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那一辈子

面对历史的苍茫 作者:王充闾 著


他那一辈子

这里说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关于这位“李二先生”,我已经琢磨多少年了。起始,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后来,逐渐逐渐地变得鲜亮,清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后,竟然依次显现出四种形象:

首先,他是个“不倒翁”。一生中,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上面坐着阴险的老太后、懦怯的小皇帝,身旁围绕着数不清的王爷、太监、宰辅、权臣,一个个钩心斗角,狗扯羊皮,像掐架的乌眼鸡似的;而他居然能够斡旋其间,纵横肆应,游刃有余,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挂连着。咱们不妨搬着指头算一算,晚清时期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哪一个不是经他手签订的!他真的成了“签约专业户”。这样,就难免遭来连番的痛骂。可是,骂归骂,他却照样官运亨通,而且官越做越大。单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满朝文武,从他的老师曾国藩算起,包括光绪皇帝的教师爷翁同龢,号称“变色龙”的张之洞,还有后来的阴谋家袁世凯,大概没有谁能比得过他。

这当然得力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他有一套善于腾挪、招架的过硬本领,他是一个出色的“太极拳师”。

他还有一种形象,就是“撞钟的和尚”。“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当时掣肘、下绊者多多,处境十分艰难,话里夹带着哀怨,透露出几分牢骚。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着两首《一剪梅》词: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百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场中的流弊。不过,李鸿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他既做官又做事,不是那种“多磕头少说话”,敷衍塞责,坐啸画诺的混混儿。七十四岁那年,他还奉旨出访俄国,尔后水陆兼程,遍游欧美,历时二百天,奔波九万里。对于大清王朝,他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

当然,最具哲学意味的还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鸿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间破纸屋,自己是个裱糊匠。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正所谓:屋不成屋还是屋,糊无可糊偏要糊。他所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

他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大起大落,却是大红大绿伴随着大青大紫: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儿,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北宋那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是“忍把浮名,换得浅斟低唱”;“李二先生”倒是:忍把功名,换得骂名远扬。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蠭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当然,这并非他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宏誓大愿。二十岁时,他写过十首《入都》诗,里面满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之类的句子。果然,第二年就中了举人,三年后又中进士,入翰林。他在参加殿试时,借着《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题大肆发挥:“今当举世披靡之会,使皆以缄默鸣高,则挽回风运之大权,其将谁属耶?”坦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

李鸿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正式出任地方都抚为中线,前后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直到1901年因病死在任上。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人物。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旧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着,那样迷恋,却是古今少见的。一般人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鸿章则是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国藩说过: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进,这是李鸿章的典型性格。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的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面临着危机,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会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辛丑和约》等四个屈辱条约。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见,李鸿章在西太后身边,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相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李鸿章交谈时,曾暗喻他只会打内战,他听了喟然长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当然无法与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书载,威廉皇帝回到后宫,经常愤怒地摔砸器皿。皇后知道这是因为受了老俾的气,便问:“你为什么这么宠着他?”皇帝说:“他是首相,下面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受了气往哪儿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儿出呢?就只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气绝不会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爷”出气吗?

他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禠去黄马褂”的处分。一天,江苏昆曲名丑杨三演出《白蛇传》,在演到“水斗”一场时,故意把台词作些改动,说:“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剥去。”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李鸿章的鹰犬也都在场,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当众发作,但事后到底把杨三弄得求生无路,惨痛而死。悲愤中,有人撰联嘲骂: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他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晏如也”,毫无退避之念,“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

受尽天下百官气;

养就胸中一段春。

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

挺起两根穷骨头;

养就一段春意思。

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你若说他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时候,处境过于艰难,他也会头脑暂时清醒一些,显现出一种平常心来。比如,当他接到已经退出官场的湘军名将彭玉麟的函件后,看到这位故人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逍遥在世虑尘氛之外,不禁涌起艳羡的情怀。复函里说:

弟日在尘网中,劳劳碌碌,于时事毫无补救,又不敢言退。仰视孤云野鹤,翱翔天表,听其所止而休,岂啻仙凡之别!……江山清福,唯神仙中英雄退步,始能独占。下视我辈陷入泥涂如醉如梦者,不知几时可醒耳。

这自是真情流露,但也无非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对于李鸿章来说,官场的荣华富贵毕竟要比湖山的清虚冷落更具诱惑力。

