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是杜诗学史上集大成的时代，涌现出的杜诗学文献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成果显赫，可谓盛况空前。其中大多数杜集均有序跋、弁言、题词、题诗、赠言、例言、凡例等，其数量则多寡不等，少则一篇，多则数篇，因此清代杜集序跋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由于每种杜诗学文献的注杜思想、注释倾向以及成书背景、刊刻过程、版本递嬗、卷帙分合等，往往都集中体现在其序跋、凡例之中，因此杜集序跋对于深入研究杜诗学史的递嬗过程、杜集版本的流传形式，梳理诗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源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文献材料。本书首次将有清一代的杜集序跋予以汇录纂辑，目的是为学界深入认识清代杜诗学的演进过程提供最基础的文献材料，为杜诗学的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对现存清代杜诗学文献，编者秉持尽量亲见原书的原则，拒绝转引和使用二手资料，力争最大限度地避免仅从前人的书目和著述出发，致使谬误流传、错讹辗转因袭之弊。同时又花费了巨大精力，于浩如烟海的清人别集及其它相关文献中，钩稽纂录出为数不少的散佚清代杜集序跋，将这些文献与存世清代杜集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信对于加深对清代杜诗学的认识将会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此外，清代杜集序跋的作者多达四百余人，其中大多数序跋作者的生平事迹，此前未有过考证结果，颇难知悉其详。本成果则通过翻检碑传、墓志、年谱、方志、家乘等众多相关文献，对大多数清代杜集序跋撰写者的生平事迹进行了钩稽、梳理和考证，这对清代文人生平的研究或许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

总的来看，清代杜集序跋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与诗学理论价值，以下分别论之。

一、清代杜集序跋的文献价值

（一）保存了大量稀见文献

在蔚为大观的清代杜集中，有许多为稿本、钞本，从未刊刻，流布颇罕，其内容一直不为学界所知，故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如汪枢《爱吟轩注杜工部集》、周篆《杜工部诗集集解》、吴冯栻《青城说杜》、赵星海《杜解传薪》等，均为海内孤本，因而其序跋无疑也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即使是一些常见、知名的杜诗注本，如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吴见思《杜诗论文》等，尚有大量名家批校本存世，诸如钱陆灿、商盘、陈治批点《钱注杜诗》、蒋金式批点《杜工部诗集辑注》、方拱乾批点《杜诗论文》、黎维枞、李以峙批点《杜诗详注》等，这些批校本之序跋，由于多以单本手抄形式流传，往往也是珍稀之文献。此外，许多清代杜集中的序跋、题辞、题诗，并不见于作者之别集，故都属于佚文，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如清初王材任《复村集杜诗》前有魏象枢《题诗》曰：“黄冈才子年英妙，一取科名官清要。亥秋比士下三巴，为访浣花觅同调。归来集成少陵诗，令我一读一大叫。杜耶王耶孰辨之，觌面问君只微笑。”此诗就未收于《寒松堂全集》中，故可断为魏象枢佚诗。又如徐树丕《杜诗执鞭录》卷十四收录朱鹤龄《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可知朱鹤龄《杜诗辑注》之书名初作《杜诗辨注》，故此诗对于了解清初“钱、朱注杜公案”以及朱注的成书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然而此诗并不见于朱鹤龄《愚庵小集》，故一直不为学界所知，幸赖《杜诗执鞭录》的转引方得以保存。此类例子尚多，兹不赘述。

（二）可以考知杜集刊刻时间及作者情况

杜集序跋落款中所署时间，往往是判定其刊刻时间最直接的依据，所以就那些刊刻时间不明的文献而言，某些稀见之序跋就成为帮助我们判断的关键因素。如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由于牵涉到“钱、朱注杜公案”，其初刻时间备受学界瞩目。朱注的初刻本为康熙间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卷前的朱鹤龄《识语》、《自序》及二十卷后沈寿民《后序》均未署时间，这给我们确定其刊刻时间带来很大障碍。不过该本后附“杜诗补注”五十余条，其中屡引顾炎武《日知录》之“杜诗注”。而顾炎武《日知录》八卷初刻于康熙十一年（1672），洪业先生《杜诗引得序》便据之推断，朱注成书当在此之后。后来的一些杜诗学书目，遂均定该本为康熙十一年刻。其实洪业先生的推断存有疑问，这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日知录》本身的成书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朱鹤龄与顾炎武过从甚密，他当有机会于《日知录》刊刻前阅读过顾炎武的手稿。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即称：“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可见其不少友人都曾在《日知录》未刊前抄借此书。因此，不宜以《日知录》的初刻时间来定朱注的刊刻时间，其刊刻时间最多只能用来作为判断朱注刻印时间的一个参照而已。而后来学界发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本《杜工部诗集辑注》前多出计东《朱氏杜诗辑注序》一篇，落款署曰：“康熙九年冬杪同里学人计东序。”在目前国内所见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的版本系统中，卷前有计东序者似仅见此本。因此周采泉先生《杜集书录》便判定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的初刻时间乃是康熙九年（1670）。而这一结论的最终得出，则完全是以稀见杜集序跋为基础的。

