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性、毒品、假球和录像带·前斯特恩时代的NBA

“如果我们和一个潜在赞助商安排30分钟面谈，

我们前20分钟都得拿来干一件事，

就是让他们相信并不是我们所有球员都在吸毒。”

时任NBA副总裁的斯蒂夫·米尔斯说。

当斯特恩以正式员工身份，首次踏进NBA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办公室时，其景象用萧条和破败来形容也好不为过。整个公司员工不足40人，市场和转播部门只有区区3人，而负责与媒体打交道的公共关系部就1人。NBA当时没有设立娱乐部门，更没有相关的图文视频制作部门来包装比赛。在外人的印象里，NBA就是一个由黑人球员主导，性、毒品、假球交易泛滥的篮球联盟，它的不景气，与窗外繁华的第五大道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这种黄、赌、毒的大环境下，白人家庭根本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进联盟打球，原本在联盟效力的一些白人球员也开始选择离开，NBA逐渐成为一个完全由黑人主宰的篮球联盟，而黑人球员拿到薪水后，又跟性、毒品和假球等麻烦常年黏在一块。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NBA的电视收视率和场馆上座率逐年下滑，惨不忍睹。

现在不少球迷都听说过“篮球皇帝”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的“壮举”，他曾在其1991年出版的自传《张伯伦：上空的风景》（A View from Above）中，自曝说一生睡过20000个女人。“张大帅”性格狂野，放荡不羁，他这说法不排除有吹牛皮的可能，不过性交易泛滥、骨肉皮扎堆，确是NBA在20世纪70、80年代无可争议的真实场景。在美国性开放和性自由的大背景下，伴随着职业体育涌现的运动员新贵一族，骨肉皮们在全美各大职业体育城市成批量地出现，她们穿着性感暴露，在球员们经常出现的球馆、训练场、酒店等地方集结，给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制造着各种难以抵挡的诱惑。

朱利厄斯·欧文（Julius Erving）是NBA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传奇人物之一，50大巨星之一，优雅的代名词，“J博士”的为人素养和职业风范，也一直都是后辈球员学习的楷模，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就一直视他为偶像。不过，欧文在其2013年出版的自传《Dr．J》中，也详细描绘了当年篮球圈的“性景象”。

NBA客场特别难熬，除了比赛和训练那几小时的时间，球员们都有大把的时间去消磨。在“自由摇摆”的七十年代，无所顾忌去爱是时代主题，加上酒精、毒品的作用，美色诱惑一般人都难以把持，更别说精力充沛的职业运动员。那时圈内流传着一句话—如果你是一个篮球运动员，你身边随时有骨肉皮准备来吃你。

“我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一直要求自己忠于妻子，但这些漫长无聊的客场之旅，让我也忍不住开始进行性尝试。最初我想试试自己是否能做到一个晚上睡一个女人，连续八个晚上，我真就那么做了，从达拉斯到里奇蒙德再到圣彼得堡，再上纽约然后夏洛特，从路易维尔最后再回到弗吉尼亚州的汉普敦，每天晚上跟一个不同的‘狐狸’睡觉，亚裔女、修女、高加索女子等等，各种类型，她们都在那儿等着我。”

一段时间的性尝试之后，欧文开始陷入深深的自责情绪之中，刺激之后带来的却是心灵的空虚，于是他决定向队中的老大哥求教。沃尔特·瑟比亚克（Walt Szcerbiak，前森林狼球员瑟比亚克的父亲）当时已经三十好几，在队友的眼里，他婚姻幸福，家庭美满，堪称模范。欧文特别想知道，大哥是如何像和尚一般抵制这些诱惑的。

“年轻人，我们都是勇士，我们必须能够抵制这些肉欲诱惑，把活力和能量用到赛场上去，听着，如果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性欲，你到赛场上就能所向披靡。”瑟比亚克告诉欧文。

