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作人

周作人传略

周作人(1885—1967)，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或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祖籍浙江绍兴。

1901年秋考入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赴日本，先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一、二集。1911年返回绍兴，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第五中学英语教员。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译处纂辑员。

新文学运动发韧时期，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新文学运动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文章，产生过广泛影响。1920年参加新潮社，被推选为该社主任编缉，并负责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起草宣言。五四前后除继续翻译介绍外国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外，还发表大量白话诗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之一。

1922年7月起兼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问世。1924年11月发起组织语丝社，并成为《语丝》的实际主编。这时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为《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谈龙集》等。

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1930年与冯文炳等合办文艺周刊《骆驼草》，同时大力鼓吹文学的无目的性，创作了大量专注于草木虫鱼的文章和读书笔记，创作风格愈加走向闲适。此时结集的有《永日集》、《看云集》、《苦茶随笔》、《夜读抄》、《瓜豆集》等。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他留在北平。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沦陷时期著作结集有《药堂语录》、《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保释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北京，先后写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知堂回想录》，还翻译了一些日本、希腊文学名著。

1967年因患前列腺肿瘤在京去世。

知堂先生

废名

林语堂先生来信问我可否写一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志》，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这个题目于我是亲切的，惧则正是陶渊明所云：“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我想我写了可以当面向知堂先生请教，斯又一乐也。这是数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笔。前天往古槐书屋看平伯，我们谈了好些话，所谈差不多都是对于知堂先生的向往，事后我一想，油然一喜，我同平伯的意见完全是一致的，话似乎都说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来没有把那些谈话都记录下来，那或者比着意写一篇文章要来得中意一点也未可知。我们的归结是这么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人都回答不了。“渐近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没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中国的圣经圣传，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这以外大约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唯女子与小孩的问题，又烦恼了不少的风雅之士。我常常从知堂先生的一声不响之中，不知不觉的想起了这许多事，简直有点惶恐。我们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们与野蛮的距离有时很难说，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齐家，真是以自然为怀，虽欲赞叹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读到《人间世》所载《苦茶庵小文·题魏慰晨先生家书后》有云：“为父或祖者尽瘁以教养子孙而不责其返报，但冀其历代益以聪强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这个祖宗罪业深重的国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

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记得当初在《新月杂志》读了他的《志摩纪念》一文，欢喜慨叹，此文篇末有云：“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这一句叹息之声，其所表现的人生之情与礼，在我直是读了一篇寿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谊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为尽礼。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习惯，一样的令我感兴趣，他作文向来不打稿子，一遍写起来了，看一看有错字没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据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起倒也算了。他对于自己是这样的宽容，对于自己外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宽容，但这其间的威仪呢，恐怕一点也叫人感觉不到，反而感觉到他的谦虚。然而文章毕竟是天下之事，中国现代的散文，从开始以迄现在，据好些人的闲谈，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读的了。

那天平伯曾说到“感觉”二字，大约如“冷暖自如”之感觉，因为知堂先生的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平伯乃踌躇着说道：“他大约是感觉？”我想这个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欤。平伯的话令我记起两件事来，第一我记起七八年前在《语丝》上读到知堂先生的《两个鬼》这一篇文章，当时我尚不甚了然，稍后乃领会其意义，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在我们的心头住着Du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我踌躇着说鬼，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与恶神，善天使与恶天使。他们或者应该说是一种神，但这似乎太尊严一点了，所以还是委屈他们一点称之曰鬼。

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据王学的朋友们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云云……这样的说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观念来，实在是一点规矩也没有，却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说的感觉，亦是时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

再记起去年我偶尔在一个电影场上看电影，系中国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为得要孝顺父亲而去做舞女，我坐在电影场上，看来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由中国旧戏的脸谱以至于欧洲近代所谓不道德的诗文，人生舞台上原来都是负担着道德之意识。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于是我想来想去，仿佛自己回答自己，这样的艺术，一直未存在。佛家经典所提出的“业”，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艺术的对象，然而他们的说法仍是诗而不是小说，是宣传的而不是记载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我原是自己一时糊涂的思想，后来同知堂先生闲谈，他不知道我先有一个成见，听了我的话，他不完全的说道：“科学其实也很道德。”我听了这句话，自己的心事都丢开了，仿佛这一句平易的话说得知堂先生的道境，他说话的神气真是一点也不费力，令人可亲了。

