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7年

汪曾祺书信全编 作者:汪曾祺


1947年

470715/16 致沈从文[1]

从文师:

很高兴知道您已经能够坐在小方案前作事。——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还是文林街宿舍那一只,沉重,结实,但不十分宽大。不知道您的“战斗意志”已否恢复。如果犹有点衰弱之感,我想还是休息休息好,精力恐怕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涌出来的。勉强要抽汲,于自己大概是一种痛苦。您的身体情形不跟我的一样,也许我的话全不适用。信上说,“我的笔还可以用二三年”,(虽然底下补了一句,也许又可稍久些,一直可支持十年八年)为甚么这样说呢?这叫我很难过。我是希望您可以用更长更长的时候的,您有许多事要作,一想到您的《长河》现在那个样子,心里就凄恻起来。我精神不好,感情冲动,话说得很“浪漫”,希望您不因而不舒服。

刚来上海不久,您来信责备我,说:“你又不是个孩子!”我看我有时真不免孩气得可以。五六两月我写了十二万字,而且大都可用(现在不像从前那么苛刻了),已经寄出。可是自七月三日写好一篇小说后,我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几乎每天把纸笔搬出来,可是明知那是在枯死的树下等果子。我似乎真教隔墙这些神经错乱的汽车声音也弄得有点神经错乱!我并不很穷,我的褥子、席子、枕头生了霉,我也毫不在乎,我毫不犹豫的丢到垃圾桶里去;下学期事情没有定,我也不着急;可是我被一种难以超越的焦躁不安所包围。似乎我们所依据而生活下来的东西全都破碎了,腐朽了,玷污萎落了。我是个旧式的人,但是新的在哪里呢?有新的来我也可以接受的,然而现在有的只是全无意义的东西,声音,不祥的声音!……好,不说这个。我希望我今天晚上即可忽然得到启示,有新的气力往下写。

上海的所谓文艺界,怎么那么乌烟瘴气!我在旁边稍为听听,已经觉得充满滑稽愚蠢事。哪怕真的跟着政治走,为一个甚么东西服役,也好呢。也不是,就是胡闹。年青的胡闹,老的有的世故,不管;有的简直也跟着胡闹。昨天黄永玉(我们初次见面)来,发了许多牢骚。我劝他还是自己寂寞一点作点事,不要太跟他们接近。

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跟他回来的是两个“小”作家,一个叫王湛贤,一个韦芜。他们都极狂,能说会笑,旁若无人。来了,我照例是听他们自己高谈阔论,菲薄这个,骂那个。)他长得漂亮,一副聪明样子。因为他聪明,这是大家都可见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惭形秽,于是都不给他帮忙,且尽力压挠其发展。他参与全国木刻展览,出品多至十余幅,皆有可看处,至引人注意。于是,来了,有人批评说这是个不好的方向,太艺术了。(我相信他们真会用“太艺术了”作为一种罪名的。)他那幅很大的《苗家酬神舞》为苏联单独购去,又引起大家嫉妒。他还说了许多木刻家们的可笑事情,谈话时可说来笑笑,写出来却无甚意思了。——您怎么会把他那张《饥饿的银河》标为李白凤的诗集插画?李白凤根本就没有那么一本诗。不过看到了那张图,李很高兴,说:“我一定写一首,一定写一首。”我不知道诗还可以“赋得”的。不过这也并不坏。我跟黄永玉说:“你就让他写得了,可以作为木刻的‘插诗’。要是不合用,就算了。”那张《饥饿的银河》作风与他其他作品不类,是个值得发展的路子。他近来刻了许多童谣,(因为陈琴鹤的建议。我想陈不是个懂艺术的人)构图都极单纯,对称,重特点,幼稚,这个方向大概难于求惊人,他已自动停止了。他想找一个民间不太流行的传说,刻一套大的,有连环性而又可单独成篇章。一时还找不到。我认为如英国法国木刻可作他参考,太在中国旧有东西中掏汲恐怕很费力气,这个时候要搜集门神、欢乐、钱马、佛像、神俑、纸花、古陶、铜器也不容易。您遇见这些东西机会比较多,请随时为他留心。萧乾编有英国木刻集,是否可以让他送一本给黄永玉?他可以为他刻几张东西作交换的。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象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给他多介绍几个值得认识的人认识认识吧。