“那具体怎么控制呢？”欧文问道。

“就得让自己强大一点，年轻人，如果你女朋友如此特别，你认为她是你一生的挚爱，那你就得为她保持坚强，克制欲望，你得告诉自己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她，她才是你控制力量的来源！”瑟比亚克侃侃而谈，指导欧文近一个小时，可当欧文准备离开老大哥的房间，琢磨自己的控制计划时，瑟比亚克突然丢出一句：“嘿，兄弟，你姐姐最近怎么样？”

“芙蕾妲（Freda）么？她还行啊！”欧文有点惊讶。

“代我跟她问声好，或许……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找机会约她出去玩玩。”瑟比亚克说。

“你不是结婚了么？”欧文心里很纳闷。

“是你主动跑过来问我这些的，我可从来没说过我自己忠贞不二，不玩女人啊！”瑟比亚克理直气壮地说道。

联盟所谓最忠贞球员的代表，原来也只是隐藏得深而已。

“那个时代，篮球圈里只有圣人和同性恋才能躲开女人。”《迈阿密先驱报》NBA记者约瑟夫·古德曼（Joseph Goodman）说。

性是一个隐私话题，不仅仅是NBA和职业体育，整个美国社会，都在为之性泛滥抓狂。但是，这并不妨碍斯特恩采取治理行动。他给刚入联盟的菜鸟安排入职培训，通过老将们的亲身体会和教训来宣扬骨肉皮之害，同时通过增设安保，尽量不让她们有机会接触到球员，将一切可能存在的诱惑降至最低程度。这种菜鸟培训后来一直沿用至今，每年的NBA选秀大会后，联盟都会安排传奇球星给新人们上课，传递人生经验，而处理女色诱惑便是其中重要一条。

比性更难解决的，是毒。毒品毁掉了无数个美好的家庭，它在20世纪也没放过NBA。

《华盛顿邮报》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做了一项随机调查，在他们调查的50位NBA球员、教练和管理者中，75％的人曾经或者正在吸食毒品，其中20％的人吸食可卡因。

“我不知道有多少球员在吸食毒品，但我肯定不是其中唯一一个。”华盛顿子弹队（奇才前身）球星约翰·卢卡斯（John Lucas）在那次采访中说。

毒之泛滥，成了NBA市场拓展的最大障碍。

“如果我们和一个潜在赞助商安排30分钟的面谈，我们的前20分钟都得拿来干一件事，就是让他相信，并不是我们所有球员都在吸毒。”斯蒂夫·米尔斯（Steve Mills）说。当时他是NBA副总裁，现在担任尼克斯队的总经理。

毒品在NBA如此泛滥既跟当时美国的大环境有关，从某种程度上也映射出当时联盟自身的弱点。

先说外部。自20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运动，如黑人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性解放性自由运动、同性恋争取权利的运动……人们纷纷站出来要打破各种旧的社会模式。在这些“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s）”的推动下，毒品开始大规模地在青年嬉皮士当中传播，加上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销，美国人对于毒品的认知，从以往的远离到逐步的接近甚至接受。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可卡因开始进入大众视线，这种相对廉价却又极易上瘾的新型休闲毒品，在一众好莱坞名流的渲染和推销下，迅速风靡全美，在年轻人中尤其泛滥，“无毒不酷”成为主流认识，20世纪80年代因此也有“可卡因80（Cocaine 80s）”的代称。

受毒品影响最深的便是职业体育联盟，年轻的运动员们很快成为了可卡因最忠实的顾客。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莱恩·拜亚斯（Len Bias），这位凯尔特人在1986年选中的榜眼秀，被选进NBA仅仅两天后，就因为过量吸食可卡因导致心律紊乱而离世，成为美国体育史上最著名的悲剧事件之一。

再谈谈内部原因。当时的NBA选秀没有年龄限制，加上跟ABA抢夺篮球人才，稍微展露天赋的年轻球员，就会被选中提前进入职业联盟，未成年的孩子一夜暴富，加上周围环境的耳濡目染，自控力差的他们，自然很快就和毒品成为了“亲密朋友”。

