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何所知

2006年7月30日

“慢一点，”民众对着一名推土机司机大喊，他正在夷平镇上残存的建筑物。多年来，我见过许多人失去家园，“慢一点，慢一点”似乎是他们共同的声音。

有些苦难无法以文字来报道。对我而言，受苦似乎已是家常便饭。身为一位中东事务记者，我报道的是战争、战争的幸存者与死难者，以及许多既是幸存者又是死难者的人物。在黎巴嫩南部的村镇卡纳，某一天上午，以色列的炸弹找到了牺牲品。我们看到的死难者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环顾四周。原本安静的早晨被撕裂开来，一段时间之后，卡纳的声音与故事、盘与碗、信函与文字，还有它的历史，全都灰飞烟灭。推土机驶过去，清除人们残存的生活痕迹：一袋洋葱、一罐豆子、一张染血的蓝色床垫、一个茶壶、一帧照片，照片上的男孩即将成年，模样不太自在。

慢一点，慢一点。这请求不断在我脑海出现，当时我正在寻找一些细微但意味深长的事物，准备再为《华盛顿邮报》写一篇报道。我闻到雪松与松树的芳香，非常清新，让人精神一振，仿佛象征更新的承诺。后来我才发现，当地原有的雪松与松树，已经在几个小时之前遭到摧毁。

来到卡纳，只见一道又一道铁丝网，闲置在一处看似街道的地方。有些黎巴嫩人相信，耶稣就是在这个遍布葡萄园、橄榄树与无花果树林的地方，施行把水变成酒的神迹。然而当我在那个夏日来到卡纳，可能有百年历史的橄榄树多瘤多节的树干被劈开来，像牙签一样。一辆雪佛兰老爷车被爆炸的威力抛出来，后窗露出一截破旧的波斯地毯。一头驴子发出嘶鸣，以色列军方的炮击又在远方隆隆响起，吓得一只猫冲过瓦砾堆。过了些许时刻，一位救援人员从废墟中现身，微微弓起背，怀中抱着一个才一岁大的婴儿，名叫阿巴斯·哈辛姆，卡纳炮击事件的第二十七位罹难者，绿色围兜前方悬着一个蓝色的奶嘴，前额上有一大片瘀伤，舌头从嘴巴疲软无力地垂下。他的身体后方放了一本《天堂之钥》，书页的边边角角已经烧焦。

大部分的死者都满布尘土或瓦砾，但还留下全尸，因此保持着最后的姿态：一只手臂高高举起呼救；一名老汉拉起裤子；十二岁的胡赛因·哈辛姆如胎儿般蜷缩，嘴巴似乎呕出泥土。穆罕默德·查尔胡布坐在地上，右手骨折；他的妻子哈蒂雅与母亲哈丝娜都死了，两个分别为十二岁与两岁的女儿赫拉与莎赫哈死了，三个分别只有十岁、九岁与七岁的儿子阿里、亚希亚与阿塞姆也死了。查尔胡布膝下全虚，悲从中来：“我原本还希望，上天至少会留一个孩子给我。”

战争再度登堂入室来到黎巴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黎巴嫩对战争比对和平更熟悉。我连续十八天报道以色列最近发动的攻击，和几位同行合作，追踪这场自1982年以来死伤最惨烈、破坏最严重的战事；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占领黎南长达十八年。这一回，先是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军事组织真主党渗透以色列重兵防守的边界，在伏击中杀害三名以军士兵，俘虏两人。以色列大举报复，发动完全不成比例的反击，连续三十三天重兵压境，彻底摧毁一座又一座村庄，至少造成一千一百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以军的“驰车式”主力战车长驱直入；无人驾驶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如昆虫般嗡嗡作响。以军使用的武器主要来自美国：F16战斗机、阿帕契攻击直升机、麻雀飞弹、响尾蛇飞弹，还有借由集束炸弹留下的四百万枚小型炸弹，它们像播种一样撒在土地上，战争结束许久之后，仍然可以杀人伤人。

我的团队挥别卡纳时，我只希望一路顺风，踏上蜿蜒的道路，快速通过丘陵地带与硝烟四起的绿野，逃之夭夭。我开着自己那部吉普切诺基老爷越野车驶向提尔，抵达当地再各奔东西。来到提尔，我注意到的并不是更多的死亡；虽然当地有八十六副脸孔躺在廉价的棺材中，让黎南炽热的阳光暴晒。最让我动容的是一排妇女，身穿黑衣，在场地的一角哀悼。气温越来越高，少数几位女子掀起面纱，小心翼翼地动作，仿佛生怕一个微小的动作就可能扰乱这个世界。提尔的妇女并不畏缩，也不说话，更不要求旁人注意她们的哀伤。她们为众人服务，只要还有棺木等待入土，等待被送入巨大的墓穴，她们就不会离开。中东地区为人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沉默的意义。从这群妇女的沉默中，我们看到的是信仰。