除了可以考知文献的成书及刊刻时间，杜集序跋对于判断文献作者的时代及生平事迹也往往有直接帮助。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王邻德《睡美楼杜律五言》一书，然而由于对相关文献中对王邻德其人的生平事迹记载甚少，故《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等书在著录《睡美楼杜律五言》时都不能确定其成书时间。今据王邻德《睡美楼杜律五言引》可知，王邻德学杜曾得刘雪舫指授，而通过对刘雪舫生平事迹的稽考，则可以确定王邻德为清初人。刘文炤，号雪舫，宛平籍，海州人。崇祯帝之母孝纯皇太后之侄，新乐忠恪侯文炳弟。李自成陷京师，文炳阖家自焚，文炤独奉祖母逃匿，后流落江淮间，寓高邮甓社湖者二十年，著有《揽蕙堂偶存》。其与王邻德之交游，当于寓居高邮之时。

（三）可以辨析文献之真伪

杜集序跋中对文献的成书过程与流传情况往往有最为真切翔实的记录，故而对辨析某些文献之真伪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道光十一年（1831）阳湖庄鲁刻本《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其中评语是否真为朱彝尊所评颇值得怀疑。这是因为朱彝尊为清初名家，与之同时的李因笃、邵长蘅、吴农祥、王士禛等人之杜诗评本均流传有序，毫无疑义。而《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却出现较晚，且此前从未见有书目提及。是书的编刻者岳良、庄鲁将其定为朱彝尊所评的依据，就是该本前的《朱竹垞先生原跋》：

惟阅是集，为二三前辈丹黄评定，碎无笺注，而批郤导窾，各寄会心。余因附参末见，以冀作诗宗旨，不仅沾沾于证引也。康熙乙巳（1665）夏月，竹垞朱彝尊书于曝书亭侧。

而庄鲁《序》曰：

丙戌（道光六年，1826）游皖城，偶过书肆，见败帙中有是编，乃秀水朱竹垞先生手批本，购归读之，觉体会入微，别有心得。……取所评之本手录付梓，以公同好。原跋有二三前辈丹黄评定，概谓秀水朱氏评本可也。

可见庄鲁未暇对该本的实际评点者一一进行核实，只是由于书前有署名朱彝尊的跋文，便认定为朱彝尊所评。其实朱彝尊跋文中“惟阅是集，为二三前辈丹黄评定，碎无笺注，而批郤导窾，各寄会心。余因附参末见，以冀作诗宗旨，不仅沾沾于证引也”这段话，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其批点是附于“二三前辈”批点之后的。庄鲁虽明知如此，却仍糊里糊涂地说“概谓秀水朱氏评本可也”，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胡说。民国间出版的《国学专刊》1926年第2期曾刊载稿本《朱竹垞先生批杜诗》，其内容与庄鲁刻本《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完全不同，稿本前载有陈衍所撰序曰：

《朱竹垞先生批杜诗》，旧藏小瑯環馆，未经刻本也，吾乡郑虞臣先生曾手钞副本。仲濂丈，先生侄也，复为杨雪沧舍人重钞一过。杨殁，传闻此本鬻在京师厂肆，沈之封提学见之，以告余，余告稚辛，以三十饼金购还。则卷首黏贴仲濂丈所钞朱字《总评》而已，其卷中朱批，则他人效丈字体也。

稿本后还有陈衍之案语曰：

衍案：朱竹垞朱批之本，藏小瑯環馆而未刻者，不知其批在何本杜诗上？今乃有刻本朱竹垞先生所评杜诗，首卷标题“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卷一”，其卷二以下，则只题卷几而已，并无“朱竹垞先生”等字，其书眉、诗旁所有已刻评语外，又有朱字未刻评语，多与相埒。朱字是，则已刻者非；已刻者是，则朱字非。然朱字无可疑者也。仲濂丈既钞《总评》，后有跋语略云：“兹批专指作法，间批钱笺。集中于起伏承结，最为用心，想亦先生早岁伏案时咿唔有得，随手钞录，意不主著述也。”又目录后朱批有云：“起伏照应用尖圈，承上起下用密点，词意佳者用圆圈。”今《总评》既未刻，而刻本批语于所谓起伏承结者全未拈出，于所谓起伏照应、承上起下、词意佳者，全未用尖圈、密点、圆圈，则已刻批语，不出于竹垞，惟朱字者为竹垞所批可知。是则已刻者何人所批乎？案竹垞《原跋》有云：“惟阅是集，为二三前辈丹黄评定，批郤导窾，各寄会心，余因附参末见”云云，可知另有杜集为前辈所评者，今已刻者即其书。其竹垞朱批，实未刻，故皆以朱字辗转迻写。书贾射利者不知其详，以前辈评本易其首行标题为“朱竹垞评本”，又有割裂迻写朱批，黏卷首以实之者，而岂知转以败露也。