“如果你不吸食毒品，你周围的人都会把你当成异类。”绰号“魔术师”的传奇球星厄文·约翰逊（Earvin Johnson）说，他就是因为女人和毒品，在职业生涯的正当年感染HIV病毒，浪费了大好的青春年华。

斯特恩曾是罗格斯大学兄弟会的一员，作为过来人，他深知毒品对青年人的毒害。进入NBA之后，斯特恩就倡导并推动“排毒计划”，很快就拿出了针对全体球员的毒品检测机制。

在斯特恩的发动下，NBA联盟自1983年开始对所有新秀进行尿检，每年四次，其中训练营开始前检查一次，赛季中间随机抽检三次，只要其中有一次被查出吸毒，球员就立即停赛接受治疗，在戒掉毒瘾之前不允许回到NBA赛场。这种尿检频率和方式，不要说在北美职业体育界，即使放到全美整个公司的范畴，在当时也是史无前例的。

斯特恩成为NBA总裁后，将禁毒措施扩大到全联盟，球星老将均不姑息，他还给这个检测体系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三振出局体系（The Three-strike System），即三次检测都有问题就驱逐出联盟，足以见他“排毒”的决心。

面对一个九成以上球员都吸过毒或者仍在吸毒的联盟，斯特恩最初的禁毒压力可想而知，球员们不仅口头抗议，还顶风作案，无视新规的存在。高压之下，斯特恩想了一个妙招，对之前吸毒而且愿意戒毒的球员，只要敢于承认，联盟既往不咎，而且还提供戒毒所需的一切资金和帮助，而对顽固不化的吸毒者，联盟坚决处理，决不姑息，查出一个处罚一个。

斯特恩说到做到。1986年2月，篮网球星迈克尔·雷·理查德森（Micheal Ray Richardson）先后三次尿检呈阳性，联盟宣布对他终身禁赛。要知道，在斯特恩执掌NBA的第一赛季，理查德森是联盟的抢断王，是全明星，但他并没有得到总裁的宽容。

理查德森之后，斯特恩连续三年对吸毒球员进行重罚，火箭队的米切尔·威金斯（Mitchell Wiggins）和刘易斯·劳埃德（Lewis Lloyd）、篮网队的德胡安·华盛顿（Duane Washington）先后被禁赛两年，直到彻底戒完毒通过体检，他们才获准回到联盟。

这些案例给其他的NBA球员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斯特恩的排毒计划成效明显，NBA得以逐渐摆脱毒品的侵蚀和影响，形象变得健康正面起来。

“他不仅拯救了我，还救了整个联盟。”理查德森多年后如是评价斯特恩。

毒品不仅损害球员的身体和联盟的形象，而且需要持续不断的金钱投入，能迅速将球员的口袋掏空，博彩公司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可利用的漏洞。在美国，博彩的历史比NBA还长，而且几乎所有运动项目一诞生，博彩业就如嗜血的鲨鱼一样靠近，在联盟里生根发芽迅速发展成产业，篮球当然也不例外。加上女人和毒品都需要钱，而且是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这无疑为假球赌球提供了催化剂。

NBA球员如何打假球？又是怎么参与赌球呢？

2013年9月，一位叫布莱恩·多西（Brian Tuohy）的体育记者出版了一本揭露职业体育假球现象的专著《盗窃比赛：体育赌博、假球和联邦调查局（Larceny Games：Sports Gambling，Game Fixing and the FBI）》，其里面就有一章援引FBI文件，曝光了尼克斯球员在1981-82赛季打假球的案例。

根据FBI档案记录，三位涉案尼克斯球员都是重度可卡因吸食者，他们与美国东海岸最著名的毒品中间商关系密切。联邦调查局一直在监视着这位毒贩，他平时喜欢赌球，赌注一般是300美金上下，从1982年1月开始，该毒贩突然将赌注从平时的300美金一下升高到10000美金，而且他押的场次都是尼克斯的对手赢球。到3月25日，毒犯下注额达到五位数的7场比赛，他押中了其中的6场。