周作人与废名

1921年左右，废名特别喜欢胡适、周作人、鲁迅的作品，其中周作人的《小河》，废名称它是“一首杰作”，于是很冲动地有了请求周作人指教的念头。废名与周作人至迟在1921年11月取得联系，废名将自己的诗文稿寄给周作人审阅。在废名进入北大前，二人已通信多次。

1922—1924年，废名在北大预科就读，成为周作人的学生。废名在《努力周刊》上的小说引起陈衡哲、胡适、周作人的注意，周作人甚至戏言鼓励废名出小说集，答应为他作序。1923年9月7日，废名首次拜会周作人。二人由通信到见面，关系有所发展。1925年，废名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出版，周作人破例为废名作序，因为那套书的体例上没序言。可见，周作人确实很看重废名这个学生的。

《语丝》时期，是新文学阵营分裂与重新整合时期。《语丝》前期(1924—1927)，周作人与废名通信、见面的机会更多，直接教导废名的文学创作。废名许多著名小说，都在《语丝》发表，并在《语丝》连载长篇诗化小说《桥》，成为“语丝派”的一个重要小说家。在鲁迅、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废名也勇敢地站到了二位老师的跟前，为之呐喊、呼号，显出“勇士”的风姿。《语丝》后期(1927年以后)，鲁迅南下，废名开始偏向周作人，常常出入苦雨斋，渐渐成为周作人的私淑弟子。三一八事变、张作霖之乱后，新文学阵营彻底瓦解，废名也很苦闷，以至辍学卜居西山。这一时期，周作人与废名基本确立了师徒关系，二人关系极其密切，废名还一度住在周作人的家里，“常往来如亲眷”。

1930年5月，周作人指导废名筹办《骆驼草》周刊。北平的文坛，基本以《骆驼草》为根据地，周作人为盟主，废名是其麾下最得意的弟子。此外，还有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时号周作人门下四大弟子，可谓“周门四学士”。截至1937年为止，周作人与废名一直保持亲密的关系，在文坛上相互唱和。周作人继续在思想上影响废名，废名无论文学观、审美观以至政治观、文学史观都深深刻着“周作人”的烙印。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攻占北平。这时左翼文人纷纷南下，骚乱之后的北平寂寞冷清，一个偶然的因素促使废名提前南下了——1937年9月，废名母亲还春师太圆寂。根本不打算南下的周作人也挽留不住废名，于是师徒二人挥泪离别。

1938年3月，周作人第二次回信给废名，6月又寄信废名。不久废名收到卞之琳的信及其与何其芳主编的《工作》，得知周作人附逆。废名起先固执地认为不可能，直到1944年废名才知道恩师确已附逆，但他仍然说：即使附逆，知堂老人还是爱国的，是他特殊的爱国方式。这期间，周作人很少与废名通信，因为线路已经不通了，在1941年废名寄周作人《说种子》以后，不见二人通信的记载。这期间有两个重要史料是学界所不知的，一是：1944年，周作人寄信废名要他回北平，估计是安排他在伪北大任教，此时周作人已是伪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后来又有日本士兵找到废名，说已经和周作人联系好了，找你去北大教书，面临着日寇的威逼利诱废名坚决不回北大。此事在废名的家乡黄梅流传很广，被视为废名先生有着崇高气节的一面。二是：1944年的“破门声明”事件，也曾波及到远在黄梅的废名，周作人也给废名寄去了“破门声明”的明信片，被废名的几个学生收到，他们拿给废名看。可见，废名是知道沈启无被恩师逐出师门的。此后，周作人还写信问废名《谈新诗》出版的事。以上基本是周作人与废名在这一期间的交往。

1946年9月，废名取道南京返回北大。在叶公超的帮助下，周作人与废名在狱中见了一面，心中十分怀念废名的周作人终于见到了爱徒。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废名开始与周作人取得联系，考虑到周作人的艰难生活，他热心地在老朋友中为周作人募捐，并亲自解囊相助2万元。直到1950年，还有废名到周家贺年的记载。在那特殊的政治年代，周作人的许多老朋友都避之如鬼神，而废名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保持与恩师的来往，并大力相助，在生活上有很多照顾，以至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为周家拉来一车煤炭。