彭玉麟的辞官不就,视富贵如浮云,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辞安徽巡抚,三辞漕运总督,一辞兵部右侍郎,一辞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臣,两辞兵部尚书。每次辞官,他都情真意切,绝非借此鸣高,沽名钓誉。他能在功名场中陡然收住脚步,“英雄回首即神仙”,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像他在诗中所咏叹的:“黄粱已熟前番梦,白发新添昨夜霜。布袜青鞋容我懒,金貂紫绶任人忙。”“纵使平生遭际盛,须防末路保全难。登场端赖收场早,进步何如退步安。”这种境界,同李鸿章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他的那几句诗:“我笑世人心太热,男儿抵死觅封侯”;“底事老僧最辛苦,利心热透道心微”,简直就像专门说给李鸿章听的,无奈,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最后只能是“马耳东风”。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当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时,他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他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却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面对天京城破这一期望多年的胜局,他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终夜难眠,认为物极必反,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因而诚惶诚恐。在《家书》中,他特意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他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同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他所时刻警戒的,集中在功高震主、拥兵自重方面。“打下一个洪秀全,上来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的一句话。而阴险毒辣的西太后,承袭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惯用伎俩,善于利用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其权力与威势,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发展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就是说,你曾国藩已经翦除了太平军,我的心腹之患消除了,在你身后,左、李、沈都壮大起来,不怕你曾氏兄弟兴妖、起屁、尥蹶子,没有你这两个“鸡蛋”,我照样能做“槽子糕”。

而在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尤其是面临着列强鲸吞之势,要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更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时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担失误责任、代杖受罚的大臣。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就充当了西太后的这种角色。他像避雷针那样,把因兵败求和,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朝廷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试想,这样的角色还能倒下吗?

而且,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阖,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法,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结果是,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都完全属实,只是由于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作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那里,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说:邻船上的是入京参选秀女的满洲闺秀,说不定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利呢!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地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那两个女儿,你知道是谁吗?一个就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拼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压在她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就是怕议和中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她事先就交代给李鸿章: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是心领神会的。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她本人,便也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吗,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不过,这回“李二先生”却破例地撂了挑子,天可怜他,没等“老佛爷”銮驾归来,他就提前“翘辫子”了。

追念这个“裱糊匠”、“避雷针”旧日的勋劳,清廷特旨封谥文忠公,追赠太傅,晋升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赐予有清三百年来汉员大臣生荣死哀的最高恩典。

李鸿章死后,有人给他编了个“五子登科”的俏皮嗑儿,叫作:

巴结主子;

搞小圈子;

耍手腕子;

吓破胆子;

死要面子。

说他死心塌地地做奴才,使尽浑身解数,以讨取主子欢心;为结党自固,织成一个密密实实的关系网;在官场中耍尽权术,机关算尽;却被洋人吓破了胆子,一意屈从,奴颜婢膝;日常生活中,他死要面子,端足架子,俨然不可一世。这不仅概括了李鸿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为晚清广大官僚阶层绘制了一幅群体的画像,这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中都曾有过淋漓尽致的揭露。

李鸿章巴结主子,趋奉慈禧的高超手法,具如前述;而他的织关系网、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原本是旧时代官场的通弊;而晚清的办团练和私人幕府制度,又为这种结党营私行为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如同曾国藩的湘军、幕府是曾氏的大本营一样,李鸿章的淮军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的直接依托。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于他任用私人,徇情舞弊,做了淋漓尽致地揭露:那些同乡、同事、袍泽、部下,“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还要多方回护,包庇过关,从而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

他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经历的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使他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难怪他敢夸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亲王奕是不好对付的,他仗着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一特殊身份,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现在又取代了恭亲王,接手总理北洋事务,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他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着京腔儿说: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怀,宏伟抱负,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他就把难题推还给了对方: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禀报哩: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立刻就大了。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什么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唯唯否否,掉头而去。你看,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该是多么精彩呀!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招法。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使他觉得处处无法赶上人家,从而滋生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当时,在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把敌我力量对比绝对化,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李鸿章属于后者的代表。加之,他还有挟洋以自重的个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同样被列强诸国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而李鸿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一方面吓破了胆子,一方面他又死要面子,端足架子。这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是一方镜子的两面。凡是孱头、自卑者,都最怕别人瞧不起,因此就得端足架子,维持面子。鲁迅先生讲到“面子”时有一段话,恰是这种心态最好的注脚:

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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