“在过去的两个月，三位球员都向他报了信，告诉他什么时候押尼克斯输球，这种情况出现了7次，其中6次的内线消息都证明是对的。”线人告诉FBI探员，也就是从那时开始，FBI开始怀疑尼克斯三人组故意放水打假球。同年11月，有线人曝料，三位尼克斯球员中的一人，已经欠某犯罪团伙一笔巨款。

“很多人都说，NBA不可能有打假球的情况发生，因为他们球员的薪水已经足够高了，”布莱恩·多西说，“但你可以发现，他们是多么容易就和毒品、赌博扯上关系，然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而这三人中的一员，就是前文提到的曾被NBA终身禁赛的迈克尔·雷·理查德森，毒品和假球这两个恶魔差点儿毁掉他一生。值得理查德森庆幸的是，因为种种原因，FBI后来撤销了对这个案件的调查。

“我得感谢NBA，他们帮助我戒掉了毒瘾，让我能回到我喜欢的运动中来，”理查德森在重返NBA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现在能继续打篮球的感觉很好，我已经33岁了，但我感觉自己年轻了33岁，就像重获新生了一样。”

逐渐摆脱毒品困扰的NBA，也像理查德森一样完成了新生。球员们也将更多的活力释放到赛场上，比赛的观赏性因此得到提升。

这是斯特恩上任之后的第一把火。

斯特恩上任之初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就是联赛的推广，NBA作为一个商业联盟，最关键的一环还是得有足够多的球迷来关注你的比赛，不管是来现场助阵还是在家通过电视收看比赛。

电视无疑是当时体育比赛最好的一个传播载体，而NBA在这上面可以说几无作为，推广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20世纪70年代本可成为NBA收视的白银岁月，随着来自纽约大市场的尼克斯队先后于1970年和1973年拿到总冠军，美国电视转播商一度都把NBA比赛当作了兵家必争之地，1974年，CBS（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ABC（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美国广播公司）手中抢走NBA比赛的转播权，他们付出的转播费比ABC之前的转播费（约300万美金/年）翻了两番，达到千万美金级别。

借着尼克斯夺冠的拉动，CBS最初几年的转播也收获了一定的成功，不过好运并没有持续多久，这一方面有他们自身转播制作的问题，比如过分突出个人对决，而不是球队对抗，在那个威尔特·张伯伦vs比尔·拉塞尔（Bill Russell）巅峰对决逐渐过去、新球星还未完全出头的时代，转播效果可想而知；还比如十分强调扣篮，只要有扣篮就多角度反复回放，比赛直播被拼接得七零八落，球迷没有完整的观赛体验，更多像是在看集锦；再比如中场节目没有创新，设计的HORSE投篮游戏和扣篮表演程式化，根本留不住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一点，那就是没有固定的解说员，解说如跑马灯一般，经常换人，解说风格也不统一，无节制的吼叫，再加上嘈杂的背景音乐，让在家观看NBA球赛直播的电视观众很难得到舒适的观赛体验。

《体育画报》当时的文章批评CBS说：“看NBA比赛如同看刮起的三级大风，只有嘈杂和混乱，毫无享受可言。”

在美国《综艺》杂志列出的1977年9月1日到1978年8月31日“电视节目收视率730强”榜单中，体育比赛占据了前五的4个席位，前九中也有6个节目属于体育，但没有一个来自NBA。当年NBA总决赛最后一战的收视率，只能排到第442位，收视第二高的NBA比赛只能排到第619位，那还是一场季后赛。由此可见，NBA常规赛收视率之惨淡，那个赛季的NBA揭幕战，收视率甚至赶不上一场普通的拳击赛，同时还被一场NCAA的大学篮球比赛甩在身后。

有专家分析原因，认为这跟当年NBA五大球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波士顿集体战绩低迷有关，同时作为第六大球市的费城，也因为球员伤病等原因早早无缘季后赛。实际上，这跟市场培育不无关系，NBA过分注重大市场，而赛季打到最后却往往都是小市场球队进入季后赛甚至总决赛，而NBA并未让这些球队通过平时的比赛直播培养固定收视群，到最后收视惨淡就成为必然。