陈衍在序及案语中详细记载了稿本《朱竹垞先生批杜诗》辗转流传的过程，并通过稿本与刻本批点体例之异同，指出庄鲁刻本中书商作伪之痕迹，从而最终认定刻本并非朱彝尊所评，其论可谓确凿可信。我们仔细检核《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中的所谓“朱彝尊评”后亦可以发现，这些评语多为清初李因笃与邵长蘅之评，并非出自朱彝尊之手。而《国学专刊》刊载之《朱竹垞先生批杜诗》应该才是真正的朱彝尊评语。由此例可以见出，清代杜集序跋对于判定某些杜集之真伪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可以考知杜诗学文献传播之实况

清初的杜诗学颇为兴盛，而时人在杜集序跋中对其盛况的描述，对我们了解历史实际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清初方拱乾《手录杜少陵诗序》云：“诸书惟杜注最多，以予所见，且十八九种，闻吴下藏书家至八十馀种，虽未得书见，大略可以意揣。”方氏所云吴下藏书家有八十余种杜诗注本，其中除了少量宋元明之注本之外，大多数应是清初之注本。这无疑为我们了解清初杜诗注本的实际数量，提供了重要参考。又如明代李东阳有《批杜诗》，该本现已散佚，然清代学者尚能见此批本，在杜集序跋中便有提及者。如清初戴廷栻《丹枫阁钞杜诗小叙》云：“余旧游燕，于陈百史架见李空同手批杜诗，草草过之，其后每读杜诗，以不及手录为恨。”马世俊《杜诗序》亦曰：“近见李空同评本，仅得其音节，不谙其神理。”再如清初李因笃《杜律评语》一书是否真曾行世，颇令学界感到困惑。成都杜甫草堂甚至曾将此书列入1959年第二次《征集书目》，书名作《杜诗评》，然迄今未见。而周采泉《杜集书录》引无名氏杜诗批校本《题记》云：“李氏有《杜律评语》，安溪李文贞公（光地）极赏之，欲刊刻而未果，惜流传甚少。”由此《题记》可知，《杜律评语》当时并未刊刻，故极有可能已经散佚。而杜集序跋中提供的这类信息，对于我们判定杜诗文献之传播与存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五）可以窥见清代杜诗学界的学术分歧

从杜集序跋的角度切入，往往可以窥见清代杜诗学界的学术分歧，这对我们了解文献成书的学术背景极具参考价值。例如清初陈式《问斋杜意》，前有徐秉义、张英、方孝标诸人之序，然检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三，亦载有《陈二如杜意序》一篇，当是钱澄之应陈式之请为《问斋杜意》所作之序。那么陈式之书前刊载了诸名家之序，却为何单单未将钱氏之序弁于书前呢？考钱澄之《陈二如杜意序》云：

世之誉杜者，徒以其语不忘君，有合于风雅之旨，遂以为有唐诗人来一人而已。吾谓诗本性情，无情不可以为诗。凡感物造端，眷怀君父，一情至之人能之，不独子美为然。……唐之于子美至矣，子美之感恩不忘，其常情，非溢情也。……凡公之崎岖秦陇，往来梓蜀夔峡之间，险阻饥困，皆为保全妻子计也。其去秦而秦乱，去梓而梓乱，去蜀而蜀乱，公皆挈其家超然远引，不及于狼狈，则谓公之智，适足以全躯保妻子，公固无辞也。且夫银章赤管之华，青琐紫宸之梦，意速行迟，形诸愤叹，公岂忘功名者哉！而专谓其不忘君耶？……子美于君父、朋友、兄弟、妻子之间，一中人之深情者耳，谓为有诗人以来一人，过矣。……今集中有句涩而意尽者，有调苦而韵凑者，……其弊至多。唯是其气力浑沦磅礴，足以笼罩一切，遂使人不敢细议其弊。……吾以公全集按之，声病固所时有，正不妨于有，亦正不必曲为回护也。耳食之徒，略不考核，唯随声附和，何足辨哉！

从序中可见，钱澄之对杜甫思想以及杜诗艺术颇有微词，似乎仍然继承了明代郑善夫、王慎中等人之贬杜倾向，其看法与陈式等人所见差距甚大，故陈式在刊刻《问斋杜意》时，便毅然将钱序摒弃。我们从中似可窥见贬杜论在明清之际地位之黜陟，以及明清两代杜诗学嬗变之微妙消息。同样地，乾隆朝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一书，今所见《丛书集成初编》影印《艺海珠尘》本前只有周春之《自序》与《小记》。然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著录《周松霭遗书》云：“《杜诗双声叠韵谱》八卷，前有王西庄、卢抱经、钱竹汀、秦小岘及武进刘尚书权之序。”可见当时为周春此书作序之名家颇多，今检卢文弨《抱经堂文集》、钱大昕《潜研堂集》、秦瀛《小岘山人文集》，均存为《括略》所作之序，仅王鸣盛、刘权之序未见。而周春刊行《杜诗双声叠韵谱》时，却仅存自序，这是因为周春《括略》一书是从双声叠韵的角度择定杜诗之异文、甚至判定杜诗之真伪，而钱大昕诸人对周春这种偏执一法而绳杜诗的作法颇持异议。然而周春对这些质疑却颇不以为然，遂在刻印时有意将诸名家序全部刊落，仅保留自序，其兀兀不平之气，是见于言外的。因此杜集序跋是促进我们了解清代诗学纷争的重要途径，序跋中的许多学术内容，能够使我们更为直接地了解清代杜诗学的发展过程及其纷繁复杂的学术背景。