废名当时因长期与恩师周作人来往，在政治声名上已造成“不良影响”了。周作人也不无担忧地说：“废名人太真率，只怕因我而受连累，甚至会吃亏的。”北大中文系开批判会批评废名，说他立场不坚定。最严重的后果是，1952年，废名被排挤出北大。此后周作人很难与废名联系了，所谓“划清界限”，但他们在心底，会思念对方吗？据《周作人年谱》记载，1957年12月14日周作人外出购买一册新出版的《废名小说选》，可见周作人在心里还是想念废名的，这比抗战期间“怀废名”更难熬、更苍凉吧！十年后，也即1967年，周作人遭受红卫兵殴打，于5月6日死去。这时废名也已不醒人世，在家被抄以后，喃喃地问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9月4日下午1点多，废名离开人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京派的师徒二人就此永远地离开了。

周作人与梁实秋

周作人与梁实秋是在一次文艺论争中开始交往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实秋正在清华学校读书。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梁实秋和一些激进的同学一样，思想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表现出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正是在这种心理冲动的驱使下，梁实秋选择了文学批评。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喜欢和人辩驳问难”。从1922年到1923年，他先后三次开展论争。论争的对手，有同龄的青年才俊，也有年长的权威人士。在1922年5月27日到29日这段时间里，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针对周作人的诗歌“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文艺观点而发难。

周作人怒而反击。他针对梁实秋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文艺观点，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丑的字句”》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梁实秋旋即在1922年6月22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一文，对周作人(号仲密)予以反击。接着他们互不让步，又相继发表了几篇文章进行互相答辩。

可是，四个月后，冷静下来的梁实秋作为清华文学社的学生代表，到八道湾来请周作人给他们讲课。周作人并没有计较刚刚发生过的那场争论，就一口答应下来。1923年3月3日周作人来到清华园，给文学社的同学们讲了《日本的小诗》这个专题。周作人讲课声音不大，几乎是照本宣科，但是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并没有慢待周作人，他们仍然怀着敬佩的心情认真听课，仔细地做笔记。

后来，梁实秋撰文对五四浪漫主义大张挞伐，周作人则很折服，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从此也冰释了前嫌。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文艺观点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于周作人的文艺观不仅能够接受，而且几乎是殊途同归了。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时，周作人被邀请为重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谈策论》、《文学的未来》、《谈日本文化书(致梁实秋)》等文章。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周作人的同事时，彼此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起来。他经常到周作人家造访，相互间也常有书信往来。有一次周作人给他写信，要他帮助给卖数十册英文原版书。梁实秋找到有关部门给周作人办成了这件事，解决了周作人的燃眉之急。其实当时周作人作为一位“研究教授”，收入不菲，主要是他的日本妇人花钱大手大脚。以前与大先生鲁迅住在一起时，鲁迅负担家庭的开支，后来与大先生反目后，鲁迅搬出八道湾，只凭周作人的个人收入就必然陷于经济窘境了。抗战爆发后，梁实秋到《中央日报》主编副刊，离开北京，从此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到六十年代，周作人给香港朋友写信时提到梁实秋和林语堂，说“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而梁实秋得知周作人逝世的消息后，写了篇《忆岂明老人》。在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的：“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思而不能自已。”

周作人作品精选

乌篷船

喝茶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观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随笔》(原名Private Papersof Henry Ryecroft)却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东方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of Bvok up 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清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儿，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必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可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才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丝插其末端，每枚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软，大约系常品，唯经过这样烹调，虽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豆腐的确也是极好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种种的变化，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菜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萝卜，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唯其原因，非由穷因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

--------------------

(1)子荣，是周作人的笔名，始用于1923年8月26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医院的阶陛》一文。以后，1923年、1925年均用过此笔名，在本文之后，1927年9、10月所作《诅咒》、《功臣》等文中，也用过“子荣”的笔名。本文收信人与写信人是同一人，可以看作是作者寂寞的灵魂的内心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