，下至妇孺走卒，往往寄望于佛，寄托于来世。“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对那一番礼佛盛况的白描与勾勒。明僧绍也不例外，他隐居于佛堂青烟之间，只觉生活在世外桃源，身心舒泰，便自号“栖霞居士”——栖居于云霞野壑之中，三分诗意，七分佛意。他又将佛寺称为“栖霞精舍”，这就是栖霞寺的起源，山也因此而得名。

栖霞居士有佛缘，更有个性。他曾多次拒绝皇帝请他出仕的邀请，只把学佛、赏景作为人生大事。他死后，子孙继承其遗愿，在栖霞寺后的西峰石壁上开凿了三圣殿，殿中坐着一尊无量寿佛，左右立着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像。殿外的山石上，还雕凿了很多佛像，被称为千佛崖。这些佛像守护着栖霞山，崇佛之风从此代代相传。后来，这里成为江南佛教三论宗的发祥地。唐代时易名功德寺，增建了殿宇40余间，与山东长清的灵岩寺、湖北荆山的玉泉寺、浙江天台的国清寺并称天下四大丛林（寺院）。明洪武五年（1372年）复称栖霞寺，不幸在清咸丰年间毁于火灾，后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建，寺内有弥勒佛殿、毗卢宝殿、法堂、念佛堂、藏经楼、舍利石塔等，成为南京地区最大的寺庙。

千辛万苦，风雨兼程，李国深跟随母亲终于来到了栖霞山的山门口。他站在那里，正不知如何进入寺庙，突然看到山门前一支军队在操练。李国深很好奇，看得入神，不知什么时候，他身后走来一个和尚，问：“小朋友，愿不愿意和我一样，到栖霞山当和尚啊？”李国深一边看军人操练，一边随口答道：“愿意！”

和尚转身离去。过了一会，来了一个小和尚，对李国深说：“我们当家师父想请你进去一见。”李国深不知何事，便让母亲在山门口稍等，他去去就来。

李国深随小和尚一进山门，一泓如镜的湖水就闯入他眼帘，湖中有亭，亭前立着一尊观音菩萨雕像。继续往前，两边古木成林，藤萝满径；古刹悠悠，钟声阵阵。他只觉一切新奇，好生喜欢。直到走进寺内，才看见一仪容堂堂的和尚等候在那里。

李国深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志开上人，法名又称“智开”。此人1911年生于江苏海安，早年在宜兴的大觉寺出家。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以出家人的身份，四处奔走，救死扶伤，后来到了栖霞寺，与寂然法师一起将栖霞寺作为避难所，挽救了2.4万余名难民的性命。为此，他多次与日军正面冲突，甚至带领僧众击退日寇，还帮助中国军队筹集粮食，凡此种种，九死一生。栖霞寺的主管看重这个年轻和尚的心地与才干，便聘请他担任栖霞寺监院，总领众僧，协助方丈管理寺院事务。

此时，志开上人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的还是个孩子，便问：“小朋友，听说你想出家当和尚，是吗？”

“是的。”李国深答道。

“今年多大了？”

“12岁。”

“叫什么名字？”

“李国深。”

志开上人递给他一张纸。按寺庙惯例，把姓名写下来，便算是登记在册。可李国深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全。志开上人也不为难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个规矩，要出家，必须经你的父母同意。你家长同意吗？”

“他们会同意的。”说完，李国深便跑回山门征得母亲的同意。

一直守在山门外的母亲，看到儿子终于出来，很是高兴。不料儿子告诉她，要在这里出家当和尚。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她当即跟儿子急了：“你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出家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事先跟妈商量一下？”停了一会儿，又道：“你也不为妈想想，我一个弱女子，乱世中拖儿带女，度日如年。这趟南京之行，茫茫人海中还没找到你的父亲，你若出家做和尚，我又要失去一个儿子，我回家怎么向亲人父老交代？！”

李国深沉默了一会儿，说：“没和您商量确实是我不对，可是现在儿子已答应了人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你不用管了，我去替你说。”母亲道。