NBA自身还有更大的问题。一方面，NBA扩张过快，20世纪70年代初，NBA比赛本身就不够竞争力，还一下拉入三支新军，联盟为了赚钱完全不注重球队建设，把太多的精力都花在了跟ABA（美国篮球协会）的竞争上。到1976年，恶性竞争终于结束，ABA并入NBA，联盟再增加4支球队，NBA比赛密度与之前相比陡增，比赛质量却相应降低。联盟扩军后，一支球队的82场常规赛需要分给更多的对手，原来一年多场的宿敌对决，数量被大幅削减，同时球员们的客场比赛更多更密，连续长期客场征战，疲惫都写在脸上，他们很难连续打出高质量的比赛。

一位叫埃尔·斯坦普（El Steinp）的篮球作者，当时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你见过梦游么？可以关注一下如今的NBA，每个球馆里都有糟糕的篮球表演。”

另一方面，NBA逐渐变成一个由黑人统治的联盟，据美国媒体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统计，黑人球员大约占75％，很多球队即使有白人球员，大多也是坐在板凳席末端，扮演着饮水机守护神的角色。再加上层出不穷的毒品、假球问题，普通白人家庭也不再愿意把孩子送到联盟来打球，比赛自然也引不起他们的关注热情。NBA比赛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不仅逐步遗失电视观众，场馆上座率也大幅下滑。

在白人占据主导消费地位的美国，怎么吸引他们来看这个越来越无趣的比赛？

与此同时，CBS管理层对NBA比赛的收视率也表示不满，他们开始连续减少转播场次，从1979年到1981年，连续三年的NBA总决赛，很多场次都没有电视直播，比赛只是通过录像带做了延播和录播。

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1980年总决赛，湖人和76人打到第六场，卡里姆·阿布杜·贾巴尔（Kareem Abdul-Jabbar）因为脚踝扭伤无法出战，菜鸟“魔术师”约翰逊临时顶替他出任首发中锋，砍下42分、15个篮板和7次助攻，帮助湖人以4比2拿到总冠军，这场球至今仍被很多球迷认为是“魔术师”生涯最伟大的比赛，CBS却没有直播，很多球迷到第二天才知道这个NBA史上的经典时刻。

“作为铁杆球迷，我小时候特别想看那些比赛，我想看‘魔术师’的湖人和76人的‘J博士’在NBA总决赛对决，但CBS不直播，让人非常郁闷。为了看录播前不知道比赛结果，我只好比赛前都不收听广播，提前知道比分结果，对一场NBA比赛的观赏性来说是致命的。”《南佛罗里达太阳哨兵报》的资深热火跟队记者艾拉·温德曼（Ira Winderman）回忆说。

斯特恩比谁都清楚电视转播对NBA推广的重要性，进入联盟后，他就一直在调整比赛规则，以配合电视转播的需要。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推出工资帽体系（具体参见本书“第七章 四次劳资停摆”）。

在新的工资帽体系下，球员和老板都能按一定比例分享电视转播和球票的收入，等于直接增加了球员和球队的收入，尤其是小市场球队，他们不用再担心比赛没人看、没人转而球队拿不到钱，而球员收入与收视率挂钩，比赛观赏性自然得到提高。同时，斯特恩主导联盟坚决打击黄赌毒，出台最严格的禁赌禁毒措施，从根本上扭转联盟形象，让普通人，尤其是白人，更加接受NBA比赛。

除了这些宏观政策，斯特恩还力主联盟对比赛规则进行微调，比如将NBA总决赛适当延期，定在每年6月举行，避免与NHL冰球联盟的总决赛撞车，同时在新的转播合同里，确保电视台每年都要直播最重头的NBA焦点战；比如推出非法防守，其核心其实就是不能夹击无球球员，避免防守一方对超级球星的过度限制，这样一来“J博士”欧文、“天行者”大卫·汤普森（David Thompson）等在篮筐上空打球的球员，一下子便有了更多发挥的空间。