我的沉默中有我的家族，从这场战争开打以来，我心中就一直挂念着他们。也许这是因为我的亲戚都是背井离乡之人，而我总是和他们匆匆告别。告别的时机最好是在凌晨，天光未亮，婴儿还没有开始啼哭，妻子还没有醒过来，印度班加罗尔的信用卡公司人员还没有打电话来要求入账。我宁可自己一句话都不说，快速离开。沉默总比相隔千万里的揣测来得好。一把抓起行李箱，注意出租车的车头灯是否出现，抽一根不该抽的烟。上路。

然而我最常前往的地区，当年曾令我悠然神往，如今却是风光不再。过去数十年来我所迷恋、挂念、悲悯的中东地区，已经消失无踪。第一次深入认识中东，是大学时期到耶路撒冷度过一整个夏天。后来我又去了许多次中东，前往苏丹濒红海的奥斯曼帝国边境据点萨瓦金，来到靠石油业发展起来的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横越沙漠，抵达也门首都萨那。我造访某个气氛奇幻的古镇，一间一间房子有如玩具，搭配彩色玻璃窗、白色石灰覆盖着奶油色的泥砖。我继续旅行，行经波斯湾沿岸碧蓝的海水，一个又一个现代化却虚幻的首都。特别让我动心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然而潜藏在万事万物之下的东西，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自在、优雅、没有多余的事物。任何事物只要让人感觉匆忙仓促、肤浅浮面、唯利是图、虚妄欺人，都会遭到排拒。这种生活态度的核心是一种悠长缓慢，让人们仔细考虑每一个选择的精神。人们相信，这样的精神显现在细小的事物与仪式之中，然而战争爆发，打乱了一切。

当战争让时间停止，代表价值的古老传统与安抚心灵的生活习惯也都随之中断。生活变得无人闻问，原本恒久的事物从此消失。当战争本身、战争的威胁或者战争之后的损失成为生活的方式，旧时的黎凡特生活也日渐式微。在我于2006年抵达黎巴嫩时，在此地交流的文化已经少之又少，政治化身为死硬的宗教论述或者更古老的从属关系；身份认同完全决定于这些从属关系，不再牵涉文化和语言。我们似乎只剩下没有公民意识的部落。世世代代连结人们的家园，很早就已沦丧；虽然古老的建筑仍然矗立，通过破旧的砖石与孤零零的拱门，喃喃诉说过往的时代。

2006年8月10日，凌晨3点30分，以色列军队进入马佳永。这个地名的阿拉伯文意思是“泉水之地”。战争已经杀到故乡的大门口，我当然担心伊斯伯大宅会不会毁于一旦。我知道自己必须跑这一趟，而且几天之后就出发。伊斯伯大宅已经荒废多年，旁边就是当地人称为“老人山”的赫尔蒙山。

开车前往马佳永的旅程，照理应该是心旷神怡的。一路山峦起伏，几个小时后抵达商业繁荣的纳巴泰，接着穿越利塔尼河谷，下一站就是马佳永。然而那天经过提尔的时候，没有人敢说走哪一条路才不会遇到战火。后来我们选择一条曲折蜿蜓的小路，希望能够安全通过，避开空袭的威胁。人们说，当飞弹来袭，要等到它击中你的汽车，你才会听到它的声音。但我还是全神聆听，尽量保持安静，我要是开口说话，几乎一定会对同行者失去耐心。

我刚从伊拉克战场脱身，在那里待了三年。先前我参与过三场战争，如今突然间又要投入第四场战争，而且残酷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为了继续报道，我得依赖大量烟草，足以让南、北卡罗来纳州的安非他命生意停滞。我的头发开始灰白，但那并不是年华老去的迹象，至少当时还不是。灰发是从约旦河西岸的拉玛拉与巴格达带回来的纪念品，再加上最后半年的婚姻生活，婚姻的影响尤其显著。过去这段期间，我和妻子的冲突加剧，日子感觉特别漫长。她和我生了一个女儿，一直对我工作的死亡风险耿耿于怀，一切都是从2002年3月开始的，当时我人在拉玛拉，被一名以色列狙击手射伤。