李国深连忙拦住她：“妈，您别去了，我不要反悔。”他理解母亲的心情，这一切对母亲太突然了。可是，他自己怎么不觉得突然呢？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种力量在召唤他，这种熟悉的感觉似乎在哪儿出现过？

李国深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外婆。由于家中生计困难，他时常住在外婆家里。外婆姓王，18岁嫁到刘家，人称刘王氏，她笃信佛教，虽目不识丁，却能背诵《金刚经》和《阿弥陀经》等经文。李国深三四岁时，看到外婆一直吃素，就和姐姐比赛吃素。当然，年幼的他并不知道佛教要吃素的道理，只是为了讨外婆的欢心。

外婆每个月都要去参加各种庵堂的信徒集会，他记得那叫“上供”——在一个厅堂里将供碗堆栈起来，像一座山一样，叫一供。有一堂一供，一堂三供，一堂五供，任人随喜发心。主要的斋主跪在供桌前，其他人站在两边。李国深经常随外婆去上供，也站在一边看，还跟着大人念念有词：“叫你修来你不修，变个老牛拉轭头。”“善似青松恶似花，看看眼前不如他，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前生穿你一双鞋，今生驮你十里来。”这朗朗的吟诵声在他耳边萦绕，他觉得非常有趣。

外婆自然希望他信佛，也曾有意安排他拜师。在扬州家乡，本就有个习俗，小婴儿拜个师父容易平安长大。他出生后不久，就拜了附近庵堂里的一位比丘尼为师父。后来，外婆的一个妹妹也出家当了比丘尼，李国深叫她“师公”，还在她的庵堂里住过一个月。多年以后，他回想起来，总觉得外婆是有意为他“穿针引线”，那时时局已乱，外婆早就想把他接引到佛门之中，好叫他免受战争的折磨。

受外婆的影响，他家中偶尔也会供养一些法师。在那战火频仍、干戈四起的年代，乡邻们见到出家人袈裟飘逸、法相平和，像是世外之人飘然而至，自然十分敬重，李国深幼小的心灵便生出了“当和尚很好”的念头。在他10岁那年，有个和尚要收他为徒，拜师前他突然问：“妈妈能不能一起去？”“不能！”“外婆能不能一起去？”“不能！”“那姐姐呢？”“也不能！”从没离开过家的他，开始犹豫了：“她们都不去，那我也不去了。”

没想到两年后，他却鬼使神差地来到栖霞寺前，不自觉地答应出家。

知子莫若母。刘玉英了解儿子的秉性，这个平常温顺孝敬的乖孩子今天如此坚定，可能真是命中注定。她定了定神，反过来一想，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儿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可是现在家里子女多，全靠她一人承担，能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已是不易，哪有能力培养他们？也许在寺庙里，他还可以读书识字，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事已至此，不如成全儿子。她望着深幽的栖霞山，咬咬牙，叹了口气：“好吧，儿子，既然你已答应了人家，我就依了你。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我们家穷，没有力量栽培你，如果你能在佛门中读书上进，也许比留在妈妈身边更好。”

可怜天下父母心。她虽然如此安慰自己，但依然心如刀绞。她紧紧地把儿子拥入怀中，不忍心说再见。最终，不得不挥泪离开。李国深恋恋不舍地望着母亲的背影越变越小，直到再也看不见，才擦去眼角的泪水，毅然走进了栖霞寺。

师父送来半碗咸菜

他回到了志开上人的面前。

志开上人见他慈眉善目，脑门宽大，知道只要他开悟了，将来定有一番作为，于是给他赐名悟彻，号今觉，意思是破迷妄﹑开真智，觉悟得透彻﹑彻底。他记住了这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日子——1939年2月1日。从此，他成为禅门临济宗第48代弟子。

“今觉，栖霞寺是一个十方丛林，你不可以说在栖霞寺出家，也不可以当着众人的面叫我师父。”赐名之后，志开上人严肃地告诫他。原来，栖霞寺是各地僧人共有的道场，就像一个集体场所，并不是个人私有的；栖霞寺的出家人众多，来路繁杂，为防止帮派斗争，也不允许有师徒关系。顿了顿，志开上人又告诉他：“我们的祖庭，我们师承的寺院，是在宜兴白塔山大觉寺。”今觉听罢，点点头，却不知道大觉寺又是何等模样。