另外，在有些清代杜集中，收录于刻本之序跋，同时亦收入序跋作者别集，两者之间在文字上往往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张澍为范辇云《岁寒堂读杜》所作《序》，亦见清道光十五年枣华书屋刻本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三十四，题作《跋》。将二者相较后可以发现，其文字差异颇大，《养素堂文集》之《跋》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修订痕迹，而这些文字异同正可资校勘考证之用。除此之外，清代杜集散佚过半，然而其序跋等内容仍散见于清人别集、笔记、方志等文献中，可以通过努力钩稽，将这部分文献最大程度地辑出，这对于了解散佚清代杜集的大致面貌，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

二、清代杜集序跋的诗学理论价值

（一）提出反穿凿的新途径：反复涵咏以直揭本心

黄庭坚在《大雅堂石刻杜诗记》中曰：“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寄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这确实道出了宋人解杜时动辄凿深附会之弊。此后历代的有识之士在反对注杜中的穿凿附会时，往往都会以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作为理论武器。然而若不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仅凭低级的“以意逆志”，所得多是臆解耳食，仍不能正确理解诗意。而我们在清代杜集序跋中看到，众多学者提出了一种反穿凿的新途径：即通过反复涵咏杜诗以直揭本心。这一研读方法倘能运用得当，确实可以避免主观臆断、穿凿附会之弊。如清初傅山《与戴枫仲》云：“杜诗越看越轻，弄手眼不得。不同他小集，不经多多少少人评论者。若急图成书，恐遗后悔，慎重为是。非颠倒数十百过不可，是以迟迟耳。曾妄以一时见解加之者，数日后又觉失言，往往如此，且从容何如？”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多次反复涵咏，认识才能不断深化，也才能真正体悟到杜诗的真髓。因此在傅山看来，读杜也就成为最终获得真解的惟一途径。在他这种认识中，隐含了对历代注家穿凿琐碎之弊的批判，其直揭本心的解杜方法无疑具有革命意义，因此其思想一直被后人继承和发展。如浦起龙《读杜提纲》亦曰：“读杜逐字句寻思了，须通首一气读。若一题几首，再连章一片读。还要判成片工夫，全部一齐读。”乾隆朝的汪灏亦强调“读杜”，其《知本堂读杜自序》曰：“不笺且注，而只‘读’之者何？杜陵去今九百馀年矣，名贤宿学，注之笺之者，既详且精，灏于数者俱不能，且惧穿凿附会，失作者之心，聊读之云尔。”他还于该书的《凡例》中提出读杜之法：“必全首一气读之，一题数首一气读之，全部一气读之，乃可得作者之本旨。”其后，翁方纲《杜诗附记自序》亦云：“手写杜诗全本而咀咏之，束诸家评注不观，乃渐有所得。”段朝端为鲁一同《鲁通甫读书记》所作序曰：“董遇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先生于沈壮横厉之作，则击节高歌；于精深华妙之作，则慢声徐度。迨至兴会充满，口角流沫，实有鬼神来告之乐。塞者以通，晦者以明，关节尽解，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鲁一同《识》亦曰：“但吟讽百过，自有鬼神来贶耳。浦氏读书何尝不细心，只是畦町太过，如刻舟求剑。庄子曰：‘吾以神遇，不以目视。’读杜者不可不知此言。”以上这些杜诗注家都强调要对充满穿凿之论的旧注保持相当高的警惕，并主张通过对杜诗的反复讽诵和体味，来实现对诗意的正确理解，这无疑对于矫正旧注的穿凿与讹误具有重要作用。

