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8年

汪曾祺书信全编 作者:汪曾祺


1948年

480309 致黄裳

黄裳:

我已安抵天津。也许是天气特别好,也许我很“进步”了,居然没有晕船。但此刻又觉得宁可是晕船还好些,可以减少一点寂寞。刚才旅馆茶房来,让他给我沏壶茶来,他借故搭讪上来:“茶给您沏,我看您怪寂寞的,给您叫个人来陪陪罢。”我不相信他叫来的人可以解除我的寂寞,于是不让他叫,倒留着他陪我聊了一会。很简单,拆开一包骆驼牌,给他倒杯茶,他即很乐意的留了下来。这家伙,光得发亮的脑袋,一身黑中山服,胖胖荅荅的,很像个中委。似乎他的道德观比我还强得多。他问我结了婚没有,我告诉他刚准备结婚,太太死了[1],他于是很同情,说“刚才真不该跟您说那个胡话”。我说我离开这儿八九年没有回来了[2],他就大跟我聊“日本”时候情形,问我当初怎么逃出去的。他又告诉我旅馆里住了几个做五金的,几个做玻璃、做颜料的,谁半年赚了四十亿,谁赔了。最后很关心的问我上海白面多少钱一袋。我这才发现在上海实应当打听打听面粉价钱,这儿简直遇到人就问这个。天津的行市我倒知道了,一百八、一百九的样子,北平一袋贵个十万光景。那位中委茶房再三为我不带货来而惋惜,说管带甚么来,抢着有人要,“就我就可以跟您托出去,半个钟头就托出去,这哪个不带货呀!”可是假如我带的是骆驼牌呢!这儿骆驼牌才卖四万八,上海已经卖到五万六了。加立克[3]也才三十二万,我在上海买的是三十四,有的铺子标价还是三十六万!

天津房子还是不太挤,我住的这间,若在上海,早就分为两间或三间了。据说这一带旅馆房间本来定价很低,不过得从姑娘手里买。现在算是改了,把姑娘撵出去,还是两三年的事情,很不容易。这大概不会像苏州一样会有姑娘们破门而入罢,我倒希望有,可以欣赏一下我的窘态也。有故友过安南,他的未婚妻曾竭力怂恿他叫安南妓女,该未婚妻实在是有点道理!

这儿饭馆里已经卖“春菜”了。似乎节令比上海还早些。所谓春菜是毛豆、青椒、晃虾等。上面三色,我都吃了。这儿馆子里吃东西比上海便宜,连吃带喝还不上二十万。天津白干比上海没有问题要好得多。因为甫下船,又是一个人,只喝了四两,否则一定来半斤。你在天津时恐还是小孩子,未必好好的喝过酒,此殊可惜。

我住的旅馆是“惠中”,你不知知不知道。在上海未打听,又未读指南之类,一个旅馆也不晓得,但想来“交通”、“国际”之类一定有的吧,于是雇了三轮车而随便说了个名字,他拉到“交通”,“交通”没有“房子”,一拐弯就到这儿来了。地近劝业场。各处走了走,所得印象第一是这里橱窗里的女鞋都粗粗笨笨,毫无“意思”。我测量一个都市的文化,差不多是以此为首项的。几家书店里看了看,以《凯旋门》和《秋天里的春天》最为触目。有京派人氏所编类乎《观察》型的周刊(?),撰稿为胡适、贺麟、张印堂等人,本拟买来带回旅馆里一读,而店里已经“在打烊中”了。以后若遇此种刊物,必当买来,看过,奉寄阁下也。

雅梨尚未吃,水果店似写着“京梨”,那么北京的也许更好些么?倒吃了一个很大的萝卜。辣不辣且不管它,切得那么小一角一角的,殊不合我这个乡下人口味也。——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若萝卜,若地瓜,若山芋,都极有爱好,爱好有过桃李柿杏诸果,此非矫作,实是真情。而天下闻名的天津萝卜实在教我得不着乐趣。我想你是不喜欢吃的,吃康料底亚巧克力的人亦必无兴趣,我只有说不出甚么。

旅馆里的被窝叫我不想睡觉,然而现在又没有甚么地方可去了。附近有个游艺场,贴的是《雷雨》和《千里送京娘》,这是甚么玩意儿呢?一到,马上就买票,许还听得着童芷苓,然而童芷苓我本来就没有兴趣。这儿票价顶贵才六万多。据说北平也如此,还更便宜些。那么以后我听戏与看电影的机会将会均等了。中委茶房说得好,“北京就是听戏”!

然而我到北京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想起孙伏园的《北京乎?》。

我还是叫中委给我弄盆水洗洗脚罢,在那个看着教人心里不大明亮的床上睡一夜罢,明儿到北京城的垃圾堆上看放风筝去。

曾祺

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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