从那以后，今觉就跟别人一样，叫志开上人“当家师”。志开上人也不叫他徒弟，免得别人说闲话。那时，志开上人还兼任栖霞律学院训导主任，后来又升任为教务主任、院长，再后来做了栖霞寺的住持，诸多事务缠身，小小的今觉其实很难见到师父一次。他后来回忆说：“在那六七年当中，我获得师父给我的开示，顶多只有一两次而已。不过，虽然很少和师父见面，但心灵上还是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和慈爱。”他念念不忘的是，拜师后，志开上人把自己一件衣服改了改，给他穿上，权当僧服。

穿上师父的旧衣服，今觉开始了新生活。等待他的，却是从未想过的艰难。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栖霞寺虽是古刹名寺，但周围的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怎么可能来供养寺院？栖霞寺当时有400多名僧众，真正是僧多粥少。每天早晚喝的稀粥能照见人影，鲜有米粒。要不是用咸萝卜干就着，根本喝不下去。为了充饥，即便看到咸萝卜干里有蛆，也照吃不误。可是饭后两次小解，肚子又饿了，两腿发软。想吃顿干饭，要盼半个月，干饭里还掺了很多杂粮。也没什么菜吃，即便有些烂菜，炒出来味道也非常难闻，常常是闭着眼睛屏住呼吸吞下去。有时下饭菜是豆腐渣，就是客人吃剩下的豆腐，拿到外面去曝晒制成。其间难免有麻雀先来享用，也免不了在里面留下点纪念品——粪便。大家只好装作看不见。

住的地方非常拥挤，百十个男僧挤在长长的大通铺上，高矮胖瘦，肩挨着肩，翻身都很困难，夜里鼾声此起彼伏，更不用说磨牙放屁臭脚丫了。早上起来，几十人共享一桶水洗脸，每人洗“两把半”——第一把将毛巾打湿，第二把擦完脸浸一下，拧干就是半把。待大家洗完，一桶水成了黄泥汤，还要拿去冲厕所。所以毛巾永远是黑乎乎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免不了要生病。一次，今觉染上了一种病，全身长了脓疮，一个个脓包有硬币那么大。当时也没太多换洗的衣服，一件僧服好几天才换。每次换衣服，脓血粘在衣服上，脱衣服就像脱一层皮，疼痛难忍。得这种病的人不少，据说是因为南京大屠杀，河里到处漂着死尸，人们喝了河里的水，感染了尸毒，发作成脓疮。

不干不净，连牙齿也容易得病。一次，今觉的牙齿长了蛀虫，吃饭时一不小心，饭粒塞进蛀洞里，刺激了牙神经，痛苦不堪。可他不敢告诉别人，心想，这牙齿是最坚硬的东西，怎么会有洞呢？岂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于是每天吃饭，不敢细嚼，只能囫囵吞枣。直到17岁，一位老师从他的日记里得知他牙疼，才告诉他师父志开上人。志开上人连忙带着他，从栖霞寺坐火车到了数十里外的南京城，找牙医给他补好了蛀牙。

17岁这年，今觉治好了牙齿，却又得了最严重的一次疟疾，忽冷忽热，难受至极。可当时既无法看医生，又不让请假，每天照样要随众僧参加早晚功课。今觉日日拖着虚弱的身子，与大家一起活动。大约折腾了半个月之久，消息传到了志开上人的耳朵里，他赶紧派人给今觉送来半碗咸菜。如今看来，别说半碗咸菜，就是半碗参汤也算不了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那种条件下，这半碗咸菜已经是救命菜。更何况，这茫茫大山中，除了师父，谁会如此怜惜他的病痛呢？奄奄一息的今觉捧着饭碗，哽咽起来，这碗里盛的，是师父对他的大恩大德啊！他含着泪，一边吃一边暗暗发誓：“师父，我决不辜负您的希望，把一生交托给佛教，把生命奉献给众生。您放心，我一定要把出家人做好！”

