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得池塘生春草——古华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

古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其书名，是我们《当代》杂志主编秦兆阳从古华自己开列的十几个书名中选定的，芙蓉镇隐含了权力和欲望的双重无意识：一个是交错着权力的芙蓉镇，处三省交界，是商旅豪杰交集，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一个是涌动着各种欲望的芙蓉镇，芙蓉满镇，河水泱泱，五岭山脉腹地的平坝，是烟花繁华、温柔富贵之乡。

《芙蓉镇》，通过一个偏僻山区古镇的变化，呈现出一幅南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画卷。正所谓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古镇生活变迁。《芙蓉镇》1981年初，发表在《当代》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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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古华相识，是在1980年夏。一次，我与王愿坚去全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参加一个座谈会。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已经发表过《快乐菩萨》《美丽的崖豆杉》等小说的湖南作家古华。他有些腼腆。他对王愿坚说，6月初，他曾一个人径直闯到朝内大街一百六十六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到小说南组自报家门，谈了他要创作一个“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古镇生活变迁”的长篇小说，有两位编辑听后，很热情地鼓励他去写。

到了9月中旬，我听说：7月，文学讲习所创作实习时，古华重返家乡，埋头创作，8月中旬再返北京时，已拿回十多万字的《遥远的山镇》草稿。他利用业余时间整理抄写，9月初将只完成四分之三的稿子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南组，三位编辑只用十天时间，即做出让他到社招待所修改的决定。

我社招待所，不过是位于南楼二层的几间小屋，一桌，一椅，一床，极为简陋，但当时刚刚翘楚文坛的蒋子龙、冯骥才、张锲等人，都曾住在这里改稿，被誉为虎踞龙盘的宝地。《当代》编辑部与招待所同在二楼，只需右拐，仅十步之遥。于是有了近水楼台之便。我得空时就往那里钻，与作家们谈文学，或扯闲篇儿。特别是下班之后，我拉着他们到社里的食堂，吃在当时来说让人眼花缭乱、味道不错的饭菜。爱喝酒的，弄瓶二锅头，花费不多，吃喝尽兴。9月的一天，天气奇热，我因审读稿件，晚饭就在食堂吃。我远远见一人打了饭菜，默然找一张桌子坐下，埋头吃饭。我定睛细看，那人中等身材，微胖，竟是古华。

我端了饭菜到他的桌上，他有些吃惊，想了片刻，忙问：“巧，你也在这里改稿吗？”我开玩笑说，那天你在讲习所，只顾和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谈话了，没来得及和我这个小编辑打招呼。他很尴尬，满脸通红。

到了他的房间，热气袭人。我忙跑到我的办公室，脱了衣服，光着膀子，提着电风扇，返回古华住的小屋。他竟衣冠整齐地站在那里，把刚刚沏好的一杯茶推给我，略胖的脸上淌着汗，绽着憨厚的笑。那夜，我们谈了很久。后来，一有空我们就凑到一起，谈的话题开始偏重文学。

古华，自称“乡下人”，原名罗鸿玉，出生于湖南嘉禾县，湘江支流舂陵河畔的小镇。他在种田、砍竹、挑炭、打草鞋中度过童年。1961年，他从郴州地区农业学校肄业，在桥口农业研究所当农业工人十四年。1962年，二十岁时，他发表小说《杏妹》。1975年，他调到郴州地区歌舞团，从事歌词创作。1978年，他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莽川歌》。

囿于时代局限和自身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前，古华的作品并非完全源于他熟悉的现实生活，忽视如画的农村、苍莽的树木、古朴的民风、各色人物的命运遭际、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生活，而是模仿别人，多为应时趋景之作。用古华自己的话说：“完整的生活被肢解，复杂的心理被简化，真实的矛盾被掩盖——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有生活实感，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到了1980年3月，古华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创作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作品，抨击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妇女身心的摧残和精神禁锢，为妇女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解放而不倦地呐喊，让人对古华刮目相看了。在作家们纷纷集中精力将批判锋芒指向极左思潮的时候，古华却把他的社会批判火力转向对准了封建意识形态，更让人多了几分惊喜。这是看了《爬满青藤的木屋》草稿后，我对古华说的话。