回想那一天，还没听到子弹声之前，我就已经先跌倒在地，声音震耳欲聋，我分不清方向。我本来以为是一枚震撼手榴弹爆炸，手脚动弹不得，但是没过多久，脊椎传来一阵刺痛，射伤我的这枚子弹原本可能是瞄准我的脑袋。我还记得自己告诉身旁的巴勒斯坦籍同事：“我想我中弹了。”感觉像是意会到自己中弹之后许久，但实际上只有一下子。他躺在我旁边，焦急地拍打我的身体并寻找出血的地方。

我瘫痪在死灰色的天空之下，温暖的鲜血浸透了我肮脏的衣服，几乎可说有一种安抚慰藉的感觉。后来我的伤势大致复原，但是我的妻子并没有，我们的家庭出现裂痕，岌岌可危，最后分崩离析。抵达黎巴嫩时，我就只剩一只行李箱和一部笔记本电脑，在机场输送带上飘流。

为了前往已经被以色列占领的马佳永，我们先向北赶路，来到利塔尼河，但是找不到渡河的路。桥梁残破不堪，临时开辟的便道也在空袭中柔肠寸断。利塔尼河虽然不算什么大河，但是水很深，就连在夏季也无法涉水而过。还好有人看到一座便桥，显然前一个晚上才搭起来（可能是供游击队运送军火之用），让我们得以设法通过。我们抵达首都贝鲁特，但是马佳永那边没有任何消息。

当时的贝鲁特流行一首歌，《哦，贝鲁特，世界女士》，玛吉妲·鲁米唱道：“在废墟中绽放，像一树四月的杏花。”她的声音不断拔高，“绽放吧，贝鲁特！”然而我在开车进城的路上意识到，不久之前的贝鲁特是如此生气勃勃，明日的贝鲁特却已不可能恢复旧观。进城之后，放眼望去，机场的燃料库还在燃烧，冒出一柱一柱的白烟，笼罩海边的天空。游击队每发动一次攻击，以色列就升高轰炸的力道，按部就班地摧毁贝鲁特的基础建设，成千上万人民流离失所，在那些好战政治力量与深厚信仰结合的城区，营造出一种凶险、恐惧、反抗的气氛。

我们驶过住宅区，居民观看电视上的战事报道，但战事就发生在几公里之外，人们听得到，也感觉得到。街道上，救护车的轮胎痕碾过满地的碎玻璃。呼唤信徒祈祷的声音，在突然间荒废的街道上回荡。偶尔有汽车擦身而过，多半是往叙利亚边界开去，那是逃离黎巴嫩的最后一条生路。

我们从贝鲁特出发，翻山越岭，进入扎赫勒，穿越贝卡山谷与当地的葡萄园，经常要为车队寻找汽油。我们驶过废弃的检查哨，蜿蜒的山路以月亮为路灯。周遭没有其他车辆，街道没有人烟。在以色列的直升机与侦察机大军压境之前，黎巴嫩政府军的官兵早已逃之夭夭。

午夜之前，我们来到马佳永附近，但是被迫回头。马路上出现一个弹坑，那里正是转弯绕过一座山丘的地方，山丘上的台地多处崩塌，山石饱经风霜。另一条路被岩石挡住去路，只能步行通过。还有一条沙土小径通往镇上，绕过一座废弃的采石场，越过一道山脊，可进入邻近马佳永的山谷。然而以色列人还在镇上，占领我家族的城镇，任何人都无法通行。

一位小镇的镇长心不甘情不愿地让我们借宿，我站在他房子的屋顶上，眼前丘陵起伏，几百年前，我的先人就是被这些山丘吸引，从叙利亚出走的。赫尔蒙山有如一名站岗的士兵，但是不再白雪皑皑。此地距离马佳永还有半个小时路程，然而我知道故乡的橄榄树果实累累，只是还没有成熟。我想到卡纳被炸裂的树干，开始怀疑马佳永的橄榄树能否活到今年秋天，让农民收成。马佳永虽然是在历史进程中发展成形的，然而它从来没有遭遇过以色列摧枯拉朽的军力，而且本来应该不至于遭遇，只是战争的王牌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一两天前在宾特·杰贝尔的时候，我看到瓦砾像雪片般纷飞，苍蝇群集在死者的眼睛上，数百位民众听说了谣言，生怕找不到避难所，纷纷躲进一座十字军城堡附近的医院，在黑暗之中相拥。几位老妇人双脚肿胀，血迹斑斑，伤痕累累，裹着一层一层纱布，在地下室中等候。地下室以烛光照明，照着一个个汗湿的脸庞。