庙穷，小和尚自然更穷。今觉知道母亲惦记着他，想尽早写封信向母亲报平安，可这封信到了第二年也没寄出去，因为他连买一张邮票的钱都没有。虽然有两件衣服和一双鞋袜，但老不发新的，他也不敢向家里要钱买。最后衣服破了，就用纸缝补一下；袜子缺了，他到处捡别人扔掉的，可很难捡到相同颜色和合适的袜子，他便常常左脚和右脚的袜子颜色不一，甚至长短不同；鞋子被穿得龇牙咧嘴，连底子都磨出了洞，也只能用硬纸垫着穿。好不容易可以捎信回家了，他从不提这些艰苦，只是报喜不报忧：“师父待我很好，日子过得很好，请你们不要挂念。”

但母亲和兄弟姐姐不可能不挂念他。母亲几次上山探视，哥哥国华、弟弟国民还分别上山住过。他们帮寺里打杂做工，顺便就近照顾他。姐姐素华听说他鞋子穿破了，非常着急，跑到离家5里的一个寺庙，向一位出家尼师学做僧鞋。她不知道弟弟脚的确切尺寸，便飞针走线，连夜做了两双，一双大点，一双小点，托人带给他。多年后姐姐才知道，今觉收到鞋子后，见到寺里另外两个沙弥的鞋子比他的还破，竟把两双鞋子送给了他们。

烧戒疤重伤头盖骨

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远不及修行的痛苦。刚到栖霞寺，今觉还是个12岁的孩子，但出了家就得按寺院的规矩修行，每天晚上10点睡觉，凌晨3点半起床早课诵经。小孩子睡眠不足，常常跪拜到地上一会儿就睡着了。老师发现后，用脚踢他的头，吓得他赶快爬起来。有时合掌跪在丹墀（台阶）上听开示，一跪就是三四个小时，最后连小石子都嵌进了膝盖的皮肉里，疼痛无比；两只胳膊也僵硬得失去了知觉。等到解散以后，他把嵌在肉里的小石子拿出来，鲜血就随着裤管直流。

1979年，星云与母亲合影于美国西来寺筹建外。对母亲来说，自觉一生中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让儿子出家，把儿子奉献给佛教。

15岁，今觉受具足大戒，更尝到了痛苦的滋味。在佛教中，要成为一位戒行具足的比丘或比丘尼，除了要有崇信佛法的坚定信念和恪守清规的顽强意志外，首先必须经过佛教戒律中规定的程序。即在剃度出家后的几年或更长时间里，履行受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三坛大戒”的隆重仪式。

今觉是剃度出家三年后参加这个仪式的，就他的年龄而言，已是提前很多。按规定，要等到20岁以后才能受大戒，而他只有15岁，是寺里年龄最小的，因为他的师父志开上人希望他早点“晋级”到位。志开上人担心他年纪太小出家，经不起长期考验，将来可能会变卦。为了让他永远不忘初心，在出家路上一走到底，受戒那天，志开上人特意请戒师在他头顶上燃烧戒疤时，把戒疤烧得大一点，以留下明显的烙印，让他铭记在心，也好让旁人一望而知此人乃是出家人，杜绝他有别念，死心塌地当一辈子和尚。

烧香疤的老和尚照此办理，在香珠燃烧今觉的顶骨盖时，用力在他的头顶上一吹，香珠的火一旺，竟把他的头顶骨盖烧得凹了下去。12个香疤连接在一起，仿佛是个下陷的盆地。这一烧，不仅把头骨烧出个洼地，而且破坏了脑神经细胞，原本灵巧的一个小孩，竟然从此失去了记忆力，变得愚笨不会念书了，此是后话。

接下来，负责受戒的戒师还要考问他：“有没有杀过生？”

“没有。”他答道。

话音刚落，一大把柳枝劈头盖脸打了过来。“难道蚊子、蚂蚁都没有杀过吗？你说谎啊！”

他一想对啊，连忙改口：“杀过。”

一大把柳枝又打了过来：“你杀生，罪过，罪过。”