斯特恩总裁生涯初期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他适时推出了球星推广战略，NBA之前也用过这个策略，但没遇上好时机。随着“魔术师”厄文·约翰逊和“大鸟”拉里·伯德（Larry Bird）飙升的人气，“黑白双煞”对决逐渐成为球迷的关注热点，加上初出茅庐的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一飞冲天，斯特恩迎来了几十年一遇的机会。

在提高比赛质量方面，斯特恩主张缩减全美直播场次，他上台前的1983-84赛季，NBA全美直播场次达到170场，而到1984-85赛季，这个数字缩减到55场，场次减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证了比赛质量，拉升了电视收视率，NBA开始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变成每个电视台想要的抢手货。

转播费自然水涨船高。NBA和CBS一共合作了17年，前13年的转播费平均每年约为1000万美金，斯特恩上台后，也就是1985年，双方合作期内的最后一份转播合同，为期四年（1986-90赛季），每年费用增加到超过4300万美金。

“大卫是联盟最好的谈判专家，尤其是在电视转播谈判方面，他总是能得到他想要的。”ESPN制片人拉里·斯塔克斯（Larry Starks）说。

斯特恩作为谈判高手，并非浪得虚名。早年在全球推广NBA比赛时，有一位意大利电视台的代理商找到斯特恩，提出能不能以2000美金一场的价格，一周买两场NBA比赛的录象。结果，斯特恩以一场比赛1500美元的价格和对方达成了每周购买三场NBA比赛录象的协议。

只加500美金便可以多得一场NBA比赛？那位意大利代理商喜出望外，而对于斯特恩来说，他更是心满意足：这笔买卖不仅一周多赚500美金，而且可以让NBA比赛在欧洲的传播时间增加2个小时。

这是斯特恩的第一份NBA国际电视转播合同，他通过这件事更加明确一个信念：电视能够让全世界的球迷看到NBA比赛，而NBA可以通过电视找到全世界的球迷。

上任没几年，斯特恩便悄悄引入第二家转播商—有线付费频道USA，而另一家高速发展的专业体育电视台ESPN，也从1984年开始尝试转播NBA比赛，这两家的介入，让NBA比赛有了更多的播出平台，同时无形中也给它们的竞争对手CBS造成了压力。斯特恩这个策略性的布局，让NBA比赛在美国的电视转播形成了三大电视网络（ABC、CBS和NBC）和有线频道并轨转播的格局。

1986年，有线频道TBS与NBA签署两年2500万美金的转播合同，到期后，TBS母台TNT以两年5000万美金的价格续约两年，双方的合作延续至今，TNT目前是NBA全明星周末在美国的独家电视转播商。

NBA引入这个竞争机制后，电视网络和有线频道为了收视率自会苦心研究，竞相提高比赛转播次数和节目质量，而这一转播模式也被沿用至今。

1990年，NBC（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全美广播公司）从CBS手中抢走NBA比赛的电视转播权，四年转播合同的总价陡然升级到6亿美金，NBA开始进入电视转播的黄金时代。

到如今，ABC/ESPN（ABC为ESPN背后的母公司）和TNT两家每年付给NBA的转播费用高达9.3亿美金，此一项收入占到联盟总收入的25％。NBA目前的电视转播合同将在2016年夏天到期，据我从ESPN资深制片人处得到的内部消息，ABC/ESPN对续约高度重视。

“我们听说NBC和CBS都有意重新签回转播权，谈判肯定又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拉里·斯塔克斯透露，“电视转播一直都是NBA最重要的一块业务，而这都要感谢斯特恩总裁，没有他，NBA的电视转播不可能成为今天这般模样。”