有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也没有告诉您。我说“你可以恋爱恋爱了”。(不是玩笑,正经,自然也不严肃得可怕,当一桩事。)他回答:“已经结婚了!”新妇是广东人。在恋爱的时候,他未来岳父曾把他关起来(岳父是广东小军阀),没有罪名,说他是日本人。(您大概再也没想到这么一个罪名,管您是多聪明的脑子!)等结了婚,自然又对他很好,很喜欢,于是给他找事,让他当税局主任!他只有离开他“老婆”,(他用一种很奇怪语气说这两个字,不嘲弄,也不世俗,真挚,而充满爱情,虽然有点不大经心,一个艺术家常有的不经意。)到福建集美学校教了一年书,去年冬天本想到杭州接张西厓的手编《东南日报》艺术版,张跟报馆闹翻了,没有着落,于是到上海来,“穷”了半年。今天他到上海县的县立中学去了,他下学期在那边教书。一月五十万,不可想像!不过有个安定住处,离尘嚣较远(也离那些甚么“家”们远些),可以安心工作。他说他在上海远不比以前可以专心刻制。他想回凤凰,不声不响的刻几年。我直觉的不赞成他回去。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甚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我自己也正跟那一点不大热切的回乡念头商量,我也有点疲倦了,但我总要自己还有勇气,在狗一样的生活上作出神仙一样的事。黄永玉不是那种少年得志便颠狂起来的人,帮忙世人认识他的天才吧。

(忽然想起来,萧乾也许舍不得送他一本版画集,我从多方面听说萧乾近来颇有点“市侩气”起来了。那就算了。反正也不太贵,十万元即可得一本。)

我曾说还要试写论黄永玉木刻的文章,但一时恐无从着手。而且我从未试过,没有把握。大师兄王逊似乎也可以给他引经据典的,举高临下的,用一种奖掖后进的语气写一篇。(我希望他不太在语气上使人过不去。——一般人对王逊印象都如此,自然并不见得对所有人都如此,我知道的。)林徽因是否尚有兴趣执笔?她见得多,许多意见可给他帮助。费孝通呢?他至少可就文化史人类学观念写一点他一部分作品的读后感。老舍是决不会写的,他若写,必有可观,可惜。一多先生死了,不然他会用一种激越的侠情,用很重的字眼给他写一篇动人的叙记的,虽然最后大概要教导他“前进”。梁宗岱老了,不可能再“力量力量”的叫了。那么还有谁呢?李健吾世故,郑振铎、叶圣陶大概只会说出“线条遒劲,表现富战斗性”之类的空话来,那倒不如还是郭沫若来一首七言八句。那怎么办呢?自然没有人写也没有关系。等他印一本厚厚的集子,个人开个展览会时再说吧。——他说那些协会作家对他如何如何,我劝他不必在意,说他们合起来编一个甚么年刊之类,如果不要你,你就一个人印一本,跟他们一样厚!看看有眼睛的人看哪一本。

您的一多先生传记开始了没有?我很想到北平来助理您做这个事。我可以抄抄弄弄,写一两个印象片段。我恨像吴晗那样的人一天谈“一多一多”!

巴先生说在“文学丛刊”十辑中为我印一本集子。文章已经很够,只是都寄出去了。(我想稿费来可以贴补贴补,为父亲买个皮包,一个刮胡子电剃刀,甚至为他做一身西服!)全数刊载出来,也许得在半年后。(健吾先生处存我三稿,约五万字,恐印得要半年。您寄给他的《大和尚》我已收回,实在太不成东西。文章由三方面交去,既交与他,我照例又不好意思问一声。且如李有《老鲁》一文,即搁了整整半年,我见面时从未提起一字。)有些可能会丢失的。(刘北汜处去年九月有两稿,迄无下落。他偶尔选载我一二节不到千字短文,照例又不寄给我,我自己又不订报,自然领一万元稿费即完成全部写作投稿程序。小作家们极为我不平,说我们是同学,他不应太用力压我稿子。我倒知道一则他不喜欢我文章——也不喜欢我这个人;再则作编辑总得应酬,又得提拔女弟子,自然不免如此了。你千万不要在写给萧乾信上提这个。)倒是这二三小作家因为“崇拜”我,一见有刊出我文章处,常来告诉我,有哪里稿已发下了,也来电话。(他们太关心,常作出些令人不好意思事,如跑到编辑人那里问某人文章用不用之类。)原说暑假中编一编可以类为一本的十二三篇带小说性质的文章的(杂论,速写,未完片段不搁入),看样子也许得到寒假。——但愿寒假我还活着!暑假中原说拼命写出两本书,现在看样子能有五六万字即算不错。看我的神经如何罢。