戒师又问：“你受戒是剃度师父叫你来的吗？”

“是我自己来的。”

柳枝第三度打了过来。“你大胆！师父没叫你来，你自作主张来，该打！”

他忙改回答：“是师父叫我来的。”

戒师照打不误，说：“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了吗？”又是一顿抽打。

这一顿顿柳枝抽打，虽然使他受了皮肉之苦，却打掉了他心中的“贡高刚愎”，也就是骄傲自大、固执己见的毛病，从而由“我执（佛语，指人类执着于自我的缺点）”转化为“无我”，为他日后逐步养成“随遇而安、随缘生活、随喜而做”的性情打下了基础。

受戒之后，便是53天的戒期。这期间，他必须在寺中专心修道，每天不准说话，更不能随意乱跑，只可“眼观鼻，鼻观心”。此话听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很难。尤其是一个15岁的孩子，精力旺盛，好奇心和求知欲都很强，对什么都感兴趣，都想知道，可戒律偏偏要打消他的这些念头。比如，静静地坐在那里，外面的响声会突然传入耳际，他会不自觉地抬头张望，这个微小的动作被戒场的师父看到了，竹藤立刻就落到他身上：“听什么？！快把耳朵收起来。小小年纪，什么声音是你的？”

挨完打，他赶紧收起心神，不管外面风啸雷鸣，还是雨打屋檐，通通不得入耳。可是，戒场师父的竹藤还是落到了身上：“把耳朵打开听听，什么声音不是你的？”

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真是为难了两只耳朵。那么，两只眼睛的命运会怎么样呢？他偷偷瞟了一眼戒坛的景象，没想到竹藤又狠狠抽了过来：“眼睛东瞟西看的，哪一样东西是你的？”

他只好闭上双眼，什么都不看。可是不可能永远不睁眼啊，告一段落，不得不睁眼，可乍见周围风吹草动、鸟飞云翔，立刻惊觉，赶快闭眼。没想到竹藤又追加上来：“睁开眼睛看看，哪样东西不是你的？”

如此“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的打磨，伴着看似矛盾却饱含哲理的喝问，让他开始琢磨：这栖霞寺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哪一样是我的东西？既然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我怎么可以贪婪地观赏呢？想通了此节，他自觉地把眼睛闭上，不看外面纷纭的世界，反观内心平静的世界；自然地把耳朵关上，不听外面尘嚣的喧哗，聆听心灵深处的幽谷跫音。

53天的戒期，恍如53年，成了他青少年时期最难忘的修持经历。他从此有了切身感悟：在无理的喝问面前都可以低头了，将来面对有理的事还不能接受吗？对无情的竹藤都能服从了，对有情有义的社会还不喜欢吗？15岁的他仿佛突然长大了。当他从戒场上站起来时，他再也不是那个稚嫩的小沙弥，而是一个沉稳、淡泊的青年僧人，“能有能无、能饱能饿、能多能少、能进能退、能大能小……”

夜深人静拜观音

今觉的淡泊，是对物质的淡泊，对名利的淡泊，身外无物，不染尘埃。但在他的心灵世界里，另有一番执着，执着于真知，执着于梦想，更执着于大是大非。这是他与生俱来的秉性，也是他在栖霞山中悟出的灵性。栖霞山再高，也是积土成山；长江再浩渺，也是积水成江。而他今觉，今日再平凡，只要认定的事不回头，想做的事坚持做下去，将来，总会有师父寄望的“悟彻”的一天吧？！

年轻的今觉开始了执着的求学。从栖霞的律学院、宝华山的传戒会，到金山的江天寺、常州天宁寺的禅堂，再到焦山佛学院，处处都有他的足迹。

他一向很聪明，可自打上次受戒时，头顶盖骨被香珠的火烧凹下去，破坏了脑神经细胞后，他的记忆力就变差了。当时，授课师父对功课抓得很紧，每天要他们背诵经典。为了避免受到处罚，他拼命背诵。然而，那些段落他看了就像没看一样，总是过目即忘，怎么也记不住。

