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投身学生运动

上文提到的始建于宋代的东林书院曾一度废圮。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罢黜里居的名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倡议重建兴复。修竣之后，他们便在此聚众讲学。这是一批有着强烈用世之志的学者，他们关心时事，讽议朝政，指陈时弊，锐意图新，在学风上反对脱离现实，主张躬行实践，学以致用。顾宪成所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达了他们的志向与心声。这副对联就悬挂于书院依庸堂内。

从无锡国专到东林书院走不了多远，冯其庸不知多少次徜徉于这座著名书院，发思古之幽情。顾宪成的那副名联，东林党人当年关心国事、挥斥方遒的勃勃英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以往所读书中所有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更重要的是，他在无锡国专读书的三年，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激荡的时局更时时刻刻影响着他。这一切，决定了这个热血青年不会成为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会投身于当时的学生运动之中。

1946年初，冯其庸刚刚入学的时候，就参与了一次学生给校方提意见的行动。不过当时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少认识。这次行动的起因很简单，主要是因为学校伙食费很高，伙食却很差，同学们觉得有问题，开始闹。冯其庸也有一种义愤，要仗义执言，于是写了一篇杂文：《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抄成大字报，贴在墙上。由于写得很尖锐，很有力，一下子传开了。后来学生们起来，要求查账。学生闹事也不全是为了伙食，还有对几门课的不满意，这几门课是年轻老师讲的，他们不太会讲，而1946年初入学的这批学生，大多数是经过艰难困苦、经过自学的，学习的心很迫切，又有相当的基础，于是对学校的不满蔓延到课程上了。学生要罢课。当时的教务长是王蘧常先生，平时在无锡国专的上海分校，知道这种情况后，就从上海亲自来了。冯其庸被推举为学生代表，面见王先生。想到要见一位大学者和大书法家，他去的时候有点战战兢兢，壮着胆子陈述了学生的意见。没想到王先生很通达，说伙食要查，不管查得出查不出问题，伙食必须改善。按学生交的伙食费来说，不应当吃得这样差。又说学生希望把课讲好，是非常好的愿望，无可厚非。课讲得不太好的都是年轻教师，讲课没有经验，他们学问其实是不错的，只是不会讲，更换是可以的，等他们会讲了再讲，但是不要对他们刺激性太强，要照顾他们继续前进。冯其庸觉得王先生几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到，回来跟大家一说，都觉得有道理。这次接触，他对王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佩，而王先生对他也留下很深印象。

时局变化很快，人们在抗战胜利之初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有人甚至认为国民党是领导抗战的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可是没过多久，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腐败就打破了人们的幻想，政治没有变得清明，反而黑暗笼罩，鬼蜮横行，物价腾涌，民不聊生。学生是最爱国最敏感最先觉悟的群体，最先发起了抗议国民党的行动。起初还是自发的和小规模的，后来有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渐渐形成了声势越来越大的学生运动。1946年底，发生了美国兵强奸沈崇事件，国民党当局竟将强奸犯放回美国，而美国则将其无罪释放。这一事件犹如火上浇油，立即点燃了抗议的熊熊烈火。冯其庸那时还没有党派的观念，出于爱国热情，出于义愤，觉得中国人遭到美国大兵侮辱，而当局却屈从外国势力，偏袒强奸犯，太不像话了，就参加了抗议活动，慷慨激昂地批评当局。不久一个学生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大家都不敢去探望。他觉得这个学生只是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言论就被抓，没有道理。自己既没有参加共产党，也没有参加国民党，任何关系都没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不可以看望看望自己的同学吗？于是他就去监狱探望了。那个学生很高兴，但是也告诉他，这个地方不是轻易可以来的，因为国民党是不讲什么道理的。就这样，经过许许多多事情之后，冯其庸政治上越来越清醒，态度越来越明朗，越来越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倾向共产党，站到进步潮流一边了。他被进步学生推举为代表，而被国民党方面看作是进步学生运动一边的人物了。

无锡国专有一位教员叫王子畏，主讲中国文学史，很欣赏冯其庸的才华，多次在课堂上称赞冯其庸的文笔真好，他用曹丕《与吴质书》中的“书记翩翩”来形容。他知道冯其庸家中贫困，看冯其庸写的字好，就让冯其庸刻写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类编》，由学校支付费用，这对冯其庸经济上多少是一个弥补。但是此人是一个顽固的国民党党员，他见学生运动起来，就出面干预和反对。冯其庸本来跟他私人关系比较亲，但是见他干预学生运动，就觉得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容忍，不可接受。他认为学生对国民党的批判是有道理的，有根有据，对黑暗政治当然要反抗，因此他一定要站在同学一边。于是他就带了几个同学到王子畏的房间去，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再给你刻讲义了，我不赞成你反对我们学生运动的态度。我正式声明，以后我要参加学生运动，绝不会跟着你反对学生运动”。同学们都夸奖冯其庸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可是把王子畏气得火冒三丈，他对冯其庸恨得牙根痒，总想找机会整治他。

1947年5、6月间，全国各地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无锡社会教育学院和无锡国专的学生联合起来，声势更大了。冯其庸成了学生运动的骨干，每次活动都带头参加，于是也就更成了被国民党方面监视和打击的对象。王子畏在校务会上提出要把他开除，但好几位教授为冯其庸说话，一位叫俞钟彦，讲授诗歌的，别号“白门老兵”，跟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关系特别好。他听说王子畏提出开除冯其庸，气得隔着大桌子拿起大茶杯就扔了过去，用南京话大骂，说：“学习这样优秀的学生你怎么开除呀？反国民党又不是反你一个人，我也是国民党员，比你资格还老呢，你管这些干什么？”还有一个年轻教师叫冯励青，是地下共产党员，紧跟着俞教授起来反对王子畏，说：“刚才俞老先生讲得非常好，我们做学问不要和党派连在一起，学生表达自己的意见，你又不是国民党当政的，管这些干什么？我们是个学校，不管政治。”主持校务会的是冯振心老师，也特别欣赏冯其庸的才华，本来就想袒护他，但不便说话，见俞老先生一闹，冯励青一讲，马上定调子，说不要开除了，就记两个大过、两个小过吧。按照规定，再加一个小过就会被开除。会后冯振心老师私下把冯其庸找了去，将会上的情况跟他讲了，说：“你不要计较两个大过、两个小过，只要不开除，你就能留下来读书。”

有意思的是，冯其庸在无锡国专前两年的两份成绩单有幸保存到了今天，“文字学”、“诸子概论”、“地理”、“杜诗”、“词选”、“中国文化史”等许多课程，他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而操行成绩却是“丙”，原因就是带头搞了学生运动。

到1947年底，冯其庸的处境更危险了。有一天，他突如其来地接到通知，叫他赶快离开无锡国专，说是无锡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马上要逮捕他了。可是到哪里去呢？有人提醒他，说他跟王蘧常先生有点交往的嘛，看能不能请王先生帮忙，转到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去。冯其庸就给王先生去了信，王先生很快回复了，叫他赶快去，不要犹豫，有什么具体问题去了再说。因为王先生知道国民党是不讲什么法律程序的，学生一旦列入黑名单，随时可能遭到不测。冯其庸接到信，立刻和另外两个同学悄悄地去了上海，顺利转入了上海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