顶烦心的事是如何安排施小姐[2]。福州是个出好吃东西地方,可是地方风气却配不上山水风景。她在那边教书,每天上六课,身体本不好,(曾有肺病,)自然容易疲倦。学校皆教会所办,道姑子愚蠢至不可想象地步。因为有一次她们要开除一个在外面演了一场话剧的女生,她一人不表示同意;平日因为联大传统,与同学又稍为接近,关心她们生活,即被指为“黑党”,在那边无一朋友,听到的尽是家常碎事,闷苦异常。她极想来上海,或北平,可是我无能已极,毫无路径可走!她自己又不会活动。(若稍会活动,早可以像许多女人一样的出国了,也不会欣赏我这么一个既穷且怪的人!)她在外文系是高材生,英文法文都极好。(袁家骅先生等均深知此)您能不能给她找一个比较闲逸一点事?问问今甫先生有没有甚么办法吧。

我实在找不到事,下学期只有仍在这里,一星期教二十八课,再准备一套被窝让它霉,准备三颗牙齿拔,几年寿命短吧。我大概真是个怯弱的人。您等着我向您发孩子气的牢骚!不尽,此请

时安!

曾祺

七月十五日

所寄七万之稿费收到。大概真只够作您所说那个用途。《益世报》的三万五是什么文章的?款何须往二马路领取,天热,当后几日。

从文师:

天热,信未即发,一搁下,有不想发出意,虽然其结果是再加写一点,让您的不快更大!我不知道为甚么不能控制自己,说了好些原先并不想说的话。我得尽量抑压不谈到自己,我想那除了显示自己的不德之外别无好处。——比如,我为甚么要说起我那些稿子呢?我久已知道自己的稚弱、残碎,我甚至觉得现在我所得到的看待还不是我应得的。然而虽是口口声声不怨尤,却总孱然流露出一种委屈之感来了!而且态度语言上总似乎在伤着人,(尤其是态度,我的怪样的沉默)真是怪可羞的。(这句话何其像日本人的语气!)比如刘北汜,他实在有时极关心我,(当然他有一种关心人的方便)有时他一句话,一个动作,即令我惭愧十分,而我在信里说了些很卑下市井气的话!我尚得多学习不重视自己。——真是一说便俗,越往深里说,越落銎套,作人实非易之事。

卞之琳先生已到上海,我尚未见到。听说他说您胖了一点,也好。虽然我很不愿您太胖。像健吾先生实已超过需要了。

很久以前与《最响的炮仗》同时寄来尚有一篇《异秉》,是否尚在手边?收集时想放进去,若一时不易检得,即算了,反正集子一时尚不会即动手编,而且少那么一篇,也不妨事。

上海市教员要来个甚么检定,要证书证件,一讨厌事,不过我想当无多大问题,到时候不免稍稍为难一下而已。我已教书五年,按道理似已可取得教员资格。果然有问题,再说吧。

《边城》开拍尚无消息,我看角色导演皆成问题,拍出来亦未必能满人意,怕他们弄得太“感人”,原著调子即扫然无余也。报上说邵洵美有拍摄《看虹录》英语片事,这怎么拍法?有那种观众,在看电影时心里也随着活动的么?

我仍是想“回家”,到北方来,几年来活在那样的空气里,强为移植南方,终觉不入也。自然不过是想想罢了。

曾祺

七月十六日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