夜深人静时，今觉还躺在被窝里默默复述白天的作业：“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反复了上千次，好像记住了，再背下一句：“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将芜胡不归……”反复默念了上百次，似乎牢记在心了。可过了一会儿，背到第四句第五句，再回忆前面背过的，又是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他心想，这下完了，脑筋退化得和白痴一样，不禁暗自紧张：“今觉啊今觉，你怎么还不觉悟呢？不是今觉而是今绝了！”

第二天，老师以为他不用功，背不下来，就罚他跪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上背诵，以示警告。尽管如此，脑袋还是不合作，一片空白，搜肠刮肚就是记不住。见警告无效，老师就教鞭伺候，拿起戒尺：“伸出手来！”一边打他的手心，一边说：“你这个家伙，怎么还不会背啊？真笨啊！你要拜拜观世音菩萨求智慧啊！”说完，“啪！”又打了下来。

听到老师的这句话，他眼前一亮，把手心上的痛抛到九霄云外：“对啊！我怎么没去拜观世音菩萨呢？菩萨一定会赐我智慧的！”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可是在僧团里，众僧集体生活，起居和作息都必须同进退，个人不能随便活动，即便拜佛也必须在共修的时间，不可以自由随性。为了拜菩萨求智慧，今觉总是等大家都熟睡了，一个人悄悄地爬起来，摸出门外。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寺内一片寂静，连虫子似乎都睡着了，静得能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他蹑手蹑脚走到殿堂，“扑通”一下，跪倒在观世音菩萨脚下，磕头礼拜，口中念念有词：“悉发菩提心，莲花遍地生，弟子心朦胧，礼拜观世音。求聪明，拜智慧，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他就像失怙的孩子，重新回到慈母的怀抱，虔诚恳切地称念着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如同遭难的小舟，找到了明灯，拜下了他的赤忱。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每天如此。虽然没有佛经里记载的菩萨摩顶受记、甘露灌顶等感应，但过了半年，他的确渐渐恢复了记忆，脑子越来越清晰，思维越来越敏锐，大脑像海绵一样能吸进新鲜东西了，心里也能升起许多想法和主意了。

他超过了那个往昔的今觉，对老师布置的作业能过目不忘。第二天要考试了，其他同学都刻苦攻读，死记硬背，他却可以照常玩耍，只要晚上稍微温习一下，第二天就能倒背如流、应对自如。多年以后，他回想起这一段“今觉夜下求菩萨”的往事，既觉莞尔，也觉遗憾：“那时真是缺少慧根，以为拜菩萨就是为了求聪明、会读书。既然菩萨这些都给了我，就不需要继续夜夜去拜了。如果当时有一位高僧大德能指导我、鼓励我，让我了解菩萨的慈悲心，教我继续拜下去，我必然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946年，今觉考进了镇江焦山佛学院。这所学院当时被誉为“佛学界的北大”，无论师资力量还是学生素质都堪称一流。在这里，今觉听圆湛法师讲《俱舍论》，听芝峰法师讲《原始佛教》，听茗山法师讲《唯识学》。他非常用功，平时沉默寡言，课后勤奋自学，除了必读的课本之外，还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

在栖霞山律学院，他有一段奇妙的书缘。附近一所乡村师范学校的师生躲避日寇南迁后再未回来，留下一座图书馆，里面有很多藏书。今觉知道后，经常到里面去找书看。他利用闲暇时间，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榜》《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还有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洋作品，如《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全集》，他也看得入迷，每一本都爱不释手。

不仅苦读，他还爱上了写作。他的同学史明在《镇江报》开了《新声》和《频伽》两个专栏，他热情投稿。他的一位同学回忆说，每当请他写稿时，他先是摇头表示拒绝。但在山前散步时，有说有笑的他突然沉默下来，同学便知道他已经在打腹稿了。果然，不到晚上自习结束，他的稿子已经写出来了。

1947年底，今觉离开了焦山佛学院。师父志开上人派人问他做何打算。他突然想起出家那日，师父跟他说过，“我们的祖庭是大觉寺”，如今出家近十年，他还没有去过大觉寺，于是脱口而出：“我想回到祖庭去。”

