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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作者:李宗陶 著


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她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市长时期的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那时候的龙局长雀跃着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自述“整天顶着头盔上战场”。王小棣曾见她伏在市政府大门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一问,正要出门,有些事还没想好,想到就写下来。王小棣对我说,当年文建会的工作是相当粗糙的,而龙应台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翻开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编写的《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龙局长的事迹: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驻市艺术家高行健、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她还推动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铸九教授与我见面的紫藤庐,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伟的故居。

王小棣对龙做事的韧性印象深刻: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

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夏铸九说,有过“不那么愉快”的局长经验,如今的龙应台已“不那么简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斩钉截铁强硬,什么时候该动用柔软示弱。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说,龙应台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龙应台走了16个“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谈两个人童年都待过的乡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访各部各会。“这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政府机构里,每一个部会都是本位主义的,对于其他部会在做什么是没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想让社会进步,一定要合作。”龙对我说。

9月22日,我看到她与“交通部长”毛治国、艺大校长朱宗庆站在一起,站在火车站起舞的学生中间。我听到她说感谢。

龙就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让文化从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东县达仁乡、南投县中寮乡等收入最低乡镇的孩子,跟台北市信义区的同龄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权?这个命题来自她的早年经历,当年她到台北念书,发现同学听的音乐、谈的话题、见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缩小贫富差距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独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经济部”合作,才能让以下这些行动不浮于表面:云门舞集到乡下庙前的广场上演出,画家、作家下到偏乡中小学去交流,装满书的文化列车开到苗栗乡下人家的门前去播种,乡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馆来开眼界……

眼下的台湾媒体非常乐意向公众报告一个“放柔身段,有所妥协”的龙应台。但她说,我没有变。“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部长”龙应台,充满细节。9月19日,圆山饭店,台北电视节。龙应台在致辞中照顾到远道而来的欧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讲话。她特别建议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国人去孔庙看看,去西门町转转,“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对同性恋最宽容的城市之一”;她反复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这些细节,提示了她的视野和角度,可能是未来作为的立足点。

媒体人邱立本曾经发问:内战心态还在两岸华人中存在,怎样超越?台湾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内战心态也在台湾党人中存在,怎样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龙应台笑着说:“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

会议后,龙应台阅读在“白色恐怖”时期遇害的两位左翼人士的遗书。拍摄者: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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