（二）“不笺一字”的反穿凿思想

鉴于旧注的穿凿附会，许多明清学者主张完全删去旧注，仅仅保留杜诗原文，是为白文本。这无疑是明清杜诗学中的一种极端倾向。而这种反穿凿思想，在明清杜集序跋中有着非常集中的讨论。例如明末傅振商《杜诗分类》即是一个影响较广泛的白文本，傅氏在《自序》中曰：“每厌注解本属蠡测，妄作射覆，割裂穿凿，种种错出，是少陵以为诠性情之言，而诸家反以为逞臆妄发之的也。何异以败蒲藉连城，以鱼目缀火齐乎？因尽削去，使少陵本来面目如旧。庶读者不从注脚盘旋，细为讽译，直寻本旨，从真性情间觅少陵。”清周光燮《跋》云：“去注释而从其类，意固深矣。谚云：‘僧闭口，佛缩手’，盖默于不知也。”在对杜诗蠡测穿凿到“逞意妄发”的程度时，剔去注释，恢复杜诗的本来面目，当然就成为少陵功臣了。此本对后世影响深远，到清代就有两种重刻本。其中顺治十六年（1659）西陵亮明斋刻本前有高士之《告白》云：“杜工部诗凡笺疏丹黄，多属蠡测，甚至矫诬穿凿，汩没作者本意。兹集恪遵古本，依题分类，不加删选，不尚诠释，绣梓精工，校订详确。庶几工部真色尚存天地间，识者自辨。”梁清标《重刻原序》云：“余既好工部诗，而刻本率割裂错杂不可读。旧直指傅公刻分类集，芟薙注解，犹存本文，划然皎然。”傅振商的白文本因“不尚诠释”、“校订精确”受到广大学者的青睐，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净本才能真正揭示出久被蒙蔽的杜诗本意，白文本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明季卢世刻《杜诗胥钞》是另一个影响较大的白文本，刘荣嗣于该书《知己赠言》中指出：“古今解少陵诗即无虑数十百家，或逆意，或剔词，为执、为诡、为遁，紫房一切芟去，以待学人之参会也。”清初张彦士《杜诗旁训自序》曰：“偶于黄山学署得卢紫房《杜诗胥抄》一书，不发一议，不置一解，而少陵之真面目真精神，犹得洞于行墨之间。予怃然曰：此善读杜者也！以我注杜，何如以杜注杜？以解解之，何如以不解解之？杜之无容注也，予既已知之矣。”这些看法都是对白文本注杜思想的沿袭与承继。然而随着白文本的发展，其流弊也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即普通读者很难读懂没有任何注释的杜诗白文本，特别是杜诗当中那些和史实联系紧密的篇章。于是人们开始回过头来反思白文本的初衷是什么？这种做法是否过于偏激？以及新的注杜者该采取什么样的补救对策等等问题。清初的著名学者阎若璩和张溍之子张榕瑞关于白文本与传统笺注本的优劣有过一次讨论，阎若璩《读书堂杜诗注解序》云：

间谓阁学先生曰：“说《诗》者，历来以《小序》，朱文公始一切抹杀，讽咏其白文，颇得孟子以意逆志法，窃以读杜者何独不可？”阁学先生曰：“世有不得其事，而能通其义乎？”余笑曰：“患无公家灵心慧眼耳，苟有之，神者告之矣。邢子才所谓‘思若不能得，则便不劳读书’者。”

二人争论的关键在于白文本与注解本何者更可取。阎氏以为仅咏原文亦可理解杜诗，此论明显承继白文本编选者的主张；而张氏则强调必须要有对作家作品的背景知识为基础才能正确理解，这当然一针见血地揭出白文本的致命弱点。这场争论之后，张溍《读书堂杜诗注解》等注本大量刻印，而白文本则一蹶不振，然其影响却并没有完全消除。乾隆五十年（1785）刻玉勾草堂本郑沄《杜工部集》是另一个白文本的善本，该本以其白文无注、编校精审，得到后世大量翻刻，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就著录了八种之多。郑沄在《序》中云：“笺注概从删削，以少陵一生不为钩章棘句。以意逆志，论世知人，聚讼纷如，盖无取焉。”这样的注杜思想都和以往的白文本编者们一脉相承。此外，乾隆朝孙人龙《杜工部诗选初学读本》亦是白文本，其《自记》云：“余幼读工部诗，窃见向来评注，几数百家，手自纂辑，不啻数四。然引证猥杂，扬抑纷繁。窃谓随其所见，均不如密咏恬吟，熟读深思，而自得其旨趣。”孙人龙指出，直接诵读杜诗白文可使初学者可少走弯路，故选编白文本作为初学杜诗者的读本。虽然此后杜诗白文本变得越来越少，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这股反穿凿的思潮永远值得后人深思。清末林栋在其《偶成》之二中曰：“几人学杜得其神，注解千家各竞新。伐石深镌工部集，不笺一字是功臣。”真可谓是对这种反穿凿思想最为恰当的概括。

（三）对“以杜证杜”方法的集中阐述

使用“以杜证杜”和“史诗互证”的解杜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主观臆测与牵强附会，是杜诗注释史上最为成功、科学的研究方法。就目前所见文献来看，最早提出“以杜证杜”这一说法的，是明代的杨慎，其《升庵诗话》卷一曰：

韩石溪廷延语余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楼》诗云：“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此乃登高临深，形容疑似之状耳。云霾坼峡，山木蟠拏，有似龙虎之卧；日抱清江，滩石波荡，有若鼋鼍之游。余因悟旧注之非，其云云气阴黯，龙虎所伏，日光圆抱，鼋鼍出曝，真以为四物矣。即以杜证杜，如“江光隐映鼋鼍窟，石势参差乌鹊桥”，同一句法，同一解也。……岂真有乌鹊、鼋鼍、虬龙、虎豹哉！

明人虽已有此等认识，然却并未在注杜中有意识地大规模使用这种方法。直至清代，杜诗注家们才开始在理论上明确认识到“以杜证杜”方法的优越性，并在注杜实践中较为广泛地使用这种科学的注杜方法。而他们对“以杜证杜”方法的明确认识与系统的理论阐述，都集中地体现在杜集序跋之中。例如清初周亮工为张羽《杜还七言律》所作序曰：

若葛民此注，不过因世人不见杜老真面目，直以杜还杜耳。……老杜被学者挦剥殆尽，又被注者摘索无遗，不得不逃之无何有之乡。直遇葛民，始得咏“生还偶然遂”也。勿论自来诗文书画，直当以笔还笔、墨还墨；而注古人者，更当以古人还古人，得一“还”字，杜诗从此无事矣。