“老天爷！”六十岁的萨黛·阿瓦达从破烂的垫子上跳起来嘶吼，“不要再轰炸了！”地下室的儿童哭得更厉害了，一股热浪似乎越来越逼近。

“闭嘴！”拥挤的走廊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叫，阳光稀微。

在这里，战争的每一个要素都与个人相关。今天的攻击或轰炸行动之下，埋藏着某一个家庭发生的事件，时间可能是昨日，也可能是数十年前。以色列小说家戴维·格罗斯曼的儿子尤里死于2006年的战事，他说：“这种事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从人生的每一个部分出走，家的意义从此荡然无存，连身体都不再是你的家。”一个受过训练的军人在两国交战时的遭遇，这是一回事；然而当战火延烧到家园，发生在我们的街道中、院子里与土地上，发生在家庭，却是另一回事。卡纳的死难者不愿意逃亡，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这就是“bayt”的意义。

“慢一点，慢一点，”在那座古老而悲伤的城镇，当推土机碾过生活的遗迹，他们高声呼喊。我还记得破裂的盘碟与粉碎的物品交错发出的声音。马佳永会不会沦为战争的另一个注脚？我还有几天才能进入马佳永，但是这座小镇和伊斯伯在很久很久以前兴建的大宅，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我希望它存活下来。

头一回走进伊斯伯大宅的正门，已是几个月前的事，当时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事实上，我并不觉得自己跟它有任何关系，而且大宅的环境凌乱不堪。以色列占领时期，我的家族放弃了大宅。我试着打开正门，钥匙不听使唤。努力尝试了好久，正门终于咿呀作声，向右边移动，一阵烟尘在我身后冒起，细致的蜘蛛网有如古代建筑遗迹。

伊斯伯死后，大宅一分为二，楼上是家人居住，我的祖母瑞伊法就在这里出生，她的母亲芭希雅·阿布拉·萨玛拉在这里住到1965年过世为止。伊斯伯死前，大宅才盖好没几年，芭希雅几乎全心全意保养维护，她的绣花枕头是屋子里的摆饰，米色的窗帘装点窗子与拱廊。日复一日，芭希雅跪在地上，亲手擦亮大理石地板。大宅并不会发光，但是会反射光线：访客到来时，他们的脸会浮现在各种物体的表面上，煤油灯的火焰在玻璃上闪烁。

第一次造访的时候，我并不怎么欣赏这幢伊斯伯大宅；对于它以及它的建造者，都还没有做好邂逅的心理准备。然而我迈出试探的步伐，踏进外曾祖父最喜欢流连的阳台，眺望不远处群山环绕的山脚下，在倾颓的别墅与休耕的田地之间，流溢着三眼小小的泉水：提尼、萨夫萨夫与席布里。泉水是马佳永地名的由来：卡比拉泉位于一条通往邻近村落的山坡路上，萨吉拉泉的距离也不远。

外曾祖父伊斯伯在1928年过世时，他的子女纳比、纳比哈、瑞伊法、拉提巴、纳吉布与赫达都还没有成年。我从未见过外曾祖父，但是还记得自己如何拼凑他的形象。我努力尝试了好几个年头，通过旅行、书信、家族纪录与各种故事。无论有何千丝万缕的关联，还是得来到伊斯伯的土地上才能催化这一切。黎巴嫩的美既不夸张，也不招摇，而是一种柔和之美：山丘被岁月磨成浑圆的形状，台地在千百年间日渐倾颓。

我眺望远方的赫尔蒙山，山区仍是漫漫寒冬，峰岭与山谷交错，大地向地平线延伸。风景如画，连绵不绝，无穷无尽，有如中国的山水画，地平线向云雾退去，如此缓慢渐进、模糊朦胧，让人无法确定大地究竟是在何处消失。我的视线随着景物移动，不断向后，搜寻尽头，徒劳无功。

马佳永的返乡之旅终于抵达目的地，然而当初驱使我踏上征途的问题，并没有从此消失，反而在我梦中不断出现：这地方剩下什么？还有什么留存下来？

语言文字无法完整重现战争的气味。我发现自己努力洗刷，尝试从头发上、手指间洗去战争的气味。我甚至不止一次用水冲洗鞋底。我们抵达马佳永的前一天下午，以色列从当地撤军，然而街头仍然冒出稀薄的袅袅烟尘。广场上弥漫着战争的气味，我的每一口呼吸也是如此。然而我不希望自己来到外曾祖父的旧居时，战争的气味还是挥之不去。