新秀入职培训

从1986年起，NBA每年都会邀请联盟官员、现役或退役球员、专家等，向所有初涉职业篮坛的新秀们举行强制性的新秀课程。

课程主要分4块主要内容：职业和生活技巧、个人发展和教育、媒体和公关、特别内容。具体为讲解联盟规则、电脑培训、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巨额金钱与财富带来的风险，以及违禁药物和酗酒、性犯罪等方面的风险教育，以帮助新秀们迅速适应从普通球员到年轻富翁们的生活转变。

按照大卫·斯特恩最初的设计要求，在为期6天的培训期间，所有接受培训的新秀球员不能回复电话和寻呼机，也不能接受亲朋好友的邀请外出，他们这6天得老老实实地聆听前辈们的教诲。

联邦调查局即美国联邦调查局。隶属于美国司法部，英文全称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英文缩写FBI。“FBI”不仅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缩写，还代表着该局坚持贯彻的信条—忠诚（Fidelity），勇敢（Bravery）和正直（Integrity），象征联邦警察。

FBI是美国重要情报机构，是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下属的主要特工调查部门，是美国打击犯罪最有效的机构。FBI在反暴行、毒品、组织犯罪、外国反间谍活动，白领阶层犯罪等方面享有最高优先权。

印象斯特恩

《体育画报》资深记者

畅销书《梦之队》作者

杰克·麦考伦

2006年10月，NBA在欧洲安排了一个为期7天、五国8赛的季前赛之旅。为了推广这项赛事，斯特恩特别邀请了几个NBA记者，全程乘坐他的私人飞机进行跟踪报道，我是其中的一个记者。

整个行程当中，斯特恩跟欧洲各地的赞助商、企业高管、球员、教练、NBA员工、记者和球迷见面，他没放过每一次展示自己的智慧的机会，或谈判、或演讲、或教导、或关心，当然，还有他标志性的幽默，而作为随行记者，我们没少成为他“吐槽”的对象。

“我刚看到你伸懒腰了，”在万米高空的某处，斯特恩突然跟某位记者说，“在来机场的路上，我还听到你打鼾了，这么频繁的旅行对你来说太累了吗？”

“我也听到你打鼾了。”记者回答。

“是的，但我有个站得住脚的借口，”斯特恩说，“跟你不一样，我实际上一路都在工作呢。”

这不是个案。还有一次，在飞往俄罗斯的途中，斯特恩对着随行记者，一下嘣出一长串古怪的名字，我们所有记者都傻眼了，没人知道他嘴里念的这些人名是谁。后来我一查才发现，他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那些尼克斯球员的名字，他对这项运动历史的了解程度令人吃惊，每次考历史，他都会彻底地打击我们。

即使是总裁任上最后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斯特恩也没放过我。我刚被工作人员领进他的办公室，他就迎面来了一句：“麦考伦，你又到这里来干什么？”我的采访是事先经过他同意安排好的，他无非就是想拿我开个玩笑。

我进去之后，他按了墙上的一个按钮，窗帘缓缓升上去，午后的阳光照射进来，窗外第五大道上著名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映入眼帘。

“哦，对了，你看见外面他们给我建造的纪念碑了吧？”斯特恩指着教堂。

我的笑脸还没有完全打开，他补了一句：“这个不能记录！”

后来的写作中，我考虑过把这段写进去，跟朋友聊天说起这事，他们说斯特恩可能心里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我犹豫再三之后，还是没写。这是个玩笑，我不想自己写了，给读者产生这个人怎么这么自大的误读。

采访斯特恩这么多年，他跟我说过很多次“这个不能记录”。还是在那次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我问了他一个“不做记录”的问题，我关了录音机，说：“为什么在国际推广上，橄榄球和棒球做得比NBA差这么多？”

斯特恩看了我一眼，说：“把你的录音机打开！”他随后给了一个政治正确但又发自内心的答案。斯特恩透露，早些年的国际推广，包括让NBA球员去欧洲打表演赛，去参加奥运会等等，无形之中建立了对其他项目的巨大优势。

我做记者采访过很多人，很少有采访对象能像大卫·斯特恩那样，让采访变得充满变数，我会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