周亮工所谓“以笔还笔”、“以墨还墨”、“以杜还杜”，都是针对当时注杜之弊而发，其“以杜还杜”之论虽与“以杜证杜”稍有差距，但无疑仍具有导夫先路之理论价值。又方拱乾《手录杜少陵诗序》曰：“此本亦以我注杜诗耳，以杜诗注杜诗耳。若曰集诸家以为本，则不能居矣。”吴兴祚《杜诗论文序》也提出：“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方氏“以杜注杜”、吴氏“举杜以还杜”，与周亮工“以杜还杜”的意思都非常接近，这都表明清初杜诗学界对“以杜证杜”方法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认识。此后赵星海《杜解传薪自序》曰：

少陵之诗，少陵之心也；少陵之诗有异，少陵之心无异也。吾不以吾心解杜诗，而以杜诗证吾心焉。于是乎吾心出，于是乎少陵之心亦出；少陵之心出，而少陵之诗解矣。然则非吾解杜诗，乃杜诗自为其解耳。自为解而有不解者乎？自为解而人复有不解者乎？

可以看出，赵星海所谓“杜诗自为其解”之说，也是清初诸人“以杜证杜”说之嗣响，同时表明清代杜诗学界对这一方法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不过“以杜证杜”方法虽能避免穿凿，若使用不当，则又会产生肤浅庸陋之弊，卢元昌《杜诗阐自序》中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世称少陵诗之难读也，古今注家，奚翅数十。顾有因注得显者，亦有因注反晦者。一晦于训诂之太杂，一晦于讲解之太凿，一晦于援证之太繁。反是者，又为肤浅凡庸之词，曰：“吾以杜注杜也”，则太陋。

至于在使用“以杜证杜”方法时如何才能做到既反穿凿附会，又能避免肤浅凡庸，在清人也有过大量讨论，兹不赘言。不管怎样，清代杜集序跋中对“以杜证杜”问题的集中讨论，无疑促进了学界对这一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不断得到深入和发展。

（四）提出注杜者际遇应与杜甫的经历相契合

陆放翁曾说：“欲注杜诗，须去少陵地位不大远，乃可下语。”（《跋柳书苏夫人墓志》）在清代的杜集序跋中，注杜者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杜诗研究的主体因素中，只有经历坎坷与杜甫相似者，才能更好地理解杜诗，在以意逆志的时候才能更好地诠释杜诗。如邵长蘅《杜诗臆评序》曰：

长垣王又愚先生起家进士，令梓潼，遭乱弃官，流离滇黔，阅十馀年而后归。方其自秦入蜀，窥剑阁，下潼江，又以事数往来花溪、锦水，其游迹适与子美合。及弃官以后，系怀君父，眷念乡邦，以至拾橡随狙，饥寒奔走之困，亦略相同。故其评杜也，不摭拾，不凿空，情境偶会，辄随手笺注，久之成帙。

邵长蘅指出，王维坤因为自己颠沛流离的境遇与少陵颇为相似，故而才能体会到杜诗的真谛，其评杜也才能做到“不摭拾，不凿空，情境偶会”。同样地，厉鹗《王雨枫集杜诗序》曰：

山阴王君雨枫集杜五律诗，多至三百馀首。雨枫才气豪健，弱冠即举乡试，用经冠其曹。屡上礼部，见摈于有司，马烦车殆，几同少陵残杯冷炙之恨。年逾五十，始以词学被荐，论者谓与少陵献《三大礼赋》试集贤院何异？乃少陵遂因献赋得官，其《赠集贤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也有曰：“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感激知己，不忘衡鉴之重如此！雨枫摅文散藻，有声摩空，不幸斥落，且遘微累，如孟归唐故事。其别举主也，则曰：“谬称三赋在，刻画竟谁传？”其自伤生理也，则曰：“新诗句句好，莫使众人传。”嗟乎！士只为其可传者耳。使少陵即不献赋得官，其诗岂有能没之者哉！而雨枫终有不释然者，诚悼时之已迈，而惜命之多穷也。

厉鹗认为正是由于王雨枫仕途之踜蹭与杜甫相仿佛，故其集杜诗才能得“少陵之情境”。同样，沈珩《杜律陈注叙》云：“窃惟注杜之难，莫难于得少陵一生真心迹。”而对如何才能得少陵真心迹，他举出陈之壎“竟老诸生”、“著述富矣，又不幸厄于兵燹，残编断简，零落居多”的例证，说明只有和杜甫那样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困厄，才能真正读懂杜诗，也才能真正注好杜诗。黄之隽《杜诗钞题辞》曰：

剪鸲鹆之舌而听其语也，冠沐猴之首而观其舞也，居然人也哉！而孰则遂人视之也。是故非其质而冒窃之者，识者笑之。杜子美之为诗也，学成四十之前，而晚出之以见于世。宦薄遭乱，困穷颠踣，天既逼迫其肺肠，幽奥曲折，以与鬼神通，轧而愈出。及夫流离楚蜀，播荡江山之间，又张大其眼耳，灵异诡怪，以动其魂气。两者并而发之为诗，于是乎集成而独有千古。人卧衽、齿肥、拥妻子，不杜其才与命，而空杜其貌与声，噫嘻！魄之索求兮，言之鸠兮，行而不失其猴兮。