和其他什叶派城镇相比，马佳永遭受的损害是小巫见大巫，但马佳永的确受创不轻。先是几名据称与真主党结盟的战士，对一支以色列军方车队开了几枪，于是以军强力还击，随意开火，重创广场上的建筑，原本繁华的市区化为火海。萨米尔·拉祖克开设在广场上的店毁于一旦，一部彩票机、塞满长年收藏稀奇古怪商品的货架、恶名昭彰的一窝老鼠，全都消失了。以军所到之处，毁灭随之而来，房舍一幢接着一幢遭殃，密布弹孔与弹坑。以军占据了几个地方，有时候就在屋内地板上大小便。

马佳永镇长福阿德·哈姆拉说：“不用说，他们带来大队战车。”他呆滞无神的眼睛似乎跟不上他说话的速度。马佳永有大约四百名居民，老年人居多。对他们而言，以色列人有如幽灵，藏身在烟雾与黑暗之中，或者戴着让人望而生畏的头盔。以军撤退之前，马佳永人躲在家中，只敢小声交谈。他们知道战地就是如此：声音会引来子弹。

访问过镇长之后，我出发前往伊斯伯大宅，行经一条高低起伏的道路，暂时放下工作，不接电话，不做报道，不赶大限将至的稿子。我来到大宅所在的塞瑞尔区，这地方原本繁花盛开如云、一片静谧祥和；如今我却不知该怎么告诉远方的亲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的亲人有时会为选择牙签这种小事争执不休；有时又突然满脸笑意，掐着你的脸颊；有时意味深长地看你一眼，仿佛在说你会被打入大牢，折磨到不成人形（有其道理）。他们天性善变、热情。马佳永的镇民如果还记得他们，一定会毫不掩饰地说：“沙迪德家的人都是疯子。”我并不认为我的家人有丧失神智的问题，但我相信他们身负特殊使命，要将每一个人都逼到疯狂的边缘，然后尽管受害者因为症状复杂，需要接受几十年的治疗，他们却会说：“我可不花这个钱！”

我的亲戚有时候会讲故事，但你最好别主动要他们开口。他们向来不会轻易透露讯息，也未必愿意回忆往事。他们聚居在俄克拉何马市的几个街区，住址顶多只相隔几幢房子，从来不曾远离彼此。我的亲人绝对不会遭受离群索居的厄运，从移民美国之后就一起生活，有朝一日也会一起死亡。小区就是一切，家园就是一切，如果你曾失去自己的小区与家园。

离开马佳永镇的广场，短短几分钟之后，我来到外曾祖父的大宅，然而脑海里浮现的身影却是祖母瑞伊法，她十二岁之前都住在这幢大宅，唱过的歌谣从黎巴嫩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大平原，继续唱给下一代的孩子听，我也听过。“哦，莱拉，她的眼睛谁都比不上，无比神奇。”在那奇特、纠结的一天，我坐在阶梯上，听到的就是这些简单的歌谣。阶梯旁边，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伊斯伯把瑞伊法抱起来，送上一辆马车，行经赫尔蒙山与利塔尼河谷。那是在瑞伊法还没有冠上另一个身份之前，在贝鲁特之前，在乘船之前，在汪洋大海之前，在纽约港的埃利斯岛之前，在墨西哥之前，在过河进入美国之前，在有着牛仔皮带扣环与涂口红、烫头发女子的俄克拉何马之前。我看着左右两侧古老的橄榄树心想，当年瑞伊法背井离乡时，是否也看着这几棵树？

这时我的直觉意识到，有一样东西正等待我仔细检视，于是目光也转移过去。一枚炸开一半的以色列火箭，硬生生撞进大宅的二楼，崩裂一大块墙壁，冒出熊熊大火。如果瑞伊法看到父亲的房子如此下场，不知会有何感想。当初伊斯伯从多尔什威、罕夏拉、卜提格林等地请来石匠，帮他把想象中的家园化为真实的建筑。这些黎巴嫩石匠认为石灰岩建材固若金汤，但是战争结合了新科技与历史恩怨，电光石火之际，无坚不摧。

发现那枚火箭之后几个小时，我跟人借了一把铲子，回到大宅，开始挖掘。表层土壤受尽风吹雨打，变得贫瘠易碎。我越挖越深，大石头被小石块取代，深层的土壤也比表层肥沃许多。先前我花四美元买了一棵橄榄树，大概是被敲竹杠了。它的树干跟一支笔差不多粗细，树枝延展的高度还不到我的胸口。我把它放进挖好的坑洞里，距离祖母年代的橄榄树大约三米，只希望这棵后起之秀未来能够彰显我的理念，让我的女儿以及她们那一代了解，无论保存状况好坏，伊斯伯大宅始终是一座值得付出心力的家园。

当时我感受到的就是“bayt”，它让我在心里许下承诺，如今已经坚持三年，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对承诺未必能坚持，而且我向来也不是乖乖待在家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