志开上人闻讯，十分欢喜，托人带话给他：“你到栖霞山来，我带你回去。”

师徒俩踏上了“回家”的路。

大觉寺坐落在宜兴白塔山的半山腰上，风光明媚。前殿后殿共两进，另外有东西厢房。寺庙门前是大片田地，寺庙后面倚靠着一座山丘，整座寺庙占地约300亩，仅蓄水的池塘就有数十个。由于战事频繁，土匪猖獗，白塔山经常受各种军队、土匪、流民的骚扰，一度无人居住。

志开上人带今觉回到大觉寺后，便让他整顿寺政。当时，东厢房住着20多名寺中员工，自耕自食；西厢房借给了地方，开办国民小学。有一天，宜兴教育局的局长来看望志开上人，得知今觉是从栖霞寺来的，而且刚从佛学院毕业，就说：“这里办了一所国民小学，你来做校长吧！”今觉一听，正合他的心意。他早就想过，要救国救教，必须办学。虽然从来没有办学经验，但他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边做边学，便信心满满地应承下来，并立即写信给在南京和上海的同学，请他们买些教材和书籍来。有了这些书，他研究了一套教学方法，亲自上阵，担任国语等课程的老师，又聘请了一批当地教师。很快，学校里书声琅琅，大觉寺也有了生机。

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内战的火焰便燃烧到这里。白天，国民党军队来到这里，要他帮忙“剿共”；夜晚，共产党游击队也来到这里，要他提供国民党驻军的情报。他初来乍到，对偏僻的乡村道路尚未摸清楚，对国共两党的人更是难以辨识。不过，他心里很明白，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一不小心，就会送了小命。夹缝中生存，他不知如何是好。

正当他束手无策、一片茫然时，他的同学智勇法师来了。两人一商量，觉得身为出家人，还是以信教弘法为本，不宜卷入战事。

如何弘法？两人沉思片刻，不约而同想到了笔杆子。今觉喜欢舞文弄墨，智勇写得一手好字，又擅长文史哲和佛学。两人一合计，都觉得办一份报刊是最好的办法。

今觉早就体会过报刊的作用。初入栖霞寺，他过着封闭的生活，与世隔绝，山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他一无所知。每年，只有农历三月初三举行春季香会时，他们这些小沙弥才有机会出来打扫卫生、清理垃圾、引导信徒走入寺庙。那些参加香会的男男女女，为表虔诚，总会携带一些物品到大雄宝殿供佛。有一次，待香客散尽、山门关闭后，今觉打扫大雄宝殿，无意间捡到他们丢弃的包裹供品的旧报纸，乍看之下，真是惊为天书。他虽然识字不多，仍然从旧报纸上读懂了一些社会动态，原来除了栖霞寺，外面还有一个那么广阔的世界！尤其是报纸上敦促蒋介石积极抗日、号召青年为国牺牲的内容，让他小小的身躯热血沸腾，顿生“我也可以为佛教奋斗牺牲”的念头。

这些旧报纸，为今觉打开了眺望外界的一道门缝，他知道了太虚大师倡导的“新佛教运动”，他的心灵觉醒了。如今，既已有了大觉寺这一方试验田，何不与智勇一起办报刊弘法，宣传“新佛教运动”？虽说以两人的财力物力，办一张报纸很难，但办一份刊物还是有戏。

于是，今觉在智勇的帮助下，创办了《怒涛》月刊杂志，并担任主编。

这两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僧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当时佛教界强大的守旧力量——一些佛教人士顽固、保守、伪善。他们一腔热血，希望以文字的力量来改革佛教，为新佛教的理想而大发“狮子吼”。

《怒涛》一如其名，来势汹汹，一出刊就震惊了佛教界，被佛教界保守人士视作“洪水猛兽”。好在他们身在宜兴，地处偏远，保守人士虽然对他们十分不满，却不屑于长途跋涉来找他们的麻烦。于是，《怒涛》继续出刊，在风景宜人的白塔山大觉寺里一共出版了20多期。今觉心中的佛法和新佛教理念，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笔，源源不断地向世人倾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