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苦口甘口》

止庵

《苦口甘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自序》中说：“今年夏天特别酷热，无事可做，取旧稿整理，”即为编集时间。本文共二十一篇，计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八篇，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八月十三篇，是继《药堂杂文》之后的作品，风格亦基本延续《药堂杂文》，谈论思想的“正经文章”仍复不少，也有一些怀人读书之作。

从《苦口甘口》起，周氏进入一个“总结时期”。其中最典型也最有分量的是《我的杂学》，作者后来说，“这是一种关于读书的回忆，把我平常所觉得有兴趣以及自以为有点懂得的事物，简单的记录了下来，”（《知堂回想录·拾遗辛》）全面概括了他的知识构成，同时也梳理了思想源流。而有关结论则在《梦想之一》及此后所作《道义之事功化》（作者说亦可名为“梦想之二”）里有更为详尽的阐述，其要点则如作者所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我的杂学》）以后在《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中又补充道：“这第一点是反对过去的封建礼教，不合人情物理，甚至对于自然亦多所歪曲，非得纠正不可。……第二点是反对一切的八股化。自从董仲舒说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的人便抗了这牌招牌大唱高调，崇理学而薄世功，变成举世尽是八股的世界。”可以说前者是“疾虚妄”和“爱真实”的总括，后者是人道主义思想的落实，而八股与空谈也是一种虚妄；作者长期而系统的文化批判，以及一生的思考，就完成在这两句话里了。然而如果联系他所说的：“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那么上述两点之被称为“梦想”，也就无足为奇了，说来只是“伟大的捕风”而已。而《灯下读书论》则道出了他对分别作为愿望和事实的人类历史的终极看法，他的思想最深的根也就扎在这里。

周氏在《我的杂学》中自谓“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但是这里“西洋”却不是笼统讲的，更非指其末流，而是直溯源头：“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说起。”（《希腊闲话》，载《新生》一九二六年第一卷第二期）希腊研究亦为周氏重头戏之一，有关文章很多，集中《希腊之余光》即其一，作者写《过去的工作》特地针对此篇说：“这种秀才人情固甚微薄，但总是诚实的表示，即对于希腊仍是不忘记也。”作文介绍之外，又移译不少古希腊人著述，如《希腊拟曲》、《希腊神话》、《全译伊索寓言集》、《财神》、《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和《路吉阿诺斯对话选》等，最后遗嘱尚云：“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但是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板，则亦是幻想罢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日记）周氏之“不忘记”希腊，除意欲纠正通常对于西方文明的谬误理解外，更重要的还如他一再所说，“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然而所指“中国”却非当今而是以往，或者说是以往的一种理想，这早说在《生活之艺术》里了：“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前引文所谓“知”，所涉范围甚大，核心是对文明的意识。“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也就是“生活之艺术”，在他看来，“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中庸作为周作人思想总的基调，原本得之于古希腊，不过在中国古代找到一种契合罢了。周氏之热衷介绍希腊文明，是他所有工作中最具启蒙主义色彩的一项，目的还在改造国民性，“建造中国的新文明”。当然这同样是“伟大的捕风”。

此次据太平书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自序三页，目录三页，正文一百六十三页。目录题下原来均注明写作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