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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附逆的名翻译家钱稻孙

一生两世 作者:蔡登山 著


曾经附逆的名翻译家钱稻孙

说到钱稻孙,目前的资料不多,人们似乎将他从记忆中抹去,就如旅美学者杨联陞所说的:“钱稻孙在日本语文方面,是第一流的名教授,抗战前在清华服务多年,今日的清华校友很多不愿意谈钱稻孙的事。理由是在日本侵略者占据华北的时候,钱稻孙曾在伪北大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这当然是‘白圭之玷’。”其实钱稻孙,光他的身世背景就够吓唬人了。他的父亲钱恂是个外交家,曾任中国驻日、英、法、德、俄、荷、意等国使馆参赞及公使。他的母亲单士厘是诗人,也是我国最早迈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妇女之一。另外,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闯将钱玄同是他的叔父;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是他的亲侄;著作等身、名满天下的学者钱仲联是他的堂弟……这样一个出身名门大家的人,却在民族大义下,走上了附逆的人生之路,尤其是与他叔父钱玄同那种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形成强烈的反差。尽管如此,面对这样一位名教授、学者、名翻译家,我们实在不应等闲视之,在梳理他的生平方面,学者邱巍的《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一书及张喆的《由著名翻译家堕落为文化汉奸的钱稻孙》一文,是这有限资料中的重要著作,也是本文主要的参考依据。

钱稻孙(1887—1966),浙江吴兴人,出身官宦世家,也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祖父钱振常(1825—1898)清代同治六年(1867)中举人,同治十年中进士,同榜进士有瞿鸿禨、劳乃宣、张佩纶及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曾担任礼部主事十年,一直未被提升。光绪八年(1882),辞官归里,做过绍兴龙山书院山长(院长),蔡元培是他的学生。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说:“我的八股文是用经、子中古字义古句法凑成的,(龙山书院)钱先生很赏识。”钱稻孙的父亲钱恂(1854—1927),字念劬,是清末比较开明的外交家。周作人就说过:“他是清末的外交官,曾任驻日参赞,驻罗马公使,可是并非遗老,乃是所谓老新党,赞同改革,略有排满的气味,可以算是一个怪人。他年满七十之后,常穿一双红鞋,乡学年世谊的后辈称之曰‘红履公’,或者此名起于他的介弟玄同亦未可知。”(案:钱玄同是钱恂的同父异母弟,小他三十三岁,与其长子钱稻孙同年。)钱恂十五岁就考入归安县学,但此后长期乡试不售。二十岁时,肄业于国子监。光绪十年(1884)为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门人。后受薛福成之命,整理宁波天一阁存书,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一八八九年薛福成被任命为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大臣,钱恂以随员随行。一八九〇年业师许景澄(文肃)为驻俄大臣,钱恂奉调赴俄罗斯,以参赞入驻俄使馆。一八九三年,任满回国后,再赴英伦。一八九五年,张之洞调请他回国,帮办洋务。出任湖北自强学堂首任提调,协助总办蔡锡勇为学堂聘请师资、制定章程、筹措经费、建筑校舍、管理师生、编订教材、组织教学。一八九八年蔡锡勇病逝后,学堂不再设总办,所有校务全由钱恂负责,为自强学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八九九年钱恂被张之洞“派充游学日本学生监督”。一九〇二年三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留学生会馆,清驻日公使蔡钧为会馆总长,钱恂为会馆副长。一九〇三年吴兴同乡胡惟德使俄,奏调钱恂为参赞,再度入俄使馆。一九〇四年日俄战起,年底回国。一九〇五年好友陆征祥奏调其到驻荷兰使馆任参赞。一九〇七年出使荷兰大臣,一年后转任出使意大利大臣,这是钱恂一生仕途的顶峰。一九〇九年秋冬,他就回老家湖州开始归潜生活了。一九一二年任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对浙江的图书古籍保护多有建树。一九一三年钱恂又到北京,任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年被征为袁世凯总统府顾问。一九一四年任参政院参政。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纂辑股纂辑员。一九二七年病逝北京。

钱稻孙的母亲是单士厘(1858—1945),字受兹,浙江萧山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即受严格诗文教育,聪慧好学。由于父亲单恩溥在外做官,她随着母亲住在舅父许壬伯家,并跟其读书,舅父谆谆教读,使得单士厘得以涉猎子史、玩习文词。她二十九岁以继室身份嫁给钱恂(钱恂原配董氏1882年病逝),她能由闺阁走向世界,钱恂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她是我国最早迈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妇女之一(比秋瑾早五年,比何香凝也要早),著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清闺秀艺文略》等。张喆说:“其中《癸卯旅行记》是第一部中国妇女出国游记,她关注中国当时的教育,提倡文明开化,启蒙妇女解放,反对殖民侵略,详细介绍了西方文化与文明,是把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位女作家;也是最早把欧洲神话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她还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公历的人。”《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两本书被钟叔河列入“走向世界丛书”,钱仲联极力推崇此二书,说:“无论从中国人接受近代思想的深度来看,或者从介绍世界艺文学术的广度来看,这两部书在同时代的同类作品中,超出侪辈甚远,足以卓然自立,这确实是中国妇女的光荣和骄傲。”

钱稻孙小时候随祖父学习传统经学,由于父亲长期游宦,“九岁毕四子书,授《毛诗》,皆母授也”。母亲更扮演着启蒙的角色。一九〇〇年随着钱氏家族留日求学大军(钱氏家族先后有钱稻孙母亲、夫人、弟弟、叔叔、姐夫等赴日本留学)进入日本庆应义塾小学学习,一九〇二年毕业后升入成城学校,后又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习,完整地接受了日本的基础教育,在日本七年多之后便赴欧洲留学,毕业于意大利罗马大学。在学期间他学习了意大利文和法文,并自修美术。另外,还在大学里学过医学及德文。一九〇九年钱稻孙学成回国,曾在湖州府中学堂代过英文课。据邱巍书上说,茅盾是当年湖州府中学堂时的学生,他忆及当年,有这样一个镜头:秋老虎时节,钱恂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儿子钱稻孙高举洋伞跟在其身后,弟弟钱玄同和他并排,但略靠后,一行人安步当车,在湖州的大街上漫步。一九一一年钱稻孙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编纂处,和许寿裳同部门,一九一三年又调到了专门教育司,而鲁迅则在社会教育司。张喆说,钱稻孙在教育部时和鲁迅是同事,两人交往颇多,关系密切。鲁迅在他日记中多次提到与钱稻孙一起吃饭喝酒,游逛琉璃厂书肆,互赠书籍,等等。在鲁迅任教育部佥事的日记中,像这样记述他与钱稻孙的活动比比皆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一起设计了中华民国的国徽。一九一二年八月鲁迅、许寿裳、钱稻孙三人接受负责设计国徽的任务。他们三人中许寿裳长于政治与哲学研究;鲁迅对历史、文学极有造诣;钱稻孙是长于绘画。三人配合,甚为得体。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鲁迅日记中记录:“同拟国徽告成,以交范总长。一为十二章,一为旗鉴,并简章二,共四图。”国徽的图案为钱稻孙所绘,说明文字出自鲁迅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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