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打流”

沈从文坐船下行至常德，靠岸找小客栈投宿，意外地遇到正住在客栈里的表兄黄玉书，他大舅黄镜铭的儿子。黄玉书从常德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去北京等地求职，未成，就回到常德等待机会。沈从文本来预备到北京或别的远处去，黄玉书留他一起住下，以后再做打算。这样，他就在常德过了四个多月无所事事的日子。

常德的河街比他以前流连的辰州河街可要丰富得多，两里长，他每天走一两个来回，任何一处都可能随意蹲下来看看。河街中最吸引他的是叫麻阳街的一段，一面是城墙，一面是临河而起的小屋。烟馆，面馆，杂货字号，屠户，贩卖小船上应用器具的小铺子，小小理发馆……专供划船人开心的妓院，常见三五个大脚女人迷笑，轻轻用麻阳腔调唱歌；船只拢岸时，河街上到处是水手，把从本乡带来的干鱼或大南瓜送给亲戚朋友；小孩子三三五五捧了红冠公鸡，各处寻找别的公鸡打架；卖糕的必敲竹梆，卖糖的必打铜锣；骂街的妇女；穿青羽缎马褂的船老板；街头许多人张大了嘴看傀儡戏，到收钱时却一哄而散……“我到这街上来来去去，看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我也就仿佛同样得到了一点生活意义。”（13；329）

有时候他跑向轮船码头看小轮船—他看过湘西河流里许许多多撑篙划桨拉纤的船，却不熟悉轮船—他好奇的不仅是轮船的样貌，更好奇轮船所来自的外面的世界。他看那些学生模样的青年和体面的女人上下船，看那些人的行李，间或发现某个皮箱上贴了上海北京各地旅馆的标志，总悄悄走过去好好研究一番。

有时候他出城去找染坊工人和马夫说话；有时候跟随送葬行列，看下葬的程序和家乡的习俗如何不同。他给母亲写了封忏悔与自责的信，接到回信时到城墙上去哭。

离小客栈约三里的地方，有一所女子小学，黄玉书和沈从文来这里看亲戚，偶然认识了杨光蕙。杨光蕙生长于凤凰苗乡得胜营，在桃源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音乐美术，毕业后在这里教书。黄玉书学的也是音乐美术，与杨光蕙一见钟情，两人不久就恋爱了。几年后沈从文开始写作，在初期的作品中，有一篇散文《流光》，写的就是这两人恋爱的故事；其中，黄玉书是这样的形象：“三表哥是一个富于美术思想的人。他会用彩色绫缎或通草粘出各样乱真的花卉，又会绘画，又会弄有键乐器；性格呢，是一个又细腻，又懦怯，极富于女性的，搀合粘液神经二质而成的人。……清癯的丰姿，温和的性格，在一般女性看来，依然还是很能使人愉快满意的丈夫啊！”（11；36—37）

在这两个受过“新思想”教育的“新青年”的“自由恋爱”过程中，曾经的小司书沈从文扮演的角色，是在表兄的央求、夸赞之下，代写情书，前后大概有三十封，并负责传递。有时去学校，两个恋人坐在大风琴边，沈从文照例站到后门边观风。校长蒋老太太一到学校，沈从文做个暗号，里面琴声忽然响起。

这位女校长蒋慕唐，有个女儿叫蒋冰之，几年之后将以“丁玲”的名字登上文坛。

小客栈每天连伙食共需三毛六分钱，五天结一次账，除了黄玉书每隔一两个月向父亲要一次钱，表兄弟俩就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拖欠，老板照客栈规矩不破脸就不能赶客人，他们的房间却从三面大窗的官房迁到只有天窗一片的贮物间，再迁到茅房隔壁的小间。表兄性情洒脱，又在恋爱，不以为意，沈从文却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在认识杨小姐之前，表兄弟二人曾经去常德上游九十里的桃源县谋职。当时湘西巡防军的一部分在那里驻扎，两人拿着凤凰同乡向膺生的介绍信，见了二支队司令贺龙。此事无果而终。

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只押运军服的帆船，正预备从常德上行到保靖，押船人叫曾芹轩，是沈从文哥哥的老朋友；沈从文去桃源时碰到姨表弟聂清，从保靖总部派下来作译电，这时候正要返回总部。一九二二年一月中旬，沈从文抛下表兄，和这两个人一同坐了这小船，向沅水上游驶去。

曾芹轩是个妙人，摊开军服躺在船上，听他说种种故事，倒也有意思。他在女人方面经验丰富，说到时，“从不显出一分自负的神气，不骄傲，不矜持。……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个女子，皆仿佛各有一分不同的个性，他却只用几句最得体最风趣的言语描出。我到后来写过许多小说，描写到某种不为人所齿及的年轻女子的轮廓，不至于失去她当然的点线，说得对，说得美，就多数得力于这个朋友的叙述。一切粗俗的话语，在一个直爽的人口中说来，却常常是妩媚的。这朋友最爱说的就是粗野话……在我作品中，关于丰富的俗语与双关比譬言语的应用，从他口中学来的也不少。”（13；333）—多年后沈从文写《湘行散记》，第一篇描述与“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重逢，这个朋友就是曾芹轩。

七百里航程，只走过八分之一时，他们的钱就全花光了，却仍然有说有笑，“说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风，让船儿慢慢拉去，到应吃饭时，便用极厉害的辣椒在火中烧焦蘸盐下饭。”（13；333）

船随同一批有兵队护送的货船同时上行，一百来只大小不等的货船同时拔锚、抛锚，有船出事时总得停顿半天，有些路段船夫还得下水拉纤，每天多则走三十里。为减轻重量，他们三个人也常常上岸步行。

十八天后，到了辰州，那天恰是大年初一。黄昏时分，三个人空手上岸，到市街看了一阵春联，从一个屠户铺子经过时，忽然上面抛下一个大爆竹炸响，吓了一跳。接着有两个商人经过，屠户家楼口小门里，又抛了一个爆竹下来。曾姓朋友于是拍门，喊老板拜年，门一开，就在那个高个子眼鼻之间，送过去结结实实一拳，然后哈哈大笑迈步回到船上。本以为那人会来报复，白白地等了半夜。就在这么可笑的情形中过了这个年。

从辰州上行十四天，在离目的地七十里的一个滩上，他们的船触大石后断了缆，右半舷撞碎，进了水，急流中漂浮了约三里，才傍近浅处。他们在河滩上搭起一个过夜的棚子，担心荒山中有野兽，船夫烧了两大堆火。他们听了一夜滩声，过了一个元宵。

这一路四十多天，到达目的地后，沈从文住在做书记的另一个表弟那里，眼见军队气象，与他之前所在的部队大不相同，巡防军统领官陈渠珍精力弥满，调度一切，给他的感觉是，各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他非常想加入，总部的熟人也不少，可是要找一份事情做，却不能靠谁说一句话。于是只能继续“打流”—无事可做等事做，名为“打流”。每日应付吃饭，多在熟人处蹭，也为他们帮帮忙，在书记处写点不重要的训令和告示。一次正写一件信札，参谋处一个姓熊的高级参谋无意见到，问他是什么名义。沈从文回答，没有名义，是在这里玩的，帮他们写这个文件。书记官告诉熊参谋，说他帮了很多忙。熊参谋问清楚姓名，把名单开上去，当天他就做了四块钱一月的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