黄之隽辛辣地讽刺了生活优裕的高官显贵们学杜只能学到一点皮毛，这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境遇与杜甫相差实在甚远，故而这些人学杜终究只能是沐猴而冠、鸲鹆学舌。又周篆《杜工部集序》曰：

予不能知李，而于杜诗尤不能知，惟于其颠倒挫折、困顿流离之作，读之往往如我意所欲出。又尝南自吴越，北过燕赵，经齐鲁郑卫之区，荆楚之域，极于夜郎、滇、僰，复浮彭蠡，泛洞庭，窥九嶷，临溟海，而回迹环三万，岁周二星。凡舟轩车骑，旅邮店亭，尤于其诗之跋涉高深、出入夷险者，相须如行资徒侣。苟有不解，则就担簦问之。窥之既久，时见一班。虽其官拜拾遗，从容朝右，卜居锦水，情事悠然，与予境遇，绝不相谋，之所为亦莫不心知其意。扃既开，户牖斯在，解释所及，都为四十卷。纵使言之无当，仅不能为公驱除蚍蜉而已。苍然大树，固无恙也。

周篆为了更为准切地注解杜诗，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自身的长途游历，刻意与杜甫的一生经历大幅贴近，这样一来，虽时代之悬隔不能改易，但山川地理依旧，漂泊足迹亦相仿，无疑可以大大缩短注释者与杜诗之间的距离。同样，浦起龙《读杜心解·发凡》亦曰：

昔人云：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地，不可与言杜。今且于开元、天宝、至德、乾元、上元、宝应、广德、永泰、大历三十馀年事势，胸中十分烂熟。再于吴、越、齐、赵、东西京、奉先、白水、鄜州、凤翔、秦州、同谷、成都、蜀、绵、梓、阆、夔州、江陵、潭、衡，公所至诸地面，以及安孽之幽、蓟，肃宗之朔方，吐蕃之西域，洎其出没之松、维、邠、灵，藩镇之河北一带地形，胸中亦十分烂熟。则于公诗，亦思过半矣。

应该说周篆、浦起龙等人这种思想直接启迪了当代杜甫研究者，主持《杜甫全集校注》的萧涤非先生为了更好地校注杜诗，曾于1979年至1980年亲自率领校注组的同志们重走杜甫之路。他们先后赴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南等地，实地考察杜甫的漂泊行迹。由于亲身履踏少陵当年所经之地，校注组诸同志遂对杜诗中的许多篇章有了切实的体会与理解，进而屡有全新发见。此后他们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作了形象生动的记述，撰成《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应该说萧涤非先生“重走杜甫之路”这一构想的提出与实践，无疑是受到了清代注杜者的直接启发。

（五）集杜诗创作初衷之集中阐发

集杜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孔平仲、文天祥、张庆之等人，其中以文天祥《集杜诗》二百首最为著名。文天祥在《集杜诗自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性情中语，烦子美道耳。”此论一直为后世集杜者奉为圭臬。元代的集杜诗颇为衰落，仅有黄则行《集杜诗句》一种。明代的集杜诗虽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并不显得特别兴盛，有杨光溥《杜诗集吟》、南师仲《集杜诗》、杨定国《辽警集杜》、金道合《集杜》、李元植《集杜》、万荆《集杜诗》等数种。集杜诗到了清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有清一代共出现专门集杜之作数十种，其中张晋《集杜》、车万育《怀园集杜诗》、梁同书《旧绣集》、王材任《复村集杜诗》、李锴《廌青山人集杜》、戚学标《鹤泉集杜诗》、王以敏《檗诗存集杜》等最为知名。其实集句诗自宋代开始就受到不少訾议，诸如“不免寒酸之气”、“游戏笔墨”、“百衲之衣”等恶评可谓不绝于耳。苏轼《答孔毅父集句见赠》甚至调侃道：“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小儿。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退之惊笑子美泣，问君久假何时归？世间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满千家墀。”是什么观念推动着清代集杜诗的创作达到如此高潮，集杜者的创作初衷及创作理念如何，这一直是最为后人所关注的内容。而在清代杜集序跋中，这些问题被集中阐发，颇具认识价值。如毛奇龄《王自牧集杜诗序》曰：

吾所欲言，杜甫已言之矣，特虑其言之单也，从而复之，其已复者，又从而更复之。就其意而得其句，句在意间；就其句而亦得其意，则意并在句外，岂无时与地与人与往来眺望之相符者乎？不必时与地与人与往来眺望之相符，而以彼媲此，以此俪彼。不知者叹杜陵该博，人所应有，不必不有，而不知其纂裁之妙。

既然“吾所欲言，杜甫已言之矣”，而后人所历之时、地、人与杜甫又往往相似，故通过集杜一方面可以感受杜陵之该博，与古人相媲美，另一方面则通过“纂裁之妙”，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杜诗所表现之内容与范围，做到以旧瓶装新酒。又如车万育《怀园集杜诗自序》曰：