早于《爬满青藤的木屋》动笔的《芙蓉镇》，同样是一部风俗画色彩很浓的小说。古华说，“尝试着把自己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一部作品里”，“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来。这样便产生了《芙蓉镇》”（《〈芙蓉镇〉后记》）。

创作《芙蓉镇》，滥觞于古华家乡一个年轻寡妇的真实故事。他由此扩展、生发，塑造成《芙蓉镇》里的“芙蓉仙子”胡玉音形象。胡玉音像所有农村劳动妇女一样，善良、勤劳、忍让、富有同情心，而且具有美丽得让世人怜爱的花容月貌。她靠磨米豆腐，创造着自己的生活。但她的性格中交织着新与旧两种成分，因袭的精神负担也很重。她相信命运，混杂着无力认识现实的畸形的、自欺自慰的心理状态。小说的一切矛盾都围绕着她展开，构成了小说浓重的悲剧色彩。小说的成功，在于表现了她的不认“罪”，自怜而不自贱。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从谷燕生与李国香、王秋赦的对立中，她逐渐认识到世事和人生的复杂。她与秦书田的发生在“罪人”间的爱情，是她对“政治身份”的反叛，是对不公正待遇的公开挑战。胡玉音终于由忍辱走上勇敢抗争。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胡玉音，如同一簇烈火在暗夜中闪光。

古华十分钟爱胡玉音这一文学形象。在闷热的北京9月，一天傍晚，暴雨倾盆，我索性住在办公室，有了与古华秉烛长谈的一晚。古华和我都赤着膀子，喝着古华从家乡带来的苦茶，大汗淋漓。古华用手抹了把脸，把目光投向电闪雷鸣的夜空，讲述了他在家乡五里林区同样是7月的夜晚。

那夜没有雨，望出去是清幽幽月光下蓝莽莽的林海，深邃而神秘。古华的《芙蓉镇》的创作已接近尾声，自己完全沉浸在创作的亢奋之中，他随着胡玉音的命运跌宕时而哭，时而笑。他手中的笔，犹有神助，文衢通达，情思如涌，小说的细节纷至沓来，人物形象也鬼使神差般立在眼前，有说有笑。仅仅用了十八天，他就把“湘南乡镇上二三十年的风云际会，山川流走，民情变异”的人情世态，浓缩进《芙蓉镇》里。当他给作品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他冲出藏身于茫茫林海静谧的小木屋，忍不住号啕大哭……

古华是面向夜空，讲述这段让他自己都震惊的创作经历的，等他转身端起茶杯时，我看到他满脸泪痕。我们默默相对，长久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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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最早审读《芙蓉镇》初稿的，是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龙士辉。他见证了《芙蓉镇》从胚胎状态到定稿的全过程。他对我说，乍看到《芙蓉镇》的初稿，“一下子把我看愣了！一个小小的芙蓉镇，几个小人物的命运，使你激动，使你同情，使你流泪，使你叹息，更使你深思……为我们唱出了一首严峻的乡村牧歌”。

龙士辉在充分肯定作品的同时，也指出了人物单薄等问题，于是心领神会的古华，加了王秋赦这一人物，使黎满庚也丰满和鲜活了。

古华说，老龙真是有水平的老编辑。他指出原作品中正直、真挚的黎满庚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出卖灵魂的小丑，没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性。我就把黎干的坏事都移植给新人物王秋赦，黎满庚果然得救了，王秋赦丰满了。

老编辑龙士辉，也是《芙蓉镇》发表后，最早发表书评的人，认为其是反映农村生活长篇小说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新的标志”。《林海雪原》《将军吟》《代价》都凝聚了龙士辉的心血。我对古华说，你是幸运的。

1982年12月，《芙蓉镇》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我们应该感谢古华，他的《芙蓉镇》在反思话语的悲壮性的洞烛之下，让乡土作为一个被重新赋予阐释的所在，呈现给当时的新时期文学殿堂。可惜的是，古华并没有让乡土从模式化的叙述中突击出来。《芙蓉镇》故事设置的结构依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进行，一边是坚持错误和荒谬路线、极端教条化的王秋赦们，一边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生活却备受磨难的胡玉音们，顶多加上好党员谷燕山和苦中作乐的秦书田。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将有些人物类型化和丑角化，也是《芙蓉镇》渐被冷落的原因。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古华说：“我要做的是从农民苦难中获取一份反省精神来映衬着那个错乱荒诞的时代。”

