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杀人的一课：刚好知道“人生”时

倘若一个小孩子的游荡，就是下河玩水、上山捉蟋蟀、偷李子枇杷、结伴打架这一类的事，倒也普通，容易想象；不易想象的是另一种经验：

上学有意多绕一节路，多玩玩，多看看，“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不收尸，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动。若还有野狗在那里争夺，就预先拾了许多石头放在书篮里，随手一一向野狗抛掷，不再过去，只远远的看看，就走开了。”（13；256）

仿佛看杀人后留下的尸体，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

即便已经如此习惯于恐怖经验，恐怖还是会以更大的规模和力度，制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景象、惊心动魄的事件。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此后各地响应，爆发全国性的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十二月十七日，凤凰起义，苗族群众是起义军的主力。沈宗嗣参与组织，事先送沈从文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弟弟躲避到苗乡，只留下想看热闹的二儿子。等沈从文睡过一夜，早晨醒来，起义军已经被杀败了。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希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头割下。我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叔父问我：“小东西，你怕不怕？”我回答得极好，我说：“不怕。”……我并不怕，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让兵士砍他们，有点疑心，以为这一定有了错误。（13；269）

辛亥革命，对这个九岁的山城孩子来说，就是看到砍下了这么多人头。这还只是开始，杀戮要持续一个月。城防军分头派兵下乡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被杀的、杀人的、看热闹的，这三者之间的数字对比不能不说是奇观。被杀的差不多全是苗乡的无辜农民，杀到后来，杀人的一方似乎有点不忍了，就想了个决定杀还是不杀的办法：“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三分之二，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13；270—271）

私塾暂停，沈从文有大量空闲，“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13；271）

第二年，民国建立，凤凰再次起义成功，沈宗嗣成为当地要人；但在此后举行的省议会代表选举中，败给一个姓吴的竞选者，一气之下，远走北京。他离开凤凰时，沈从文最小的妹妹沈岳萌，出世三个月。三年后，沈宗嗣因组织铁血团谋刺袁世凯事泄，逃亡关外，隐姓埋名。等到袁世凯称帝失败，家中才得到他的音讯，比沈从文大四岁的哥哥沈云麓十八岁，远赴热河寻父；一九一九年，二十一岁的沈云麓终于从赤峰把父亲接回湘西。

沈从文是在与父亲相别十一年后，才在辰州匆匆见过他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沈宗嗣的使性、冒险、失败，造成这个家庭明显地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