非有天纵睿哲之资，则不能作；非有天地未阐之秘，则不必作。《礼记》曰：“作者之谓圣”，讵不信欤？即如诗之一道，今之作者亦夥矣，试问其所作，有加于昔人之作者乎？昔人云：汉魏以下无文章，只有添字换字之法。夫添字换字，已非自家性情，乃相袭之久，而添换者又不知几经添换，以至于今，竟无可添换矣，尚得谓之作乎？不得谓之作，即可以不作，何也？盖诗本乎情，而发乎境。自有天地以来，月露风云，山川名物，境犹是也，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情亦犹是也。李唐以诗取士，数百年中，穷变探赜，搜括影肖，尚有未尽之情之境乎？历赵宋迄于有明，名人辈出，极乎一身之所阅历，一心之所结构，境对情生，未尝留遗毫发，以待后人之添换。而后之人，言人人殊，取昔人之句，生吞活剥者无论已。即间有另辟径道，自为机轴，成一家言者，然不过如烹饪然，物料备具，胾调得宜，亦是佳品，而究之能出昔人之范围也耶？

车万育认为“自有天地以来，月露风云，山川名物，境犹是也，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情亦犹是也”，而后之作者，即使间或有另辟蹊径、自成机轴者，亦不能超出古人之范围。既然如此，则后人之诗，实不必作。车万育此论虽显偏激，但揣其初衷，应是为了矫正当时诗歌创作中的平庸倾向而发。正如熊赐履《怀园集杜诗序》所言：“少陵称古今绝唱，兼众美而总其成，风雅家盖无异辞焉。而或则以为，一篇之中，工拙相半，学者往往得其平慢之习，抑又何也？岂犹所谓《三百篇》之后，不当更作四言者非耶？吾友车子敏州有见于此，尽焚弃素所吟咏不存，意兴所适，则惟取杜句而集之，以见己意。”这里道出了车万育热衷于集杜之初衷：与其学杜而不能至，反添平慢之弊，倒不如集杜诗来得直接。当然集杜也好，自己独立创作也罢，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个人情感。张晋《戒庵集杜自识》乃曰：

人皆知集诗之难，而不知集诗之妙。集诗之难，难于牵合；而集诗之妙，妙于关生。予故尝曰：作诗非有才不能，集诗非有思不能，夫诗思之深于诗才也多矣。初以古人求古人，既以古人铸人，直浑融莫间，信有合钟聚酒之意，此不可对浅人道者。团集而成帙，观者尚无哂予之得已而不得已哉！

可见张晋特别强调集杜诗时的个人主体意识，他认为“集诗非有思不能，夫诗思之深于诗才也多矣”，因为若无个人之独立构思，集诗时便容易为杜诗原文所囿，也就不能独立表达个人全新的情感，则所谓集杜也就容易成为死样活气之土埂木偶。同样，陆继辂为邓显鹤《集杜诗》所作序亦云：“湘皋集杜诗，如天衣无缝，读之但觉淋漓悲壮，声情激越，不知是杜是邓，若但云‘裁缝灭尽针线迹’，犹浅之乎论诗矣。”邓奇逢《禺山集杜遗稿序言》亦曰：“夫学诗，患己作不似少陵；集诗，正患少陵不复似己作。”这里仍是强调集杜诗只是抒发个人性情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而杜诗成句只是供集诗者“海图波折、旧绣曲移”的原材料，所谓“天衣无缝”、“莫辨楮叶”、“灭尽针线”还都只是集杜的初级阶段，其最终目的乃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一己之性情面目”，形成自己的新风格，如若不然，集杜也就变成多此一举的文字游戏了。

总之，清代杜集序跋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也蕴含着丰富的诗学理论与思想，值得进行认真地整理与深入地探讨。编者自发愿纂辑杜集序跋以来，通过多年苦心钩稽，共辑得220多种清代杜集中的序跋文献490余篇，稍称可观。即便如此，所纂录之文献尚未臻完备。这是因为杜集序跋的纂辑是一个颇为艰苦复杂的工作，其困难颇多：首先是文献搜罗极为不易。限于个人精力，难以遍访国内各藏书机构所藏杜集。况且很多图书馆和文化单位对查阅文献设置种种限制，收取高额费用，有的甚至根本不允许查阅。因此对一些稀见文献只能望洋兴叹、失之交臂了。其次，文献版本梳理起来也非常困难。需要纂录的杜集文献中有刻本，有抄本，有的见于别集，有的见于方志，出处不同，文字各异，因此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校勘订正。第三，有些文献的序跋文字颇为漫漶，甚至难以辨认。为校补这些漫漶讹误之处，需要多方访求别本，互相校补订正，庶成完璧。第四，许多杜集序跋系手写上版，多为行草，且异体、俗体字多，有些字虽经反复努力，仍难以辨识。第五，揣摩古人语气不易，点断之际，颇费斟酌。为了不致于贻误后学，编者在文献辑录整理的过程中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力图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献原貌，以期为学界提供可据之文本。然而限于个人的精力与学识，书中的舛谬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祈请海内方家不吝指正。