我无言以对。或许，你的确不能对一部文学作品奢求太多。

古华到北京来领茅盾文学奖时，北京已是寒冬，意气风发的他，到《当代》编辑部时，表示要答谢《当代》一干人。众人以为古华要宴请，不料，他别出心裁，请大家看了一场电影，并给我们的孩子，每人一个棒棒糖。早就听说古华很小气，出手总是抠门儿吝啬，果然让大家领教了。想来，在穷困小村过惯了艰难的日子，让古华不忍奢华，于情理也算说得过去。

临离京前，古华找到我道别，说一定要请龙士辉、冯立三和我吃饺子。龙士辉是他的责编，曾给过他独特的帮助，是他的恩人。而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时在《光明日报》的冯立三，曾在1982年5月的《光明日报》上发表《〈芙蓉镇〉人物谈》，高度评价了他的小说。冯立三因故未能出席，我、龙士辉和古华在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一家小店里，吃了顿饺子。古华和老龙把我带去的一瓶五粮液喝得差不多时，都有些醉意。古华突然拉住我的手，问：“你喜欢胡玉音不？”我点点头：“那是个值得尊重的‘芙蓉仙子’。”古华却哧哧地痴笑：“哥哥耶，那可是个豆腐似的美人哩。”他的眼闪着特殊的光亮。

古华称我为哥，因为我大他两岁，他是1942年生人。当《芙蓉镇》被搬上银幕，姜文和刘晓庆出彩的表演让世人都沉浸在《芙蓉镇》的狂欢气氛中，古华也名噪文坛时，我去湖南开会，见到了已经当了中国作协理事、湖南作协副主席的古华。他似乎胖了，也白净了些，衣着也不再土气。他陪我到天子山玩了一趟，话语中流露出家庭不睦的信息。

回到北京，我又参加《啄木鸟》在黄山举办的笔会，与王朔、马未都等诸友游山玩水间，得到古华与该刊一我熟识的女编辑走得很近的传闻。不久，古华悄然远渡重洋，定居在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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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华离开故土之后，国内有人重新评价《芙蓉镇》，称其为“简化的‘文化大革命’”，认为《芙蓉镇》特定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其“文学性”的意义，批评《芙蓉镇》就是“少数坏人（如李国香、王秋赦）迫害多数好人（豆腐西施、秦书田、粮管所长等）的过程”，“将……种种复杂到令人头痛、令人害怕的问题用伦理尺度分解得一清二楚、黑白分明”，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仍用《芙蓉镇》式的方式来反思‘文化大革命’，那中国真是不幸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约多是年轻人。产生《芙蓉镇》的年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宣告结束。刚刚从饱经种种精神磨难乃至肉体摧残的记忆中解脱出来的古华，首要的叙事，是呈现和反思极左思潮给共和国、给民族造成的苦难，以及春天骤然到来的喜悦和希望，确有“为人生、为社会”，“文以济世”的传统文学观念。

改革开放之初，其文学观念的偏狭性，在新时期文学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当政治反思的文学浪潮一过，古华、莫应丰等相当多知名作家，依然缺乏对文学的自觉性，其作品粗糙、直露的弱点也显现出来。除了有史料价值，缺乏艺术魅力是那时作品共有的缺陷，非独古华一人。完全否定古华，实际上就是否定整个反思文学。

20世纪80年代，政治宽松，文学正向人学回归，作家获得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何必苛求彼时的古华？时代造就了《芙蓉镇》，那个时代注定产生不了文学经典。1986年，莫言发表了《红高粱》系列小说，是文学之幸，也是莫言之幸。

大约过了两年，国内流传着一本写伟人与女人们的乱七八糟的书，是从国外非法舶来，又经非法偷印、非法传销的印刷品。坊间传说是古华撰写，用来贴补在国外的拮据生活的。在书摊偶然见到，草草一看，文字完全不像古华凝练而富有文学韵味的睿智又含有哲理的语言。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曾请也在加拿大定居的几位文坛老友，设法拜会一下老朋友古华，问个究竟。没别的意思，只想知道古华是否仍是恪守文化人格的作家。可惜，至今也无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

一别多年，天涯远梦，正有“浓淡难与君说”的梦别之感，人虽远去，风流余韵却依然留在他的作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